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市”
内容提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商品局部畸型的基础上，特别是在相对安定的南方地区，城市中出现了初具规模的市场体系，各有分工的专业市场出现，初步建立起了一套市场管理体制，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也为此后经济重心的南移打下了基础。
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 市场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经济整体不振的总体格局下，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奢侈需求，在相对和平的年代和相对安定的区域中，特别是在广大的南方地区，商业畸型繁荣，市场有所发展：进行买卖交易的市场。数量增加，规模增大，专业市场大量出现，各类市场分布范围更为广泛，遍布于城乡各地，从而初步建构了一个以都市为中心、各地区区域中心市场为枢纽、深入到广大乡村的遍布城乡的商品交换。这比秦汉时期有了明显的进步，并为唐宋时期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 都市市场建设和专业市场的出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地区，作为六朝都城的建康，人烟稠密，十分繁华，在梁武帝时全城
人口超过百万，“商旅方舟万计”[1]，是南方地区最大的商业都会，也是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商业大都市之一。北方的洛阳虽迭经战乱的破坏，但经北魏孝文帝的经营，也呈现出比前代更繁荣的景象。洛阳有坊(里)三百二十个，户十万九千余，见于《洛阳伽蓝记》记载的就有酒市、马市、屠市等等，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洛阳与建康一北一南，在相对安定的时期，成为南北的商业中心。
在商业发展程度较高的大城市，市场建设比较完备。在六朝首都建康的城市建设中，依然实行坊市制，坊是居民居住、生活的地区，市则是进行商业活动的主要场所。但建康城内的市场建设，已突破了旧制度的限制，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首先，市场的设立已不完全严格按照传统的“面朝后市”的格局，被固定在城市的某一区域当中。而是沿秦淮河排列开来，从城市的空间分割上打破了以前规整方正的格局。《景定建康志·疆域》“市镇”条中说：“吴大帝立大市在建初寺前，其市亦名大寺市。宋武帝永初中立北市，在大夏门外，归善寺前。宋又立南市，在三桥篱门外斗场村内。”作者自注曰：“此知六朝市廛多在淮水之北，冶城之东也。”这样的商业布局，改变了此前城市中只有个别固定区域为商业交易所在的做法，使商业活动的区域范围有所扩大，逐步深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其次，建康城内坊市有别的界限被打破，民居与市肆混杂在一起，《世说新浯·规箴第十》载晋元帝时“廷尉张闿在小市居，私作都门，蚤闭晚开，群小患之。”张闿立居于市，恃其权势，不遵从市场的作息，缩短了市场的营业时间，使在市场中经营的“小人”们怨声载道，但又无可奈何。《梁书》卷十一《吕僧珍传》亦载：吕僧珍“旧宅在市北，前有督邮廨，……姊适于氏，住在市西，小屋临路，与列肆杂处，僧珍常导从卤簿到其宅，不以为耻。”这种民居与市场混居杂处的情况，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新动向，到商品经济飞速发展的两宋时期，就成为中国封建城市的基本格局。六朝建康市场建设出现的这些新情况，表明建康是当时商业水平发展最高的一座城市，并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未来中国城市商品交换市场的发展方向。
除了这些大型的正规市场外，秦淮河两岸还出现了不少专业市场，《景定建康志》中载：“又有小市、牛马市、谷市、蚬市、纱市等十所，皆边淮列肆贩卖焉。内纱市在城西北耆寺前，又有苑市在广莫门内路东，盐市在朱雀门西，今银行、花行、鸡行、镇淮桥、新桥、笪桥、清化市皆市也。”这一系列专业市场的出现及其在城市空间上的广泛分布，也是商品经济向纵深发展、内部分工越来越细的标志。这种情况在北方地区也同样出现了。
北方地区最大的商业都市洛阳，历经战乱，几衰几兴，北魏时经孝文帝的大力经营，又成为北方地区的商业中心。北魏统治者对洛阳城中
的市场设置。颇费了一番心思，所有的市场，基本上都分布在城东、南、西部人烟稠密的居民区中，并根据居民的身份及其消费特点，设置各类专业市场，以便就近地为居民服务，并使市场保持稳定和繁荣。
