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之际河西走廊经济主体的演变

   《汉书·地理志》在谈到河西时说：“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看来终西汉之世，畜牧业还是河西社会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唐朝时就不同了，《资治通鉴》卷216说：“自(长安)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说陇右河西走廊是唐天宝年间天下最富庶的地方，恐怕需要商榷；说比过去富裕，人烟稠密，农桑已成为其社会经济中的主体，且较发达，应该是事实。如此巨变固然是唐前期在陇右河西采取一系列措施的结果，也是漫长的历史演进的结果。
    河西走廊的初步开发，应归功于汉武帝为断匈奴右臂，设置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四郡，与之相应的是徙民实边和大力开展军垦民屯。全盛时这里有户六万余，一度相当繁荣。不过，两汉之际马援在这里“因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①，充其量也还是农牧参半。而贾思勰竟不留余地说“马援以牧养发迹”②。“羌祸”一起，河西大受影响，人户下降到西汉鼎盛时期的三分之二。汉末战乱，河西同样惨遭破坏，极目凄凉，乃至敦煌二十余年不见太守。河西走廊的再度崛起，并且转向以农业为主体，应是魏晋之际。这与先进农耕技术的传入和人口的增加密切相关。
先进农耕技术的传入大都集中在曹魏时期，其中仓慈、徐邈、苏则和皇甫隆等人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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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后汉书》卷24《马援列传》。
    ②  《齐民要术》卷6《养牛、马、驴、骡》。
    
    《三国志·魏书·仓慈传》载：“太和中，迁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丧乱隔绝，旷无太守二十岁，大姓雄张，遂以为俗……慈到，抑挫权右，抚循贫羸，甚得其理。旧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土；慈皆随口割赋，稍稍使毕其本直……又常日西域杂胡欲来贡献，而诸豪族多逆断绝；既与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劳之。欲诣洛者，为封过所，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与其交市，使吏民护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称其德惠。”看来仓慈出守敦煌后，其首要措施是贯彻曹操的重豪强兼并之法，维持社会的稳定，确保中外贸易的正常进行。中间涉及农业生产，但语焉不详，只是说“随口割赋，稍稍使毕其本直”而已。不过社会的安定，毕竟有利于社会经济恢复，也为徐邈在凉州农业生产奠定了一些基础。
    同书《徐邈传》载：“明帝以凉州绝远，南接蜀寇，以邈为凉州刺史，使持节领护羌校尉……河右少雨，常苦乏谷，邈上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又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风化大行，百姓归心焉。”看来，他在河西走廊搞了不少农田水利工程，这无疑对农业生产十分有利。
苏则在曹操后期出守金城，后又加护羌校尉，有权节制河西走廊。史称：“是时丧乱之后，吏民流散饥穷，户口损耗，则抚循之甚谨，外招怀羌、胡，得其牛羊，以养贫老。与民分粮而食，旬月之间，流民皆归，得数千家……亲自教民耕种，其岁大丰收，由是归附者日多。”①苏则是关中人，两汉关中农业生产水平人所共知，既然亲自教民耕种，并获得大丰收，必然有农业生产技术的传播在内，不过史籍记载太笼统，具体情况不得而知，较为详尽具体的是同书《仓慈传》注引《魏略》中有关皇甫隆的记载：“初，敦煌不甚晓田，常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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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三国志·魏书》卷16《苏则传》
 
滀水，使极濡洽，然后乃耕。又不晓作耧犁、用水及种，人牛功力既费，而收谷更少。隆到，教作耧犁，又教衍灌，岁终率计，其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又敦煌俗：妇人作裙，挛缩如羊肠，用布一匹。隆又禁改之，所省复不訾。故敦煌人以为隆刚断严毅不及于慈，至于勤恪爱惠，为下兴利，可以亚之。”看来，皇甫隆为敦煌太守时，既传进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又带来了合理灌溉、播种、平整土地等类的先进技术和知识。效果十分理想，节省了大量人力和畜力，增加了50％的产量。《晋书·食货志》对此评价更高，说经此以后，居然达到了“西方以丰”的地步。
    由上可知，曹魏时期，农田水利和先进农耕技术的传播已涉及到河西五郡中的金城、武威、酒泉和敦煌四郡，只有夹在武威和酒泉间的张掖在史料中没有出现。其实当两头都有变化之际，张掖原地踏步的可能性也不会太大。不过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下，特别是小农经济居支配地位的条件下，虽然先进生产技术和知识的传人，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但要改变一个地区的面貌，还有待于劳动人手的增加。就此而言，晋末的腐朽统治和随之而来的战乱，恰恰为河西走廊带来了机遇。
    西晋后期，天下大乱之象已现，秦、雍一带有识之士大都认为凉州地处边陲，是躲避战乱的桃源之地：“天下方乱，避难之国惟凉土耳”。建立前凉的张轨正是出于这个动机，在永宁元年(301年)求出为凉州刺史的。其时，“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张轨为此“分武威置武兴郡以居之”①。《晋书·地理志》也说：“永宁中，张轨为凉州刺史，镇武威，上表请合秦、雍流移人于姑臧西北，置武兴郡。”这里证实了两点。其一，流入凉州的大都是关陇地区的人民。其二，八王之乱期间，流入者已为数不少。永嘉之乱爆发，长安流行这样一首歌谣：“秦中川，血没腕，惟有凉州倚柱观。”这是说在中原血流漂杵之际，凉州还是一个相对安定的所在。可以想见，此时此刻，流入凉州的汉族人民，会比以前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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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晋书》卷86《张轨传》。本支目引文，凡不注明出处者，皆出该卷。
 
