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神魔小说试论

来源:岁月联盟 作者:胡胜 时间:2010-09-05

   在古典小说史上,“神魔”作为一独特类型,与演义、人情小说鼎足而三。明中叶《西游记》、《封神演义》的问世,使此类作品获得了读者的强烈认同,遂风行于世。以后的同类题材创作,不论说“史话类”(依附于一定的历史事件或人物)、“佛道类”(讲述佛、道而教义及民间神祗出身、伏魔经理)、或者“寓意讽刺类”(借幻寓义,托幻刺世)都难以走出《西游记》等经典的阴影。尽管如此,创作者们还是在尽可能的范围内闪展腾挪,寻求变化。所以,探讨神魔小说的演进轨迹,明末清初是一变①,清中叶以后又是一变②。比及道光以后(清末民初),此类小说的创作者们面临着前辈们当年同样的难题:因循,还是创新?最后他们用自己的创作实践作出了回答。

  与前几期相比,清末民初的神魔小说数量上并不少(参见附表),但质量上却要远远逊色。

  晚清“拟旧小说”风行,这一点同样表现在神魔小说的创作中。尽管间隔的时间越来越长,可此其作品不但没有摆脱《西游记》、《封神演义》等早期经典的强大影响,受其影响之深比之前几期,更似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些作品摆明了以前者的读书自居,如《天女散花》,第1回便开宗明义:“这部小说从唐三藏到西天佛国取经之后,发出来的一段故事”。一些作品,如陈景韩德《新西游记》(5回);李小白的《新西游记》(6卷30回);陆士谔的《也是西游记》(2卷20回);天悔生的《续封神传》(4回)等,都是打着《西游》、《封神》招牌的旧瓶新酒。当然不仅《封神演义》、《西游记》是注目、模仿的对象,前期的其他一些作品,如《东游记》、《济公传》、《三教开迷归正演义》、《绿野仙踪》《草木春秋》、《斩鬼传》、《评鬼传》、《雷锋塔奇传》等,或明或暗,或多或少,或有意或无意也都是模仿的对象。

  这些因袭、模仿的情形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

  第一类属亦步亦趋型。如张小山的《平金川全传》,不论是构思还是行文,基本上仿《封神演义》格局,以历史事件作为情节脉络,“以神演史”。讲述年羹尧与岳钟琪奉旨平定金川王罗卜藏丹为首的叛军。怪力乱神充斥全书,“天命攸归:观念贯穿始终。年羹尧的经理,有点像《封神演义》中的九尾狐妲己,本是天狗星历劫临凡,平金川之后却因为“忘却本来,杀戮过重”被打入畜牲道。

  书中的世外高人诸如万衲子、云谷子等,风味正邪双方。一方替天行道,帮助清廷剿灭叛乱;一方则助纣为虐,帮金川王煽风点火。其中回教的祖师爷穴上老祖俨然又一通天教主,“广有神通,深精法术,手下有十二个徒弟,六男六女,都是由擎山举岳的才能,倒海翻江的本领,且都炼有随身法宝……”(第7回)“除了十二个大徒众之外,尚有小徒弟数百人都是走兽等类”(第12回)。他最初与《封神演义》中的通天教主一样,深知天命难违,约束门下不得逆天行事。但随着门下子弟的卷入,终于经不起蛊惑,亲自下山摆阵,用水火雾阻挡清军,后来还是在罗马教皇的劝说下回山。

  纵观双方争斗方式,也和《封神》一样,主要是摆阵斗法:五行阵(第五回)、强水阵(第7回)、六合阵(第10回)、冰洁阵(第13回)层出不穷,但总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就连云谷子暗算金川营中的安庆子,也是适用追魂符,用草人写上安庆子生辰八字,步罡念咒,制其死命。与《封神演义》中姜子牙制赵公明如出一辙。

  《续封神传》同样延续此路。另外象《绣云阁》走的是《三教开迷归正演义》等“寓意讽刺”的路数,其中人物“三缄”、“虚无”、“意淫”、“酒、色、才、气”,各有所指。《精神降鬼传》则明显模仿《斩鬼传》、《平鬼传》。作者自谓“《斩鬼》、《平鬼传》上钟馗俱以吃吃杀道,我家主帅以生生为道。”

  第二类是杂糅型。

    其一是杂糅经典作品,即改编名著。如《四大妖精》中的《孙行者》、《猪八戒》、《红孩儿》,完全是摘录《西游记》、《封神演义》中的相关情节加以串联、发挥,所以有时笔法完全照搬前书(说抄袭更恰切,如(红孩儿》第47回,见玉面公主一段,与《西游记》第60回的某些文字完全相同,只是孙悟空换成了红孩儿)。《孙行者》、《猪八戒》完全可以作为《西游记》中“老孙”、“老猪”的别传欣赏。尤其是老猪,充满人情味,他与高翠兰两厢情愿、生死难舍的爱情,很是令人同情。

