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地区汉代城市的历史考察
[关键词]汉代 河北 城市 区域
汉承秦祚，力行郡(国)县制，在先秦时期各地城邑发展的基础上，以京师、郡治、县治为中心的三级城市体系开始形成，发挥着中华古代帝国所特有的控制地方乡村地区的机能。但汉代城市分布不均衡，诸地方区域城市也各具不同特点。在近年来的文物普查中，在河北地区(含京、津)发现了为数不少的汉代城市遗址，其中见诸各类发掘报告的就有30余处①，为研究河北地区汉代城市的发展状况提供了便利。此前虽有学者对河北地区的城市进行过相关论述，但为有限的记载所囿，或疏于简阔，或仅强调其方面的职能②。本文尝试依据丰富的考古资料，并结合文献记载，对河北地区汉代城市在地域分布、城郭结构、社会机能诸方面所体现出的特点进行历史考察，以期就教于方家。
一 南密北疏的分布特点及成因
河北地区地处黄河下游北部，东濒渤海，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地貌类型多样，有北部燕山山地区、坝上高原区、西北部山间盆地区、西部太行山地区和东南部河北平原区。西汉时期，这一地区包括冀州刺史部、幽州刺史部的一部分和并州、青州刺史部的一小部分，设有县治以上城市222个③。其分布情况可参见文末所附“西汉成帝元延、绥和年间河北地区城市分布示意图”。这些城市中，有67个沿用了战国以前的城邑，13个为秦代设置的，142个是西汉新建的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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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具体城址可参见文末“河北地区所见汉代城址一览表”。
②分别参见徐纯性：《河北城市发展史》，河北出版社，1991年；吕苏生：《略论秦汉时期河北城市与商业的发展》，《文物春秋》，1999年第2期。
③此处取《汉书》卷28《地理志》所载西汉成帝元延、绥和年间的县数。
④日本学者木村正雄为探讨中华古代帝国的形成，曾对汉代诸县的成立过程和废置沿革进行过缜密的考证，其中亦有涉及河北地区汉代县治由来及沿革的文字。可参见氏著《古代帝国の形成——特にその成立の基础条件——》，不昧堂书店，1965年。
从区域分布来看，河北地区汉代城市呈现出南密北疏的总体特征。位于该地区中南部的冀州刺史部所辖的10郡国，西汉时期的城市密度仅次于青州，高达19．97(单位：城／万平方公里，以下同)①。尤其是太行山东麓至黄河西北岸之间的平原地带，包括真定、广平、信都、河间四国和巨鹿、清河两郡，以及魏郡和中山国的大部分，构成关东地区城市分布最为密集的四个区域之一。东汉时期省并郡县，河北地区的城市数亦减至130个②，但城市分布的大致格局基本未变。冀州所辖郡国城市密度仍达10．95，仅次于兖州，仍为城市分布最密集的区域之一③。
城市与人口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城市分布稠密的地方也必定为人口啟集的区域。而在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古代社会，广阔、肥沃的农业生产腹地的存在，则为人口和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只有农业发达，城市的成长在经济上才成为可能。冀州刺史部所辖的河北西南部地区正处在太行山东麓的冲积扇形平原上，河道沟渎纵横交错，漳、绛诸水清流潺潺④。而人类自觉的灌溉工程的建设，更是将此优势予以发扬广大。战国时期邺令西门豹动员百姓开挖引漳十二渠，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大型水利灌溉工程之一。其后的史起又对这一工程进行整治，使本地区迅速收到了灌溉的效益并且富裕起来。这样，黄土和冲积土的天然肥效与灌溉系统的有效结合，使河北西南部至汉代已成为帝国主要的基本经济区之一⑤。优越的生产、生活条件，直接促进了人口的增加和城市的发达。
而以代郡、上谷郡、渔阳郡、右北平郡和辽西郡为代表的幽、并州北部诸郡，由于地处山地、高原，呈现出一种地阔城稀的景象。西汉后期，这一地区的城市平均密度仅为4．17，与河北中南部的冀州相较不啻天壤。之所以造成这一现象，除地理、条件较为恶劣的因素外，还和北与匈奴、乌桓等游牧民族为邻、地处北方边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迫近北夷”、“地边胡，数被寇”⑥，百姓不堪其扰，内徙者众，致使人口的增长与城市的发展受到影响．较之前代，城市的绝对数目虽有所增加，但多为带有明显防御色彩的军事要塞，与冀州太行山东麓冲积扇地带由自然形成的聚落发展而来的城市有着明显不同。东汉初光武帝省并郡县，鉴于河北北部边地“胡寇数犯边”⑦，遂令边民内徙，调整边境地区防卫系统，使得北方国境线大为南缩。据《续汉书·郡国志》，右北平郡辖下县治已从西汉后期的16个锐减为东汉顺帝时的4个，上谷郡所辖县治则从15个减至8个。其他缘边诸郡亦多与此相类，平均城市密度进一步降至3．99。
二 傍水而居、交通之利与政治因素、地域差异
作为汉代城市体系的一部分，河北地区的汉城在城址选择、城市发展等方面，既有一些与全国其他地区相类的地方，也呈现出其自身的一些特点。
1．城址的选择
