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倾向与文化意义
【内容提要】
比较《长恨歌》与《长生殿》可以发现:《长恨歌》后半部分有力突出了安史之乱的“悲苦”后果，《长生殿》则逐渐脱离安史之乱的影响而基本上以帝、妃感情的安排剧情。《长恨歌》后半部分描写的梦境和仙界并没有成为悲剧的“消解”因素，并未偏离前半部分确立的劝讽基调。白居易没有写梦中可以团圆，仙、人可以重逢，“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更以非同寻常的力度，对各种可能的圆满结局加以相当明确的否定。《长恨歌》这种非大团圆模式结局的文化意义在于:未加“消解”的真正悲剧中，警省、批评的成分总是主要的。因此，从《长恨歌》的非大团圆悲剧模式可以推断，白居易是要以一段富于传奇性的爱无可挽回的逝去，婉转地表达劝讽主题。从唐以来各种文学文本中关于“贵妃之死”描写的比较来看，《长恨歌》铺陈的血腥场面细致而鲜明，也表明了其深刻而显著的警示意义，《长恨歌》主题并非着意于歌颂或同情。
上篇:非大团圆模式结局的悲剧含
白居易《长恨歌》中唐玄宗的思念及随后的仙寻情节，是马嵬事变之后李、杨悲剧的进一步延伸，构成故事的最终结局。深入研究这一结局显示的悲剧性质，对于进一步解开《长恨歌》主题倾向及其内蕴的文化意义是十分重要的。
一 “思念”、“仙寻”情节的 “悲苦”内涵
关于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以及其后的仙寻情节，爱情说及双重主题说通常认为《长恨歌》一改前半部分的微讽或讽谕笔调，转而全力抒写李、杨爱情。例如袁行霈认为:“诗的开篇部分写玄宗好色废政，杨妃恃宠而骄，终至于引发安史之乱。这既是对事实的基本概括，也是诗题‘长恨’的因由，其中或许包含有一定的讽刺意图，但作者并没有将这一意图贯彻下去。自‘黄埃散漫风萧索’玄宗逃蜀、杨妃身亡起，诗情即为沉重哀伤的悲剧氛围所笼罩，周详的叙事一变而为宛曲的抒情。” ① 即“思念”、“仙寻”情节已经改变了《长恨歌》前半部分的基调和方向，同情和歌颂李、杨爱情成为主要内容。
但这样下结论是有问题的。原因之一是，白居易既在诗的前半部分包含“讽刺意图”，难以想象作者会不顾作品的一贯性和整体性，而在后半部分另起与前面迥异的主题。如果白居易一定要描写一个爱情故事，特别是“纯情”故事，为何不另写一篇专以吟咏爱情，以避免这种前后的抵牾?即使按照爱情说一般认为前半部分不过是《长恨歌》的“背景”，后半部分才是主体，但前半部分“背景”并不支持主体内容，这也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一部成功的艺术作品的“背景”应该与主体协调一致并有利于突出主体内容，而不是相反。
其实，《长恨歌》后半部分描写李、杨生活及互相思念，有一个显著特点，即突出双方的凄凉、悲苦——无论是人间的君王，还是在仙界的杨贵妃，都过着以泪洗面、孤苦寂寞的日子。“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悲翠衾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这是《长恨歌》描写的唐玄宗由蜀回长安以后的生活。如果从史实角度看，安史之乱初步平定后，唐玄宗固然没有先前贵为一国之君风光，但以太上皇之尊，也不至于没有其他妃子相陪，晚景未必如《长恨歌》所描写的凄苦，尤其如“孤灯挑尽”之类。白居易显然有意略去了初步平乱、回到长安后的喜庆因素，而完全着墨于悲苦。“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表明杨贵妃所在的仙界亦非可以超然的乐土。
白居易这样安排，并非没有深意。同样取材于李、杨题材，宣称要歌颂这一世间“罕有”之情的清代洪昇《长生殿》，即与《长恨歌》迥异。《长生殿》或叙梦中相会有期，或安排仙界重圆，写得悲悲喜喜，悲喜交集，大大淡化了现实痛苦。例如第45出“雨梦”:
［（玄宗）睡介］……
［生（玄宗）作醒看介］你二人是哪里来的?
