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多雨水的地域——聂鲁达的文化想象

1.「美人鱼」的故事
　　故事从两首诗说起，都是关于美人鱼和醉酒闹事的。
　　第一首是香港诗人饮江写的〈美人鱼〉：「请锯去我的／手／在你醉酒时候／要是失业难耐／请砍下／我的头」 ；第二首是智利聂鲁达的〈关于美人鱼和酒鬼的寓言〉：「当她全身赤裸裸地走进来的时候，／所有这些人全都呆在屋子里。／他们一直喝着酒，开始向她吐口水。／刚从河里出来，她甚么也不了解。／她是一条迷失了自己道路的美人鱼。」 然后是写「美人鱼」的饮江在「聂鲁达诗会」上以弗林明高的舞蹈伴读了聂鲁达的「美人鱼」诗 ，这是奇妙的契合还是刻意的选择？引导却是两段时空的映照——聂鲁达在五十年代写的〈关于美人鱼和酒鬼的寓言〉打造了一个睥睨世俗讪笑的美人鱼形像，从水中走上尘世，承受奇异的眼光和语言暴力的敲打，然后走回水中，洗涤污蔑再渡入死亡。「美人鱼」的形像寓意丰盛，可以是一种赤子的情操，对抗醉酒世界的狂乱，可以是情爱最崇高的境界，能够超越暴烈的考验，也可以是生之力量，以不断的死亡轮回生命。也斯曾经指出聂鲁达的「美人鱼」尽管死于人类世界的冷漠无情，却仍隐含了诗人对美好质素的寄望。 饮江的〈美人鱼〉写于八十年代，从几则国际新闻激发联想，在美国失业者乱鎗杀人与丹麦港口美人鱼铜像被毁的事件中，变换了香港的场景，诉说在失业和醉酒的现实里如何实践「美人鱼」的牺牲精神，以自嘲的口吻开解失意而卑微的人，期求「把绝望／交给安徒生」，然后仍旧的存活下去。饮江喜欢「美人鱼」，是否从聂鲁达身上而来无从考知，但两首关于「美人鱼」的诗，却轻舟掠过重山叠海，串起了智利与维港的两岸，让诗的故事啼声不绝……
2.颂诗的魔幻世界
　　生于1904年智利南部的聂鲁达（Pablo Neruda），一生飘泊海外，曾以外交官及大使的身份游历缅甸、雅加达、新加坡、西班牙、墨西哥、法国、捷克、苏联和，1945年加入共产党，五十年代却因通辑而流亡他邦，晚年与第三任妻子玛蒂尔德（Matilde）定居智利的黑岛（Isla Negra），197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但在1973年智利政变后不久便病逝了，享年69岁 。聂鲁达一生充满政治色彩与爱情传奇，智利流亡作家安东尼奥．斯卡米达（Antonio Skármeta）其后更以聂鲁达晚年黑岛的生活作为背景，写成小说《燃烧的忍耐》（Buring Patience）（后又名《邮差》The Postman） ，1994年再由Michael Radford改编为电影《邮差》（The Postman） ，令本来已经诗名远播的聂鲁达更举世闻名。聂鲁达的诗歌风格变化多样，情诗的大胆奔放、咏物颂诗的魔幻世界、政治诗的民族抗争与山河大地，以及哲理诗的沉思生死，都令不同地域、年代的读者从当中寻认共鸣与个人想象。
　　聂鲁达最脍炙人口的当然是他的情诗，尤其是情色的描写，强烈的节奏感，罗列丰满的比喻，数十年来令不少年轻的心悸动和情不自禁，但我最先看到的是他的咏物诗《元素的颂歌》（Elemental Odes），薄薄的一册子，配上简单的物像素描，在加州圣地亚哥的书摊上捡到的，翻开后跃动满纸的是猫、狗、象、蕃茄、洋葱、桌椅、钟表、太阳、黑板、结他、肥皂、橙和苹果的魔幻世界！那样日常生活的事物和大的景观，聂鲁达却让我们看到对象陌生化的形貌，丰富而独立自存的生命轮廓，例如他的〈手表颂〉，写时间的磨损中情欲的滋长：
　　　　表
　　　　不断用锯子
　　　　切割时间。
　　　　…………
　　　　夜里，我的表
　　　　在你手上
　　　　磨呀磨的
　　　　磨粉
　　　　磨泥，磨距离。 
