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著山中老更勤
【内容提要】
除了创作文言短篇小说之外，作为一个来自民间的文人和学者，蒲松龄在《聊斋俚曲》和《戏三出》、《日用俗字》、《农桑经》、《家政外编》、《会天意》、《观象玩占》、《草木传》、《药祟书》等作品中，对于民间谚语、歌谣和故事、当地方言和俗字以及民间农业和医药等资料都做了大量的收集、整理和保留工作。从文献学方面来看，蒲松龄更是一位卓越的文献学家，他应该在文献学史上得到应有的地位和评价。
【关键词】 蒲松龄;民间;文献学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又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他天性颖慧，文冠一时，清顺治十五年(1658)应童子试，“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但此后屡试不第，直到71岁的古稀之年，援例成为“岁贡生”。蒲松龄科举不第，无缘官场，终身清贫，仅靠教书为生。但他却没有颓废，更未流俗，而是集中业余精力，勤奋著述，无偿地为后世流下了诸多弥足珍贵的文学瑰宝。而作为一个来自民间的文人和学者，他的作品中都有一个共同的成就，就是收集、整理和保留了大量的民间文献，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聊斋俚曲》和《戏三出》对于民间谚语、歌谣和故事的辑录
《聊斋俚曲》是蒲松龄利用流传于当时的时调俗曲填词创作的长篇讲唱叙事故事。据《柳泉蒲先生墓表》碑阴记载，蒲松龄著有“戏”三出(《考词九转货郎儿》、《钟妹庆寿》、《闹馆》);通俗俚曲十四种:《墙头记》、《姑妇曲》、《慈悲曲》、《翻魇殃》、《寒森曲》、《琴瑟乐》、《蓬莱宴》、《俊夜叉》、《穷汉词》、《丑俊巴》、《快曲》、《禳妒咒》、《富贵神仙》后变《磨难曲》、《增补幸云曲》。其中，《丑俊巴》为未完成作品，而《富贵神仙》后变《磨难曲》在流传中为两个独立的本子，故《聊斋俚曲》实则当为十五种，共计六十二万多字。除《琴瑟乐》①外，其它的俚曲均曾见于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蒲松龄集》中。《聊斋俚曲》的创作年代记载不详，除少数作品有据可查外，其余篇目则较难确定。据天山阁所藏抄本内题，《琴瑟乐》作于康熙十三年甲寅(1674)蒲氏三十五岁前后。据毕子俊旧藏抄本，《穷汉词》作于蒲氏三十七岁时。从《俊夜叉》中有“康熙爷乙卯年(1675)”的字样推断，该曲当作于蒲松龄三十六岁时。据盛伟先生考证，《蓬莱宴》写于康熙十三年前后;《丑俊巴》、《快曲》写于康熙十五至十七年。从作品内容反映的广度和深度看，《磨难曲》中的百姓逃亡的情节酷似康熙四十三年(1704)时旱灾蝗灾颗粒无收、流民满道、饥尸横野的情景，故该俚曲似是蒲公六十五岁时的作品，与作者撰写杂著服务于农民相印证。《姑妇曲》当撰于康熙四十一年蒲公六十三岁左右。与此类推，也当是他有着丰富阅历的中晚年的作品。据高明阁推断，《禳妒咒》也是1704年蒲松龄编撰《日用俗字》以后写成的②(P175)。其余篇目则较难确定其写作年代③(P121-122)。
促成蒲松龄写作俚曲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基础与地位的低下，是形成他为平民百姓创作思想的前提和基础。当时俗曲和巫戏的盛行，及各种地方剧种的兴起，又为蒲松龄创作俚曲提供了极好的社会环境条件。可以说，《聊斋俚曲》的创作是来自民间并且面向民间的，因此，在这些作品中保存了相当数量的民间谚语、歌谣和故事，主要分为两大类:
①谚语、俗语、歇后语。
官不打送礼之人。 《钟妹庆寿》
