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评王国维关于唐五代词的研究
【内容提要】
国维关于唐五代词的研究用功甚深，其《人间词话》的许多词学观念是以唐五代词的批评与鉴赏为基础而形成的。他整理唐五代词存在疏失之处，但确定词人的范围则是严格的；他对唐五代词人的批评表现出错误的见解和审美的偏见；他晚年对敦煌曲子词的认识表现了精辟的学术创见。这是我们回顾近百年词学的成就时不应忽略的。
【关键词】 王国维；唐五代词；声诗；敦煌曲子词
当我们回顾近百年词学的时，国学大师王国维的词学成就受到高度的评价。他曾尝试建立词学的理论体系，创立新的观念，表示了极深刻的见解；其意义大大超越了词学的范围。在王国维研治词学的过程中，唐五代词是他用功最多的，而且对其理论与创作的影响很大，甚至是其词学理论形成的基础。王国维自1904年因治学的困惑遂以作词自慰，这成为他由研究转向文学的契机。他的《人间词甲稿》刊行于1906年，《人间词乙稿》刊行于1907年。樊志厚《人间词序》云：“静庵之为词，真能以意境胜。夫古今人词之以意胜者莫若欧阳公，以境胜者莫若秦少游，至意境两深，则惟太白、后主、正中数人足以当之。……故君(王国维)所得于天者独深，抑岂非致力于意境之效也。”在《人间词序》里表述了王国维的基本词学观点和对唐五代词的偏爱。这时他实际上对唐五代词已有较为深刻的认识了。因《人间词》在艺术上的成功，使王国维对词学发生浓厚的兴趣。1908年夏季，他广泛地阅读词籍，完成了《词录》。他说：
长夏苦热，不耐深沉之思，偶得仁和吴昌绶伯苑所作《宋金元现存词目》，叹其搜罗之勤，因思仿朱竹姹《经义考》之例，存佚并录，勒为一书。搜录考订，月余而成，聊用消夏，不足云著述也。(《词录序例》)
同时王国维完成了《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此年十一月《人间词话》于《国粹学报》开始分三期发表。关于唐五代词的研究，王国维又于1909年完成《校补南唐二主词跋》，1910年完成《花间集跋》和《尊前集跋》，此外还写有《<望江南>(菩萨蛮)风行之速》、《李后主词文因书以传》等札记。在王国维整个词学研究中，唐五代词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唐五代词的研究在词学中是较薄弱的环节，存在许多争议的问题，尤其是词史的线索非常模糊。这些方面，王国维曾作过探索。他的某些失误与偏见值得我们重新认识，而某些创见与精思至今仍对我们有启发的意义。
《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收录李璟、李煜、温庭筠、皇甫松、韩偓、和凝、韦庄、薛昭蕴、牛峤、牛希济、毛文锡、魏承班、尹鹗、李珣、顾复、鹿虔宸、欧阳炯、毛熙震、阎选、张泌和孙光宪词。它们是王国维从《花间集》、《尊前集》和《全唐诗》等辑录的，为词学史上第一部唐五代词的丛编。关于各家词的整理辑录情况，王国维在《词录》里有简要的说明。五代南唐的一位重要词人冯延巳的《阳春集》因有王鹏运四印斋的补辑本，故不必重辑。这样在王国维看来，唐五代词人包括冯延巳在内应为二十二家。晚唐词人温庭筠和皇甫松之前，尚有一些词人如李白、白居易、刘禹锡等，王国维为什么不辑录他们的词?这留下了一个疑问，似乎含蕴着一种对词史的见解。第一部词总集应是《尊前集》，它早于后蜀广政三年(940)赵崇祚编的《花间集》，如宋季词学家张炎说：“粤自隋唐以来，声诗间为长短句，至唐人则有《尊前》、《花间集》。”(《词源·序》)《尊前集》约在五代战乱中散佚，我们现在见到的明代万历十年(1582)顾梧芳刊本，已非唐人旧编；其中收录李白词十二首，刘禹锡词三十八首，白居易词二十六首。清初词学家朱彝尊曾以为明刊本《尊前集》是出自宋初人重编的。然而它却在词史上产生过以假乱真的巨大影响，致使的线索迷乱。王国维同意朱彝尊的意见并作了进一步的论证：
