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郭诗社考论

【内容提要】
北郭诗社分为前后两期。清人称诗社前期主要成员为“北郭十友”;“十才子”则是明人对诗社后期主要成员的称谓。诗社成员多达十九人，其中包括明初最著名的诗人——“吴中四杰”。诗社活动于元明之交的战乱年代，其成员表现出明显的避世倾向。其活动和诗歌创作均具有一定的特色。明初的吴中诗派即是在北郭诗社的基础上而来的。

【关键词】 北郭十友 十才子 吴中四杰 吴中诗派

元季明初，吴中地区的文人群体性文学活动十分活跃。声名较著者，有杨维祯的铁雅诗派、顾瑛的玉山雅集和高启等人的北郭诗社。关于铁雅诗派、玉山雅集，学界已作了较多的研究，而对于北郭诗社则论者寥寥。虽然郭绍虞、蔡茂雄诸先生都已注意到它的存在 ① ，但限于体例或其他方面的原因，他们对于“北郭十友”与“十才子”的关系以及诗社的分期、特点等重要问题均没有或较少涉及，甚至还存在着一些误解。本文即拟在前辈学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北郭诗社作进一步的研究。

“北郭十友”与“十才子”

研究北郭诗社，首先需要澄清“北郭十友”与“十才子”的关系问题。从清人钱谦益开始，“北郭十友”与“十才子”即被混为一谈，其说见于其《列朝诗集小传》甲集前编十一“余左司尧臣”:“尧臣字唐卿，永嘉人。早以文学著，客居会稽，越镇帅院判迈善卿、参政吕珍罗致幕下，与有保越之功。荐剡交上，无意仕进，于越之桐桂里治圃结茅，署曰‘菜?’已而入吴，居北郭，与高启、张羽为‘北郭十友’，即所谓‘十才子’也。”《明史》沿袭钱说，将高启、王行、徐贲、高逊志、唐肃、宋克、余尧臣、张羽、吕敏、陈则称为“北郭十友”，又称“十才子”，至此，遂成定论。后世的研究者也均无异议②。

然而“北郭十友”与“十才子”虽均为十人，但其具体人选却并不一致。考“十才子”之称，最早见于明初吕敏的《题徐幼文惠山图》:“徐幼文居姑苏北郭，时称‘十才子’，幼文其一也。……无锡县庠吕志学题，实洪武庚申七月也。” ③ 庚申年为洪武十三年，高启、徐贲均已谢世。吕志学，即吕敏，他是高、徐的生前至交暨同社友，三人彼此多有倡和且结集行世，名《东皋倡和集》 ④ 。因此，他的言论应该具有相当的可信度。他在回忆旧事时，只提“十才子”而不及自身，亦没有明确“十才子”究为何人。第一个明确“十才子”所指的人，应是明万历年间的焦竑。他说:

张羽，字来仪，乌程人。元末避地吴中。颖敏，读书一览不忘，为诗文俊逸典雅。工绘事。洪武初，为郡学训导，历官翰林待制、太常寺丞。所著有《静居集》。羽与高季迪、杨孟载、徐幼文、王止仲、张子宜、方以常、梁用行、钱彦周、浦长源、杜彦正辈结诗社，号“十才子”。 ⑤ 此说尚见于明包汝楫《南中纪闻》:

洪武初，张羽、杨基、高启、徐贲皆有盛名，世以拟唐初四子。又张羽诗社，自高季迪、杨孟载、徐幼文外，有张子宜、方以常、王子仲、浦长源、杜彦正、钱彦周、梁用行辈，号“十才子”。 ⑥ 明黄暐《蓬轩类记·著作记》“张适”条:

张适，字子宜。七岁习《诗经》，过目成诵;十三岁赴乡试，称奇童。元季隐居不仕。洪武初，宋濂荐修《元史》，拜水部郎中，未几辞归，与高季迪、杨孟载、张来仪、徐幼文、王止仲、梁用行、方以常、钱彦周、杜彦正、浦长源辈结为诗社，号“十才子”。 ⑦

“北郭十友”则出于清人之口，这是蔡茂雄先生率先注意到的 ⑧ 。一番周密考辨之后，他认为:“‘北郭十友’可能是钱谦益据高季迪的《春日怀十友》诗取的，后来朱彝尊等编修《明史》，采纳钱氏此一称呼入《文苑传》，另加‘十才子’，终于传扬开来。” ⑨ 此说对于“北郭十友”的来历解释甚明，但他认为“十才子”之称始于朱彝尊，则显与事实不符。

