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欲望与底层的想像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9-05
城市是什么？一般意义上的大众传媒与城市居民的关系是什么？这显然是一个当下城市人在匆匆忙忙和漫不经心中所面对的现实。本文意在通过两起个案性质的考察就这一思考提供相关的参照，一个以传播城市形象的媒介为分析对象，考察媒介对城市的塑造；另一个则是通过实地观察来纪录人们的感知，考察媒介对城市居民的影响。1 这当然是一个可以循环的传播流程，从媒介塑造的城市景观到人对媒介的期望。两者之间的张力或许有助于我们关注当代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生态的格局。
一、《新周刊》的城市意象
城市是现代化的标志，汇聚大量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是大众传媒的对象和土壤，其传播价值在现代性过程中扶摇直上：“城市已成为一门显学，政府的政策和雄心、民间的智慧与热爱都围绕着它旋转；它无视各个学科各个专业的领地疯长，它在各种人群的不同嗜好里共同蔓延，它是大众情人以致人们现在说话时不提它如同女人没化妆就出门。”2 当成为工业，文化成为品牌，规划成为政绩的时候，作为地方政府的形象公关手段，从视听广告到形象大使，从城市标志到城市雕塑，城市正在把自己纳入一个越来越媒介化的视野当中。3 有关城市的规划发展和日常生活的沸沸扬扬，爱与恨，希望与建议，形成各种言论大战，而各种各样官方的、学院的以及民间的城市排行榜不断出炉，4 城市从未像现在这样在意自己在所有这些名目繁多、标准混乱的排名中的起伏。在城市形象的主体化过程中，欲望是一种症候：“对得到承认的欲望说到底就是对欲望的欲望。因为，想被承认为一种价值也就是希望被别人所‘欲望’，就这个词宽泛的意义而言（例如‘被赞美’）。”5 显然，城市的发展形象直接牵涉到各种级别和规格的政府中心主义的命运和普通居民的生活态度。
我们在这里感兴趣的问题是，为什么城市会聚焦大众传媒？为什么大众传媒要雕刻城市形象？为什么要把城市形象明星化？总之，城市的媒介化的动机是什么？
这是一个信息决胜的时代，在中国城市迸发的激情中，城市形象的传播份量越来越重要。我们选择《新周刊》作为探索城市与传媒的关系的样本，因为它是第一个有意识地致力于发现城市的平面媒体。这始于1997年底推出的专题“上海人为什么迷恋30年代”，到1998年8月份的“城市魅力排行榜”专题的正式亮相，《新周刊》逐渐成为城市变迁过程中的平面媒体的主旋律，直到定义中国的“第四城”而引发信息事件和舆论大战。城市的发展与媒体的利益终于在各自分享象征和非象征的收益过程中形成有效互动的结构关系。
无疑，《新周刊》开风气之先，有启蒙城市的运营意识之功，不仅呼唤“城市世纪到来”，更是宣告“城市中国到来”。从摇旗呐喊到反思批判，力图促进城市发展的理性化，也卷入城市形象的媒介操作之中，把媒体自身的市场策略和品牌经营变成传播对象的需求。再次证明在市场经济时代，传播者和传播对象的双赢是维持传播状态的不二法则。
通过整理和调研访谈，我们对《新周刊》的个案研究主要通过对它的城市叙事进行分析，试图说明城市化与媒体运作之间的内在关联，媒体对于城市化的影响，媒体为何始终热衷于城市话题的报道，其间的利益关系何在？以及如何评价在各种利益的裹挟之下的媒体话语的公共性？从而揭示城市化的媒介化所展现的传播特征。
一．机遇
《新周刊》与城市的关系凸现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现实脉络。据统计，1990－2001年这11年间，中国大陆地级城市数量由188个增加到269个，人口超百万的特大城市由31个增加到41个，城市覆盖的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比重由1990年的20％增加到42.6％。2001年城镇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达37.7％，比1990年提高了10.3个百分点。6 在第三产业成为经济主要增长点的时代，城市的影响力来自城市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媒介作用，如优越的地理位置，强大的经济实力，发达的运输和邮电通讯条件，完善的市场体系和有效的贸易、、技术、信息等社会服务手段等，换言之，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媒介，城市的媒介化蕴藏着极大的市场价值。
《新周刊》创刊于1996年8月18日，以双周刊的节奏保持对社会潮流动态的高度敏感，每期的大型封面专题以15到40页的篇幅全方位报道具潮流性和趋势性的内容，而“城市”栏目作为有意经营的一个品牌，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自1998年推出《城市魅力排行榜》（1998年8月1日，No.45）一鸣惊人之后，关于城市的话语铺天盖地，举凡城市规划、命名排行、发展策略、城市移民都在《新周刊》组织的若干个城市专题中展开讨论，同时借助其它媒介文本如摄影日记、流行歌曲、电影和文学，把城市搬上版面。7 总之，从通俗文化叙事的层面来延伸城市概念和城市形象的可传播性逐渐成为《新周刊》的不变主题，特别是“要如何经营一座城市”的悬念与媒介影响力平行推进。8
大众传媒的对城市的鼓噪首先会带动城市的竞争意识。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城市发展的高潮期。其大背景，一是向市场经济的整体转轨所带来的经济运行方式的变化；二是对外开放步伐加大与经济全球化的呼应所凸现的地区发展的落差效应；三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的社会心理预期所强化的竞争意识。城市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获得关于发展的新信息、新动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在乎自己在城市群落之中的位置，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盼望通过媒介来包装城市形象，找到城市的发展位置。人们还记得几年前的武汉市长在国家总理面前的一句话：“武汉在哪里？”由此看来，《新周刊》的城市排行和城市命名确实把握住传播关系的新脉络。城市不仅是名片，更是畅销书。
经营城市是对以城市空间范围内的公共资产按照资本运营的方式来经营，而对大众传媒来说则是如何通过城市的信息而获得经济价值。《新周刊》对城市主题的挖掘源于两个机遇：“《新周刊》能够确立自己在城市报道上的地位，似乎是钻了两个空档：第一，城市在发展中参谋的不足；第二，主流媒体在城市批评立场上的缺失。”9 在传播策略上的单纯和单一使得《新周刊》被誉为“城市包装的始祖”。按照《新周刊》主编封新城的说法，如果说《城市魅力排行榜》还是书斋内浪漫主义的关注的话，那么《城市败笔》就有着更为现实主义的意义，而把成都命名为京沪穗三大城市外的“第四城”则带来强烈的戏剧效果，“比如昆明和丽江就希望我们能够对它们的发展有所推动，以实现资源最大化利用，这是我们既自然又意外的收获。”10 排名之争牵动着排名的欲望，引发更多的城市迫切希望加入城市排名的传播序列，城市空间和传媒空间的相互置换形成传播的动力机制。
当越来越多的城市希望塑造自身的形象的时候，无疑带来新的传播资源：“城市魅力排行榜为我们观察城市以及让城市自己看自己开启了一个角度，一个发现城市个性之美的角度。从的角度看，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城市化的过程，城市化是目前中国进行得最为轰轰烈烈的运动。排行榜实际上开启了《新周刊》的一个历史，那就是从人文的角度关注在这场城市化运动中城市与我们的关系”。11 在传播战略的总体把握上确定的传播趣味意味着传播角度的特殊性，因为《新周刊》从来是以制造观点而不是及时报道取胜，而观点的构成是对报道内容进行或纵或横的指称排序，激发排序的渴望，打造欲望的链条，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信息传播的区域化策略”，即把城市叙事的各个领域按照物理和心理的指标上升到意识形态的概念高度，这正如齐泽克所说：“意识形态并非我们用来逃避难以忍受的现实的梦一般的幻觉；就其基本维度而言，它是用来支撑我们的‘现实’的幻想建构；它是一个‘幻觉’，能够为我们构造有效的、真实的社会关系，并因而掩藏难以忍受、真实、不可能的内核。”12 权力、经济需求和文化审美的意识形态均借助城市话题形成一种观念的平衡和对峙，一是有助于传播者和传播对象在互动构建这种真实有效的象征关系，从总体策略上把握“政治正确性”；二是可以淡化因专业分工而被割裂的社会的对抗性，提供可以减轻社会冲突的技术合法性；三是通过叙事文本的修饰来转移社会视线，展示一种城市发展的有机性和互补性的象征可能性。四是通过主题多元化的离散效应在分化读者的同时满足阅读的选择性，在制造焦虑的同时也在缓和焦虑；五是制造城市发展流程的经典静态和永恒瞬间，使得欲望的释放定格在一个可以传播的界面。
二．话语
《新周刊》的城市叙事从排榜、命名、摇旗呐喊开始，逐渐转入不断循环的反思与批判，以后再把报道的重点扩展到整个城市生活方式。这首三步曲并不截然分离，相对自成体系，思考路径与表达方式都各有特点。
1、排榜、命名与摇旗呐喊
《新周刊》是以城市命名者的身份卷入媒体竞争，这是一个非常贴切当下发展欲望的传播支点：“在大众旅游和文化工业的市场上，城市在自身定位上的竞争引起了城市形象制造者的强烈兴趣。人们越来越多地把城市当作某种形象集合来展示或者出售。在某些时候，它们甚至成了自己现在或过去的幻影或是反映。”13 这种幻影最重要的传播特征就是自反性：通过注视他人来反观自己。1998年刊布的“城市魅力排行榜”把17座城市打上标签：最大气的城市：北京，最奢华的城市：上海，最伤感的城市：南京，最说不清的城市：广州，最具流动感的城市：武汉，最古朴的城市：西安，最男性的城市：大连，最精致的城市：苏州，最温馨的城市：厦门，最女性化的城市：杭州，最浪漫的城市：珠海，最悠闲的城市：成都，最火爆的城市：重庆，最神秘的城市: 拉萨，最有欲望的城市：深圳，最辛苦的城市: 香港，最陌生的城市：台北。把城市的文化个性用一种个体感知的方式来阐释，自然是把信息简化到极点而爆发出传播的能量。