河北地区已发现的汉代城址，绝大多数座落在河边台地上。近年来发掘的汉沮阳县城遗址最为典型。古城北望燕山山地，南见军都山脉，扼怀来盆地要道通路，妫水从其北部自西向东流过⑧。符合当时城市建设“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⑨的规划理念。实际上，近水建城也是中国古代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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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长山：《汉代城市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页。
②此处取《续汉书·郡国志》所载东汉顺帝永和年间的县数。
③两汉的州郡面积葛剑雄著《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7—338页中提供的数字。
④昔日水资源丰沛的冀州平原与为缺水所困扰的河北平原形成鲜明的对照，从地名的因革中亦可窥见一斑。这一地区在汉代以河川或泉泽为名的县治有30余个，它们是潞县、雍奴、阳乐、宁县、广阳、桑干、且如、唐县、上博、下博、曲逆、邯沟、绵曼、广川、洹水、涉县、斥章、广阿、渔阳、范阳、中水、堂阳、浮阳、曲周、要阳、高阳、饶阳、扶柳、候井、卢奴、高堤、平隄等，远远多于以山壑等其他地理景观或以人文缘由而命名者。
⑤参见史念海：《秦汉时代的农业地区》，收于史念海著《河山集》，三联书店，1963年；冀朝鼎著、朱诗鳌译：《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出版社，1981年，第39—40页。
⑥《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⑦《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
⑧李维明等：《河北怀来县大古城遗址1999年调查简报》，《考古》，2001年第11期。
⑨《管子》卷1《乘马第五》。
选址过程中的一条基本原则。除便于生产、生活用水和军事防御之外，有利的运输条件是其中值得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学者施坚雅(G·W Skinner)在论及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时指出：“有利的运输条件于其中发挥主要作用。同陆路运输相比，水路运输由于单价低廉，在可通航的地区，几乎全是水路运输的天下。即使在河流不能通航的地区，那里的河谷也典型地提供了最有效的陆路运输。”①
2．交通条件的影响
便利的交通体系，对于促进作为政治、经济、军事据点而存在的城市的发展，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盐铁论·通有篇》在论数天下名都之时，并不触及物产之丰裕，而是首赞其“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也”。眺览文末所附“西汉成帝元延、绥和年间河北地区城市分布示意图”可以看出，太行山东麓的赵国、广平郡、巨鹿郡、中山国、涿郡即今京广铁路沿线地区附近，城市分布明显较他处稠密。而这一带正是秦汉时期“邯郸广阳道”的经过之处②。这条大道在战国时即已具重要地位，经河东、上党，或由河内北上至邯郸、广阳、右北平，通达燕赵。大道以西是连绵起伏的高山峻岭与岸壁陡峭的深堑大谷，战国以来人们自西向东逐渐开辟出几条穿越太行山的隘道。“太行八陉”中的滏口陉、井陉、飞狐陉、蒲阴陉和军都陉等均位于河北地区太行山东麓，它们与“邯郸广阳道”这条南北大道相交汇，构成扬雄所称的“载从载横”③的交通格局。这一交通体系的周围，则分布着邯郸、襄国、石邑、曲逆、涿县、蓟等最具历史传统和发展活力的大、中型城市。交通线网化的便利条件，促使人才、物资和信息得以集中并与其他地区交流，从而可以实现城市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职能。
3．侯邑城市的兴废
汉代河北地区新增城市中，除一部分是因经济发展、人口增加而增置的新县县治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作为列侯或公主的食邑而设置的侯国或邑。它们的大小也是以户口为衡量标准的，但其间悬殊极大。大者可达万户以上，小者仅有数百户。两汉四百余年间，侯国兴废无常，总数经常在变动。成帝时(以元延末年为基准)有侯国226个，其中位于河北地区的有52个④。主要集中分布在内地魏郡、巨鹿、常山、清河、涿郡、勃海、广平、信都等郡，缘边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诸郡则无一设置。这恐怕是鉴于汉初北边诸侯与匈奴勾结、威胁中央政权的历史教训，而改由中央政府来全面直接掌控边疆地区郡县统治的缘故。由于这些侯国的设置纯粹是出于政治上分封的需要，多是以乡聚之地从他县分置而成，发展过程与普通城邑完全不同。其中大部分侯国地域狭小，户口较少，难以发挥一般县城所具有的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功能，只是具有部分行政管理职能而已。它们极易随政治形势或嗣位者自身境遇的变化而遭致撤废。如两汉之际的新莽之变和更始之乱，使得刘氏宗室遭沉重打击，枝叶凋零。光武中兴后，重新厘定行政区域。河北地区西汉末年尚存的52侯国中，47个被省并，废置率高达90％以上⑤。
