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粮商的粮食投机

【标题】Grain Merchant’s Speculation in the Song Dynasty 
  
 
【内容提要】宋代商人在发挥调剂余缺功能的同时，还存在严重的投机行为。宋代粮商的投机行为，多见于三个领域：一是向官府贩粜军需粮草过程中，利用各种非法手段，诈取官府钱物；二是在城市粮食贸易中投机取巧，从城市居民和城郊农民身上攫取暴利；三是乡村中的地主家庭，趁粮食短缺之机，残酷地压榨农民。这些投机活动，既暴露了宋代粮商惟利是图、为富不仁的丑恶嘴脸，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古代商人的投机性。 
 
【英文摘要】The merchants seized　every　chance　to　gain　advantage　bytrickery,as well as functioned　as　the　regulator　of　marketsupplies in the　Song　Dynasty.　 Grain　merchants　speculatedmainly in three ways. The first was getting money by fraud　inthe process of selling army provisions to the government.　Thesecond was taking advantage from　the　citizens　and　peasantsliving in the outskirts. The　third　was　that　the　landlordsexploited peasants by taking advantage of grain shortage.　Allthese　activities　exposed　the　grain　merchants’　natuve　ofprofits　before-everything and being-wealthy- but- unmerciful,and showed the anicent merchants’characteristic of speculation. 

【关 键 词】宋代/粮商/粮食投机
Song Dynasty/merchant grain/grain speculation 
 
    
        宋代商品固然获得前所未有的，但毕竟处于封建社会的中期。在商品交换和流通领域，不等价交换极为普遍，奸商贪贾到处都有。与其他各种商贾相比，宋代粮商的投机性最厉害。南宋李之彦在《东谷所见》一书“谋利”条中讲：
    最是不仁之甚者，粜籴一节。聚钱运本，乘粒米狼戾之时，贱价以籴。翘首企足，俟青黄不接之时，贵价以粜。其籴也，多方折挫以取赢；其粜也，杂糠秕而亏斗斛。天生百谷，以存活一世，而谋利之徒，不欲其丰而幸其歉，不喜其饱而愿其饥。
李之彦将他们称为“最是不仁之甚者”；有的官员将其特别恶劣者定为“不义户”（注：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谯殿撰墓志铭》。），都不是偶然的。所以，对宋代投机商的典型代表——粮商的投机性进行一番剖析，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观察宋代商人的真实面目。
 