［小生、副净］奴婢奉杨娘娘之命，来请万岁爷。
［五般宜］只为当日个乱军中祸殃惨遭，悄地向人丛里换妆隐逃，因此上流落久蓬飘。［生惊喜介］呀，原来杨娘娘不曾死……［小生、副净］为陛下朝思暮想，恨萦愁绕，因此把驿庭静扫，［叩头介］望銮舆幸早。说要把牛女会深盟，和君王续未了。
［生（玄宗）泪介］腾为妃子百般思想，那晓得却在驿中。你二人快随朕前去，连夜迎回便了。
俞平伯从“只为当日个乱军中祸殃惨遭，悄地向人丛里换妆隐逃，因此上流落久蓬飘”引出隐事“新说”，认为诗中隐藏了“皇家逸闻” ② ，是把艺术情节的合理虚构误为真实。若按洪昇之意，本是作为一种假设，目的在于为梦中相会提供可能性，属于唐明皇梦中的合理“想象”。洪昇在《长生殿》中提供这种虚构的希望，是和他“要使情留万古无穷”这一主要创作目的一致的。第50出“重圆”进一步使希望具体化:
［双调引子·谒金门］［净扮道士上］情一片，幻出人天姻眷，但使有情终不变，定能偿夙愿。……
［老旦（嫦娥）引仙女，执扇随上］……不想天孙怜彼情深，欲为重续良缘。要借我月府，与二人相会，太真已令道士杨通幽引唐皇今夜到此，真千秋一段佳话也。只为他情儿久，意儿坚，合天人重见。……
［生］妃子哪里?［旦］上皇哪里?
［生见旦哭介］我那妃子呵!
［旦］我那上皇呵!［对抱哭介］……
［五供养］仙家美眷，比翼连枝，好合依然。天将离恨补，海把怨愁填。 ③
只要把这些描写和《长恨歌》文本作比较，就不难发现其中的显著区别。《长生殿》的安排似幻似真，其乐融融，把现实的苦幻化为梦中或仙界的美好与幸福。这样，《长生殿》实际上逐渐脱离了李、杨溺情导致的安史之乱的影响，李、杨的悲欢、剧情的发展主要基于帝、妃感情的发展。“情儿久，意儿坚，合天人重见”，表明洪昇之所以安排喜庆的“天人重见”，实是李、杨之情发展的必然结果，而非安史之乱可以带来的现实结局。换言之，在《长生殿》中，李、杨感情逐渐成为独立于安史之乱严重后果之外的故事。
但是，需要注意，《长恨歌》“思念”、“仙寻”等情节的描写始终不离“悲苦”，即安史之乱的直接后果，从未淡化或有意脱离，这表明，《长恨歌》并未偏离前半部分确立的劝讽基调，反而从另一侧面进行大力强化。另外，《长恨歌》尽管有“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等表达愿望的诗句，但与《长生殿》逐渐脱离安史之乱背景后全力渲染帝妃感情相比，不只这类描写数量相对甚少，而且力度亦有别。
元代白朴《梧桐雨》亦取材于李、杨题材，《梧桐雨》主题与《长恨歌》有所不同，但在对李、杨持批评而非歌颂态度上具有一致性，其中“黄钟煞”一曲亦突出现实的凄苦、唐玄宗的寂寞:
顺西风低把纱窗哨，送寒气频将绣户敲，莫不是天故将人愁闷搅……斟量来这一宵，雨和人紧厮熬。伴铜壶点点敲，雨更多泪不少。雨湿寒梢，泪梁龙袍，不肯相饶，共隔着一树梧桐直滴到晓。
这些描写同样全无洪昇《长生殿》中的悲喜交集，也是离乱后果的直接写照。“黄钟煞”为《梧桐雨》全剧的结束，和《长恨歌》一样，《梧桐雨》亦没有安排仙界喜庆欢乐的“大团圆”结局 ④ 。
二 《长恨歌》的悲剧性质
张法在《文化与悲剧意识》一书中指出:
中国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大致可以列出四种:仙、、酒、梦。 ⑤