今天，不知道前凉全盛时期有多少人户，更难以知道战乱中有多少人流入凉州。但有关前凉的兵力，可供我们对其人户进行十分粗略的估算。永和十二年(356年)，前秦派遣使者胁迫前凉归降，前凉执政张瓘断然拒绝，除了地理可恃的理由外，更关键的是他拥有“带甲十万”①。张瓘并非信口狂言。因为史称前凉“士马强盛”，早在永嘉之乱后期，张轨便欲发兵七万勤王②。石虎死后，张重华又上表东晋，欲发兵七万收复秦雍。勤王兵力七万，守土戍卫者当不能太少，总兵力没有十万左右是不能如此的。太元元年(376年)，前秦大兵压境，前凉统治主张天锡倾力而御，《资治通鉴》卷104载其兵力配备是：龙骧将军马建二万，征东将军掌据三万，张天锡自统五万。《晋书·苻坚载记》载其兵力配备是：掌据三万，张天锡自统三万，司兵赵充哲为前锋，掌兵五万，马建提前而动，也有一支军队，人数不详。两书兵力总数有差距，但都不低于十万。由此可见，从张轨到张天锡，前凉的兵力基本上保持在十万以上。我们知道，蜀汉灭亡时，“领户二十八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③。这十万余兵力，在刘禅时已弄得民皆菜色，前凉却始终没有此类状况。可见，前凉全盛时，其拥有的人户大概不会少于蜀汉。退一步讲，即便户出一兵，前凉的人户也应在十万以上，这种状况，对于游牧民族可能算不了什么，对于农业民族，短期可以，维持几十年决不可能。这么多人户大部分应集中在河西走廊，对河四走廊而言，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而下述情况也可证实河西的人口此时确实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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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晋书》卷112《苻生载记》。
  　②  《晋书·张轨传》和《资治通鉴》卷88所述一致。
  　③  《三国志·蜀书》卷3《后主禅传》注引《蜀记》。
 
    苻坚后期，吕光受命西征，统有兵力七万余。胜利返回时，前秦已经土崩瓦解，这七万余兵士也就只好留置河西走廊。他们一直是后凉维护统治的主力，没有二十万左右的民户，是难以维恃这支军队的。《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载：“初，苻坚建元(365—385年)之末，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徙七千余户。郭黁之寇武威，武威、张掖已东人西奔敦煌、晋昌(今甘肃安西东南)者数千户。及玄盛东迁，皆徙之于酒泉，分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中州人五千户置广夏郡，余万三千户分置武威、武兴、张掖三郡。”那么在十六国后期，仅敦煌这一片狭小的地区，就拥有被逼徙的二万三千户，还不包括在此前即已生活在这里的人民。被称为“地狭民希”的西凉在二十余年中动辄“步骑二万”、“步骑三万”①地出动，没有五六万民户是做不到的。太延五年，魏太武帝击灭北凉，完成北方统一大业，在姑臧城内，便收得“户口二十余万”，河西各郡“杂人降者亦数十万”②。西晋全盛时，凉州有户“三万七百”③，仅上述几个片断，特别是《魏书·世祖纪》所见，非但超过了西晋全盛时期，也远远超过了西汉数倍。劳动人手的激增，特别是富有先进生产技能的中原人民的流入，对促进河西社会的，其作用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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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魏书》卷99《私署凉王李嵩传》，《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
    ②  《魏书》卷4《世祖纪》。
③  《晋书》卷14《地理志》。
 
