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海溢”灾害
[关键词]汉代；海溢；海啸；环境
[摘 要]汉代有关“海溢”的记录大致有7次。其中明确由海底地震等引发的严格意义上的“海啸”计4次。针对以为古代“海啸”多是风暴潮，而由海底地震或火山爆发等所激起的“海啸”在中国很少见的观点，指出这一事实是重要的。以东汉质帝本初元年(146)五月“海水溢”发生之后的救灾工作而言，朝廷的应急措施体现出相当高的行政效率。讨论汉代“海溢”灾害，可以补足以往灾害史研究的缺憾，也有益于更全面地理解两汉时期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关系。
The Sea-Overflow Disaster in Han Dynasty
Key Words: Han Dynasty; sea-overflow; tsunami; natural environment
Ahstraet: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record, about 7 sea-overflows occurred in Han Dynasty, among which 4 tsunamis in the strict sense were caused by the sea earthquake. It is important to point out the fact that most tsunamis were caused by windstorms rather than by sea earthquakes and volcanic eruptions in ancient China, which is a widespread view held by most Chinese scholars now. As to the disaster relief work after a sea-overflow in 146 A. D. , the imperial government’s e- mergency measures proved considerably high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This paper makes up for the inadequacy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natural disasters before now and promotes th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society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in Han Dynasty.
《论语·公冶长》记载了孔子的话：“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海，曾经被看作避世的方向。战国以来燕齐方士的海上求仙探索，反映了一种新的海洋观。自秦始皇实现统一之后多次巡行海上起，秦汉帝王对海洋的关注，成为显著的历史文化现象。海洋的文化作用，也逐渐突出。吴王刘濞据有海洋资源，据说掌握了可与汉王朝相匹敌的财富，也成为终于为最高统治者所不容的因素之一。汉武帝东巡，沿海行程也曾经留下深刻的历史印迹。这些现象，都体现汉代人的海洋意识有了新的时代气象。与此相关，在汉代灾异史中，可以看到关于海洋灾难的记录。
一 汉代的“海溢”记录
《汉书·天文志》写道：
元帝初元元年四月，客星大如瓜，色青白，在南斗第二星东可四尺。占曰：“为水饥。”其五月，勃海水大溢。六月，关东大饥，民多饿死，琅邪郡人相食。”
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古代“目前所知最早的海啸”，也是“最早的地震海啸”。[1](p291,p297)“五月，勃海水大溢”之后出现关东地区的“大饥”，不知道二者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联系。而“琅邪郡人相食”事，虽发生在沿海，不过不是“勃海”海滨，而是当时的“东海”海滨。《汉书·元帝纪》对于相关事件有如下记载：
(初元二年)六月，关东饥，齐地人相食。秋七月，诏曰：“岁比灾害，民有菜色，惨怛于心。已诏吏虚仓廪，开府库振救，赐寒者衣。今秋禾麦颇伤，一年中地再动，北海水溢，流杀人民。阴阳不和，其咎安在?公卿将何以忧之?其悉意陈朕过，靡有所讳。”
