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及敦煌文献中所见《文场秀句》一书的考察
【内容提要】
《文场秀句》一书存在着作品同名而撰者不同或未具撰者名字等多种记录，而且作品的内容亦有含混不清的问题。本文依据多种资料，探讨并初步析清了它们的原貌及内容。
【关键词】 孟献忠 诗句集 类书语对
一
《新唐书·艺文四》和《通志·艺文八》、《明史·经籍志》等皆著录“王起文场秀句一卷”。《旧唐书》卷一六四所附《王起传》中有“为太子广五运图及文场秀句等献之”的记述。《宋志·艺文六》和《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文场秀句一卷”，但未标注撰者姓名。敦煌文献P.2721号《唐抄本杂抄》中则有“文场秀孟宪子作”的记载。另外，日本所存有注本《游仙窟》中亦有引自“孟献忠文场秀句”的释文。依上述著录文献与记载可知，《文场秀句》存在着著作同名而作者不同的情况。同时，因为这些书皆为佚卷，书中所辑录的具体内容如何亦尚不甚明了。本文拟就以上两个问题，结合所见日本及敦煌文献试作初步探讨。
二
就笔者目前所知，日本所存引用《文场秀句》的文献，有注本《游仙窟》、《倭名类聚抄》、《注好选》、《仲文章》、《言泉集》等五部作品。其中除前述有注本《游仙窟》外，皆未出具撰者姓名。有注本《游仙窟》今所见者有三种:江户时代（1603—1867）初期无刊记本、庆安五年（1652）刊行本和元禄三年（1690）版《游仙窟钞》，三者的底本相同。文中引自“孟献忠文场秀句”的释文在“绛树青琴，对之羞死”一句之下。今录之如下:
魏文帝与繁钦书曰:今之妙舞，莫过绛树。孟献忠文场秀句曰:绛树者，古美妾也。引司马相如上林赋曰:美夫青琴，宓妃之徒。伏俨曰:青琴，古神女也。前述敦煌文献《唐抄本杂抄》中已有“文场秀孟宪子作”的记载，今又见此注文，可知世上确实存在着有别于王起同名作品的孟氏撰《文场秀句》。“孟献忠”与“孟宪子”虽文字上不尽一致，或大略可认作同一作者。孟献忠为唐代人，史书无传，有佛教灵验故事集《金刚般若集验记》传世，据此书《序文》所记，书成于唐开元六年（718）四月，序前署名为梓州司马。孟氏此书国内久佚，但在日本却有多种古写本。现知最早的为平安前期的黑板家旧藏本，另有高山寺本、轮王寺本等。它曾在日本的古刹广为流传，并对日本的佛教文学产生过不可低估的影响。如日本佛教说话文学集的滥觞之作《日本灵异记》就是受到它及《冥报记》一书的影响而编撰的。《日本灵异记》在延历六年（787）一度成书，后又增编。这说明孟献忠的书至迟在撰成六七十年后就已传入日本。
有注本《游仙窟》最为引人注目之处，在其注释部分。该注释用汉文撰写，所引书目广涉儒道、正史杂史、诗、礼、易等七十余种，可谓广征博引①。关于有注本《游仙窟》的注释，清末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八《游仙窟》条文中云:“其注不知谁作，其于地理诸注，皆以唐十道证之，则亦唐人也。注中引陆法言之说是犹及见切韵原本。”日本小说家幸田露伴（1867—1947）在其《蜗牛庵夜谈》中谈到此书，亦推测当为唐时人所注。而神田喜一郎②、吉田幸一等学者则主张出自朝鲜人之手。尤其是吉田幸一氏，依据书中屡次出现的注释者“夫蒙”之姓不见于而见于新罗以及本书制作时间与《旧唐书》所记“新罗日本使至，必出金宝购其（张文成）文”之事相吻合等③，推断此有注本为新罗人所注。此说如若成立，当知孟氏《文场秀句》亦曾传入朝鲜半岛。
从上述有关“绛树”的引文来看，孟献忠的《文场秀句》似乎不像诗句集，而像是一种带有注解性文字的集子。当然，仅凭一句引文来推断该作品的内容，显然不妥。下面我们先来看看其它文献中所引《文场秀句》的情况，或许能从中寻到一些答案。
三
