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盛元祐说考辨
=【内容提要】
从创作群体、作品数量及质量等方面来考察，"诗盛元祐"说难以成立。溯其根源，它是北宋后期新旧党争的产物，并且从属于南宋的"元祐叙事"。"元祐体"最初是一个文体概念，南宋末年才演变成为诗体概念，并与其他元祐诗学话语纠缠在一起，为认识元祐诗坛乃至整个宋代诗史带来了许多混乱。
【关键词】 新旧党争 元祐叙事 元祐诗学话语 元祐体
一 从"下元"谈起
清光绪二十五年，著名的"同光体"诗人兼诗论家陈衍在武昌与沈曾植论诗时提出:"盖余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1）"三元说"由此得名。后来，沈曾植将此说略加修改，去掉盛唐的开元，而换上南朝的元嘉，以元嘉、元和、元祐作为诗之三关:"吾尝谓诗有元祐、元和、元嘉三关，公于前二关均已通过，但着意通过第三关，自有解脱风月在。"（2）以上两说侧重点不尽相同。"三元说"重在融贯唐宋，去其畛域;"三关说"则重在诗史的通变精神。但两说都将北宋哲宗元祐时期视为古典诗歌史上创作成就最高、最值得学习模仿的三个黄金时代之一。在唐代的开元和元和这两个时代里，大家辈出，佳作迭见，的确"郁乎其盛"。至于北宋的元祐，问题恐怕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在这里，让我们先对元祐诗坛的创作业绩略作考察。
首先，从创作群体上来看，元祐期间活跃在诗坛上的主要创作群体是以苏轼为首的苏门诗人群。明代胡应麟曾指出，"宋世人才之盛，亡出庆历、熙宁间，大都尽入欧、苏、王三氏门下"，而"鲁直自为江西初祖"（3）。从列出的名单来看，胡应麟所谓的人才主要指的就是文学人才。"欧"即欧阳修，"苏"即苏轼，"王"即王安石。但到了元祐年间，以欧阳修为首的北宋中叶诗文革新的健将们大多已经谢世。如苏舜钦卒于庆历八年（1048），李觏、王令卒于嘉祐四年（1059），梅尧臣卒于嘉祐五年（1060），苏洵卒于治平三年（1066），刘敞、郑獬卒于熙宁元年（1068），欧阳修卒于熙宁五年（1072），王安国卒于熙宁七年（1074），曾巩卒于元丰六年（1083）。另一个在北宋中期诗坛上曾经名藻一时、影响广泛的诗歌流派"西昆体"，其大部分代表诗人也已经相继凋落，成为明日黄花。如晏殊卒于嘉祐元年（1056），宋祁卒于嘉祐六年（1061），余靖卒于治平元年（1064），宋庠卒于治平三年（1066），蔡襄、胡宿卒于治平四年（1067），韩琦卒于熙宁八年（1075），张先、曾公亮、陶弼卒于元丰元年（1078），赵忭、晁端友卒于元丰七年（1084），王珪卒于元丰八年（1085），等等。至于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文人群体，如方惟深、鲍慎由、俞紫芝兄弟、舒亶等，虽然创作业绩不菲，但彼此之间在创作上的联系比较松散，远远没有形成一个诗歌流派，所以随着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的去世，在诗坛上很快便被边缘化了。其中的一些诗人则因缘际会，元祐年间散入到了苏门诗人群体中，如蔡肇。这样，在整个元祐年间，独擅诗坛风骚的主要便是以苏轼兄弟为首的苏门诗人群体。他们凭借着元祐更化的东风，相互荐引，彼此推挹，在元祐期间群聚汴京。其中包括陈师道、黄庭坚、苏轼、苏辙、晁补之、张耒、李清臣、范纯仁、秦观、苏轼、李廌、清江三孔等。正如张宏生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这标志着"由欧阳修文人集团到苏轼文人集团这一新老交替的过程已经完成"（4）。
当然，在苏门当中，诗歌创作成就最高、对诗坛发生重大影响的，是苏轼、黄庭坚和陈师道。其他如苏辙、秦观、张耒、清江三孔等人，在整个宋代诗坛上只能算是二三流的诗人，和欧阳修、梅尧臣、王安石等宋代诗坛大家无法相比。所以，我们姑且以苏轼、黄庭坚在此期间的创作为例，并结合他们在熙宁、元丰、绍圣等阶段的创作，对这个所谓"下元"时期的诗歌创作予以分析。
在历代有关宋诗的选本中，高步瀛的《唐宋诗举要》、陈衍的《宋诗精华录》、钱锺书的《宋诗选注》一直享有较高的声誉，所以我们姑且以是否入选其中当作是衡量诗歌艺术质量的一个尺度。这三个选本对于苏轼在熙宁、元丰、元祐这三个阶段的创作，选择的篇数是比较一致的;至于绍圣以后即苏轼晚年的创作，则分歧较大。从表中可见，在这四个年数相当的阶段里，结合诗歌的数量和艺术质量这两个指标，苏轼诗歌创作的鼎盛期应该是在熙宁、元丰期间，而绝对不应当是在元祐期间。恰恰相反，考虑到三个选本对苏轼晚年诗歌的评价分歧可暂置一边，那么苏轼元祐期间的创作在几个阶段中算是最为薄弱的。这个分析和某些对苏轼诗歌创作分期的研究也是大体相符合的，如王水照教授便认为，苏轼元祐在朝期间的创作数量"固然不少（二百篇左右），但除题画诗外，名篇佳作寥寥无几;且题材狭窄，以应酬诗为主，虽不能一笔抹煞，但毕竟视线未能注视到更重要的生活领域"（5）。至于黄庭坚在这几个阶段中的创作情况，前两个选本对于他在熙宁年间和晚年的创作分歧颇大，这一点倒印证了历代的评论，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二引《豫章先生传赞》谓:"山谷自黔州以后，句法尤高，笔势放纵，实天下之奇作。自宋兴以来，一人而已矣。"