略论宋代湖州的商品经济

  [内容提要]两宋时期，湖州粮食产量迅猛增长，在此基础上，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商品有了长足的。商品流通的活跃、商业性市镇的勃兴，“重本”不“抑末”主张的提出，农产品通过草市、镇市等环节向城市集中，手产品通过商人向全国各地“辐射”。种种迹象表明，两宋湖州商品经济的发展确实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关键词]宋代；湖州；社会分工；商品经济；商业市镇
 
    
 
两宋时期，湖州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粮食迅猛增长，农业能够提供充足的剩余产品——商品粮，供给专门从事其他行业的生产者，这为专业化分工创造了前提和条件。随着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仅有、军事意义的军镇被陆续废除，州县城市不再只是行政中心、军事要地，而成为了一定范围内的经济中心。随着商业性市镇的勃兴，商品流通的活跃，农产品通过草市、镇市等环节向城市集中，手工业产品通过商人向全国各地“辐射”。种种迹象表明，两宋湖州商品经济的发展确实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一、社会分工细化
 
    由于可耕土地的彻底辟垦，水利的进一步兴修，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精耕细作式集约型农业的发展和北方粟、麦，南方“占城稻”的引进，宋代湖州成了闻名全国的稻米之乡、粮食基地。当时湖州最好的田，亩产达到五、六石，“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充分说明了当时湖州农业在全国的地位。随着粮食生产的增长，宋代湖州粮食的上市量超过了上代，粮食商品化程度有了提高，“湖、苏、秀三州号为产米去处，丰年大抵舟车四出”。①南宋都城临安北关有“湖州市”，为湖粮集散地。“湖州市”内米市桥、黑桥街区，米行鳞次栉比。临安城内外米铺，凭行头做价，从“湖州市”直接将食米运回出售，然后约定日期付款。“湖州市”成了临安食米供销的枢纽。
    宋代湖州粮食生产的增加，使农业能够提供充足的剩余产品——商品粮，供给专门从事其他行业的生产者，这为专业化分工创造了前提和条件。从宋代史籍中可知，“男耕女织”的家庭内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生产方式，农民植桑、养蚕、缫丝、织绢的连续性和自给性生产模式仍为普遍。但是其中亦不乏农业、手工业及家庭丝织业，在其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中从事专业化分工的记载。据嘉泰《吴兴志》载，当时，“本郡山乡以蚕桑为岁计，富家育蚕有致数百箔，兼工机织”，②并已出现“递年以蚕桑为业”③的桑蚕专业户。