所谓“一年中地再动，北海水溢，流杀人民”，指出了这次“海溢”导致的直接的灾难。初元二年七月诏所说“一年中”，则不应指初元元年五月“勃海水大溢”事。如此，初元元年五月“勃海水大溢”和初元二年“北海水溢，流杀人民”，看来是两次灾害。
王莽时代，有人在有关水利工程决策的讨论中说到以往一次“海水溢”事件。《汉书·沟洫志》记载：
大司空掾王横言：“河人勃海，勃海地高于韩牧所欲穿处。往者天尝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寝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
其事虽说“往者”，然而与“天尝连雨，东北风”连说,与“一年中地再动，北海水溢，流杀人民”体现的地震“海溢”不同，因而看来不大可能是回述50多年前的初元元年“海溢”。谭其骧先生推测，“发生海侵的年代约当在西汉中叶，距离王横时代不过百年左右。沿海人民对于这件往事记忆犹新，王横所说的，就是根据当地父老的传述。”谭其骧先生还写道，这次海侵，可以在地貌资料方面得到证明[2][3]，还可以在考古资料方面得到证明。[4][5]对于王横所说，谭其骧先生指出：“他把海侵的原因说成是‘天尝连雨，东北风’，更显然是不的。按之实际，暴风雨所引起的海啸，只能使濒海地带暂时受到海涛袭击，不可能使广袤数百里的大陆长期‘为海所渐’。”[6]后来，关于这次渤海湾西岸“为海所渐”的现象，相关考古工作的新发现，使得人们的认识又有所深入。而对这一地区汉代遗存分布的认真考察，使以往的若干误见得以澄清。[7][8][9][10]有学者根据新的分析指出，这次“海水溢”“应是发生在局部地区、升降幅度小的短期海平面变动”[11]，其年代，大约在西汉末期。也就是说，王横所谓“往者”云云，应是对年代较近的“海溢”灾难的回顾。
关于东汉时期发生的“海溢”之灾，我们又看到《后汉书·质帝纪》的记载：
(本初元年五月)海水溢。戊申，使谒者案行，收葬乐安、北海人为水所漂没死者，又禀给贫羸。
说派“谒者”前往灾区施行赈救，是在“戊申”日，却没有说灾害发生的日子。不过，在“海水溢”前句写道：“五月庚寅，徙乐安王为勃海王。”如果“海水溢”发生在“庚寅”日，那么，皇帝派出救灾专员，是在灾害发生的第18天。“海水溢”的发生更可能是在“庚寅”日之后的某一天，如此朝廷的应急措施则体现出更高的行政效率。对于这次灾害，《续汉书·五行志三》也写道：“质帝本初元年五月，海水溢乐安、北海，溺杀人物。”
《后汉书·桓帝纪》记载：
永康元年秋八月，“勃海海溢。”
《续汉书·五行志三》“水变色”条下记载此事，写道：“勃海海溢，没杀人。”《续汉书·五行志六》“日蚀”条下也记载：永康元年“其八月，勃海海溢”。
汉灵帝时代又曾经发生两次与地震相联系的“海水溢”灾难。时间在建宁四年(171)和熹平二年(173)，仅仅相隔两年。《后汉书·灵帝纪》记载：
(建宁四年)二月癸卯，地震，海水溢，河水清。
(熹平二年)六月，北海地震。东莱、北海海水溢。
建宁四年事，“地震，海水溢”，没有说明地点。《后汉纪》卷二三《孝灵皇帝纪上》：“二月癸卯，地震，河水清。”不言“海水溢”。①明彭大翼撰《山堂肆考》卷二○《海溢》说：“‘海溢’一日‘海啸’。”举列历代“海溢”事件11例，包括汉代3例，即：“东汉质帝本初元年夏四月，海水溢；桓帝永康元年八月，海溢；灵帝建宁四年二月，海溢。”则对建宁四年“海溢”予以重视。
对于熹平二年事，李贤注引《续汉志》曰：
时出大鱼二枚，各长八九丈，高二丈余。
这种“各长八九丈，高二丈余”的“大鱼”，很可能是在“地震”和“海水溢”发生的时候遇难的鲸鱼。②《后汉书·灵帝纪》没有说到这次“海溢”对民众的伤害，《续汉书·五行志三》则写道：
熹平二年六月，东莱、北海海水溢出，漂没人物。
看来这次“海溢”是造成了民众伤亡的。
就现有资料看，汉代“海溢”现象，史籍记载计有：
(1)元帝初元元年(前48)五月，勃海水大溢。(《汉书·天文志》)
(2)元帝初元二年(前47)七月诏：一年中地再动，北海水溢，流杀人民。(《汉书·元帝纪》)
(3)西汉末年，海水溢，西南出，寝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汉书·沟洫志》)
(4)质帝本初元年(146)五月，海水溢乐安、北海，溺杀人物。(《后汉书·质帝纪》，《续汉书·五行志三》)
(5)桓帝永康元年(167)秋八月，勃海海溢，没杀人。(《后汉书·桓帝纪》，《续汉书·五行志三》、《五行志六》)
(6)灵帝建宁四年(171)二月癸卯，地震，海水溢。(《后汉书·灵帝纪》)
(7)灵帝熹平二年(173)六月，北海地震，东莱、北海海水溢出，漂没人物。(《后汉书·灵帝纪》，《续汉书·五行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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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通考》卷二九六《物异考·水灾》：“灵帝建宁四年二月，河水清。”甚至略去“地震”事。