朱弁在《风月堂诗话》中却说:"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唯黄鲁直诗时可以抗衡。晚年过海，则虽鲁直亦瞠乎其后矣。"但两个选本对于他在元丰、元祐两个阶段的创作情况，看法却是比较一致的。从中可见，元丰年间是黄庭坚诗歌创作的鼎盛期，而元祐期间的创作则充其量是这一鼎盛期的延续。钱志熙教授认为，黄庭坚的诗歌创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而元丰年间是其成熟期（6）。莫砺峰教授也指出，标志着黄庭坚诗歌的独特风格的"黄庭坚体"，在其入京之前的创作早期---熙宁、元丰间，便已经形成了，元祐期间的创作则朝着细密工稳前进（7）。再从具体作品来看。苏、黄等人在元祐期间的诗歌创作在内容上主要是以应酬、唱和、赠答、题画等为主体。它们大多题材比较狭窄，感情比较苍白，反映生活的广度与力度比较薄弱。这也是许多研究者所认同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除了晚期的创作饶有争议外，苏轼、黄庭坚诗歌创作的成熟期与鼎盛期应当是在宋神宗元丰年间，而不是宋哲宗元祐期间。这一时期，苏轼、黄庭坚的诗歌创作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超过了其他的创作阶段。倘若再考虑到元丰年间另一位诗坛大家王安石的诗歌创作也臻顶峰，而司马光、曾巩、郭祥正等文坛耆宿仍然健在的话，那么，所谓"诗盛元祐"之类的说法，恐怕难以成立。至于陈衍的"三元说"能否脱离它产生时具体的情景和特定的理论逻辑而成为一个普遍的文学命题，恐怕也还需要进一步的思索与诗史的印证。
二 新旧党争、元祐叙事和元祐诗学话语
"三元说"与"三关说"正式成立于清末，有着它特定的历史情景和论述目的，我们无意对此妄加雌黄。但是，将宋哲宗元祐年间的诗歌创作视为宋代诗歌中成就最高的阶段，甚至可以上埒盛唐、中唐，开启学诗者不二法门的"元祐诗学话语"，却早在南宋时便已经堂而皇之地出现了。南渡诗人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五九《见王提刑》谓:
唐之诗人，自宋之问、沈 期、杜甫、李白唱之于前，至元和、长庆间诸子并作，韩、柳、元、白、刘梦得之辈，其风流骚雅，清艳俊发，自有体制，读之可喜，味之无穷。往时，欧阳文忠公一出，扶五季之颓风，接唐人之遗绪，炳然如日星之在天，谁不仰睇而拭目。至元祐间，内相苏公之兄弟与其门人四君子者，更相酬唱，自为表里，于是诗人蹑踵相望，大抵不减唐之晚世。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谓:
余尝谓开元之李、杜，元祐之苏、黄，皆集诗之大成者。故群贤于此四公尤多品藻。盖欲发扬其旨趣，俾后来观诗者虽未染指，固已知其味之美矣。
以上周、胡论诗，已经将宋之元祐苏黄与唐之开元李杜、元和韩白等相提并论。此后波波相沿，洎有明之初，王袆《王忠文集》卷五《练伯上诗序》谓:
开元、大历，杜子美出，乃上薄风雅、下掩汉魏，所谓集大成者。而李太白又宗风骚而友建安，与杜相颉颃。复有王摩诘、韦应物、岑参、高达夫、刘长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属，咸以兴寄相高。……既而韩退之、柳宗元起于元和，实方驾李杜。而元微之、白乐天、杜牧之、刘梦得咸彬彬附和焉。……此又一变也。……宋初仍晚唐之习……元祐间苏、黄挺出，而诸作几废矣，此又一变也。
这一诗史叙述，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内涵上，都已经基本涵摄"三元说"与"三关说"。其中对于元祐诗学的评论，也与宋人的叙述一脉相承。
但是，如本文第一节所分析，元祐期间的诗歌创作并不是苏、黄创作的鼎盛期与高峰期，其整体创作业绩也决不足以担当"宋诗鼎盛期"的美誉，更勿论上拟开元、元和，成为古典诗歌创作的第三个顶峰了。于是，问题便出现了。"诗盛元祐"此类并不能客观中允地反映诗史的诗学话语，是如何形成、演变、定型的?为什么宋人宁愿用"元祐"而不用"元丰"这一更能反映宋诗创作盛绩的年号来指代宋代诗学?作为元祐诗学话语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元祐体"，其内涵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又是如何被应用到诗学批评中?以下笔者试图通过对元祐诗学话语的追溯，对此略作分析。
笔者以为，首先应当注意的是北宋后期的新旧党争与诗学批评中"熙丰（熙宁、元丰）---元祐"的对峙，以及"以诗赋为元祐学术"的禁令。从现存的北宋后期文集及诗话来看，其中对苏轼、黄庭坚及苏门弟子已经颇多论及。只是，其中大多数尚且局限在诗句的指摘欣赏、句法的工拙品第，或者是考证典故，解释本事。等而下之的则是大量地旁采故实、叙述杂事、缀辑琐语、记录异闻等等。从诗史着眼，对苏轼、黄庭坚等人在元祐期间的创作业绩予以详细的分析，并且置于诗歌发展的潮流中予以对比，从而凸现其地位的评论，可谓凤毛麟角。不过，由于北宋后期新旧党争的影响，此期的文学批评中已经开始呈现出"熙丰---元祐"的对峙倾向，即在文学批评上或是党熙丰而贬元祐，或是党元祐而贬熙丰。比如魏泰的《临汉隐居诗话》。魏泰字道辅，襄阳人，是新党党魁曾布的妇弟，与王安石交往颇密，其所著诗话体现出较为强烈的党派倾向，如"论黄庭坚则讥其自以为工，所见实僻。而有方其拾玑羽往往失鹏鲸之题";"惟于王安石，则盛推其佳句。