不同于官方机构注重GPD数量的排名，也不同于科研机构的城市综合竞争力比较研究，城市魅力排行榜是借助媒介叙事把个性化的民间关注上升到大众传媒的平台，14 甚至有关城市的逸闻趣事也不例外，如“中国11城市玩乐榜”，“迷恋城市的作家们”，“哪座城市值得歌唱”。这不仅在读者心目中制造一种与自我认同相关的传播关系，更引发相关机构的焦虑和相关人士的批评，焦虑的制造自然会形成媒体话语的滚动，有人直指这是“《新周刊》文化霸权语境中的一个话语阴谋”，15 也有城市因为排行榜的冷落而鸣冤叫屈。最有效的传播话语当然是那种在传播过程中能够激发话语再生产的话语。这种排行榜本身并无客观标准，不过是把个人的感受扩大为感觉的序列：“中国城市的个性是中国人文化气质和心理特征的最为鲜明直接的表现形式，用感性的眼光打量中国城市、从文化的视角来感悟中国的城市，就如同走进了中国人多姿多彩的精神世界，意味深长而又妙趣横生。尽管这里评点的城市还只是中国666座城市极少一部分，尽管这极少一部分之外还有许多个性鲜明的城市，但这17座城市肯定是中国城市中最具有性格魅力的城市，她们真的值得我们细细品味。”16 把一个宏大而模糊的对象加以个性化，就是要有意省略经济指标和社会理性的抽象而制造一种有效的传播关系，从阅读市场上调动受众，当然也可以在政治上促进城市的竞争意识和运营意识，换来传播媒体的知名度、品牌价值和实际的经济效益。
传播的定位策略在于把握和制造悬念。2000年，借助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东风，西部论坛即将在成都举办。《新周刊》不失时机地推出城市专题，把成都定位为“第四城”，当地的发行量被追印两万多册，各种话题和论战持续一个多月。“‘第四城’的出炉正遇上中国城市意识全面觉醒和城市竞争启动的时代，争排名是为了争资源，恰好也赶上了中国网络最火爆最狂热的一年，一些‘双城’的论战在网络论坛上激荡，以至于《新周刊》的城市论坛迫于压力而关闭。”17 封新城主编在重庆第N城的发布会上坦言：“我不好意思说出，第四城给我们带来的经济效益。”《新周刊》主笔闫肖锋亦承认，“《新周刊》的收入在广告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各种城市活动。”18 活动的有效性就在于制造信息的循环来不断维持传播关系，这就必须考虑到要形成一种信息的对称和对峙。2004年，《新周刊》与《华西都市报》重操旧题，联手推出“娇子•成都十大名片评选”，而在亚太市长峰会召开前夕的2005年10月15日，《新周刊》又推出另一个专题：“重庆‘第N城’：一个榜和一座城市的现实与可能”，山城似乎充满无限可能性。
“第四城”显然是一个成功的概念营销。封新城说，他们已经注意到，这些年来成都非常关注自己的城市品牌运营、城市形象的打造，“相信这和我们当年提出‘第四城’有着某种潜在的联系，甚至可以不夸张地说，‘第四城’在中国整个城市发展运动中，开启了城市品牌和城市名片打造的第一扇门，在不同角度的讨论中起到了激活的作用，作为一个品牌，让大家畅所欲言，形成了一个参照体系。”19 城市排名的来回似乎始终可以激发人们的想像。这是因为城市逐渐由一个行政区划转变为经济实体和文化认同的单元，城市运营逐渐成为市场行销的新概念。长期处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城市并未认清自身特点，无法进行有效的“城市包装”和发展定位，迫切需要大众传媒的提携，把城市本身推上市场销售的前台。
2、表象的反思
经济全球化的普遍想象，使得上个世纪末期开始的城市化浪潮获得了巨大的动力。借助资本流动以及隐藏于其后的规则和制度的扩散，城市框架扩展的发展理想逐步呈现其光环效应，使得城市的广告化成为发展意识形态的样本。权力和资本的布局，不仅是一种支配手段，更是一种现实动力，全面启动城市欲望的释放。中国的城市化正处于一部完全陌生的历史之中，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城市规划的弊病，尤其是城市化过程中的“摊大饼”，不仅没有变富，城市反而变穷而沦为“城市乡村化”。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少数大中城市没有实现相应的职业转换，城市建设的步伐赶不上人口城市化速度，城市不能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必要的生活条件，造成严重的‘城市病’：“撤县改市的换牌运动和城市圈的圈城运动是否另一场‘大跃进’”？显然，修建被宽阔的高速路串起来的丑陋的、非人性的建筑不过是权力美学的泛滥，从根本上说，是资本导向下城市产业利益集团自我膨胀和各种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果。20 在地方政府和开发商那里，空间资源和生态环境是一种必须尽量予以压缩的成本，而对普通人来说，空间和环境则是一种必须尽量维持的生存条件，最后的结果其实就是两种力量的博弈结果。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过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发展过程。
中国有传统的同一性思维和推广典型的政治文化传统，这也反映在市政发展战略上。从20世纪80年代的“锦绣中华”、“仿古一条街”、“x谷”到90年代盛行的“广场风”，延续到21世纪初期，先后有“大学城”、“会展中心”和“CBD”等等项目的流行。“中国城市太相似了，大部分还是找不到自己的特点和更有效的推广手段，最大的难点是，我们不可能替一个城市做任何事情。如果一个城市在城市形象这个问题上想得很清楚的话，它应该让不同的人在城市形象上做不同层次的事情。但是，现实是，做事的人并不一定有相当专业的知识。并且，我们发现，决策者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经济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任期问题。所以说，中国城市问题的根本是决策者和这个城市之间的关系。如果他们必须追求任内效果，他们的城市建设必然是短、平、快的。现在，有人在讨论‘中国人是否失去审美力’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关注的是对生活品质的态度。生活品质来源于呈现生活品质的城市空间。我们常常要以破坏为代价达到某种发展的目的，尤其是无形的文化的东西最容易被抛弃，最后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留下一个个互相没有关联的‘城市孤本’。这就是中国城市的悲剧现实。我不抱什么能改变现实的奢望，尽力吧。”封新城的所表达的是一种绝望的抱负，因为他看到行政的短期行为和开发商的短期行为是如此地互相依赖。如果市政变迁仅仅是一个行政权力的规划演习场，工业文明的城市开发原则如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和集中化就会在寻租活动中扭曲和变形，而城市本身的历史是断裂的和残缺不全的。
中国的城市化战略有两种观念：主张发展大城市和主张发展中小城市，前者强调土地和空间的资本增值，后者意在降低城市发展的综合成本。观念的博弈使得城市是各种颠覆性力量、割裂性力量和游戏的力量共同起作用的地方，媒体也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传播角度来表达批评的立场，以担当“社会守望”的角色。《新周刊》第一个具有反思性质的代表作是《城市败笔》专号（2000年3月15日，No.79）。文章具有行政批判的性质：“对城市的挑剔和批判体现的是人们对于高质量生活的追求，同时更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如果我们对那些既浪费了金钱，又糟蹋了环境的城市败笔熟视无睹，那么这种沉默就是可耻的，就是对人民的犯罪”。被出来的中国城市的“十大败笔”囊括了当今城市规划中所有的荒唐：从摧毁旧城的暴力到心血来潮的标志，从好大喜功的攀比到非人性化的建筑。批判是众口同声的：“专家痛说城市腐败”、“看不见的中国城市”、“你看你看城市的脸”等，城市规划学家、建筑学家、设计师、家等各路专业人士纷纷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出发为城市把脉。21 人们开始注意到要加强金融和物流服务业，要扩大社区服务，要保留绿色空间，要打造文化产业等。而更为使人感到困惑的是，当城市中涌进大量的陌生人以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如何建构？
孙志刚事件一年以后，2004年12月13日中国社科院举行《2005年社会蓝皮书》发布会，《新周刊》借此机会以“为什么乡村开始仇恨城市?”的醒目标题报道了一些专家对类似现象的担忧，对农民身份的认同成为反思城市的出发点：“中国城市化就是要了你的土地，要了你的树、你的粮食却不要你的人，中国的城市化一直很粗暴地把农民排除在外面。”那么，“‘中国目前最重要的是解决农民应对城市化的问题，因为中国农民和城市的相处问题，已经成了社会矛盾最集中的地方了。’城市化成了《2005社会蓝皮书》最受关注的话题。”22 和一些主张限制城市人口准入的思路相反，人们所希望的城市显然是拥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机遇，希望城市的流动性本身为人们提供尽可能最大化的机会和选择，而不只是在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变动的节拍中被切割成不同的阶层和分散的群落。在当今的中国城市中，社会的两极分化伴随着公共安全的隐忧和纸醉金迷的奢侈，这形成社会暴力的两端，并演绎为透过媒体景观所揭示的社会的阵痛和焦虑。