“梦”和“仙界”在《长恨歌》与《长生殿》中都已涉及。不同的是，洪昇确实作为悲剧的消解因素，构想梦中相会的可能，安排仙界重圆的喜庆。但在《长恨歌》中，“梦”和“仙界”都没有成为“消解”因素，唐玄宗连杨贵妃的魂魄都不曾梦见。请道士代为寻找，也仅带回信物、誓言，“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实际上否定了“重圆”的可能性。关于这一点，周明亦曾指出，“‘天上人间会相见’，相见了没有?没有。临邛道士‘能以精诚致魂魄’，如果真招来了贵妃的魂魄，那是会给玄宗一些安慰的，但是‘致’来了没有?也没有。传说中，汉武帝还能令方士召来李夫人之魂，而玄宗连这须臾的相会也没有得到。” ⑥
由于“梦”和“仙界”都没有成为消解因素，这就使《长恨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也是真正的现实悲剧，它没有采用大团圆模式，没有给出哪怕是虚幻的圆满结局。比较《梧桐雨》、《长恨歌》、《长生殿》的结局，讽意突出、尖锐的《梧桐雨》根本没有“仙界”情节，《长恨歌》描写仙界但终于没有“消解”，只有表达爱情主题的《长生 殿》把梦和仙界作为悲剧彻底“消解”的因素。实际上，对于表达批评主题的艺术作品来说，安排“大团圆”结局是无益的。
研究者一般认为，中国真正的悲剧极少，因为悲剧几乎最后都通过某种非现实的方式进行了“消解”，形成一个通用的大团圆模式。例如，《窦娥冤》在第4折描写誓言应验及昭雪冤情的结局，从剧情和封建社会背景来看，窦娥冤情的“消解”在当时现实可能性极小，但借助非现实的誓言应验等手法，一个旷世悲剧改变了性质。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也有这个特征，最后两家求合葬，焦仲卿夫妻化为鸳鸯，悲剧借助仙界彻底“消解”，激烈的矛盾冲突也解决了。所以王国维说，中国的悲剧“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 ⑦ 。结果，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悲剧似悲而实喜，尤其是大团圆结局，大大冲淡悲剧效果，削弱了悲剧批判现实和推动现实改进的力量。
这种大团圆模式在白居易所处的时代实际上比较流行。马茂元、王松龄指出，“中唐是传奇的黄金时代，名家辈出，佳作如林。……这些作品往往有个共同特点:歌颂对爱情的真诚专一和锲而不舍的追求，而问题的解决，不是靠了一个出神入化的侠客，便是得道成仙，在天上结成眷属，这似乎成了某些作品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出现，正好反映了人们在中晚唐极度动乱的社会中的悲惨处境，以及在这种处境中的心理状态:对现实绝望，就寄希望于幻想;在现实中破碎了的，就在幻想中修补;在尘世中得不到的，就在天界满足。” ⑧ 马茂元、王松龄主爱情说，认为“《长恨歌》通过对李、杨爱情悲剧的描写，歌颂了爱情的坚贞专一，倾诉了对他们在爱情上不幸遭遇的深刻同情，同时在客观上反映了李杨故事的原始创造者——处在中唐战乱时代的人们（包括文人）对美满爱情的理想和渴求，以及在现实生活中爱情被破坏给他们造成的终身痛苦，和对这种痛苦的无可奈何的自我解脱——把重圆的希望寄托于幻想中的仙山世界”。但马茂元、王松龄恰恰误读了白居易安排的仙寻情节的性质。