盖坚执门户之私，而甘与公议相左者"（8）。又如其中对熙、丰新党的诗文着笔赞誉尤多，而于苏轼等旧党诗人却罕少论述等等。可以说，熙丰、元祐新旧党争的分野，在是书中已经体现为文学批评上的"熙丰---元祐"的对峙，是以四库馆臣谓此书"亦党熙宁而抑元祐"。又如叶梦得的《石林诗话》。叶梦得是南北宋之际文坛巨擘，同时也是新党党魁蔡京的门人，章惇的姻亲。《石林诗话》对王安石的诗歌论述共有十四则，深中窾会，"推重王安石者不一而足"。此外如记新党中的蔡京御赐南园诗，章为苏辨护，安焘、李邦直重题《江干初雪图》诗等等。但对于元祐旧党诗人，则"于苏轼一则讥其'繁懑割愁'之句为险诨，一则讥其'捐三尺字'及'乱蛙两部'句为歇后，一则讥其失李廌，一则讥其不能听文，同一则讥其石建牏厕之误"，"皆有所抑扬于其间"（9），表现出了"阴抑元祐诸人"的诗歌批评倾向。另外一部《风月堂诗话》则"多记元祐中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陈师道、梅尧臣及诸晁遗事"（10）。作者朱弁另著有《曲洧旧闻》，其中力贬熙丰新法，政治倾向明显属于元祐旧党。在《风月堂诗话》中，这一党派倾向也影响到了其诗歌评价的尺度。例如针对王安石《明妃曲》中"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等句，他评论道:"若如此诗用意，则李陵偷生异域不为犯名教，汉武诛其家为滥刑矣。当介甫赋诗时，温国文正公见而恶之，为别赋二篇，其词严，其义正，盖矫其失也。诸君曷不取而读之乎?"（11）王安石的《明妃曲》作于宋仁宗嘉祐四年。当时，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均是极为称赞，并且都有唱酬之作。司马光也写有《和王介甫明妃曲》，着重渲染了明妃在塞外的寂寞孤苦:"旧来相识更无物，只有云边秋雁飞。愁坐泠泠调四弦，曲终掩面向胡天。侍儿不解汉家语，指下哀声犹可传。"诗末则寓教化讽喻之意，谓:"传遍胡人到中土，万一佗年流乐府。妾身生死知不归，妾意终期寤人主。目前美丑良易知，咫尺掖庭犹可欺。君不见白头萧太傅?被谗仰药更无疑。"诗歌立意虽然与王安石不同，但唱酬之作本来就应该各出己意，标新立异，实在无足为奇。朱弁却加以引申发挥，将司马光与王安石在宋仁宗嘉祐四年的唱酬之作，暗中与元祐元年司马光为首的旧党针对熙丰新法而进行的"元祐更化"绾结在一起，所谓"盖矫其失也"，委实是妙不可言的双关之语。倘若联系到熙宁年间，新党吕惠卿曾经暗示宋神宗，司马光此诗中"宫门铜环双兽面，回首何时复来见?自嗟不若住巫山，布袖蒿簪住乡县"等句"不无深意"这一先例，那么，朱弁对王安石和司马光《明妃曲》评论中所隐含的党派倾向也就更加容易理解了。
如上所述，连绵北宋后期六十年的新旧党争，不仅仅导致了诗人群体的政治分野，而且深刻地影响到诗歌批评。与新旧党争相对应的熙丰和元祐两个时代的概念，也开始渗透到诗歌批评中来，并且在话语层面上初步形成了"熙丰---元祐"的对立。元祐诗学话语，最初正是在这种对立中开始呈现出来，继而在南宋以后日渐清晰起来的。至于这一话语的结构形式"元祐---诗文---苏、黄"绾结的形成，笔者以为仍是拜新旧党争所赐。从宋徽宗崇宁元年开始，以章惇、蔡卞为首的新党开始严禁元祐学术（12）。从所禁内容来看，所禁的元祐学术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司马光为首的朔学，以史学为重点;二是以程颐为首的洛学，以道学为重点;三是以苏轼为首的蜀学，则偏重于文学。这三者之中，尤其以苏轼的蜀学屡禁不止，最为新党所忌。李纲《梁溪集》卷一六三《跋东坡小草》谓:"方绍圣、元符间，摈斥元祐学术，以坡为魁恶之首，必欲置死地而后已。"故政和元年十一月，新党薛昂上疏言:
元祐中，曲学陋儒自售其私，请以诗赋取士，乃争为篇章，更相酬唱，欲鼓天下之众而从之。陛下兴学养士，增光前烈，亲洒宸翰，训迪多方，元祐学术政事悉禁毋习。然缙绅之徒，庠序之间，尚以诗赋私相传习。或辄投进，仰渎圣听。盖义理之学高明而难通，声偶之文美丽而易入。喜易而恶难者，世俗之常情也。倘非重重禁约，为之矫拂，恐复流而为元祐之学矣。诏榜朝堂，委御史弹劾。（13）
薛昂是王安石的得意门生，曾经与王安石弈棋赌梅花诗而不能赋，在士林中传为笑柄，所以叶梦得称其为"不能诗者"。但他上疏乞禁诗赋，却并不仅仅是由于自己不能做诗这么简单，而是因为苏、黄等人在元祐期间"争为篇章，更相酬唱，欲鼓天下之众而从之"---说白了，便是将诗歌唱酬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来煽动舆论粉饰太平。虽然崇宁年间下诏禁止元祐学术，但"缙绅之徒，庠序之间，尚以诗赋私相传习"，甚至"或辄投进，仰渎圣听"。显然，在新党看来，诗赋的创作已经成为政治上新旧之争的一个焦点，他们惟恐诗赋的创作与传播会再次鼓动天下士人，为旧党上台张目。于是，政和二年，御史李彦章承风上奏，以诗赋为元祐学术，明令禁止（14）。由此可见，对元祐诗歌唱酬的评价，一开始便不是纯粹地出于诗学的立场，而是掺杂在党争的意识形态中。虽然学禁的目的并未达成（15），但这些冠冕堂皇的诏令以及刑罚，却在元祐---诗赋---苏、黄之间搭起了桥梁。