中国的人口管理是城乡二元结构，市场经济运动使得户籍和居住逐渐分离，有一亿多流动人口，这就是城市化运动所产生的最大的一个新社会阶层：“农民工”，这个始终处于边缘位置的群体逐渐占据各种负面社会新闻的版面，城市化进程已经造成了社会的分裂状态。城市化并不能自动解决农民问题，能否在城市就业是关键。这几乎是一个多重症结：一方面是因为城市化不足而导致第三产业化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还不及世界平均水平（40％），而同时呈现的工业化不足使得农村的就业人口产生对城市的极大压力，过度富裕的剩余劳动力又使得初级劳动力处于低成本竞争，再次延宕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速度，社会的阶层分化日益突出，城市化究竟是在“培育中产阶级”还是在“制造无产阶级”成为一个话题。“我们希望，‘外来人口’这个概念能够渐成历史，户籍制度的樊篱能够逐渐降低，上亿的新市民能够融入城市，在其为城市做贡献的时候，也能够平等地享受到城市所提供的福利。”23 所以说城市话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或者文化审美的问题，更根本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协调运作的问题。真正全面的城市报道，不仅仅是生活方式和文化审美，也要考虑到社会发展和社区生态。从某种逻辑上说，一个城市越大，群体越多样化，权利、权力越繁多，越容易依靠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来保持社会生态结构的稳定，同时要借助法治化和民主化的进程来抑止所有会危及城市的自然、社会和经济污染。
3、确认“城市复兴”，关注城市生活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制造话语是制造注意力的基本手段。在话题成为人们关注点之后，延展话题和调整视角就成为必要的策略。“在题材选择上，《新周刊》有一个阶段性的市场策略。最初几年，《新周刊》的形象是批判者——特别批判，特别爱说不。这是因为那时的市场空间决定的。我这么做，我才能拿到市场。那时整个社会就是这样的姿态，先破，但还谈不上立。但在2000年的第一期就发生巨大变化，主动采取了“立”的姿态——这一年从批判者开始转型为生活潮流的引领者。我找到一个词，叫‘生活方式’。”24 当然，这种转向也与“政治正确性”的舆论导向要求相关，《新周刊》因为一期“20年备忘”专题而遭到停刊整顿三个月。“‘生活方式创意榜’，是我们转向对生活方式关注的开始。”25 城市作为文化认同的对象，需要媒体话语来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讲，除了政治经济功能以外，媒体还有强大的文化认同功能，它创造具有地方色彩的都市文化，提供身份认同、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意义。这往往就需要把传播的有效性转换为信息的冗余度，信息的重复调度甚至成为程序。《新周刊》的成就在于制造城市的排名，而这种排名又需要不断的循环。1988年,《新周刊》把成都评为“中国最休闲的城市”，2000年以“第四城”为成都命名，2004年再看第四城。关于北京的专题至少有两期（“不一样的北京”和“回到北京”）。关于上海的则有“外滩及其倡导的生活”和“上海不是榜样”。关于户口的专题也有两期（“户口里的中国人”和“狗日的户口”）。城市的感性排名则越来越动词，如2004年城市排行榜的内容是“最忙城市排行榜”与“最懒城市排行榜”；而报道内容则越来越名词，“某某城市的十张名片”几乎是常规模式。
城市发展因产业结构的更新水平不一或因为利益格局的调整时差往往导致城市形象需要媒体来重新定位，从而“发起了我们时代的城市复兴运动。”。“城市复兴”26 的出现就是这类叙事，沈阳、石家庄、常德、汕头、三亚等一系列因曾经面临城市形象危机的城市在讲述他们如何重塑形象，树立政府公信力和重新打造城市魅力。“最说不清的城市”的广州在2002年9月1日的《新周刊》上再次登场：“就这样爱上了广州”。城市生活的流体状态转化为新的话题，比如“不一样的北京”“回到北京|”（2001年8月15日）等关注城市移民的专题。“户口里的中国人”则把矛头指向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户籍制度。《新周刊》也关注新兴的社会群体，最先提出“飘一代”概念，“特指那些内心迷惘躁动不安喜欢从一个城市游走到另一个城市寻找一种特立独行的快感却被铺天盖地的孤独和无所适从的惊恐所湮没的另类生存者”。而2001年11月的专题《忽然中产》以及同年12月1日专题《中国一个新兴阶层的诞生》，则全面宣告一个全新阶层在中国的形成。从消费主义出发，全球化意识形态的交响在中国奏响，中产阶级首先成为民族国家内部的世界公民。
面对对外开放所带来的文化变迁和社会转型，传统的文化规范不断面临冲击而不断裂变，本土文化正在经历着一个去地方化、去传统化过程，在收入、职业、等背景下，各个阶层的文化态度的差异形成不同的文化落差。正在成长中的城市文化以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为主，是目前中国受外来文化影响最深的群体。他们凭借工作场域（公司白领、行政机关、高等院校和文化机构等）、直接感受（通过开会、讲学、出差所伴随的旅游）、视觉碰撞（各种视听媒介和平面媒体）、工作移民（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国家之间）等方式，对外来文化的感受与接纳度最大，并与传媒合作把这种流动的感受扩大和复制到全社会。他们在代表媒介的目标受众的同时也在帮助传媒淡化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差异。
但是，这种生活方式能够成为大多数城市人的选择吗？在“外滩及其倡导的生活”（2002年9月1日，No.138）和“上海不是榜样”（2003年2月15日，No.149）这两篇文章中，我们看到了质疑：“21世纪突然涌现出来的20多个外滩，簇拥着上海的外滩，不仅组成了中国城市的新外滩方阵，同时也幻化成一种浓缩的小资梦想、中产天堂、富家乐园以及国际化等多重指向的生活方式。”这与其说是观念的复制，不如说在意识形态洁癖的观念下用“高大全”的形象诉求取代普通人的生存需求。
当然，《新周刊》也关注普通人的文化需求、政治认同和生活欲望（“街头没文化”2005年3月15号，在此前有过“我心目中共和国的十件大事”、“你有外遇吗？”等专题），也开始致力于唤醒“民权意识”。在2004年10月9日署名胡纠纠的“房地产套牢城市里的每一个中国人？”一文中，业主成为叙事主角：“在居住利益上爆发的维权事件，以及对城市规划的空前关注，可以看作是民权意识的觉醒，这使得房地产市场回归到市民本体成为可能。”“在城市化的游戏规则中，开发商是重要的一个角色，学者丁东为此总结出‘四方博弈’的结论：‘城市开发建设是四方利益博弈的结果。官方、开发商、民间再加上传媒及公共知识分子构成了博弈的四方。’在四股力量中，官方是各方的调适平衡者；媒体则是监督者和评判者，但媒体本身有自己的多重特性，作为多方博弈的一个平台，一方面受官方舆论导向的左右，还要接受开发商的广告，另一方面要为百姓代言，传递知识分子的民间话语。故此，媒体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第四种力量却被削弱了。而民间的力量因为缺少与官方和开发商等利益集团对话的途径在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所以，剩下来的事情，只是两方博弈，演变成官方和开发商的‘二人转’。”市政规划仍然被财富和权力在三维空间上的欲望所驱动。如同文化研究专家米歇尔•德塞都所说：“城市变成了政治传说中的主要议题，但不再是有纲领有的操作领域。在将城市意识形态化的话语之下，繁殖着权力的计谋和结合。这些权力没有可以读解的同一性，没有可以让人把握的点线，没有合理的透明度，因此不可能进行行政管理。”27 在这种背景下，媒介话语的作用是对问题的置换，即通过一种文化方式来满足解决问题的想像。
三．策略
今天的媒体成败与否，用市场观点来衡量就是要看能否创新产品营销的模式。《新周刊》是在办刊22期后面临资金困境而绝地反击，逐步形成自己的经营之道，即在观点和视觉的开发之外把媒介行为整合到能够与广告、发行、活动等资源兑换的流程中。对此，主笔兼《新周刊》广告总代理新锐贰千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的闫肖锋这样说：“其实，《新周刊》有着其他媒体并不具备的长处与营利模式，大家太看重广告的作用后，忽略了别的要素。”28 这个没有点名的要素就在于启动了观看和被观看、欣赏和被欣赏的欲望，这可以从每年《新周刊》发布的四大榜表现出来，即中国电视节目榜、中国城市魅力指数榜、生活方式创意榜和中国年度新锐榜，在制造注意力的同时引爆竞争的欲望，从而为媒体运作本身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资源。
做秀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比如“第四城”引发的传播效益就一直在推动一个定义重庆的策划：“我必须要把这把火烧得更旺，让这个话题继续。这次我们找到的点火的时机就是今年在重庆的‘亚太市长峰会’，这个时候整个城市呈现出一种躁动，这是需要一种表现力的时刻，有冲动，有自我需要反思和构想的时候，这个阶段非常的热，所以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角度来找一个点。”29 但是，仅有一个支店是不够的，还要从支点上启动新的想像。在“重庆专题‘第N城’首发式上，封新城一上来就跟重庆人说：“我们错了！”这意思是说，不应该当初把成都选为第四城。封新城还有一种套中套的说辞：“城市竞争所导致的城市排序一直是社会公众及媒体感兴趣的话题，将重庆定位为‘第N城’，固然与5年前对成都的“第四城”命名有关，但是，不同于‘第四城’的是，‘第N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城市排名，对于重庆这样一个最具想象力空间的城市，其中包含着巨大的发展悬念和可能性，而这一点，是其他任何中国城市所不能比拟的。《新周刊》的‘第N城’，与其说是一个命名，不如说是一种前瞻性的预言。‘N’这个字母所蕴涵的无限可能性而言，重庆甚至是‘第一城’。”通过未知数的命名所销售的话语平衡在这里成为赤裸裸的商业竞价。
更重要的是，《新周刊》每一次为一个城市作进行的“宣传”，都是对地方媒体和地方政府的广告联营，这当然不仅仅是经济，更要考虑政治资源的积累和铺垫。在中国，媒体的商业运作和政治思维几乎是同步的，对城市形象的媒体策划不能离开作为传播对象的地方政府的支持。可以说，《新周刊》实际上扮演了两种角色：中间人和策划人。首先，它在取得政府和的双重认可之后，为城市运营的形象营销做出总体的策划方案，确定城市运营的方向和目标；其次，它在政府和企业之间搭起一座桥梁，使二者能够在城市运营的平台上得以合作。媒体的城市策划，首先要抓住的是主导市场经济的两只手：地方政府和企业界。这不但要对城市进程的政治需要和经济能力有非常深入的判断，还要善于把握社会情绪，挑动话题，预热观点，全面控制传播流程以保证预期收益。
