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家族与文学【第四章】——以澶州晁氏为中心
第四章 文学家族与家族文学
所谓“诗书传家久”，宋代绵延久远的文学家族数量不在少数。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三十四即云：“在宋朝以文章名世、父子兄弟齐名者甚众。若三苏、三刘、三沈、三孔，则其彰彰尤著者也。”晁氏以文学世家著称，家族中人几乎人人有集，但是古代的文学概念要比今天宽泛得多，假如站在今天纯文学的立场上审视晁氏家族，它的“文学世家”称号还能成立吗？另外，家族文学，既包括家族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来的文学实绩和特色，又包括具体家族成员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它实际上是家族视域下的宋代文学的别样展现。那么，家族意识是如何渗透进家族文学并通过它呈现出相对一致性的？家族文学是如何通过传承与变异不断丰富和建构自身的？这是本章所要考察的。
一 文学家族的构成
由于散佚的缘故，宋代晁氏家族有集传世的只有晁迥、晁端礼、晁补之、晁说之、晁冲之、晁载之、晁贯之、晁公武、晁公遡九人。其中晁迥的《法藏碎金录》十卷，《道院集要》三卷，《昭德新编》三卷属宗教、类著作；晁贯之的《墨经》一卷记载的是制墨之法与墨的种类、品质等；晁载之的《谈助》一卷，《续谈助》五卷属类书性质；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二十卷属于目录学著作；这些都难以视为真正的纯文学创作，他们的诗文集反而在流传过程中佚失了。其他晁氏人物有的只有零星作品保存下来，有的则只能根据相关记载进行推测，有的则痕迹全无，连姓名都没有留下。尽管所能依据的材料有限，我们仍可假一窥万，领略一下晁氏家族的文学魅力。
在宋代晁氏家族中具有“祖宗”地位的晁迥，《全宋文》收有其文二十余篇[1]，多为应制、奏议之作，文学性不强；《全宋诗》里收录其诗数十首，多是从《昭德新编》、《道院集要》、《法藏碎金录》摘出，大都带有哲理说教意味。较有文采的是收于《西昆酬唱集》中的《清风十韵》：
仙御来相慰，解颜良会稀。病蠲宜养素，趣远欲忘机。惩躁能无渐，延龄或可祈。影摇珠箔细，声泛细筝微。委恨余班扇，流欢入楚衣。陶潜知梦稳，韩寿畏香飞。气爽苍龙阙，凉生白虎闱。健资鸡距笔，偷撼兽镮扉。松下琴心逸，江东鲙缕肥。宿怀真隐处，终约与同归。
全诗未出现一个“风”字，却句句写清风，对仗工稳，且较为淡雅，无西昆富丽之弊。这可能和晁迥推崇白居易有关，他的《法藏碎金录》等书中多有仿白居易谈禅论道之作，使其诗风与西昆体有了一定距离。《玉壶清话》卷一载：“枢密直学士刘综出镇并门，两制、馆阁皆以诗宠其行，因进呈。真宗深究诗雅，方竞务西昆体，磔裂雕篆，亲以御笔选其平淡者，止得八联。晁迥云：‘夙驾都门晓，微凉苑树秋。’杨亿止选断句云……”可见其平淡风格并非偶然为之。据晁说之《清风轩记》（《景迂生集》卷十六）记载，《清风十韵》是晁迥首倡，属和者有杨亿、刘筠、钱惟演、李宗谔、薛映、张秉六人，此诗在当时还是颇有影响的。
“宗”字辈中无诗存世。《全宋诗》据韩淲《涧泉日记》录宗悫诗一首“炼矿成金得宝珍，炼情成性合天真。相逢此理交谈者，千百人中无一人。”系编者误会韩淲文意而错收，致与晁迥《燕居》诗重出。据原文之意，此诗当即晁迥作，晁说之《晁氏客语》中亦收入此诗，作晁迥。但晁宗悫既集宋前类书、总集、别集中的美字粹语汇为《文林启秀》十卷，又能“一夕当将相五制，国史称其褒戒各得所宜。”文采风流，可想而知。“一夕当将相五制”中的《张士逊拜昭文相制》、《章得象拜集贤相制》尚存《宋大诏令集》卷第五十三中（方框内字据《宋宰辅编年录》卷四补），弥足珍贵，移录于下：
鼎实调元，盖颛国政。台星著象，式焕天光。矧予硕臣，时乃旧德。宜入持于魁柄，用大副于群瞻。推诚保德崇仁翊戴功臣、山南东道节度、襄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使持节襄州诸军事、行襄州刺史、判河南府、兼西京留□□□□、畿内劝农使、上柱国、清河郡开国公、食邑一万九千户、食实封四千二百户张士逊，夷粹含章、中庸体道。茂昭一德之美，协赞万几之微。顷自冢司，往釐太室，澄清俗代，敦厚时风。若岁之和，汝惟霖雨之润，如堂之庇，汝惟栋榱之良。是用还司上台，进位左省，兼领夏卿之任，仍专史观之华，褒功赋田，并躐彝数。于戏！代天之化，以布气于四时，秉国之钧，以主宰于万事。勉勤猷念，庸副旁求。可特授行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加食邑一千户、食实封四百户、仍赐推忠协谋佐理功臣。（《张士逊拜昭文相制》）
朕躬履邦图，厉精治本，参赞万微之务，遴求四近之贤。矧对掌于大钧，必允符于枚卜。登我硕辅，告于明廷。正奉大夫、尚书兵部侍郎、同知枢密院事、上柱国、京兆郡开国公、食邑二千五百户、食实封四百户、赐紫金鱼袋章得象，冲简直温，懿厚和粹。高文见于典册，茂行涵于珪璋。顷由禁林，进筦枢极。慎重之望，可以表仪朝伦。经纶之才，可以缉熙皇化，爰立作相，永孚于休。于戏！断自朕心，固佥谋之罔间，协于一德，岂盛业之难图。若时老成，奚俟深训。可特授金紫光禄大夫，依前行尚书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加食邑一千户、食实封四百户、仍赐推忠协谋同德佐理功臣。（《章得象拜集贤相制》）
“仲”字辈可考知著有文集的是晁仲衍和晁仲约。仲衍擅文赋，庆历中“天子宴皇属太清楼，观灯翠芳亭，抚州进金山等，皆一时盛事。君作为歌颂以献，凡三锡诏美之。君侍祠南郊，复奏颂极于褒赞，上顾谓辅臣吕文靖等，称叹殊甚。继进文三十轴，后召试禁林，充秘阁校理……著文集二十卷，丞相章公得象、晏公殊，尤见奖许。”另有《河内唱和集》，收诗数十百首，“辞敏而体醇”（王珪《晁君墓志铭》）。晁仲约亦有《文集并杂著》二十五卷，与王安石、苏轼、文同等都有文字交往。晁仲询虽无文集考知，但年十五即与黄庭坚多有唱和，被庭坚赞为“叹君豪甚倚天剑”（《景迂生集》卷十九《宋任城晁公墓表》）。可惜现在只有晁仲约一篇《文庙记》（收入《全宋文》第十四册）流传下来。
“端”字辈文名大盛，晁端友有诗十卷，《全宋诗》存诗七首，首首俱佳。《宿济州西门外旅馆》：“寒林残日欲栖乌，壁里青灯乍有无。小雨愔愔人假寐，卧听疲马啮残刍。”借助寒林、残日、栖乌、青灯、小雨、疲马、卧听、啮残刍等意象，渲染出林色、灯光的暗淡，雨声、马啮的微弱，营造了一个凄清、孤寂、空虚、落寞的空间，将游子飘泊疲倦的心态很好地表现出来。黄庭坚特别爱赏后两句，曾仿此写出“马龁枯萁喧午梦，误惊风雨浪翻江”（《六月十七日昼寝》）的诗句（见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苏轼曾为端友诗集作序，赞扬其“诗清厚静深，如其为人，而每篇辄出新意奇语，宜为人所共爱。”[2]从端友留存下来的诗作看，这个评价并无虚美。
晁端中有《麟嘉集》二十卷。他十岁能古诗，文辞雅不追世好，《鸡肋集》卷六十八《雄州防御推官晁君墓志铭》云：“诗文草隶，则元和以前胜士也。江南黄庭坚尝见其所作而叹曰：‘永怀而善怨，蔚然类骚。’庭坚未尝以此许人也。” 今存诗一首《西归》（一作晁元忠作），文《书邵氏仆盖岩事》（《珊瑚钩诗话》卷三，题目为笔者所加），皆不尚华辞丽藻，质朴有力。
晁端仁有《汝南主客文集》，与苏轼、黄庭坚交好，“少有辞赋声名，出诸生上……大臣方平居无心，于除吏时，每见公曰：‘诏刊七史公也。’且复叹曰：‘礼乐终梁绝，文章过魏残。’真是绝唱。是公礼部优等奏名时所赋诗也。……上念高丽表章美可观，诏掌高丽书状者慎其选，无自屈。宰相谓公可，乃奉诏，于是公复以文学称。”可惜端仁文字不见传世。
晁端礼有《文集》十卷，不传。另有《闲适集》一卷，存词142首。其题材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为歌妓所作的俗词，描摹世俗情，多用口语，属于宴会歌唱的应酬之作，佳制不多。举《点绛唇》一首可见一斑：
我也从来，唤作真个收拾定。据伊情性。怎到如今恁。撋就百般，终是心肠狠。应难更。是我薄命。不怨奴薄幸。
一类是描摹伤春、惜别、忆旧、自遣、悲遇等的不同的情怀，文辞较雅致，但都是程式化的情绪，并无特色。主人公的身分多为闺中女性，偶也指晁端礼本人。如《水调歌头》：
忆昔红颜日，金玉等泥沙。青楼紫陌，惟解惜月与贪花。谁信如今憔悴，尘暗金徽玉轸，藓污匣中蛇。一事都无就，双鬓只堪嗟。 恨无情，乌与兔，送年华。不如归去，无限云水好生涯。未用轻蓑短棹，犹有青鞋黄帽，行处即吾家。回首人间世，幽意在青霞。
