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诗歌中不存在宗教意识

【内容提要】
    穆旦诗歌中有宗教意识，这是近年穆旦诗歌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但仔细考证，穆旦思维流程的十个波段及其诗作中，从未对这个所谓宗教意识有过深度表述。穆旦亲属及其好友也均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穆旦生前有信教的言行甚或思想倾向。穆旦诗歌中的“救主”、“上帝”，是文字的，而非宗教的，是接受西方文化在运用中的习惯体现，它只是一个借词。

              一 

    1994年，由张同道、戴定南主编的《二十世纪文学大师》（诗歌卷）（海南出版社），在国内第一次给穆旦戴上了中国诗人第一把交椅的桂冠。以后，随着纪念穆旦逝世十周年、二十周年和2006年4月天津穆旦诗歌创作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对穆旦诗歌的研究已在国内形成一股日渐升温的热潮。

    随着对穆旦诗歌的深入认识，所谓穆旦诗歌中的宗教意识，已越来越成为诗评者和研究者们关注的热点。

    “关于穆旦诗歌中的宗教精神，学界有一个基本共识：《出发》、《隐现》等往往被视为最主要的标志性文本，和基督教祈神诗的文本之间有着重要的关联”①，那就让我们再来重读《隐现》和《出发》。

    长诗《隐现》分三章：《宣道》、《历程》和《祈神》。《隐现》一诗开首的题句是“让我们看见吧，我的救主”。这确是明显的宗教口吻，但我以为，若细读全诗，就不难看出，“救主”仅仅是一个借词，诗的真谛，在于人生的顿悟，并非真正宗教含义上的祈求。请看，诗人开首的几句，不是迷茫而要祈求上帝指点迷津，恰恰倒是一种顿悟：“失迷的路途”是“我们来自”的曾经经历，“触摸不到”的是曾经“闪光一下”的“星光或日光”的人生体验。而当“幻象”已经“枯干”，“哭”、“笑”、“忧心”便是我们往往会在第二天早晨嘲笑第一天晚上所做事情的哲理之辩。于是，诗人明白了“血液里的纷争”的后面，存在着一个看不见的恶魔，它的名字就叫“诱惑”。诱惑，从生命的本质上说，它是我们生命体本源里的东西，但从生活来看，它又是有着更宽泛的作用与场域的生命的附加物。就是它，能让我们“远离”，能让我们“不能安排”自己的“方向”。《历程》中以战争的两种场景：武力的战争和人生精神的战争，借词在这里被披上一件隐喻的外衣。隐喻，有时又是一种假（借）说，为此，“真”的变“假”，“哭过的”“已被遗忘”，“被毁的地方一个新的回转”，“英雄与美人”“归于模糊”等等。这里是又一深层次的哲理，但更是生活的，因为假（借）说的是真!而且正是在这样的生活场景中，再联系《宣道》中，诗人要求“救主”“让我们看见”的，是“无尽的河水流向大海，但是大海永远没有溢满（注意：《圣经》上说主的恩赐恰恰是满溢的），海水又交还河流”。在生命的循环之下，正饱含着真理的不断回归，这就明显是社会学的，是具含意的，而非宗教的诗意了。然而比它大的依然是生活：“我们是我们的付与，在我们的付与中折磨，一切完成它自己；一切奴役我们，流过我们使我们完成。”“折磨”、“奴役”、“流过”是一个生活的过程，“完成”是追求，是希望的象征。而《祈神》的主旨，正在于诗人直戳“黑暗”与“假话”、“假事”，因为“我们是二十世纪的众生骚动在它的黑暗里”，诗人才发出了鲁迅般“肩住黑暗的闸门”和“救救孩子”式的呐喊。“三千年的丰富枯死在种子里而我们是在继续……”，继续的当然首先是对中华文明不能因此而强国的质疑，继续的更是一种无力回天之中的追求与挣扎，黑暗中希骥一线破天而来的光明的渴求，因为最后诗人勇敢地说：“一切已经晚了然而还没有太晚”!这才是本诗的宗旨。由此，我们可以不难看出，写上“救主”即被认定为穆旦的宗教意识，是一种简单的阅读，更是一种主观武断。诗人在诗中所表示的，其实是一种生活的素朴的愿望，是生命的本质的要求，从审美而论，它是诗的一种艺术手法，而非本真意义上的宗教意识。我们还可在《出发》中找到佐证。短诗《出发》以经验的口吻回顾生活，在回顾的过程中揭开血淋淋的矛盾体，艰难地举起沉重的，让它对着阳光显现本质。