中国城市发展不均衡的现实使得只有少数的城市才具有传播的市场价值，同时也暴露出城市思维的局限：只有平面，缺少立体；强调静态，忽视动态。有人提出，《新周刊》的专题策划与它标榜的“时事生活周刊”的定位越来越远。30 中国期刊协会会长张伯海也认为：“《新周刊》的策划每期主题之间并没有什么明显的逻辑联系，无法形成阅读期待；其次是《新周刊》的文章过于追求形式，而欠缺实在的内容。”31 往往要求助于制造概念，《新周刊》的优点同时成为缺点，以至于有人认为它提供的是“不负责任的盘点和排行榜”。因为人们认为这种排名没有专业机构的权威保证、统计数据的翔实论证和评估体系的理性逻辑，更多是市场运作的概念和小资文人的感怀，既没有理论根据，也没有数据分析，“带有明显的‘侃’和‘玩’的意味”。而且，“它常用的论证技巧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并时常为了证明它所需要的一点一线一面，而不惜扭曲对象存在本身。”32 城市形象的排名几乎是话语的幻觉：“由于这种按照《新周刊》话语叙述出来的文化形象，不仅未能接触到中国当代城市发展中的许多现实问题，实际上还把许多重要的具有实质性的现实问题掩盖起来”。33 制造排名的做法是对用专业主义来衡量的信息传播的准确性和严谨性的挑战，只是有意采集信息海洋中的亮点来加以无限的放大、拼贴和组合，力图在一个非后现代的社会制造后现代的信息景观。而对于大城市的偏好，不仅折射出大城市中心主义的诱惑，也表现出面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问题的无奈，甚至是文化态度上的逻辑悖论：一方面鼓吹城市的运营和销售，另一方面又怀念传统的街头和街区。这当然也可以被看作是媒体应对读者多元需求的平衡策略。
考虑到中国的人口结构的基数和城市建设的成本，城市化无疑是一个遥远和漫长的梦。事实上，在城市化运动的权力角逐中，媒体不一定是在代表公共的声音，而是在更多在寻找自身的利益――包装城市，延伸品牌，积累有效资源。媒体往往不过是在政府与开发商之间的调和者，“民间和传媒的两股势力虽正在觉醒，但远未形成气候，未建构起有效的制衡平台。”34 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土地和空间是根本资源。当这两种生存资源被行政权力转化为寻租商品转卖给开发商之后，个体的空间所有权的缺失演变成当下社会矛盾的焦点。
面对城市化过程中的暴利和暴力，媒体的呼吁是脆弱的：“城市建设的决策者们，在对你的城市进行手术之前，你了解它的文化与历史吗？你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吗？你将如何尊重你的城市？广大民众的呼声许多时候是微弱而无力的。一些好大喜功的官员、利欲熏心的开发商和弱智的设计师合谋之后对城市进行的破坏，构成了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最大的腐败和遗憾。中国在城市建设上到底缺少什么？是专家还是资金？是规划还是决策？也许最缺乏的是强大有力的民主和法制机制，是对人类和自然的尊重。”35 种种“城市文化危机”、“城市定位模糊”和“城市环境隐患”将是一代人甚至不仅仅是一代人面临的挑战。和卡斯特的信息化城市或者说全球化城市所代表的全球城市浪潮相比，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既不规则也不平衡的，从沿海到内地，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从CBD 到市郊，各种各样的差别不仅反映在规模和模式上，也折射出生存状态和文化表现的不同，这种模糊的景观使得城市的想像更加暧昧和复杂，从而传递出以城市广告化为表现特征的现代化的欲望情结。
二、大栅栏的媒介气息
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兴盛起来的发展主义潮流下，发展传播学曾经把社会发展和媒介发展之间的数量关系考察定义为现代化的指标。在轰轰烈烈的全球城市化运动推动下，城市的景观成为发展的名片。但是，城市化本身所产生的新的社会区隔往往被有意无意地遮挡。这种区隔来自于社会分化过程中的社会分层，在把阶级换为阶层的公共语境转换中，阶层的分类不过是社会等级的空间再生产。定义社会阶层分类的指标可以有很多，如生产资料的拥有、财富和收入、组织权力、社会声望、知识技能、受教育程度、社会网络关系、消费水平、信息资源占有、职业等等。按照韦伯的定义，主要表现在社会声望（文化资本）、经济收入（经济资本）和权力地位（政治资本），如在这三者的综合考察中基本上处于被支配地位的社会人群当属于社会底层。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社会流动的加速，这种流动不仅仅是向上的流动，也有向下的流动，并在城市的角落聚合边缘人群，北京大栅栏地区是这一现象的一个缩影。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具有一定的后现代都市特征，即社会意义上的边缘不再与地理意义上的边缘重叠。
现在的大栅栏地区位于北京市中心天安门广场西南侧、宣武区的东北部。东至前门大街（不含大街）与崇文交界，西至南新华街与宣武区椿树街道相连，南至珠市口西大街与宣武区天桥街道毗邻，北到前门西大街与西城区接壤。地域近似正方形，面积1.26平方公里，管辖114条街巷。根据2005年6月北京市社会院发布的《北京城区角落调查》，由于保护与改造的矛盾困境，以及长期在该地区改造上的认识混乱和行动乏力，大栅栏已成典型的贫民窟，大量居民日均生活费不足8元。调查披露，截至2005年6月，大栅栏57551人常住居民中，60岁以上的达9914人，占17%，残疾963人，失业登记4427人，社会低保929户，共1946人。外地女嫁北京人的277人（大部分北京男人是残疾、无职业、无收入、吃低保）。人群结构呈现社会困难人群的特征。大栅栏人口密度大，居民居住拥挤，某住户3口住房仅为4.8平方米，女儿出生后父亲只能睡在躺椅上过夜；街巷狭窄，火灾隐患多，最窄的钱市胡同只有82厘米宽；社会治安混乱，珠宝市、月亮湾的110报警占全地区的70%以上，黑三轮、黑导游屡禁不绝。36 这里所呈现出来的社会断面是一个居民的社会权利不充分的景象，即相对缺乏在医疗、失业、住房、教育和救济等方面充分的社会保障。之所以出现这种以社会底层阶层相对集中的现象，显然是经济产业结构转型以后城市内部贫穷的集中加剧的结果，同时亦是社会底层阶层的行为缺陷的传播效应的结果。
用数字演绎的底层不过是冷冰冰的经济指标，如何还原具体真实的底层的社会切片？拟定这样的思考出发点，对该地区的居民媒介使用状况的进行常人方法论意义上的调查就成为媒介社会学考察的一个内容。“贫民窟”这一称呼，不仅仅意味着显在的社会结构特征，还隐含着冲突、失望、悲观、观念落后、信息闭塞等负面界定，由此引发出一系列信息传播层面上的问题：媒体本身是如何构建贫民窟形象的？这种形象的呈现方式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大栅栏地区贫民的媒介使用的基本状况如何？如此处境下的贫民是如何解读媒介话语的？这种解读反映了怎样的自我认同方式？
我们的调查从9月初至今持续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其中9月8日至9月17日，走访了当地街道办和10个居民委员会。拜访当地基层官员自然是为争取得到一些行政管理方面的理解和支持，并初步了解一下当地基本的社会经济发展和街区状况。9月17日至27日的10天时间，主要进行入户深访和观察，并搜集、整理相关资料。实地观察和个人访谈的目的是试图通过社会事实来理解媒介应用的社会情境。虽然大栅栏地区的现实状况是混乱而落后的，但活生生的日常生活散发出另一种真实。这种真实提示我们，不论什么样的大众传媒策略，信息被接收和理解的方式都将取决于受众与现实环境的关系，而这种具体关系的千差万别可能跳出传播意图的预设。
一、印象
社会学家认为，“当代城市是移民运动的扩展和共存文化的异质性的代表，是一个强化社会不公平的因素和连带系统功能不足的标志，同时也是不断增加的公共服务的场所和日常生活不断制度化的场所，所以当代城市根据其扩大和多样化的情况创造出三个范畴的陌生人和三种层次上的陌生，即国家的陌生人、城市的陌生人和组织的陌生人。”37 当我们以普通身份深入研究对象的地理环境时，我们也成为陌生人。总体而言，除了作为商业街的大栅栏街的繁华景象之外，大栅栏区域的其它大部分区域都处于一种凋敝和灰色之中。即使是廊坊头条这样的传统商业街巷，由于年久失修、风雨销蚀，也显得过分拥挤、狭窄，混乱不堪，更遑论街区内部的其他街巷了。往西不远处的媒市街正处于拆除的状态，整个南北沿线一片狼藉。在废墟、烟尘和机器的轰鸣声中，挺立着一些残垣断壁，依稀可见当年四合院院落中老式宅屋的轮廓。在廊坊二条与媒市街相交的路口，有报摊售卖各种报刊（以都市报、杂牌刊物为主）和版面耸人听闻的小报（卖报小贩叫到：赵忠祥被判刑、刘德华自杀！），书摊上卖着显然是盗版的《哈利•波特》。全球化的故事文本、现代化的幻想叙事，就这样与黑白的历史和落魄的传统，在轰鸣、嘈杂的烟尘和废墟中不期而遇。这种的社会景观不是电影镜头，而是现实的社会纵深和底色本真。
初次进入大栅栏的街区，从街头即景和当地干部近乎一致的叙述中，就感受到那种局促和煎熬的生活。那些已经历经沧桑，并在时代的洪流中被不断整饬、拓展的变形了的四合院，灰鸦鸦一片，静默地蔓延在一条条逶迤的胡同周遭，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迷宫。这些房子有新有旧，大多数都是上百年的老房。大部分胡同是很安静的，与前门一带的喧嚣形成鲜明的对比。偶尔可以看到居民坐在门口读报（几乎都是《北京晚报》），但更多的，是紧闭大门，有的甚至还写上“谢绝来访”、“禁止串门”这样的字句。后来进行问卷调查时的遭遇告诉我们，这不是一句戏言，而是一种心态的宣言，一种群体氛围的标示：整个街区的社会心态是保守的、怀疑的、不信任的、警惕的、防守的、排外的。那种打量的疑虑眼神、那种不容解释的拒绝的语气，让人触目惊心。这种隔膜和不可沟通性是如此强烈，随机性的入户问卷调查无法进行，显然是感觉到社会排斥之后的一种拒绝交流的集体无意识。联想到整个区域现状的不确定性、未来命运的飘摇对人们的信任感和安全感的无情摧残，联想到现实孤独、绝望、遭遇排斥的处境对于人的善良、友好和进取心的消磨和嘲讽，足以理解这种社区的封闭性。这种冷漠的外观标志着这个社区在某种意义上的社会退化，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社会整体性的缺失。