4．新旧城邑的地域差异
分布在河北地区的汉代城市中，有67个见诸春秋战国时期的史籍记载⑥，历史悠久。但这些旧城多集中在太行山东麓的魏郡、赵国、常山郡、真定国、中山国一带，其比例占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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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第248页。
②参见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第28—30页。
③《艺文类聚》卷6引扬雄《冀州箴》。
④参见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1—242页。
⑤参见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66—371页。
⑥它们是魏郡的魏、元城、馆陶、邯会、邺、斥丘、武安、武始，赵国的邯郸、易阳、襄国、柏人，常山郡的房子、鄗、元氏、关、平棘、石邑、蒲吾、井陉、灵寿、九门、上曲阳、南行唐，中山国的新市、苦陉、唐、望都、曲逆、北平，广平国的列人、任、曲梁，巨鹿郡的巨鹿、南[“奱”去“大”]、新市、郻、宋氏、下曲阳，清河郡的信成、东武城，信都国的观津、扶柳、昌城，河间国的武隧，真定闰的真定、肥垒，涿郡的安平、饶阳、武垣、高阳、鄚、故安、易、临乡，勃海郡的参户、临乐，广阳国的蓟、方城，代郡的代、东安阳，上谷郡的潘、涿鹿，右北平郡的无终，辽西郡的肥如、令支等。
城市总数的一半以上。而巨鹿郡、清河郡、信都郡、河间国和勃海郡等偏东部地区虽平坦开阔，却旧城甚少，汉代新设的县治占绝对多数。那么，造成这种新、旧城邑分布的地域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呢?谭其骧先生在分析西汉以前黄河下游河道的变迁时，为我们揭开了这个谜底．原来，黄河下游在战国以前自北向南分别有“《山经》河”、“《禹贡》河”和“《汉志》河”三条入海河道．约在公元前4世纪40年代左右，齐与赵、魏各在当时《汉志》河的东西两岸修筑了绵亘数百里的堤防。此后，《山经》河、《禹贡》河即断流，专走《汉志》河，一直沿袭到汉代①。而筑堤以前，黄河的决溢改道屡见不鲜。在这种背景下，人类也只能在靠近太行山麓一带汛期淹不到的高地定居。至于广袤平原的中、东部，就只能任其荒芜不治，难以自然出现人口聚集的城邑。筑堤之后，黄河的频繁改道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控制，各类大大小小的城邑才逐渐在这片土地上兴起。名为平隄、高堤、高城等汉代新城的出现，正是这一地区地理景观变化的反映。
三 城郭的建筑、形制与功能分区
对遗存至今的汉代城址的考古发掘和调查，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河北地区汉代城郭的构造、布局及其功能。
1．城墙的建设
为夯土城墙所环绕的城邑，一向被视为古代华北地区黄土地貌上的代表性景观②。而近年来对河北地区汉代城址的调查发掘，更是为此提供了生动的例证。实际上，在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加强军事防御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地区也同中原其他地区一样，曾一度出现过筑城高潮③。但其间炽烈的战火也无情地摧毁了一批名城大都，如灵寿中山故城④、易县燕下都古城⑤等皆为此类。秦始皇扫灭六国后曾有“堕坏城郭”⑥之举，后世学人多将其解释为防止旧关东诸国残余势力反扑的一种措施。但班固在记述这件事时，用的是“堕名城”⑦。由此来看，当时很可能只是拆毁了原为围护诸侯王宫而建的内城(或曰王城)，以铲除原敌对政权所在地的痕迹，避免引发诸多联想。如赵都邯郸城，其西南方的宫城——赵王城毁于章邯大军之兵燹；民众集居的郭城——大北城虽也遭到破坏，但不久即迅速恢复起来。至若普通的郡县治所城墙，则大多得以保留。河北地区城基旧址发掘中清晰显示出的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的文化层叠压即可证实这一点。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刘邦下诏“令天下县邑城”⑧。此举象征着刘邦下决心要重建大乱之后的社会秩序，整备国家机器。城郭自身遂成为“大一统”政权下法与秩序的象征．从此之后，带有围墙的城市也就成为古代人的基本居住形态，根深蒂固于人们的生活中．关于河北地区汉代城址的发掘状况，可参见文末“河北地区所见汉代城址一览表”。
2．城郭的形制