第四节是全诗关键的一段，其中第二句“在甬道中让我们反复/行进”。研究者关注颇多，认为是“受难中走向上帝所安排的丰富而阔大的世界”②，但我以为这样的解释还停留在望文生义上。我们应该首先关注诗句的语境，这是一个国难家祸交叉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新旧思想交替嬗变和更加酷烈的时代。它是个人的，但更是民族的、国家的，时代的。所以“犬牙的甬道”中的上帝，是政治的，是忧虑民族与国家心情之下的政治形态意象。也有论者认为王佐良先生说穆旦在诗中创造了一个上帝，这个“论断实际上是建立在中国文化缺乏宗教意识这个可疑的现成结论”上③，我以为不无道理。张新颖先生近日在2007年3月号《书城》杂志上撰文中也说：“芝加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了一个“研究中国问题小组”，参加的人有杨振宁、李政道、邹谠、巫宁坤等，穆旦也在其中。小组关注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况，穆旦表现激进。芝大的国际公寓（internationalidouse）是大家经常聚会的地方，周与良回忆，“许多同学去那儿聊天。良铮总是和一些同学在回国问题上争论。有些同学认为他是共产党员。我说如果真是共产党员，他就不这么直率了”④。而在事实生活中，穆旦也是坚定地信念“中国人要有爱国心，民族自尊心”的⑤，并一直身体力行着。为此，爱国、激进的穆旦，他的诗中出现的救主、上帝的另一层更巨大的含义，应是中华民族和后来在战火中诞生的他心中渴盼憧憬着的一个新中国。这也可以从“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更是牵动穆旦的心弦，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⑥中得到佐证。这样再来重新看长诗《隐现》中的那句“让我们违反自己，拥抱一片广大的面积”，正是既道出痛苦的个体生命与争取自由有必然的关联，更点明了违反自己是一种必然的历练途径，于此，“拥抱一片广大的面积”也就非单纯的自由，而是对新的国家新的振兴的民族的一种极其渴望的追求憧憬。在这里，我们还得回到当时的语境中去求索诗句真正的含义：举凡20世纪初在成长中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学习、努力、追求与目标，首先不是为了生存和求自己能更好的生活，而是为了民族的振兴和建立一个理想的自由民主的新中国。溯其渊源，也就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优秀传统思想。而在穆旦所处的年代，也即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大写着的精魂所依的“感时忧国”精神。由此再深入去看被部分研究者认为穆旦诗歌中“带有宗教意味”的其它的诗，如《时感四首》中“我们只希望有一个希望作报复”，那用“希望”去作报复的，正是温暖的，善良的，向上的，宽阔的，前进的，积极的。也是穆旦由衷发出的政治性含意的“宗教语”。为此，穆旦在国难当头之时，会毅然抛弃西南联大较为平安

    的环境，奔赴抗日前线，出征缅甸抗日战场。1942年，在野人山战役中，穆旦孤身一人迷路在胡康河谷，断粮八天，全身浮肿，还得不断与疟蚁、蚂蟥斗争。在生死边缘上挣扎，长达5个月后，从地狱中生还，却毫无怨言⑦。因此，也可以这样说，穆旦诗中的思想维度，不是皈依上帝，而是面朝祖国民族，心灵花开。被他经历的矛盾丛生、灾难多多的生存境遇，只是个体生命过程中的经验积累与生命体验意义上的价值求真，而他心目中的真理的意义，全在于向往光明的政治、振兴的民族和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也正为此，才有1949年8月去美国深造，12月与周与良结婚，仅隔四个月就在美国打定主意要回到刚诞生的新中国，并立即急办回国手续的、一个冲动着爱国之心的穆旦。