“北郭十友”的成员，清人众说纷纭，具有代表性的有三种。一说不包括高启，“北郭十友”为高启的十个诗友。钱谦益说:

愚山云:“唐卿居会稽，越镇帅迈善卿、吕珍罗致幕下，有保越之功。无意仕进……后入吴，居北郭，与里中杨基、张羽、徐贲、王行、王彝、宋克、吕敏、陈则、释道衍为高启十友。” ⑩ 陈田《明诗纪事》同此说 11 。

《明史稿》则另辟一说，舍弃杨基，而将高启作为“北郭十友”中的一员:“高启，字季迪，长洲人，博学工诗。家北郭，与王行比邻，其后徐贲、高逊志、唐肃、宋克、余尧臣、张羽、吕敏、陈则皆卜居与相近，号‘北郭十友’，又以能诗号‘十才子’。” 12 《明史》即采此说入史，通行于天下。

陈衍于元诗着力甚深，曾著《元诗纪事》行之于世。他的《石遗室诗话》舍王彝而取杨基，以“高启、杨基、张羽、徐贲、余尧臣、王行、宋克、吕敏、陈则、释道衍为‘北郭十友’” 13 。

通过上述材料，我们可以看出“北郭十友”与“十才子”之间明显的区别:“十才子”之称起源于明初，而“北郭十友”的叫法则较之晚出了近三百年;“十才子”的成员一直稳定为高启、杨基、张羽、徐贲、王行、杜寅、张适、梁时、浦源、方彝、钱复;而“北郭十友”无论包括高启与否，与“十才子”几乎都有接近半数以上的人员差别，但两者之间又确实存在着某种特殊的关联:高启、杨基、张羽、徐贲、王行既属于“北郭十友”中的成员，又被括入“十才子”的行列。笔者认为，这一现象，反映了诗社活动于不同时期，而各个时期其成员有所变化的状况。后人不察，将“北郭十友”与“十才子”混为一谈，显然是不妥的。

北郭诗社的分期与成员

北郭诗社是否存在分期问题，郭绍虞先生的有关论述能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据高启《送唐处敬序》谓‘虽遭丧乱之方殷，而优游怡愉，莫不自有所得’与张羽《续怀友诗》所谓‘故得流连诗酒间，若不知有风尘之警者’，可知他们结社之初，尚在元季群雄割据、扰攘不定之时。洪武二年，高启、王彝即以修《元史》见招;三年，高启放还，而唐肃又以荐召修礼乐书;四年，唐肃卒;五、六年间或复有社事，所以有些记载已无唐肃之名;七年，高启、王彝均坐魏观事被诛，而社事遂亦以终结。” 14 郭先生这段话有三处明显的错误:一则王彝被诏征修《元史》为洪武三年事 15 ，二则唐肃死于洪武七年而非洪武四年 16 ，三则社事之恢复不是洪武五、六年而是洪武四年 （详后） ;但郭先生已经推测到北郭诗社可能中断过，而且成员发生了变化。这恰恰是解决“北郭十友”与“十才子”关系的关键所在。

北郭诗社具体起于何时。吴宽、王鏊《正德姑苏志·周砥传》虽未给出明确的年月，但将高启、徐贲结社的时间定为周砥来吴之后:

周砥字履道，号匊溜生，吴人。博学工诗，豪放自好。尝寓居无锡，转徙宜兴之荆溪，与马治孝常穷山水之胜，著《荆南倡和集》。晚归吴中，复与高、杨诸人结社。兵兴，去客会稽，竟死于兵。砥效东坡书甚工，亦工画山水。 17 明张昶亦同此说:

周砥，字履道，吴人，寓家无锡。砥为人豪放自好，始解后一售，竟抑抑以死。至正末尝客荆溪，与马治孝常唱和成集。又来吴兴，与高、徐辈为社。无子，友人吕敏为收其诗，藏之。 18

更值得注意的是，徐贲在他为周砥、马治所作的《荆南倡和诗序》里，亦将他们唱和的时间定于三人同居吴时:“及予东还，与高季迪以诗倡和于吴，履道亦避地来居，故予三人交结又最密。”19

如此，我们只要知道周砥与高启结交的时间，就可以基本断定此年即三人结社的时间。高启《荆南倡和诗后序》给予了我们答案:“《荆南倡和集》若干首，句吴周履道、昆陵马元素所著也。二君尝客阳羡荆溪之南，故以名编。庚子春，余始识履道于吴门，相与论诗甚契……” 20 庚子年为至正二十年（1360）。是年，高启已经结束了长达三年的吴越漫游生活，重新回到了他在苏州北郭的故居，而徐贲、周砥也相继自义兴来到苏州，三人因为对于诗歌的共同爱好以及彼此心性的契合，遂结社为倡和友。此后杨基、张羽、余尧臣等新成员不断加入，其队伍和规模日趋壮大。