在诗中「手表」的发条是情人的耳语、梦和心跳，戴在手上，搁在心上，然后落入时间的尘土，化成春泥，孕育情爱的根苗和果实，超越永恒。例如聂鲁达写时间的磨逝：「像烂掉的时间的纤维，／像小小的黑羽毛」，写时间的静态与停留是「而静寂还是静寂，／黑暗的清凉依旧清凉」，充满自然风味的比喻，简约的描写，为读者带来了具体而新奇的思考，而在时间与青春无从握紧的腐朽中，祇有情爱才恒久永存，诗的结尾说：「我听见你，在呼吸，／我的爱：／让我们睡」，这个「睡」，既可以是时间存在的另一个空间，心灵的、潜意识的、梦境的、超现实的，也可以是死亡的姿态，时间的终局。平平无奇的日常用品被赋予情欲契合的想象后，立即变得鲜明活泼，充满生命起伏的栗动；同样，聂鲁达的〈猫颂〉也写出了另类生命的韵律，那是猫的灵步、千娇百媚和倨傲：
　　　　而猫
　　　　祇有猫
　　　　长得完美
　　　　而且尊贵：
　　　　生来完整无缺，
　　　　独来独往，知道自己要甚么。 
诗中「孤僻而深奥」的猫被称为「小皇帝，／没有领地的征服者，／客厅的老虎，／情欲屋顶上／天生的奠长」，甚至是「住宅里的／秘密员警」，身份的多变一如性情的善变，聂鲁达写来妙趣横生，充满动感，诗人不但纯熟地也纯真地掌握了猫的动态，而且从旁观的角度侧敲猫的个性和气质，以及猫和世界和人的关系，但凡爱猫的读者看后都禁不住拍案叫绝，并有感于诗人的敏锐和想象，同时也深深感染诗人本身的「猫性」：「可是我不会分析猫。／我的理智对付不了它的冷淡，／它的眼是金黄的数码。」骄纵、自我、冷漠、洞透力、独来独往，不与人为伴，也不与世界为敌——如果聂鲁达不是在写猫之余也在自况，便是幽默地讽谕了他的情人！读〈猫颂〉的时候，感觉这么不合群的家伙幸好是猫，即使傲慢也被原谅，如果是人，而且是卑微者，不知会换来怎样的谴责，所以，在聂鲁达笔下的猫是幸福的，因为这么难缠的牠能拥有一个诗人的欣赏和理解，而聂鲁达其实是懂得猫的！
　　聂鲁达写于五十年代的咏物颂诗，摆脱了前期瑰丽华贵的词藻，仍然讲究比喻和节奏，却以明亮简约的跳跃和跨行，既荒谬又合理的逻辑和悖论，素描物象世界的丰饶，满溢魔幻的趣味，让人乐而忘返，来而往复的用孩童的眼光或诗人的心眼重新辨认世界的各样摆设。
3.「比喻」的诗学
　　读斯卡米达的小说《邮差》，印象最深刻的是主角马里奥（Mario）读第一本聂鲁达的诗集也是《元素的颂歌》，然后以微薄的薪金陆续买来其余的《元素的新颂歌》和《第三卷颂歌》，并且期待有一天能取得聂鲁达的亲笔签名。天真而热情的马里奥，背熟了聂鲁达咏物的诗行，在偶然的机会下跟诗人谈起「比喻」（metaphor）来；当然，年青而纯朴的马里奥并不明白「比喻」究竟是甚么东西和把戏，聂鲁达就告诉他那是借用另外的他物来形容某样事物的方法，马里奥依旧不能明白，聂鲁达就从身边的大自然景观和生活对象跟他逐样说起，例如哭泣的天空、奔驰的海良。这是马里奥首度受到诗学的启蒙，也是小说主角二人情谊的发韧，这个充满人情和诗意的场景，斯卡米达写来充满喜剧性和生活感，「比喻」并不艰深，就在我们的身边，祇求敏感的发现、想象的思考。马里奥从此恋上「诗人」的名号与身份，他说祇要能当上诗人，就可以畅所欲言的表达自己要说的话，聂鲁达反问他到底有甚么要表达呢？马里奥便说目前还没有想到，因为他还未成为诗人！读这个小说章节时，被聂鲁达与马里奥的性情深深吸引，一个早已扬名海外的国际诗人与一个长于渔村的平凡邮差，彼此能互相沟通，相信是在于那份赤子之心，对世界、事物的好奇与关怀，没有功利的企图，没有人际关系的和防范，交往来得那么自然，而且随年用深刻，是这部小说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再者，在这荒僻的渔村里，当大部份的人都没有受过高等，却对作为「诗人」的聂鲁达这样敬爱维护，而理由祇是单单为了他是写诗的，具有文化修养的，已足够令人悠然神往了。或许，最珍贵的东西来自「纯朴」，一种简约的孩里之心，一份接近大自然的美好素质，一点待人诚恳愉悦的态度。当然，美丽的渔村不是乌托邦，仍有它的苦恼与危难，生活的人仍要为粮食和水电张罗和不安，夫妻、父母与朋友之间仍难免争吵冲突，而且在智利动荡的军政漩涡中，黑岛上的小小渔村更加不能避免牵连，何况那里住着一个影响智利文化、政治的诗人，聂鲁达的寄居，不但为主角马里奥带来成长的契机，让他在诗与政治的意识中觉醒，同时也把小渔村纳入了的版图，从它的动荡变化折射聂鲁达与智利最后的政治命运。