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社会阶层划分的多元化，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随着城市中的陌生人越来越多，城市生活的方式需要更多的中间人和翻译。后者的短缺导致了不断增多的误解、迷惑和冷漠。”38 从事社区管理的工作就是针对人的社会身份进行社会调解的工作，在“成员”和“非成员”、“组织”和“非组织”之间建立最大的流动关系。而“和谐社会”的政治理念，无疑是要人们认识到当下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和冲突是一种可调和的矛盾，阶层之间的相互妥协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可能和可行的。那种阶层之间排他性、消灭性的对稀缺资源的争夺，当然是危险的和非理性的。但是如何使得生存和发展的资源配置社会化当然需要政策调控、社会救助和人力资源的社会开发。
我们如何以观察者的身份来把握一个具体空间中人与现实环境的关系？城市人类学家认为，个人对生活所在地的认识是由多个因素构成的：“（1）一种个人身份认同感，一种说明“我们是谁”的感觉；（2）一种社区感，成为一个大集体（或者家庭或者邻里人群）的归属感；（3）一种过去和将来感（时间感），一种我们身后和我们面前的地点感；（4）一种在家里的感觉，一种舒适感。”39 在走访的二十多天中，我们逐渐切身体会到“贫民窟”的称谓意味着什么：（1）失业人口多：每到一个居委会访问，当地官员诉说的第一件事都是就业问题。十个社区中，除去廊房二条因为是商业为主的街区，外地人占90%以上的比例，失业问题不是很突出外，其他各个社区均存在严重的失业问题。这些失业者，多是体制转型过程中的被淘汰者，大多是缺乏基本的再就业能力的中年人。而社会保障的不完善，加剧了失业的压力。（2）人口结构失衡：用当地官员的话说，大栅栏的人口呈现出“老、病、弱、流”的特征，即老人占绝对比例，人口中的残病人口多，缺乏生活保障的弱势群体庞大，流动人口多。这样的人口结构直接导致当地社会可持续困难，社会管理难度越来越大。（3）市政设施严重落后：街道极其狭窄。在所有的街道中，商业街大栅栏街是最宽的，达5、6米的宽度，其余的街巷一般只有2、3米宽，最狭窄的小巷只能容纳一个人通行。水、电、消防、下水道等基础设施落后，无法满足住户的生活需要，安全隐患严重，卫生环境差。住房紧张，我们看到的最小的住房，是一家三口人只有8平方米。（4）社会治安混乱，各类刑事案件发生率高，居民缺乏基本的安全感。等等。
什么样的城市环境，必然产生一种什么样的物质观念，而生活方式则逃不脱这种观念的诱导。我们所看到的物质的外延承受着太多的不足和缺失，以粗陋、匮乏的表情暗示着心理上的阴影。这正如美国城市社学家家雅各布斯所说：“一个成功的街区应该能够知晓自己的问题，不致于导致问题成堆而积重难返。失败的街区是一个被问题纠缠，甚至在越积越多的问题面前无可奈何、不知所措的地方。”40 而我们也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整个地区的社会心态是悲观的、不确定的、消极的，甚至是愤懑的。这不仅是大部分住户的心态，甚至一些基层官员也有这样的心态，因为他们也是其中的一员。用居委会官员的话来说，在居委会工作“就是拿上头剩下的一点钱，干最苦最累的活”，“上头一个电话，下头累个半死”。这些居委会成员，虽然相比那些没有生活保障的普通群众要好一些，但也同样面临着住房、就医、养老的问题。只有对这些共同话题、共同要求有合理有效的解决，才可以加强对社区的认同感。这既包括解决居民共同关心的利益要求，完善公共设施，更有赖于社区居民对社区建设所解决的卫生、治安、等问题的认可。虽然个体的环境感受性不一定能够被纳入统一标准，但具有物质内容的社会环境的影响无疑是人的行为、情感和思想的动力因素。
二、情境
传播媒介的使用是创造、修饰和改变社会人群描写的方式。对于传媒媒介的社会使用行为，按照英国学者约翰·B·汤普森提出一种区位性行动的分析方法，分析单元可包括时空特征（谁在什么地方接收多久什么样的节目）、权力关系（谁控制节目接收）、互动形式（接收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受众关系（性别、年龄之间的差异）、技术规格（传媒媒介的技术分类）等，41 我们对传播情境的调查主要考虑到主要的社会特征，即从社会空间的差异格局出发，把整个大栅栏地区的媒介使用者和使用方式分为三种类型：
公务类型：政府及其下属机构。使用的媒介样式包括：电视、报纸、电脑、板报、宣传栏、传单等。主要目的：办公系统的信息传递（如文件、通知等信息的传递，不少社区的办公室，人们使用网络聊天工具传递这些文件）、对群众的政策宣教（最常见的方式是组织群众观看电视专题片，如计划生育知识宣讲、消防安全法规宣讲等）、对公众和媒体的公关（策划报道、影响媒体的议程设置，提高政府形象，常见的形式包括出版宣传册、开办政府网站、联系媒体进行典型人物和事迹的报道）、掌握信息资源（通过媒体掌握行政工作必需的社会信息、通过党报、党刊等了解方针政策等）。
商务类型：这些店铺因其规模和实力不同，使用媒介的样式和介入媒介运作的程度差异很大。一般的小店铺对媒介的使用主要目的是借此来营造一种商业氛围，如常见的大多数小饭馆和小发廊都会在角落安装一台电视机，以此制造气氛，为顾客在等待的时候消磨时间提供便利。而实力雄厚的大店铺，则可能会利用资本等手段策划一些社区的新闻事件，以此来达到其商业目的，如张一元茶庄资助失学儿童的社区新闻（见下面的《开学了，让特困孩子高兴上学》）。
市民类型:这是媒介消费的主体，是我们重点考察的对象。这部分受众在媒介使用上根据其自身的素养和生活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但总体而言，这部分受众影响媒介的可能性几乎是零，而只以被动接受为主（指信息传播过程和反馈意义上的被动，而非传播内容意义解读上的被动接受），连常见的诸如写信、热线电话和短信等参与媒介的形式都很少有人使用，基本没有反馈。这可能与本地区居民的整体素养较低的现状有关系。大多数居民是失业人员、老年人和流动性很强的外来人口，他们基本上对外来的信息输入采取一种消极和无所谓的态度，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放松的方式或者是对日常生活的逃避从而形成时间结构的意义。
在所有媒体使用中，电视最为常见。42 无论是何种状况的家庭，都会拥有一台接入有线网络的彩电（极少数的特殊家庭没有电视，例如在百顺社区见到一位服刑释放人员，无业、无亲，在社区居委会做义工，依靠社区接济生活。他家里没有电视，每天到社区电视房看电视）。对大多数人而言，“电视的费用是可以接受的”，“没有电视，生活会没意思许多”。43
在日常生活中，电视扮演着一个近乎核心的角色。对于那种退休的老人、无业者和商铺的从业者而言，电视是填充时间的一个必需品和经营气氛的营造者。石头胡同那个拒绝采访的老人，无论怎么解释，就是不愿意接受访问，但他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桌子上的那台电视机（当时正在上演相声，因为被打扰而显得有些生气，神情爱理不理）。在接受我们采访的其中一家（若不是她的女儿回来，老太太几乎是不会搭理生人，因为她又老又聋），电视则是从早开到晚的（儿女均有工作，所以似乎不在乎整天开电视机的耗电成本。相反，在一些夫妻双双下岗的家庭，即使有电视也是很少开的），女儿正大声给老太太解释电视上一条关于三脚娃娃切除多余的第三条腿的新闻故事。显然，电视节目是陪伴老年人生活的重要内容。
在大多数小店铺（尤其是发廊、小饭馆之类需要顾客等待的场合），都会在角落里安装一台电视机。“生意不是很好做”，电视显然是在业务和休息之间的时间填充手段。而在大栅栏、廊房头条、二条这样的商业街区，电视机和音响设备是用来营造商业空间消费氛围的基本手段，根据服务业的发展而对媒介应用进行潜在的变换标明媒介使用者在某一个具体的空间中的身份和位置。
从访谈的情况来看，居民对电视内容的关注点主要是新闻和实用资讯，娱乐的内容反而被不少住户认为是带有欺骗性的东西，因为节目当中的时尚内容显得离他们的生活现实较远。一位中年居民说：“我觉得有些娱乐节目很假，就是骗人的。什么《梦想》啊，还不是富人的梦？关我们穷老百姓什么事？我也很少看影视剧。这些东西，偶尔看看也就罢了，不能当饭吃。”在我们随机询问的10位居民中，仅有一个大约30多岁的人知道《超级女声》外，其余的人都不知道。而对北京台《法制进行时》的了解程度却是100%，无论是文化程度、年龄、就业状况如何差异，几乎被访问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节目，不仅评价很高，并且大多数人是习惯性地观看这个节目。喜欢的理由几乎一致：多了解法制知识，可以防止被骗。这类信息的接收程度之高可能与本地居民认为自身环境的不安全感有关系。此外，居民关注的相关信息就是本地区的改造动态、就业信息等实用资讯。
电视媒体也被用来营造社区气氛。在百顺社区，我们听到一些故事：社区基层官员介入媒介活动，参与信息生产过程，通过树立典型，一些个人以社区传奇人物的形式成为媒体报道的对象。居民被组织去参加电视台的节目录制，亲身感受节目信息的制作过程。被报道的对象通过一种亲身参与过程，为自己和周围的文化环境塑造了一种全新的认同感。人们在媒体中的自我呈现，使得这些个体体会到一种自我实现的愉悦感，一种参与意识，一种改变文化和精神现状的进取意识。此外，电视在社区还有一种特殊的宣传功能。据我们了解，在大部分社区居委会，会经常组织年轻人开展计划生育和卫生保健的知识教育、国家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宣讲、老年人养生教育等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往往会通过电视播放一些录像资料，来增强讲座的生动性和可听性，活跃现场氛围，提高宣传效果。