自伤自慰之情，倒是作者三十年赋闲的真实写照。端礼词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颂圣祝寿、粉饰太平题材的作品。政和三年端礼被召入京时所作的《并蒂芙蓉》、《寿星明》、《黄河清》诸曲，传唱虽广，但论者已多，兹不复举。其实政和赴诏之前，他就写有不少祝寿、喜庆、升平之词，如《上林春》（霖雨成功）、（伊洛清波）两首大约是为安阳韩琦长子韩忠彦拜相所写的，从对方家世辉煌说到帝恩宠渥，再夸说韩的才能，苍生对韩的期望，最后祝愿韩能“辅圣主、万年康济”。结构安排妥帖圆满。再如《满庭芳》（北渚澄兰）写幽居之处城市山水之美，赞叹“神京纵好，此地也难忘”，表现出太平景色无处不在。《鹧鸪天》组词十首更多侧面地反映了“千官环佩”、“万国梯航”、“两阶羽舞”、“八彩眉开”、“四民有养”、“九族咸亲”的盛世繁华，试看其中一首：
阆苑瑶台路暗通。皇州佳气正葱葱。半天楼殿朦胧月，午夜笙歌淡荡风。 车流水，马游龙。万家行乐醉醒中。何须更待元宵到，夜夜莲灯十里红。
真是绘声绘色，壮丽豪华。这是北宋徽宗时期东京夜生活的缩影，是北宋市民阶层并非节日的浮世欢恣，带有一定的典型性。晁端礼因晚年曾被任命为大晟府协律郎，很多研究者将之视为大晟派词人，甚而将之视为善向权贵谀媚之人。但晁端礼自元丰七年放罢到政和三年被征召，赋闲长达三十年，其间并不闻有谄谀之事，在北宋晚期奔竞士风盛行之际[3]，已属可贵。且从他晚年被征到卒逝不足两月，所做颂圣之作有限。徽宗朝社会财富的丰盛、都市的繁荣皆盛况空前，享乐奢侈之风大盛，翻检此期宋人创作的诗文不难发现，“太平盛世”是朝野普遍的心理感觉。假若我们只拿他晚年的部分作品对照他的整个人格，至少不能算是公平的做法。
“端”字辈中文集可考者尚有：端智诗集五卷,端彦文集三十卷，端规文集二十卷，端臣文集三十卷，俱不传。端禀两从伯兄使淮浙，爱西湖琅邪山水，有诗数十百首，流传杭滁间。虽未见结集，然文名远播。《鸡肋集》卷六十三《寂默居士晁君墓表》云其“善为长歌，怪处似玉川子，平处似香山居士，至杂文数千言，叙事极古今得失之辩，则唐人独以诗名如郊岛者不能逮也。”现在只有端彦和端禀各存诗五首在《全宋诗》中。《全宋诗》中另有端佐《醉眠亭》诗四首，清奇可喜。“端”字辈中像端佐这样的能文之士大约还有不少，暂时无法考知。
晁氏文名至“之”字辈盛极，说之文学成就详见拙著《晁说之研究》，补之、冲之本书有专节研究，此处不赘。另外，将之、谦之、升之、咏之、载之、述之、徽之等俱有文集，不传。《全宋诗》中收有载之诗两首，咏之诗七首，谦之诗两首，贯之残句一。又以载之、咏之诗才为富。
载之与弟冲之俱学诗于陈师道，师道赞之曰：“一闻七字心已识，钩章棘句天与力。”（《后山诗注》卷四《寄晁载之兄弟》）年未二十，即以《悯吾庐赋》深获黄庭坚赏识，《闻见后录》卷十四载：“鲁直以晁载之《闵吾庐赋》问东坡何如？东坡报云：晁君骚辞，细看甚奇丽，信其家多异材邪。然有少意，欲鲁直以渐箴之。凡人为文，宜务使平和至足之，余溢为奇怪，盖出于不得已耳。晁君喜奇似太早。然不可直云尔，非为之讳也，恐伤其迈往之气，当为朋友讲磨之语可耳。”可见其文风尚怪奇。这从现存的《昭灵夫人祠》一诗里可以约略领受：
杀翁分我一杯羹，龙种由来事杳冥。安用生儿作刘季，暮年无骨葬昭灵。
诗对皇权天命表示了怀疑，指出刘邦得天下得力于“分我一杯羹”的无耻和狠忍，和是否“龙种”关系不大。后两句进一步以嘲笑和否定口吻说，刘邦的母亲虽然汉立后被封为昭灵夫人，但她早已在刘邦起兵野战时死于小黄北，尸骨无存，如今不过空有陵庙罢了。这样看来，人们又何必希望自己的儿子贵为天子呢？其立意带有对传统价值的颠覆和反叛性。
咏之少有奇才，族兄补之以其诗文荐于苏轼，苏轼极其赏识。建中靖国元年咏之又中宏词科第一，一时传诵其文。有《崇福集》三十五卷，《四六集》十卷，《外集》十卷。今传者惟文九篇，诗七首。咏之“天才英特，为文章立成，明润密致”（《万姓统谱》卷三十）。从传世文章看，这个评价比较中肯。其诗风则呈现两种倾向，山水诗清新标致，如《寿星寺》：“石磴插青云，禅宫入渺冥。归云侵客座，流水乱松声。天近月逾白，竹多山更青。从来丘壑志，不独付孙登。”山水怡人之情，荡漾心扉，兼之章法严整，句凝字炼，颇得老杜五律技法，堪称佳作。再如《初行山》：
霭霭初蒸云，落落欲坠石。山深多晚花，照水自红碧。渔艇入烟小，松竹凌烟直。西风漾碧波，扁舟恣崎侧。客从北方来，苦遭世俗迫。登临虽夙愿，山川多未识。浩荡涉寒流，跻攀并苍壁。扪萝窥发道，踏径穷人迹。清泉洗尘心，山鸟惯幽客。逸兴良未已，日下千崖赤。十载孙承公，好具登山屐。
诗从清晨写起，云蒸霞蔚之中，诗人驾一叶扁舟，入山寻幽探胜，西风吹拂碧波，映照两岸红花绿草，烟雾缭绕中，一丛丛翠竹笔直挺立。诗人弃舟登山，在山水胜赏中涤荡尘世烦恼，到处是新鲜的景色，古苍的岩壁，细如发丝的小径，藤萝、清泉、山鸟、幽客，诗人逸兴遄飞，直到夕阳映照得千山一派通红。这里人与是清逸和谐、相亲相近的。但咏之的人事诗却讽刺辛辣，寓意深曲，如《见降羌感事》：
沙场尺棰致羌浑，玉陛朝趋雨露恩。自笑百年家凤阙，一生肠断国西门。
当时晁氏兄弟因元祐党争和元符上书，有多人在党籍，被禁入京。咏之为其中之一，他看到沙场上的降羌都能入朝承恩，不禁感叹自己作为世居京城的士大夫，竟还不如降虏幸运，其中的反讽之意不难体味。咏之高才不遇，遂觉山水之可亲，人事之可憎，这在他的诗歌中鲜明地体现出来。
“公”字辈之后，公庆、公迈、公昂、公武、公遡、百谷、百谈、晁会等皆有集（参《晁说之研究》），文才飞扬者络绎不绝。然有诗文集存世者只有公遡一人而已。其他公武有诗十三首、残句四、词一首，断文残篇数章，公迈有诗一首，公为有诗两首，子绮有诗一首，子东有诗一首，晁会有诗一首、残句二。相较而言，公武、公遡兄弟文采最为可观。
公武著述唯存《郡斋读书志》一书，然仅此一书就足以震烁古今，其文献目录学价值，刘兆祐先生、孙猛先生均有专著阐发[4]，兹不续貂。但全书的总序、经、史、子、集四部的大序以及各类小序，从文章学角度来看，有的未始不能视为学术性议。
作为学术性议论文，这类文章最大的特点是学识渊博，表述切实，结构严谨，条理清晰。由于总序、小序皆带有总括性，因此又表现出不枝不蔓，文字明洁的特点。如《别集》类小序：“凡文集，其人正史自有传者，止掇论其文学之辞，及略载乡里、所终爵位，或死非其理，亦附见。余历官与其善恶，率不录。若史逸其行事者，则杂取他书详载焉，庶后有考。”六十余字即将别集体例阐述得一清二楚。再如全书总序（文据孙猛校本）：
自汉武帝之后，虽世有治乱，无不知崇尚典籍。刘歆始著《七略》，总录群书：一曰辑略，二曰六艺，三曰诸子，四曰诗赋，五曰兵书，六曰术数，七曰方技。至荀勖更著《新簿》，分为四部：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今诸子家及兵书、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及故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勖之《簿》，盖合兵书、术数、方技于诸子，自春秋类摘出史记，别而为一，六艺、诸子、诗赋，皆仍歆旧。其后历代所编书目，如王俭、阮孝绪之徒，咸从歆例。谢灵运、任昉之徒，咸从勖例。唐之分经、史、子、集，藏于四库，是亦祖述勖而加详焉。欧阳公谓其始于开元，误矣。今公武所录书，史集居其半，若依《七略》，则多寡不均，故亦分之为四焉。
此段文字大致依据《隋书·经籍志·经部序》而成，但《经部序》洋洋数千文，公武仅以二百余字就撮述明白，并指出欧阳修之误和自己选择四部分法的道理，可谓要言不烦。“欧阳公谓其始于开元，误矣。”袁本作“其误甚矣”，衢本改作“误矣”，文字更为简洁客观，反映出晁公武对文字精益求精的态度。
学术性议论文见出了公武的思力识见，而其情采性灵，则可从其残留的诗词中窥出端倪。公武所留十四首诗词多为摹写自然之作，其总体特点表现为写景清奇，又富有独到的内蕴。我们看《夏日过庄严寺僧索诗为留三绝》：“松筠窈窕隐禅房，茗碗熏炉白昼长。门外尘埃生熟恼，谁知林下自清凉。”（其一）“笑脱尘衫扑软红，杖藜徙倚水光中。最怜林叶深深处，遮尽斜阳不碍风。”（其二）“出门散策烟栖树，归路扶舆月蜕痕。十里江村入图画，野桥沙路杳难分。”（其三）诗歌紧紧扣住“清”字，写出成都庄严寺的清凉、清闲、清幽、清美， “夏日”和“门外尘埃”又可隐喻尘世躁动与烦恼，“林下清凉”亦可视为佛法安神静心的妙用体现，自然风景与佛寺的文化内涵暗相印证。再看《春日》：“蜗牛庐畔舫斋前，春晚风光绝可怜。云补断山尤秀拔，竹藏残蕊尚婵娟。”一“补”一“藏”，将景物写活，云之动态，竹之静仪，俱现眼前。《诗扇》写得更奇：
短蓬烟里冷萧萧，两岸梅花各见招。吹散前村一杯酒，满江风雨不相饶。