② 清人姚之驷撰《后汉书补逸》卷二一“大鱼”条：“东莱、北海海水溢，时出大鱼二枚，长八九丈，高二丈余。案：今海滨居民有以鱼骨架屋者，又以骨节作臼舂米，不足异也。”
二 “海啸”和“风暴潮”
如《山堂肆考》卷二○《海溢》所谓“‘海溢’一日‘海啸’”，以上列举的这些“海溢”、“海水溢”、“海水大溢”现象，按照传统理解，也被看作“海啸”。清人张伯行《居济一得》卷七写道：“潘印川先生曰：‘海啸’之说，未之前闻。愚按：‘海啸’之说，自古有之。或潘先生偶未之见耳。”张伯行的说法看来是正确的。“海啸”之称虽然出现较晚，然而此前对于“海啸”现象的记录，可以说确实“自古有之”。古代史籍记载的“海溢”、“海水溢”、“海潮溢”、“海水大溢”、“潮水大溢”、“海潮涌溢”、“海水翻上”、“海涛奔上”、“海水翻潮”、“海水泛滥”、“大风架海潮”、“海水日三潮”等现象，其实就往往反映了“海啸”灾害。大约在元代，已经可以看到明确以“海啸”作为这种灾害定名的实证。①
以上汉代“海溢”诸例，宋正海等《中国古代海洋学史》第二十二章《海啸》中说到(1)元帝初元元年事和(2)初元二年事。[1](p291)宋正海总主编《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中《海洋象》“海洋大风风暴潮”条录有(1)，“海啸”条录有(2)、(4)质帝本初元年事及(7)灵帝熹平二年事。[12](p383,p393)②宋正海等《中国古代自然灾异相关性年表总汇》第三编《水象》“大水一海溢”条录有(4)，“地震一海啸”条录有(2)、(6)灵帝建宁四年事及(7)。[13](p462,p468)同一位学者领衔或主持完成的研究成果，对汉代“海溢”现象的认识却有所不同，是一件有意思的事。陆人骥《中国历代灾害性海潮史料》则录有(1)(2)(4)、(5)桓帝永康元年事及(6)(7)。[14](p1～3)《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中《海洋象》“海啸”条题注写道：“海洋学已明确定义海啸是由水下地震、火山爆发或水下塌陷和滑坡所激起的巨浪。按此定义，中国古代史料中，符合现代定义的海啸很少。因此我们把古代虽记载有‘海啸’二字，但明显可确定为风暴潮的条目放人‘海洋大风风暴潮’等年表中。”[12](p393)
对于“海啸”定义的理解，似乎各有不同。《现代汉语词典》：“由海底地震或风暴引起的海水剧烈波动。海水冲上陆地，往往造成灾害。”[15](p492)《汉语大词典》：“由风暴或海底地震造成的海面恶浪并伴随巨响的现象。”[16](第5卷p1213)也有学者指出：“海啸的成因有海底地震、海底火山和海洋风暴等原因。”[1](p297)《中文大辞典》的定义，则借用了中国古籍中的解释：“海啸(Tidal bore)，因海底发生地震或火山破裂、暴风突起，致海水上涌，卷入陆地，其声或大或小，若远若近，是为海啸，亦曰海吼。”[17](第19册p307)清人施鸿保《闽杂记》卷三正是这样说的：“近海诸处常闻海吼，亦曰‘海唑’，俗有‘南唑风，北唑雨’之谚，亦曰‘海啸’。其声或大或小，小则如击花鼓，点点如撒豆声，乍近乍远，若断若续，逾一二时即止；大则汹涌澎湃，虽十万军声未足拟也；久则或逾半月，日夜罔间；暂则三四日或四五日方止。”《中文大字典》“其声或大或小，若远若近”，即用施说。这些理解，“海啸”成因都包括“风暴”、“暴风”。《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如下：“海啸tsunami，亦称津波，是一种灾难性的海浪，通常由震源在海底下50公里以内、里氏震级6．5以上的海底地震所引起。水下或沿岸山崩或火山爆发也可能引起海啸。”[18](第3册p660)tsu- nami，即日语“津波”(つなみ)译音。诸桥辙次等著《广汉和辞典》解释“津波”为“因地震和暴风雨引起的突然上涌的巨浪”。[19](中册p851)《国语大辞典》则写道：“つなみ，[津波·津浪·海嘯]因地震和海底变动形成波长的，传播甚远、震荡期也相当长的海浪。”[20](p1676)也排除了“暴风雨”的成因。
我们看到，以上列举汉代“海溢”资料中，(1)(2)和地动有关，(6)同一天“地震，海水溢”，(7)“北海地震，东莱、北海海水溢”，这4次“海溢”，应当都是由海底地震引起。也就是说，是严格意义上的“海啸”。