《倭名类聚抄》是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中期，大约在930年前后编成的一部百科全书性质的汉日辞书，又名《和名类聚抄》，或简称《倭名抄》。编者源顺为平安朝歌人，擅长诗文，曾经参与编撰敕撰和歌集《后撰和歌集》。他编纂的这部辞书现有十卷本和二十卷本两种本子，其编撰体例为“先举本文正说，各付出于其注”（《序文》）。即先用汉语标出各个项目，然后援引汉日典籍或举其用例或注解其意，并用汉字注出日语读音。各个词条之间按题目所示的“类聚”的形式进行归类编排，例如其中的“孕妇·产妇·乳母/君·臣仆·人民/师·弟子/宾客·朋友·故人”等。据统计，本书征引汉日典籍多达三百数十种，广含经史子集、杂家俗书。像刘向《别录》、谢灵运《游名山志》、陆机《瓜赋》、甄权《录验方》等已不见传世的作品以及《博物志》、《世说》、《游仙窟》等作品皆出现在本书中④。不过，据《笺注倭名类聚抄》的考说可知⑤，此书多有征于类书的间接引用现象，譬如有关韵书方面的典据系引自菅原是善的《东宫切韵》。本书所引《文场秀句》见于十卷本第一卷的《人伦部》“朋友”条目下注释文中⑥，今按名古屋市大须宝生院藏镰仓时代（1192—1333）的真福寺本录之如下:
朋友论语注云:同门曰朋⑦。尚书注云:同志曰友⑧。文场秀句云:知音得意（朋友篇事对也，故附出）。
《仲文章》，一卷，由“孝养篇”、“学业篇”、“农业篇”、“贵贱篇”、“吏民篇”、“礼法篇”、“金友篇”等七篇及序跋构成，文章用汉文撰写，几乎都用对句，属于诵习记忆用童蒙书。作者假托白居易。据文中所引资料推测，大概编于十一世纪，有多种抄本存世，故宫博物院存有见载于《留真谱二编》中的杨守敬旧藏日本近世写本。依日本正安二年（1300）写卷子本来看⑨，书中所引文献有《论语》、《孝经》、《尔雅》、《广雅》、《韵铨》、《周易》、《楚辞》、《东汉记》、《淮南子》、《说苑》、《史记》、《颜氏家训》、《雕玉集》、《白虎通》、《夫妇令》等。其中所引《文场秀句》之文有两处，分别在第二“学业篇”和第四“贵贱篇”。今录文于下。
第一处在“昔著麻衣，倚一荜之荫。今佩锦衾（别本为“裘”或“绫”），步九重之阶”之后，为双行小注:
荜者，文场秀句云:鬼目草，编为户。九重，辞曰:君之门九层也……
第二处在“仲尼闲居，吏民趣于其教。羸吕现世，燕猿冲于其威”后双行小注:
文场秀句云:羸吕者，武艺臣也。手取弓，空燕离连落地。林猿舍友藏空也。《注好选》也是一部用汉文编撰的用于童蒙的幼学教材⑩，共三卷，上卷所收几乎都是有关中国三皇五帝、唐代以前的劝学故事、孝养故事、史话、逸事等;中卷收入的主要是来自佛典的佛菩萨、佛弟子以及与佛法相关的佛教故事;下卷则为节选于佛典和汉籍的一些佛教、俗家故事，其中动物故事较多。此书现存有抄写于仁平二年（1152）的东大寺观智院等数种写本，据推测大约编成于十二世纪初。书中所引文章，见诸作品名字的除《文场秀句》外，还有《抱朴子》、《白虎通》、《易》、《河图括》、《黄帝书》、《京房易妖占》、《论衡》、《山海经》、《淮南子》、《史记》、《西国传》（《大唐西域记》）、《应验传》（《观世音应验记》）、《太宗贞观录》、《文选》、《仲尼游方问录》、《玉篇》、《广雅》、《乐府》（《白氏文集·新乐府》）以及大量的佛典。但遗憾的是所引文章大都不是直接引用，多数为原作品的多次转引。《文场秀句》的引文分别在中卷第一、二篇和下卷第一、二篇中。今据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本抄录如下:
抱朴子曰:大极，初构者。是以知万物之初、二仪之首。文场秀句云:天云圆清。天形圆，气轻清者上为天。又云:天玄盖。即天色玄故也。……（中卷《天名曰大极第一》）抱朴子云:清浊始分，故天先成而地后定。文场秀句云:地云方浊。地之方浊（衍字）地之方，气之重浊者下为地。又地云方舆。地方，在下为舆。……（中卷《地称为清浊第二》）
文场秀句云:日色赤，故云金。日中有三足乌，故云乌。亦日云阳乌，日为阳精。亦日扶光，日出于扶桑山。（下卷《日名金乌第一》）
文场秀句云:月色白，故云玉。月中有兔，故云兔。亦月云阴兔。亦月云娥影，恒娥为月御。亦月云桂影，月中有桂。亦云景夜。亦望舒。……（下卷《月称玉兔第二》）
《言泉集》是日本镰仓时代建久年间（1190—1199）天台宗唱导流派安居院流所用唱导资料中的代表作品。该作品收集编录了佛会唱导时用的汉文愿文、表白等例文，这些例文多采自佛典和汉文典籍，其中大量引用了有关《孝子传》的故事。此书有数种本子，其中原东大寺北林院所藏本子在其《兄弟姊妹帖》中有相连七则故事引自《文场》11。今全文录之如下:
共被文场云共被。美服（“姜肱”之误）兄弟共被而眠。虽有房室，不忍分胸也。蒙求云“姜肱共被”注云:后汉姜肱，字伯淮。与弟仲海、季江并以孝友闻于世。每共被成欢。同餐文场云同餐。赵孝常与兄弟四食，兄弟不在不食也。
推梨让枣孔融，字文举，四岁便知礼。文场云推梨让枣。孔融兄弟让梨，王戎兄弟推枣。蒙求云“孔融让果”注云:鲁国先贤传云让。与兄食梨枣，辄以择小者耳。
八龙文场云八龙。荀氏有子八人，时号为八龙。语曰:时人荀氏八龙，慈明无双也。蒙求云“慈明八龙”注云:魏志葛夹，字慈明，十二通春秋、论语，颍川为之语曰:荀氏八龙，慈明无双。后果征拜，九十日为司空。两骥文场云两骥。刘王生礼兄弟两人，号为两骥。
二陆文场云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二人并有文笔，机有赠弟诗也。
三张文场云三张。张风兄弟三人俱有文章，俗云二陆入洛、三张减价也。
从《文场秀句》在日本的著录情况来看，除见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之外，未发现其它有“文场”字样的书名，而且《言泉集》引文中“共被·同餐/推梨·让枣/八龙·两骥/二陆·三张”等按类聚形式编排的特点，与《宋志·艺文六》中未署名《文场秀句》见录于“类事”一门的著录情况以及《倭名类聚抄》引文后所附出自其“朋友篇事对也”的记事亦相吻合。依此可推，此处的《文场》当是指未署名的《文场秀句》无疑。
四
上述第三部分所列各书中的引用情况，在其相应部分已大略有所涉及。比如说《倭名类聚抄》中多有转引现象，而《注好选》的转引程度则更或甚之。《言泉集》一书从其为用于唱导场合下的例文集来看，文字的传承流动性比较大，即使当初为原典引用，也难保证现存本的真实程度如何。总括而言，这些书所引《文场秀句》的文例，其准确性很难确保。但是，大致上能够看出一些特点:第一，被引用的文例大都是以注释文形式或相近的形式出现。这种现象本身即说明《文场秀句》一书具有辞书性质，便于作为注释性词句来引用。事实上，从所引的文例内容来看，也证明了这一点。例如《游仙窟》中所引孟献忠《文场秀句》的“绛树者，古美妾也”一文与其它诸书中引用的“羸吕者，武艺臣也”、“同餐，赵孝常与兄弟四食，兄弟不在不食也”等引文相比较，无论其内容的注释性特点还是行文特征，都十分类似。第二，其内容具有类书和经史启蒙读物的性质。这一特点，在《注好选》和《言泉集》的引文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例如《言泉集》连续引用的七则引文中“共被”与“同餐”、“推梨”与“让枣”、“八龙”与“两骥”、“二陆”与“三张”等，都是同类并举，依真福寺本《倭名类聚抄》的引文注亦可知《文场秀句》中存有“朋友篇事对”的内容;此外，《言泉集》所引《文场秀句》文例后大都并引启蒙读本《蒙求》中类似的文例，而引用《文场秀句》的文献中，如《仲文章》、《注好选》等本身即是用汉文编撰的启蒙用书。这些都有力地说明了它具有类书和启蒙书的特点。前面所述的敦煌文献《唐抄本杂抄》中署名“孟宪子”的《文场秀》也属于这一类的启蒙书。在此《杂抄》的“经史何人修撰制注”一文下，列举了包括《文场秀》在内的大量书名。那波利贞氏曾指出:此《杂抄》属于中唐时期庶民的普及性读物，书中所列的这些书籍大致可分为甲乙两类。甲类为作为一般教养应记取其书名和作者的古典名著，如《史记》、《三国志》、《春秋》、《老子》、《庄子》、《尔雅》、《文选》、《汉书》、《尚书》等。乙类则是获取一般常识、养成读书作文基本能力的童蒙用书，如《文场秀》、《孝经》、《论语》、《急就章》、《典言》、《千字文》、《兔园策》、《开蒙要训》等。并且以敦煌文献中遗存为数不少的儿童笔迹的《千字文》、《开蒙要训》之类残卷等为例，进一步论证了这些书在中唐时期作为童蒙教材的使用状况12。还有一点，在此《杂抄》中《文场秀》被列举于“经史”类书籍中，并排列于《史记》和《切韵》、《尔雅》等史书与字书、韵书之间，是否可以推测，这正说明因为它在内容上具有文史书兼注释书的特点呢?