    在对穆旦诗《赞美》的阅读中，我起初也为他“再一次相信名词”的诗句中，把“名词”直白地带进诗中而感大惑不解。今再重读，由理性层面的层层推进，由历史的山河走过荒凉的大地，由无数次的失败与失望到挺立起来，由痛哭的愤恨转化为群起的奋战，由揭起多年耻辱的一种已为期不远的新历史，作出历史思考与理性的思考，到几个关键词的连缀：拥抱，人民，带血的手，一个民族，起来，希望和失望，流过。才理解到“名词”在这里也是个隐喻，它其实是暗指（示）抗争，对外来侵略的抗争和对民族自身积习过重而显懦弱的抗争。失败伴随着失望，多少次的失败，多少代的失望，让一个民族几近萎蔫。然而，失望又并非是无望，当一个民族在历史的灭顶危机之际，她必须站起来时，诗人最先预见（看到）了这一点，抗争就由理解转化成了一份爱——民族自尊的爱，对祖国山河及连体自己生命的爱!这也只有穆旦这样的大诗人，才有胆量有气魄敢把“名词”艺术地融进诗句。然而即便就是当下的一些穆旦诗歌研讨会和部分研究者的文章中，仍把“名词”简单地等同于这一句诗的下半句“溶进大众的爱”中的爱。把“名词”等同于“爱”，多少也受到宗教意识中上帝之说的误导。

              二 

    同样，对于众多评论研究者所注释的穆旦的那篇著名的《诗八首》，我们在看到穆旦对整个情爱过程的诗性阐释时，更要注重里面以哲理的辩证及其思考对人类情爱与性爱的解读。这一点孙玉石先生在1996年就曾撰文指出，它是属于“以特有的超越生活层面以上清醒的智性，使他对于自身的，也是人类的恋爱的情感及其整体过程，作了充满理性成分的分析和很大强度的客观化处理。整首诗，从头到尾显得很深沉，也很冷峻”⑧。只可惜在当下的“穆旦热”中，不少研究和注评者太热衷于就词论诗，甚至作着过多的望文臆测的所谓评注或研究，如“小小野兽”特指女性情欲，“一片草”指女性阴毛丰盈的私处⑨，“上帝”与“上帝的玩弄”是指你我是上帝意志的造物，男人（亚当）因被抽取一根肋骨制造了女人（夏娃）（但稍有基督教常识的人都知道，具有真正宗教意识者是决不会将上帝造人说成是“玩弄”的，这有亵渎神灵之罪），“变形的生命”指的就是被抽去了一根肋骨的男人”⑩等等。其实，那都是一种暗示或泛指类性质的，能引发读者更多更丰富的联想，若作确定解，就把诗搞俗了。

    对于《诗八首》穆旦在与郭保卫的通信中说得更透彻，他说：“你大概看到我的那《诗八首》，那是我写在二十三四岁的时候，那里也充满爱情的绝望之感”11。后他对爱情作的注释，就更能说明问题：“爱情的关系，生于两个性格的交锋，死于“太亲热，太含糊”的俯顺。这是一种辩证关系，太近则疏远了。该在两个性格的相同和不同之间找到不断的平衡，这才能维持有活力的爱情”12。应该说，这也是穆旦对《诗八首》最好的注释。