    至于《红孩儿》的情节则是糅合了《西游记》中的红孩儿相关情节以及(封神演义》中有关哪吒出身、闹海、学艺的故事,将二者合而为一。而《白娘娘》则基本是前期《雷峰塔奇传》的翻版,只是结局向着大快人心的方向发展:法海祭起金钵,白蛇与小青危在旦夕,白娘娘的师傅蕊芝仙子突然出现,“把手一指,那个金钵顿时变了一座宝塔,把法海和尚镇在西湖边上,永远不得超身。那塔就名雷峰塔,后来人弄错了,以为里边镇的是白娘娘,实在镇的是法海和尚。”(第41回)倾向性更明显。法海与淫贼勾结害人,实在是咎由自取。

    另一种则是杂糅不同的小说类型,即混类交叉。这类作品在清中叶曾出现多部,如《绿野仙踪》、《婆罗岸》侧重人情,《瑶华传》倾向侠义,《女仙外史》则更像历史演义……其实出现这种现象是一种小说类型濒临绝境的一种无奈选择,是创作者的一种补救措施,此期的《评演济公全传》(240回)最为典型。与传统的“济公系列”(《济颠语录》、《醉菩提》、《麴头陀传》)有根本不同,明显受到当时盛行的“侠义公案”类说书影响,按照人间侠士的模式塑造济公形象,济公已蜕变为不折不扣的人间独行侠,其“脸不洗,头不剃,醉眼乜斜睁又闭”,“警愚劝善度群迷,专管人间不平气”(第2回)的形象,分明是一“糊涂大醉侠”。所不同者,济公未卜先知,可以运用法术制敌。和黄天霸(《施公案》)、展昭《七侠五义》)等依附于某一清官大僚相似,这位知觉罗汉,竟然成了秦相(秦桧之子)的“替僧”,这一特殊身份为他以后的仗义行侠创造了不少便利条件。他和官府紧紧连在一起,他的神通法术必须经过官府这一中介才能发挥作用,这就使得他的形象与传统神道有了极大的不同。他收江湖侠士陈亮等为徒,追捕采花大盗华云龙、平定妖道邵华风聚众造反、为烈女贞娘正名,故事情节多有重复,侠义公案色彩鲜明。这里边的神魔斗法,已毫无新意可言。妖魔们的法宝无非“捆仙绳”、“混元石”、“罩仙钟”一类,一望便知未脱《封神》故伎。但与其说是神魔之争,倒不如说是江湖上高手之间的比拼更恰切。需要指出的是,《评演济公传》的续书多达四十续,在小说史上蔚为奇观,足见其题材的强大魅力。这也是神魔小说不断衰微,却又不绝如缕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它如《仙侠五花剑》、《三合明珠剑》等也都是神魔与侠义的混合体。

    还有一种类型是点缀式。即借用诸如《西游》、《封神》中的某些情节、人物充斥其间,另铸新说。如闻仲、太白金星、比干、魏征、孙悟空、东方朔、吕纯阳、千里眼、顺风耳(《新天地》);真武、杨戩、释迎、弥勒、文殊、普贤、观音、金刚、罗汉、洪钧、老君(《天上大审判》)等前期作品中的“名人”,在此期反复出现。特别是某些较为典型的故事情节在此期小说中也依稀再现。如《狐狸缘全传》(据弹词改编而成)第17回到第20回,玉面狐率众狐精与天兵大战、赌斗变化,明显模仿《西游记》的大闹天宫。《绣云阁》第135回,三缄化幻境试众弟子一段,分明效法《绿野仙踪》“人幻境四子走旁门”一回。《百大妖精斗法奇观》第59至75则基本上移自《草木春秋》。这种照搬、照抄现象,在紧接《西游记》之后的《南游记》、《咒枣记》等作品中也曾出现过,但二三百年之后依然如故,就值得深思了,至少说明这一流派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停滞不前了。

    这样看来,神魔小说“经典”之作的影响可谓弥久弥深,一直到清末民初创作者们也没有完全走出阴影,这大概是《西游记》、《封神演义》等经典之作强大惯性影响所致。一味因袭是不可能出现一流作品的,从这一角度看,此期的神魔小说创作只能说是强弩之末,是回