竹篮打水落长空，可才大家没蛇弄。 《墙头记》
贵人不踏贱地。 《姑妇曲》
有了后娘就有后达(爹)。 《慈悲曲》
仇人易杀，官司难打。 《寒森曲》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 《增补幸云曲》
人心无足蛇吞象。 《翻魇殃》
贵人倘相见，一凶再不凶。 《磨难曲》
冬至来年麦，夏至管豆花。 《农桑经》
苏州娘子不缠脚——光兴了一个头。 《墙头记》
铁鬼脸满地撂——丢出那丑来了。 《姑妇曲》
耍把戏的开了箱——还弄出故事来哩。 《禳妒咒》
②四季歌、五更调、十二月小唱、歌谣、酒令、民间故事、笑话等。
四季歌如《蓬莱宴》中《四季歌》[憨头郎];《禳妒咒》中《四季歌》[叠断桥];《磨难曲》中《四季歌》[金纽丝]、[叠断桥];《富贵神仙》中《四季歌》[虾蟆歌]等，皆分为春夏秋冬四段，借助景物反复吟唱相思孤寂之苦:
春来到，花径生尘，风飘万点正愁人。家乡万里无音信，想你泪纷纷。他那里殷殷勤勤，杏花插乌云，可有谁看着俊?谁望着亲? 《磨难曲》
一年的凄凉秋梦最难成，忽见那梧桐飘飘一叶零。冤家呀，你也睡不安，奴也睡不宁，怎不叫人伤情，怎不叫人伤情!绣房独自捱到三更，秋雨儿又在纱窗外，滴滴儿点点，滴滴儿点点，叫奴怎听! 《富贵神仙》
以上春秋两段各以离人和思妇口吻写成，但无论春天的“花径生尘”，还是秋天的“梧桐飘飘”，这些景物都毫无例外地笼罩在凄凉沉郁的愁苦之中，一如文中之主人公!“五更调”和“十二月小唱”皆是如“四季歌”一样类型的小曲，只是“五更调”分一夜五更为五段吟唱，而“十二月小唱”则分一年十二个月为十二段吟唱而已!
相对于“四季歌”、“五更调”和“十二月小唱”的雅致与感伤，《聊斋俚曲》中歌谣、酒令、民间故事、笑话等则显得更加浅白与戏噱，如:
墨染一身黑，风吹胡子黄;但有一线路，不作孩子王。 《学究自嘲》
我占的是龙庆府。俺爷是公龙，俺娘是母龙，后来生下我这小龙。伸龙手，取龙壶，斟龙酒，张龙口，吃龙酒，龙酒干。 《增补幸云曲》
王丙说故事:有一伙瞎厮，在路上走路胡迷了，一骨碌张在崖里。亏他攀着一枝荆科，不曾到底。又不知底下还有多深浅。啕叫救人哪救人，并不见做声。啕叫了半日了，自言自语说“合该命尽了!”叫了一声皇天，撒了手，其实离着沟底不勾半尺了。才说:“咳咳!早知道这等，啕叫什么?”《磨难曲》
这些文献资料来自民间，充满了浓郁的地方气息，对于我们了解当时山东地区的社会生产状况和生活习俗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此处摘录的是《聊斋俚曲》中来自民间语言、文艺的部分资料。当然这部分作品除谚语外，已经不是民间文学的原始形态，如四季歌、五更调等大多是蒲松龄根据民间曲牌在民间歌词基础上的再创作，但它和民间歌谣、小曲已难明确分辨。
二、《聊斋俚曲》和《日用俗字》对于当地方言、俗字的整理和保存
《聊斋俚曲》除辑录了大量的民间谚语、歌谣和故事外，还为研究当地方言保留了大量宝贵的文献资料。蒲松龄《聊斋俚曲集》收录的俚曲十四曲，都是用清代初年淄川地区方音土语，以流行于该地民间的“小曲子”作唱腔编写的。全部约五十万字，是鲁中南地区方言俗语的集大成者。而蒲松龄生于明末，长于清初，所处时代正是近代汉语转变为汉语的过渡时期，他的俚曲不但在汉语史上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在山东方言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成为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重要资料库。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音韵学方面。