汉代由海底地震等引起的“海啸”占“海溢”总记录的57．14％。如果按照谭其骧先生的意见，对于(3)西汉末年事排除与“天尝连雨，东北风”的关系，则也是因“海底变动”引发的“海啸”。那么，这种“海啸”占“海溢”总记录的比率达到71．43％。即使以57．14％计，如果对中国古代的“海溢”记录进行总体的分析比较，这一比率也是相当高的。有人认为，由海底地震或火山爆发等所激起的“海啸”，“在中国是很少见的”[21](p324)。就汉代的情形而言，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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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元人刘埙《隐居通议》卷二九《地理》有“恶溪沸海”条，其中写道：“郭学录又言：尝见海啸，其海水拔起如山高。”
② 今按：该书所录(2)，竟然将康熙《青州府志》卷二一记录置于《前汉书·元帝纪》之前，可见编者对史学常识的无知。
汉代“海溢”资料例(3)，历史文献本来的记载是“天尝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寝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谭其骧先生说，“(王横)把海侵的原因说成是‘天尝连雨，东北风’，更显然是不科学的。按之实际，暴风雨所引起的海啸，只能使濒海地带暂时受到海涛袭击，不可能使广袤数百里的大陆长期‘为海所渐’”。然而，如果我们尊重考古学者基于科学发掘资料的判断，对“海侵”的说法进行慎重的再思索，似乎可以认真看待“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之说，于是得出这可能是一次由风暴引起的“海溢”的推测。海水漫上，能够“寝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与这一地区特殊的地形特征有关。有人认为，“在中国古代丰富的潮灾记载中，最早记载风暴与潮灾关系的比地震海啸晚得多”，其最早“大风，海溢”资料，是公元228年的记录，所依据的资料，竟然是“乾隆《绍兴府志》”。而“正史记载的风暴潮则是公元251年(三国吴太元元年)，‘秋八月朔，大风，江海涌溢，平地水深八尺’(《三国志·吴志》)”。[22](P233)①论者似乎没有注意到《汉书·沟洫志》记录的王横所说“东北风，海水溢”事。
后世地方志有说“东汉灵帝建宁三年六月，海水溢北海郡，溺杀人物”者，如明嘉靖十二年《山东通志》卷三九《灾祥》，在前说汉代史籍记载的7例“海溢”灾情之外。未知所据，似不足取信。②
有研究者指出，根据史料记载，“有大陨石引起的海啸”。[22](p232)宋正海等《古代灾异相关性年表总汇》中被列入“陨石一海啸”现象者，仅有光绪《镇海县志》卷三七所载同治元年(1862)一例：“七月二十二日夜，东北有彗星流人海中，光芒闪烁，声若雷鸣，潮为之沸。”[13](p470)其实，可能汉代已经有类似现象发生。
《开元占经》卷七六《杂星占·星陨占五》：“《文曜钩》曰：‘镇星坠，海水溢。’《考异邮》曰：‘黄星骋，海水跃。’《运斗枢》曰：‘黄星坠，海水倾。’《淮南子》曰：‘奔星坠而渤海决。’”《通考》卷二八一《象纬考四·星杂变》：“……又曰：‘填星坠，海水溢’；‘黄星骋，海水跃’；又曰：‘黄星坠，海水倾’；亦曰：‘星坠，而渤海决。’”似乎说的都是“陨石引起的海啸”。参看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春秋文曜钩》“镇星坠，海水溢”，《春秋运斗枢》“黄星坠，海水倾”，“出典”均为《开元占经》卷七六，“资料”为清赵在翰辑《七纬》、黄奭辑《汉学堂丛书》、黄奭撰《黄氏逸书考》。而四库全书本《开元占经》卷七六引《春秋考异邮》“黄星骋，海水跃”，《纬书集成》则作“黄星坠，海水跃”，“出典”亦为《开元占经》卷七六，“资料”为清马国翰辑《玉堂山房辑佚书》、黄奭辑《汉学堂丛书》、黄奭撰《黄氏逸书考》。[23](中册p703,p729,p798)张衡曾说，“图谶成于哀、平之际”。[24](张衡传)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阎若璩说：“读班书《李寻传》，成帝元延中，寻说王根曰：‘五经六纬，尊术显士’，则知成帝朝已有纬名矣。”李学勤先生说：“成帝时已有整齐的六纬，同五经相提并论，足证纬书有更早的起源。近年发现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埋藏于文帝前期，有的内容已有与纬书相似处．哀、平之际，不过是纬书大盛的时期而已。”[25](上册p4)《开元占经》卷七六将三种纬书所见“星坠”与“海水”“溢”、“跃”、“倾”的关系，与“《淮南子》‘奔星坠，而渤海决’”并列，文句内容风格相互十分接近，也暗示其年代不迟。《淮南子·天文》：“贲星坠而勃海决。”高诱注：“决，溢也。”而前句“鲸鱼死而彗星出”，使人联想到《后汉书·灵帝纪》：“(熹平二年)六月，北海地震。东莱、北海海水溢。”李贤注引《续汉志》曰：“时出大鱼二枚，各长八九丈，高二丈余。”