审视《长恨歌》就会发现，自居易是“吝啬”的，他没有采用当时通行的，因而也是更容易得到认可的模式，没有给出任何“消解”的可能。张哲俊指出，《长恨歌》中“蓬莱景象大抵同于道教笔下的蓬莱，然而唯一不同的是，这里并非无忧无虑的‘无穷乐’，而是存在爱情的怀恋，无限的愁思，不尽的泪水。这样蓬莱的象征意义与道教和仙寻笔下的蓬莱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蓬莱成了人寰仙境对立相隔的象征，由于爱的苦楚没有解脱，仙境的金碧辉煌反而成了不通人间的象征，蓬莱‘巨海’‘深难越’的阻隔变成了爱情的断桥。越是‘长生’便越是‘长恨’。象征意义的转变，使蓬莱并没有成为消解悲剧的因素” ⑨ 。这使我们发现，《长恨歌》并非如有的研究者所称的那么浪漫。非大团圆结局的悲剧进一步证明，《长恨歌》对唐玄宗、杨贵妃感情的描绘始终没有脱离溺情荒政导致的安史之乱后果的直接影响。
三 结论与讨论
要之，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有意描写一个真正的人间悲剧——所以他没有写出梦中可以团圆，仙、人可以重逢，“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更以非同寻常的力度，对各种可能的圆满结局加以相当明确的否定。比较而言，洪昇才是在创造一个可以远离自酿的现实苦果、超越生死界限的爱情境界，这是因为《长生殿》主题决定了洪昇的选择。白居易描绘现实无法“消解”的悲苦，必然会牵引阅读者去探究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或警醒，或憎恨。在真正的、未加“消解”的悲剧中，警省、批评的成分，总是超过同情、歌颂的分量，这也正是悲剧的目的和力量所在。
需要作一个补充论证的是，《长恨歌》是否表现了李、杨真情?从白居易与皇家的关系及其态度来看，白居易显然并不否认李、杨之间“有情”，不过，由于太多复杂因素（如杨贵妃出寿王邸的“新台之恶”）的交织，白居易未必认为李、杨感情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爱情，这可以从《赠内》诗“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尘”表达的观点看出来。问题恰恰在于，即使白居易对真实的李、杨感情持有保留态度，但为了写出切肤之痛，甚至锥心之痛，即根据唐玄宗对杨贵妃长期专宠的史实，利用李、杨故事的传奇性，大肆铺张渲染，极尽文辞之美，把李、杨故事写成真挚、悱恻的人间悲剧。在《长恨歌》中，白居易非但没有削弱李、杨之情，反而运 用诗歌艺术的表现力进行了有力的强化，而非如讽谕说者所断言的虚情假意。
部分研究者认为白居易刻意美化统治阶级的感情生活，例如刘大杰以为“主要是把宫闱艳史美化为永恒的爱情” ⑩ ，反映了白居易思想的局限性。从艺术创造来说，“美化”并非没有，如隐去杨贵妃出于寿邸，整体上强化李、杨感情的力度等，但却不是反映白居易思想的局限，而是相反。因为白居易表达进步、积极的劝讽主题需要进行艺术的“美化”，李、杨之爱越美好，感情越真挚，越深厚，就越珍贵，帝王失去的就越多，唐朝危机通过这一个侧面反映出来的后果就愈严重，帝王溺情荒政就愈不该。反过来说，如果李、杨之间本无真情，安史之乱给予唐玄宗感情上的直接损失不过是失去一位无足轻重的女子，没有切肤之痛，如何达到劝讽目的?劝讽的效果有多大?《长恨歌》写至深的真情是实，渲染得美好、生动感人也是实，但需要注意，目的指向却不在感情本身。爱情说注意到并大力论证白居易描写的李、杨真情，恰恰忽视了白居易的良苦用心。
但是，另一方面，《长恨歌》也并非表达尖锐、直露的讽谕主题。由于自居易诗歌专有讽谕诗一类，数量多达150首，“讽谕”一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特殊内涵，具有意旨明确、大胆尖锐、近于杂文的匕首投枪式表现风格等特征。因此，采用讽谕之说，由于无视《长恨歌》描写的帝王之情、人性化特征、婉曲风格及其与讽谕诗的显著区别，学术界就无法统一，这也是目前各种文学史不是采用爱情说就是偏于爱情主题的双重说的重要原因。