至于元祐诗学话语的形成，则是在弥漫南宋一朝的元祐叙事中开始的。南渡之初，高宗便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表明政治上对元祐政事的拨乱反正，所谓"朕最爱元祐"。及至高宗后期，南宋士大夫们已经相当普遍地认为，王安石发动的熙宁、元丰新法是一场彻底失败的政治变革，其弊端则流为绍圣以后的诸般政事（16）。在此前提下，他们开始对北宋后期的历史进行了沉痛的认识与反思，并且以此为基础，开始了他们的历史叙事。笔者将此种叙事姑且称之为"元祐叙事"。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为北宋后期的新旧党争盖棺论定，肯定元祐更化，否定熙丰变革以及绍圣以后政事。《诚斋集》卷一一三《初读三朝宝训》谓:
一代之治体自有一代之家法。……王安石相神宗，有"祖宗不足法"之论，创为法度，谓之新法，天下大扰。幸而得司马光相哲宗，首罢新法，复祖宗之旧，天下大悦。元祐七八年间号为盛治，比隆庆历。既而，小人章子厚欲倾元祐诸君子，以取富贵，倡为复新法之说，谓之绍述。曾布和之，蔡京、王黼又和之，而祖宗之法变更尽矣。……祖宗之法亡而中国之祸酷矣。
这条议论，最足以代表南宋朝野对于北宋历史盛衰的认识。熙丰新法所引起的新旧党争、是非纷纭，至此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道德评价上，基本上都获得定谳，并且在南宋诗文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反复渲染。如郭印《云溪集》卷五《宋元绘挽词》云:"国家有祸源，王氏变新法。元祐壅其流，旧防无敢越。逮至崇宁初，阴霾蔽日月。溃彼千仞堤，横波不可遏。"在此基础上，南宋士人更是对元祐之治不惜添油加醋地予以粉饰、美化，甚至认为元祐更化之治可以媲美嘉祐，比拟汉唐，乃至追配三代:
元祐初异人辈出，盖本朝文物全盛之时也。（17）
呜呼!道之不明，亦既千载。宋兴用儒，涵育数世。故经术盛于伊洛，而王化行乎元祐之际。秦汉而下，庶几三代。（18）
臣每惟国朝极盛之时，莫过于元祐。……本朝之治以哲宗皇帝元祐为称首。（19）
对元祐之治的美化，最初与南宋初期的党争是密切相关的，对此，沈松勤教授的《南宋文人与党争》一书已经论述颇详。从以上对元祐之治的美化中，我们可以看出一大特色:即南宋士人叙说元祐之治的重点在于元祐期间的人才辈出、文物彬彬;也就是说，重在美化元祐期间的文化创造，对于元祐期间的政治建树，除了废除各项新法外，却甚少涉及。这一历史叙述，直接影响到后人以宋代为"后三代之一"的历史定位。《宋史》卷三《太祖本纪·赞》云:"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元末赵汸谓:"世谓汉、唐、宋为后三代。"（20）诚如余英时先生所言，以宋为后三代所表达的价值判断，并不是基于汉、唐作为大一统王朝的特征，如国力强盛、开疆拓土等，而是推重宋代在文化史上的特殊贡献（21）。而从宋人对元祐历史的叙述来看，这一特殊的价值判断并不是后人凭空加给宋代的，它本身便是南宋士人们在对元祐之治的认同中，所表达的对自身历史地位的一种价值判断。换言之，南宋一朝的"元祐叙事"，正是在这种特殊的价值判断和历史认同的基础上出现的。平心而论，元祐更化对实施了多年的新法不加区别地一概抹杀，如免役法等等，未免过于草率与意气化。而更化以后，在政事上因循苟且，一无建树，亦是难以讳言的史实。王夫之认为元祐旧党"惜名而废实"、"矫弊而启愚"、"术疏而不逮"（22），实在不算是苛刻之论。钱穆指出，元祐旧党力反熙宁而"操之过激"，"除罢免熙丰设施外，自己却并无积极的建树"，"财政无办法，更不足以关折主持新政者之口"（23）。但在这种庞大的元祐叙事的笼罩下，对元祐之治的美化甚至虚构也就不足为奇。例如，元祐故家子弟晁公武写于宋孝宗乾道八年（1173）的《毗陵东坡祠堂记》便是典型一例。《祠堂记》对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有关苏轼在元祐更化时反对司马光遽变免役法、反对以文字狱陷害新党蔡确，以及与新党章惇、林希曾经关系颇密等记载提出质疑，认为这是苏辙的曲笔，而非实录，"惟斯言是信，则为盛德之累大矣"。这种怀疑"是在特定的心理定势下，出于塑造苏轼作为元祐党人的完美形象之需"（24），是在熙丰与元祐二极对立的思潮下出现的，是南宋以后的士大夫们对历史所进行的重新叙述与阐释。
同样，虽然元祐时期的诗歌创作绝不足以代表苏轼、黄庭坚的创作业绩，难以成为宋诗创作的典范，更遑论与唐代的开元、元和两大诗歌高峰期比肩，但在这种元祐叙事的影响下，元祐诗学话语也开始定型下来。首先，按照儒家的诗教观念，一代之治便应当有一代之诗，诗歌的盛衰与时世的盛衰总是桴鼓相应的，盛世之治当然应该有盛世之诗。元祐之治既然可以与汉、唐媲美，那么元祐之诗也是一代顶峰:
本朝诗文字画之盛，到元祐更无着手处。（25）
建安中，徐、陈、应、刘争饰词藻，见称于时，识者谓两京余泽，繇七子尚存。自后文体变落，虽工愈下，虽丽益靡，古道不复，庶几遂数百年。元祐初，黄、秦、晁、张，各擅毫墨，待价而显，许之者以为古人大全，赖数君复见。（26）
汴之治，至元祐而极，学问诗文亦至元祐而极。学问造极，程氏是已。诗文造极，苏、黄、陈氏是已。（27）
其次，文坛统绪的确立。诚如研究者所指出，"统"的观念在宋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倡与阐述。学术上有道统，政治上有正统，文学上则有文统。这一观念一方面是为了排斥异端，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标明自己的合理性与合法化，在历史的长河中树立起自己的地位。在南宋士人们看来，宋代文坛的统绪就人而言便是从欧阳修到苏轼，就时间而言便是从嘉祐到元祐。由此，元祐诗歌便与历史上其他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一起构成了诗歌史的正宗统绪:
唐之文章三变，而后得韩愈。愈之门生如张籍、李翱、皇甫湜、孟东野之徒，皆晔然有闻于世，后学者闻其风而悦之。韩愈死又二百余年，而生欧阳公，收拾贤者，汲汲如饥渴。当时门人皆一时胜流，如尹师鲁、石曼卿、苏子美、梅圣俞辈，实与异世而相望焉。自嘉祐、治平之间不三十年，而翰林苏公主盟斯文。苏公之门如黄鲁直、秦太虚、张文潜、晁无咎与阁下，诸门人皆以道德文章冠冕后进，视韩、欧门下士未肯敛衽也，自元和以来至于五代，阅二十三帝二百余年，而三人者始于先生弟子传道授业，羽翼前贤，赖以不泯。（28）
再次，元祐诗歌成为创作的典范。郑天锡《江西宗派》诗谓:"江西一水活春茶，寒谷春灯夜拔花。人比建安多作者，诗从元祐总名家。"（30）诗中指出，凡是受到以苏、黄为代表的元祐诗歌之示范者，总会成为名家而享誉天下。在这里，元祐诗歌已经成为了宋代诗人们学习的本朝楷模。士人们在评诗时，也常常以"元祐之风"等词汇来相互称许。如吕颐浩《忠穆集》卷六《与刘仲忱书》谓:"作日勉强成诗，以谢厚意，复蒙属和，感佩尤深。两日来披咏佳篇，不能释手。古诗高妙，不愧元祐年间作者之风。"关于元祐典范意义的确立，沈松勤教授在《南宋文人与党争》中论说颇详，兹不赘述。
当然，对元祐诗学持批评意见的并非没有。这种批评往往是站在唐诗的立场上来贬抑宋诗的，但在论述时的那种将元祐诗学当作是宋诗的代表、集中体现了宋诗弊端来加以痛贬的作法，却表明了这种批评本身也在无意识或不自觉中受到了元祐叙事的影响（31）。至于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元祐叙事对史实之笼罩与遮蔽的，就笔者管见，南宋一朝似乎只有朱熹等寥寥数人。
近世诸公作诗费工夫，要何用?元祐时有无限事合理会，诸公却尽日唱和而已。今言诗不必作，且道恐分了为学工夫。然到极处，当自知作诗果无益。（32）
朱子虽然源出伊洛，但是对于新旧党争的缘起、历程，以及元祐之治的缺点、元祐旧党才具的不足，却有着较为客观的认识，所以才能不蔽于元祐叙事。至于他对元祐唱和的批评，虽然反映出道学家对诗歌创作的一贯偏见，倒也指出了元祐时期的诗歌唱酬不无粉饰太平之嫌。
三 "元祐体"辨
南宋元祐诗学话语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元祐体"。作为元祐诗学话语的核心，"元祐体"这一诗学概念给宋诗研究所带来的诸多分歧与困惑，足以说明北宋新旧党争所导致的诗歌批评中"熙丰---元祐"的对峙倾向和南宋的"元祐叙事"，对宋代、文学史的掩盖与遮蔽。原本起源于北宋后期科场中的一个深烙新旧党争色彩的指称某类应试文章风格的词语，在南宋的元祐叙事笼罩下，被严羽移花接木为一个诗体概念，并在此后的文学批评中与元祐典范、元祐文章等称谓纠缠在一起，构成了古典诗歌批评中颇具影响的元祐诗学话语。
研究者在讨论"元祐体"时，总是以严羽的《沧浪诗话》作为起点。他在"诗体"一节中论列两宋诗派谓:"以时而论，则有……本朝体、元祐体、江西宗派体。""以人而论，则有……东坡体、山谷体、后山体、王荆公体、邵康节体、陈简斋体、杨诚斋体。""又有所谓……西昆体。"在"本朝体"下严羽注曰:"通前后而言之。""元祐体"下注曰:"苏、黄、陈诸公。""江西宗派体"下注曰:"山谷为之宗。"但其实，早在严羽之前，陆游便已经提到"元祐体"了。《渭南文集》卷三二《曾文清公墓志铭》载:
已而入太学，屡中高等，声籍甚显。兄弼提举京西南路学事，按部溺死，无后，特恩补公将仕郎。公以太夫人命不敢辞，试吏部铨，中优等，赐上舍出身，擢国子正兼钦慈皇后宅教授，迁辟雍博士兼编修道史检阅官。时禁元祐学术甚厉，而以剽剥颓?熟烂为文。博士弟子更相授受，无敢异。一少自激昂，辄摈弗取，曰:"是'元祐体'也。"公独愤叹，思一洗之。一日，得经义绝伦者，而他场已用"元祐体"见黜。公争之，不可。明日，堂上出其文诵之，一坐耸听称善，争者亦夺气。及启封，则内舍生陈元有也。元有遂释褐，文体为少变，学者相贺。改宣义郎，入秘书为校书郎。
在以往的研究中，这段关于"元祐体"最重要的文字似乎从未见到征引。因此，笔者拟不惮繁琐，对这条材料的内容详加考辨。这篇墓志铭的墓主是曾几，字吉甫，号茶山，江山赣州人，后徙居河南。他是南渡诗坛大家，也是陆游的老师，与陆游关系密切。所以，陆游的这篇墓志铭应该是关于曾几生平最可信的第一手资料。不过，这段叙述依然不无模糊，其中蕴含的信息尚有待考证阐发。据白晓萍博士未刊稿《曾几年谱》，曾几生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至于"迁辟雍博士兼编修道史检阅官"，则是在徽宗重和元年（1118）九月。自"时禁元祐学术"至"学者相贺"，指的是曾几利用科举的机会，引导了一次小规模的文体变革，即所谓的"文体少变"。这次科举考试是在宣和元年（1119），当时，曾几以太学博士任点校试卷官，其职责是审批试卷。《宋会要辑稿》选举十九载:"宣和元年正月二十一日，以御史中丞陆德先知贡举，给事中赵野、起居郎李纲同知贡举。……点校试卷官:校书郎曹大同……太学博士臧（王）禹、曾几。"据《墓志铭》的叙述，当时考场上有的考生没有"以剽剥颓?熟烂为文"，所以被其他考官以"元祐体"为名摒弃。问题是，这个所谓的"文"，指的是什么文体呢?这就必须对北宋后期的新旧党争与科举制度之变迁有所了解。