萧萧之冷衬出梅花之傲，“招”字将梅花与舟中人融为一体，梅之傲适是人之傲，而傲者难契世好，以酒浇愁，又被冷风吹醒，眼前的满江风雨恰是新生的愁情。明明是以情移景，却偏说景“不相饶”，诗趣含蓄隽永。这和他直抒胸臆的《鹧鸪天》词中“倚栏谁唱清真曲，人与梅花一样清”恰有相辅相成之妙。最具深度和现实意义的是《南定楼》一诗：
水接荆门陆控秦，卧龙陈迹久尤新。剑关驿外青山旧，锦里祠边碧草春。更筑飞楼瞰泸水，拟将遗恨问洪钧。南方已定虽饶富，北望中原正惨神。
乾道元年正月，公武除集英殿修撰，出知泸州（孙猛《晁公武传略》，《郡斋读书志校证》附录一）。泸州为宋西南重镇，陆游有诗“此州雄跨西南边”（《泸州乱》），公武遂于此建南定楼（范成大《吴船录》卷下），取《出师表》中“思维北征，宜先入南”之意为名（《四川通志》卷二十七）。北望中原之志慨然可见。诗从泸州险要地理和诸葛亮遗迹写起，颔联“青山旧”暗示中原河山蒙受胡尘，“碧草春”象征心中希望长存。颈联、尾联点明筑楼之意，“洪钧”指南宋政权，欲以“遗恨”问之，可见所谓“洪钧”并无收复中原之心，因此才让诗人北望惨神。公武诗留存虽少，但足见其精擅七绝，七律亦颇见工夫，其诗寓意之深，技巧之妙，可与补之、说之、冲之等并驾齐驱。
晁公遡比起公武文采略所不如。翻检《嵩山集》中的近四百篇诗歌，较有气势的只有一部分七古诗篇，如《有客自关外来，颇道边亭暴露之苦，时子止兄方趋原上，予因感而有作》：
平凉歃血不濡齿，奚车辚辚临渭水。一丸未及封函关，已复胡歌饮都市。近闻移屯集岐下，战声日震长平瓦。两军相持久未决，将军宝帐皆在野。野田秋深风力劲，边云日满青泥岭。三军雨立甲裳重，诸将露宿旃裘冷。原头霜落黄芦干，西风猎猎边亭寒。从军之乐今有几，仲宣寄诗烦说似。
晁公遡诗的对象是其兄公武。乾道三年六月，晁公武除敷文阁待制，知兴元府、充利州东路安抚使。利州分东西路，东路治兴元（今陕西汉中），靠近宋金前线。此诗兴起想像之笔，铺出边塞的荒凉和战斗的艰苦。最后正话反说，要求公武将从军之“乐”告诉自己，既流露了对兄长的关怀，又显示了积极乐观的精神。诗中所写虽是想像之景，但细节生动逼真，令人读之如身临其境。其他像《怀浙中兄弟》、《王才谅自行朝归以进士题名示予怆然有感》、《得东南书报乱后东都故居犹存，而州北松檟亦无毁者》等，因为融入家国沦亡之感，也显得质朴有力。
然而除此之外，公遡各体诗给人的强烈印象却是细俗清浅。细俗是就题材而言，清浅是就其风格而论。公遡诗的题材多为亲邻朋友送往迎来的日常生活，如《谢张文老饷酥》、《妻侄师如石同妇见过》、《比以酒饷师伯浑辱诗为谢今次韵》、《李仁甫除丧作诗问之》等，很少涉及国计民生等重大问题。而且公遡似乎有意识地用诗歌来发挥日常书信的功能，其以诗为简、诗题明确标出“简”字的作品就达二十首，如《奉简汤子和》、《阎才元因程伯珍来寄近诗一轴不能尽和用师淮父韵奉简》、《杨承父与予同在别试所，聊戏之奉简》等，数量之多即使在宋人诗歌中也颇为突出。因其诗歌多写日常题材，风格也相应表现为清浅通俗，如《宇文叔介逆妇归，过通义，为置酒远景楼饯之》：
夜雨洗绿野，平池磨青铜。共登百尺楼，遂享万里风。远自木末来，大音中笙镛。盛夏安得此，正是飞廉慵。为我解炎蒸，举觞谢天公。君行亦快哉，轻舟疾归鸿。闺中当更喜，新凉入房栊。可赓白头吟，写之以丝桐。
宋人最爱在五古里呈才求奇，往往僻典异字，难以卒读。说之、补之的诗也有此倾向。公遡这首五古却轻快浅近，说的无非是夏日雨后的一个晚上，朋友携妻路过此地，诗人置酒相待，天凉风微，十分惬意。于是上谢苍天，并祝福友人。通篇除“飞廉”外，几乎无典，诗意一览无余。再看一首五古《今岁试士竟，置酒起文堂，延主司，且作诗送之》：
吾州俗近古，他邦那得如。饮食犹俎豆，佣贩皆诗书。今年属宾兴，诏下喧里闾。白袍五千人，崛起塞路衢。入门坐试席，正冠曳长裾。谈经慕康成，对策拟仲舒。吟诗必二雅，作赋规三都。传闻选主司，考阅须鸿儒。果然提权衡，未尝谬锱铢。得者固惊喜，失者亦欢呼。乡党为叹息，是事盖久无。老守蒙此声，增重西南隅。何以为子谢，举觞挽行车。少留尽一醉，归驾且勿驱。
乾道元年公遡知眉州，正值秋试，此诗就是因此而作。诗从眉州好文的风俗写起，顺承到这次。属县仅四的眉州，考生多达五千，足见科举竞争的残酷和激烈。最后期望考官们秉公选才。诗的结构是单线型的，诗的语言也拒绝深奥，虽有“康成”、“仲舒”、“二雅”、“三都”等典，但都是习见之语，并不影响阅读。从上看，诗写得平平无奇，倒是为研究眉州文化和宋代科举制度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不过，当公遡以选材的细俗、风格的清浅去捕捉与表现自然风物的神态时，有时反而获得成功，因为“细俗”使它关注到自然景物的幽微之处，“清浅”又使它展示出自然景物最直观的形象。这多表现于公遡的律、绝诗体中（少数古诗里也有一些类似的景语），如：“云来翳遥碧，眇眇没飞鸟”（《远望》）、“初荻青穿水，繁阴绿满城”（《清明》）、“浮鸥轻浩渺，飞鸟灭苍茫。洲渚苹初白，陵陂麦未黄”（《晚望》）、“草黄迷犊卧，水白见鸥飞”（《隆州道中》）、“老藤维堕石，远树挂残云”（《江上》）、“蜂蝶低窥酒，凫鹥狎近船”（《契榼》）、“清波天让碧，月照无边秋”（《游仙都山》）、“野晴春草细，江晚夕阳明”（《至日留滞荆渚同邓氏兄弟饮酒》）、“帆影浸斜青草月，笛声吹尽碧芦风。（《送汤子才》）、“白石既出细可数，杂花初开远更明”（《龙爪滩》）、“浮鸥藉草溪沙暖，飞鸟冲花野树香”（《西山》）、“水浮渺莽春畦外，山在冥茫暮雨中”（《二月》其二），皆绘景如画，形态生动。但它们大多有句无篇，鲜有浑然一体的佳作。王士祯《居易录》卷一曾举公遡“警策”之作如下：
a 人生汉南树，风物剑西州。（五律《岁尽》）
b 一年风物仓庚报，万里乡心杜宇知。（七律《次韵鲜于晋伯清明日过水南》之二）
c 万里艰难炊剑首，十年流落梦刀头。（七律《立春有感》）
d 秋江水清不胜绿，还与汉江颜色同。望中白鸟忽飞去，落日丹枫相映红。（七绝《秋江》）
e 折得寒香日暮归，铜瓶添水养横枝。书窗一夜月初满，却似小溪清浅时。（七绝《咏铜瓶中梅》）
f 征衣消尽洛阳尘，泣向东风拭泪痕。不及青春归有信，一年一到乐游园。（七绝《感事》）
g 不见罘罳阙，于今已十春。素衣不忍弃，为有洛阳尘。（五绝《有感》）
它们或缭绕着浓得化不开的乡愁（a、b、f、g），或寄寓着人生沦落的感慨（c），或展现出色调鲜明的自然景色（d），或跃动着美丽动人的想像（e），在公遡诗中的属上乘。但王士祯所举诗篇完整的四例均是体制短小的绝句，稍长的律诗就只能摘句了。可见公遡诗才尚欠宏通博大，因此王士祯认为他的诗“在叔用、无咎之下”，四库馆臣也评其诗曰：“体格稍卑，无复前人笔力。因由一时风会使然，而挥洒自如，亦尚能不受羁束。”（《嵩山集》提要）
相较而言，公遡的部分文章倒能“劲气直达，颇有崟崎历落之致，以视《景迂》、《鸡肋》诸集，犹为不失典型焉”（《嵩山集》提要）。《嵩山集》共五十四卷，一至十四卷除首卷为赋，余者为诗；卷十五、十六为表状，应用文体；卷十七至卷二十六为启，较有艺术性；卷二十七为乐语，卷二十八为祭山川、神灵、人物之文，不足为论；卷二十九至卷三十四为小柬，类于今日日常生活中的便条，卷三十五至卷四十四为公文劄子，皆可不论。卷四十五、四十六为书，卷四十七为序，卷四十八至五十为记，卷五十一为杂著，卷五十二至五十四，除两篇传外，余为墓志。其中书、序、记的文学性较强，反映生活面较广。尤其是书、序之文，常针砭世风，对人情冷暖多有愤慨之语，有的文章还显露出自己独特的个性，风格显得劲崛不平。如《送王子载序》：
予家五世而儒，不见弃于大夫、士，大夫、士集予门特多焉。由是见先君所与友日狎至，先君待之不敢怠。或留舍于家，家故贫，犹贳贷修具终其去，人人皆尽欢。其间所遇豁达无隐、谑浪笑傲，或杂出辞章、含讥讽靡所忌，宜昵甚。虽有沈厚而深者，亦笃诚可持久，谓不相负。然近者朞月，远者三四年，或后以贵故，因复决舍；或既去，迹寖疏不相闻；或始出无聊，及得势则背而驰不复来；或有所谒，阳示狎密，谒已，或遂或不遂，皆舍去，再遇则若不相识。予心疑之，岂先君待士薄耶？间以问先君，先君笑曰：“无庸此之问，后乃自知。”予既孤，年益壮，家益穷，空视当时先君之友犹半在，然颇珥笔持槖侍禁中甚宠，不复记忆往事，以一字慰问其孤者。嗟乎！风俗其已久矣，不足悲也。……