毛氏(晋)《词苑英华》重刊此本(顾本)跋曰：“雍熙间(984—987)有集唐末五代词命名《家宴》，为其可以侑觞也。又有名《尊前集》者，殆亦类此，惜其本不传。嘉禾顾梧芳采录名篇，厘为二卷，仍其旧名。”云云。则毛氏亦以为梧芳自编也。唯朱竹垞《曝书亭集》跋此本则云：“康熙辛酉(1681)冬余留白下，有持吴文定公手抄本告售。书法精楷，卷首识以私印。取刊本勘之，词人之先后，文章之次第，靡有不同。始知是集为宋初人编集。”《四库总目》亦采其说，而颇以其名不见宋人书目为疑。余按《碧鸡漫志》“清平乐”、“麦秀两岐”二条下均引《尊前集》。《直斋书录解题》“阳春集”条下引崔公度序云“《花间》、《尊前》往往谬其姓氏”。则宋人固有此书矣。
王国维断定今所传之《尊前集》并非顾梧芳所编，亦非唐人旧编。这样集内收录的李白、刘禹锡和白居易的词便值得怀疑了。《尊前集》既然在宋初已不存，则今存之第一部词总集应是《花间集》了。赵崇祚在后蜀的官品极高，而且精通儒学、小学和文学，当其编集唐以来词人作品时是与词人欧阳炯等讨论过的：“广会众宾，时延佳论。”(《花间集序》)此集的性质是“近来诗客曲子词”，所收录的词人十八家，依时代先后顺序排列，最早的是晚唐的温庭筠、皇甫松和韦庄。这表现编者已具有真正的和成熟的词体观念，而且暗示了词史是从温庭筠开始的，所以不收李白、刘禹锡和白居易的作品。王国维经过对《尊前集》的考辨，否定了它在词史上的正统地位，从而接受了《花间集》的观念，所以《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全收《花间集》的十八家，加上南唐二主和韩倔。王国维在《词录》里首列的词集是温庭筠的《金荃集》，而在《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首列的是南唐二主词，这是由于受尊崇帝王的封建思想的影响所致。
我们如果将王国维关于唐五代词的整理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则可见到其整理的时间很短，而且是较为粗疏的，这表现在：
(一)辑录的词集因求全而滥收。王国维既然断定《尊前集》非唐人旧编，但在《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里全收该集所录之有关词人的作品，而《全唐诗》附录之词作更为杂乱，亦以之作为。因此辑的二十一家词实为《花间集》、《尊前集》和《全唐诗》附录之汇编而已，并无选择与考订。例如《毛司徒(文锡)词》一卷，王国维著录云：“其词《花间集》录三十一首，余复从《全唐诗》补《巫山一段云》一阕，录为一卷。而《全唐诗》所增五代人词均出《尊前集》，以下仿此。”又如皇甫松词，《花间集》收十二首，王国维又从《尊前集》和《全唐诗》辑出十首，共为二十二首。这样所辑的诸家词中混入了不少来历不明的作品。王国维辑的《香奁词》一卷，所收韩偓的作品更为杂乱。韩偓的词，《花间集》未收，《尊前集》收“浣溪沙”二首，《全唐诗》卷八九一收《生查子》二首、《浣溪沙》二首。王国维从“《香奁集》中之近似长短句者尚若干阕”共辑得十三首，而其中真正是韩偓词的仅《浣溪沙》二首。
