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变革的隐痛——论张炜早期小说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9-05
张炜是对当代社会现实有独特思考的作家，他的强烈的道德关怀精神以及由此出发的对现实的质疑和批判常常引来众多的争议。从1993 年以后，张炜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变得更加尖锐触目，他对剧烈变动中的社会现实的忧虑充斥于这一时期他的所有文字中。《九月寓言》及其后一系列作品当中按捺不住的忧愤，对文明的疑虑，对道德理想的高调宣扬，使原本显得低调沉默的张炜一跃成为知识界、文化界的焦点人物。对张炜的这一“转变”，批评界看法不一。誉之者称其对精神理想的坚守浸透着深厚的人文关怀，毁之者则认为张炜的“道德重建”的激情以及他对当下现实的质疑和批判，在根本上是“反现代性”的，是站在“守旧”、“没落”的农业文化立场上对现代文明发展的“诅咒”，有着民粹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精神影子[1]。在这些批评者看来，张炜的“反现代性”立场不仅决定了他对现实的批判是虚弱无力的，而且也是对80 年代的启蒙主义精神的背叛。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显然有不同的思想出发点，与批评者各自对当下现实的感受、认识的差异不无关系，简单地判定双方的对错没什么意义，而那种把张炜的创作与某种既有的概念和思想体系强扭在一起的批评方式也是缺乏生产性的，除了强化某些固有知识之外，并不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现实。鉴于此，我将避开引起众多争议的张炜90年代后的所谓“转向”，而将目光转向其早期创作，即《古船》以前的那批小说。在我看来，这些早期作品对于理解张炜在《九月寓言》后的发展变化极为重要，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张炜创作的一些基本思想都已包含在这批作品当中了。
不无遗憾的是，张炜的早期作品(特别是《秋天的愤怒》之前的作品) 似乎遭到了评论界的普遍漠视，甚至还不乏苛评。一种比较严厉的批评认为张炜的早期作品没能“写出真实的、血淋淋的农村生活来”，反而在唱着“美、幸福、快乐”的颂歌，这证明他是受了“文革”遗风的影响，大脑和心灵都被一种“虚的观念”所左右了[2]。这个批评恐怕是过于严厉了。农村生活有诸多面相，未必只有“血淋淋”才是农村生活中的“真实”，揭示农村生活诸多面相之间复杂纠结的关系才是更关键的。事实上，在张炜的这批作品中，即便是对“美、幸福、快乐”的赞颂，也包含有一些独特的声音。忽视其存在难免会导致片面的误解。对张炜早期作品的另一种有影响的解读是把它们归入到80 年代的启蒙主义思潮当中，强调其中所透示的“个性”、“自由”、“知识”等主题。这种看法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仍不免流于片面，没有充分注意到张炜早期创作的异质性。在启蒙话语覆盖一切的80 年代，张炜创作中有一些时代主题的回声，这是再不过的，但他又是一个目光敏锐、精神强大的作家，这种独具的素质和禀赋使其作品常常能触及一些被当时的人们所忽略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今天已充分暴露出来，严峻地摆在人们面前，此时再回顾张炜的这批作品，令人不禁要感叹文学确乎有知微察渐、睹先机于未发的力量。在我看来，这种超越时代的前瞻性正是张炜早期作品的独特价值所在。
一
70 年代末的农村题材小说基本上延续了“伤痕文学”的思路，着重于揭露“文革”期间极左路线给农村带来的深重灾难，农民不仅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陷入极度贫困，连追求爱情这样的基本人权也遭到剥夺，人性被摧残、扭曲，家庭失去了和睦，一些基层干部横行乡里，为所欲为，贫苦无告的农民只能仰其鼻息，惟求自保。这样的社会实在已恶化到极点。这就是包括《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李顺大造屋》、《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一批获奖作品所描绘的一幅阴暗悲惨的农村社会画卷。
1978 年，安徽省率先在全省范围推行承包责任制，掀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1979 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认可了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合法性。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在全国推广，到1981 年底，全国农村已有90 %以上的生产队实行了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变革带来的最直接可见的变化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粮食增产了，农民看到了摆脱饥饿的希望。