　　Radford的电影改编自斯卡米达的小说，却由于拍摄的资金来自意大利，因而把故事的场景由智利的黑岛搬到意大利的小村上，并把时段由原著的1969到1973改为五十年代聂鲁达流亡海外期间，这样的改动无疑是大大削弱了原来故事强烈的政治性。1969至1973年是聂鲁达晚年生活与文学创作的高潮，同时也是智利国情最起伏不定的日子，民主选举与政治的得而复失，改革失败与军事流血政变的阴霾密布，穿插于聂鲁达由获选为总统候选人到退选，继而获瑞典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然后出使法国，回国后被政治监视等等的细节，交响而成一首诗歌铿锵、政治吶喊澎湃的乐章，让人恋恋无法释怀，智利的政变，聂鲁达的病逝，最后给小渔村和读者留下的祇是无穷的怅惘，身不由己的唏嘘，大人物与大时代的消逝，并没有变换美好的前景，小人物仍要挣扎求存下去，却无由选择自己和国家的命途。
4.名字、剧场与音乐
　　我比较喜欢小说原有的名字《燃烧的忍耐》（Burning Patience），因为那是来自聂鲁达1971年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说词，斯卡米达把演说最后一段以收音机广播的形式引录在小说的情节里：
　　　　我来自一个地处偏遥、而特殊的地理环
　　　　境又与世界其它地方隔绝的国家，我是
　　　　一个无名的诗人，我的诗是地区性的、
　　　　痛苦的和多雨水的，但我一直相信人类
　　　　，而且从没有失去希望……祇要具有燃
　　　　烧的忍耐，我们定能征服那座给予人类
　　　　光明、公义和尊严的辉煌城堡。 
所谓「燃烧的忍耐」，是聂鲁达从法国象征派诗人蓝波（Rimbaud）的说话转引而来的，用以寄寓他对自己民族和诗歌的勉励，放在小说整个故事的脉胳里，「燃烧的忍耐」既是的也是爱情的，是智利人民面对严峻考验必经的阶段，是马里奥追逐爱情付出的代价，是聂鲁达等待黎明的心情与期盼。基于这层层叠叠的意思，小说后来更名《邮差》便失去了主题丰富的寄托，我想，小说之所以由《燃烧的忍耐》变成《邮差》，多少是因为1994年Radford改编电影成功后为了普及的原因。电影的名字就叫做《邮差》（The Postman），曾获1995年美国奥斯卡金像奖五项提名，并夺得其中一项最佳配乐奖，及成为美国影史上最卖座的外语电影之一。「邮差」的普及化与知名度，反过来修改了小说原有的名字，当中可以见出媒介无远弗届的力量。
　　说到译名，中英剧团在香港「情迷拉丁节」的话剧表演却弃用了「燃烧的忍耐」或「邮差」的名目，改为《事先张扬的求爱事件》，带点通俗化的风味，未尝不是为了进一步让聂鲁达的故事走向流行的群众。古天农的改编贴近原著小说的面貌，把故事带回1969至1973的时段，而且在排演及公映之前亲自远赴智利走访原著作者斯卡米达， 足见导演诚挚的心思。短短两个小时的戏剧，发生在布景简单而细小的舞台上，饰演聂鲁达的演员冯禄德，以资深的演戏经验揣摩一代诗人的精神面貌与日常举止，演来风趣，生动活泼，又不失悲情，尤其是念读聂鲁达的诗歌，沉郁的声线载满沧桑的韵味，雄壮而落寞，为简陋的舞台空间增添了不少戏剧元素。祇是在故事的结尾，当智利陷入政变而聂鲁达又卧病在床的时候，戏剧由喜转悲的对应力量稍嫌不足，总觉得欠了一点时代转折、人物挫折的震荡力。值得一提的是整出舞台剧的设计，除了原作者要求的三首乐章及歌曲外，其余的南美音乐全由口琴手陈锦乐及结他手周启良现场演奏，不但加强了现场感的效应，同时令观众更投入故事的氛围，而且陈、周二人的合奏丝丝入扣，时而幽怨时而热情的音调与旋律完全扣紧了剧情的峰回路转，也扣住了观众喜怒哀乐的感官情绪。