由于电视的广泛存在和巨大影响力，广播几乎不占有多少优势。就我们整理的访谈资料来看，广播的使用率很低，且多为老年人受众的习惯性使用。这也许与广播作为一种个人化的媒体所导致的使用方式有关，即它不是一种公开展示的媒体，而是一种私密性很强的媒体。这样的特性导致一般的观察无法发现更多的收听行为。根据访谈资料，可以确定广播在该地区的影响是很少的，尤其与电视相比较。为什么广播远离当地的听众？这是否与当前广播节目本身的话语形态有关。现在的广播节目的主流是流行话语、时尚话语、中产话语、情感话语，相反传统的各种和话语方式被逐步淘汰（表现为交通、流行、城市生活等反映中产价值观的节目的兴盛和戏曲、相声、评书等反映底层生活形态的节目样式的式微）。这样的广播节目现状，与大栅栏地区的文化主流样态（传统的、城市底层的、相对保守的）是冲突的。而电视之所以能够影响巨大，不是因为电视更具有平民风格（实际上更高于现实），而是与其视听兼并的传播优势有关。对那些娱乐休闲选择余地很小的居民来讲，看电视成为一种低成本而又相对收益丰富的方式，这几乎在全世界都一样。面对这些生活形态常年不变的贫困人群而言，广播的伴随性、个性化、迅捷性等优势特征几乎没有任何价值：他们几乎没有可能开汽车，也没有闲情去收听那些滥情的故事，更无须对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做过分紧密的节奏把握。
根据现场的观察和访问，该地区报刊的普及程度仅次于电视。在街道办及其下属的各居民委员会的办公室，报纸是通过党政系统的公费订阅的。各个社区的报刊种类几乎一致，除中央、北京市和宣武区主办的各种党报、党刊，还有《北京晚报》、《法制晚报》以及大栅栏街道办自己办的内部资料。其中，《法制晚报》最受大多数基层官员的喜欢，理由是“法制内容丰富，对工作有帮助”。《北京晚报》也受欢迎，被认为是“最贴近社区生活的报纸”。基层官员们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时政新闻、社区和民生新闻。
对普通居民而言，报刊的主要来源是通过报摊零购，自费订户少。报摊包括固定的和流动的两种，并以后一种为主。报摊上最经常出现的几种报纸包括《北京晚报》、《法制晚报》、《北京青年报》、《娱乐信报》、《新京报》等。其中，《北京晚报》和《法制晚报》最畅销，一般剩余报纸很少。居民看报的主要目的是了解新闻和掌握实用资讯（天气、生活小常识、社区动态等）。而影响读报与否的主要因素则有这样几点：
第一，文化限制。有些老人不识字，无法读写。另外一些人则能够读报，也能大概明白内容的主旨，但不能写字。
第二，考虑。有些人虽然文化程度并不低，但是却由于经济窘迫，无法每月花费几十元来读报。可能以前有读报习惯，但由于生活所迫，这种习惯逐渐消失。
第三，媒介偏好。有些人既不缺钱，也能够读写，但却从来没有读报的习惯。而在读报的人当中，上述因素同样影响到阅读的兴趣偏好。那些生活基本有保障，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在读报纸的时候对相对高端的信息（国际新闻、热点时政新闻等）会比较关注，并具备一定的理解能力。
在街道工委，我们遇到一件颇有戏剧性的事件。一位家长找到工委宣传部，情绪激动，要求撤销街道网站上的一篇“不实报道”，称该“新闻”中存在多处不实之处，对其孩子产生了压力和不良影响。宣传部的官员尽力安慰，并保证一定给出一个满意的答复。这则“新闻”全文如下：
开学了，让特困孩子高兴上学
雨露滋润大地，禾苗茁壮成长。对于大栅栏廊房二条社区的特困学生刘佳来说，社区居委会和张一元茶庄多年来的关心和帮助就像初春的甘露，滋润着她走向成熟的每一个脚步。
刘佳的父亲早年离家出走，母亲精神失常丧失了劳动能力，一个家完全靠八旬的姥姥支撑。“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艰难的生活环境使刘佳变得更加懂事，但也常常让她苦闷。就在这个时候，社区居委会和张一元茶庄共同伸出了援助之手，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时时为小刘佳排忧解难，用爱心陪伴她从小学走到了中学。今年刘佳中学毕业了，懂事的她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报考了一所中专院校，但是每月只靠500多元低保金生活的一家还是难以承担开学后的费用。眼看就要开学了，看着同学们都在高高兴兴地准备跨入新的学校，刘佳心里难过极了。艰难之处见真情，张一元的负责人们更是关注着孩子们的开学。就在近日，张一元茶庄的副总经理等代表张一元茶庄同居委会一起，为刘佳送来了1000元助学金和饮料、雨伞等生活用品，这对刘佳来说真是雪中送炭。刘佳表示一定不辜负大家的关心，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将来用自己的才智建设社区，回报社会，回报多年来关心、爱护她的人们。
(摘自大栅栏街道办网站：http://www.bjdzl.gov.cn/xinwen/shequ/NEW06.htm)
这则报道虽然有新闻本身表达方式的公式化，多少可以反映出基层群体对于“新闻”的理解，但更为重要是、政府和公众三种力量之间的互动与博弈过程。在这里，政府的宣传意图和企业的新闻操作形成了合谋，与报道对象的意愿和利益需要产生了一种富有张力的冲突。在一个贫困为基调的社区，某些居民的自尊心往往被现实的困境所催化出来，并且显得异常敏感。而政府和企业分别出于政绩性和商业性的公关宣传目的，往往低估了这种自尊心的存在。这种信息窗所具有的公共性和私人性之间产生有意味的碰撞，使得这种信息空间的流动具有形式上的可能。
但这件小事所透露出来的信息中，最令人们惊讶的是，一个被专家称为“贫民窟”的街道网站上的一则小小的新闻，竟然会有人关注到，并且会为此站出来“要个说法”。显然，信息传播系统在当地的社会关系建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结合当地官员的介绍，我们发现当初对于居民的互联网接触情况的估计是有问题的。贫民窟的人们，在信息接触渠道上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落后。就互联网这样的新兴媒体而言，很可能其使用群体的分布状况与其它社区的人群是没有太大差异的。实际上，由于积蓄和灰色收入，一些所谓的低保户的生活没有想像中那样困难。有孩子上学的不少人家是有电脑的和宽带上网的。这一现象提出了一些新问题，即贫民窟的网络使用者们是一种怎样的状态？这种新兴的信息传播方式对当地的信息传播系统本身是否构成一种有影响力的途径？在不同的媒体接触者之间，这种新旧媒体之间是否构成了一种信息互补？网络媒体对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方式是否有影响？
在近一个月的走访过程中，通过当地干部和住户的介绍，我们对这些问题有一些基本了解。可以说，当地中年及其以上的居民是很少使用电脑和互联网络的，“主要是年轻人在玩”。据官员介绍，整个大栅栏地区，没有一家网吧，“先前是有的”，但考虑到未成年人聚集上网可能导致的一些负面影响和安全事故，这些网吧先后被关闭，“小孩子只能到周边地区的网吧上网”。拥有电脑和宽带的家庭不在少数，但也不是多数。44 据当地官员介绍，一般是起码有稳定收入的家庭才有条件上网，“主要是为了孩子”，“怕孩子落后于这个时代”（从这一点，还是可以看出当地居民的教育观念的信息化特征）。还有一些人上网炒股、上网作交易，虽然这样的例子很少。假定一个家庭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成问题，基本上不存在购买电脑和宽带上网的可能性。简而言之，有人拥有媒介的使用条件和使用能力，能够利用媒介满足自己的主观需求；更多的人是被动接收能够触及的媒介。邻里之间，很可能在信息化程度上就分别属于两个世界。
在当前的城市化过程中，信息化建设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在这一导向下，各种大众传媒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渗透在逐步扩大人们的视野，具体而言，有以下三点：
第一，政府信息化带动居民信息化。据介绍，当地街道及其下属的各个社区现在已经初步实现了电脑联网，可以网上传输信息，各居委会基本实现了办公信息化，尽管各社区只有屈指可数的人会熟练使用电脑，且各个社区的情况相差很大。当地官员认为，电脑使用起来很方便、效率高。我们在多个社区居委会看到基层官员使用聊天工具MSN MESSAGER来传递公文信息。通过当地基层政府的带动，不少住户对电脑和互联网有了初步的认识。例如，在百顺社区还开设了居民电脑课程，为感兴趣的居民提供电脑教育，“每次都有人来”。
第二，不同媒介形态之间的信息互补。在与一些年长官员的聊天中，发现不少家长的信息来源除报刊、广播和电视等传统媒体外，还有通过其年轻子女这一间接渠道接触到的互联网资讯，形成“初级和次级接受者”45 之间的互动。对于那些平常很少关注新闻信息的年长者而言，在互联网上冲浪的年轻一代往往能替代媒体的角色，成为代与代之间的“舆论领袖”，在日常沟通中，实现信息和舆论渠道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讲，人际互动弥补了大众传播由于经济能力、技术、观念等造成的接触差异，从而把每一个人经济地位不同的人都纳入信息全球化的系统之中，这似乎印证了多级传播论的假设。
第三，互联网催生了一种开放的社会心态，虽然这在大栅栏远非一种普遍现象。通过与几位一二十岁的年轻人的接触，发现他们都是网民，上网的目的主要是“聊天、打游戏、看电影”，偶尔也去“灌水”。他们认为，在现在这个时代“没有上过网是老土了”，难以跟上时代。网络上的东西是自由的、开放的、多元的，感觉很奔放。他们都认为大栅栏已经落后于时代了，常常会回去劝父母爷爷辈的人“思想要开化，不要老古董”。一位在街头值勤的大妈说，虽然没上过网，但通过子女也知到互联网，“年轻人思想开放，我也受了感染”、“通过网络可以了解全世界”。这说明，尽管信息化城市的社会流动概念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还有时间距离，但在一般意义上，现实的社会空间和大众传媒的空间能够形成多多少的社会交换，从而使得个人和社会之间的联系更为复杂。这再次证明，“当今的公共领域通常不固定在城市（或城市的某一部分）里，它已经转移到了大众传媒的王国中，并且随着全球科技交流的整体发展蔓延开来。”46 这就说明，大众传播的公共性质越来越超越受众既定时空的限制而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开放性。
三、回音