在鲜卑贵族集中居住的洛阳城西郭，“有洛阳大市，周回八里”。大市之东，为“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大市之南，“有调音、乐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大市之西，“有延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酒为业”；大市之北，是“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椁为业，赁车为事”；另外，“别有准财、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2]。大市之内，布满店肆。商品众多，市场十分繁华。考古工作者曾对木市作过勘察，发现了大面积的砖瓦堆积层，有的地方竟然厚达2米，由此可以遥想当年大市的繁荣程度[3]。
洛阳城南宣阳门外永桥之南，设有四通市，民间称为永桥市，它的繁华程度不减大市。在这个市场的周围，分布着金陵、燕然、扶桑、崦嵫四馆和归正、归德、慕化、慕义四里．分别居住着南朝、北、东、西四边的归附者，从西域来的胡商也集中居住在这里。这就决定了四通市实际上是一个国际贸易市场，不少商胡估客均在此进行各种交易，史载“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朝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树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此市又近伊水和洛水，水产丰富，“伊、洛之鱼，多于此卖，士庶须脍，皆诣取之。”由于鱼味鲜美，故其价昂贵，有“洛鲤伊鲂，贵于牛羊”之谚[4]。此外，南朝归附者的饮食习惯是“食鱼与稻，渴饮茗汁”，在其集中居住的归正里中，他们还“自立巷市，所卖口味，多是水族，时人谓之鱼鳖市”[5]。
这种按照围市而居的居民职业及其消费习惯设立市场的方式，既使市场有了固定的经营者和购买者，人气旺盛，也使得购销两旺，商品适销对路，效益良好。这种商业意识，在当时可谓是比较超前、比较先进的。但洛阳城的市场建设，依然总体遵循中国传统城市坊市分离的基本布局来建设的，城市规整而沉闷，不像建康那样充满活力，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南北商业发展的水平高低。
一、 地区市场和乡村市场的建设
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各地经济中心的州郡或督府所在，也都普遍设有市场，并富有地方特色，成为各地的商贸中心。晋陶潜《搜神后记》卷十载：“晋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宝戍邾城。有一军人于武昌市见人卖一白龟子。”驻守邾城的军人，常常离开驻地到武昌市来采购，可见地区性中心市场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地区性中心市场在各地基本上都已建立起来，南方地区如：《宋书》卷一百《自序》言：沈邵“出为钟离太守，郡先无市，时江夏王义恭为南兖州，启太祖(宋文帝)置立焉。”《南齐书》卷五十五《孝义传》载：“会稽人陈氏有三女，无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耄无所知，父笃癃病。母不安其室。值岁饥，三女相率于西湖采菱莼，更日至市货卖，未尝亏怠。”《梁书》卷十一《吕僧珍传》载其为南兖州刺史，“从父兄子先以贩葱为业，僧珍既至，乃弃业欲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国重恩，无以报效，汝等自有常分，岂可妄求叨越，但当速反葱肆耳。’”《梁》卷三十三《王僧孺传》载：“僧孺幼贫，其母鬻纱布以自业。尝携僧孺至市，道遇中丞卤簿，驱迫沟中。”北方地区如《魏书》卷五二《赵柔传》载：赵柔为河内太守，有人送给他犁铧数百枚，“柔与子善明鬻之于市”。这些资料说明，作为都市和广大乡村联系的枢纽，各地的地区性中心市场商贸活动频繁，影响越来越大。正由于此，才有人以市场为模型，制作了玩具供人玩乐。晋陶潜《搜神后记》卷二载“太兴中，衡阳区纯作鼠市，四方丈佘，开四门，门有一木人。纵四五鼠于中，欲出门，木人辄以手推之。”这种为人们乐于参与的游戏的出现，正说明了市场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事物，也反映了市场交换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处的重要地位。
商品市场在县级以下城市中的发展，受时代
的限制，仍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县级小城中，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定期集会的集市形式。《水经注》卷三十三《江水一》载江水“又迳东望峡，东历平都，……县有市肆，四日一会。”同卷又载：“江水又右迳夜清，而东历朝阳道口，有县治，治下有市，十日一会”；“江水又东，左迳新市里南。常璩曰：巴旧立市于江上，今新市里是也。”[6]上述史料，告诉我们，在县级城市中，集市大多设在水边方便之处，以定期集会的集市形式为主，所谓“四日一会”、“十日一会”，正是指的市场的定期开放。