俚曲唱词是用通俗白话和方言写成，所以还需注意方言的字、词入声要准确，方言要按地方话读，这样才有本土风格特点。俚曲不是按照戏曲那样采用“中州韵”，而是采用俚曲的曲调与淄川话的结合，主要是依据淄川话的每个字的字调来决定音的运行。淄川话与普通话比较起来，二者的调类虽然都是四个，即: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但其调值和调性却有很大的差别。主要是:淄川话的阴平为降升调(近似普通话的上声);淄川话的上声是高横调(近似普通话的阴平声);淄川话的阳平是高(半)降调;去声是低(半)降调。如:“可怜”中“可”字，不唱“ke”，而唱“kuo”等。另外，还有一些土语中的习惯“虚词”的大量运用，如“也么”、“呀是”、“哎呵”、“呵哟”等。比如在[玉娥郎]《磨难曲》第十二回词中最后一句:“可怜俺望家乡呀是万里遥”等等。这需要歌唱时，反复揣摩，力求“有味”，才能体现它鲜明的地方特色，使人一听便知道是淄川地区的民间曲调。在押韵形式上，是用方言来押韵的，演唱时不用方言，有时韵脚会很不协调。用方言演唱，既解决了押韵问题，又突出了地方风格。
另外，《中原音韵》是元周德清集北曲用韵作成的一部韵书，它反映了元代北方话的实际读音。而《十三辙》则是清代曲艺工作者用韵的，反映了清代官话的实际读音。蒲松龄所处的时代正是北方语音由《中原音韵》向《十三辙》过渡的时代，因而他的俚曲的用韵就会显示出由《中原音韵》向《十三辙》过渡的一些特点。现在，如果我们把《聊斋俚曲集》的押韵系统全面整理出来，将它与淄川现在的韵母系统加以比较，便可以看出淄川韵母系统三百年来演变的大致情况。这些都体现了《聊斋俚曲集》在方言学和音韵学方面的重要学术文献价值。
在词汇学方面。《聊斋俚曲集》里的大量的方言俗语不但是训诂学的珍贵资料，也是词义学和词汇史的珍贵资料。一方面，《聊斋俚曲集》保留了许多过去流行而现在看来不易索解的方言俗语，如:【不待】不愿意，不喜欢。
于氏不待看也不待听，黄天黑地的蹦起头来了。《姑妇曲》(第一段)
酒色养的那脾胃娇，那厌气时文也不待瞧。《禳妒咒》(第四回)这里的“不待看”是不愿意看的意思;“不待听”是不愿意听的意思。王实甫《西厢记》第三本楔子:“俺姐姐针线无心不待拈，脂粉香消懒去添。”《金瓶梅》第十一回:“弄得汉子乌眼鸡一般，见了俺们不待见。”又第四十回:“我心里还不待吃，等我去喝些汤罢。”《醒世姻缘传》第四十九回:“晁夫人不待家寻他，将言语支开他去了。”《红楼梦》第二十一回:“难道图你舒服，叫他知道了，又不待见我呀!”黄肃秋校注的《醒世姻缘传》上说:“不待家，没耐烦、犯不上、不犯着”，这不够得当。“不待家”并不是什么“犯不上、不犯着”，就是“不愿意”的意思。在这里，“家”只是个词缀，没有实义，近代汉语中常用。如《西厢记》第四本二折:“他是个女孩儿家，着他落后怎么?”《汉宫秋》第一折:“莫便要忙传圣旨，报与他家。”《赵氏孤儿》第四折:“到今日三百口的冤魂，方才家自有主。”“待”有“需要”义。如《五蠹》中:“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及后来的成语“自不待言”。“待”常和“不”连用，渐渐地二者的结构趋向紧密而成为一个语言单位。“不喜欢”义可能是从当初的“不需要”引申而来的。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方言俗语，虽然今天仍然沿用，但是意思已经变化了。如:【汤】现代本义为“热水、开水”，在《聊斋俚曲集》里是“碰”的意思，并多用来指程度较轻的碰。
骂了一声忘巴羔:汤了一汤，你就死声子嚎。 《慈悲曲》(第一段)
你汤我一汤，咱再另说。 《富贵神仙》(第六回)
他是天上的神仙女，汤他一汤就造化多，头皮薄敢说将他摸? 《增补幸云曲》(第五回)