一　向官府贩粜军需粮草中的投机行为
 
    诚然，宋代官府在市籴军需粮草过程中，存在强迫摊派、不支钱、少付款等问题，对一般民户危害很大。学者们对此论述比较多。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粜卖者不乏奸诈之徒，不正当手段也很多。
    早在宋太宗端拱二年（989）九月， 允许商旅向京师官仓入中粮食的诏令中规定：“所有食禄之家并形势人，并不得入中斛斗、及与人请求折纳。违者，许人陈告，主吏处死，本官除名贬配。仍委御史台科察。其所中斛斗，不许（计）多少，并支与告事人充赏。主吏自能陈告，并免罪，亦依告事人例施行。其监纳朝臣、使臣，不得受人嘱托纳中斛斗，违者并除名贬配。”（注：《宋会要辑稿》食货62之3。 ）“食禄之家并形势人”，属于宋代的官僚地主家庭，有权有势。这道诏令禁止他们入中粮食，规定可谓十分严密。至于禁止的原因，诏令并未明说，当时人肯定是非常清楚的，即在此前的入中过程中，这批人凭借权势，损公肥私。禁令颁布后，官吏家庭可以假手他人，很难查处。更何况，在京师之外的其它地区入中，后来虽然也有部分限制，但范围不大。这样，官僚地主家庭公开或暗中入中粮草，并无大碍。此类禁令，只不过证明这批人不正当行为太突出罢了。
    粮商向官府贩运粮草中的投机活动，主要有四种手段和方式。
    1　囤积居奇，牟取暴利　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十月， 权三司使公事范雍说：“天下和籴和买夏秋粮草，虽逐处开场，多被经贩行人小估价例，外面添钱收买。候过时，乘官中急市，即添价却将籴买者中卖。”（注：《宋会要辑稿》食货39之10；《通考》卷21。）原来，宋朝官府向民间收买物品时，实行“时估”制度，每旬由官府召集当地行会商人共同评议决定收购价格。（注：参见魏天安：《宋代的科配和时估》，《河南师大学报》1982年第2期。）置场收购粮草， 也是如此。官府收购价，有时高于市价。但有的时候，粮食“经贩行人小估价例”，却不是为官府着想，节省收购资金，而是设计多赚官钱。官府籴场定价低，绝大多数贩运者当然不会卖给他们。而另一部分资本雄厚的粮商却在外面加价截留，收籴囤积。等到官府籴场完不成收购任务，无法向上级交差时，必然会加价收籴。奸商趁机将囤积之粮抛出，坐取暴利。粮商这种奸诈手段，也用于官府收购常平仓米。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在奏札中揭露得更加清楚：
    又有官吏不察知在市斛斗实价，只信凭行人与蓄积之家通同作弊。当收成之初，农夫要钱急粜之时，故意小估价例，令官中收籴不得，尽入蓄积之家。直至过时，蓄积之家仓廪盈满，方始顿添价例，中籴入官。是以农夫粜谷止得贱价，官中籴谷常用贵价，厚利皆归蓄积之家。（注：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54，《乞趁时收籴常平斛斗白札子》。）
    实际上，籴场官吏查清当地市价本非难事，不过投足之劳。他们之所以会“不察知在市斛斗实价，只信凭行人”，恐怕是官商串通一气的结果。南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正月，户部尚书曾怀等人说：
    访闻从来委官置场和籴米斛，多是被牙侩、公吏与中卖之人通同作弊，比之市直高抬价例，赢落官钱。所委官恬不省察。（注：《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49，41之6。）
    十分明显，这种抬高官价、损公肥商现象，是官商勾结的结果，是人为造就的，北宋与南宋都存在。