    至此应予指出的是，因穆旦诗中经常出现的“上帝”，“救主”，所以就断定穆旦是个类似非入会的宗教徒，甚至在解读他的诗歌时，赋予了他自己也始料未及的基督化的思想及其理论阐述，这是一种不的想当然，更是把穆旦研究引向一种误区。首先穆旦终身未入教，而且也未曾见到穆旦夫人或同道师友亲朋等回忆起他生活上的若干宗教情结。其次，作为喜爱西方古典诗和现代英诗的穆旦，在诗句上所用“上帝”一词，应是开始大量接触和借鉴西方诗创作时的一种印痕。第三，他从美国回国途中，写下了一首《感恩节——可耻的国债》，就更能证实穆旦的非宗教思想。诗人在诗中非常明白地写道：“感谢上帝——贪婪的美国商人/感谢上帝——腐臭的资产阶级”；“明抢暗夺全要向上帝谢恩”，“感谢上帝?你们愚蠢的东西”!诗的最后一句，更是诗人向世界表明了他坚定的非宗教立场：“快感谢你们腐臭的玩具——上帝!”由此可见，“上帝”、“救主”出现在穆旦诗中纯属“借词”之用，决非因有“上帝”字样，就可在研究中无限引伸发挥出所谓穆旦的宗教意识。这一点，穆旦的挚友杜运燮先生也早就说过，“穆旦并非基督教徒，也不相信上帝造人，但为方便起见，有一段时期曾在诗中借用‘主'、‘上帝'来代表自然界和一切生物的创造者”13。

    对一个作为有歧义的解释，还必须在它的不确定性中找到理论批评的依据。虽然个人写作的内涵既包含着多层面的涵义，又因诗中特有的隐晦之词允许着多层面的解析。但作为具有一定主题的诗歌写作，也就必然会有它相对的确定性，并且对于主题中加入的某种信仰意识，一定会有生动的和深度的表述。而且作为一种颇具独立个性与思想个性的文学样式中的精品诗歌，它应该更加对想欲渗行其中或凸显其中的信仰意识，有着更为精炼和动人的比喻或意象，以展示诗歌语言对他信仰价值的最惬意的描述和抒情。从审美价值而论，诗人要告诉我们的，不是对一般名词或动词的多次重复中的重要性，因为事实上价值的建立不在这类名词或动词的符号性质的多次重复出现，而是把语言作为载体，让读者的目光由对词之阅读欣赏的感性层面，转化渗透到思想的高度和灵魂感性中的深度敏感点上。以穆旦诗中的“救主”、“上帝”为例，在这个借词后面，有过以理性的剖面去深度表述宗教意识的诗句延续吗?有过在其深度的表述（征）而使我们对穆旦的宗教意识，在阅读中渐趋清晰而深信不疑的诗句吗?没有!所以说，除了以词面之义去找《圣经》中有相关内容并引申发挥之外，我们根本看不到宗教意识，是如何行进在穆旦的思想轨道上，看不到这位诗人高歌吟唱的是饱含着宗教意识，并在字里行间演绎着宗教意识的意象和影响着他的思维流程。为此，也就可以这样说，对于穆旦诗歌中的宗教意识之说，其实只是浅表层面上的望文生义，是一种虚幻的臆造和空泛的文义扩张，毫无审美价值可言。

    我们还可在穆旦开始从事诗歌创作40多年的生涯中，从纵观穆旦创作的思维流程中，大致可以找出十个凸显的波段，来再辨析他的思想及是否与宗教意识有关。

    一是穆旦7岁上小学二年级，以一篇习作《不是这样的讲》刊登于天津《妇女日报》上，通过对话、情节、人物的形态，显示了穆旦幼小心灵中的世界观察与思考，和他的创作才情。人类经历的一切终将会化，今天重读此文，就可见出，穆旦在早慧之时，就已有走向真实的意识倾向。

    如果说7岁的穆旦那时对世界的观察与思考还只是稚嫩浅表的一声童音，那么，少年时期穆旦家中逢年过节，家中摆供桌，祭祖先，子孙按辈分长幼，依次跪拜，而轮到穆旦，他坚决拒绝的行为，就表明他对世界的观察与思考，已决不是耍耍小孩子家小脾气的意气用事15，而是有着独立的理性思考，能够自觉站立于无神论一边的行为了。