当代英国学者约翰·B·汤普森在对法兰克福批判学派进行批评的时候指出：“他们所共同具有的缺点：根据传媒机构的特征或功能和传媒信息的特点来解释大众传播的意识形态性质的倾向。这是一个缺点，因为，不能设想，由传媒机构传布的信息，依靠这些机构的组织或者这些信息本身的性质，当信息被人们在日常生活过程中接收和收用时将具有一个已知的结果。不能设想，接收传媒信息的人，由于接收了它们，就会被迫以模仿性和适应性方式行动，从而被束缚于他们的行动和据称强迫他们的信息所复制的社会秩序。”47 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传播效果研究的新发现就指出“媒介对人做什么”的命题正在转化为“人对媒介做什么”。我们通过调查的一个重要感受就是，低估基层民众的智慧是很无效的。用当地官员的话说，“认为老百姓是愚昧的想法是非常可笑的，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老百姓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只可惜我们听不到这样的声音”，“群众反映心声的渠道太少了”。我们有的只是想当然的所谓专家建议和把持着资源的利益既得者的声音。基层民众对媒体同样有自己的看法，不少人对媒体的话语方式和报道的公正性提出了质疑。这种立场来自于他们希望改变信息传播的权利不平等的诉求。
首先，他们对大众传媒参与社会管理有较高的期望值，认为基层和上层之间的信息沟通是解决问题的前提。例如，有居民表示，“现在政府与群众的分歧就在于，上头不了解民情民意，不与群众沟通，致使问题越来越严重”。如果“专家们也来我们生活一段时间”，他们就知道“什么叫水深火热”，就不会“清谈空谈什么保护”，就不会“站着说话不腰疼”。有官员说：“要是媒体早点报道大栅栏地区的困境，能够早点引起上头足够的重视，或许问题不会像今天这样严重”。
第二，他们对大众传媒的社会代表性不足表示不满，认为媒体的立场和主流话语是背离底层人的实绩生活。有被访者认为，现在媒体上“除了车子，就是房子”，离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相差千万里，让人看了“很不舒服”，“压力很大”，“感觉社会差距太大了，令人难以忍受”。通过大众传播所塑造的生活方式与自身生活处境的反差形成一种心理距离。
第三，他们希望大众传媒更多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认为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有限，关键是体制的问题。一位党员认为，“党和政府控制媒体太死”，媒体无法独立监督，腐败没法遏制。大部分人认为，舆论监督是很有必要的，媒体能够发挥一定的监督作用，能够产生遏制腐败的力量。这暗示出受众认为市场经济中的机会平等的匮乏和公平分配的不足。
第四，他们希望大众传媒提供更多机会的社会参与性，能够成为真正的信息渠道。不少人认为，“群众没有地方说话”，时间长了都对反映问题“没劲头了”，“即使说了也区别不大”。这样的背景下，群众参与媒体互动的情绪也相对较为低落。在我们访问过的10个社区中，除百顺社区的一些居民参与过节目录制，绝大多数居民都没有参与媒体的经验，也似乎对此没有什么热情，因为“参与了也没有用”，对改善现状根本没有帮助，“犯不着费那个劲”。由此看来，即便在大栅栏这样的贫困社区，都蕴藏着发展大众传媒发展社区化的潜力。
第五，普通受众对大众传媒的看法是两分法，认为媒体有好的一面，但坏的东西也不少。大部分认为，媒体信息总体上对生活是有帮助的，丰富了生活，增加了乐趣。但是，“卖药的假广告”、“假新闻”、暴力等这些负面内容“影响不好”，是害人的东西。我们发现，这当中存在一个把负面信息放大的倾向。不少人因为出现一些假广告和假新闻就全盘否定所有的广告，对新闻报道的真实性产生怀疑。用一位居民的话说：“连天气预报都不准，还有什么可以相信？”这种逆向思维的自发性和随机性可能与生存境遇的相对匮乏越来越明显相关，凸现出一种被社会抛弃后的边缘化心态。
社会建构不能离开大众传媒的参与。按照博格和拉克曼的理论，“现实的社会构建是通过个人生活体验和对媒体文化的挪用之间进行的符码互动来完成的。这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媒体文化来传递、表达和聚焦个人体验。由此由个人根据现实情况来读解和使用媒体。”48 事实上，透过借出大众传媒所产生的社会意义的交往，其作用在于通过信息符号的处理来暗示或者定义一个人们活动的空间和人们在这一空间里扮演的角色，确认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帮助人们构筑和维持有序的、有意义的、成为人的活动的制约和空间的文化世界。问题在于，中国当代都市的巨大变迁使得生活模式的传播远远超越城市的发展现状。就城市与大众传媒的关系而言，一部分表现源于城市自身的发展形态，而另外一部分则与社会的政策走向和经济模式相关。从总体上看，大栅栏地区的受众对大众传媒的补偿功能感到不足，这显然无助于与社会保持联系，适应社会。在媒介强调有效受众的经营前提下，缺乏市场消费能力的受众不属于媒介服务的主要范围。处在这种信息的需求和供给不对称的现实处境中，当地居民的自我认同方式呈现出这样一些特点：
第一，在思维上呈现与大栅栏本身的矛盾形象（传统的辉煌与现代的贫民窟）相一致，居民借由地理身份所形成的认同也是相互矛盾的，这突出表现为一种爱恨交织的心态：一方面，大栅栏的区域文化、街巷生活、邻里亲情等都是难以割舍的，另一方面，大栅栏今日的破落和衰败对现实生活而言又是令人痛苦的，是无法忍受的。多数人既因现实的痛苦处境而想离开这里，但又迫于对未来的恐惧和对传统的留恋而不愿离开。这种矛盾心态，造成了整个地区一种极其分裂的群体人格。
第二，外来群体的介入以及媒介对该群体的报道，对传统生活形态产生了冲击，引发了居民的认同危机，一些人把自身的困境归咎于外来人口的介入。大栅栏地区人口结构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流民化，流动人口占据极大的比重。外来人口通过租房从事个体经营活动，也有极少数人从事非法活动。由于文化素养、适应能力、个人性格等方面的原因，外来人口给当地的社会管理带来一些困难和问题。而这一群体的流动性、开拓性、冒险性特征，对北京本地人保守的、苟安的、闲适的生活方式也产生一种有力的冲击。本地居民普遍感觉到一种不安全感，对外地人警惕有加。而媒体对外地人形象的负面报道（在我们准备调研文案而分析的《新京报》、《京华时报》的报道中，偷盗、卖淫、贩毒、斗殴现象的肇事者大多是外地人。尽管媒体的这些报道并非有意制造地域歧视，但确实塑造了一种外地人的负面形象，很多本地人其实没有接触多少外地人，但也倾向于认为外地人粗鲁、不讲理、肮脏、好斗），似乎更加深了本地居民对外地人的这种负面印象。使我们疑问的是，本地人宁愿出租房屋而放弃自己经营的创业机会。当地一位官员所提供的解释是：“说得不好听，就是北京人懒，不愿意出劲出来创业。吃房租多轻松，多省事呀！”
第三，媒体话语的分裂对当地居民的自我认同产生了负面影响。显然，在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的导向下，媒体话语的日渐市场化加剧了大众传播资源的疏离和异化，意识形态和市场意识形态对媒体话语的双重征用使得媒体话语的价值内涵越来越抽象而丧失原生性的活力。媒体一方面作为政府和执政党的喉舌，要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但又迫于市场力量的驱使和商业利益的考虑而不得不为消费主义话语鼓与呼。这种分裂在当地一些居民的观念中产生了一些混乱。例如，有一些经历了社会转型不同时期的人，一方面认为市场经济改革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又对市场经济的负面现象表示不理解，认为现在的媒体“替富人说话”，“唯利是图”，没有公道可言，“新闻联播里刚在讲怎么为人民服务，后面电视剧里又开始这个高档车，那个高档房”，“脱离群众生活了”。有党员认为，“现在好多现象没法向群众解释”，“真搞不清楚自己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实际上，由于社会多元化所带来的利益驱动，大众传媒的公共性在舆论导向和利益诱惑的切割中变形，不同的价值观相互冲突和调和，新的角色模型像流星一样不断变幻，这种表象的混乱也是整个中国价值体系现状的一个缩影。
大栅栏地区的媒介使用的社会考察告诉我们，大众传播的发展所携带的公共性不再是一个单一命题。如何使大众传播的多元发展与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产生正面互动使得公共问题越来越具体，联想到发达国家至今都还存在人口融合后因为缺乏社会整合而产生社会暴力的现实，如何在城市化运动中推进社区的发展属于建构“和谐社会”的具体问题。这首先涉及到对社区的定义，它究竟是“一个区域和单位的人”，还是“扩大了的居委会”，抑或是“政府在地方上的代表”，它能否是“自我管理的实体”和“一个解决居民问题的自治社团”。其实，就一个都市社区的社会管理而言，即有正式的自我管理，也有非正式的自我管理。因为“社区不仅仅指人们之间的联系，它也是共同的意识和共同的关怀，是与特定地点和场所相联系的关系。”49 如果在指导社区发展的理论框架上没有明确的规定以及地位的清晰，社区如何能够调动、开发和支配自己的发展资源，并取得最大的社会化效果？这其中也包括大众传媒的具体定位，要生产能够增强社区认同的象征资源，就必须要存在具有这种强化社会认同功能的媒体。如同社会学家所指出：“弱势群体，他们掌握的资源很少，尽管可能人数众多，但他们的声音很难在社会中发表出来。我们不能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涉及弱势群体的利益的时候，往往要靠政府和大众媒体来为他们说话，他们自己的声音是很微弱的。说句老实话，如果政府和媒体都不为他们说话，他们自己很难具有有效地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手段。”50 这就提出一个“文化治理”（governance through culture）的问题，即如何通过社会资源和社会权利的合理分配及其在象征意义上的表现来重新表达城市居民的生存意义和政治认同。