光返照。

(2)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此期一大部分作品中贯穿着新的时代意义,不仅出现了一些新名词、新观点,并且在“新小说”观念影响下,从题材到思想都有一些变化。尽管这变化有限,但可视为传统神魔小说的新变。在这部分作品中,传统的法术神通乃至人物形象都染上了

色彩。传统的“神魔”二元对立,逐渐淡化以致消失。与明末清初出现的“寓义讽刺类”作品更接近,但又暗藏变化。与其说是“魔幻”色彩,毋宁说是“科幻”色彩浓了,所以,此类作品可看作是近代科幻小说的前奏。

    首先是新名词、新观点、新思想的大量出现。诸如:“天演淘汰”、“优胜劣败”、“专制”、“自由”等在在皆是。更有趣的是,“运动”、“联合”、“方针”等名词,居然成了孙行者在文明世界中的随身法宝,以此战无不胜,通行无阻(《也是西游记》)。除去新思想、新名词作为武器、法宝之外,还有现代化武器、装备。什么电话、飞艇、机关枪……应有尽有。如《平金川全传》第7回“安庆子计设强水阵”,所谓“强水”,“只有玻璃磁器可装,另样东西坚如五金,见了它都要消化……”所以威力无比,其实说穿了无非是今天的浓硫酸之类化学制剂;另外气球、地行车都引人双方战场,成为争强逞胜的法宝。更奇的还要数班禅大师首徒定禅转世的更生童子,世界各地寻师访道,“到欧罗巴州遇着一位瑞典国的奇人,传他一件法宝名曰‘电气鞭’,祭炼起来迅如雷,捷如电,遇着些小便能丧命……”(第8回)现代化的光电武器果然不同凡响、别开生面,更重要的是书中出现了“师夷长技”的思想。正因为有了这些现代意识的闪现,才使得这部小说与传统神魔小说有了那么一点不同,这才是它的价值所在。

    另外像《百大妖精斗法奇观》中的某些邪魔外道,与传统异类也有了很大不同。“蜈蚣大王修炼魔法,在西方钢铁山,状貌奇伟,力大无比,受封为神行太保”(第2则)。“西方摩达岭,有怪物焉,身躯伟硕,足踏四轮,肌肤或白如脂,或黄如蜡,或黑如漆,双目炯炯,发奇光如巨电。吼声呜呜,臂部放黑烟,奇臭不可近。”(第3则)“……有一头陀,凌空方说法,香风席席,花雨纷纷,惟形貌甚奇诡,生就铜筋铁股,清风道人见彼谈吐风生,不觉暗暗钦佩,第以夺己威权,不能无憾,乃来前叩法号,仙乡何处。头陀笑日:‘汝岂不知电风洞奇异头陀耶,余即是。’……双方斗法,头陀手执四叶蟠迎风作咒语,风声呼呼……”(19则)这几位魔头说穿了难免令人哑然失笑:一为火车,一为汽车,一为电风扇。如此这般的妖魔在此期小说中成为主流。

    本应远离尘嚣的神佛仙娥,居然成了新生活的代言人,本应豺声狼视的妖魔鬼怪居然成了高科技、新产品的化身,这大概是时代赋予神魔小说的新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神魔小说一直没有消失,从明中叶的《西游记》到晚清的《也是西游记》,神魔世界永远是人间的最好参照。

    拿《蜗触蛮三国争地记》来说,它形式上可能受到前期《草木春秋》启发。不同的是,《草木春秋》以草木、药剂作为人物,而《蜗触蛮三国争地记》则是以昆虫作为人物,“隐射双关”。前者出现于明末清初,似有所指摘;后者的隐喻色彩则更为浓烈,明眼人一望便知。因为创作者在序言中已经明确道出了意图:“……至于蜗牛国内之羹沸,外交之波诡,殉国之血忱,革命之风险,其他政界学界,以及社会之种种现象,皆足以考见世变焉。”③所以,尽管书中人物各以“虫天世界”的昆虫面目出现,又是“蜗牛王”,又是“叩头虫”、“应声虫”,影射时政意义却极为明显。蜗国喻,触国喻日本、蛮国喻俄国,这三虫国的外交、内政实则是中、日、俄三国政事的真实写照。作者对国势日衰的忧愤之心昭然若揭。

    与此相类的还有“新西游”系列。这一类“西游”故事多半模式化,借用的只是《西游记》的人名。正如陈景韩(新西游记》弃言中所说:“《新西游记》虽借《西游记》中人名、事物以反演,然《西游记》皆虚构,而《新西游记》皆实事……”挑明了借神写人,神魔蜕化为外壳。