以上论述说明，日本文献所引的不具撰者名字的《文场秀句》具有注释性类书和经史启蒙书的特点。同时，署名孟献忠的《文场秀句》和孟宪子的《文场秀》在内容或形态上又分别与之有着相类似的特征。下面我们再结合《文场秀句》的史书著录情况和敦煌文书中P.2524《古类书语对》来进一步探究一下这两个特点。
首先，以上所论述的署名或未署名的《文场秀句》跟王起的同名作品应当属于不同类别的作品。王起的《文场秀句》著录于《新唐书·艺文》中的“总集类”，前后亦收有同样以“秀句”为题名的作品，如元思敬《诗人秀句》、黄滔《泉山秀句集》、元兢《古今诗人秀句》等。《泉山秀句集》其下附有小注云“编闽人诗，自武德尽天?末”，说明此作同于所举其它两种，皆为诗句集。同时，王起的另一著书《大中新行诗格》，亦见录于其中。郑樵《通志·艺文八》中王起《文场秀句》被录在“诗评一种”之内，列于《古今诗人秀句》、《泉山秀句集》两诗句集与《李洞集贾岛句图》一书之间，同时在这些作品前后所录的大都是诸如“～诗格”、“～诗例”、“～吟谱”、“～丽则”、“～句图”、“～诗话”等作品。“句图”乃古典诗评的一种，主要靠摘编名章秀句或专摘一家之诗，让读者通过对众多章句的直观默照而参悟句法。它出现于晚唐，略晚于中唐时期出现的“秀句”，在实质上两者是一致的13。另外，在《明史·经籍志》中它被著录于“总集”所附“诗文评”一类中。综上所述，王起的《文章秀句》应当是一部收集诗文佳句的诗评性质的书，它与上述的同名作品应该属于不同类别的作品。
其次，未署名撰者的《文场秀句》见于《宋志·艺文六》的“类事”中，在其前后同时著录的还有《章句纂类》、《子史语类拾遗》、《笔语类对》、《修文异名录》、《文场纂要》、《文房纂要》等。而像元兢的《古今诗人秀句》等曾与王起的《文场秀句》归为一类的许多冠以“秀句”、“诗格”、“句图”的作品则著录在《宋志·艺文八》的“文史”类中。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它则归于“小学家”一类。此“小学家”类中还著录了《开蒙要训》、《千字文》、《说文解字》、《切韵》、《字书》、《文笔范》、《文章故事》等作品。而像《秀句集》、《词苑丽则》、《古今诗人秀句》之类的秀句集虽亦见录于此《见在书目录》中，却归类于“总集家”。两书中所存在的这种同为“秀句”集而明显地归为不同门类的著录情况，亦说明未署撰者名的《文场秀句》在内容上与王起的《文场秀句》等诗文秀句集存在着不同，属于不同类别的作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从其所归属的“类事”、“小学家”之门类以及其前后同时著录的作品情况来看，与前面分析得出的日本文献中所见引文的特点正相吻合，说明它是一部具有类书兼辞书性质的作品。同时，《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与《文场秀句》并录的《开蒙要训》、《千字文》等书，亦见于前面所述的敦煌文献《唐抄本杂抄》中。这也间接的告诉我们，孟宪子的《文场秀》与不署撰者姓名的《文场秀句》在作品内容与形态上所具有的一致性。