文中叙写其父冲之乃性情中人，热忱好客，为友不惜告贷和担当风险，受其恩惠者不知凡几，然而这些人贵显后马上变得“若不相识”。冲之赴国难后，其子生活困难，这些人别说实际的救济，甚至没有“一字慰问其孤”。世态炎凉至此，令人感慨。这些遭遇使公遡个性带上了某种愤世嫉俗的色彩。《与李仁甫结交书》[5]中他曾自我画像：“长来无父，师性放焉。不能自制，且复疏懒，日日增甚。见有异书，心欲得之而不喜剧读，间取观焉，数卷以后，则欠伸思寐，及闻有学强而记博者，则亟欲交之。所居无其人，则杜吾门，靡所接其所好。”其自放不群之态，不禁令人想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嵇康来。文中还对那些将读书视为利禄之学的人做了嘲讽：“方其坐殿庑下，挟翰墨，观主之所向，而谋一言之合，讪在后不暇恤，有能显斥天下利害，奋不顾忌者，徒欲出常士之表，以猎名位而已。既得之，亦容容自守，不复如对策时。嗟夫！所谓贤良方正者，止进取一途耳。”又让人联想到明代李贽《又与焦弱侯》中描写的“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之徒。我们读他的《上周通判书》、《答陈震秀才论〈易〉书》、《答杨监税书》、《答家仲安书》、《答曹监税书》、《答李司理书》、《送子嘉兄赴达州司户序》、《杨景温字序》、《吕商隐字序》等文，也多少能感受到他的这一风格，四库馆臣所言的“颇有崟崎历落之致”，当指此类文章而言。
至于“记”文，因所记对象多为公共建筑或当地名胜，公遡作记时也多使用“官”而非“私”的身分口吻，因此语调正统，主题单一，无非宣扬儒教，勉学劝善而已。但同一主题公遡却注意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手法予以说明，如《尽心堂记》以“尽心”为中心，展现“尽心”的不同途径，指出士、农、工、商当各守其职、各尽其心。《梁山县令题名记》巧妙运用层层转折，阐述安民以静的道理，结构上都有一定特色。
晁公遡的“启”文数量多达一百九十余封，采用骈体，音声流美，词雅气畅，值得研究。一般说来，骈体四六是宋代朝廷的制诰表奏、士大夫及百姓日用的题笺书启最常采用的文体，但南北宋之间有不少变化。北宋前期仍承继唐代博丽典雅之风；北宋中期以降，则别开淡雅自然、情致深婉、用典较少、援散入骈一途；而南宋尤其是南宋后期则长联泛滥、用典复炽，情意流于表面和客套，体格卑弱繁碎。另外，像颁历、恤刑、贺正、节候、馈赠、科举、书启等日常应酬的四六启文，北宋欧、王、曾、苏诸大家亦非不作，但数量不多，且绝少看重，亦不屑编入文集。而南宋诸家文集中此类作品渐增，这从公遡的启文里多日常答、谢的内容即见一斑[6]。但公遡处于南宋前中期，虽爱用长联句式，累于日常繁琐之事，却很有气势，尚少南宋后期卑弱之弊。如“欲效王子渊作宣布之诗，不察卫武公求箴戒于国”（《答孙监酒启》），“安得如唐太仆之良四十万匹，何以充周天子之厩一十二间”（《贺张茶马启》），“顷者授命，乃在九月十月之交；忽焉踰时，所有三年二年而舍”（《答利路杨提干启》），“天下之事不必问，汝曰安，安则为之；贤者之道初何难，我欲仁，仁斯至矣”（《谢李志修投书启》）。另外，他又受家传文献、文学影响，启文具有较高的艺术性，遂使琐碎亦有优雅可爱之味，兹举《嵩山集》卷二十四《答刘提干启》以见一斑：
七里之郭，久矣汗颜；六辔如丝，忽焉在手。岂有不待临轩而遣其使于外，初亦未尝诣阙而有以知其人。方怀芒刺之忧，敢当竿牍之贺。某官早与同道，顷尝定交。闻我锡命之云初，恨其辞满而将去。退而自解，去复何伤。子有酒酌言酬之，苟得须臾而其乐；朝闻道夕死可矣，岂必追逐以相从。某过辱推尊，愈深惭悚。高才宜在于要近，安得使之三年淹；故事尚须于讲论，或肯为此数旬客。庶几连城之不二价，遂作奏章之第一人。既擅举贤之名，又获告善之助。提封传诵，衰朽光荣。
全文依次为四字句、十二字句、六字句、四字句、七字句、四字句、十四字句、四字句、十四字句、八字句、六字句、四字句，长短交错，且有“久矣”、“忽焉”、“酬之”、“可矣”等语气句搭配其中，有的动词故意措后，造成画龙点睛之效。公遡启文最鲜明的特点还在于对句中使用当句叠对，如：
心醉六经而目营四海，实记览之无遗；朝为百赋而暮作千诗，殆从容而可办。（《谢李解元投诗启》）
坐之坐而食之食，待之有若于贤人；步亦步而趋亦趋，继此当如于夫人。（《与泸州王安抚启》）
天下忧而忧，况尝闻于前辈；夫子步亦步，更当效于宏规。（《谢张茶马启》）
俎豆之事而军旅之事，皆百姓之是供；布缕之征而粟米之征，先一年而预取。（《答梁彭州启》）
公侯之事而公侯之宫，尊俎遥知其燕乐；子弟多赖而子弟多暴，乡闾独远于师承。（《答杨荣州启》）
我为我，尔为尔，盖各在于统临；辩亦辩，言亦言，顾可无于酬对。（《答李富顺启》）
耕王之野而欲藏王之市，无忘劳来之勤；小国之君而当大国之卿，宜念推迁之重。（《答泸州高倅启》）
可以仕则仕，而可以止则止，宜无累于行藏；甚易知莫知，而甚易行莫行，岂但专于诵说。（《答师中江启》）
有的当句叠对还贯之于不同位置的语气词，丰富了情感表达：
谓其权可以察举，于人将求所欲也；观其笺莫不洋溢于美，无乃为佞乎？（《谢投谢启》）
人知以暮春，行矣！当勤于劝穑；壮者修其暇日，勉哉！相率以化民。（《答苏解元贺年启》）
周之治尚文，盖亦极矣；汉之斵为朴，冀以返之。（《答白解元启》）
骈文、骈对、骈对中当句的叠对，由大到小，构成了声律上的错综关系，再加上句式长短的不同，语气词的穿插，如观连珠回环，如听环佩叮咚，极尽声色之美。这正像一个有才能的人，老是从事一种工作，总会琢磨出一些变化来以消磨自己的智力。对于公遡，也许正是如此。
以上我们点将似的综览了晁氏家族的文学创作，虽然只是走马观花，并且尚未展示补之、说之、冲之等文学名家的创作，但结论已经不难得出，那就是：即使以纯文学的眼光看，晁氏也是当之无愧的文学世家。
二 创作中的家族意识
家族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包含父子、兄弟、夫妇——五代以内的血亲族人——五代以外的血亲族人——祖宗等多层级的结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结构必然投射于人们的心理，构成了对家族群体的自我认同意识。一个家族的愈悠久，这种认同意识就愈强烈，它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形式即为“敬宗睦族”，而在文学创作中，通常以尊祖和亲情的题材反映出来，“尊祖”与“敬宗”，“亲情”与“睦族”，构成了两两相应的关系。晁氏家族的文学创作中，也鲜明体现了这种观念意识。
虽然入宋晁氏一脉始祖应溯源于晁佺，但是因为至其第二子晁迥时始将晁氏光大，至晁迥长子宗悫时更将晁氏推向高峰。因此宋代晁氏族人赞颂最多的是晁迥、晁宗悫这两位对本族至关重要的先祖：
我宗之牒，鼻祖澶渊，起国之初，大于文元。（《鸡肋集》卷六十《祭陕州二叔父文》）
至宋而后，文元公、文庄公父子，复以文学、政事位朝廷，晁氏始大，宗党至数百人。（《鸡肋集》六十五《晁夫人墓志铭》）
晁氏自文元公以道德文章为世仪范，而文庄公以忠亮位丞弼，家声赫然。（《鸡肋集》卷六十七《寿昌县君晁氏墓志铭》）
说之高祖太师文元公，自国初为闻人，仕宦极礼乐文章之选。（《景迂生集》卷十七送《送郭先生序》）
不忘文元公之典刑，尚文庄公之珪璋。（《景迂生集》卷十九《宋任城晁公墓表》）
余家自文元公来，以翰墨显者七世，故家多书。（《郡斋读书志原序》）
应该说，尊崇祖先，称颂祖德是宗法制家族结构在意识形态中的必然表现，也是人类寻根溯源的普遍心理。东汉以来的世家大族都屡屡称颂本族祖先中的著名人物，《文选》中“述德”类诗歌收录的就是称述祖德之作。但与汉魏六朝世家大族动辄上遡前朝祖先，以显血脉的纯正久远不同，宋代文学家族大都是新兴之家，他们称颂最多的是本朝发迹的祖先以及家族杰出人物。一个家族要保持向心力，塑造出这样的杰出人物是非常必要的。它通过对本朝祖先功德的复述和记忆，增强家族自豪感，号召、激励、团结族人，为光大本族共同奋斗。实践证明，这种方式给予后代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因为它是将对祖先的认同和倾慕外化为富有向上价值的具体社会行动和规范，即通常所说的“绍祖德”、“遵祖训”。后人都以能继嗣家声、秉承家风为荣，努力上进，客观上推进了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转。如晁公武之所以著成目录学巨著《郡斋读书志》，便是因为他“所期者家声是继而已”（《郡斋读书志原序》）。晁谦之也以“继先志”为己任，其《送侄子靖还九经堂》诗云：
少师睦宗族，誉望四海尊。具载涪翁诗，凛凛英气存。我方继先志，爱汝贤弟昆。郊天均霈泽，延赏光子孙。适当强而仕，青衫拜君恩。命驾易千里，玉麟共清樽。半年悦清话，膏车遽还辕。轩昂意气雄，下视鹏与鹍。我今归兴浓，倦游怀文园。送别已凄断，握手何忘言。九经在践履，勤劳穷渊源。勉为门户计，无使群议喧。行轻则招忧，世事难重论。勿贻内举羞，同姓古所敦。
南渡后晁氏亲族离散，谦之极力收恤，恩泽宗族，为晁氏家族在南宋延续下去起到了重要作用。子靖即晁公诗，建有九经堂，好学深思，为谦之侄辈，据诗意推，他也因谦之而恩补入仕。正因为晁氏家族自觉地以道德、文学传家，后世子孙鲜有厚颜无耻和不学无术者，因此才能科第蝉联，蔚成大族。