北宋自神宗以后，贡举制度随着上新旧两党的兴衰而数变。宋神宗熙宁四年，在王安石等新党的主持下，罢去诗赋，专以经义取士，"于是改法，罢诗赋、帖经、墨义"（33）。但元祐更化期间，旧党又恢复了诗赋取士，"乃立经义、诗赋两科，罢试律义"（34）。哲宗亲政后，尽复熙丰法度，《宋会要辑稿》选举三载:"绍圣元年五月四日，诏进士罢试诗赋，专治经术。"此后，"专用经义几三十五年，至建炎二年又兼用诗赋"。再兼以如前所述，徽宗崇宁、政和年间以诗赋为元祐学术，曾屡加严禁，所以，在宣和元年的这次科举考试中，被其他考官以"元祐体"所摒弃的绝对不可能是指诗赋而言，而指的是经义、策、论等文体。此外，墓志铭中所谓的"剽剥颓?熟烂之文"，应当是指在北宋后期的太学中与科场上，士人程文所用经义悉以王安石的《三经新义》为准，士人"志意王氏之学，士非《三经》、《字说》不用"（35），"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之书，一切废不用"（36）。而考生文章被指为"元祐体"的理由，即"少自激昂"、"经义绝伦"等，则应当是指考生在"经义"、"论"或"策"中，义理上没有完全遵循《三经新义》，而是偶或参用元祐旧党学说的;或是在形式、风格上有学习元祐旧党文章的地方，比如苏轼的策论等等。由此可见，"元祐体"的最初内涵，应当是指科场上应试文章的风格而言，类似于宋仁宗嘉祐二年欧阳修知贡举时罢黜的"太学体"，但绝对不会是指诗体或诗派。它的出现明显是北宋后期新旧党争的产物，所以产生伊始便烙上了党争的印痕，包含了许多文学之外的信息。
除此之外，南宋陈藻也曾在严羽之前提及过"元祐体"。《乐轩集》卷二《东宁初夏得叔达书自都下来言去秋与乡荐寻闻下第想就试上庠赋诗寄之》云:
天涯无伴只思渠，知在杭州有故庐。闽岭秋空翔一鹗，融江夏日煮双鱼。合看髫?登科去，却有髭须落第初。太学好还元祐体，松峬莫便赋归欤。
这首诗是写给一位下第朋友的。诗中提及的"元祐体"大致上仍然是指一种特定的风行太学、科场中的文章风格而言，与北宋后期科场上出现的"元祐体"概念是大致相符的。作者奉劝落第的朋友，不要灰心丧气，并以太学中应该会重新流行或赏识"元祐体"作为鼓励，"莫便赋归欤"。那么，陈藻为何要特别点明"元祐体"作为鼓励呢?笔者以为，这很可能与陈藻的身份以及庆元党禁有关。陈藻是南宋学者林亦之的弟子，亦之则师承南宋著名学者林光朝，而林光朝则曾亲炙程颐的高足尹和靖，所以，陈藻应当属于伊洛学派的传人。至于他的生平，《宋元学案》卷四七《艾轩学案》引其弟子林希逸《乐轩诗筌》谓:
在昔隆、乾间，士之师道立，浙有东莱吕氏，建有晦庵朱氏，湘有南轩张氏，江西有象山陆氏，莆有艾轩林氏，皆以师道授，并世而立名者也。艾轩于时，犹为前辈……世其学者，网山（林亦之）一人，再传乐轩，又皆以布衣死。艾轩在，网山以艾轩名;网山在，乐轩以网山名。……乐轩虽得寿，后网山死四十年，衰白穷槁，人以为常人矣。……乐轩卒十年，予请于宗伯而祠之。
网山即林亦之，他卒于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以"后网山死四十年"来推算，则陈藻大致主要生活在孝宗后期和光宗、宁宗期间。在此期间，蓬勃于孝宗乾道、淳熙年间的道学遭遇到一场灭顶之灾，即庆元党禁。庆元党禁持续的时间并不算长，大概只有五年左右，对"逆党"、"伪学"的迫害力度也不能和元祐党禁相提并论，但是二者均将科场作为党禁、学禁的一个重要战场，却是相当一致的。《宋会要辑稿》选举五载:
（庆元二年）三月十一日，吏部尚书叶翥等言:"二十年来，士子狃于伪学，汩丧良心。以六经子史为不足观，以刑名度数为不足考，专习语录诡诞之说，以盖其空疏不学之陋，杂以禅语，遂可欺人。三岁大比，上庠校定，为其徒者，专以怪语暗号，私相识认，辄置前列，遂使真才实能，反摈不取。臣等孰识其弊，比知贡举，试取经史之疑以质之，多不能对，观其文理，亦有可采，而怪诞尤甚，深可怜悯。盖由溺习之久，不自知其为非。欲因今之弊，特诏有司风谕士子，专以孔孟为师，以六经子史为习，毋得传语录，以滋其盗名欺世之伪。更乞内自太学，外自州军学，各以月试，取到前三名程文，申御史台考察。太学以月，诸路以季。太学则学官径申，诸路则提举学司类申。如仍前不改，则坐学官提举官之罪。如此，何忧文风之不变，士习之不革哉。"从之。
"伪学"之目是庆元党禁中反对道学的官僚们的一大"发明"，而叶翥攻击道学的诸多流弊，也的确在道学士人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所以才被人抓住把柄（37）。陈藻本人属于道学一脉，他的朋友吴叔达很可能与他气类相投，所以在科举应试中多涉道学语录，以至于被黜落下第。而其时伪学之禁尚严，陈藻不敢明目张胆地为道学张目，只能以"好还元祐体"聊以慰之。因为南宋道学一脉，本来就源自于元祐旧党中的程颐，所以对道学士人而言，两者地具有某种契合性。再进一步推测，虽然南宋时已经恢复了诗赋取士，但陈藻所引用的"元祐体"的内涵恐怕仍然没有包括诗赋在内。因为只有在经义、策、论之类的文章中，道学的语录体特证、与禅相似的哲理性思辨才有发挥的余地。