在县以下的乡村中，则连这种定期集市的形式也尚未出现，有的只是不定期的“草市”或“虚”市。如在建康城的边缘地带，就有“草市”之置，《南齐书》卷十九《五行志》载：建武四年(497年)，“王晏出至草市，马惊走，鼓步从车而归，十余日，晏诛。”同书卷五十《明帝七王传》载永元三年(501年)“京邑骚乱，(萧)宝夤至杜姥宅，日已欲暗，城门闭，城上人射之，众弃宝夤逃走。宝夤逃亡三日，戎服诣草市尉。”淮河岸边的寿春(今安徽寿县)，是南北互市交易的集散地，《水经注》卷三十二《肥水》载：肥水经过寿春县，“北入于淮。……肥水左渎，又西石桥门北，亦曰草市门外。”[7]从这些史料可知，草市在南朝时是确实存在的，但其如何运作，则不甚清楚。至于虚市，则有一条相对清楚的材料，南朝宋沈怀远在《南越志》中说：“越之市为虚，多在村场，先期招集各商或歌舞以来之。荆南、岭表皆然。”[8]虚市在南方乡村中普遍存在，在村落的广场上，或预先约定客商来此交易，或用文娱活动招徕客商，是乡村中盛大的赶集活动。但其为不定期举行，也是十分清楚的。
草市和虚市的出现，是商品经济深入到的反映。除了这些市场之外，乡村中还有不少走村串巷的商贩，他们把商品直接送至了农民的家门口。史载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三吴一带，“人竞商贩，不为田业[9]。《梁书》卷三十八《贺琛传》言山阴人贺琛“家贫，常往还诸暨，贩粟以自给。”《南史》卷七十七《恩幸传》载吴郡人陆验“少而贫苦，落魄无行。邑人郁吉卿者甚富，验倾身事之。吉卿贷以钱米，验借以商贩，遂致千金。”这些小商贩游走乡村，为农民提供了便利。《宋书》卷九一《孝义传》载会稽永兴郭原平，为人佣作，以获得的工钱维生，“受直归家，于里中买籴，然后举爨”。《南齐书》卷五五《孝义传》亦载永兴县在“元徽末，大雪，商旅断[行]，村里比屋饥饿”。商贩不来，全村竟然全体陷入饥荒之中，可见三吴地区的乡村对商贸的依赖程度。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上而下的市场体系已经初步建立起来。在大都市中，市场发育最为充分，不仅出现了有一定规模的市场，还出现了一定数量的专业市场，使之成为全国性的商贸中心。在各个地区，则建立起了地区性中心市场，成为市场体系中上下联结的枢纽。在县城以下的广大乡村地区，市场发育最不成熟，只有临时的，不固定的集市等，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魏晋南北朝商品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商业发展的地区差异是十分显著的，不论是在大都市，还是在地区性中心市场，特别是在广大的乡村市场中，南方地区都远远地超过北方地区。代表了当时商业发展的最高水平。举例来说，当时南北互市贸易比较兴盛，由于北方商品经济不如南方发达，商品种类也不如南方齐全，北方官员往往利用出使的机会在建康市场上大量采购物品。史载东魏武定年间，李绘为“聘梁使主”，随他出使的“前后行人，皆通启求市，绘独守清高，梁人重其廉洁”[10]。北齐年间，封孝琰使陈，魏收“牒令其门客俱行，遇昆仑舶至，得奇货猓然褥表、美玉盈尺等数十件”⑾。昆仑舶来自南洋诸岛或印度半岛南部，舶来品中多奇珍，价值极高。魏收因此获罪，当判流放之刑，后以钱赎，未受论处。
一、 市场管理制度
在市场的基础上。市场管理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对市场的统属关系、管理机构的设立和职责以及处理市场纠纷的办法等，都做出了一些规定。当然．这类市场管理制度仍不完善，但毕竟有了一个初步的制度框架。
市场直属当地政府管理。在南方地区，市场所在地的地方政府负有监控市场、整顿市容的责任。王彪之《整市教》称：“近检校山阴市。多不如法，或店肆错乱，或商估没漏。假冒豪强之名，拥护贸易之利，凌践平弱之人，专固要害之处。属城承宽，亦皆如之。”⑿这说明了各级政府都负有统一管理市场的职责。
东晋南朝市场管理官员有多种名号，以市令、市长为首，或又称太市令，北魏市场管理官员称为市令。关于市令的职掌。晋成公绥<市长箴》曰：“贸迁有无，市朝有处。人以攸资，货以攸叙。交易而退，各得其所。”⒀可见市场管理官员主要负有管理市场、维持秩序和征收商税两大职责。关于维持市场秩序这一职责，史书中有不少记载，此处不再一一列举，仅以下列一条加以说明：《南史》卷五《齐本纪下》载齐东昏侯“于苑中立店肆，模大市，日游市中，杂所货物，与宫人阉竖共为裨贩。以潘妃为市令，自为市吏录事，将斗者就潘妃罚之。”南朝都城建康市场众多，交易频繁，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影响所及，就连皇帝、贵妃也想过一把管理市场、维持秩序的瘾。
征收商税，是市令的重要职责。市租是商税的主要税种。数额较重，是一项极为沉重的负担。就连皇帝对此也供认不讳。《宋书》卷三<武帝纪下》载永初元年(420年)七月诏曰：“市税繁苦，优量减降。”《陈书》卷五《宣帝纪》亦载太建十一年(579年)十二月诏曰：“重以旗亭关市，税敛繁多，不广都内之钱，非供水衡之资，逼遏商贾，营谋私蓄。靖怀众弊，宜事改张。”估税是东晋后加征的新税种，《隋书》卷二四《食货志》曰：“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商品过境税，主要有关津税、牛埭税、桁渡税等。各级政府还常常税外加税。税额不断提高，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如陈后主统治年间，为维持其穷奢极欲的腐朽生活，巧立名目，额外开征，“每岁所人，过于常格数十倍”⒁。北魏王朝征收商税较晚，史载孝文帝太和七年(483年)“弛关津之禁。任其去来。”⒂孝明帝孝昌二年(526年)“又税市，入者人一钱，其店舍又为五等，收税有差。”⒃不论买方还是卖方，不论成交与否，只在进入市门时，向守着市门的市场管理人员交一个铜钱，税额比南方要轻。