(二)词与声诗混杂。唐代燕乐曲流行时，它的歌辞形式既有长短句的词体，也有齐言的声诗。凡绝句诗人乐歌唱的是为声诗；有的诗人以燕乐曲为题如《浪淘沙》、《凤归云》、《雨霖铃》而作的绝句诗；有的是乐工或歌妓选取唐诗绝句名篇，改换题目人乐歌唱的，如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改为《渭城曲》，王之涣的《出塞》改为《梁州歌》。在《花间集》里误收的声诗有《竹枝》、《杨柳枝》、《采莲子》、《浪淘沙》、《渔父》、《八拍蛮》等三十二首，占全集的百分之六。《尊前集》误收声诗一一三首，占全集的百分之四十。这是后世编唐五代词和制订词谱时最感为难的问题：是否将这些声诗作为词体?王国维无法避开此问题，以为：“唐人诗词尚未分界，故《调笑》、《三台》、《忆江南》诸词皆入诗集，不独《竹枝》、《柳枝》、《浪淘沙》诸词本系七言绝句也。”(《词录》)唐人诗词未分界是词体尚未成为独立的文学样式时的现象，但后世编词集则应区分这两种文学样式。王国维已能区分二者的界域，可惜却在《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里混入大量声诗，如皇甫松《檀栾子词》里混入声诗有《浪淘沙》二首、《杨柳枝》二首、《采莲子》二首、《竹枝》六首、《怨回纥》二首；和凝的《红叶稿》里混入《柳枝》三首、《渔父》一首、《解红》一首；孙光宪的《孙中丞词》混入《八拍蛮》一首、《竹枝》二首、《杨柳枝》四首。因此其体例是不纯的。
(三)对互见的作品疏于考证。唐五代词人作品存在互见情形，王国维对此作了一些清理，例如《柳枝》，“万枝枯槁怨亡隋”一首，旧传为和凝词，经订正为孙光宪词；张泌《江城子》二首和韦庄《应天长》一首皆又见于冯延巳的《阳春集》，则采取两存的方法处理。然而如《词林万选》卷四所收《生查子》三首，其中“裙拖簇石榴”一首为宋人韩玉词，“轻轻制舞衣”一首为晏几道词；《尊前集》收欧阳炯《春光好》一首实为和凝词：这些皆因王国维疏于考证而误收了。
王国维是治学谨严的学者，其《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出现以上疏失的情形是很令人惋惜的；这因他在月余的时间草率成编所致。虽然如此，但此辑的总体构想所体现的颇为成熟的词史观念，与后来林大椿等诸家编的唐五代词集相比较，王国维在确定词人的范围方面是更为合理的。
自1908年秋，王国维转向词学研究，数月之后完成了《人间词话》。它在近代词学和文学理论批评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因其引入了新的观念，以此建立了从艺术本质、创作方法到文学批评的理论体系，实现了中西化合的理想。然而这部词学理论批评著作是采取传统的词活形式，具有感悟的批评特色，而且含有强烈的艺术偏见。王国维对唐五代词的鉴赏与批评是其理论的基础。
关于唐五代词在词史上的重要地位，王国维是从文体演进论予以充分肯定的。他说：
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
觳永表述这一观点说：“凡一种文学其发展之历程必有三时期。(一)为原始时期，(二)为黄金时期，(三)为衰败时期。此准诸世界而同者。原始时期率而真，黄金时期真而工，衰败时期工而不真。故以工学未有不推崇第二期及第三期者，以真论文学未有不推崇第一期及第二期者。先生夺第三期之文学价值而予之第一期。”唐五代词即是词史上的第一期，它是“率而真”的，甚投合王国维的审美趣味，故特别推崇它。北宋词为第二期，南宋词为第三期。王国维认为：“诗至中唐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极盛时代。即诗词兼擅如永叔(欧阳修)、少游(秦观)者，词胜于诗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这是以情感的率真为标准而肯定五代和北宋词的，因它们尚未成为应酬的工具。如果与后来的明词比较也是如此，王国维说：“唐五代北宋之词，可谓生香真色。若云间诸公则采花耳。