除了并没有采用近于杂文的匕首投枪式讽谕诗的表达方式以外，还在于《长恨歌》是从一个特殊角度，即帝王个人生活的角度，反映政治悲剧的严重后果，以特定背景下的悲情故事劝讽帝王。白居易承认李、杨有情，从客观上说，使《长恨歌》摆脱了一般讽谕规劝诗单纯抽取政治因素的片面性，从而使李、杨事件在更大程度上保持了其丰富性和完整性，这也正是《长恨歌》广泛流传的原因之一。需要指出的是，提出“动之以情，婉转劝讽主题说”（劝讽说），正是基于《长恨歌》的文本特征、讽谕说的特定内涵等作出的选择。《长恨歌》非大团圆悲剧模式的采用，不但直接支持、强化了劝讽主题的有力表达，而且在关于《长恨歌》主题的争论中，也提供了一个重要证明。
下篇:“贵妃之死”描写的文本比较看《长恨歌》的倾向性
通过“杨妃之死”不同文本的比较研究发现，新、旧唐书相关描写具有皇家礼仪的庄重、方式较为人道、痛苦较少等特点，应基本符合实情;倾向于歌颂或同情杨妃“重情赴死”的诗歌、戏曲，一般以史书为据，突出庄重等特点;但具有明确批评倾向的文本，如《梧桐雨》、《过马嵬》等，则无视史实合乎逻辑的记载，着意突出死亡的血腥与残酷。《长恨歌》描写贵妃之死不采史实的庄重，血腥场面细致而鲜明，曾被指责为“无礼之甚”，表明《长恨歌》的确具有显著警示意义，而不是着意歌颂或同情。
一 史料记载的杨贵妃之死
史传记载杨贵妃之死，大致如下:
兵士围驿四合，及诛杨国忠、魏方进一族，兵犹未解，上令高力士诘之，回奏曰:“诸将既诛国忠，以贵妃在宫，人情恐惧。”上即命力士赐贵妃自尽。
——《旧唐书·玄宗纪》11
既而四军不散，玄宗遣力士宣问，对曰:“贼本尚在!”盖指贵妃也，力士复奏，帝不获已，与妃诀，遂缢死于佛室。时年三十八
——《旧唐书·玄宗杨贵妃传》12
及西幸至马嵬，陈玄礼等以天下计诛国忠，已死，军不解。帝遣力士问故，曰:“祸本尚在!”帝不得已，与妃诀，引而去，缢路祠下。
——《新唐书·杨贵妃传》13
对杨贵妃死亡过程，正史记载一般比较简略，《新唐书·玄宗本纪》亦只有一句:“赐贵妃杨氏死”，没有具体、细致的血腥场面描写。不仅如此，还有如下特点:1.写出杨妃之死为形势所迫，除新、旧唐书《玄宗纪》略叙赐贵妃自尽，两唐书《杨贵妃传》均有“帝不得己，与妃诀”之类描述;2.选 择了在当时情况下可能最快和痛苦最少的方式，在封建社会刑罚无所不用其极的背景下，还是具有较为人道的特点;3.尽管形势紧迫，仍然给予帝妃最基本的“礼遇”:“缢死于佛室”或“祠下”，司马光等编写的《资治通鉴》亦载“上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室，缢杀之”14 ，其过程具有一定的庄重特性。
有的研究者认为，这些记载可能有美化帝妃嫌疑。不过，各种史料，包括新、旧唐书基本一致，且正史有其严肃性，并非可以随意美化。史官大多能够秉笔直书，如主持《新唐书》编撰的欧阳修等，在选择史料时不至于轻率。基本的判断是，以上记载具有可靠的真实性及合理性。
二 “贵妃之死”描写的文本及倾向性比较
现在研究《长恨歌》描写杨贵妃之死，共有六句: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峨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对《长恨歌》杨妃之死的描写，一般认为重在表现同情15 ，并不深究《长恨歌》文本的特殊性及深层目的。