仅仅是到了南宋末年，"元祐体"才被严羽移花接木为一个诗学概念，用来指代某种诗体。显然，这一"创造性的转化"与弥漫于南宋一朝的元祐叙事和北宋"以诗赋为元祐学术"的潜在影响是分不开的。那么，严羽所揭橥的"元祐体"的内涵是什么呢?由于缺乏明确而清晰、详尽的论述，我们只能够从《沧浪诗话》的字面中去理解，在阐释时恪守严羽"以时而论"和小注"苏、黄、陈诸公"这两个界定。这样的话，严羽所谓的"元祐体"，恐怕只能是指元祐期间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元祐诗人群体唱酬之作所表现出来的风格而言。它包括在内容上以应酬、唱和、赠答、题画为主体，在形式上采用次韵、险韵，用典密度大、贴切等等。因为从苏轼、黄庭坚、陈师道这三人的整体诗歌创作来看，所同实在是不胜所异，除此之外，很难从中归纳出一个共同的风格。在此意义上的元祐体，或许与南宋后期、严羽之前便已经出现的"元祐律"的内涵相近。《浣川集》卷一?《娄南伯墓志铭》载:
南伯娄氏……有潜山集若干卷。……余读之，曰:……君诗用元祐律，虽绘组故事，以就声韵，而高睨物表，自为开阖，不失情性之正。
其中提及的"元祐律"，其特点是"绘组故事，以就声韵"，这倒与苏、黄等人元祐期间的唱酬诗风格相近，如在押险韵上争胜毫厘、用典密度大而精当等等。
自从作为诗歌体裁、风格意义上的"元祐体"在《沧浪诗话》中出现之后，深烙党争印痕、科场文体意义上的"元祐体"便被湮没了。这一意义上的"元祐体"，很快便与其他元祐诗学话语纠缠在一起，引起了对宋代诗学认识上的分歧。清康熙十六年，宋荦为南宋裘元量《竹斋诗集》所作《竹斋集序》谓:"江西诗派自吕居仁倡论，以黄山谷为标准，后人辄多诋诃。其实诗派图中人不必皆江西，诗不必尽宗山谷也。先是，严沧浪论诗有元祐体，注云:元祐体即江西派，如苏东坡、刘后村、戴石屏之诗皆是也，岂惟山谷诸家哉?然则诗派何足病?病在不善学山谷诸家耳。"序文中提及的"元祐体"小注，明显有悖于严羽的原注与原意。在《沧浪诗话》现存的各种传本中，"元祐体"与江西诗派泾渭分明，严羽也从来未将苏轼等列为江西诗派。所以，序文颇有扯起虎皮充大旗，从而为江西诗派辩护的味道。而这种将江西诗派附会"元祐体"的背后，却隐含着一种以"元祐体"为神圣的诗歌典范的观念。这正是南宋元祐诗学话语的典型特征。随着诗坛上尊宋之风的炽兴，"元祐体"与元祐之风、元祐典范、元祐风流、元祐诸公等描绘性词语愈发混在一起，纠缠不清。试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元祐诗学话语:
其（杨杰）诗虽兴会未深，而亦颇有规格。其率易者近白居易，其偶为奇崛，如《送李辟疆》之类者，或偶近卢仝。其大致则仍元祐体也。（38）
宋承五代之后，其诗数变。一变而西昆，再变而元祐，三变而江西。（39）
盖宋代诗派凡数变。西昆伤于雕琢，一变而为元祐之朴雅。元祐伤于平易，一变而为江西之生新。南渡以后，江西宗派盛极而衰，江湖诸人欲变之而力不胜，于是仄径旁行，相率而为琐屑寒陋，宋诗于是扫地矣。载生于诗道极坏之后，穷极而变，乃复其始。风规雅赡，雍雍有元祐之遗音，史之所称，固非溢美。（40）
（赵）汸……诗词不甚留意，然往往颇近元祐体，无雕镂繁碎之态。盖有本之学，与无所师承，剽窃语录，自炫为载道之文者，固迥乎殊矣。（41）
四库馆臣认为，在宋诗史上，元祐时期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阶段，元祐诗歌具有某种典范意义，这是尚袭了南宋以来的元祐诗学话语。而当他们提及"元祐体"时，其内涵却都相当模糊，尤其是以"率易"、"平易"、"无雕镂繁碎之态"来描述"元祐体"，简直是有点莫名其妙，这又恰恰反映出元祐诗学话语本身的缺陷。
只是，通过这些论述，以"元祐体"为核心的元祐诗学话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论述体系，一直延伸到清末的"三元说"与"三关说"。它在古典诗学领域中确立了自己的言说方式，并以其宏大的诗史叙事，遮盖住了宋代诗歌史中许多重要的环节，从而使得研究者们甫一接触此类诗学论述，便往往容易导致认识上的混乱。以"元祐体"为例，有的学者清醒地认识到，纯粹意义上的元祐诗歌绝对不足以成为宋诗的代表，更遑论作为古典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于是便将"元祐体"的概念作无限的扩展，包括在时间上将"元祐体"追溯到熙宁、元丰，向后延伸到绍圣;在空间上则将苏轼、黄庭坚等苏门的创作乃至王安石等新党文人也全部包容在内等等。其结果不仅仅遮盖住了"元祐体"、元祐诗赋等概念产生时的具体历史情景，而且更是导致了对宋诗的认识屋下架屋，床上搭床。对"元祐体"的评价也因此而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而相去之悬殊，不啻云泥霄壤。有鉴于此，笔者以为，倘若在进行价值评判之前，首先对评判所依据的观念进行一番认真的谱系疏理，理清这一观念产生的历史情景和演变历程，或许是不无必要的。
注释：
1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一，辽宁出版社1999年版。
2沈曾植《与金蓉镜太守论诗书》，《学术集林》卷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117页。
3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点校本。
4张宏生《元祐诗风的形成及其特征》，《文学遗产》1995年第5期。
5王水照《苏轼创作的发展阶段》，见《苏轼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6钱志熙《黄庭坚分期初论》，《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