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破苏州，张士诚政权灭亡。余尧臣、徐贲、杨基因与张氏政权的关系，谪徙临濠;高启兵后出郭，隐居青丘;张羽则回到了杭州。至此，诗社的重要成员或谪或隐，诗社的活动也暂时告一段落。

关于此期成员的记载，散见于他们的诗文或后人的传记。高启《送唐处敬序》云:

余世居吴之北郭，同里之士有文行而相善者，曰王君止仲一人而已。十余年来，徐君幼文自昆陵、高君士敏自河南，唐君处敬自会稽，余君唐卿自永嘉，张君来仪自浔阳，各以故来居吴，而卜第适皆与余邻，于是北郭之文物遂盛矣。余以无事，朝夕诸君间，或辩理诘义以资其学，或赓歌酬诗以通其志，或鼓琴瑟以宣湮滞之怀，或陈几筵以合宴乐之好;虽遭丧乱之方殷，处隐约之既久，而优游怡愉，莫不自有所得也。 21

高启此序作于至正二十五年冬，此时诗社成员有高启、王行、徐贲、高逊志、唐肃、余尧臣、张羽七人。

王彝《衍师文稿序》再添本人与释道衍两人:

至正间，余被围吴之北郭，渤海高君启、介休王君行、浔阳张君羽、剡郡徐君贲日夕相嬉游而方外之士得一人焉，曰道衍师。其为古歌诗，往往与高、徐数君相上下。是时，余所居鹤市，聚首辄啜茗树下，哦诗以为乐，顾虽祸福、死生、荣悴之机乎其前，亦有所不问者。师，儒林之出也，而托迹于浮屠之间。余故不以浮屠待师而师亦自待以为浮屠而已也。 22

王行在《跋东皋唱和卷》一文中，提到吕敏亦为同社友:

右诗一卷，渤海高启季迪、蜀山徐贲幼文访梁溪吕敏志学甫于东皋所唱和也。初，吴城文物，北郭为最盛，诸君子相与无虚日。凡论议笑谈、登览游适，以至于琴尊之晨，芗铭之夕，无不见诸笔墨间。…… 23

陈则为社友，则见于明张大复《梅花草堂集·皇明昆山人物传》:

陈则，字文度，家贫力学，以师范闻于乡里。洪武七年由秀才举任应天府治中，转户部侍郎，左迁大同府同知，陛知本府。公少与高启、徐贲、张羽、杨基辈相倡和，尝赋《紫菊》诗，得句云:“惟有魏花颜色似，春风秋露不相同。”同社亟称之，呼“陈紫菊”。 24

僧道衍《送李炼师还吴》诗也提及当时的社友:

荐绅吴下真渊薮，独欣东郭多交友。我着田衣共颉颃，形服相忘岁年久。闲止文章立追古，宗常问学曾无苟，来仪才广班马伦，徒衡笔下蛟龙走。吹台倜傥如达夫，岂特百篇成斗酒。菜□读书犹满腹，议论风飞钳众口。幼文词翰俱清俊，处敬温润浑如琇 。仲廉居富曾无骄，为学孜孜能谨守。吁嗟诸子皆妙年，自信黄钟非瓦缶。一时毁誉震乾坤，万丈光芒射牛斗。鹤瓢先生清且秀，深探道术持枢纽。山房每与吾侪会，茫然共入无何有。…… 25

此诗中提到的“闲止”指王行，王行字止仲;“宗常”，即常宗，此处为押韵计，故颠倒，为王彝字;“来仪”，张羽字;“徒衡”，指申屠衡;“吹台”，高启别号;“菜□”，余尧臣号;“幼文”，徐贲字;“处敬”，唐肃字;“仲廉”，王隅字;“鹤瓢先生”，李睿号。社友除了高启、王行、王彝、张羽、余尧臣、徐贲、唐肃及释道衍本人外，又多了申屠衡、王隅、李睿三人。