据陈旉的《农书》记载，当时湖州安吉人对桑蚕纺织技艺“皆能之”，“唯借蚕办生事。十口之家，养蚕十箔，每箔得茧一十二斤，每一斤取丝一两三分；每五两丝，织小绢一匹；每一匹绢，易米一石四斗。绢与米价，常相侔也，以此岁计衣食之给，极有准的。以一月之劳。贤于终岁勤动，且无旱干水溢之苦，岂不优裕也哉?”。《农书》脱稿于南宋初，可见安吉县这类桑蚕专业户，在北宋已很普遍。以陈旉所云略计，这些专业户每家“一月之劳”的生产能力，大体为31．2匹绢，其价值可购米四十三石六斗。从蚕——茧——丝——绢，农民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出售，并通过市场变换成货币，然后买粮完纳或购粮自给。在这样一个生产与交换的过程里，已具有了商品生产的成份。由于桑蚕丝织生产收益远远高于粮食种植，部分农业生产者在市场支配及利益驱动下，弃农从工、从商，逐步发展成为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所以当时部分蚕桑丝织生产户已经脱离农业，从事专业化的蚕桑丝织生产，作为独立的家庭丝织业已经商品化了。
    宋代湖州还出现了桑户、蚕户与蚕丝户的分离及蚕丝业与织作业的分工趋向。宋室南渡后，北方富家巨室寓居境内，其中不少专事养蚕。如蜀人高斯德寓居乌程县王村，每年靠买桑叶饲养春蚕。由于养蚕顿盛，桑叶提价数倍，刺激种桑，境内出现种桑大户。嘉泰《吴兴志》记载了当时湖州植桑业的兴旺景象：“今乡土所种，有青桑、白桑、黄藤桑、鸡桑。富家有种数十亩者(原字为：上厌下木)桑、山桑也，生于野”。④在桑户与蚕丝户分离的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蚕种户与蚕丝户分离的倾向。陈旉在《农书》中告诫“育蚕之法，须自摘种。若买种，鲜有得者”。可见当时购买蚕种育蚕已有一定的普遍性，而以育卖蚕种为业者，亦不乏其人。放弃育种工序，直接从市场上购买现成的蚕种，这是更加专门化的“丝户”，而专营蚕种者，则成为蚕户。宋代湖州蚕丝业与织作业的分工也已出现，丝的商品化程度很高，丝的市场异常繁荣，蚕丝户以此为产业换取其他生产生活资料，有些已与织作业分离。
尽管，宋代湖州卖桑户或许未尽放弃农田本业，卖蚕种户或许也兼营养蚕，卖蚕丝户仍然兼营织作，然这无妨桑蚕缫丝业分工发展的总趋势。宋代湖州，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经济细胞，已开始呈现分裂趋向。内部和彼此间有着不同分工的各种各样的专业户，已不再是或基本不再是为自身的直接消费而生产。他们产品的主要部分或绝大部分，都须迅速拿到市场上出售，以便及时购买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以维持生活和扩大再生产。因此这种生产已不同于原来的家庭副业生产，而成为了商品化的生产，这标志着湖州商品经济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
 
