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观点--中国该怎么办

科克伦：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现在是共享一个难得的机会。我是八年来第一次到、到上海来，那时，整个城市只有大约100辆汽车，而且没有一栋摩天大楼，所以我特别体会
到这个国家的成就。这都是依靠中国人民的辛勤劳动，而且也明白它有多大的前途。但是要体现这个潜力，中国还需要迎接一些巨大的挑战，克服一些困难。我们在未来三天的讨论中，既要坦率地，又要保持良好意愿的谈话，既谈到困难亦谈到机遇。要这样做，把界、技术界、思想界的想法沟通一下。国内和国外的与会者们，我们需这样做，才能帮助中国克服挑战。中国有好多年一直不清楚知道是否能加入世贸组织，您觉得是否可即将加入?如能加入，对中国近年会产生什么影响?

坎特：我们大概在吃完饭4小时后就可知道，他们正在华盛顿谈判。克林顿政府和中方的朋友几年来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希望能达成协议。但这依据是商业形势，他们要根据WTO的规矩，希望能促成中国加入WTO。这是个非常艰难的时刻，在今年4月快达成时又没有成功，我想很有希望在这几天内会有成功。我现在不是政府成员，但我要说，中国必须要加入世贸组织，这不仅是为了中国和美国，更是为了世贸组织本身：为了创造稳定，为了和平，为了进步，不仅是在亚洲，而且是在整个世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都是会有积极影响的。要看到中国正面临挑战，蒙受很大压力，国营企业有一半在亏损，他们需要大胆的私有化，减少政府人员。中国在上、上的压力很大，如加入世贸，压力更大，会有更大挑战，但亦会有更多的机遇，中国需要外资。今年外资直接进入较少，但往年已进入了好几百亿外资，中国需要外资为它创造新的企业，新的就业机会，中国还需要技术转让，这会跟着外资进入中国。第三个中国需要的东西，是心理上的，那就是世贸组
织会带来稳定，这是至关重要的。不仅对中国，对美国亦如此。

科克伦：我想谈些经济问题。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经常要对付潜在的通胀问题，现在又有个通缩问题。在过去的20多个月中，中国物价不断下降，且生产力过剩，为了对付消费
者不花钱，政府多次减息，还开始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还要给公务员加薪，刺激经济。这够不够，如果不够，该怎么办?业。第二点，国营企业改革不仅仅看国企本身，还要看大环境，包括国际市场、资金市场、政府管理的支持，在过去三至五年中，取得较大进步，特别在沿海城市，70％—80％的国营企业已转型，有些被出售、兼并。近日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肯定了这些地方的作法，同时也宣布了一些新的政策，这是改革的新篇章。其实如果说经济上通缩，还是有利于改革的。为什么有通缩呢?就是因为银行现在向国营企业贷款更谨慎了，这是我们希望见到的，再比如说裁员。有成千上万的人没有工作，以及养老金改革，这些措施增大了储蓄、减少了消费，一方面确实产生了问题，另外一方面也说明改革有进步，不过这也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过程。我自己认为还是要经过三五年。改革才能够真的完成，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解决。

科克伦：五百强中的美国企业只有你们一家是在美国以外建立的。再过25年，你们公司总部是否又会重新迂回上海，使纽约变成分公司?而需要发生什么事情才能见到这种迁移呢?

格林伯格：这个问题有两部分。看中国进一步开放，我们的生意，也是进一步增大，市场占有率越来越大，显然，随着我们生意越来越大，我们会需要越来越多的空间。但尽管我愿意重新成立一个公司，税收法也会把这个问题搞得很复杂，所以除非税收法重写，在中国重新建立公司不太划算，现在我们在这里已经发展很快。另外，我不完全同意柯帝斯的看法。有很多活动在促进经济发展需要一些时间使经济政策生效n中国有许多地方还没有电，没有电讯，好多地方的建筑、设施正在把这些地方联系起来，一旦这个过程完成，人们会买更多的电器，因为没有电的话，不可能去买洗碗机。在通讯方面也是这样，所以我不。

肯纳斯·考梯斯：要是现在有两个伟大的经济学家来此，那应该是马克思和凯恩斯。那么，马克思会很悲观，而凯恩斯会那么悲观，中国的领导人已经种了许多种子，到2000年，这
些种子会结果的。所以我相信有些状况不会隔夜就改善，到2000年，发展就会不一样，增长就会比较高。

科克伦：在中国上海、深圳股市上市的公司多数都是国有企业，好多私有企业不能融资，到了2001年中国会不会有股市供年轻的公司可以直接融资?