河北地区的汉城大多依地势而建，因而形状不一。但以黄土夯筑为基本构造方法的制约和古代“天圆地方”宇宙观念的影响，使得大多数城郭呈现为方形或长方形。已发掘汉城中的武城、元氏、武垣、雍奴、东平舒等县城为方形或近似方形；武安午汲古城、邺北城、阳原县城、西乡县城、泉州、石邑等县城则为长方形。而代王城则因受地势所限，建成椭圆形，较为罕见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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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原载《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后收入《长水集》(下)，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②参见张光直：《中国考古学上的聚落形态》，收于氏著《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年。
③参见周长山：《汉代的城郭》，《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2期。
④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平山三汲古城调查和墓葬发掘》，《考古学集刊》第5辑。
⑤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组：《燕下都城址调查报告》，《考古》，1962年第1期。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易县故城勘察和试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⑥《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⑦《汉书》卷64《吾丘寿王传》。
⑧《汉书》卷1《高帝纪》。
⑨蔚县博物馆：《代王城城址调查报告》，《文物春秋》，1997年第3期。
在城郭的结构方面，已由先秦时的内城外郭并存演变为城郭合一。河北地区的汉代城址绝大多数只有一重城墙，部分沿用东周旧城的郡县治所或受已有形制的影响，尚遗留城、郭的现象。如上谷郡治所在的沮阳县城，存在大、小两城。小城位于大城东南隅外侧，与大城成东西平列配置的状态①。其结构特点与中山灵寿故城、易县燕下都均十分接近，与其他地区战国时期大型城址的郭呈环城套列的特点明显不同。这种大、小城并列配置的格局，疑为这一地区东周时期城郭建设的流行模式。
根据《汉书》的记载，西汉王朝为有效地抵御匈奴贵族对边疆地区的侵扰，曾采纳晁错的建议，在沿北边诸郡地区建设了一批呈“回”字形的大小两重城墙相套的城邑②，于军事上发挥着重大作用。这类城郭的存在，在内蒙古、辽宁等其他长城沿线地区已得到验证。随着考古调查工作的深入，相信在河北北部代郡、上谷郡、渔阳郡、右北平郡等区域内，也将会发现类似的遗存。
3．城郭的功能分区
城市人口的增加，活动内容的丰富，促使城市管理者不得不采取按功能划定区域的方法，分别加以管理。但是，过去人们对这方面的认识只能借助于首都长安城，以此来推断地方城市的情况。和林格尔出土的汉墓壁画中所绘宁城图，则为我们清晰直观地展示了地方郡县城市的布局细貌③。宁城属上谷郡，位于今河北万全县境内。东汉初年曾于此置护乌桓校尉，以管理内附的乌桓部众。壁画宁城图表明：在大城的西南隅，利用西南两面城墙尚筑有一子城，护乌桓校尉幕府即设于子城之内，成为该城的中心。从图上看，护乌桓校尉幕府建筑占据了整个宁城县城的绝大部分。为了突出墓主人生平事迹中担任的这一最高官职，此图可能会有所夸张。但是从其维护专制统治的城市规划制度来说，一个统辖一方的幕府衙门在县城中占据很大的地盘也是必然的。在宁城东门内的东南隅，筑有四方形的墙垣，中注“宁市中”，是汉与乌桓、鲜卑“岁时互市”④的“胡市”所在，为该城的中心。“胡市”的设置，促进了当时北方各民族间交换关系的发展。在朝鲜出土的用中国技术织成的菱形纹绢残片和各种漆器⑤，很可能就是通过这种交换渠道转运出去的。冶铁、制陶等作坊集中的手区虽未标诸于图，但在其他古城遗址中类似的遗存曾多所发现，故此其存在也当在情理之中。官衙与“胡市”之外的地区则主要是居民区。“市”有市墙环绕，与居民集居的“里”截然分开；官府与居民区更不相连。武安午汲汉城的发掘，则又为解明城市居民区——“里”的形态提供了线索⑥。午汲古城呈方形，东西889米，南北768米。四面城墙中央分别辟有城门，一条宽约6米的道路将东、西城门联结起来并直通城外。另有四条宽约2．5米的南北方向的支路与其纵横相交。这样，东西与南北道路的相互交，叉，将城内分割成较为均等的十个区划。这十个区划被认为很可能就是排列整齐的城市民众的基本居住形态——“里”的遗存⑦。
完善的体系与排水系统的存在，也是城市成熟发展的标志之一。午汲古城发现的干、支线纵横交错的道路体系，堪称其代表。邯郸、元氏古城址也均勘探出道路遗迹，路面坚硬如夯土，有的还铺有河卵石⑧。邯郸城遗存的古道路，宽者达10米以上。与战国时期相对照，都市交通道路的主要技术标准均有显著提高，路基和路面宽度都达到了新的等级。只有这样，才能满足汉代区域中心都市动辄云集车辆千余数的需要。史载，汉初陈豨告归过赵时，“宾客随之者千余乘，邯郸官舍皆满”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都市的交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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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维明等：《河北怀来县大古城遗址1999年调查简报》，《考古》，2001年第11期。