作品描写人物死亡的场面，一般说既可引起阅读者对悲剧人物的同情，悲惨的场面也可以起到警示的作用，由引起惨痛后果的原因引出教训，以趋避悲剧的发生。进一步比较可以发现，更多地倾向于前者，即表现同情的，一般避免较多和较细地正面直接描写悲惨场面，而详述悲剧发生的前后过程;倾向于后者，即表达警示意义的，则比较直露地、甚至夸张性地有意显示场面的残酷性，而不满足于一般叙述事实或前后过程。
这可以从今天事故的展览中找到证明。这种展览的主题或目的至为清楚，主要是为了警戒来者，同情居于相当次要的地位。引起同情的目的，也基本上在于加强警戒的效果。所以展览的场面一般很直露、很细致，且多有夸张或着重指出其悲惨与残酷性的倾向，血腥场面惊心动魄，令参观者历久难忘。有一些地方采取的措施，就是让肇事司机直接参观受害者伤亡的场面。从客观效果来看，警戒的作用无疑亦远在产生的同情之上。朱光潜指出:“恐怖超出一定的限度……反而会引起痛感。”16 这里所谓“痛感”，当然不是一般的同情。由痛而警省、趋避，是合乎逻辑的延伸。
反过来说，文学作品要反映人物的不幸遭遇，如果没有很突出的警戒目的，则一般简略叙述悲惨事实——特别是死亡，避免直接过细描写悲惨的场面或过程。以元代关汉卿的《窦娥冤》为例，主题在于揭露官僚腐朽、贪婪，人民的悲苦、冤屈，因此在第3折细致描写了窦娥内心的痛苦，无助，由于主要并不是为了惩戒违法者，因此并没有细致描写死亡的场面和悲惨的过程。朱光潜说:“肉体的折磨在悲剧中往往就很少直接表现。”17 其原因亦在于，悲剧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嘱意于表现同情或歌颂之旨。
《长恨歌》描写杨妃之死诗句“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峨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与正史比较，舍弃“佛室”、“祠下”等，改作“马前”（以帝妃之尊马前而死）;增加细节，如“花钿委地”、“血泪相和流”等，突出悲惨、凄凉之状;全无两唐书所记帝妃之死的基本礼遇与庄重。无怪宋人张戒大为震惊，称:“此固无礼之甚!”18 以为白居易如此描写帝妃之死，甚是过分。
严格讲，新、旧唐书等正史所记杨妃之死较真实可靠，杨妃是“赐死”，而非被乱军掳掠，不至凄惨如《长恨歌》描写。白居易的描写属于艺术创作的虚构，超出了史实的范围，难怪张戒指责。需要注意的正是，恰恰在这些故意有违史实的虚构之中，隐含了白居易的创作目的。
这一段“回看”二字也需注意。前句写“君王掩面”，不忍看贵妃惨死的场面。若不看恐也清静，时间一久或可渐渐忘怀。但白居易偏偏安排明皇“回看”，其场面之惨烈不能不足令君王不敢忘却。此“回看”“事故”后果，犹如有意安排肇事者参观交通事故，主要目的自不在同情，而在警戒肇事者与来者（“回看”应不止仅仅言说创作《长恨歌》时已逝的玄宗）。白居易细致描写杨妃之死的意图，可以明了。
具有戏剧性的是，清代洪昇以李、杨故事为题材创作《长生殿》，宣称“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 而已”19 描写杨贵妃之死就与《长恨歌》迥异。今取《长生殿》第二十五出《埋玉》一部，以供比较:
［旦］陛下虽则恩深，但事已至此，无路求生。若再留恋，倘玉石俱焚，益增妾罪。望陛下舍妾之身，以保宗社……
［旦哭介］［突相思］百年离别在须臾，一代红颜为君尽!