    第三，穆旦上高中时，在《南开高中生》校刊上（1934年4—5期合刊）发表了散文诗《梦》，这既是诗人第一次使用穆旦这一笔名，又是诗人以梦喻人生，首次表明对人生的唯物观念：“人生本来是波折的，你若顺着那波折一曲一弯地走下去，才能领略到人生的趣味。”16而《神秘》中的“朋友，宇宙间本没有什么神秘”，《前夕》中的“这时，我将/永远凝视着目标/追寻，前进/拿生命铺平这无边的路途”17，就更说明青少年的穆旦，虽然接受着中西方文化，特别是该历史时期带着强烈冲劲的西方文化，但他“永远凝视的目标”，是踏实的追求着没有什么神秘的现实人生，是唯物的。

    第四，“一二?九”学生运动震惊全国之际，也是穆旦刚入清华大学不久，受到时代风云的感染，穆旦积极参加了由清华大学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左翼作家联络清华小组”领导下的“清华文艺会”，鲜明地表露着穆旦进步爱国的立场，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是无神论者，穆旦在这里的进步的含义，应该是在思想上力求与无神论保持一致。第五，1937年，时年20岁的穆旦，写出了成熟的诗《野兽》，整首诗蕴含民族受难时的坚忍与不时激荡着的战斗激情。我们还可回过头来结合穆旦在10个月前写的一首诗《古墙》。面对斑剥灰沉的历史陈迹，穆旦并没有在慨叹世事沉浮、英雄灰飞烟灭中屈从于上苍神意的宿命观念，而是唱出了“晚霞在紫色里无声地死亡/黑暗击杀了最后的光辉/当一切伏身于残暴和淫威/矗立在原野的是坚忍的古墙”。这里喻中华民族千年不倒的古墙意像，是对宗教意识的一种拒绝，因为人往往在面临绝境时会转向精神的拯救，而穆旦恰恰转向古墙，这里的古墙是穆旦心中永远盛装着中华民族精神的坚定信念，以及不屈从于暂时或眼前的暴力的那种深沉的坚毅。

    第六，在1938年的抗战烽火中，身为学生的穆旦与其它流亡大学生和教师一起经过68天，行程3327.2华里的长途行军，由长沙迁至昆明。在这长征的始末，穆旦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并没有因为路途中可能会出现的难以预料的风险而心存恐慌，或现心灵空虚之痕迹，更没有因此而带上《圣经》之类的宝典求安避难，或企求心灵上的一丝慰藉。而是随身带着一本《字典》，争分夺秒地拼命自学。在穆旦的心灵中唯一的信念，就是振兴自己大一统繁荣富强的祖国这一愿望，这也可从他结束长征的《原野上走路》中见出：“我们走在热爱的祖先走过的道路上/所以我们走着/我们怎能抗拒呢?噢!我们不能抗拒/那曾在无数代祖先心中燃烧着的希望。”18也正由此，穆旦在西南联大时期，无论是对《冬青》壁报的热情参与，还是对叙永分校的壁报《布谷》和文聚社刊物《文聚》的积极撰稿，都以充满着中华民族的博大胸怀和战斗豪情进行着诗歌和散文的创作，并在诗歌中展示着一个诗人对祖国对人民无限的深情，《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这种对世界与现实发出的抗争之声，在这里就不是娱乐的、理想主义的、审美的，而是实践的，现实主义的，的。

    第七，穆旦一生中有三大磨难，一是野人山生死之劫，二是“反右”运动，三是“文革”。在他人生之旅中遭受野人山的生死之劫后，带病写下了《阻滞的路》，《底梦》和《幻想的声音》。这是一颗灵魂游走于死亡之窟后发出的声音：“我要回去，回到我已失迷的故乡，摸索那为时间遗落的一块精美的宝藏”《阻滞的路》）；“我曾经迷误在自然底梦中“（《自然底梦》；“从幻想底航线卸下的乘客/永远走上了错误的一站”（《幻想底乘客》）。大难不死的诗人，要回到那里?什么才是他失迷的故乡?那就是孩子，是祖国未来的象征：“孩子，我要沿着你们望出的方向退回”，“保护你们的希望，实现你们的理想”，“因为我曾是和你们一样的孩子”（《阻滞的路》）。而曾经的拥抱与情爱，曾经使诗人迷失了自己，因为只有经历了大难之人，才能深刻体会到世界并非单纯有爱和温暖，更多的是磨难与灾祸。面临“过多的忧思现在才刻露了”，诗人至此大彻大悟。然这