    重降人间的唐僧师徒,面对“文明”世界不知所措。唐僧、悟空、八戒、沙僧4人,又是买假文凭,又是冒充留学生,更有甚者吸鸦片、打野鸡、喝花酒、叉麻雀(打麻将)乃至争风吃醋,无所不为。名为神魔,事实上称为“社会小说”、“学生现形记”、“官场现形记”、“青楼现形记”④并不为过。

    而葛啸侬笔下的地府,俨然就是清廷的化身。名义上变法、裁员,把从前的十殿阎王都裁去,归并为一新阎王,而于户、工、兵、刑、礼、吏六部之外更添设一夷务部。部长方螘“是夷奴出身,生前既怕洋人如虎豹,死后更怕洋鬼像严父一般,无论什么事,只要洋人吩咐,唯命是从,不敢违扭,又赋性贪污,见钱就喜欢……”(第7回)如此的朝廷、如此的官员、如此的变法,怎不令人痛心疾首!正如王庆寿《地府志·叙》中所说:“是书以地府托名,而实关世事。骂鬼耶,骂人耶?而人为鬼为蛾,则以鬼视之,而以鬼骂之矣……”

  和吏治腐败同样威胁着中国人的还有许多痼疾:迷恋鸦片、沉溺牌桌以致打着“维新”旗帜招摇撞骗……所有这些,作者笔下都有人骨三分的揭露、抨击。

  对鸦片烟的危害,很多作品都有所涉及。《百大妖精斗法奇观》中先有芙蓉城主乌烟大王凭借着“金钱摄魂斗”、“收脂吸髓箫”居然大败天兵大将(第21则)。另“番邦有恶魔曰阿胶大王,专吸人精血,占据芙蓉城吞云吐雾,善大魔力,与亲善者咸为其所迷惑,沉湎而不知返……”(第83则)“阿胶大王擅吸髓迷魂枪、有法宝金银爬灰斗、长明灯、钻窍针、乌烟匣、乾坤盘。”(第85则)而陈著《新西游记》中唐僧、八戒、沙僧师徒竟然也染上烟瘾。《也是西游记》中师徒们则陷身乌烟阵中,还是小行者连破婴粟真人烟杆子、烟缸、烟枪三件法宝,最后在菩萨的指点下,方得脱身。《新天地》干脆说阴司的文官武将、吏役兵丁“十停中倒有九停是鸦片烟鬼”(第10章)。由此可见,作家们对于鸦片的危害是有共识的。他们都希望国民能够真正强壮起来,中国能够真正强大起来。

    另外,对于那些打着“维新”旗帜招摇撞骗、大作表面文章者更是毫不留情地讽刺、挖苦。关于留学生,《地府志》中的假洋鬼子姚兆南是一个代表。这位不学无术的家伙为骗取钱财,居然冒充留学生,办新学,最后遭到报应。李著《新西游记》中唐僧师徒摇身变为新学生,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新天地》中众神仙下凡考察,要装扮成出洋留学生回国的样子,为逼真起见还向土地爷买了假文凭,因为“现今出洋留学生是最尊贵的”(第12章)。面对上海城城门的改建,用土地的话说:“这是现在改行宪政,人人讲求新学,风气开通的讲究。”猪八戒道:“怪不得那些新学家,讲的什么开通进步,原来是开通了城门,车子进城的进步。”(第16章)又借众神仙之口说“可见他国中内容腐败,大小官吏都是些阳奉阴违,口讲的什么维新改良,一派是欺人之谈罢了。”(第17章)

  创作者一方面不遗余力抨击、诅咒旧世界,一方面又在勾画新世界的蓝图,憧憬着新中国的未来,很多作品的结局都是耐人寻味的。

  如《蜗触蛮三国争地记》的结局是:“蜗牛王一怒,而二国之王称臣奉藩,厥角稽首。国日以富,兵日以强。”(第16回)而《地府志》第40 回,洋鬼子费尽心机妄想控制阴司转轮权,进而控制阳世中国,结果是机关算尽,天廷派包公重任阎王,整顿吏治。卖国求荣者老猿、汪楚生、姚兆南等皆遭恶报。英人克礼儿不得不托梦给英王,“中国大皇帝,天命所归,应享万世太平之基,嗣后彼此交往,务须诚信相孚。再不可怀奸挟诈,欺负中国,自取天谴。”从此“中英的交情,愈加和睦,共享世界承平。”

    所有这些都说明,此期创作者的主体意识是鲜明的,他们所关注的除了现实还是现实。传统的神魔小说这一形式,在他们笔下又有了新的变异,一方面他们继承并发扬了这类小说“谈天说地”“向壁虚构”的传统,另一方面他们又有意淡化神魔色彩,强调现实寓