［转作到介］ ［丑（高力士）］这里有座佛堂在此。
［旦作进介］且住，待我礼拜佛爷。［拜介］……
［旦］高力士，我还有一言。［作除钗、出盒介］这金钗一对，钿盒一枚，是圣人定情所赐。你可将来与我殉葬，万万不可遗忘。［丑接盒介］……
［旦看介］唉，罢，罢，这一株梨树，是我杨玉环结果之处了。……
［旦作哭缢介］我那圣上啊，我一命儿便死在黄泉下，一灵儿只傍着黄旗下。［作缢死下］
［末］杨妃已死，众军速退。20
在《长恨歌》中，杨贵妃是为形势所迫，极不情愿，而又不得不死;在《长生殿》中，杨贵妃则是为保全“宗社”，毅然赴死，充满情义。在《长生殿》中，杨妃生前不但有大段请求，而且安排了她交待后事、礼佛等情节，可以说死得庄重肃穆，远甚两唐书所记载。另一方面，它又完全略去了所有直接描写杨贵妃死亡的场面，尤其是死的惨状!
元代白朴《梧桐雨》亦采用李、杨题材，戏曲正名“杨贵妃晓日荔枝香，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对比鲜明，全剧讽意十分明显，贵妃之死的描写与《长生殿》大不相同:
［旦云］陛下，怎生救妾身一救?……
［陈玄礼云］禄山反逆，皆因杨氏兄妹;若不正法，以谢天下，祸变何时得消?望陛下乞与杨氏，与六军马踏其尸，方得凭信。……
［正末（唐明皇）唱］他是朵娇滴滴海棠花，怎做得闹荒荒亡国祸根芽?再不将曲弯弯远山眉儿画，乱松松云鬓堆鸦。
怎下的惨磕磕马蹄儿脸上踏!则将细袅袅咽喉掐，早把条长搀搀素白练安排下。……［旦回望科，云］陛下，好下的也!……［高力士持旦衣上，云］娘娘已赐死了，六军进来看视。
［陈玄礼率众马践科］……21
《梧桐雨》描写了杨贵妃求救、哀怨，完全没有《长生殿》渲染的大义凛然;唐明皇的唱词近于《长恨歌》的“回看”，细节想象惊心动魄;尤其是“陈玄礼率众马践科”等悲惨、残酷场面的安排，更无《长生殿》中的庄重肃穆。《梧桐雨》对贵妃之死场面的描写较《长生殿》更多，更细，尤其更为血腥。白朴描写“率众马践科”历来受到较多批评，一般认为缺乏的真实性。但是批评者却忽视了白朴这样创作的目的。
早在唐代，李益《过马嵬》诗即有类似描写:
路至墙垣问樵者，顾予云是太真宫。太真血染马蹄尽，朱阁影随天际空。丹壑不闻歌吹夜，玉阶唯有薜萝风。世人莫重霓裳曲，曾致干戈是此中。
李益《过马嵬》诗要表达“世人莫重霓裳曲，曾致干戈是此中”思想，在描写杨贵妃之死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描写“太真血染马蹄尽”场面。实际上，白朴只不过以戏曲的方式作了更细致的演绎而已。
清康熙年间进士高璜《马嵬驿》诗云:“三郎底事太郎当，埋玉伤心傍佛堂。莫谓红颜真误国，曾将一死报君王。”高璜认为杨妃“曾将一死报君王”，所以不会想象“血染马蹄”，而是“埋玉伤心傍佛堂”，实与《长生殿》类似。清方玉润《马嵬怀古》:“悠悠情事总难堪，莫怪君王泣再三。泾渭不消呜咽水，棠梨一树立佛龛。”也表现贵妃之死的庄重性。
以同情杨贵妃为主调的，大抵如此。
陈鸿《长恨歌传》的描写，也与《长恨歌》惊人一致:
翠华南幸，出咸阳道，次马嵬亭，六军徘徊，持戟不进，从官郎吏，伏上马前，请诛错以谢天下。国忠奉□缨盘水，死于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问之，当时敢言者，请以贵妃塞天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见其死，反袂掩面，使牵之去。苍黄辗转，竟就绝于尺组之下。 ——《长恨歌传》。
《长恨歌传》与《长恨歌》都没有描写死前进入庄 重的“佛室”或“祠下”、“梨树”，或甚至作为背景，更无念佛、整装等虚构细节;都有杨贵妃死亡惨状的细节描写。“……使牵之而去。苍黄辗转，竟就绝于尺组之下”，杨妃的不愿、无奈、凄惨历历在目，决无《长生殿》中的大义凛然。除了稍后创作的《传》本有为《歌》作注性质，《歌》、《传》作者来往交流甚密之外，创作中以较相一致的思想而作出某些相同的选择和艺术表达当是重要原因。要指出的是，《长恨歌》的描写比《传》还要细致、鲜明!其警示与震动的力度，恐怕也要超过《长恨歌传》。
三 结论
要之，《长恨歌》描写杨贵妃之死，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是极其罕见的。不但与宣称歌颂爱情的《长生殿》完全不同，即与正史的描写亦有不小区别。杨贵妃死亡过程描写之细致、鲜明，惨状之历历在目，实如同事故血腥场面的展览，其目的究竟何属，无须赘言。宋人张戒称“此固无礼之甚”，如果认定作者必须歌颂帝王“爱情”，或应该表达更多同情，那么这种描写确属“无礼”。白居易作这样的描写，原因恰恰就在于他并没有持歌颂态度，而是持批评态度，尽管这种批评是婉转的，与杂文般的讽谕诗大胆、尖锐、直露不一样。