我们仔细考察前期的社友名单，可以发现“北郭十友”在这里可以全部找到他们的名字。换种说法，“北郭十友”应该是清人对于这一时期诗社重要成员的称谓。

诗社的再次兴起是在洪武四年。此次结社，是在张适辞官归吴后 26。张适何时辞官，时间不明，但据《乐圃集》卷一《余旧业在城西乐圃，朱先生之故基也，树石秀丽，池水迂回，俨有林泉幽趣。余乱后多郊居，辛亥春复返旧业二首》诗及其为高启所作《哀辞》可知，其最晚亦在洪武四年春。此时，高启早已辞官归里27，徐贲与张羽隐居湖州28，杨基则在金陵西北门隐居，且明年即赴江西29。因此，再次结社的时间大致可定为洪武四年。成员则与前期有了较大改变，除高启、张羽、杨基、王行、徐贲外，尚有张适、杜寅、梁时、浦源、方彝、钱复六人。

洪武七年，高启坐魏观案被腰斩，同社人纷纷为诗文悼之，社事遂亦以完结。

北郭诗社前后社友有十九人之多，欧阳光在《高启北郭诗社》一文中已介绍了其中的十二人30，现将其他人的生平略述如下:

周砥，字履道，吴人，寓家无锡。砥为人豪放自好。至正末尝客荆溪，与马治倡和成集。又来吴兴，与高、徐辈为社。后从军赴会稽，卒于兵。

王彝，字常宗，其先蜀人，本姓陈，元时徙嘉定，自号妫蜼子。洪武初，以布衣召修《元史》，赐金币遣还。寻荐入翰林，以母老乞归。洪武七年，坐魏观事伏法。有《三近斋稿》、《妫蜼子集》。

申屠衡，字仲权，长洲人。少从杨维祯学，为古文有法。元季不仕，洪武三年征至京，草《谕蜀书》称旨，授翰林修撰，以病免。寻谪居濠梁，所著有《叩角集》。

王隅（1331—1366），字仲廉，汴梁人。与高启、王行为至友。至正二十六年卒，王行为墓铭，启为哀辞。

张适（1333—1394），字子宜，长洲人，博恰工诗文。洪武初，以秀才举，擢工部郎中，以病免归，徙居朱长文乐圃。复以明经荐授广西行省理问，历滇池鱼课宣课大使，卒于官，有《乐圃集》二卷，《江馆》、《南湖》、《江行》、《滇池》集各一卷，合名《甘白先生集》。

杜寅，字彦正，吴县人。洪武三年征修《元史》，后官歧宁卫知事。洪武八年，边民降复叛，遇害。

梁时，字用行，始家吴江，迁长洲。博学，工文章，以气格为主，不事纤丽，亦善笔札。洪武中用荐授职岷府记善，迁翰林典籍，修《永乐大典》，有《噫唋集》。浦源，字长源，无锡人，官至晋府引礼舍人，有《浦舍人集》传世。方彝，字以常，杭州人，元末任员外郎，与张羽交最深。钱复，字彦周，长洲人，洪武初任湖州府学教授。

李睿，字士明，号鹤瓢道人，吴县人，主长洲宁真道院，与高启、徐贲诸人善。

北郭诗社的特点

北郭诗社既然名为诗社，它必然具有诗社所具有的一些共性。但是，由于时代、地域、文化背景的不同，它又在许多方面具有自身的独特性。而这些独特性所在，恰恰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首先，自元顺帝至正八年方国珍起兵台州到洪武四年明太祖再次统一，战乱时间长达二十三年。北郭诗社的活动时期，泰半都在其中。可是诗社成员或登高寻盟，或流连诗酒，或赏月观花，或题画观帖，其生活优游怡愉，浑不似战乱中人。究其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其一，从外部环境来看，自至正十六年到二十七年，吴地的实际统治者为张士诚兄弟。张氏虽为盐贩出身，却懂得广纳贤士，一时吴中士多往依附。并且张士诚无雄图大略，只知割据自守，此举虽导致他最终沦为朱元璋的俘囚，但客观上却使当时的吴中避免了兵火之灾，较之他地不啻为一方乐土。故钱谦益在评价陈有定时，赞及张士诚的保士之功:“元末，张士诚据吴，方谷真据庆元，皆能礼贤下士;而闽海之士，归于有定，一时文士，遭逢世难，得以苟全者，亦群雄之力也。” 31

其二，从成员心态来看，现实中的不得志又使他们对于时事持取一种漠然的态度。群雄割据时期，士人可供选择的道路大抵只有两条，一是各为其主，二是隐居逃世。北郭诗社成员大都无出这两种选择之外:出仕张士诚政权的有周砥、余尧臣、杨基、徐贲、唐肃、方彝、宋克等人，职位均不显赫，多为记室、典簿、军咨等小官;而隐居的高启、张羽、王行等人，生活亦是苦多乐少。在面对严酷现实而自身却无能为力的时候，雄心抱负就如烟云消散，逃避往往成为一种顺理成章的选择，而诗酒则是他们最佳的避难所。张羽《续怀友诗》小序生动地描摹出了这种无奈:

予在吴城围中作《怀友诗》廿三首，其后题识者四人，乃嘉陵杨孟载、介休王止仲、渤海高季迪、剡郡徐幼文也。时予与诸友及永嘉余唐卿者游，皆落魄不任事，故得流连诗酒间，若不知有风尘之警者。32于是，求适情、重享受成为了诗社成员当然的人生态度。对于他们来说，每一次诗社的活动都是一次抛开凡世纷扰，与友人共享欢乐的良机;每一次诗社的活动，都是一次任情自适，求得心灵解放的嘉会。只有在诗社里，他们才可以自由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或吟诗联句，或登高远眺，或高歌一曲，或赌赛一局;也只有在诗社中，他们才能找回那个被现实压抑的扭曲了的自我，尽情地释放自我。因此，“风尘之警”被他们毫不犹豫地挡在了诗社之外，他们要使诗社成为自己心灵的世外桃源。这一点，至正二十六年的绿水园雅集最具有典型性。关于这次雅集，高启、张羽均有诗:

平居寡良会，艰哉况兹时。幸逢金闺英，中筵接光仪。名园过修禊，景丽春阳熙。绿芷荣曲沼，朱华敷广墀。情宣寄高文，忧襟为之披。觞来不敢诉，虑此朋欢亏。何以淹返旆，颓光愿迟迟。 （高启《绿水园宴集》）33

芳圃逼江城，回波绕舍清。主人擅文学，过客总簪缨。适向吴中会，何殊洛下英。唐虞共敷讲，风雅用和赓。矍铄攻辞健，铿锵得句精。建安方合体，大历却徒名。还展花前席，仍敲竹下枰。饮余歌杕杜，醉里听仓庚。径竹班初脱，庭焦绿已呈。浑忘在离乱，惟欲盼承平。蜗窟休图隐，鸡坛可负盟?从容四美具，感激二难并。更愿相加勉，留传汗简声。 （张羽《绿水园燕集》） 34

至正二十六年是个多事之秋。朱元璋在基本消灭了最强大的对手——湖广陈友谅集团以后，挥师东进，直指张士诚政权，从而开始了长达两年之久的东、西吴之战，吴中已不再是战火中的乐土。可是，同年春的绿水园雅集，呈现给我们的依然是一片承平景象。高启他们显然意识到了时局的艰危，并非真的“不知风尘之警者”，但是“莫谈国事”似乎是诗社成员们彼此的一种共识与默契。其原因，或许就是高启诗中所写的“觞来不敢诉，虑此朋欢亏”，或许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对于他们来说，既然没有能力挽救艰危的时局，那么至少可以有意识地选择一种回避的态度，不让战乱影响到他们的心境。他们饮酒、谈玄、作诗、下棋……所作所为，无非是为了一个“忘”字。

其次，北郭诗社没有如宋豫章诗社的徐俯、彭城诗社的贺铸这样具有自觉盟主意识的主盟者。后人常将北郭诗社与高启并称，但在当时，诗社则是由高启、徐贲、周砥最早发起的，在三人的诗文中，并没有谁明确地表示要承担起主盟者的责任，而在诗社其他成员的诗文集中，也看不到比较自觉地共同对某一个成员的尊崇与服膺。主盟者的角色，在北郭诗社中由一群核心成员来承担，他们是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和王行。

王行诗文兼长，四库馆臣给予他的评价很高:“其文往往踔厉风发，纵横排□，极其意所驰骋，而不能悉归之醇正，颇肖其为人。诗格亦清刚肃爽，在‘北郭十子’之中，与高启称为勍敌。就文论文，不能不推一代奇才也。” 35 高启等四人则并以诗见长，名重于世。在后人的眼中，高启在诗歌方面的成就是远远高于杨、张、徐三人的。如李东阳就认为:“国初称高、杨、张、徐。高季迪才力声调，过三人远甚，百余年来，亦未见卓然有以过之者，但未见其止耳。”36 王世懋的评价则更为极端:“高季迪才情有余，使生弘正李、何之间，绝尘破的，未知鹿死谁手。杨、张、徐故是草昧之雄，胜国余业，不中与高作仆。”37其实，他们四人当时在诗社中的地位是伯仲之间、难分高下的。如杨基《梦故人高季迪三首》第一首:

诗社当年共颉颃，我才惭不似君长。可应句好无人识，梦里相寻与较量。38《舟入蔡河怀徐幼文》诗:

余实羡君敏且博，君亦怜余强而迈。英雄敢夸君与我，强弱不止楚敌蔡。孟渚豪士渤海高（季迪也），时复峙足如鼎鼐。高才于我十倍丕，尚谈追君力不逮。纵横千字戚生笔，跌宕百韵余公菜。39高启《送徐七山人往蜀山书舍》:

获君乃瑚琏，顾我犹斗筲。40

因此，同时代的人才会将四人并称，比诸“初唐四杰”，称“高、杨、张、徐”41 。

北郭诗社产生于元末的战乱时代，受限于多方面的因素，它的成员不可能是固定的，而是经常处于流动变化之中。但是其核心成员基本是保持稳定的，无论前期还是后期，高启、杨基、张羽、徐贲、王行五人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和组织者。这种近似于委员会制的形式较之单一的主盟制，其优点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大家年龄相若，才气相若，彼此都非常推崇，这种形式有利于大家在平等的基础上对于某种诗学主张或者创作理念进行最充分的争论和探讨，达成共识，并自觉贯彻到自身的创作中去;同时也有利于大家在创作过程中自由地沟通和交流。杨基《梦故人高季迪》诗小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力的例证:

辛亥八月十八夜，梦与季迪论诗。已而各出诗稿，互相商榷。季迪在吴时，每得一诗，必走以见示，得意处辄自诧不已。梦中扺掌故态如常时。因赋三绝，季迪且索旧作云。42

虽然此处描述的是杨基的梦境，但这种梦境是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的。高、杨在吴中时，互评诗稿，互相商榷诗艺诗法，而且有时还会对自己比较满意的诗歌醉心不已。这种推诚相见的程度，很难想象会出现在盟主与普通社友的交流中。

再次，北郭诗社既有自己共同的诗歌主张，但每个成员又都保留了自己独特的诗歌风貌。元末明初，会稽杨维祯自创铁雅诗派，险怪学李贺，缛丽则仿温庭筠、李商隐，其诗风风靡整个吴中，称门生弟子者不计其数，为当时影响最著。北郭诗社成员对此种诗风相当不满，而尤以王彝为最。他在《文妖说》一文中，指斥杨维祯“以淫词怪语，裂仁义，反名实，浊乱先圣之道。故乃柔曼轻衍，黛绿朱白，而狡狯幻化，奄焉以自媚，是狐而女妇，……余故曰:‘会稽杨维祯之文，狐也，文妖也。’”43 基于此，北郭诗社大力提倡“复古”，提倡学汉、魏、晋、唐诸家，而摈弃唐大历以下的诗风:

肯从大历开元已，重拟清谈击唾壶。 （张羽《寄王止仲高季迪》） 44

早与高徐辈（乃高季迪、徐幼文也），远慕黄初时（魏年号）。 （杨基《衡阳逢丁泰》） 45

他们在品评社友诗或为社友诗集作序时，亦多以学古相期许，如王彝评高启诗:

盖季迪之言诗，必曰汉、魏、晋、唐之作者，而尤患诗道倾靡，自晚唐以极，于宋而复振起，然元之诗人，亦颇沉酣沙陲弓马之风，而诗之情亦泯。自返而求之古作者，独以情而为诗，今汉、魏、晋、唐之作，其诗具在，以季迪之作比而观焉，有不知其孰为先后者矣。……吾故观夫季迪之诗，而不敢以为季迪之诗，且以为汉、魏、晋、唐作者之诗也。 46

然而，这种创作主张上的趋同并没有使诗社成员统一在同一种风格之下。在诗歌理念相同的背景下，每个成员又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自己的的学习对象和努力方向，从而形成自身的独特风格。

高启才情具美，专力于诗，以大家自期。他主张兼师众长，随事摹拟，最后依靠自己的领悟力，将众家之所长融为一体，才可称为一流之诗家。在洪武三年他为社友僧道衍所作的《独庵集序》中，详细阐述了这种主张:

夫自汉、魏、晋、唐而降，杜甫氏之外，诸作者各以所长名家，而不能相兼也。学者誉此诋彼，各师所嗜，譬犹行者埋轮一乡，而欲观九州之大，必无至矣。渊明之善旷而不可以颂朝廷之光，长吉之工奇而不足以咏丘园之致，皆未得为全也。故必兼师众长，随事摹拟，待其时至心融，浑然自成，始可以名大方而免夫偏执之弊矣。47