“汤了一汤”意即轻轻地碰了一下。《秋胡戏妻》:“你汤我一汤，拷了你那腰截骨。”《蒲松龄集·日用俗字·纸扎章》:“不敢汤已破碎，如何轿马可驮魂?”《五侯宴》第一折:“谁敢道是汤他一汤?谁敢是触他一触?”这里，“汤”与“触”对文，“汤”有“碰”义。
诸如这些材料对我们研究古现代汉语词汇，更好地理解古典作品和研究山东特别是淄川方言词汇的发展变化都有重要意义。
语法学方面。从近代汉语语法发展到现代汉语语法，各方面都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其中，补语的转移和缩小就表现得非常显著。《聊斋俚曲集》产生于近代汉语的末期，近代汉语的语法特点虽然已不再完全保留，但还残留着某些痕迹。从这些痕迹中，我们正好可以看出由近代汉语语法向现代汉语语法过渡的情形。例如:
又倒了，还魂了半日，才爬起来。 《姑妇曲》(第三回)着咱娘知道了，敢说是我唠着你，偷面赶饼我吃喱。 《慈悲曲》(第四段)
“还魂了半日”现代汉语说成“还了半日魂”;“偷面赶饼我吃”现代汉语说成“给我偷面赶饼吃”或者“偷面赶饼给我吃”。
文字学方面。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新的语音、新的词语出现了，就要有新的符号记录它。唐宋以来，汉字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除了字体的演变外，数量也有了不少的增加。对这一批汉字进行整理研究，不但可以进一步发现汉字演变的和各个汉字产生的时代，还可以从中窥视汉字演变的某些现象。《聊斋俚曲集》的用字就颇具这方面的意义。《聊斋俚曲集》既然是用当时的实际口语写成的，它的用字必然能反映当时的实际语音。如:
家里一个老头子，饥饱与他嘎相干?《墙头记》(第四回)其中，“嘎”表示“什么”的意思，现在的规范写法是“啥”。
《聊斋俚曲集》的语言学价值除以上所举之外，还表现在某些词语的特殊结构上。如称谓词中就有一种表敬的“并加称谓词”。诸如“您大娘”、“您大妗子”、“您大叔”之类。如:
您大娘你休要放在心上，那时节打一顿也是应当。 《姑妇曲》(第三段)
其中“您”是一般表敬称谓词，“大娘”本是一般亲属称谓词，但在这里使用的是“从幼”用法。两词分开后虽然都能独立使用，但意义有所不同，因为“您大娘”并不简单地等于“您+大娘”，所以“您大娘”还应看作一个词。这类词的一般结构是“您+从幼称谓词”。这不能不说是《聊斋俚曲集》所用方言词在结构上的一种特点。
《日用俗字》写于1704年，是年蒲松龄65岁。《日用俗字》是一部词类工具书，是专为老百姓从事农事活动和记事服务的。《日用俗字》有旧抄本多种，路大荒整理之《蒲松龄集》收入。其性质、体例，自序讲得很清楚。序云:
每需一物，苦不能书其名。旧有《庄农杂字》，村童多诵之。无论其脱漏甚多，而即其所有者，考其点画，率皆杜撰。故立意详查字汇，编为此书。土音之讹，……悉从《正字通》。其难识者，并用音切于大字之侧，若偏旁原系谐声，例应读从半字，概无音切;或俗语有南北之不同者，偶一借 用，要皆字汇所有，使人可以意会。虽俗字不能尽志，而家常应用，亦可以不穷矣。康熙甲申岁正月下浣，柳泉氏志。④(P743)
由序可知，此书是在旧有之《庄农杂字》基础上，“详查字汇”、纠正土音、填补缺漏写成的，他把当地日常用字汇编成文，难读的字以反切注音，方言中读音讹误的，则依《正字通》矫正。
全书依事物性质，分作“身体”、“庄农”、“养蚕”、“饮食”、“菜蔬”、“器皿”、“杂货”、“兵器”等，凡三十一章，每章用七字句韵语，讲说各个方面的事物、情况;各个方面的常用俗字，就分别嵌入行文中，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如有关农业知识的“畦中萝卜带蔓菁”(讲间作套种);“百合好吃兼为药”(百合是一种常用中药，有滋阴润肺止咳清热作用);“三遍四遍全要浅”(锄谷即中耕，系种谷农艺知识，这时谷苗生长旺盛，地下根系发达，深锄易伤根)等，这显然是一件有实用意义的普及工作。