湘真(陈子龙)且然，况其次也者乎?”这以为明末云间(上海)词人陈子龙、李雯、宋徵舆等的作品虽然工致，亦不能与唐五代北宋词相比，因它们如同采花一样缺乏真实的艺术特色。王国维又将唐五代北宋词与南宋词比较说：“唐五代北宋之词家，倡优也；南宋后之词家，俗子也。二者其失相等，但词人之词，宁失之倡优，不失之俗子，以俗子之可厌较倡优为甚故也。”这种比喻是很笨拙的，似以为倡优虽贱尚能用伎艺给人以娱乐，俗子的市侩习气则仅令人感到可厌，但倡优又何尝无市侩习气呢?我们且不评论词史发展各阶段的优劣，显然可见王国维的评价在方法上具有主观随意和空洞的特点。这与清代周济、陈廷焯、刘熙载和冯煦的词论比较是缺乏理性阐释的，表现出对南宋及后世词未深入研究而简单否定的态度。比如凡“真”的作品皆是艺术的高境吗?南宋词中竟没有“真”的作品吗?我们若读《花间集》是会发现其中许多应歌之作是内容贫乏而艺术平庸的，例如牛峤的“须作一生拼，尽君今日欢”(《菩萨蛮》)，顾复的“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诉衷情》)，它们甚至为王国维所激赏，以为是“作情语而绝妙者”。这是因其情感的真率，但词的品格和境界却是低下的。
晚清词学家刘熙载提出了词品说，他评价词人以词品为第一位，以艺术性为第二位。词品即是由词的思想内容所体现的人品。王国维承袭了刘熙载的“词品”观念，却使它仅具纯艺术形式的内涵。他评唐五代三位重要词人说：“‘画屏金鹧鸪’，飞卿(温庭筠)语也，其词品似之。‘舷上黄莺语’，端己(韦庄)语也，其词品亦似之。正中(冯延巳)词品，若欲于其词中求之，则‘和泪试严妆’殆近之欤?”这是根据个人的审美趣味随意地摘取某一词语，试图以之作为词人艺术特征的概括，令人难以猜测其确切的意义。我们可以说，“词品”是典型的感悟批评的一种方式，它不适合词学发展的要求，而王国维却极欣赏此种批评方式。
在唐五代词人中，王国维对李煜词的评价最高，表现其词学观点亦最为深刻。他将诗人分为主观的与客观的两大类，以为：“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为什么李煜是主观之诗人呢?王国维解释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赤子之心即童心，儒家亚圣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离娄》)王国维从19世纪德国家叔本华的著述中发现有相似的见解。他特自英译本《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翻译了叔本华关于天才的一段论述：
天才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盖人生自七年后，知识之起点——即脑之质与量已达完全之域，而生殖之机关尚未发达。故赤子能感也，能思也，能教也。其爱知识也较成人为深，而其受知识也亦视成人为易。一言以蔽之曰：彼之知力盛于意志而已，即彼之知力之作用远过于意志所需要而已。故自某方面观之，凡赤子皆天才也；又凡天才自某点观之，皆赤子也。
王国维正是以天才论来说明李煜文学成就的奥秘的。李煜今存词四十首，属于王国维所谓“赤子之心”的，表现“深宫之中”的作品不足十首，而其大量的“感慨遂深”的作品皆是亡国后的。当他经历了国破家亡的巨变，过着以泪洗面的囚禁生活时，便不是“阅世愈浅”的词人了。王国维其实也见到这种变化，所以他又说：“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徽宗)《燕山亭》词亦略似之。道君不过自道其身世之感，后主则俨然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李煜“以血书者”之词是亡国后的，已非“阅世愈浅”的了。因此王国维在评价李煜词时在理论上陷入了矛盾，尤其是以这位亡国之君的悲哀与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相比较更属不伦不类了。