二、商品经济发展
 
    宋初湖州商业的发展水平总体上十分有限，商税额20万，但实际只能收到2万。⑤随着经济的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断扩大，北宋熙宁十年(1077)，湖州商税为3．9万多，已属于全国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南宋嘉泰年间，尽管商税率从宋初的“值百抽五”调减为“值百抽二”，但年税收收入达到20万之多，是北宋初的10倍。⑥
    宋室南渡后，州境为行都辅郡，境内城邑墟市、精庐相望，商品交换非常兴旺。丝、绸、绫、绢、桑叶、蚕种、蚕具及果品、蔬菜、蛋、鱼、肉等交易商品应有尽有。湖州为水乡泽国，城内商铺林立，子城内可通舟楫，“市鱼虾菱藕者集焉”⑦
    仅从制镜行业看，城内店铺就很多，从已收集的“湖州镜”铭文推知，当时湖州城内有石家(石×哥、石×郎、石×叔等16家)和李家、徐家、蒋家、陆家等制镜店铺。诸如“湖州祖业真石家炼铜镜”、“湖州真石三十郎家照子”、“炼铜照子每两六十文”、“无比炼铜每两一百文”、“湖州仪凤桥南酒楼相对石三真青铜照子”等铭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湖州铸镜业发达。当时各商铺店主为争取销路，竭力宣传自己的牌号和产品质量保证，这正是伴随着小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出现的商品意识和竞争意识。而在“湖州真正石家炼铜镜子”，“湖州仪凤桥石家真正一色青铜镜”，“湖州仪凤桥南酒楼相对石三真青铜照子”等铭文中特铭“真”或“真正”，充分说明仿冒名牌店铺和打假保品牌的商业竞争已经发生。
    宋代湖州商品流转已延伸到州府境外，湖州镜在全国各地广泛出土，反映了宋代商品流通和运销的情况。在杭嘉湖和宁绍平原、东海之滨、浙南山区的许多地方，都有湖州镜发现。远在广西、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广东、福建、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等也发现有湖州镜。这说明了湖州商品流通以及民营手工业产品在全国的辐射力。德清县某市镇李从之药铺，“庀徒数百人”，生意范围“自浙东西，至两淮二江数十州”，⑧临安北关的湖粮销售基地“湖州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商品流通的情况。湖州石家镜中有“石念二叔”铭文镜，而今见建康镜中有“建康府石家念二叔”铭文镜，有可能就是湖州“石念二叔”店在建康府设立的分店所铸造。
    与商业的繁盛相对应，宋代湖州已出现专职的商人。《夷坚志》载：“湖州人陈小八以商贩缣帛至温裕”。这说明商贩在丝织品交换流通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中介作用，在遵循价值的同时商贩从中获利，发家致富过上了温饱富裕的小康生活。“揽户”是一种特殊的中间商人，他们为无绢纳税的纳税人代购或代纳绢帛。据《宋会要稿》记载，绍兴三十年(1160)两浙转运司记述武康、乌程、归安、安吉、长兴、德清等县缴纳丁绢的情况时曾提到“揽纳之人”。《蒙斋集》对揽户“其受于税户也，则昂其价，其买诸机(织)户也，则损其值”的中间盘剥转手渔利作了揭露。“揽纳之人”虽不是意义的经纪人，但这种中间商的出现也是宋代湖州商品经济发展的特殊产物。
    与商品流通相适应，宋代湖州邸店遍布城乡，邸店多集存储与售卖于一身，既供商旅往宿，也有相应的存货、保管功能。当时专门化的仓储设施也已出现，乌墩镇的铺户，其存货榻坊就集中于数里之外的琏市，朝夕旋取以归。⑨
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流通量明显增加。除铜、铁钱外，南宋官府还大量发行纸币关子、会子和钞引，金银也作为半流通性货币使用。货币种类增多，进行货币买卖的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应运而生。南宋时，湖州城内已形成以货币和信用为业务对象的特殊行业——质库和钱钞交易铺。质库多由富豪之家开设，是带有高利贷性质的行业。《夷坚志》所载的，原为小贩的湖州城南市民许六“获利日给，稍有宽余，因出子本钱于里闾之急缺者，取息比他处稍多，家业渐进，遂有六郎之称”，正是反映了这种情形。三、商业市镇勃兴
 