不幸的是，高启在洪武七年因为为苏州太守魏观作《上梁文》，被朱元璋腰斩，时年三十九岁。这使他未能有充分的时间去熔铸变化，成为像李杜一样的大家。即使如此，他在诗歌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也让后人叹为观止，四库馆臣将其推许为明代第一诗人:

启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振元末纤?缛丽之习，而返之于古，启实为有力。48

与高启相比，其他社友或是在诗歌方面的天赋稍逊一筹，或是自身的勤奋程度有所不及，如果他们同样走高启“兼师众长”的道路，恐怕只能是邯郸学步或东施效颦而已。因此，杨基、张羽等人另辟蹊径，或专力于一种或数种诗体，或在诗法上苦下功夫，虽不如高启之全面，但也各有所得，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如徐贲虽排名“吴中四杰”之末，但他重诗法，守纪律，故“其诗才气不及高、杨、张，而谨严，字句熨帖，长篇短什，首尾温丽，与三家别为一格” 49 。

最后，成员的多元化也是北郭诗社一个鲜明的特点。这种多元化主要包括三方面:其一，地域多元化。在北郭诗社中，高启、宋克、申屠衡、张适、释道衍、钱复是长洲人;王行、杜寅、李睿是吴县人;周砥、吕敏、浦源是无锡人;梁时家吴江，后徙居长洲;王彝其先蜀人，后徙居嘉定;王隅、高逊志都是河南人;张羽，浔阳人;徐贲，其先蜀人，徙长洲，再徙平江;杨基，其先蜀嘉州人，祖宦吴中，因家焉;唐肃，越州山阴人;余尧臣，永嘉人;陈则，昆山人;方彝，湖州人。其二，身份多元化。有僧人，如释道衍;有道者，如吕敏、李睿;有道学，如王彝;有官宦，如杨基、徐贲、余尧臣等;也有布衣，如王隅。其三，才能多元化。除了对于诗歌的共同爱好以外，诗社成员又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如高启、王彝、杜寅明初曾被召修《元史》;唐肃则“通经史，兼习阴阳、医卜、书数” 50 ;宋克以善书名天下，与同时期宋广并称“二宋”;余尧臣、释道衍则通兵法，余尧臣曾助张士诚将吕珍守越有功，而僧道衍则辅助朱棣靖难，因封荣国公，为诗社中最显赫的一位;徐贲、张羽、王行、杨基则皆能画 51 。

地域的多元化有利于不同诗风的交流整合，为新诗风的形成提供一个广阔的平台;身份的多元化则有利于儒、道、释三教的沟通与交融，使思想不至于固定于一尊，有利于成员在思想自由的状况下进行创作;而才能的多元化则使一些诗歌形式如咏史、题画、题书法作品等都进入了诗社成员的创作视野。仅以题画诗为例，高启现流传诗歌2000余首，题画诗将近150首;张羽诗歌总量远低于高启，但其题画诗达到了107首。

综合考察北郭诗社，我们可以发现它几乎囊括了元末明初以苏州为中心的吴中地区几乎所有的诗文大家;且以其十九人的诗社规模，加上与高、杨、张、徐关系密切并愿意接受他们文学主张的谢徽、金珉、王材、王肯、王?等外围成员，已经形成了早期的吴中诗派。换而言之，明初的吴中诗派可以说就是在北郭诗社的基础上而来的。因北郭诗社中的主要成员“吴中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对于吴中诗派的影响更为显著，笔者将另著专文论述，此处不复赘叙。 

注释

①见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明代的文人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34—536页;蔡茂雄《高青丘诗研究》第二章《交游》，文津出版社1987年版，第35—79页。

②郭绍虞《明代的文人集团》:“北郭十友，即北郭十才子:高启、张羽、徐贲、王行、高逊志、宋克、唐肃、余尧臣、吕敏、陈则。”钱伯城《论高启》:“就在高启以诗人成名的几年里，由于共同的兴趣与爱好，在他居里的北郭，形成了一个诗人集团。……这十人的诗，各有特色，称为‘北郭十友’，也称‘北郭十才子’。”此例甚多，兹不一一列举。

③〔明〕朱存理撰，赵琦美编《赵氏铁网珊瑚》卷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明〕王行《半轩集》卷八《跋东皋唱和卷》:“右诗一卷，渤海高启季迪、蜀山徐贲幼文访梁溪吕敏志学甫于东皋所唱和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明〕焦竑《玉堂丛语》卷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页。按:从焦 起，“十才子”即为十一人，疑其只取概数，易于称呼。