据同邑文人张元(清雍正三年)所撰《柳泉蒲先生墓表》载，聊斋著作有:《文集》四卷，《诗集》六卷，《志异》八卷;还有碑阴所附:“杂著”五册(《省身语录》、《怀刑录》、《历字文》、《日用俗字》、《农桑经》各一册)，后来王洪谋撰《柳泉居士行略》，又增补了《家政内编》、《家政外编》两种。其实，根据蒲氏自为序跋看，另外尚有《婚嫁全书》、《小学节要》、《药祟书》、《帝京景物选略》、《宋七律诗选》、《庄列选略》、《会天意》、《观象玩占》，凡八种。现在还存有他在康熙九、十年间代孙蕙所拟文稿二册，题作《鹤轩笔札》。这样，加起来就共计有十六种之多。这些杂著的内容性质很不一样，有的并非个人撰著，而是节要或选编，它们也不是一时之作，如同其《聊斋志异》和诗文之作一样，是蒲松龄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陆续编著出来的。蒲松龄的这十数种杂著，绝大多数至今未经印行，传抄本亦罕见，有许多种恐怕是已经不存在了。其中，《农桑经》、《家政外编》、《会天意》和《观象玩占》都是有关农业的著述，现仅存《农桑经》和《家政外编》。
《农桑经》成于康熙四十四年，此书传有多种抄本，《蒲松龄集》收载。此书包括《农经》和《蚕经》两部分，其中《农经》七十一则，《蚕经》二十一则，《补蚕经》十二则(附《腌茧法》)，《蚕祟书》二十七则，《种桑法》十则。其在序中曰:
居家要务，外惟农而内惟蚕。昔韩氏有《农训》，其言井井，可使纨绔子弟，抱卷书生，人人皆知稼穑。余读而善之。中或言不尽道，或行於彼不能行於此，因妄为增删;又博采古今之论蚕者，集为一书，附诸其后。虽不能化天下，庶可以贻子孙云尔。④(P768)
据序，《农经》是在韩氏《农训》的基础上改编的。韩氏《农训》未见其书，据载，元代有韩氏《直说》一书，已失，然今存元代《农桑辑要》中多有引述，或即此书。明末清初，农学之作颇盛，据王毓瑚《农学书录》，这一时期农、桑之书有数十种之多。其中著名的如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天工开物》等都是博大精深的杰作。蒲氏之书虽不能与之相比，然其亦有简明实用的特点。古代农书，多是分纲立目，专门论述，如《农政全书》分“农本”、“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等门类。元代维吾尔族农学家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二卷，则按十二月令，依时纪事，“使种艺敛藏之书，开卷了然。”蒲氏《农经》仿鲁书之体例，按《礼记·月令》系事，不过今存之书，仅止於九月，冬月之事，仅列“收农器”、“种粪”、“占种”等条目，未载月令，或有残缺。其中多以粮食作物种植为主线，按月份顺序从正月到九月，分别介绍农具准备、土壤改造、精耕细作、合理施肥、田间管理、抗灾防虫、良种选择、劳力调配及生产技术，并收入多条农谚，叙述了一个完整的生产过程。其后，又附《御灾》、《飞蝗》等八条，《御灾》条曰:
天灾流行，所时有也。力田而不逢年，岂曰无之?然旱涝之逢，天定可以胜人;而捍御之法，人定可以胜天。因即凶年所经验者，记告后人。④(P787)文中所载皆当地农民抗灾经验的。可见，此书虽然是采自前人所著农桑之书，但是，蒲松龄考虑到了农业生产之地区性的问题，原书有“或行于彼，不能行于此”的内容，故有所选择、增删，使之适合淄川当地的农业生产之实际，书中引用了一些农谚，大概就是当地民间所广泛流传者。日本天野元之助所撰《清·蒲松龄〈农桑经〉考》中说:
这里要着重指出《农经》篇不过是一篇农事指导书，虽然没有反映该地区的技术水平，但它是以当地所有经验为基础而著书立说，是清代农书中应予特书者。和比该书晚半个世纪出版的山东日照(西石梁村)人丁宜曾的《农圃便览》乾隆二十年序刊本同属了解山东农业重要文献。⑤(P167-168)
天野之文运用极丰富的资料，对此书的内容、价值考论甚详，足资。
《蚕经》可以说是一本养蚕种桑的教科书，是蒲松龄“博采古今之论蚕者”辑编而成的。《蚕经》按蚕的成长过程，从择种到择茧分21个方面，介绍其喂养和防病等知识。总起来说，《农桑经》涉猎广泛、内容丰富、具体实际，极具操作性。在蒲松龄十余种杂著中，此书在山东淄川及其附近地区的传抄本最多，这也说明它具有相当的实践价值。直到，此书还受到农业遗产研究机构的重视，农业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了李长年整理的《〈农桑经〉校注》。
《家政外编》是蒲松龄另一部农业著作。⑥(P99)其手稿是由蒲松龄十世族孙蒲文珊解放初期在辽宁省西丰县捐献给国家的。该书稿无名、跋、序，且首尾皆残缺，先后被专家们拟名为《农桑经残稿》、《蒲松龄杂著逸稿》、《蒲松龄杂著》、《聊斋杂记》等。这些拟名多因内容与《农桑经》有渊源关系之故，缺乏史料根据，惟杨海儒同志认为《聊斋杂记》上册，即《家政外编》，下册为《家政内编》之考证可信。⑦(P164)
该书大约三万五千字。主要是抄录的《齐民要术》、《农政全书》、《蕉窗九录》、《二如亭群芳谱》以及宁戚《相牛经》、伯乐《相马经》、公孙弘《养猪法》、卜式《养羊法》、寡妇清《养鸡法》、王仲宣《养驴法》诸书，自己编写成分甚少。其中仅录《齐民要术》的就三十余条。内容上看，它主要讲述树木和蔬菜种植技艺及家畜家禽饲养方法，是《农桑经》姊妹篇或续篇。但其只讲种植方法与用途，不叙整个生产过程，这一点与《农桑经》不同。主要包括树木30种，蔬菜38种，粮食作物8种，水果12种，中药19种，花卉121种，禽畜8种，兼叙养蜂养鱼救荒多项，内容丰富。但有的内容前后重复，似一未定稿。
此外，蒲松龄还整理有与农业生产相关的两部气象学著作《会天意》和《观象玩占》。但现在两书已佚，我们仅能看到《〈会天意〉序》和这篇跋，无法窥见原书全貌。
四、《草木传》和《药祟书》等对于民间医药文献的整理和保存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1706)，蒲松龄编写成偏、单、验方集《药祟书》。其“自序”:
疾病，人之所时有也，山村之中，不惟无处可以问医，并无钱可以市 药。思集偏方，以备乡邻之急，志之不已，又取《本草纲目》缮写之，不取长方，不录贵药，检方后立遣村童，可以携取;但病有百端，而仅为四十部，殊觉荒率，而较之在《纲目》者，则差有涯岸可寻矣。偶有所苦，则开卷觅之，如某日病者，何鬼为祟，以黄白财送之云耳。康熙四十五年二月十五日。④(P61)
该序书于“康熙四十五年二月十五日”。其成书应在63岁至66岁之间，66岁全书脱稿。序言反映了他济世救人的医著思想和广泛的医学知识。值得重视的是，作者严肃认真的撰写态度。他在收集验方时，“志之不已，又取《本草纲目》缮写之”，以充“乡邻之急”的不足。据考，《药祟书》收录的259个方剂，疾病207种，分为急救、内科、外科、妇科、幼科五大类。其中，急救方55个，治病41种，集民间各种急救方之大成;内科方76个，治病56种，符合治疗内科疾病的发表、吐泻、平肝、化痞、收敛原则;外科方86个，治病74种，有解毒消肿、祛风胜湿、通络消疳之功;妇科方20个，治病18种，体现了妇科疾病治疗的用药特点。上列诸方，包罗广泛，语言简洁，对药物的用法陈述清楚，且有一定的依据，可见编撰者是付出了艰苦劳动的。
另外，蒲氏之所以定名为《药祟书》，是因为其中还录有少量的祈禳之治方，如序末所云“如某日病者，何鬼何祟，以黄白财送之”之类。蒲氏有一定的迷信思想，是不能完全否认，但是，这并不表明蒲氏自己相信这些巫术，不过，在缺医少药的山村，穷苦农民相信这些巫术，借此获得精神安慰，以减轻病痛，未尝没有实际效用，即如《婚嫁全书序》中所谓“即明知其妄，而用以除疑”④(P61)。