农村改革直接影响到了当时的文学创作。从1980 年起，农村题材小说开始着重描写改革给农民生活带来的变化。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何士光的短篇小说《乡场上》。吃不饱肚子常年低头做人的冯幺爸，终于第一次直起腰杆，说出掷地有声的公道话。冯幺爸腰杆硬了，是因为实行责任制后，粮食多打了，日子有了盼头，不用再像往年那样求曹支书要返销粮了。这篇小说通过对农村生活中一件小事的刻画，反映了国家政策的变更给农村带来的变化，它首先体现在农民个体人格尊严的失而复得上。从个体“人性”的复归写出时代的变化，是这篇小说最令人称道的地方，而“个体”、“人性”恰恰是当时思想界、知识界所极力鼓吹的两个核心价值，也是整个80 年代思想的两面旗帜。
揭露“文革”伤痕，歌颂改革成就，这是新时期开头几年农村题材小说的两种基本模式。而张炜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显示了与众不同的路向，他既无意去揭过去的伤疤，也不满足于歌颂当下的“幸福”，而是倾注全力去描摹、塑造自己所热爱的“芦青河”世界。他笔下的农村没有令人窒息的浓重暗影，反倒洋溢着田园牧歌般的情调。这种游离于主流之外的幻美声音遭到了不少批评家的诟病，这或许可以反过来证明张炜是一个有着坚强创作个性的作家。当然，在“芦青河”系列里，我们仍然能看到当时流行的一些思想主题，知识启蒙便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获1982 年全国短篇小说奖的《声音》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有严重身体缺陷的小罗锅凭着过人的毅力，利用为生产队割牛草的间歇发愤自学，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地考进了公社工艺制品厂，实现了自我的价值。与小罗锅形成对照的是二兰子。这个淳朴憨厚的姑娘只上过几天学，在家里帮着干农活。她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在找到婆家之前，似乎只有靠割牛草来打发日子。小罗锅的成功却给了二兰子不小的震动，她那颗懵懂的心不免有了憧憬，第一次认真地思考起自己将来要走的道路。这个短篇的主题是发现自我、实现自我的潜在价值，而把懵懂的个体从蒙昧中唤醒的“声音”正是由英语所象征的现代知识。《山楂林》里的阿队16 岁了却还只上四年级，但她天资聪颖，顺口溜乃至难懂的古诗只要听上两遍就能背出来，让城里来的大学生莫凡惊喜不已。在莫凡的百般启发下，小阿队终于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她原来只想看一辈子山楂林，最后却被鼓动着想当一个工程师了。来自城市的启蒙者所带来的知识象征着一种先进的文明，它能够引导人们从自在进入自为。在这里，我们确实可以从中依稀看到“城市—乡村”二元对立模式的影子，它们分别代表了先进与落后、文明与愚昧。这种价值对立在《芦青河边》这篇小说里表现得更鲜明些。小碗儿与同村青年李林相爱，却不敢公开关系，约会也要偷偷地避人耳目，因为在那个偏僻的小山村，青年人若是不经媒人介绍而私自相好，就会被认为不要脸。驻扎在当地的地质勘查队带来了新风气，相爱的男女勘查队员可以自由自在地携手游玩，完全无需顾虑别人会怎么看。这对当地保守的风俗是个不小的冲击。最后，小碗儿在女大学生郭蝈的开导和鼓励下，终于勇敢地冲破了陈旧观念的束缚，大大方方地公开了与李林的恋爱关系，同村的其他青年也在勘查队员的影响下逐渐解放了思想。
在这几篇作品里，作为启蒙力量的知识都来自于农村之外的世界，它们所代表的显然是先进的现代文明。在这点上，张炜的早期作品与当时流行的启蒙话语是相吻合的。但我们也注意到张炜并没有刻意突出现代知识文明与乡土道德习俗之间的尖锐对立。就像二兰子的懵懂无知也蕴含着一种天真未凿的美好一样，乡村的传统道德习俗尽管有其蒙昧的一面，却也不能说它就是非人性的，在个体践行者身上它甚至还能折射出令人钦敬的人性光芒。在这方面，《拉拉谷》是一个很典型的文本。骨头别子年轻时有点心花，迷恋上同村的青年寡妇二姑娘，结果使妻子在无人照料的情况下死于难产。这件事让他终生刻骨难忘。在此后二十多年里，虽然痴情的二姑娘屡屡向他示爱，他自己也确实深爱二姑娘，但道德上的自我谴责还是使他紧紧地关上了心灵之门。相爱却不能厮守，这令两人都痛苦不堪。骨头别子严峻、苛刻的道德观也给女儿金叶儿的爱情投上了阴影，他不顾女儿的反对自作主张地要把女儿许配给泊里鹿，可金叶儿却爱上了地质勘查队的陆小吟，这使骨头别子大为震怒，在他看来，女儿不从父命、偷偷地和人相好简直就是伤风败俗。尽管得不到骨头别子的同意，两位年轻人却下定了决心，再不重蹈上一辈人的覆辙，而要勇敢地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两代人的不同爱情遭际旨在揭示的是乡村道德的“开化”，但这篇作品最令人感兴趣的还不在这个启蒙的框架，而是骨头别子失败的爱情中所包含的那种悲剧力量。