但是祖先的功德对于自己既是动力也是压力。一旦后人虽然克绍祖德、秉承家法，仍然未能达到祖先的成就或获得自己所期望的社会回报，往往就会表现出挫折感和焦灼感，严重的甚至性格都发生异变。如晁端禀之曾祖迥、祖父宗悫都望极一时，父亲仲衍也才名高扬，屡受仁宗嘉许，可惜英年早逝，未能给端禀留下太多恩惠。端禀少怀异才，“辛苦学问，欲嗣其家声甚力”，然“官不偶，抱所长莫试，……晩尤自放于酒，一日过故人，饮甚乐，忽悲歌起舞，泣数行下，顾补之曰：‘吾若是乎已矣。’人暂见之，不知其为开封晁大受也。或窃语以为狂。”（《鸡肋集》卷六十三《寂默居士晁君墓表》）。一个人的成功除了自身努力外，还须凭借多种因素，如时代、运气、天资、寿夭等，由于晁氏再没到达过晁迥、晁宗悫时代的辉煌，因此在晁氏后人那里，这种挫折感是普遍的。在晁氏家族的文学创作中，经常伴随赞颂祖先出现的，还有深深的自伤情怀：
文元公起家，仁义忠信，乐善不倦，盖具于天爵，实兄弟三人，伯刑部侍郎，补之高祖也，叔吏部尚书，夫人舅也。皆中和孝弟，慈惠而爱人，用钟其庆，六世子孙，男女嫔妇，至口五百……抑晁氏自文庄公秉政，勋业在王室，逮今六十余年，而仕益微，似不可振。（《鸡肋集》卷三十一《积善堂记》）
三吴山水喜秋风，白蟹青虾甬水东。独步晁丞孙子到，谁怜憔悴众人中？（《景迂生集》卷六《秋日有感因诵王元之送文元公诗云“追思元白在江东，不似晁丞今独步”之句戏作》）
掩卷忽不乐，扪心空浩叹。家声畏沦坠，世态属艰难。月迎倒门屣，风弹挂壁冠。萧然对孤竹，一笑共衰残。（晁冲之《和四兄以道闲居感叹有作》）
某家故儒也，以是传其世，今五矣。至某德弗能肖似其先人，其业寖衰焉。尚何敢曰家故儒，然乱来，既孤且窭，甚皇皇焉。（晁公遡《嵩山集》卷四十五《上周通判书》）
其中晁说之家族观念最强，吕本中《师友杂志》云：“晁以道笃于亲戚故旧，及有牵联之亲，一日之雅，皆委曲敦叙，后生从而化者甚众。”说之又系晁迥、晁宗悫嫡系子孙，因此他对祖先的回忆更为具体，崇怀意识也更浓厚，挫折感也最强烈。像上举的《秋日有感……》诗，借王禹偁赠高祖晁迥的诗句，既赞祖先文才，又感叹自己沦落。《景迂生集》卷七《牡丹》诗：“牡丹千叶千枝并，不似荒凉在塞垣。宜圣殿前知几许，感时肠断侍臣孙。”（自注云：“祥符中，宜圣殿燕，千叶牡丹有十数枝，宰臣戴焉。文元公时为承旨，特预赐。”）记载的是祖先被赐予与宰相同戴牡丹花的一段荣耀，末一句既是怀念又是自伤。同集卷八《赵妹自咸阳寄华州石缝山芋来，作绝句二首》：“华州石缝无端芋，同谷斋中有恨翁。卯酒调来家法在，蹔时不哭此途穷。”（自注云：“文元公有语云：‘卯饮酒调山薯蓣。’”）“秦中欢喜迎吾祖，知道官家不用兵。今日曾孙何所负，华山芋蓣自多情。”（自注云：“文庄公康定中使关中，会诸将议边事，尔后遂纳昊贼降表。”）生活中的一件小事都激起他对祖先深切的怀念和追思，同时又不忘对比自己处境的凄凉。
人是一个富有情感的动物，生于斯世，要求情感有一稳定实在的寄托。传统家族观念中，历来把同祖所出，看作一个整体，虽然有亲疏嫡支之分，但都不将之视为外人，即如晁说之所言：“乐难得似新篇乐，亲莫亲如同祖亲”（《伏蒙二十二叔俯和亲字韵诗，不胜钦叹，辄复用韵上呈》）。所谓同姓同德，同气连枝，关系十分稳定。另外，由于“夫为妇纲”、“从一而终”等封建伦常的约束，特别是有了儿女之后，夫妻婚姻关系也相对不易变化。因此，将情感寄托于较为恒定的家族关系的认同上（包括直系血亲的家族认同、旁系血亲的宗族认同以及次生的姻亲认同），就成为大多数人的必然选择。反映于文学，便产生了诸多亲情之作。
晁氏有文集传世的端礼、补之、说之、冲之、公遡，均有相当数量的亲情作品。从其题材和感情投入级别的深浅上，可大致将之归纳为寒暄式和倾情式两种类型。
寒暄式作品多用于表现日常问候、礼节应酬，如赠物、祝寿、访友、招饮、游玩等，感情无大的投入和意外刺激，相当于我们平时给亲友打个电话，拉些家常，说些小事，或逢年过节时的例行问候。这些作品数量最多，但由于感情投入程度不够，很难产生震撼人心的效果。但我们不能因此忽视了它的存在。一方面，从社会功能看，它起着联络感情，加强家族中彼此的位置感，满足个人归属需要的作用[7]；另一方面，诗人为了使自己的寒暄达到突出的效果，也为了满足自身写作时的创造欲望，总要在艺术技巧和文字表达上下工夫，使自己的作品不致流于陈词滥调。分别举晁端礼、晁冲之、晁公遡三代人作品一首如下：
谪仙海上驾鲸鱼，谈笑下蓬壶，神寒骨重真男子，是我家、千里龙驹，经纶器业，文章光焰，流辈更谁如？ 渊明元与世情疏，松菊爱吾庐。他年定契非熊卜，也未应、鹤发樵渔。手栽露桃，亲移云杏，真是种星榆。（晁端礼《一丛花》）
锦袍昔是诗成得，别墅今非棋赌来。山蔚蓝光交抱舍，水桃花色合围台。通人竹坞深深入，谢客松扉远远开。定与西湖争胜负，只应惟欠使君杯。（晁冲之《次韵再答少蕴知府甥和四兄以道长句并见寄二首》其一）
春风殿阁百花香，欲去题诗细作行。闻尔东游有佳句，只应先我赋灵光。（晁公遡《寄子兼弟，时闻有平都之游》）
晁端礼的词是为补之生日作。上阕言补之是谪仙下凡，骨相神奇，才可经纶。下阕言补之生性高洁，归隐田园。又转而写此种归隐不会长久，肯定会被帝王重用，那时为国培育的贤才将如满天繁星，虽意俗而语新。末三句将世俗富贵饰以仙界物事，含蓄巧妙。
晁冲之的诗是应和外甥叶梦得相招所作。叶梦得于政和七年知颖昌，重浚许昌西湖，与苏过等十二人结诗社唱和甚欢，并邀请冲之与说之前往酬唱。冲之虽未前往，但却写了不少诗，此是其一。首联妙用宋之问、谢安之典，言自己因诗而名，因闲而隐；中两联言自己住处山色水光、竹坞松舍之宜人；末联言居处景色似定要与西湖比美，只因为它们都想让叶梦得来这里喝一杯。明明是自己所想，却推说是景物如此，构思新颖，章法、句法、字法俱佳。中间两联景致清丽幽美，读之令人心旷神怡。
晁公遡的诗是写给弟弟晁公退的，就公退游平都并赋诗这件小事说起，先写平都春光之美，惹得自己要去题诗，于是先派暗探去打听情况，结果发现公退已有佳作，占了先机。诗写得饶有趣味，第二句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想像叙事，却委婉表达出对弟弟一举一动的关心。
三首诗虽然都没有厚重的情思可言，却在艺术上各有特色，允为佳构。
倾情式作品多用来表现非常事情发生时对自己的触动，如生离死别、劫后重逢、悼亡伤遇等。或虽表现的是日常人伦，但投入感情较多，也较郑重，如夫妻之至爱，手足之至怀，舐犊之至情等。当然，随着对象的不同，在具体表现上也有所差异。一般而言，对长辈多以怀慕祈愿为主；对平辈的夫妻、兄弟姐妹则以重在倾诉互勉；对后辈则多示以垂教期望。我们分举说之、冲之、公遡几首作品如下：
黄瓜忌三摘，吾臂医九折。有如老商胡，何言问折阅。儿藏廷珪墨，贼火出烈烈。是时干戈起，髑髅积不血。宁复有此物，砚北伴白发。叔父曰赐汝，可忧百如结。矧此微物者，戏剧论巧拙。拜吾叔父赐，理乱闻一辙。再拜叔父贤，世珍视不屑。百拜叔父意，儿学安得辍。（晁说之《说之有庭珪真墨一，为仪真贼所焚，伏蒙二十二叔特以真墨见惠，因喜出意表，辄赋诗申谢》）
飘零南北一衰门，知是澶渊五世孙。嗟我独无兄弟在，怜君尚有典型存。老身素苦贫常瘦，病目仍缘哭转昏。他日汝归驰驷马，访吾肯过浣花村。（晁冲之《别饰道二十弟》）
吾家全盛时，冠盖霭云屯。上车入华省，下车趋里门。宗族百余人，圭璋迭玙璠。黄尘暗河洛，分散各南奔。豫章老风霜，宁有枝叶繁。识者犹爱重，知为千岁根。闻汝居沈黎，乡党颇见尊。尚蒙五世泽，勿鄙三家村。当令化箕子，所在诵文元。念汝今远来，白首共盘飱。会合良亦难，乱离忍复言。少留无遽归，同姓可不敦。（晁公遡《喜三十二弟来》）
古人重生孙，欲为王父尸。尔姑念尔祖，宰木今风悲。不得见尔生，况当逆妇归。我独贺乃翁，有妇能奉匜。食上调滑甘，寒暖视其宜。更致大夫食，乃翁喜可知。还家勤五经，进德要及时。他年悬旌节，门户增光辉。（晁公遡《妻侄师如石同妇见过》）
说之诗写的是先失后得的悲喜转换之情，以及感激叔父垂爱的心态，由于对象是尊长，因此连用“拜”、“再拜”、“百拜”等敬语，层递叙出自己由此事感悟到的诸多人生况味。冲之诗的对象是平辈兄弟，多用倾诉语，身既老瘦苦贫，能否熬到对方驷马重来则很难说，虽云生离，亦恐死别，故虽害眼疾，仍不惜洒泪。诗中既有对亲人的美好祝愿，又充满强烈的自我伤感。公遡《喜三十二弟来》的对象也是平辈兄弟，通过对家族史的共同追忆，表达了“会合良亦难，乱离忍复言”的感慨和“少留无遽归，同姓可不敦”的殷切期望，悲中有喜，感情浓烈。《妻侄师如石同妇见过》虽也表达了对家族人物存没的感怀，但其对象是后辈，因此诗重在勉励垂教。尤其是末四句，宣勤学进德、光大门楣之意，既是期许，又是申诫，家族长辈的身分口吻拿捏得很准。
晁氏家族写作亲情之作数量最多的是晁补之，粗略统计，其数已过百篇。在这些作品中，有两类题材补之写得最好，一是夫妻之情，一是手足之爱，俱多情辞上佳之作。