7莫砺峰《论黄庭坚诗歌创作的三个阶段》，《文学遗产》1995年第3期。
8《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五《临汉隐居诗话》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
9《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五《风月堂诗话》提要。按，元祐中欧阳修、梅尧臣已经去世。
10《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五《石林诗话》提要。
11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一〇，四库全书本。
12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〇、卷二一，中华书局2004年点校本。
13《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
14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四库全书本。
15朱弁《曲洧旧闻》卷八载:"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朝廷所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有诵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中华书局2003年点校本。
16关于这一点，可见刘成国《王安石身后评价考述》一文，《中华文史论丛》第77辑。
17汪藻《呻吟集序》，《浮溪集》卷一七，四库全书本。
18陈傅良《祭郑龙图》，《止斋集》卷四五，四库全书本。
19魏了翁《帅守皆得论奏径达圣聪以防壅蔽海内幸甚》，《鹤山集》卷一八，四库全书本。
20赵汸《观舆图有感》，《东山存稿》卷一，四库全书本。
21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上篇，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255页。
22王夫之《宋论》卷七，中华书局1995年点校本，第136页。
23钱穆《国史大纲》第三十三章，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595页。
24沈松勤《南宋文人与党争》，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59页。
25陈亮《跋米元章帖》，《陈亮集》（增订本）卷二五，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8页。
26叶适《题陈寿老文集后》，《水心先生文集》卷二九，四部丛刊本。
27陈栎《吴端翁诗跋》，《定宇集》卷三，四库全书本。
28周紫芝《见李端叔》，《太仓稊米集》卷五八，四库全书本。
29周紫芝《见王提刑》，《太仓稊米集》卷五九。
30《全宋诗》卷一六二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224页。
31另外，不仅仅是诗学，即使书学、画学等等，也被笼罩在这种元祐叙事中。如上文所引陈亮所谓"本朝诗文字画之盛，到元祐更无着手处"，以及南宋、元人所津津乐道的书学上的"元祐脚"等。
32《朱子语类》卷一四〇，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第3333页。
33、34《宋史》卷一五五《选举一》，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35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二"记事·罢史学"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点校本，第371页。
36《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
37周密《齐东野语》卷一一《道学》:"世又有一种浅陋之士，自视无堪以为进取之地，辄自附于道学之名。褒衣博带，危坐阔步。或抄节语录为资高谈;或闭眉合眼号为默识。而扣击其所学，则于古今无所闻知，考验其所行，则于义利无所分别。"（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
38《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三杨杰《无为集》提要。
39《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五薛 《云泉诗》提要。
40《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七杨载《杨仲宏集》提要。
41《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八赵汸《东山存稿》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