　　由于陈锦乐和周启良的音乐演奏跟聂鲁达的诗情实在吻合得天衣无缝，琴和弦的颤动带领我们走入南美的山风和海浪，去而复来又来而复返的声演了聂鲁达或青春明媚、或叮当悦耳、或狂涛怒吼、或孤寂荒凉的诗歌世界，因此，我后来分别在「聂鲁达诗歌朗诵会」及香港电台的广播节目《演艺风流》之中借用了陈周二人音乐的声轨， 用以伴读聂鲁达的作品〈写给野兔和男孩的颂歌〉，现场的反应一致叫好，使我明白复活诗的魅力有多种途径，不同艺术的撞击，会有多重意外的惊喜。如果聂鲁达说他的诗地处偏遥，来自与世界隔绝的地域，是痛苦和多雨水的，那么，陈和周的音乐演译，无论是在舞台剧里、朗诵会上，还是大气电波的传送，于香港这个细小而边缘的位置，相信仍能共鸣彼此的拍和 。
5.诗与歌的并置阅读
　　歌手黄湘怡有一首歌叫做〈爱情太短，遗忘太长〉 ，是填词人李焯雄根据聂鲁达的诗作〈今夜我可以写〉改编而来的，内里唱出诗的行句：「今夜我可以写　最哀伤的诗句」、「爱总是太短　遗忘太漫长」，是聂鲁达情诗最富丽、哀伤而奔放的姿势！然而，我更想说的另一首歌是达明一派的〈爱弥留〉 ，每次听到总会想起聂鲁达的〈破烂颂〉 ，同是书写「耗损」，聂鲁达写的是对象的自然败坏：
　　　　盘子裂了，灯歪了
　　　　花瓶一个一个
　　　　跌倒，
　　　　…………
　　　　而另一种空白
　　　　在整个冬天里
　　　　旋转旋转旋转，
　　　　直至祇剩下花瓶的
　　　　碎片，
　　　　破烂的记忆，发光的尘。
而达明一派唱的却是生命与爱情的消磨：
　　　　像我这永没法解释的苍白
　　　　像永远盖着扑克
　　　　像永远在转圈圈的笔划
　　　　一生不过揣测
　　　　像我这永没法青春的生命
　　　　像永远转换布景
　　　　像永远在转换圈圈的花瓶
　　　　一生不过一声
　　　　没一刻可以安静
或许，我这种诗和歌并置的阅读难免带点穿凿附会，〈爱弥留〉的填词人周耀辉不一定读过聂鲁达的〈破烂颂〉，但并置的巧合无碍于我们对聂鲁达的联想，假如对象会消失，而文字能永存，那么，同是关于「耗损」的诗和歌难道也不可以互相映照、互道衷曲吗？〈破烂颂〉的世界里一切对象皆会在大自然的中自行腐化、破灭，而「时间」就是凶手；〈爱弥留〉的歌声里爱情与青春都是脆弱不堪挽留，消逝是它们必然的宿命结果。当然，听起来这首诗和那首歌都同样地绝望悲伤，因为揭开了生命华丽的修饰后，诗人和歌者都让我们见到了现实的赤裸残酷！
6.因诗之名
　　「聂鲁达诗歌朗诵会」结束的尾声，叶辉诵读了聂鲁达晚年诗作《疑问集》（The Book of Questions）的选篇，其中有这样有趣的诗行：「生命中还有更愚蠢的事情吗／比之名叫巴勃罗．聂鲁达？」 充份表现诗人到达晚年时的自嘲与豁达，对自我既肯定又质疑——聂鲁达原名Neftalí Ricardo Reyes Basoalto，1927年在文学杂志上读到19世纪捷克作家Jan Neruda的名字时，从此把自己改为Pablo Neruda 。叶辉说「聂鲁达」这个「借来的姓氏」早已取代了冗长的原名，成为一个国际认可的名字，而且声名远远盖过名字原有的主人，因此，聂鲁达在垂暮之年，忽尔想起这个久借不还、已经合情合理和合法地据为己有的笔名，不自禁地流露自嘲的意态。 「作家的名字」原来也是一个「比喻」，借用了他物或他人来为自我造像，日积月累，久经流传，也慢慢沉淀而成文化和的记号，指涉一套诗学精神或一段传奇故事，以及因「名字」而来的种种文化想象。说起「聂鲁达」，除了他丰富的诗歌艺术与跌宕的政治生涯外，还有智利多雨水的山区、斯卡米达笔下情思单纯的邮差、Radford镜头下朴实幽雅的诗人举止与言谈，以及变化丰富的南美音乐；而在香港这个小岛上，无论是数十年来中文世界的介绍和翻译、舞台上戏剧空间的转移，还是朗诵会上广东语言阅读的盛载，都不能避免是文化交流里的异域设想。说到底，没有人能还原名字背后的真像，名字的呼唤祇给予我们宣读自我的权利，在此乡共鸣彼邦，让群山回响和应！正如这篇文章一样，因「聂鲁达」之名，书写一隅之地一小撮人对拉丁美洲的文化情愫，让发生过的事件定镜存案，让因「诗」而来的快乐延续日后的思量，让名字继续流传下去……
 