⑥〔明〕包汝楫《南中纪闻》，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8页。

⑦〔明〕黄暐《蓬窗类记》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⑧《高青丘诗研究》第二章《交游》，第35页。

⑨《高青丘诗研究》第二章《交游》，第36页。

⑩〔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三引钱谦益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

11〔清〕陈田《明诗纪事》甲签卷八“余尧臣”:“唐卿与杨基、张羽、徐贲、王行、王彝、宋克、吕敏、陈则、僧道衍为高启‘北郭十友’。”康熙敬慎堂刻本。

12〔清〕王鸿绪《明史稿》列传一六一《高启传》，清刻本。

13郭绍虞先生在《明代的文人集团》一文中引陈衍《石遗室诗话》卷十八语，然现存《石遗室诗话》为十二卷本或十四卷本，未见有十八卷本以上者，或郭绍虞先生见过此本，故转引。

14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明代的文人集团》。

15《明实录》卷四十九:“（洪武三年二月）乙丑，诏续修《元史》……仍命翰林学士宋濂、王祎为总裁，儒土赵埙、朱右、贝琼、朱世廉、王彝、张孟兼、李懋、李汶、张宣、杜寅、殷弼、俞同十四人同纂修。”

16〔明〕唐肃《丹崖集》附申屠衡《息未稿序》:“洪武甲寅之冬，会稽唐丹崖卒于濠。”洪武甲寅年为洪武七年。续修四库全书本。

17〔明〕吴宽、王鏊《正德姑苏志》卷五十四“文学”，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第641页。

18〔明〕张昶《吴中人物志》卷九“逸民”，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9〔元〕周砥、马治《荆南倡和集》附录《荆南倡和集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徐澄宇、沈北宗校点《高青丘集·凫藻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877页。

21《高青丘集·凫藻集》卷二，第871页。

22〔明〕王彝《王常宗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高青丘集·凫藻集》卷二。

24〔明〕张大复《梅花草堂集·皇明昆山人物传》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5〔明〕姚广孝《逃虚子诗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本。

26〔明〕黄暐《蓬窗类记》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7《高青丘集》卷七《酬谢翰林留别》序云:“启与同郡谢君徽同征，又同官翰林。洪武三年七月廿八日，上御阙楼召对，擢启为户部侍郎，谢吏部郎中，俱以逾冒辞;即蒙俞允，赐内帑白金，放归于乡。”

28《高青丘集》卷十五《送徐山人还蜀山兼寄张静居》，诗云:“我因解绂远辞京，君为修琴暂入城。偶尔相逢春酒熟，飘然忽去暮烟生。山头学啸犹闻响，世上留诗不留名。西涧烦问张静者，年来注易几爻成?”诗作于洪武四年，参见陈建华《高启诗文系年补正》。

29〔明〕杨基《眉庵集》卷二《北山梨花》小序云:“余卜居金川，是金陵城西北门也。去北山无十里。……辛亥暮春五日。”卷三《千叶桃花》小序:“豫章气候差早，春未半花已岑寂。省掖后苑有千叶桃花一株，人未之知也。……壬子二月十七日。”四部丛刊本。按:壬子年为洪武五年，知杨基五年时已在江西。

30欧阳光《宋元诗社研究丛稿》，广东高等出版社1996年版，第304—307页。

31〔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集前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6页。

32〔明〕张羽《静居集》卷一，四部丛刊本。

33《高青丘集》卷六，第255页。

34《静居集》卷四。

35《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九《半轩集》，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73页。

36〔明〕李东阳《麓堂诗话》，丛书集成初编本，第7页。

37〔明〕王世懋《艺圃撷余》，丛书集成初编本，第8页。

38《眉庵集》卷十一。

39《眉庵集》卷三。

40《高青丘集》卷四，第162页。

41《高青丘集》附录周立题识云:“（高启）时与嘉陵杨基孟载、浔阳张羽来仪、剡郡徐贲幼文，名重当世，人称为高、杨、张、徐，比唐之四杰也。”

42《眉庵集》卷十一。

43《王常宗集》卷八。

44《静居集》卷五。

45《眉庵集》卷一。

46《高青丘集》附录王彝《高季迪诗集序》，第981—982页。

47《高青丘集·凫藻集》卷二，第885页。

48《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大全集》，第1472页。

49《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北郭集》，第1472页。

50〔清〕张廷玉《明史》卷二八五《唐肃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30页。

51《明诗纪事》甲签卷八“王行”:“北郭十子能画者五人，幼文画迹流传最多，孟载、来仪、止仲今罕传者。止仲喜泼墨成山水，时人谓之‘王泼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