同样写爱情的悲剧，《拉拉谷》与稍前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以及《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阻止相爱的人不能长相厮守的，不是某种外在的牵制力量，而恰恰是强大的道德感。站在现代伦理的立场上看，骨头别子的冥顽不化也许是不道德的，因为它除了给当事者造成无穷的痛苦之外似乎没有什么正面的价值，但这种对固有道德的执守又不可简单地目之为愚昧，而是有着复杂深刻的人性内涵。这篇作品所隐现的对传统道德的复杂感情在张炜后来的创作中被表现得更充分。在《山楂林》里，我们同样能感受到张炜在拥抱现代文明时的那一丝犹豫。不远处的煤矿的“火焰山”对山楂林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莫凡说现代化的滚滚洪流是无法阻挡的，山楂林极可能被这洪流所毁，正是在这一刺激下，阿队才发誓要做工程师，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能获得“设计”、保全自己家园的权力。对现代知识的渴望其目的却是要通过知识来阻止现代化对家园、土地的破坏，这里面存在着一种微妙的悖论。在张炜的小说里现代文明常常是由地质勘探队来象征的，“勘探”这个反复出现的意象颇耐人寻味，它既是用知识对沉默无言的大地进行规划和开掘，同时又是对自然地貌和环境的破坏，它所具有的双重性恰好能映照出张炜对农村现代化的矛盾情感。
张炜早期小说中80 年代启蒙思想的痕迹也表现在对个性价值的肯定和赞扬上。刻画农村中新一代知识青年的精神追求是这一时期张炜小说创作的主题之一。除了前述的《声音》之外，《三大名旦》和《野椿树》也很有代表性。《三大名旦》中的大萍儿是一个极有个性的农村女青年，她的一些生活习惯很城市化，比如农闲的时候要歇个星期天，什么活都不干，浑身收拾得干干净净，穿上好衣服出去玩儿。她平时爱穿白力士鞋，黑尼龙丝袜，头上还要戴一个护士那样的小白帽。她还爱读书，喜欢文学(书架上插有卢梭的《忏悔录》，还订了《人民文学》等几种杂志，对河西的一个业余作者非常仰慕) ，爱跟有见识的人聊天，爱跟附近矿上的工人扎堆，因为她觉得这些工人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远非村里人所能相比。大萍儿的卓尔不群令其陷入到孤立之中，在村里人眼中，她的所作所为不像一个本分的姑娘，名声自然也就不那么好。但事实上大萍儿却是一个很能干的姑娘，农活样样拿得起，关键时刻也能挺身而出，跳到水中护堤。《野椿树》描写了回乡务农的高中毕业生的精神苦闷。许葭、邹方平这些接受了现代知识的农村青年在生活方式和趣味上都已与农村拉开了距离，他们农村社会变革的隐痛与周围的人群格格不入，成了农村中的他者。他们对土地不再有依恋之情，一旦有机会，会毫不犹豫地离开土地。而当无法脱离农村时，就只好把痛苦转化为发家的努力了。邹方平就靠着经营香椿苗圃而成了当地令人瞩目的“万元户”。张炜似乎是想借着这些农村知识青年的形象，表达自己对新时代的“现代农民”的某种想象，这样的“现代农民”不像其祖辈那样从头“土”到脚，他们可以像城里的知识人那样“谈点诗，谈点，甚至在晚饭之后弹一会儿钢琴”。这种想象虽然充满善意，却是虚弱而扭曲的。这样的新农民在生活方式和趣味上都明显地城市化了，其形象充其量只是城里人的一个投影。如果农民的现代意识仅仅体现在对城市生活方式和城市文明的追慕上，亦步亦趋，刻意仿效，那么他/ 她在被启蒙的同时难道不也是丧失了其主体性吗? 在这些作品里，张炜虽然敏锐地抓住了农村中部分知识青年的思想新动向，但当时的主流话语对现代化的狭隘想象显然束缚了其思考力量。在那一整套现代化话语体系当中，现代化被认为首先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的一个基本标志就是个体的觉醒、自我的实现，个性、自我因而被赋予了天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现代人”通常被简单等同于一个拥有现代的(西方的)知识视野、具有强烈的个体意识、把自我价值的实现作为人生首要目标的自主主体，而在个性解放的旗帜下，个体欲望也被认为是人性的基本部分而获得了正面的肯定。这样的“现代人”是以欲望为内驱力的利益主体。把现代化落实为首先是人的现代化，实际上是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连结个体与国家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的变革和重建，其结果必然是“觉醒”后的个体成为逐利型的原子式个人。在这一套现代化话语的规划图景中，农村的现代化被等同于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农民”则被想象成与乡土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决裂、自觉接受现代城市文明及其价值体系的叛逆主体。这种农村现代化模式实际上是向城市文明的全面投降，当乡土社会的传统价值根基遭到摧毁、赖以团结社会成员的中间组织被破坏之后，农村社会所迎来的决不是“现代化”的美好允诺，而是社会解体后的凋敝和破败。