再者，从上文中可以看到，《宋志·艺文六》“类事”一类中，与《文场秀句》并举的有《笔语类对》、《子史语类拾遗》之类的书。其实，这类“语对”书在敦煌文献中亦有遗存，这就是P.2524的《古类书语对》等。此卷子按“王、公主、公卿、御史……闺情、神仙”等分为三十九个门类，按门类对举相应的包括人名、地名、名词、典故等词语，并在这些词语下引经据典，加以注释。其中在“兄弟”一类所列的词语及其注解中，有一部分与上述第三部分中所举的日本文献《言泉集》中引用的《文场秀句》的文例非常近似。即“共被·同餐”、“推梨·让枣”、“八龙·两骥”、“二陆·三张”等四组八句。在《古类书语对》中，这四组除了“共被·同餐”和“二陆·三张”两组各自的先后配列顺序相反外，不但四组的排列顺序一致，而且其注释的文字部分亦很接近。同时，在“美女”门类中亦收有“绛树”一词，其下所附注释的前半部分亦与有注本《游仙窟》中所引孟献忠《文场秀句》的文例一致。由此可见，这个资料极为重要，它既能使我们明确不署撰者名字的《文场秀句》是一部具有如何内容和编撰形态的书，同时又为我们寻找它与孟献忠的同名作品、孟宪子的《文场秀》的关联提供了材料依据。将此资料与《唐抄本杂抄》连在一起考虑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敦煌文献中既出现了记录孟宪子的《文场秀》的卷子，又存在着与中日文献中著录和引用的《文场秀句》以及孟献忠同名作品有密切关联的资料。它给我们一个启示，在考察《文场秀句》一书时，P.2524与P.2721两份资料是不应孤立看待的。鉴于本文的主旨在于廓清《文场秀句》一书在作者和内容上的混乱，对于此三者的关系，在此不作详究，拟另撰文进一步探讨。
五
综合以上考察，第一，从史书的著录情况结合日本文献中所见《文场秀句》的引文可以断定，王起的《文场秀句》与未署撰者名字的同名书属于不同类别的两种著述。王起的《文场秀句》属于具有诗文评性质的诗句集，而未署撰者名字的《文场秀句》应属于有着类似于敦煌文献中P.2524《古类书语对》的内容和撰述形态的、具有普及习作用语和经史常识性质的童蒙书。两者在启蒙的功用上或许一致，但在内容上属于截然不同的作品。第二，被引用于日本文献的未署名撰者的《文场》的引文与被引用于有注本《游仙窟》的孟献忠的《文场秀句》同时见于同一作品——敦煌文献P.2524《古类书语对》;《宋志·艺文六》“类事”一门中与未署名《文场秀句》并举之书中又恰恰有《笔语类对》等“语对”书;同样为敦煌文献的中唐时期庶民教育的普及性读物P.2721《唐抄本杂抄》中记载着孟宪子的《文场秀》，且与其同时并载的《开蒙要训》、《千字文》等书，亦见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小学家”中著录的《文场秀句》一书的前后。从它们之间在内容以及形态上所存在的如此广泛的一致性可以推断:未署名撰者的《文场秀句》、《文场》，孟献忠的《文场秀句》和孟宪子的《文场秀》，四者应为一书，即孟献忠的《文场秀句》。依据孟献忠的著作《金刚般若集验记》得知，他在长安三年（701）时任申州司户，开元六年（718）任梓州司马时期撰成此《集验记》。此作品中收录的《金刚经》灵验故事中很多属于献忠称之为亲自记录的，这些自录的故事中所记人物多为献忠直接或间接相识的县令、司户、地方僧人。由此推知他应属于一个敬信佛教的地方文人官吏。他的这一身份也是极符合为启蒙用书《文场秀句》作者的。正因为献忠属于一地方文人，他的作品及文名自然莫如在京师长安有影响力，最终不为人知、不为史书所著录亦在情理之中。《集验记》上卷的《救护篇》中有一则记述梓州福会寺僧人神晏于万岁通天元年（696）所经历的诵经灵验故事，其末尾处附有献忠采录此故事的记事:“献忠亲自追问，具说源流。神晏当时始年三十八也。”照此推算，开元六年时神晏应为六十岁。如果献忠与其同龄，当属他的晚年期。另外，本书所收的献忠自采故事亦多发生在万岁通天年间至开元五年之间。据此大致可以推知，献忠大抵是一位生活于武则天时代至唐玄宗时代的人物，其《文场秀句》亦当撰成于他成年以后的某一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