注释
①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2卷），高等出版社1999年版，第348-349页。
②俞平伯《〈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小说月报》第20卷2号，1929年2月。
③参见洪昇《长生殿》第45出“雨梦”，第50出“重圆”，王季思主编《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742-745，759-764页。
④ 20白朴《梧桐雨》，见《元曲选》第1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63-364页，第358页—359页。
⑤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8页。
⑥周明《〈长恨歌〉主题新探》，《文学遗产》1982年增刊（第14辑），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
⑦《王国维文集》（第一卷），姚淦铭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
⑧马茂元、王松龄《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上海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3年第1期。
⑨张哲俊《母题与嬗变:从〈长恨歇〉到〈杨贵妃〉》，《外国文学评论》1997年第3期。
⑩刘大杰《中国文学史（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20页。
11［后晋］刘昫等《旧唐书·玄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32页。
12［后晋］刘昫等《旧唐书·玄宗杨贵妃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80页。
13［宋］欧阳修等《新唐书·杨贵妃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495页。
14［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974页。
15例如:“关于马嵬之死的描写，比较简单，其实不在同情杨妃的被杀，而在同情明皇以天子之尊，不能保全一所爱女子，实际还是同情明皇。”（王运熙《略谈〈长恨歌〉内容的构成》，《复旦学报（哲社版）》1959年第7期）“同情杨妃”或“同情明皇”是学术界主要看法。
16 17朱光潜《悲剧心》，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3页。
18张戒《岁寒堂诗话》。早于张戒、北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称:“白居易曰:‘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峨眉马前死。’此乃歌咏禄山能使官军皆叛，逼迫明皇，明皇不得已而诛杨妃也。噫!岂特不晓文章体裁，而造语蠢拙，抑已失臣下事君之礼矣。”
19洪昇《长生殿》，王季思主编《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613页，第701页。
20洪昇《长生殿》，王季思主编《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701页。 21白朴《梧桐雨》，见《元曲选》第1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58-3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