尽管张炜的早期小说未能摆脱当时主流的现代化话语的笼罩，但我们仍能从中看到他本人的一些独特思考。他不像当时的许多农村题材小说那样，把农村当作落后、愚昧的标本与现代文明直接对立起来，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农村社会中的道德人情之美，他对现代化进程可能对农村社会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深怀忧虑。虽说他对农村社会的描绘不无美化，但似乎不能说这就是一种过客式的审美欣赏，在这背后的价值建构的努力仍然值得肯定。
二
在《芦青河告诉我》的后记中，张炜说： “我厌恶嘈杂、肮脏、黑暗，就抒写宁静、美好、光明; 我仇恨龌龊、阴险、卑劣，就赞颂纯洁、善良、崇高。我描写着芦青河两岸的那种古朴和宁静，心中却从来没有宁静过。”这段话道出了张炜创作的秘密： 对“宁静、光明、美好”的描写，对“纯洁、善良、崇高”的赞颂，恰恰是因为在现实中这些美好的东西正在急速地流失。
张炜对芦青河两岸农村社会的抒情化描绘，一直遭到不少人的批评。批评者指责他没有写出“真实的、血淋淋的农村生活”[3]，他对美好的人情道德的咏赞凸现了他的“道德乌托邦”理想。在我看来，这些批评都把张炜早期的小说世界静止化、非化了。如果通览这些作品，会发现张炜描绘的其实是处于变动中的农村社会，这个社会在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的推动下，渐渐变得面目全非，虽然仍不乏美好，但这美的光泽却在黯淡下去。在这个意义上说，张炜的吟唱有点接近于挽歌了。
不妨先来看一下《夜莺》这个短篇。它以优美的抒情笔调写出了农民收获的喜悦。七月的夜晚，大伙儿聚在大场院上打麦子，对胖手儿这样的年轻人来说，这简直就像是个盛大的节日。心灵手巧的胖手儿负责打麦垛，站在高高的麦垛上可以俯瞰整个热火朝天的场院，天上的星空深邃辽远，身边麦草柔软清香，南风拂面，胖手儿禁不住要高兴地唱起歌来。从村里的大学生二环那里，胖手儿学到了“美是生活”这句名言，这句话多么贴切地说出了她内心的感受啊! 她禁不住站在高高的麦垛上迎着铺满灯光和月光的场子喊了起来; “美—是—生—活!”这篇洋溢着田园风格的作品曾遭到严厉批评，认为张炜让一个文盲村姑在劳动中咀嚼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言“美是生活”，恰恰证明了他已被一种“虚的观念”所支配，这种“虚的观念规定了他只能说好、美、幸福、快乐之类”。其实对《夜莺》这个文本，我们不能只关注它写什么，纠缠于其描写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这样的问题，而应该更多地注意它写作的历史背景，换句话说，就是必须把它所写的内容历史语境化。《夜莺》描写的是农村的集体劳动，正是在热火朝天的集体劳动中，人和人之间表现出彼此协作、关心、友爱、团结的和谐关系，个体也建立起对共同体的认同，深切地体验到生活的美。在这篇小说里，田园牧歌式的美是与对劳动共同体的体认分不开的。这篇小说创作于1982 年6 月，而在同年8 月创作的另一篇小说《猎伴》中我们知道芦青河地区已经实行了承包责任制，由此便不难断定《夜莺》所描绘的应该是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前的生产队的集体劳动生活。因此，这篇小说恐怕不能单纯看作是对农村田园生活之美的抽象讴歌，张炜在其中应该是另有寄托吧。如果联系同一时期诸如《猎伴》之类的作品，我们似乎不难从《夜莺》中读出一丝不安和忧虑。
农村青年的思想和生活是张炜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主要内容。这批农村青年和父辈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是在社会主义农村长大的，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以及成长的环境都使他们牢固地树立了对生产集体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又通过青年们的各种集体活动而得到强化。正是靠着这种对生活共同体的强烈认同，这些农村青年才对土地有了舍不得离开的眷恋之情。然而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这个集体生活共同体却迅速瓦解了。再没有热火朝天的集体劳动，代之而起的是每家每户的独自劳作，而当生产队这个基层单位也开始逐渐丧失其组织功能时，依附于其上的一些集体生活形式也随之消失了。比如夜校曾在农村青年的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在那里他们学习、聊天、唱歌、打乒乓球，结识朋友，点燃爱情之火，而在实行责任制后，夜校被关闭了，青年们失去了活动的场所。生活方式上的这些变化怎能不令敏感的青年感到郁闷呢?