    大彻大悟又非贾宝玉式的四大皆空要循入空门，“当太阳染给我刹那的年轻”，当“美丽的梦呓把它自己说醒”时（《自然底梦》），诗人已从一个“从幻想的航线卸下的乘客”，变成为“他已开始学习做主人底尊严”（《幻想底乘客》）之人了。这就是坚定行走在非宗教意识行程中的不消极不出世的穆旦。

    第八，爱国和政治是并不矛盾的，因为政治已经渗透进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王佐良先生曾说：“穆旦并不依附任何政治意识。”19那应该是指庸俗的流于口头式的政治。爱国，其实就是一个人个人的政治行为或意识。1950年，穆旦在美国因时刻关注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一次次地阅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20，并认为自己回到祖国可以大干一番，为此，他不听许多好心朋友劝其慢一点回国，“等一等，看一下”的好心劝阻，更是断然拒绝了印度德里大学担任教务长的聘书，几经周折，毅然投入了祖国大建设的怀抱21。坚毅的爱国思想，继抗战在中缅边疆之后，第二次在穆旦生命史上凸显着巨大的光芒。

    第九，在穆旦回国接连遭受二大磨难后，他依然没有“看破红尘”，也没后悔自己的回国之举，更不相信命运，相信上帝安排一切之类的说教。面对它人的惋惜，穆旦的回答更是铮铮铁骨：“我不回来，能有这么多的作品吗?我不回来，难道就做一个人家的二等公民吗?”22“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的生存。”“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下而滋生。”23可见，穆旦作为一个创作者，他的诗人角色，是与祖国与政治的主动合作者，不合作的只是不与权势合流。

    第十，在受尽磨难之后，即令是临终前的穆旦，依然乐观豁达，不相信命运，不相信宗教，只相信他一生追求的真理，相信真诚，相信真金般的诗歌。在《冬》这首绝笔诗中，诗人自视为燃尽烛泪的一支小小的蜡烛，为祖国为民族骄傲地忍耐，最终发出无怨的闪光。至今，我们仿佛仍能听到诗人面对严酷的冬天，吟唱着“生命也跳动在严酷的冬天”，“冬天的乐趣也在严酷的冬天!”24在严酷的现实生活里，穆旦的思想始终拥抱着希望和追求。现实中的极左政治处处让他缺席，而在思想中，穆旦对祖国对民族对艺术，始终是在场的。

    由上述穆旦思维流程中十个波段的巡检，可见在穆旦的思想中，有的只是强烈的爱国信仰和对现实的哲思与关心。一个真正的诗人，高品位的诗人，总是把自己认定的价值目标，以生命的关切加上他热忱无悔的献身行为去努力追求的。而在其生命的实践过程中，他又总是义无反顾以现实的使命者和历史责任的担当者的双重身份，去面对命运和践行自己的人生事业。这也正是穆旦作为诗人的非宗教意识的思想者和他诗歌的高雅深刻的品位所在。