补之写给妻子的有十余首诗词。诗凡三首，其一为《永嘉县君赴颍昌杜丈之丧，送至鹿邑境上赠别》：“二十年糠粃，相从无腼颜。尊公抱至痛，白玉掩深菅。送子三百里，西风涕汍澜。邻丧罢相舂，况我五服间。怜子一女子，忘身赴忧患。但恨莫攀輀，贱生守微官。勿为掺执悲，我居不求安。送死当大事，丈夫良独难。” 哲宗绍圣二年（1095），补之岳丈杜纯卒于颍昌，晁补之坐修神宗实录失实，责降应天府通判，旋改亳州通判，王命在身，只能相送半程，由妻独自奔丧。作为二十年的患难夫妇，补之在强烈的自责中，也透露出对妻子深切的关爱。另一首《寄家人》更是流露出对妻子的夸赞和相思：
孟光家世自清芬，鸿亦幽情慕陇云。汲水挽车归去好，茯苓日日长松根。
妻子贤如孟光，使自己很怀念那举案齐眉的日子，不禁期待回归故园，一起汲水挽车，使夫妇能够长久相守，就像那松根上的茯苓菟丝一样缠绵不离。三句写出家务劳动的生动细节。末句用比，喻象帖切，遂觉情意绵长。
补之写给妻子的词凡十一首，或浸染着“睡眼不曾通夕闭，梦魂争得连宵接”（《满江红》）的浓浓相思，或透露出“锦城乐事，不关愁眼，何似还家早”（《御街行·待命护国院，不得入国门，寄内》）的殷切期盼，或倾吐出“红墙天阻，碧濠烟锁，细雨迷芳草”（《青玉案·待命护国院，不得入国门，寄内》）的欲归不得的苦闷。令人惊奇的是，补之为妻子生日所写的词作多达五首，看一首《点绛唇·永嘉郡君生日》：
回雁风微，养花浓淡天容好。似春知道。吉梦佳辰到。 共乐春台，携手蓬莱小。同倾祷。愿春不老。岁岁寻芳草。
这美好朴素的愿望，大胆唱出了补之的爱情心曲。在另一首《引驾行·永嘉郡君生日》里，补之回忆与妻子在一起的快乐时光，更发出“庆孟光齐眉，冯唐白首，镇同欢笑。缥缈。待琅函深讨。芝田高隐去偕老。自别有，壶中永日，比人间好”的呼声。即使洒脱如苏轼者，对妻子所能表达的也只是深挚却单纯的怀念而已，并不敢将爱情凌驾于社会价值之上。然而，我们却在补之这里聆听到了爱情至上的声音。中国古典文学历来被认为患了爱情贫血症，读了补之的这些作品，也许会有不同的感受。
补之与弟弟将之手足情深。早年补之随父游历，将之不顾身体单薄，在家力耕，支持哥哥游学（《视田五首赠八弟无斁》）。后来将之出仕，又受补之连累落监庙，但将之毫无怨言，还帮助补之搭建书斋（《郊居与八弟无斁读书》）。补之对将之也非常关心，从将之应举、中举、出仕为官，补之都事无巨细地反复叮咛。《鸡肋集》中收录了二十几首补之给将之的诗作，记载了兄弟俩的深厚情意。这些诗歌的表现手法，有的直抒胸臆，坦露真情，如“十年投分皆卿相，四海论心只弟昆。老忆躬耕困随牒，春风挥泪栗区村。”（《栗区村与无斁别》）有的情婉语隐、包容含蓄，如“易衣怜大弟，犹有布一尺”，“虽微携手上，颇似破笯释”（《用无斁八弟永城相迎韵寄怀》）。情感的表达都真挚深厚，读之令人心动。我们具体看一首《蠖轩孤坐寄曹南教授八弟》：
畏暑经旬不涉街，蠖轩孤坐壁生苔。出檐碧笋犹争长，映户丹榴故后开。双蝶风前愁夜去，一蝉雨外送秋来。曹南瘦弟应相忆，白首迁兄未放回。
绍圣二年九月至四年二月，补之在贬亳州通判任上，而将之官曹州教授（据杜紘《宋寿光县太君杨氏墓志铭》）。此诗当成于此期，而诗中有“畏暑”、“丹榴”字句，可定即作于绍圣三年夏末秋初。诗写日日枯坐以消残暑，至壁间生苔而心不起灭，坐看碧笋争长，丹榴迟开，又看双蝶舞风，孤蝉送秋，一任变幻，人力难挽。消极的认命反映出补之对时局的失望，而斯世惟有“瘦弟”还关心着落寞的“白首迁兄”，恰如冬夜微火，让补之心头泛起一丝暖意。“瘦”字下得妙，表现出弟忧胞兄的憔悴感。人愈瘦而情愈深、爱愈切。有弟如此，斯世可以无憾矣！
除了给妻子和弟弟，补之还有不少作品写给其他亲人，如长子公为，二叔端彦，四叔端仁、十二叔端礼，十五叔父，四弟说之，十二弟咏之，岳丈杜纯，十二姑（杜纯继妻）等等，不胜枚举。它们有的出现于补之的诗词中，有的出现于补之为家族人物撰写的祭文、墓志、墓表、行状里（参第五章），闪烁着动人的亲情光泽，让人久久难忘。如补之在《祭陕州二叔父文》（《鸡肋集》卷六十）里回忆叔父端彦对自己的关爱备至：“施及不肖，如亲父子……先君早世，孰怜其孤，亦叔父志，教之誉之，人莫间之。”并发誓照顾好端彦的后代：“彼苍者天，尚曰幸哉！其子如此，不鄙为兄，犹同父弟，誓当与约，弥远益亲。如我叔父，与先君存，往不其亡，此舌不吞。”在天地可鉴的旦旦誓言里，充溢着血浓于水的骨肉深情。
三 继承与变异
家族文学内部又自有其传承性与变异性。一般来说，由于一个家族内部文人生长环境、所受以及家风家法的大体一致，其文学作品应该有不少相同的质素，这些相同的质素，能够保持家族文学不失典型，使家族文学显示出不同于其他家族的个性。如晁氏文风的求奇个性，似乎自仲衍之后即变得比较鲜明起来：晁端中“文辞雅不追世好”（《鸡肋集》卷六十八《雄州防御推官晁君墓志铭》）；晁说之尊古求实，反对时文，虽与苏门交好，却对苏门学陶诗独持异议，苏轼曾取《庄子》中黄帝问道于广成子一章成《广成子解》一卷，说之难之，并云：“某晚玷先生荐贤中，安敢与先生异论？然先生许我不苟同，翰墨具在。”（《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二）晁补之自嘲自己诗文“文词如苦李，惨腹人莫食”（《次韵四弟以道十二弟叔与法王唱和兼示无斁弟二首》其二），“时作苦语诗，幽泉汲修绠”（《虚斋》）[8]；晁公寿诗“学李贺歌行，亦不凡”（《景迂生集》卷十九《嵩隐长子墓表》）等。这种“奇”一方面缘于家风的影响，晁氏立身不苟时好，以道为的，有时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如说之反对读《孟子》，导致士大夫口诛笔伐，即是很好的说明。晁补之《次韵四弟以道十二弟叔与法王唱和兼示无斁弟二首》其二还云：“家风藐五世，不肯适人适。”应该说，“不肯适人适”里即含有特立独行的意思在里面。另一方面，“奇”又源于晁氏后人才高命奇的大致相似的遭遇。“奇”在“之”字辈中表现最为明显，而“之”字辈多陷党祸，不得重用，不能继其祖风为国秉笔，故发为怨苦奇丽之语。《景迂生集》卷十七的《崇福集序》堪为注脚：
曾内翰子开为说之言，异时大夫学士以西京石氏比晁氏。今晁氏乃以文章（四部丛刊本作“华”）称，何也？
说之退而伏念：我家之前文有作也得时，其在廊庙，在北门，在西掖，在东观，国人誉之，是为国中之士棣棣，然于私门何有？譬如贵大裘者不珍豹袪也。其后子孙坎壈失职，而流离饥饿者有之，或发为凄凉苦辛之言，则人以为怨；否则，慷慨泾渭之言，而人以为谤，于斯怨谤之间諠然得名，盖可惧而不可乐也。譬如矜豹袪者，宁识大裘之陟降哉？
先人新郑公之第三子咏之之道，实穷而以文华称者，如或使其不失世职，则杨文公称吾文元公深得代言之体，而谓《河宗新祠碑》，自唐中叶之后未睹斯作者，今复有一杨文公为斯人以击节也。
吾文庄公，在翰苑，一夕当将相五制，国史称其褒戒各得所宜。嗟尔后之人，徒有才思健于涌泉也耶。
皇祐中，吾金紫公自秘阁出知怀州，宋景文公赋诗送行云：“读尽黄香未见书。”今斯人抱简于管库之中，而勤呻吟于岐路之际，为可惜哉。
治平初，吾新郑公以秘书丞知河间县，温公送行诗称文元公名德为人物之师，以丹穴况吾家[9]。恨新郑公羽毛短而文采奇也。若为今日而兴叹则又如何哉。
其孤公迈、公昂、公逸相与涕泣而言曰：“不死徒读祭礼也，不若收拾吾父之遗稿次第之，虽不足以尽吾父之奇，亦庶几使来者感叹有属也。”是岂为不寿，而谁与穷者？既而得十六类三十五卷，乞说之为之序。说之曰：“尚忍序汝父之文哉？”
不得已，上以道世德，而下以勉汝曹云。政和七年丁酉十二月己卯东里曾省堂序。
作为一名儒家气质浓厚的士大夫，晁说之本人所追求的是为国秉笔的词臣之文，不屑穷愁呻吟，歌咏一己之私情。晁氏祖先晁迥、晁宗悫皆知制诰，是谓“得时”，为说之所肯定。而晁氏后人，不论是说之的祖父金紫公晁仲衍，还是说之的父亲新郑公晁端彦，或是被苏轼誉为“奇才”的说之之弟晁咏之，都再没享受到这份殊荣（说之任中书舍人是在靖康年间），所写文章是个人情采不得已的发泄，虽然为人传颂，从纯文学眼光看更加值得珍惜，但并不为说之赞许。从这个角度出发，说之对自己家族“徒有才思健于涌泉”却无法代国立言表示了痛惜之情。文章妙在言高祖、曾祖、祖父、父亲时，每段结尾都以咏之的不遇作比，或正比，或反比，再束以语气助词，将伤感家声坠落、亲人怀才不遇，故发为穷愁之文的无奈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苏轼评晁载之之文时亦云：“晁君寄骚，细看甚奇，信其家多异材耶。然有少意欲鲁直以己意微箴之。凡人文字，务使平和，至足，余溢为奇怪，盖出于不得巳也。晁文奇怪似差早，然不可直云耳，非谓避讳也，恐伤其迈往之气，当为朋友讲磨之语乃宜。”（《东坡全集》卷七十七《与鲁直二首》其一）晁氏文章之“奇”并非文章达到至足境界后的不得不变，而是一种奇特人生遭遇在文章中的映射。这种家风与文风之“奇”，也正是晁氏家族区别于其他文学家族的重要特征。