十六国时期，河西相继出现过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和北凉五个割据政权，其中，对河西社会建树较大的是前凉，他统治的时间亦较长，有七十余年，对后世的影响也较大。修撰《晋书》的唐初诸公对前凉，特别是其前期几个统治者的评价是“内抚遗黎，外攘逋寇。世既绵远，国亦完富”，比较符合实际。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始终以晋室忠臣自居，借以招徕汉族人民。
    前凉前几个统治者都颇有头脑，他们统治凉州后，先后翦除了“势顷西土”、足以影响政治大局的张越、曹祛等辈，起用声望卓著、富有才干的一批人士，在舆论和措施上压抑奸邪，伸张正气，收到了“豪右屏迹”的效果。西晋灭亡后，前凉完全是一个割据政权，但张氏却始终以晋室忠臣自居。在民族矛盾尖锐复杂，成为北方社会主要矛盾的时候，晋室是国家和民族的象征，张氏这一招可谓高明，加上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对汉族人民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中原人民纷纷而来，与此密不可分。
    第二，恩威并施，慑服少数民族。
    河西走廊历来是我国西部和北部游牧民族进入中原的干道之一，值此民族大迁徙之时，这里的民族成分更为复杂，此时活跃于这一带的少数民族除氐、羌外，还有匈奴、鲜卑和卢水胡沮渠部等。张氏入凉，讨伐了恃众不服的鲜卑，一举压服拥众十余万的鲜卑若罗拔能部，威名大震。对于臣服和归顺的少数民族，又妥为安置，或农或牧，听其自便，这就保障了社会的相对安定，有利于生产的。
    第三，打通丝绸之路，发展中西贸易。
    在海运没有发展起来以前，丝绸之路是世界各文明古国和经济文化交流的惟一孔道，河西走廊又是其必由之路。前凉充分利用了这一地理优势，加强西域长史的兵力，改戊己校尉部为高昌郡。晋成帝咸康元年(355年)，前凉西越流沙，兵伐称雄于丝绸之路、阻碍中西贸易往来的鄯善和龟兹，“于是西域并降”，纷纷遣使姑臧，姑臧一跃而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为使西来珍宝进入中原和南方，满足胡商们对丝绸的需要，前凉屡屡称臣于中原强大的割据政权，又结好巴蜀割据势力，维持和东晋的交往，努力利用过境贸易谋取厚利，解决军国所需，达到富国的目的。
    第四，省简刑狱，轻徭薄赋，劝课农桑，兴修水利。
    前凉相当重视刑狱，一度获得“刑清”的美名。这反映有一段时期社会相当安定。其剥削量也比较轻，“轻赋敛，除关税，省园囿以恤贫穷”。每有灾荒，必然开仓赈济，并且不断劝课农桑，兴修了许多高质量的水利工程。河西走廊是干旱地带，降水量极小。据近年统计，东端武威年降水量只有170毫米，呈东向西递减的趋势，西端敦煌只有二三十毫米。蒸发量却远高于降水量的十倍至数十倍。所幸祁连山冰川储水量丰富，合理开发和利用冰雪融化下泄的水流，成为河西走廊能否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前凉重视农田水利，仅在敦煌便开凿了阳开渠、北府渠、阴安渠等。其中北府渠全长45里，质量上乘，工程浩大。敦煌石室本《沙洲图经》说：“前凉时，刺史杨宣以家粟万斛买石修理，于今不坏，其斗门垒石作，长四十步，阔三丈，高三尺。”直到盛唐时还充分发挥着效益。敦煌并非前凉心脏地区，尚且如此，其他地区，特别是武威一带必然有农田水利工程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对是否兵发凉州，讨灭北凉，朝廷中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焦点集中在除了春夏，北凉的政治中心姑臧是否有水草。李顺竭力反对，说：“天梯山(今祁连山)上冬有积雪……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时辰一过，或敌方截断水渠，就干涸无水草。力主讨伐的崔浩说：“《汉书·地理志》称，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若无水草，何以畜牧?又汉人为居，终不于无水草之地筑城廓、立郡县也。又雪之消液，才不敛尘，何得通渠引漕，溉灌数百万顷乎。”①灌溉数百万顷，夸大其词，但连反对者也承认这里有引水“溉灌”的渠道。事实确实如此。当拓跋焘击灭北凉，据有姑臧后，兴奋地诏书其子拓跋晃说：“姑臧城东西门外涌泉合于城北，其大如河，自余沟渠流入泽中，其间乃无燥地。”②表明武威一带沟渠不少，否则拓跋焘决不会作如是言。这已是十六国后期，对农业生产尚不十分娴熟的卢水胡沮渠部尚且在武威一带修筑“沟渠”，前凉对其政治中心岂能毫无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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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魏书》卷35《崔浩传》。
②  《魏书》卷4《世祖纪》。
 