    同时，灾害和军事形势所造成的供求关系紧迫，也为粮商邀取厚利提供了很多可乘之机。庆历四年（1044）欧阳修上奏中说：“（在河北）每年客人虽有斛斗，不肯便行入中。须待体探年岁丰俭、及伺候官中价例高低，常至三四月间，方始猛来入中。”（注：《欧阳修全集·河北奉使奏草》卷上，《乞展便籴斛斗限》。）元丰二年（1079）三月，提举河北籴便粮草王子渊说：“籴缘边军储，皆商人入中。岁小不登，必邀厚价。”（注：《长编》卷297，元丰二年三月丁丑。 ）宋神宗时宋军新开拓的熙河路，地理偏远，粮草供应非常困难。“置场和籴，则猾民得以乘时要价以困公上”，“常患客旅邀价”（注：《长编》卷270，卷383。）。宋徽宗时，陕西“西边拓地，增筑州军城寨，添屯军马，急于年计，添价籴买。兼并巨商蓄谷待价”（注：《历代名臣奏议》卷270，《李复论钱钞法疏》。）。
    农民难于储藏和官府粮款不能及时拨下，也为奸商囤积居奇创造了条件。元丰七年七月陕西转运使说：“延州秋稼丰稔，民户不能蓄积以待价，必为射利之人乘时贱取，闭籴以待官场之急。”（注：《长编》卷347，元丰七年七月丙寅。 ）宋代农民丰收后急于粜粮换钱是普遍现象，因此，延州的情形是带有普遍性的。另据陈师道记述：“先君在冀州，主和籴。商车合而钱竭，故常闭籴。居者操其权，贱售而须厚价。由是商者不行，官费数倍。”（注：陈师道：《后山居士集》卷19，《先君行状》。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北图宋刻本。）可知外地粮商贩运粮食到籴场后，如遇官府收购款用尽，则进退两难。本地粮商却压价收购，等待籴场价高时抛售。客商吃亏，官费数倍，本地奸商坐收暴利。
    2　掺杂使假，诈骗官钱　宋仁宗天圣元年九月， “诏诸路籴场以滥恶高估入官，许人陈告，百石者全给，百石以上予半，余皆没官”（注：《长编》卷101，天圣元年九月丁亥。）。由此反映出， 在此之前的收籴中质次价高问题已相当严重。此后直到南宋时期，仍是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天圣三年范雍说：粮商不仅设计操纵籴场粮价，高价“中卖”，并且“多方拌和均减，致粮草怯弱，又枉费官钱不少”（注：《宋会要辑稿》食货39之10。）。天圣五年正月，“上封者言：体量得河北诸州军每年和籴便籴斛斗万数不少，官中估价不低，从来被诸色行人等将米粟两色入糠及ｂǐ＠②谷，用温水拌和。入中在仓敖，及一二年间，便有陈次黑弱”（注：《宋会要辑稿》食货39之13。）。奸商夹杂掺假活动能够屡屡得逞，“监官因循信容专斗及诸色人作弊”（注：《宋会要辑稿》食货39之11。），一个重要原因是大肆行贿。熙宁七年（1073）三月，权三司使曾布、判司农寺吕惠卿说：“臣等出使河北，看详边储，仰给便籴，自来措置无术，胥吏专斗，厚取贿赂。”（注：《长编》卷251，熙宁七年三月乙卯。）更加重要的原因在于， 籴场官吏自己就是奸商，与民间商人沆瀣一气，公开地或隐蔽地大做投机生意。天圣七年二月六日，臣僚上言：
    诸州军逐年夏秋例各置场和籴入中诸般粮草，准备军须。其中亦有所定物价高大，所入粮草位弱。察其弊源，盖逐处官员自将收获职田及有月俸余剩、或籴买粗弱斛斗中籴，是以互相容隐。不惟亏损官钱，兼且仓库守支易为损恶。以至军人请得陈次口食，或形嗟怨之语。乞严止绝。如今后尚敢辄将职田、月俸及粗弱粮草假立他人姓名中纳入官者，许诸色人告。（注：《宋会要辑稿》食货39之15。）
    后来的情况更加严重。据宋徽宗时的一道诏令中说：
    陕西籴买帅司及州县城寨等处官吏，如敢缘籴事循私意，公受请托，乞取钱物；僭换变转，故损籴价；诡名借本，停塌入官；强籴搅拌，低估赢略，计会中纳，放债克除。若抑勒军兵，贱买交旁；复用转敖，搭带大量；不上亦（赤）历，诈作客人中官，及在任者冒法入纳，并以监守自盗论。挟私邀阻，鼓惑扇摇者，以违制论。（注：《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8。）
    可见，官吏本身就是最大的投机商。他们循私舞弊，花样繁多，手段极其卑鄙。南宋时期，故态依然。从淳熙六年正月户部尚书曾怀等人的奏言看，由于“牙侩、公吏与中卖之人通用作弊”，不仅“高抬价例赢落官钱”，而且“或籴湿恶米斛，不耐久贮，因而腐烂，失陷官物”（注：《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49。）。这些丑恶行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代之腐败和官吏之卑污。