早在1938年，路易斯•沃斯就在他那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作为生活方式的城市主义》中写道：“城市化作为一种特有的生活方式，可以从三个相互关联的角度进行传统地研究：1，作为一种物质结构，其中包括人口基础、技术和生态秩序；2，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系统，其中包括一个特有的社会结构、一系列的社会制度和一种典型的社会关系；3，作为一系列看法、观点和个性，它们以特有的集体行为和集体对象的方式来约束专门的社会控制机构。”51 如果说大众传播机构是当今社会控制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何使得大众传媒能够在看法、观点和个性上取得和城市发展的现实状态和现实矛盾相对应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来表达我们的城市，这无疑对促进国家和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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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曾繁旭和黄典林两位同学分别参与了本文相关的调研和实地考察，特此致谢。
2、 何树青：“城市显学”，《新周刊》，2004年3月5日，第173期，p56。
3、 仅2002年4月24日一天在央视国际频道的全天候节目的81个广告中有14个为全国各省市的广告。引自《销售城市》，中国新闻网2002年7月1日“视点”栏目。
4、 比如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每年公布一次的中国城市综合实力50强排名，一些科研机构的城市综合竞争力比较研究，以及《新周刊》等媒体的城市魅力排行榜等。
5、 [法]科耶夫：《驯服欲望》，华夏出版社2002年，13页。
6、 倪鹏飞主编：《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1－推销：让中国城市沸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26-7页。
7、 比如“哪座城市值得歌唱”，《新周刊》2003年4月1日，No.152。
8、 《城市复兴》，《新周刊》，2001年8月，No.112。
9、 子非鱼：“爱上城市的故事”，《南方周末》，2002年9月12日
10、 子非鱼：“爱上城市的故事”，《南方周末》，2002年9月12日。
11、 封新城答记者问，见子非鱼：“爱上城市的故事”，《南方周末》，2002年9月12日。
12、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64页。
13、 [荷兰]根特城市研究小组：《城市形态：当代大都市的空间、社区和本质》，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108页。
14、 比如，“城市魅城力排行榜”、“成都：第四城”（2000年9月15日，No.91）、“就这样爱上广州”（2001年11月15日，No.119）、“云南：体验之都”、“换一个角度看上海：谁是未来中国的时尚地标”（2002年11月1日，No.142），“重庆：第N城”（2005年10月15，No.213）。
15、 刘士林：“何见南京有伤感“，《网周刊》，2003年3月12日。
16、“城市魅力排行榜”，《新周刊》，1998年8月1日，No.45。
17、 胡尧熙：“双城故事”，《新周刊》，2005年10月17日，No.213期。
18、 喻乐：“《新周刊》的八年抗战之路――幸存者的游戏”，《传媒》杂志2004年8月号。
19、 “重庆：第N城”首发式上《新周刊》执行主编封新城接受媒体采访。见“《新周刊》解读重庆N种可能性”，2005年10月11日华商网—重庆时报。
20、 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12月16日发布的经济普查主要数据第三号公报显示，2004年中国业利润906亿元，而房地产企业例如总额为1225亿元。见《新京报》2005年12月17日。
21、反思与批判城市进程的主要专题还包括，“国际大都市的8道门槛”（2002年12月1日，No.144）、“城市外卖”（2003年2月1日，No.148）、“城市使用说明书”（2003年11月1日，No.166）、“城市显学”（2004年3月5日，No.173）、“外滩及其倡导的生活”（2002年9月1日）、“上海不是榜样”（2003年2月15日，No.149）、“城市化大跃进”和“哪个城市不想大？――中国城市区划：成长的意识流”（2003年8月1日，No.160）。
22、 佟达：“为什么乡村开始仇恨城市?”，《新周刊》，2005年1月15日No.194。
23、 “我们希望”，《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12月31日。
24、 柳剑能，张志安：“杂志创新策略——访《新周刊》执行总编封新城”，《新闻记者》，2003年11月。
25、 封新城：“新锐能表达我们的追求”，见《新周刊》200期之中国周刊市场对话专题，2005年04月07日，《新周刊》200期之中国周刊市场对话专题，2005年4月7日。见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2005-04-07/16436319423.shtml
26、 《新周刊》，2001年8月1日，No.112。
27、 [法]米歇尔•德塞都：《走在城市里》，参件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都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320页。
28、 喻乐：“《新周刊》的八年抗战之路――幸存者的游戏”，《传媒》杂志2004年8月号。
29、 “重庆：第N城”首发式上《新周刊》执行主编封新城接受媒体采访。见“《新周刊》解读重庆N种可能性”，2005年10月11日华商网—重庆时报。
30、 林娟娟：“《新周刊》批判”，《新闻记者》2002年第5期。
31、 《新周刊》执行总编封新城：“新锐能表达我们的追求”，见《新周刊》200期之中国周刊市场对话专题，2005年4月7日。见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2005-04-07/16436319423.shtml
32、刘士林：“何见南京有伤感”，《网周刊》，2003年3月12日。
33、 刘士林：“何见南京有伤感”，《网周刊》，2003年3月12日。
34、 房地产套牢城市里的每一个中国人？，《新周刊》，2004年10月11日。
35、 何树青、实建：“城市败笔”，《新周刊》，2000年3月15日，No.79
36、“社科院报告：大栅栏已成典型贫民窟”，2005年6月17日《新京报》
37、 [荷兰]根特城市研究小组著：《城市状态：当代大都市的空间、社区和本质》，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332页。
38、 [荷兰]根特城市研究小组著：《城市状态：当代大都市的空间、社区和本质》，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333页。
39、 [美]安东尼·奥罗姆/陈向明：《城市的世界――对地点的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16页。
40、 [美]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译林出版社2005年，122页。
41、 [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译林出版社2005年，341页。
42、 北京全市广播电视综合覆盖率达99.5%，有线电视入户率为62.1%。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顺利推进。年内实现了让90个自然村的居民看上电视的目标。城镇居民每百户拥有彩色电视机147台。来源：北京市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发展计划处http://www.beijingit.gov.cn/jcsj/t20050622_115759.htm。
43、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城市家庭的电视机拥有率已经陆续开始超过100％。2002年拥有两台和两台以上的电视机家庭比例在城市已经达到24.9％，即使在农村也达到了13.5％。参阅陈素白：《中国城市家庭媒介接触与广告关注》，媒体资源网，http://www.allchina.cn/info/fhtml/qikan/xdgg/033036354.htm。
44、 北京市全市网民数402万人，占全部人口的27.6%，比例为全国最高。来源：北京市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发展计划处http://www.beijingit.gov.cn/jcsj/t20050622_115759.htm
45、 [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译林出版社2005年，318页。
46、 [荷兰]根特城市研究小组：《城市形态：当代大都市的空间、社区和本质》，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96页。
47、[英] 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译林出版社2005年，268页。
48、[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0－121页。
49、 [美]安东尼·奥罗姆/陈向明：《城市的世界――对地点的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17页。
50、 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8-69页。
51、 [荷兰]根特城市研究小组：《城市状态：当代大都市的空间、社区和本质》，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