②《汉书》卷49《晁错传》。
③参见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博物馆：《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78年。
④《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
⑤梅原末治：《支那纪年铭漆器图说》，同朋舍，1984年。
⑥孟浩、陈慧、刘来城：《河北武安午汲古城发掘记》，《考古通讯》，1957年第4期。
⑦宫崎市定：《汉代の里制と唐代の坊制》，原载《东洋史研究》第21卷第3号，1962年。后收入《宫崎市定全集》第7卷，岩波书店，1993年。
⑧河北省文物管理处、邯郸市文物保管所：《赵都邯郸古城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第4辑；石家庄地区文化局文物普查组：《河北省石家庄地区的考古新发现》，《文物资料丛刊》第1辑。
⑨《史记》卷93《韩信卢绾列传》。
城市中的排水系统则分为明渠与暗沟二种。磁县讲武古城发现有沟渠遗迹①，元氏故城和临城东柏畅村故城则均有埋藏于地下的陶制排水管道的出土②。地上、地下的排水道同城壕和天然河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城市排水网。
综上所述，河北地区的郡县城市以邯郸、涿、蓟等名都大邑为联结点，将自身纳入汉代的三级城市体系中，发挥着帝国中央政府地方统治据点的作用。河北地区汉代城市的地理分布和区域数量，奠定了后代城市发展的基本格局。城市分布南密北疏的格局至今未变。唐、北宋、明、清时期，河北境内县治以上城邑的数目分别为132、106、133和136，在数值上与东汉时期的130个极为接近。这表明，该地区的区域开发在汉代已臻于成熟。在城市的繁荣程度上，也独领一方风骚。汉初刘邦过曲逆城时曾慨叹：“壮哉县，吾行天下多矣，惟见洛阳与是而。”③《盐铁论·通有篇》言及天下名城十二，河北占其三：“燕之涿、蓟，赵之邯郸，……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它们作为区域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代表着地方社会经济的最高水平，带动着周边地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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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北磁县讲武城调查简报》，《考古》，1959年第7期。
②刘龙启、李振奇：《河北临城柏畅城发现战国兵器》，《文物》，1988年第3期。
③《史记》卷56《陈丞相世家》。
The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Han's Cities in Hebei District
Abstract: As a part of a three-class city system in the Han Dynasty , the city network of Hebei district,which comprised some interconnecting famous and big cities such as Handan, Zhuo, Ji and so on, took on various traits itself. Some of the traits can be described as follows: it had influenced up to now that cities were distributed densely in the south and thinly in the north ; it was obvious that the new cities and the old ones differecl in various areas; it was also eye-catching that the quantity of mar- quis' counties affected more by political factors varied. The inner and outer city walls were combined into one; the internal functional areas of cities were more finely divided; the perfect systems of traffic and drainages were constructed on a large scale . The above reflect the level and trend of the cities' development in that period.
Key words: the Han Dynasty; Hebei; cities; ar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