    3　钻政策空子，高价出卖　宋朝政府收购军需粮草， 主要用钱与物支付价钱，此外还有官告、度牒等。实物主要是茶、盐、布帛、矾、香药、象牙等。宋朝政府支付价钱，有时专用现钱，有时专用实物，有时钱物搭配兼用。一般说来，用现钱支付，一目了然，买卖双方都比较容易看清价格高低，也有利于中小商人入中粮草。专用实物或钱物搭配，买卖双方都不易确切掌握价格高低，官府的“加抬”、“加饶”、“虚估”往往偏高；中小商人资本有限，很难去远处支取茶盐等物进行长途贩运，只好将支取凭证卖掉，或者不再直接向官府入中；官府籴场开出的凭证过多，远远超过实物拥有量，凭证也不易出卖，中小商人更难以直接入中粮草了。由于宋朝政府的政策存在许多漏洞，对中小商人不利，豪商巨贾却有机可乘，大获厚利。据宋人记载：
    自西北宿兵既多，馈饷不足，因募商人入中刍粟，度地里远近，增其虚估，给券，以茶偿之。后又益以东南缗钱、香药、象齿，谓之三税。而塞下急于兵食，欲广储峙，不受虚估，入中者以虚钱得实利，入况趋焉……而入中者非尽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於售钱，得券则转鬻於茶商或京师坐贾号交引铺者，获利无几。茶商及交引铺，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贸易，以射厚利，由是虚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贾，券之滞积，虽二三年茶不足以偿，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趋，边备日蹙，茶法大坏。景德中，丁谓为三司使，尝计其得失，以为边籴才及五十万，而东南三百六十余万茶利尽归商贾，当时以为至论。厥后虽屡变以救之，然不能无弊。（注：《长篇》卷100，天圣元年正月壬午。）
    庆历八年，河北路“沿边始废见钱入中，而以茶、盐、香药、见钱作四税；近里州郡，即依康定二年敕作三税。由是便籴州军积滞文钞至多，商贾不行，又为富室贱价收蓄，转取厚利，以至谷价增贵，米斗七百，甚至千钱”（注：韩琦：《安阳集·家传》卷4。）。 熙宁四年二月，王安石对宋神宗、文彦博、吴充说：
    茶法本亦不善，须挟见钱、香药等乃能售。盖见钱、香药等已足办边籴，而茶乃更为贾人之累，以此小贾不能入中，惟大贾能之；惟大贾始能，则边籴之权制於大贾，此所以籴价常高，而官重费也。（注：《长编》卷220，熙宁四年二月戊辰。）
    大商人操纵边籴之权，掠取高价，主要是宋朝政策造成的。这种情况，北宋、南宋都有，北宋时期最为严重。
    4　利用承包之机，中饱私囊　宋朝政府收购军需粮草， 有时采用委托民间商人承包的方式，预贷粮款，由他们代理收购。像北宋时种世衡在陕北青涧城、熙河路的“结籴”、南宋张景荣兄弟为总领所收籴粮食等，都属于这种承包方式。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弊病之一，是有关的官吏“或与射利之民相为表里，贷以公帑，使营私利。取贵价于官，而以贱价籴之于民。专收其赢，利不及众”（注：《系年要录》卷100， 绍兴六年四月丙辰。）。当以官告、度牒等折价收购粮草时，也存在如下弊端：州县官员“容纵合干人并揽纳人于劝籴人户处乞取、辄受请托，入中伪揽（烂）湿恶不堪米斛”（注：《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16。）。
有得者必有失者。宋朝政府长期投入巨额钱物收购军需粮草，粮商从中得到厚利是确凿无疑的。然而从上面的考察来看，并不是所有粮商都得利丰厚。得利丰厚者主要是那些官吏家庭及与之勾结的大粮商，一般粮商获利较少。能否获得暴利，往往取决于能否大搞粮食投机。而能否大搞粮食投机，又往往取决于宋朝政策是否有疏漏和官商是否串通一气。