《猎伴》就很真实地写出了农村青年在面对这
种转变时内心的困惑和苦闷。大碾原是个有热情、有活力的小伙子，和二满、三喜等几个青年伙伴一起扳倒了村里的“土霸王”刘三拐子，热火朝天地带领大家修水道、打机井、整治田地，还办起了纺绳厂，雄心勃勃地想把村集体建设好。可一切才刚开个头，上头就要求推行责任制，分地到户，大碾原来的计划彻底泡了汤。他想不通，一气之下辞去了生产队长的职务，把心思放在了自家的责任田上。实行责任制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起早贪黑地苦干，除了种责任田，农闲时间还搞副业。粮食确实多打了，钱也多了，但伴随着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日子富裕了，村里的老人都很高兴，可青年们却有了失落感，原来丰富多彩的集体活动没有了，因为很难再召齐人，不是这个要去收谷子，就是那个要去运高粱……他们牢骚满腹，纷纷跑到大碾那里发泄烦恼和不满，他们怀念大田里集体劳动的号子，怀念夜校里通明的灯火，怀念二满的歌声⋯⋯以前舍不得离开农村、放弃招工进城机会的青年们纷纷离开，到最后连一开始坚决支持责任制的二满也进镇当工人去了，因为他们发现这土地已变得如此陌生，以往“那种火爆爆的生活，那种向上的力量”都消失了。在实行责任制以前，劳动是一种集体活动，是农村公共生活的重要形式之一，它在农村青年眼里有一种创造生活的浪漫色彩，但在分田到户后，集体劳动的形式被轰毁，劳动蜕变成谋生、发家的手段。劳动在价值上的急剧跌落让青年们改天换地的理想失去了寄托，生活的意义成了一个问题，而这种意义失落的空虚是绝对无法用富裕来填补的，他们越是悠闲，就越是感到空虚，正是这种空虚感最终迫使他们离开了土地。
张炜对责任制的思考是复杂的。他认识到责任制打破了以往大呼隆集体劳动的弊端，确实激发了农民的责任心和积极性。在《看野枣》这篇小说里，三来在当生产队长的时候总是游手好闲，靠着手里的权力捞一点好处。在实行责任制后，这个怕苦的懒汉也被逼得勤快起来，下力苦干，从而改变了人们对他的不良印象。辛勤的劳作换来了丰硕的成果，农民的日子确实比以前好过多了，这和责任制的推行是分不开的。但张炜也注意到在实行责任制后，农村的生产水平却后退了。以前生产队有大农具，耕地有拖拉机，播种用播种机，打谷子也有脱谷机，可推行责任制的时候，这些集体的大农具都被变卖了。在失去了农业机械后，农民只能靠人力干活，没有牛的家庭只能用肩膀拉犁，用镢头、木耧下麦种，那多打的每一粒粮食都是农民用加倍的汗水换来的啊! 对缺少劳力的家庭———尤其是那些子女在外、家中只剩下老年人的农户———来说，农村社会变革的隐痛这样艰巨繁重的体力劳动是难以承受的，这些家庭渐渐地就落在了后面，陷入相对贫困的状况。《第一扣球手》里老农民半拉，女儿棉棉是著名的排球运动员，早年丧妻的他孤身一人留在农村。半拉虽说是干活的好把式，但要伺弄好自家那份责任田，却也不容易，要付出比集体劳动时代艰苦得多的劳作，繁重的体力劳动使他比过去更加苍老了。看到父亲如此辛苦，棉棉非常难过，她不明白责任制怎么反倒使劳动方式倒退了，以前沟渠四通八达，都用机器浇水，而如今父亲却还要摆弄废弃多年不用的轱辘，从井里打水浇地。棉棉不明白，是因为她不知道实行责任制以后，在大集体时代费尽千辛万苦建设起来的水利设施不仅得不到维护整修，反而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农民们只顾自家田里的事，谁还会去管堤堰渠坝呢? 不仅如此，一些私心重的农民为了多占地，毁掉了自己地界里的水道、机井不说，甚至还侵占渠道用地，致使农村的水利设施完全瘫痪，灌溉用水便只能靠手提肩扛了，逢上旱灾，损失就更惨重了。在《猎伴》中，正是因为水道被破坏，造成了庄稼大片干死[4]。
这些年来，被广泛宣传的一种论调是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是生产力的一次解放，其主要依据是粮食产量提高了[5]，但正如张炜的早期小说所揭示的那样，这种所谓的解放却是以农民付出更加繁重的体力劳动为代价的。耕地的条块分割更使得农业倒退到了传统小农的时代。当年曾让张炜感到困惑的问题，如今已可看得分明。推行责任制原本就不是为了把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是要利用农民对私利的追逐之心，来激发他们的生产热情。通过分田到户，国家或集体得以从生产组织中撤离，免除原来组织、管理生产所需的相应投资，先前由国家承担的一些责任则被卸给农民自己来背负。劳动生产水平的下降还仅是表面的现象，在更深的层面上，责任制对个人利益原则的引进，有力地瓦解了社会主义农村的社会结构方式以及相应的生活方式和伦理道德准则。在以前，公社、大队、生产队、家庭形成了一个井然有序的层级结构，劳动和分配都由集体组织和控制，个人、家庭与集体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依附关系，而在实行包产到户的责任制以后，生产完全成了农户个人的事情，集体组织已基本瘫痪，丧失了以前的多种功能，多少年积聚起来的集体资产也以各种方式在不断流失。家庭尤其是核心家庭取代了以前的生产队成为农村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这种结构性变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农村公共生活的日渐萎缩，邻里之间的串门聊天似乎成了唯一的公共生活形式。发展到今天，搓麻将成了许多地区的农民唯一的公共娱乐形式，在集体退场的情况下，公共生活的贫瘠化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而打麻将作为一种把娱乐和逐利完美结合在一起的娱乐形式上升为农村中主导的消闲娱乐形式，似乎也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利益至上的原则渗透到农村生活的一切领域，生产、休息、娱乐、交往，无一不蜷伏在其笼罩之下，这种变化之巨大远远超出了当年人们的想像。