关于汉代陨石引起的海啸，我们只看到片段的文字遗存，没有明确的年代记录。就此进行具体的灾害史的说明，只能期待新的资料和新的研究手段。
四 “海溢”灾情的历史分析
汉代“海溢”灾害见于史籍者，都在“勃海”、“北海”，只有(1)“(初元元年)五月，勃海水大溢”又涉及“六月，关东大饥，民多饿死，琅邪郡人相食”。而这段文字前面说到“占曰：‘为水饥。’”“水”与“饥”连说，不知琅邪郡饥馑是否也与海事有关。即使当时也称“东海”的黄海确实曾经发生“海溢”，也在北部中国沿海，和后世“海溢”记录以东海、南海更为密集的情形显然不同。[26]分析其原因，首先应当注意到当时中国北方是文化的重心地区。事实上，“海溢”历史记录区域密度的变化，正和经济文化重心逐渐向东南转移的历史趋势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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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今按：《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原文为：“秋八月朔，大风，江海涌溢，平地深八尺。”引文衍“水”字．又宋正海等《中国古代自然灾异相关性年表总汇》引此例，引《晋书·五行志》及乾隆《海宁府志》卷一六，却不引《三国志》，也明显违背史学常识。
② 陆人骥编《中国历代灾害性海潮史料》关于汉代的部分多引用明清以至民国地方志文字，不符合史学规范。此事列为汉代第5条，依据只有嘉靖《山东通志》卷三九《灾祥》一例。海洋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页。
对于汉代东海和南海地区相关资料的缺乏，不应理解为这些地区当时没有发生过这种灾害。很可能由于人口密度和经济地位的差异，使得这些地区发生同样的灾害，造成的损失会比燕齐地方要小。这样的事实，除了可以反映楚地、吴地和越地沿海地方的经济的总体形势较燕地和齐地沿海地方落后以外，或许也可以说明楚地、吴地和越地的区域发展重心，似乎不在沿海地方。
汉代“海溢”是被作为严重灾害记录在史册的。除前引(1)初元元年“五月，勃海水大溢”与“六月，关东大饥，民多饿死，琅邪郡人相食”事的逻辑关系尚嫌模糊外，直接的灾情，可见(2)初元二年“流杀人民”，(3)“海水溢，西南出，寝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4)本初元年“海水溢”，“乐安、北海人”有“为水所漂没死者”，又多有“贫羸”待救助，或说“海水溢乐安、北海，溺杀人物”，(5)元康元年“勃海海溢，没杀人”，(7)熹平二年“东莱、北海海水溢出，漂没人物”等，都造成了民众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在有关汉代灾害的学术研究成果中，除了少数论著涉及“海溢”①而外，似乎往往忽略了这种自然灾变的危害。就此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可以补足这种缺憾，也有益于更全面地理解两汉时期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关系。
(本文撰写，得到宋超教授指教，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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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陈业新的《地震与汉代荒政》说到因地震引起的“海溢”，《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3期。他的学术专著《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所附《两汉灾害年表》中，记录了本文讨论的“海溢”史例(1)(4)(5)(6)(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383页，第417页，第421页至第4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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