二　城市粮食贸易中的投机商
 
    军需粮草的收购供应，是国家大事，粮商的投机行为尚且如此严重，那么，在一般的城市粮食贸易中，针对普通城市居民和农民的粮食投机，就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城市的粮食投机者，主要是米铺户、长途贩运商（包括地主）、米牙人。受害者主要是城市普通居民和城郊农民。
    每当城市粮食短缺时，米铺户肯定趁机涨价。如宋宁宗时，湖北干旱，据知汉阳军的黄干说：“本军城下并汉口共三千家，除能自食者约千家，尚有二千家皆是贫乏籴食之人。米铺户乘此贵粜，日增米价，以困贫民。”（注：《勉斋集》卷30，《申京湖制置司辨汉阳军籴米事》。）在正常年景，这些人也惯于耍枰杆以取不义之财。例如，“衢州江山县峡口市山下祝大郎，富而不仁，其用斛斗权衡，巨细不一。”（注：《夷坚志补》卷7，《祝家潭》。 ）平江府常熟县直塘镇“仓廪帑库所贮钱米万计”的张五三，不仅诈骗外地粮商钱财，而且“常所用斗，大小各不同，凡十有三等”（注：《夷坚志补》卷7，《直塘风暴》。 ）。那些贪鄙之僧，也谙于此道。饶州城“沙棠庵一僧，正据案间阅算簿书，雷挟下而诛之，腰断为二，背上朱刻痕如小斗者十数。此庵素富，度僧七八员，一意牟利。所震者尤贪，专用升斗为轻重，大入小出，故婴天诛”（注：《夷坚志补》卷25，《鄱阳雷震》。）。城镇坐贾乘米缺之际公开涨价，大斗入小斗出则是变相地暗中涨价。还有一种办法是垄断城市市场，大肆涨价。江宁（建康）府的粮商即是如此。早在北宋仁宗时，知江宁府王随就说过：“民所以饥者，由兼并闭籴以邀高价耳。”（注：《长编》卷101。《宋史》卷311，《王随传》。）南宋时，该城居民大增，粮商垄断以图暴利的情况更厉害：“垄断之民每岁乘时闭籴要利。”（注：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23，岳珂语。）这种情形，决不是古都金陵一城独有，当为大中城市之常态。他们要寻找的机会，首先就是灾荒之年。宋哲宗时苏轼上奏札中说：“臣顷在黄州，亲见累岁谷熟，农夫连车载米入市，不了盐酪之费；所蓄之家，日夜祷祠，愿逢饥荒。”（注：《苏东坡全集·奏议集》卷12，《乞免五谷力胜税钱札子》。《长编》卷482作“日夜祝词”。 ）饥荒年份不仅能把贱价收积之粮高价抛售，而且还能干其它投机活动。宋神宗熙宁六年秋至次年春，全国普遍干旱，不少河北逃荒贫民拥入京城开封，宋政府多次下令开仓赈粜。四月乙亥，“又诏三司以上等粳米每石为钱一千，于乾明寺米场听民赊请，中等粳米每斗为钱八十五文，零粜与贫民。无与停贩之家，立许人告捕法”（注：《长编》卷251、252。）。三月份，开封市场米价为每斗一百五十文，此时官场赈粜上等粳米每斗只有百文，并且是赊粜，可以延期付款。此前官府赈粜之价也是非常优惠的。诏令中严禁赊粜给“停贩之家”，反映出以前低价赈粜之米有些落入粮商之手。宋哲宗时，仍有官员揭露说，两浙灾伤州县赈粜之米，“多为贩夫、公吏相结冒籴”（注：《长编》卷464，元祐六年八月乙卯。 ）。连赈粜之米都不放过，粮商们的投机倒把活动可谓无孔不入、丑态毕露了。
    从外地向城市贩运粮食的长途贩运商和地主，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投机的机会。其常见手段有二。一是在粮食中掺杂使假。宋宁宗“庆元三年六月二十二日晚，饶（州）城大雷震。城下一客舟载米三百石，客子贪恶无状，皆以水拌湿，仍杂糠壳夹和，将载往下江取厚息”（注：《夷坚志补》卷25，《鄱阳雷震》。）。在灾荒年份，官府于县城置场组织赈粜时，“上户却将湿恶粗糙米谷赴场出粜，有误民间食用”（注：《晦庵别集》卷7，《措置行下各场关防上户用湿恶糙米》。）。 二是价低时不来不粜，俟有机会赶来高价出粜。开宝五年（972）七月， 陈从信对赵光义说：“今（开封）市中米贵，官乃定价斗钱七十，商贾闻之，以其不获利，无敢载至京师者。虽富人储物，亦隐匿不粜，是以米益贵，而贫民将忧其馁殍也。”（注：《长编》卷13，开宝五年七月甲申。）熙宁十年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