当几乎所有人都在为承包责任制大唱赞歌的时候，张炜却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制度变化给农村生活带来的消极影响。在时隔20 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目睹农村公共生活被彻底摧毁的荒凉景象时，就更能体会到张炜当年的忧虑的沉重分量了。
三
在对张炜的各种批评中，火力最猛的莫过于对其道德理想主义或道德乌托邦的质疑，有不少人甚至认定他是反现代的，是站在落后的农业文化立场上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道德问题确实一直是张炜创作的一个核心，他对现实的否定也往往是从道德的角度出发的，但应注意到张炜对道德问题的关注，是因为他敏锐地觉察到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利益至上的原则一跃成为社会生活中支配一切的首要原则，导致了社会道德的窳败。现代文明社会不等于是一个惟利是图的社会，也不等于是一个可以肆意破坏生态的社会，张炜所要反对、所要谴责的是惟利是图的市侩，以及在它支配下所衍生的对自然的掠夺性破坏。即使他从传统思想道德那里汲取了不少精神资源，但他对现实的批判仍然立足于当下，是对一切“伪”的揭穿和清理，这样一种正当的立场怎么能简单地说成是反现代的呢?所以，对张炜的道德关怀的任何探讨都必须放在具体的语境中，不能在“现代—前现代”、“文明—农业文明”的二元框架里面作抽象的辨析。
还是回到张炜的创作。在其早期作品里，张炜热情地讴歌了芦青河两岸乡村的纯美人情，但我们是不是也能觉察到在他的歌声里隐隐流露了一丝忧
虑和不安呢? 答案是肯定的。在《一潭清水》里，
徐宝册、老六哥这两个看瓜人和孤儿瓜魔本来关系
很融洽，瓜魔隔两天来一趟，帮着给瓜浇水、打冒
杈，还带来自己捉的小鱼，两位看瓜老人总是宽厚
地让他放开肚皮把西瓜吃个饱。在承包瓜田后，老
六哥对瓜魔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开始觉得瓜魔是
一个令人讨厌的不正经孩子，而真正的原因却无非
是嫌瓜魔太能吃西瓜了，他看着心疼得慌。老少三
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像一潭清水，而如今这一潭清水
却不再清澈了。是什么搅混了这“一潭清水”呢?
显然是人的利欲之心。原来瓜是生产队的，所以老
六哥不心疼，而承包后那一个个瓜可就等于是自己
口袋里的钱了，这时候老六哥可就舍不得了。老六
哥的反应自然也是正当的，以前受穷，现在眼看着
有致富的希望了，对寄托着自己希望的瓜当然就多
了一份珍惜。但从这前后变化中，我们又不难看出
个人利益原则伴随着责任制的推行在农民心中渐渐
占据了上风，他们开始更多地考虑自身的利益，并
从这一角度出发来重新衡量并调整与他人的关系。
这种变化对原来相对简朴的人际关系以及道德伦理
观念产生了不小的冲击。自私自利、以邻为壑的现
象开始冒头。为抢夺灌溉用水，黄鲶婆把分配给别
人烟田的水偷偷地引到自家烟田里(《女巫黄鲶婆
的故事》) ，颜凤启在发生水涝的时候把自家田里的
水排到别人的地里(《红麻》) ，这在以前是比较少
见的。当个体利益成为处理人际关系的首要原则
时，不仅是邻里之间的关系，甚至连家庭内部的关
系也遭到破坏。《达达媳妇》里那位俊俏的弟媳会
为了一个小小的米斗或是一块瓷盘而与婆婆争吵，
把婆婆气得病倒在床。
社会道德水平的下降当然不能完全归因于责任制的推行。在实行承包责任制之前的乡村也未必是民风淳朴的桃花源，而是同样存在损人利己甚至不惜残害别人的丑恶现象，这在同一时期的许多文学作品尤其是“伤痕文学”中都有大量的揭露。张炜自然也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在稍后的《秋天的愤怒》等作品(尤其是《古船》) 中，他把批判、反思的视角扩展到了整个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时期。但不可否认的是，责任制对个体利益原则的引入使农村社会的道德问题有扩散化、严重化的趋势。在集体化时代，普遍化的贫穷减少了因利益争夺而引发纠纷的可能性，农村社会中的道德危机主要是由一轮轮的运动所引发的，人们为求自保而不敢挺身而出、伸张正义，甚至不惜打击、陷害他人。这是迫于外部强大政治压力而导致的道德沦丧。在推行责任制后，农村中产生的矛盾、纠纷的国家政治色彩相对减弱了，它们通常发生在日常生活领域，而且多半是由利益冲突引起的。一方面是农民家庭之间以及家庭内部的矛盾在日益利益化、日常生活化，另一方面是普通农民与乡村基层干部之间因资源分配而引起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化，这后一个方面所触及的其实已不单是道德问题了。
在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中，乡村权威向来有着极重要的位置。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中，乡村权威主要是依托于宗族的家族权威。到了20 世纪，随着国家政权力量进入乡村，国家权威日益强大。1949年以后逐渐推进农业合作化，直至建立人民公社制度，终于完成了国家对乡村的完全控制。在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阶段，乡村权威是那些代表国家政权的基层干部[6]，尽管他们也常常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捞取个人好处，但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的束缚，把公共政治权力转化为私有资源多半只能是隐蔽的。而在推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随着农户私人利益的合法化，一些乡村基层干部开始肆无忌惮地利用所掌握的权力谋取私利，胡作非为。