市场是利薮所在，管理市场的官吏多借其职务的便利。大肆中饱私囊。《南齐书》卷四十《竟陵王子良传》载萧子良言道：“司市之要，自昔所难。顷来此役，不由才举。并条其重赀，许以贾炫，前人增估求侠，后人加税请代。如此轮回，终何纪极?兼复交关津要，共相唇齿，愚野未闲，必加陵诳，罪无大小，横没赀载。凡求试谷帛，类非谦谨，未解在事所以开容?”在传统体制之下，入市经营的大大小小的工商业者，饱受贪官污吏的压迫盘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商业的发展，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
市场直接管理机构所在称为旗亭，陈张正见《日中市朝满诗》云：“云阁绮霞生，旗亭丽日明；尘飞三市路，盖入九重城。”⒄市场开市的时间，当时也有规定，一般日中开市，黄昏罢市。梁庾肩吾《看放市诗》云：“旗亭出御道，游目暂回车。……日中人已合，黄昏故未疏。”⒅洛阳建春门外建阳里中建有钟鼓楼，“里内有土台，高三丈，上作二精舍。赵逸云：‘此台是中朝时旗亭也’。上有二层楼，悬鼓击之以罢市。有钟一口，撞之，闻五十里。”⒆
由于市场上弄虚作假、短斤缺两的行为常常发生，在市场中置标准衡器，为买卖双方提供权威的标准，是十分必要的一个措施，也是调解市场纠纷的办法。东魏孝静帝武定六年(548年)，高欢发布命令，在邺城二市及“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秤，悬于市门，私民所用之称，皆准市称以定轻重。”⒇其实，这一制度并不始建于东魏时期。据文物考古学者研究，南朝画家张僧繇所绘《执秤图》是迄今所见最早的杆秤形象。图虽系后人临摹，但反映南朝实际是可信的。从服饰来看，执秤者很可能是官府掌管秤的官员，所执的秤也应该是制作比较精细的标准器。敦煌莫高窟北魏壁画中执秤者所提的杆秤与此属同一时代，
却显得原始、粗糙，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江南地区的商品比北方地区更为发达。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统治阶级倡导而形成的畸形消费习尚，促成了商业的局部繁荣。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市场的广泛设立、专业市场的大量出现和市场管理制度的逐步完善，初步形成了一个以都市为中心、各地区区域中心市场为枢纽、深入到广大乡村的遍布城乡的商品交换，使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同时，在市场的建设方面，南方地区远远地走在了北方的前面。南北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为唐代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础。
注释
[1]《晋书》卷二七《五行志上》。
[2]上引资料，并见《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法云寺条。
[3]中国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洛阳汉魏故城的勘查》，[北京]《考古》]973年第4期。
[4]并见《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
[5]《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景宁寺条。
[6][7]《水经注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54-1060页，第1020页。
[8]转引自岑仲勉：《隋唐史》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90页。
[9](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10]《北齐书》卷二九《李浑传附李绘传》。
[11] 《北齐书》卷三七《魏收传》。
[12]严可均辑：《全晋文》卷二一。
[13](17]《初学记》卷二四“市第十五”。
[14]《南史》卷七七《恩幸·沈客卿传》。
[15]《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
[16]《魏书》卷一一0《食货志》。
[18]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996页。
[19]《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龙华寺条。
[20](魏书)卷一一0《食货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