              四 

    上面已经论述，“上帝”、“救主”等词在穆旦诗歌中的出现，一是借词方式，二是接受西方文化之人在日常文化运用中的习惯体现，而非具真正的宗教意识。这因为若真具宗教意识，从信仰的角度看，须有一个被视为人格的上帝的前引，才会有由其宗教意识的具体化（或诗化）来阐释或证明上帝的万能性质，并宣传他的伟大和唯一的影响。但我们在穆旦诗中见到的，只是首先提及一下上帝，间或在段落中慨叹一下，而在整首诗的思想主旨或思维流程中，始终见不到一以贯之地、清晰可见的诗人祈盼上帝拯救世界、人类及其事物的诗化表达。相反，当我们的眼前逐渐展现诗人对世界、人类及其事物的情感、态度，特别是那番痛苦的人生体验，由心灵的展开和逐步的深入，发出阵阵灵魂的呐喊时，我们会发现，他最后所指的，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和振兴的中华民族，上帝，已远远落在了后面。这是上帝不可能对他的思想和信仰产生巨大影响的事实，这也是虽然他曾在学生初期接受欧风熏陶，尔后又去美国深造，但面对当代中国问题及其民族灾难，上帝只是诗人无奈时的一个慨叹，始终未能进入诗人的灵魂深处，并给他于理想性与指教性。上帝，只是文字的上帝，而非精神的上帝。这也正是穆旦诗歌的独特意义所在：面对上帝或救主，它不是给我们一份乞附神灵庇佑的灵魂求救，反之，它给予我们的是一种坚强独特、死而不悔的追求。这份追求明显地不是一个宗教徒或具宗教意识之人的追求，而是将写作与现实紧密糅合起来、将肉身与祖国民族的命运融化在一起的一份赤子的申请与愿望。在诗歌中，它承载的是个人与祖国与民族共同的灾难，它让创作思维流程服从的是理性的现实追求，它以诗让人们寻求新的更广阔的生存空间，以应对眼前暂时的胁迫。所以，说穆旦的诗冷峻是深刻中的冷峻，诗里充满了失望是只有爱者才会有的失望。因此，我们在对穆旦诗的阅读中，透过冷峻与失望，穿过一个荒野流浪儿的形象，是一份热烈追求的回报，是一种赤诚忧思的感动。他的灵气才华，他的活力与创造力和不凡的想象，偏离的是低庸的政治依附，他的诗歌之帆让我们睁开双眼远眺的，是哲思后沾不得尘污的一片纯蓝的天空。

    这样，一个受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与非宗教意识的问题，就已经明显地摆在我们面前了。我们知道，基督教信仰的宗教象征，在人的表现层面和他的真实的深层，都是被教义道成肉身受世上苦难这一教义所感染，这种特殊的思想方式也会导致意味深长的、特殊的处世态度。在神学上，它属于一个范畴里的两个矛盾体：一方面反对实证的拯救，主张灵魂的自救，一方面处处高喊拯救世界而让精神始终陷入现实之中。而对于无上述信仰，即非宗教意识者来说，他们的表现往往是表面浅层上会极其凸显比宗教意识还宗教意识的言行，但在其深层处，却全然没有真正宗教意义上的真在或精髓的东西，即道成肉身从而以受苦受难去拯救世界的顽强意识及其由此去弘扬光大教义里的东西。这就是一般文化与宗教意识的区别（当然，宗教意识也是文化，但这是一个大概念中的另一个问题）。穆旦恰恰就属非宗教意识的后者。

    注释：

    ①②③《穆旦诗歌创作学术研讨会会议集》（2006），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编（未刊稿）。

    ④张新颖《穆旦在芝加哥大学》，《书城》杂志2007年第2期，第38页。

    ⑤⑧13孙玉石《解读穆旦〈诗八首〉》，刊《穆旦逝世20周年纪念文集——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第20页、22页。

    ⑥［韩］金素贤《智者的悲歌》，刊《中国文化与文学》第1辑，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5年4月第1版，第116页。

    ⑦141519202122陈伯良《穆旦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73页。

    ⑨胡彦《死亡的子宫》，《云南文艺评论》2005年第3期（内刊）。

    ⑩罗锡文《穆旦诗歌的心灵力量和东西方文化背景》，刊《当代文坛》2006年第1期（网载）。

    1112曹元勇主编的《蛇的诱惑》，珠海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第222、225、226、227页。

    1617182324李方编《穆旦诗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15、11、54、214、362、3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