对实行责任制后乡村中出现的这种新的权力寻租现象，张炜一直很重视。《猎伴》里就已触及到分责任田的公平问题，在后来的《红麻》中这个问题被挑得更加明了，跟队长搞好关系的就能分到好地，关系疏远的老实人则吃亏。《秋天的思索》和《秋天的愤怒》以及《泥土的声音》是揭露这一问题最有力的三篇作品。《秋天的愤怒》里面的肖万昌是一个塑造得相当有深度的人物，他自信、沉稳、冷静，留着令乡下人望而生畏的背头，而且梳理得一丝不乱，干净的衬衫下端利落地扎在灰色的裤子里，显得干练有生气。在乡村中他是那种一眼就可看出的与众不同的人物。肖万昌在村子里当了三十多年干部，与胡作非为的民兵连长勾结在一块，始终牢牢地把持着村子的权力，招工、分红、参军、出夫都由肖万昌一伙决定，甚至娶媳妇都得受他们干涉。在人民公社时代，权力还不能给肖万昌们带来太多的利益，这一方面是因为村子本身穷，榨不出油水来，另一方面是集体所有制的体制农村社会变革的隐痛约束令他们无法明目张胆地侵吞集体资产。实行承包责任制终于让肖万昌们获得了捞一票的机会，用肖万昌的话说是为集体干了几十年，现在终于可以为自己着想了。他们明目张胆地以承包的形式把集体资产化为己有，集体办的工副业，如粉坊、果园、榨油厂等，都被肖万昌之流以极低的承包额抓在手中，无权无势的普通农民则完全被剥夺了理应享有的权益，不仅如此，甚至在化肥和灌溉用水的调配上，他们都要受制于肖万昌之流。在《秋天的愤怒》里，我们可以看到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是如何冠冕堂皇地打着承包责任制的旗号，把集体资产据为己有的，这样的基层组织已完全蜕变成鱼肉乡里的利益集团。《秋天的思索》里面的王三江虽不如肖万昌那么沉稳、冷静，但他却将粗俗和狡诈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在承包葡萄园的第一年，王三江不顾共同承包的三十六户的利益，自作主张地把收入的大部分上交集体，王三江藉此笼络了上级领导，从而得以长期霸占葡萄园的承包权。葡萄园年年丰收，王三江利用关系以次充好地卖了好价钱，三十六户却没有得到多少实惠，只能眼看着规模小得多的河西葡萄园的农户纷纷盖起了新屋，自己却还只能蜷缩在草窝窝里。他们明知自己的劳动所得是被王三江中饱私囊了，却无力改变这种现状，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没有王三江来当承包领头人，就会碰上许多麻烦事，紧俏的农药会买不到，和酒厂、果品公司的关系就不会那么铁，卖不到那样的大价钱，所以只好忍气吞声。王三江之所以能够横行无阻，是因为他有门路、有关系，而这些门路、关系是他当生产大队长时用集体资产铺出来的。虽然他已不再是大队长，但作为承包领头人，他仍可以作威作福、横行乡里。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权力转变的另一种形式，政治权力先转变为社会资本，再转为经济资本，而经济资本又反过来更强化了权力和资本的拥有者在社会中的强势地位。
正是由于肖万昌、王三江之流的农村基层干部借着责任制的堂皇旗号，“名正言顺”地以权谋私，普通农民对责任制产生了抵触的情绪。在《泥土的声音》里，陆明的老家艾子口推行责任制遇到了阻力，县里派他来解决难题。陆明上任后，却意外地发现艾子口的责任制实际上搞得最早也最彻底。在全体社员会上，社员们先是举手表示赞成责任制，接着却又举手反对责任制。他们赞成责任制是因为以后不用再混在一起吃大锅饭，大家凭力气过日子，这公平! 但真实行责任制了，得好处的却还是那些干部，集体的资产被变卖了，村里的工副业也都被包给村干部的亲戚朋友了，工副业倒名正言顺地成了干部们的钱柜子! 一般庄稼人还是只能出苦力死抠责任田。像这样的责任制，他们又怎能不反对? 农民们希望按照公平的原则推行责任制，这要求并不算高，但以个体利益为驱动力的农村改革却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公平的原则，无权无势的普通庄稼人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
揭露农村推行承包责任制过程中的种种弊端，这是张炜早期小说的一大贡献。当同时代的许多作家还在讴歌农村改革带来的新气象时，张炜却看到了这表面繁荣背后的危机。但我们也看到，张炜虽然不乏批判的锋芒，但他在骨子里却还是个浪漫主义者，他似乎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层出不穷的问题在根本上是由体制转变所引起的。农村改革的首要目标就是打破大锅饭，这实际上是要拆解原来以“社—队”为基本结构的利益共同体，以原子化的单干家庭取而代之，这实际上是传统小农经济的死灰复燃。小农经济的传统非常悠久，而且顽固。从50 年代开始的社会主义农村改造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通过政权力量建立了人民公社制度，但其基础却并不牢固，分地单干的梦想在农民的心中始终没有彻底泯灭[7]。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顺应农民的要求，大规模推行承包责任制，冀图通过利益刺激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这种制度大变革来得却不免仓猝了点，没有制定完整周密的配套制度，而且完全不顾各地的具体情况强行搞一刀切，其结果是农村集体资产及相关资源被少数掌权者瓜分、霸占，普通农民的合法权益遭到剥夺。这决定了农村改革的起点是不公平的，也为农村社会以后的埋下了隐忧。在缺乏健全的制度约束的情况下，人的私欲便会极度膨胀，手中握有权力资源的人更是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而那些被严重不公所伤害的农民则会被逼迫着采用极端的手段来伺机报复。《秋天的愤怒》里的荒荒，就把对肖万昌的不满和仇恨发泄到了肖万昌的女婿李芒头上，砍掉了他责任田里的烟叶。小农经济的狭隘性，尤其是农村改革在起点上的不公平，严重损害了农村社会的道德诚信，致使农村社会的道德水准逐渐下降。