另外，晁氏对先人文学创作的模仿，虽然现存未足征，但晁端友温厚静深的诗风对其子晁补之七绝的影响，公武、公遡兄弟对其父晁冲之诗歌“清”的一面的秉承，细观其作品，仍是不难体味。晁氏族人对家族先人及其文学遗产还有意识地主动认同和维护，也构成了传承性的重要一环。晁氏家族成员不仅倾力搜罗、编集、出版家族先人的作品，还屡屡在诗文中缅怀先人，批评、模仿、宣赞先人的文学业绩。晁补之的《鸡肋集》即其族弟晁谦之收集刊刻（四部丛刊本《鸡肋集》后序），谦之还曾裒刻其父端仁的《汝南主客文集》（《景迂生集》卷十七《汝南主客文集序》）；晁说之的《嵩山文集》则系长孙晁子健编类刊布（四部丛刊本《嵩山文集》附录）；晁公武为父亲的诗集求序于喻汝砺（《晁具茨先生诗集序》），其《郡斋读书志》中收集晁氏著作十余种，亦多褒誉之辞。至于批评、怀慕、赞颂先人文行之美的作品更是屡见不鲜，如晁补之的《积善堂记》、《祭陕州二叔父文》、《右朝议大夫致仕晁公墓志铭》、《寿昌县君晁氏墓志铭》，晁说之的《答李大同先辈书》、《崇福集序》、《送郭先生序》、《题戒杀生文后》、《宋任城晁公墓表》等。这种家族成员对自身文学传统的建构和认同，使晁氏家族作为文学世家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还以文学文本的实物型态强有力地延续着、伸展着。
但是，一个家族的文学如果仅有传承，而没有创新、开拓或变异，那么这个家族的文学生命就会逐渐老化，走向衰亡。因此不断的变异是家族文学维持生命活力的基本手段。家族文学内部的有些变异是而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家族中人虽然感情亲近、相互影响，但毕竟各自的经历、个性有所不同，文学创作当然也会千差万别。譬如晁氏文风，晁迥以平易著称，而至端、之两代则趋于怪奇，至公武、公遡则归于清易，这可能是因为晁迥、公武、公遡经历相对顺利，而端、之两代则多坎坷而致。再如补之五古奇奥，而公遡五古清浅，风格有着较大的反差，这一点除了经历、个性不同之外，还有时代审美思潮变化的影响：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前期虽然都是江西诗风笼罩，但人们的审美趣味却逐渐由雄深雅健走向了清畅柔润，而家族文学也常常与时俱变。因此一个绵延长久型家族的文学史，可以成为整个宋代文学史的缩影。
家族文学的变异更多是由家族成员主动向外开拓来完成的。一个家族并非一个封闭独立的社会单位，尤其是宋代，很少有世代聚居同炊的大族，大多数文学家族都是四方宦游。当晁氏家族进入社会系统、参予种种活动时，便因婚姻、职业、政见、同年、兴趣等结成了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它们对晁氏文学势必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不妨看其师友圈中的文学名士，由于关系繁复，难以遍举。仅以《全宋诗》为依据，将与晁氏有诗作往来的诗人表列如下（不止一首的只举一首篇名），以见一斑：
| 姓名 | 诗篇举例 | 册数 | 篇数 |
| 张咏 | 寄晁同年 | 1 | 至少1篇 |
| 王禹偁 | 酬太常晁丞见寄 | 2 | 至少2篇 |
| 宋真宗 | 赐贡举晁迥 | 2 | 至少1篇 |
| 宋庠 | 赠太子太保晁文公挽词二首 | 4 | 至少4篇 |
| 梅尧臣 | 送晁质夫太丞知深州 | 5 | 至少4篇 |
| 韩维 | 送晁怀州学士 | 8 | 至少1篇 |
| 文同 | 余过兴州，太过晁侯延之于东池晴碧亭，且道其所以为此池亭之意，使余赋诗。 | 8 | 至少1篇 |
| 刘敞 | 送晁殿丞签判郑州 | 9 | 至少1篇 |
| 司马光 | 送晁秘丞通判雄州 | 9 | 至少3篇 |
| 苏颂 | 次韵晁美叔游山见寄 | 10 | 至少2篇 |
| 王安石 | 寄深州晁同年 | 10 | 至少2篇 |
| 刘攽 | 次韵晁单州诗六首 | 11 | 至少11篇 |
| 许广渊 | 和晁令首夏道中 | 11 | 至少1篇 |
| 曹辅 | 呈邓张晁蔡 | 12 | 至少1篇 |
| 苏轼 | 戏用晁补之韵 | 14 | 至少12篇 |
| 崔子方 | 江上逢晁适道 | 14 | 至少1篇 |
| 邓忠臣 | 曹子方用釜字韵赋诗见遗予洎张文潜、晁无咎、蔡天启，因以奉酬并示四友 | 15 | 至少1篇 |
| 孔武仲 | 晁无咎大砚 | 15 | 至少4篇 |
| 李之仪 | 次韵晁尧民黄鲁直苏子瞻同赋半粲字韵十往返而不倦者 | 17 | 至少4篇 |
| 黄庭坚 | 次韵寄晁以道 | 17 | 至少37篇 |
| 毕仲游 | 和晁秘校 | 18 | 至少6篇 |
| 刘跂 | 晁端州秀宴席 | 18 | 至少1篇 |
| 余干 | 和曹子方呈邓张晁蔡 | 19 | 至少1篇 |
| 陈师道 | 寄晁无斁 | 19 | 至少20篇 |
| 杨时 | 次韵晁以道 | 19 | 至少1篇 |
| 张耒 | 喜晴有感呈晁郎 | 20 | 至少35篇 |
| 陈恬 | 寄晁以道求嵩山长松 | 20 | 至少1篇 |
| 李廌 | 卢泉之水次韵晁克民赠隐人 | 20 | 至少1篇 |
| 赵令畤 | 次韵晁以道嘲陈叔易得官入京 | 22 | 至少1篇 |
| 周行己 | 走笔问讯晁四以道 | 22 | 至少1篇 |
| 饶节 | 送宿州晁祖禹佥判 | 22 | 至少3篇 |
| 邢居实 | 送晁以道 | 22 | 至少1篇 |
| 吕颐浩 | 次韵台守晁子莫见贻 | 23 | 至少1篇 |
苏过 | 次韵晁无斁与叶少蕴重开西湖唱酬之诗 | 23 | 至少1篇 |
| 王安中 | 送晁以道 | 24 | 至少4篇 |
| 张扩 | 次韵晁待制喜富季申迁校书 | 24 | 至少1篇 |
| 叶梦得 | 与晁激仲夜话 | 24 | 至少6篇 |
| 程俱 | 晁无斁将之录示近诗有和其兄以道说之诗次韵，以致区区，兼简以道 | 25 | 至少2篇 |
| 王庭珪 | 将韵向文刚晁叔易游青原 | 25 | 至少1篇 |
| 周紫芝 | 奉酬晁强伯见和晓晴长句 | 26 | 至少3篇 |
| 吕本中 | 访晁进道归 | 28 | 至少16篇 |
| 曾几 | 挽晁恭道侍郎二首 | 29 | 至少5篇 |
| 张表臣 | 和孙叔易就晁以道求长松 | 29 | 至少1篇 |
| 郭印 | 新开小轩晁子西有诗以韵答之二首 | 29 | 至少3篇 |
| 王洋 | 和郑侍郎赠晁倅 | 30 | 至少4篇 |
| 傅察 | 次晁之道韵 | 30 | 至少1篇 |
| 苏籀 | 次韵答晁以道见赠二首 | 31 | 至少2篇 |
| 张元干 | 奉送晁伯南归金溪 | 31 | 至少2篇 |
| 刘子翚 | 和晁应之大暑书事 | 34 | 至少1篇 |
| 王从道 | 夔州歌简晁子西 | 34 | 至少1篇 |
| 谢伋 | 过晁使君子莫园有感 | 34 | 至少1篇 |
| 李石 | 赠墨手道人寄晁子止即用子止韵 | 35 | 至少1篇 |
| 吴曾 | 南湖诗上晁侍郎 | 36 | 至少1篇 |
| 王灼 | 次韵晁子与 | 37 | 至少1篇 |
| 李流谦 | 送晁子西提刑赴召 | 38 | 至少4篇 |
| 范成大 | 晁子西寄诗谢酒自言其家数有逝者词意悲甚次韵解之且以建茶同往 | 41 | 至少1篇 |
| 释宝昙 | 再韵谢晁郎中二首 | 43 | 至少1篇 |
| 王质 | 送晁侍郎二首 | 46 | 至少5篇 |
| 赵蕃 | 次韵晁大舅祖子应 | 49 | 至少6篇 |
| 危稹 | 送晁告院得南康 | 51 | 至少1篇 |
| 韩淲 | 晁十哥出旧藏书画 | 52 | 至少12篇 |
文天祥 | 送河间晁寺丞 | 68 | 至少1篇 |
社会心告诉我们，个人的概念是在同其他个人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所谓个性，某种意义上就是人对周围意见的心理反应的综合。社会交往中他人的意见不可避免会对自己的性格发生或大或小的作用。如晁补之的好学，虽源于天性，但也与岳丈杜纯的激勉有关。据补之《祭外舅兵部杜侍郎文》：补之父亲端友与杜纯交契，补之从小听父亲讲杜纯的孝与贤，要他长而师之，心里先树了一种敬畏感。十五岁那年，有次杜纯来拜访端友，正碰上补之“笼凫于阶”，杜纯教训他说：“此何为玩物丧志？若斯其年，一日千里。”补之悚然起惊，遂用心学业，杜纯以为孺子可教，遂妻以女（《鸡肋集》卷六十）。再如说之纯儒的气质和反王学的精神，与刘恕的训戒不无关联。说之少随父游历江南，大儒刘恕自洛阳南归来访，端彦令说之立侍刘恕身旁聆听教诲，刘恕严厉告诫他：“无从妖学，无读妖言。”这句话令说之白首不忘，奉之终身（《景迂生集》卷十五《与刘壮舆书》）。