关于花间词人，王国维曾对皇甫松、韦庄、毛文锡、魏承班、顾复、毛熙震、阎选、孙光宪等词作了宏观的评论。其评韦庄词云：“端己词情深语秀，虽规模不及后主、正中，要在飞卿之上。观昔人颜(延之)、谢(灵运)优劣论可知矣。”其评魏承班云：“词逊于薛昭蕴、牛峤，而高于毛文锡，然皆不如王衍。五代词以帝王为最工，岂不以无意于求工欤?”我们对花间词的总体风格易于认识，而对各家词艺术特色的认识则较为困难。王国维对花间词人的艺术特色细致区别并作比较和评价，虽然粗疏，却表现了审美判断的敏锐。
从上述可见，王国维研治词学时，对唐五代词用工最深。其《人间词话》的词学理论的形成，与他对唐五代词的欣赏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检讨他对唐五代词人评价的得失，有助于深入认识其词学理论的意义与局限。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发生，11月王国维携眷随罗振玉东渡日本避难。此后他的学术研究转向史学与考古学，没有再研究词学了。然而在其晚年学术事业达于颠峰之际，他曾偶尔发表过关于唐五代词的意见；它们虽然是片段的，却极富于创见，体现了谨严的学术态度，留下了重要的学术线索。
胡适的词学《词的起源》于1924年12月发表。关于词体起源的原因，胡适修正了南宋朱熹的“泛声说”，以为：“长短句之兴，是由于歌词与乐调的接近。通音律的诗人，受了的影响，觉得整齐的律绝体不很适宜于乐歌，于是有长短句的尝试。这种尝试起先也许是游戏的，无心的；后来功效渐著，方才有稍郑重的，稍有意义的尝试。”关于词体起源的时间，他认为：“长短句的词起于中唐，至早不超过西历第八世纪的晚年。”他于1925年将初稿送呈王国维指正。王国维时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答书云：
尊说表面虽似与紫阳(朱熹)不同，实则为紫阳下一种注解，并求其所以然之故。鄙意甚为赞同。至谓长短句不起于盛唐，以词人方面言之，弟无异议；若就乐工方面论，则教坊实早有此种曲调(《菩萨蛮》之属)，崔令钦《教坊记》可证也。
因王国维的指示，胡适翻检了《教坊记》，但却大胆地怀疑崔令钦所记曲名的真实性，而且引用证实《望江南》为李德裕制，《菩萨蛮》为女蛮国入贡，时间均在中唐。王国维再答书云：
弟意如谓教坊旧有《望江南》曲调，至李卫公而始依此调作词；旧有《菩萨蛮》曲调，至宣宗时始为其词，此说是非不可通，与尊说亦无抵牾。
唐代以来新燕乐流行，它是受印度系西域龟兹乐影响而形成的新的俗乐。由于燕乐的流行，唐代初年即置教坊于禁中以教习音乐，如意元年(692)改教坊为云韶府，开元二年(714)在宫中置内教坊，京都置左右教坊以教习俗乐。今存之崔令钦《教坊记》里记载了开元以来盛唐时期京都教坊习用的乐曲名三百二十四曲。其中用为唐宋词调者六十九曲，唐五代词独用者五十四曲。因此王国维坚持词体起源于盛唐之说，而关于胡适的例证作了非常合理的解释。王国维此说虽未充分地发挥，但提出了探讨词体起源时间的正确途径。这为近世学者对敦煌曲子词研究的深入得以证实。
王国维晚年对敦煌文献的研究取得很大的成就，他注意到敦煌曲子词的发现在词学史上的重要意义。敦煌文献中保存有中国最早的词集《云谣集》(S1441，P2838)，存曲子词三十首。王国维见到目录和曲子词三首。逐作《唐写本云谣集杂曲子跋》云!