要解决农村社会的“道德”危机，显然得从根本上完善制度的建设，建立起公正的制度平台，使
每一个农民的正当、合法的权益得到切实的保障。张炜对此似无充分的认识，或者在他看来制度建设仍然是不够彻底的解决方案? 总之，他最终还是转向了道德重建的路途。在《秋天的思考》、《秋天的愤怒》中，老得、李芒是依靠个人内心强大的道德感、正义感来与农村恶势力斗争的，尽管他们最后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是这种斗争方式却不具备普遍的可操作性，因为它有待于具有强大人格力量的个体的出现，没有这样的个体，也就发动不起有效的斗争。可在农村中，像李芒、老得这样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在《秋天的愤怒》等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依靠个体的道德正义感来进行斗争的思路在张炜以后的创作中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在《古船》中，他把道德正义的思想资源延伸到儒、道等中国传统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那里，在《九月寓言》、《柏慧》、《家族》等作品中，更是把资源的触角伸展到“民间”甚至家族血缘那里。随着时间的推移，张炜对“道德理想主义”的追求显得愈加执着，这与其说是他的思考变得更成熟了，倒不如说是因为中国社会的道德危机变得愈发严峻，迫使他不得不上下求索，冀望从各种思想资源中汲取养分，以实现其重建美好道德的宏愿。在此意义上，尽管张炜的理想主义不免显得苍白无力，所开出的“道德”药方也决非什么对症的良药，但我们还是应看到他的“道德理想主义”乃是对现实危机的一种回应方式，其所拥有的批判力量是不容抹煞的。
迄今为止，人们对张炜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古船》及其后的一系列长篇作品。而我却更珍惜张炜早期的中短篇小说，尽管这些作品在思想表现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无法与后来的长篇相比。这种偏爱并非因为张炜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更美好的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社会，而是因为他以敏锐的笔触描出了阳光下的阴影，并彰显了80 年代启蒙主义话语内部的思想短路。当“解放”的启蒙话语甚嚣尘上之时，鲜有人注意到这些“解放”所挟带的种种负面影响，以及给农村社会的未来发展所种下的祸根。在今天，中国农村已陷入到深重的危机之中，自然环境急剧恶化，道德水准也大幅下降，广袤的中国农村大地将再一次陷入到寒冷、萧条之中。此时重读张炜的早期作品，怎能不令人在惊回首的同时感受到一种悲凉和沉痛呢?
注释：
[1]这类批评可参见：贺仲明《否定中的溃退与背离：八十年代精神之一种嬗变———以张炜为例》，《文艺争鸣》2000 年第3 期; 陶东风《道德理想主义与转型期中国文化》，《原道》第三辑：刘圣红、黄崴《挽歌与乡愁——试论张炜的道德理想》，《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9 年第3 期。
[2]摩罗：《张炜：灵魂搏斗的抛物线》，收入陈娟(主编)：《记忆和幻想——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年版。
[3]同上注。
[4]实行责任制后，中国农村水利设施被严重毁损的现象非常普遍。在河南驻马店地区，六七十年代建成的自流灌溉系统被沿渠农户挖得千疮百孔，致使原来好端端的高产水稻区如今变成了小麦、玉米产区。参见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624—625 页。
[5]粮食的增产不能仅仅归功于制度的变革和农民劳动积极性的提高，70 年代的农田整治和水利建设，种子技术的进步，以及化肥的大量使用，都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6]在社会主义时期，乡村中的家族权威在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冲击下已遭到极大削弱，但国家权威与家族权威并非是完全对立的，在某些宗族力量强大的农村社区，国家权威需要借助家族权威的力量建立起来，并藉以贯彻执行国家的政令法规。在这些地方，上述两种权威紧密结合在一起，而集这两种权威于一身的人物是乡村社会事实上的统治者。《古船》中的赵柄即是这样的人物，这也是他为何能历经多次政治运动而始终屹立不倒的根本原因所在。
[7]在承包责任制的滥觞地安徽省，早在1961 年就曾推行过一段时期的“责任田”制度，1962 年初因受到中央批评而停止。但在安徽的某些偏僻山村，“责任田”制度却一直被偷偷摸摸地保存了下来。参见《起点———中国农村改革发端纪实》，安徽出版社1997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