至于晁氏家族文学创作中具体接受了师友的哪些影响，由于惟补之、说之、公遡有诗文集传世（端礼只有词集，冲之只有诗集），我们无法得出客观全面的结论，但影响无疑是存在的。如晁补之对陶渊明的钟情，至有《饮酒二十首同苏翰林先生次韵追和陶渊明》，显然与其师苏轼尚陶一脉相承；他喜《离骚》，有《重编楚辞》、《续楚辞》、《变离骚》等，而他的师友苏轼、黄庭坚等也广具屈骚情怀[12]；他的古文，“波澜壮阔，与苏氏父子相驰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据李昭玘《乐静集》卷十《上眉山先生》，补之的古文几乎是苏轼手把手教出来的。
再看晁说之，他个性倔强，不附时尚，然而却对司马光、邵雍十分尊重。他的学术思想，很受两位先贤影响，以至取号“景迂生”，以表对司马光号“迂叟”的景仰之情。说之的《谢邵三十五郎博诗卷》历举前代应该师法的诗人，而于本朝，只举苏、黄，可见对于他们的推崇。说之的某些七古之作，也继承了苏、黄七古中散文笔法的运用，如《二十二弟自常州寄惠剪刀及笔来，因作长句》：
弟书毗陵来，有同股分刃之刀，绿管白毫之笔。刀是宝公锡上之所悬，笔亦江淹梦中之所得。江南刀笔有如此，不比丰沛吏萧曹而兴锋镝。顾惟二物大有恨，不蒙独孤府君一言之饰。使君惠山延陆羽，文章不落翰墨迹。及今有用正劳劳，破贼露布征兵檄。小楷帖黄奏北阙，念弟未归空叹息。
诗歌句式长短参差，又多用“亦”、“使”、“及今”等虚词。前半部句式不齐，但多用对句；后半部句式整齐，但不用对句，造成散骈对应，迤逦多姿的效果。这在说之诗中是少见的，却与黄庭坚的《送王郎》在用词和结构上有神似之处。
令人惊讶的是，就现有材料，如果比较晁氏家族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对家族人员文学创作的影响，我们会发现，除了父子关系，往往家族外部的师友关系对家族成员的影响更大，颇应了一句“远亲不如近邻”俗话。这是由于人类交往中的互相作用必须建立在交流沟通频度和深度的基础上。晁氏家族虽然人数众多，但不同于那些聚居同炊的大族，而是宦学四方、多以核心小家庭的形式活动，血缘稍疏的家族成员间很少见面，除了共同的祖先和相近的血缘亲情，其他似乎谈不上什么影响。而在核心家庭中，晁氏家族子弟幼年多从父兄游历问学，情感沟通较为频繁，兼之天然的亲情，幼年时的经历和常常影响终身。而年纪稍长，或不幸父亲逝去，或自己又有小家庭需要单独应世，幼年的影响逐渐变为隐性，同时在社会活动中不断形成的社会关系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彰显。如晁补之的七绝是其成就最高的诗体之一，风格中不仅有其父晁端友诗的温厚静深之长，亦兼得其师苏东坡诗的清雄恣肆[13]。至于五古、七古，更接近于苏、黄之体。
晁氏家法崇尚兼容并包的博学，也促进了晁氏文风变异性的增长。六朝门阀制度使高门子弟无须特别才能，谨守门第即能获取较好的前途，这使他们在文化心理上对家族文化的传承非常看重。会稽贺文发、贺淹、贺德基三代皆精礼学，北地傅氏深谙治理郡县之道，家传《理县谱》，秘不示人[14]。中唐之后，世家衰微[15]，复经五代祸乱，入宋则传统门阀世家大族几乎不复存在，“家法”意识必然随之淡化。宋人思想较为解放，疑经思潮大盛，文学创作上的竞奇出新，翻案诗文的流行，门阀家族制度的坍塌可说是原因之一。宋人虽然动辄言“家法”，但较具灵活可变性，其家族文化普遍具有尚杂尚博的倾向，宋人对于学问的博杂前人实难望其项背。如临川王氏家族、眉山苏氏家族、东莱吕氏家族、蓝田吕氏家族、山阴陆氏家族等，其家学无不以博杂著称，只要稍微调查一下他们家族成员的著述目录，此问题相信即可一目了然。博杂使宋人思想活泼流动，学术气象博大精深，促进了宋文学尚议论、尚学问等特征的形成。这种灵活的家法意识，博杂的文化倾向，使晁氏家族成员的文学创作不太致力于突出家族因素，不像六朝的某些世家大族那样有着共同的趋向[16]，而是表现出多彩的自由个性，有时甚至截然相反。以补之和说之为例，尽管两人散文之风都有古奥一面，但补之文学观念尚老庄，说之则相反，对老庄多有微词；补之七绝尚清通，而说之七绝善用典，风格有着较大的反差。海纳百川，其容乃大，其流乃长，晁氏家族代以文名，与这种兼容精神无疑有着某种深刻的联系。
小结
本章主要观点如下：
1、晁氏家族多擅文学创作，是名符其实的文学世家。
2、晁氏家族文化对文学的影响，通常以尊祖和亲情的题材反映出来，“尊祖”与“敬宗”、“亲情”与“睦族”，构成了两两相应的关系。晁说之的“尊祖”题材和晁补之的“亲情”题材在晁氏文学创作中具有典型性。
3、晁氏家族文学内部又自有其传承性与变异性。其传承性表现在家风与文风的着意求奇、对先人文风的模仿和对家族先人及其文学遗产主动认同和维护上。其变异性表现在各自的经历、个性有所不同，时代审美思潮变化，家族外部师友关系的影响，晁氏较为开放博通的家族观念等。
[1]《春明退朝录》卷上载：“赵德明归欵，真宗赐以宗姓，然不附属籍。晁文元草制云：‘奕世荷殿邦之德，举宗联命氏之荣’，宝元二年元昊叛，诏削属籍，非也。”按此制《全宋文》失收。
[2] 《晁君成诗集引》，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320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3] 参张邦炜《论北宋晚期的士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4] 参刘兆祐《晁公武及其郡斋读书志》，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1969年版。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5]李仁甫即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作者。公遡写此文时，与李焘尚未见面，但是读了他所著的《通论》五十篇后，即许为神交，两人后来成为要好的朋友，公遡集中有多首赠答李焘的诗。
[6] 参杨忠《〈四六膏馥〉与南宋四六文的社会日用趋向》，《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7] 其实，寒暄式作品在宋诗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其原因并不仅仅是单一的亲情需要，还和宋诗题材的日常化、宋诗的以文为诗等有关。本文提供的只是其中的一种视角，并不意味着解释的唯一化。
[8] 参本书《晁补之研究》一章。
[9] 司马光《送晁秘丞通判雄州》：“少傅名德重，蔚然人物师。群孙满丹穴，嘉瑞尽长离。勿叹毛羽短，已惊文采奇。勉哉勤志业，余庆未应衰。”
[10]晁说之《景迂生集》卷十五《答李子能先辈书》：“宪成公与元献晏公、宣献宋公同在西掖，皆吾高祖文元公门下之人也。”卷七《偶见夏英公与文庄公书云秋序始凉师门尚远又一书云念其出自师门赐一善地辄成绝句》。卷十八《跋王安简公帖》：“王安简公与说之曾祖文庄公特相善，为书文元公志铭，实文元公门下客云。”
[11] 陆心源十万卷楼丛书本吕本中《师友杂志》：“文靖（夷简）丈事晁文元，而晁文庄（宗悫）丈事文靖。诸家事契，无如二家之深。后晁丈说之以道事荥阳公（吕希哲），如亲子侄。”此处“丈事”指以长辈事之。一些研究者将“丈事”之“丈”误解为岳丈，从而得出晁、吕二家世婚的错误结论。
[12] 参周益忠《西昆研究论集》附录《宋人诗中的屈骚情怀》，台湾学生书局1999年版。
[13] 参陶文鹏先生《论晁补之的七言绝句》，《长江学刊》第7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版。
[14] 参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页。
[15] 中唐世族虽衰微，但孙国栋《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新亚学报》4卷1期，另收入其《唐宋史论丛》，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年增订版）一文统计《旧唐书》列传中肃宗至昭宣帝十四朝人物718人的家世，世族与寒族比例为69%比13·5%，可见世族在中仍占主导地位。而《宋史》至北宋钦宗时有传者共得1194人，世族与寒族比例为23·6%比46·1%，其中升迁变化昭然可见。
[16] 参杨东林《略论南朝的家族与文学》，《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