    在人口激增，土地不足使用时，前凉在张骏时又掀起了“治石田”的活动。所谓“治石田”，便是“徙石为田，运土殖谷”，效果相当不错，居然亩收“三石”。河西走廊戈壁滩很多，“徙石为田”估计应是将较易解决用水问题的戈壁中的碎石徙走，从而运土覆盖其上，垦辟为田。用功既多，耗费亦大，“计所损用，亩盈百石”①。一般百姓既无此劳力，也无此财力，应是政府行为。这只有屯田才较合适。前凉设置“五屯护军”②，可能与屯田密切相关。目前虽难提供前凉在河西走廊屯田的直接资料。但吐鲁番文书中北凉时期高昌的石田，确实是屯田土地，这从一个侧面提供了证据。
    《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说：“先是，河右不生楸、槐、柏、漆，张骏之世，取予秦陇而植之。”看来前凉还在河西进行过植树造林的活动。这当然是出于农业定居的需要，和游牧生活没有多大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由下文将要提及的采桑画砖的出土可以看出，似乎蚕桑也是在此时引进的，否则前凉最后一个统治主张天锡逃到建康后，面对晋会稽王司马道子河西出产什么的提问，不会脱口说出“桑葚甜甘”的话来。
在上述措施下，前凉“民富兵强”，社会有所，一改汉魏以来荒凉不堪，钱币不行的旧貌，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日趋活跃，适应这一需要，前凉铸五铢钱，“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民赖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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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魏书》卷99《张轨传》。
②  《资治通鉴》卷94。
 
    此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资治通鉴》卷123说：“凉州自张氏以来，号为多士。”河西地区的文化水平，特别是经学一度超过了中原。以往是中原影响四周，自前凉起，是河西影响中原。魏孝文帝改制时，许多典章制度的厘定，河西学者起有巨大的作用；中原经学的复兴，相当程度上仰仗河西。直到唐代，河西文化对中原的影响，依然不容忽视。文化的昌盛，必须有其经济基础，这也是众所周知的道理。不过由于北魏进占河西时，掠走的人口过多，竟至“空虚其地”①，直到隋初，河西也不过二万五千余户，所以终北朝之世，也没有恢复到前凉时的水平。
总之，自汉武帝以来，河西社会经济在前凉时进入了第二个黄金时代，农业在河西经济构成中已占据了统治地位，并且深深植根了，这一变化促使生活在这里的少数民族面临是农是牧的抉择时，选择了农业。例如，建立南凉的秃发鲜卑虽然留恋游牧，尚然知道“务农桑”；当其统治主在亲信的蛊惑下偏向游牧时，还能不忘“宜置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②。建立北凉的卢水胡沮渠部比秃发部更重视农业生产，建国伊始，沮渠蒙逊便下诏：“农失三时之业，百姓户不粒食，可蠲省百徭，专攻南亩，明设科条，务尽地利。”③以后也不断有劝农诏发布。尽管他们在河西没有多大建树，农业在其心目中的地位已是显而易见。1981年，笔者有幸追随唐史学会组织的丝绸之路考察，在河西走廊考察了二十余天，参观了酒泉丁家闸十六国时期5号墓，嘉峪关新城乡魏晋时期的6号墓和7号墓，对其墓中的画像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画中除了墓主人豪华的宴乐、出游场景外，更有大量犁地、平地、播种、打场、扬场、采桑和蚕茧等。农业生产的全过程几乎一应俱全。犁地是二牛抬杠式(即耦耕)，扬场使用的杈和打场使用的连枷，和共和国初期河西农民所使用的一模一样，说明其生产工具已相当先进。劳动者中除了汉族外，还有不少是身穿短衣、窄袖、宽裤并编发的少数民族人，更有他们套牛耕地的画面，生动而又鲜明地告诉人们，他们已和汉族人民一样，从事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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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魏书》卷35《崔浩传》。
  　②  《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秃发利鹿孤载记》。
③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
 
业生产了，无怪乎均田制度颁布后，魏孝文帝的诏令要求河西兴修水利，搞好农业生产：“诏六镇、云中、河西及关内六郡，各修水田，通渠溉灌。”①既然如此，只要社会安定，措施得当，劳动人手增加，河西农业生产再掀高潮，乃是指日可待之事。
最后，有必要说明一下，这里所强调的只是社会结构的变化，是指农业已成为河西经济的主体，绝不是说河西没有畜牧业或畜牧业不重要。事实上，河西优良的天然牧场自古及今为人所钦羡。魏孝文帝改革和迁都后，河西始终是北魏战马的重要供应地，是最大的国营牧场之一。《魏书·食货志》说：“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笔者1981年考察时，在祁连山下，依然看见群马奔腾的壮丽景观，这一切都证明畜牧业始终是河西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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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魏书》卷7《高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