《草木传》是蒲松龄所著的另一部医学著作。⑧它利用戏剧的形式，以虚拟人物的方法来反映古代中医药学这个“现实”，并配以梆子戏唱腔这种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从而把知识性与文学情趣巧妙地结合起来，使原本极为严肃的本草书变得朗朗上口，易学易记，充分体现了科普文学的价值，这在医学著作史上也是创举。例如，第五回(灵仙平寇):
灵仙上:你是何人?秦白:是你听了:老爷善驱风，逐水有奇功;你若肢节疼，先问老爷名。老爷秦芃是也。唱:你若有金箔难免惊搐，省的你黄疸了要须茵陈。灵仙白:好狗才!唱:治噎食定然要取你狗宝，摊膏药我还要揭你狗皮。……。黄唱:我今日宁肺嗽与你百合。仙唱:用木瓜治的你转筋霍乱。姜唱:用马鞭打的你通经破血。英唱:铜青剑治的你乱眼不明。④(P1719)
其中都是通过虚拟人物的对话对药物进行介绍，其平淡处多借题发挥，或谐其声，或迭其韵，或用其事，或铺排类比，往往有一发难收之势，在用法上却花样翻新，一语双的。如金箔的功效是镇心安神，用以治惊痫、癫狂、心惊，剧中却说“有金箔难免惊搐”，显然有恐吓对方的意思，这在修辞手法的运用上又进了一层，但对药物功用的记述，仍然严格遵循文献记载。又如第二回(陀僧戏姑)中栀子和山慈姑的两句对话，一气数说了18种药物的功效，可谓一部通俗医学词典。
综上所述，我们从《聊斋俚曲》和《戏三出》对于民间谚语、歌谣和故事的辑录，《聊斋俚曲》和《日用俗字》对于当地方言和俗字的整理和收集，《农桑经》、《家政外编》、《会天意》、《观象玩占》等对于民间农业文献资料的保留和收集以及《草木传》、《药祟书》等对于民间医药文献的保留和收集四个方面详细考述了蒲松龄的文献学成就。通过这些成就，我们可以说，作为中国“文言短篇小说之王”的蒲松龄更是一位卓越的文献学家，他应该在中国文献学史上得到应有的地位和评价!
注释:
①《琴瑟乐》的版本情况较为复杂，盛伟《蒲松龄全集·编后记》中指出:日本庆应大学“聊斋文库”藏有两种抄本:一种题为“《琴瑟乐曲》蒲松龄遗作”，该抄本已经在《蒲松龄研究》总第二期上发表，但是因该抄本，其中穿插凌乱，有的是否为蒲氏所引录还尚待研究;另一种题名《琴瑟乐曲》的抄本，纯属伪托。而1986年首次发表于《聊斋佚文辑注》(盛伟辑注，齐鲁书社，1986年版)的“琴瑟乐”曲(又名《闺艳琴声》)在诸多抄本中是一个比较精良的本子，后来此曲又刊登于《蒲松龄研究》总第二十六期。
②高明阁撰:《论蒲松龄的俗曲创作》，见《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三辑，齐鲁书社1982年版。
③陈玉琛撰:《聊斋俚曲通论》，见《蒲松龄研究》，1997年第4期。
④(清)蒲松龄著，路大荒整理:《蒲松龄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4月新1版。
⑤(日)天野元之助撰，陶振纲译:《清·蒲松龄〈农桑经〉考》，见《蒲松龄研究》，1993年第3、4期合刊。
⑥关于该书写作时间，赵怀珍以为是在蒲松龄70岁至74岁之间，即康熙四十八年(1709)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之间。其理由有三:一、他70岁自志手稿称:“……己丑初夏，偶阅《齐民要术》，见其树畜之法，甚有条理，乃手录成册，以补家政之缺。”广为搜集资料，开始编写。二、他72岁在《岁暮》诗中说:“苦闲拈秃笔，拨闷检农书。”大概就是选择摘录《农政全书》、《蕉窗九录》诸书。三、他75岁开始整理气象学《观象玩占》，74岁时《家政外编》就已告成肯定无疑。农业是一个大范畴，其中内容繁多，为人民所必需。他66岁写了一本《农桑经》，人们还迫切需要种树种菜和家畜家禽饲养知识，他从70岁开始，提出“补家政之缺”，历经数年，辑著《家政外编》，完成自己夙愿，满足了广大人民需要。见赵怀珍撰《简谈蒲松龄的农本思想及其农业著述》，《蒲松龄研究》，1998年第1期。