意性。他们强烈的主体意识使这些小说具有浓烈的时代性。所以,清末民初的神魔小说基本沿着两个方向:一为中规中矩沿袭传统,乏善可陈;一为有意创新,注入活力,为新的小说模式(科幻)出现作出了可贵的探索。

(3)

  之所以会造成这种新旧杂糅的局面,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神魔小说发展的强大惯性使然;另一方面则是新观念,尤其是“西学东渐”的结果。

    读者的审美趣味一直是小说兴衰的一个主要推动力。神魔小说从诞生之日起,就以其迷离倘恍、奇幻相生的艺术境界获得了读者的青睐。可以说,读者的好奇尚异心理,对神魔小说的创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西游记》、《封神演义》等经典作品的典范意义同样不

可忽视。神魔小说的创作一直没能摆脱它们的阴影笼罩,这是神魔小说繁盛,也是神魔小说衰落的主要原因。这几部经典之作的问世无疑为这一小说类型开辟了新天地;同时其强大的向心力也使得这一流派创作难以摆脱固有模式的影响,只能沿着惯性轨道滑行。晚清的神魔小说创作很大一部分是这种滑行的结果:因循守旧,生机渐绝。

    至于神魔小说新生命力的注人,则要归功于晚清这个特殊的时代,归功于一大批有强烈时代感的作家的努力。当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老大帝国美梦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不得不放眼世界,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西方的一些新兴观念、进步思想,诸如“民主”、“平等”、“自由”纷纷涌人,成为知识精英们启迪愚蒙的先进思想武器。而二十世纪初梁启超“新小说”理论的提出,在小说创作领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小说成了“改良群治”,成了“新民”的有力武器。所以,这一时期神魔小说创作中出现大量的新观念、新思想也就不足为怪了。《绘图新天地序》的一段话就颇具代表性:“《新天地》二十章,绪意近事,以供硕学志士茶余酒后消闲醒世之助也。欧洲各国之进步,小说功多,所以目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今《新天地》之出现,也愿我中土人民一更新象,来就立宪国下,同登《新天地》之新世界,甚新国民之厚望也。”正是在这种“改良”思想的指导下,神魔小说的创作才出现了新的变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此期的许多创作者都是报纸编辑、翻译家,所作小说往往不止一种。如陆士愕,“著书不下五十种”,尤以谴责小说见长。葛啸侬作品也不下6、7种;30回本《新西游记》的作者李小白,还著有言情小说、滑稽小说多部。5回本《新西游记》的作者陈景韩,曾任《小说时报》、《妇女时报》、《新新小说》主编之职。主要从事外国小说翻译,译有《虚无党》等十余种。撰《天上大审判》的亚东破佛(彭俞),曾在上海创办《竞立社小说月报》,著有小说、译著多种。

    这些创作者面对满目痰疮的旧中国,面对不断涌人的新思想,对这个世界一方面充满了僧恨,一方面又充满了憧憬。职业的优势使他们对社会的变故保持高度敏感。如光绪33年(1907)徐锡麟、秋瑾死难,此期的几部小说都有所涉及,尽管态度不一。像完成于光绪34年(1908)的《地府志》就涉及到此事,时效性可称极强。再如康梁变法、张勋复辟、军阀混战、割地赔款、出让主权……这些都是创作者所关注的。只是迫于多种原因,这些事件人物在他们笔下稍加变形,就成了饶有兴致的神魔形象,如《百大妖精斗法》第25则“曲辫子煽惑猪婆龙”明显讽刺康有为以及辫帅张勋策动复辟事件。“神魔”成了作者玩的一个障眼法。

  当然,这些创作者在自觉地利用小说的形式为社会服务的同时,也染上了“新小说”的通病,过分强调其社会政治功用,忽略其艺术性,“辞气浮露,笔无藏锋”。

  尽管如此,清末民初的神魔小说还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们处在一个新旧的交接点上,一方面因循守旧,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在创作中体现出新意,尽管这种新意可能对神魔小说创作传统有所背离,但却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

    所以,此期的神魔小说创作一方面可视为旧有小说类型的终结,一方面可视为一种新的小说类型(科幻)的发端。

①参见胡胜〈因革期神魔小说试论〉,《保定师专学报》2000年1期。

②参见胡胜〈论衰蜕期的中国神魔小说〉,《社会辑刊))1999年5期。

③蜗庐寄居生〈序〉

④李小白《断西游记》一琴一剑斋生〈评话〉

⑤鲁迅《中国小说史略》P28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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