注释：
  饮江：〈美人鱼〉，《于是你沿街看节日的灯饰》，香港：呼吸诗社，1997年，页83-85。
  聂鲁达：〈关于美人鱼和酒鬼的故事〉，邹纬译，《聂鲁达诗歌朗诵会》场刊。
  紫罗兰书局主办：「聂鲁达诗歌朗诵会」，2005年11月5日，出席朗诵会的诗人共有14位，除饮江外，还包括钟国强、陈智德、黄灿然、叶辉等，以音乐和舞蹈作跨媒介演出，大会并印发聂鲁达诗歌中文场刊。
  也斯：〈美人鱼和野兔——谈聂鲁达的两首童话诗〉，《书与城市》，香港：香江出版社，1985年，页126。
  Manuel Durán and Margery Safir, “The Man: A Biographical Outline.” Earth Tones: The Poetry of Pablo Neruda.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81. xiii – xxviii.
  Antonio Skármeta. The Postman. New York: Miramx, 1993.
  The Postman. Dir: Michael Radford. Cast: Philippe Noiret and Massimo Troisi. 1994.
  聂鲁达：〈手表颂〉，刘硕良主编、赵德明等译：《情诗‧哀诗‧赞诗》，广西：漓江出版社，1992年，页250-251。
  聂鲁达：〈猫颂〉，同注[8]，页305。
  这段引录我是从斯卡米达的小说英译本翻译过来，原文英译及故事情节见注[6]，页91-92。另外，聂鲁达1971年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的演说词全文中译，可：〈吟唱诗歌不会劳而无功〉，收录于江志方、江禾等译：《聂鲁达散文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页141-152。
  香港中英剧团：《事先张扬的求爱情件》场刊，2005年10月，页8。
  洛枫、卢伟力、张璧贤主持：〈游走于政治与爱情之间：诗人聂鲁达〉，香港电台广播节目《演艺风流》第3集，2005年11月19日播出。
  根据资料显示，香港早于四十年代已于报刊杂志上译介聂鲁达的生平和作品，七十年代更是高峰期，至今一直持续不断。详细资料可参考香港中文大学的「香港文学数据库」（http://hklitpub.lib.cuhk.edu/litpage.jsp）；或也斯：〈70年代的拉丁美洲文学热〉，香港：《日报》，2005年10月28日，版C5；陈智德：〈中文世界里的聂鲁达〉，香港：《信报》，2005年11月5日。
  黄湘怡：〈爱情太短，遗忘太长〉，收录于陈冠宇：《爱是我们的》专辑，台北：新力唱片，2003年。
  达明一派主唱：〈爱弥留〉，收录于《为人民服务作品全集》第五集，香港：宝丽金出版及发行，1996年。
  聂鲁达：〈破烂顉〉，同注[8]，页300-303。
  聂鲁达：《疑问集》第32首，「聂鲁达诗歌朗诵会」场刊，同注[3]。
  同注[5]，页XV。
  叶辉：〈何用浮名绊此身〉，香港：《明报》，2005年11月8日，版D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