    据《吴兴统记》记载，宋初湖州6县有管镇24个，到了景德初年(1004)，存下16个镇，至神宗时(1068—1085)，仅存乌墩、施渚、梅溪、四安、水口、新市等6个镇，比原来减少了18个。所余6个镇或脱胎演变于商业比较繁盛的军镇，或是在草市基础上而来。乌墩、四安、梅溪等镇原为军镇，因地处要通，商业比较发达，北宋时仍被保留下来，成为县治以下的市场建置。草市一般设在交通要道、驿站、渡口和其它商旅往来频繁的地方以及居民比较集中的所在，它起初是不定期、临时性的，随后逐渐定期开市，被称为集市或墟。水口是顾渚汇人太湖的出口，在唐代中期以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原。至唐代后期由于到顾渚采办贡茶和买卖茶叶的船只都停泊在这里，于是就形成了有酒楼茶肆的固定草市。水口镇即是从水口草市发展而来的镇。
    宋室南渡后，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草市，其中一些升格为市镇。如菱湖，“宋南渡后，兴市廛、治桥梁，渐即稠密”。⑩时水产尤多，商贾四集，有水市还有夜市；千金，宋代设墟，有市廛数十家；双林，宋初设有东林镇，景德年间(1004—1007)为湖州16个镇之一，后逐渐衰落，宋室南渡后，聚商于此，故又称商林；南浔，在南宋之前只不过是一个村落，由于地处平江、嘉兴等州的水陆交通要道，桑蚕业发达，且又为接待忏院和南林禅寺所在地，宗教活动的频繁，丝织业的兴盛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南宋时南浔因“耕桑之富，甲于浙右”已为“商旅所聚”、“行商坐贾”会萃之所，理宗淳祐十年(1250)年建镇。
    “商税额”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镇的商业繁华程度。熙宁十年(1077)，新市、四安、施渚、乌墩镇的税额分别为1770贯、1963余贯、2781余贯和2100贯。到南宋中期新市镇为6372贯、四安镇为10800贯、施渚镇为5285贯，分别为熙宁十年的3．6倍、5．5倍和1．9倍。乌墩镇在绍兴三十一年(1181年)前后一度达到42000余贯，为熙宁十年(1077)的20倍，此后虽有所减少，但仍保持在3万贯以上，⑾嘉泰年间为24000贯。镇在发展、商品交换和税收中，都据有重要地位。镇的商税额虽低于州治，却都超过了一般县级城市。南宋初新市镇税额为5721贯，而德清县则为5238贯；⑿四安、新市和施渚镇，到南宋中期，分别达到同州武康县城税额的2．2倍、1．3倍和1．1倍。市镇商税额的快速增长，固然有南宋政府加强商税的征收和管理，以及发行纸币所引发的通货膨胀等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商业规模扩大和商品生产与流通空前活跃的结果。事实上，有宋一代，商税率总体上一直呈下降趋势，其平均税率由北宋时的5％左右降至南宋中期的2％左右。⒀因此，在商税额急剧增长的背后，市镇商业规模的实际增幅更为惊人。
    市镇的发展带来了城市管理和市井文化的新格局。在社会管理方面，由政府委派专职的监镇官，负责维持日常的社会秩序，兼掌商税、酒税的征收。而且随着镇市规模的扩大和社会的日趋复杂，监镇官的级别不断提高，管理权限不断扩大。不少市镇的监镇官由原低级文武官的“选人”上升为级别较高的京朝官。乌墩镇监官兼管兵事，四安镇监官兼管酒业和邻近广德军盘运盐事。与此同时，镇市居民也从乡村户籍中分离出来，正式列入城市坊郭户体系，并采用相应的役法。如嘉定二年(1209年)前，四安、新市等镇都已实行坊郭役法，乌墩镇居民要求享受与四安等镇同样的待遇，经多次申诉，终获批准。⒁
    从文化娱乐方面来看，市镇已有众多文化设施和丰富的娱乐活动。“瓦子”，即综合性文娱场所。据《乌青记》记载，宋代乌墩镇内有相当规模的“瓦子”。北瓦子巷，系“妓馆、戏剧上紧之处”；波斯港南瓦子，“有八仙店，技艺优于他处”，“楼八间，周遭栏楣，夜点红纱栀子灯，鼓乐歌笑至三更乃罢”；善利桥西南太平楼，“为楼二十余所，可循环走，中构台，百技斗于上”。⒂里边的娱乐场所往往与酒肆、茶楼、妓馆结合于一体，经营活动通晓达旦。⒃
在市政建设方面看，市镇也逐渐形成了类似州县城市的市区与郊区格局。如乌墩镇“市逵纵横”、“民物蕃阜，塔庙、桥道、宅地、园池甲他镇戍”；⒄南浔镇“市井繁阜”，分为7巷；⒅新市镇“井邑之盛，赋人之多，县道所不及”。⒆从镇市的地理分布状况来看，除临安附近的“湖州市”外，全都位于距离州县城市几十里远的乡村腹地，如乌墩、四安、和平、水口、施诸、梅溪和南浔镇，分别位于所属县城的东南90里、西南70里、南50里、西南60里、东北30里和东72里。这从一个侧面表明，镇市已不再是城市市场的附属和补充，而是相对独立的中心市场。它们一方面将周边地区的草市结合起来，形成一定范围内农村市场微循环网，另一方面又与州县城市市场结合，充当了连结城乡市场的纽带。
 