此卷首题《云谣集杂曲子共三十首》其目为《凤归云》四首、《天仙子》二首、《竹枝子》、《洞仙歌》、《破阵子》、《浣溪沙》、《柳青娘》、《倾杯乐》则不计首数。其词为狩野博士录出者《凤归云》二首，《天仙子》一首而已。按此八调名，均见崔令钦《教坊记》所载曲名中。《唐书·宰相世系表》有国子司业崔令钦为隋宏农太守宣度 之五世孙，则其人当生玄、肃二宗时。《教坊记》记事讫于开元，亦足推其时代，则此八曲，固开元教坊旧物矣。郭茂倩《乐府诗集》者多近体诗，而同调之见于《花间》、《尊前》者，则多长短句，盖诗家务尊其体，而乐家只倚其声，故不同也。《天仙子》唐人皇甫松所作者不叠，此则有二叠。《凤归云》二首，句法与用韵各自不同，然其体相似，可见唐人词律之宽。《天仙子》词特深峭隐秀，堪与飞卿、端己抗行。惜其二十余篇不可见也。
王国维虽然仅见到少部分敦煌曲子词资料，却敏锐地表示了三点学术见解：
(一)敦煌曲子词与教坊曲的关系。崔令钦的《教坊记序》见存于《全唐文》卷三六九，文中言及他“开元中余为金吾仓曹”及作《教坊记》之缘起。王国维未见到此序，但考证崔令钦为唐玄宗和肃宗时人。他将《云谣集》之八个词调与教坊曲名比较，断定它们“固开元教坊旧物”。这可说明敦煌曲子词所用词调是盛唐流行的燕乐曲，为词体起源于盛唐找到了一条重要证据。
(二)曲子词与声诗的关系。王国维发现宋人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的“近代曲辞”所收唐人歌辞基本上是“近体诗”，同曲调的作品在《花间集》和《尊前集》里则多为长短句。显然唐代的燕乐歌辞存在声诗和长短句两种形式。关于其原因，王国维以为是“诗家务尊其体，而乐家只倚其声”。两种形式的作者，一为“诗家”，一为“乐家”。“乐家”的“倚声”制作而创造了一种新的音乐文学样式。这个学术假设，现在已经得到证实了。
(三)唐人词律之宽。王国维比较敦煌曲子词两首《凤归云》见到它们在句法和用韵方面，当然还有字数，皆各不相同，但存在一定的，断定它们“其体相似”，即体制相似，应为同一词体。他又将双调《天仙子》与《花间集》里皇甫松同调作品比较，见到皇甫松的是单调。因此得出结论：“可见唐人词律之宽。”明代词学家沈际飞曾认为：“花间诸词，未有定体。”某一词调之作品未有定体，则尚未形成严密的格律。此说在词学史上影响巨大，使研究词律者感到困惑。王国维认为唐人之词是存在“词律”的，但较宽而已。当时“词律之宽”是词人们倚声制词必然产生的现象。
王国维晚年发表的词学意见，表现了学者的睿智与谨严，具有珍贵的学术价值。我们如果与其早年的研究比较，可见他已抛弃了感悟的批评而臻于成熟的境界。
唐五代词是词体文学发展的初期，它与燕乐和声诗的关系很复杂，诗词界域难分，起源的线索迷乱，词学文献缺少，别体繁多，因此一些具有争议的问题难以解决。王国维关于唐五代词的研究用功甚深。他整理唐五代词集存在疏失之处，但确定词人的范围是严格的；他对唐五代词人的批评表现出审美的偏见。然而他关于唐五代词也有一些精深的创见，如以为词是“乐家”倚声制作的长短句，它起源于盛唐时期，敦煌曲子词使用的词调很多属开元教坊曲，最早的著名词人是晚唐的温庭筠、皇甫松和韦庄。王国维这些创见因晚年学术兴趣的转移而未充分展开，但其学术光芒至今仍未消失。这是我们回顾近百年词学成就时不应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