⑦杨海儒撰:《〈聊斋杂记〉实为蒲松龄的〈家政内、外编〉手稿》，见《蒲松龄生平著述考辨》，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年4月第1次印刷。
⑧关于《草木传》的作者问题，路大荒在《蒲松龄集》后记中曾说:“这篇作品是否为蒲氏本人所作，尚待考证，所以收为附录”。路氏不作结论，原因有二:一是在蒲氏墓表碑阴所录蒲氏戏三出和俚曲14种中没有《草木传》;二是“一些流传的抄本……例如《草木传》剧本就和据说是乾隆时期的抄本《本草记》剧本以及道光年间的抄本《药会图》的形式完全相同”。山东省淄博市蒲松龄纪念馆杨海儒先生在其《〈草木传〉的作者是蒲松龄吗》(见《社会》1987年第5期)一文中通过几个抄本的详细考证，认为:“欲作出《草木传》的作者究系何人的正确结论，弄清《草木传》、《药会图》以及《本草记》之间的关系与演变，仅以目前所知的资料很难办到，还须再作细致的考察与研究。”但山西中医学院贾治中/杨燕飞所撰《关于〈蒲松龄集·草木传〉》(见《戏曲》第93-95页，1996年第2期)一文通过对《药会图》、《群英会》和《草木传》的比较、梆子戏的以及蒲松龄年谱记载等多方面的考据，认为《草木传》不是蒲松龄之作，这个结论也多为推测，并无说服性。本文采取路、杨二先生之存疑立场，仍归《草木传》于蒲松龄名下加以介绍。
参考书目:
1.《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年版。
2.(清)蒲松龄著，路大荒整理《蒲松龄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3.袁世硕《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齐鲁书社，1988年版。
4.杨海儒《蒲松龄生平著述考辨》，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年版。
5.董遵章《元明清白话著作中的山东方言释例》，山东出版社，1985年版。
6.许宝华，宫田一郎《汉语方言大词典》，中华书局，1999年版。
7.钱增怡《山东方言研究》，齐鲁书社，2001年版。
8.王百灵《聊斋俚曲演唱风格浅谈》，《蒲松龄研究》，2004年第4期。
9.车锡伦《聊斋俚曲曲牌的来源》，《蒲松龄研究》，2002年第2期。
10.董绍克《谈〈聊斋俚曲集〉的语言学价值》，《蒲松龄研究》，1997年第4期。
11.汪玢玲《聊斋俚曲中民间谚语、歌谣、故事辑录》，《蒲松龄研究》，1997年第4期。
12.高明阁《论蒲松龄的俗曲创作》，《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三辑，齐鲁书社，1982年版。
13.陈玉琛《聊斋俚曲通论》，《蒲松龄研究》，1997年第4期。
14.于天池《〈蒲松龄集〉载〈日用俗字〉非蒲松龄原作》，《文史》第二十辑。
15.(日)天野元之助撰，陶振纲译《清·蒲松龄〈农桑经〉考》，《蒲松龄研究》，1993年第3、4期合刊。
16.洪流《蒲松龄与〈药祟书〉》，《蒲松龄研究》1992年第3期。
17.贾治中/杨燕飞《关于〈蒲松龄集·草木传〉》，《戏曲艺术》，1996年第2期。
18.赵怀珍《简谈蒲松龄的农本思想及其农业著述》，《蒲松龄研究》1998年第1期。
19.李永祥《蒲松龄杂著考论》，《蒲松龄研究》，199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