四、余    论
 
    宋代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冲击着社会思想领域，促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发生了性的改变。“重农轻商”、“重本抑末”的正统观念受到了挑战。“本”是指农业，“末”指工商业，“重本抑末”于战国时被确立后，即被统治者用作基本国策并使之制度化，真可谓根深蒂固。直到宋代以前基本上没有人敢对此提出质疑。到了北宋中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观念有了明显转变，强调“重本”的同时并不赞成“抑末”的主张已经较为普遍。
    最早提出这种主张的是乌程人陈舜俞。陈舜俞(?—1076)字令举，乌程人，隐居秀州白牛村，自号“白牛居士”。庆历六年(1046)进士，历官都员外郎。与苏轼、司马光等友好，为苏轼湖州六客会之一。陈舜俞的思想是保守的，其经济论述主要是关于农业问题。然而他在《说工》、《说商》等文章中阐述了“不为其末不可以养本”的论点。他在《说工》篇中指出：“工者，天下之末作也。不为其末不可以养本，不制其末本亦从而害矣。”⒇像这样认识“本”与“末”关系的，之前还真不曾见过。以前的思想家更多的是主张通过“抑末”来实现“重本”，把“本”、“末”对立起来，或者强调“本”与“末”皆利，不应有偏重。而陈舜俞却认为“不为其末不可以养本”。他认为“本”“末”是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二者的关系应当协调好。日用品的生产是必需的，但过分的奢侈则会害“本”。因此他主张“使人人以约易侈，以质易文”，达到“民富而农劝”的目的。
    宋代湖州商品经济的发展确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但仍不宜估计过高。第一，就全局而论，农业与手结合的家庭生产方式仍大量存在。南宋初王炎曾分析湖州境内的制甲工匠，认为：“士农工商，虽各有业，然锻炼工匠，未必不耕种水田；纵不耕种水田，春月必务蚕桑，必种园圃”。[21]既使在丝织业生产过程中，尽管已有植桑、养蚕、缫丝、织绢各个环节的专业化生产的记载，但自饲蚕、自收茧、自缫丝、自织绢的自给自足的家庭丝织业仍占丝织业生产的主导地位。
    第二，在宋代的各种赋税中，货币税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尤其是到南宋时期，更是如此。时人曾感叹地说：“今民之输官与其所以自养者，悉以钱为重，折帛以钱，茶盐以钱，刍豆以钱……酒醋之卖于官，非钱不售；百物之征于官，非钱不行；坊场河渡之买扑，门关务库之商税，无一不以钱得之。”[22]湖州自唐中后期开始一直是赋税最为繁重的地区之一，其货币税的征收额也相当大。如庆元间(1195—1200)，武康县每年仅夏税役钱就为41895贯。[23]开禧年间(1205—1207)德清县税绢有丁、产、和买三等，其中产绢5779匹，折纳钱16703贯810文，买绢4650匹折纳钱8320文。[24]为了完纳赋税，广大农民不得不将更多的产品投放市场，卖者交纳赋税的目的往往大于获取商业利润的目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村市场的畸型繁荣。
第三，宋政府强迫不产绢帛的地区缴纳绢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商品流通的畸型繁荣。《乞免秀州和买绢》载：“苏秀两州乡村，目前例种水田，不栽桑柘，每年人户输纳夏税物帛为无所产，多数行贩之人预于起纳日前，先往出产处杭湖乡庄，贱价僦揽百姓合纳税物，抬价货卖，人户要趁限了纳，耗费甚多，宫中又不得堪好物帛。”[25]绍兴三十年(1160)两浙转运司记述武康、乌程、归安、安吉、长兴、德清等县缴纳丁绢的情况时也曾提到“揽纳之人”。这些材料表明：一方面不产丝织品的农民为应付赋税而购买丝织品，故深受“揽户”之害；另一方面这一政策客观上也促进了商品性丝织生产的发展。不过这种商品经济毕竟不是完全由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调控的，种种人为的因素决定了它还不是发育健全的成熟的商品经济。
 
注释：
①王炎《双溪类稿》卷21《上赵丞相》。
②嘉泰《吴兴志》卷20《物产》。
③《夷坚丙志》卷15《朱氏蚕异》。
④嘉泰《吴兴志》卷20《物产》。
⑤嘉泰《吴兴志》卷8《公廨》。
⑥嘉泰《吴兴志》卷8《公廨》。
⑦嘉泰《吴兴志》卷2《城池》。
⑧孙觌《鸿庆居士文集》卷39《李之从墓志铭》。
⑨《宋会要·食货》18之31。
⑩同治《湖州府志》卷22《舆地略·村镇》。
⑾《宋会要·食货》，18之30。
⑿嘉靖《德清县志》卷之3《食货考·赋贡》。
⒀嘉泰《吴兴志》卷8《公廨》。
⒁董世宁：《乌青镇志》卷12《蓍述志》。
⒂⒃乾隆《乌青镇志》卷4《古迹》引宋沈平：《乌青记》。
⒄《乌青》卷1《疆域》。
⒅同治《南浔镇志》卷25《碑刻》。
⒆薛季宜：《语集》。
⒇《都官集》卷7。
[21]《双溪文集》卷11《上宰执》。
[22]《宋会要·食货》66之15。
[23]道光《武康县志》卷6《地域志六·户口田赋》。
[24]嘉靖《德清县志》卷之3《食货考·赋贡》。
[25]《北山小集》卷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