樊纲：中国的股市已经出现根本性的变革，我想在全球股市发生的变化在中国也将很快出现了，好多公司在中国成立的，他们其实也在全球股市上融资，我不是制定政策的官员，但我认为在学术界、在制定政策的人中间已经进行讨论。现在中国有许多坏账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那谈发展资本问题就是空谈，试想这不光是解决坏账问题，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部分，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现在中国采取的许多新政策，要想让它们奏效的话，必须解决坏账问题，不能总靠减利息，你不能把利息减到零以下。所以我感觉，中国的改革，开放资本市场的成果还没有完全显示出来。还要解决腐败、政府干预等问题。

坎特：讲得范围广一点，是整个机制变化的问题。二战以后世界发展就是靠高技术带动的，在全球化的一个社会中，把体制、方面的变化融合和谐，使它们一体化。例如解决的监督，解决腐败的问题，这些机制上的变革，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变化的基础。我们认为光建立一个“纳斯达克”股票市场是容易的，但更重要的是实现机制上的变化，如果看五十年前的中国，再看看在五十年中中国出现的变化，这是令人非常惊讶的。我们当中许多人不太愿意用长远的眼光看问题，我们应该耐心一点，更要加深对中国的理解。首先，中国成立资产管理公司来解决不良债务的问题，而且把这些不良资产拍卖，使愿意在中国投资的外国公司参与拍卖过程，可以买坏账，如果他们有能力有资金在中国将这些公司搞好的话，他们就可以这么做，这不是理想的问题，而是已经成为现实了。这会加速在这一领域发展，变化的速度。这种变化不是一夜就可以变成的，这需要时间。在资本市场方面，我有一些个人的经历，我在中国有人寿保险的业务，我觉得中国不会需要很长时间就会有多样化，例如直接投资，购房按揭，股票投资等方面的业务。人寿保险是个长期的事情，对中国这也是个学习的过程，因为以前在机制上没有这方面的先例，如果不
耐心，就会犯一些错误。中国不能忍受经济混乱，那将是一场灾难，所以必须一步一步走，可能我们不一定喜欢这种速度，但只能这样发展。我同意这种作法，我们不可能在开辟新的领域之前，解决所有老的问题，刚才讲到“纳斯达克”股票市场的问题，我们不可能等到解决一切问题后再进入这个领域。中国不仅是一个过渡的经济，而且也是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同时干两件事，一个改革旧机制，同时开拓新的领域，包括新的技术、信息产业。

科克伦：我今天在上午召开的信息产业圆桌会议上听到——件事，就是英特网在中国的迅速发展，一位中国企业家说，他认为未来中国在商务上的发展会成为一个大国，但同
时也有一些混乱。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合资合伙，是否十年的政策，我不知道，在座的人谁想就这一问题发表看法?坎特：我今天上午参加的信息产业圆桌会议非常有意义。互联网和信息产业在美国发展很迅速，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创造了许多高技术的工作，而且给社会创造了许多价值，不光是股市上的价值，这是因为没有强加的管理制度，这样他们有
发展的空间。在中国；问题有很多，例如，怎么管理，是否管，一些世界上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注意不同的内容，有适当的管理又不压制其发展，这点是很重要的。在美国这是一个挑战，在中国恐怕是更大的挑战。

科克伦：我们在一个信息产业公司有项投资，有一个家在美国读过书，搞了一个软件，这个软件在全球得到运用，你认为英特网将会出现在中国的零售市场上吗?考梯斯：那你要在50年以后才会看到。我想这不会立刻就会发生的。即使是有了，这种对中国的出口是有好处的。有的人研究小的公司，在小的公司里买股票，你在德意志银行工作的话，你必须这么做。有意思的是，在中国这个国家有三个文明必须并存，一是信息的发展，每年培养的工程师比美国还多；中还有部分是传统的，第三大部分是农业。现在还和很多年前生活的方式差不多，我讲个故事，来看这三个部分的联系，我在北京看到一个英特网公司，开了个网吧，有两个农民到北京卖蒜，天—下雨了，他们进了这个咖啡馆，让他们大吃一惊，看到那么多机，服务员对他们说，我们可以为你注册一个网址。后来，他们注册了一个大蒜公司英特网址，你可以看得到中国变化的力量所在n中国是一个成本低的生产商，生产的产品量很大，资本技术管理等各方面的潜力发展都是无量的，问题是销售，在高技术区生产的东西，卖到美洲，你通过英特网销售，会对中国的商务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应该认真注意这个问题。

科克伦：坎特先生，刚才谈到让中国加入世贸问题，看似经济问题，实质还是美中关系在起伏。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讨论提出过战略伙伴关系问题，这个伙伴关系也出了很多问题，我想请您就两国关系在未来五十年的前景谈一谈?

坎特：我想讲合作伙伴关系往往会提高人们的期望值，也不应该说中美关系是敌对的。我们有一个战略关系，基础是三个公报，有冷战思维，这个关系更加简单。冷战的情况使两
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的决策更简单。现在两国关系有了一些起伏，两国领导人有两次首脑会晤，使两国关系到了最高点，然后发生了许多事情影响了两国关系，我们没有把两国关系放在共识的基础上，即稳定，经济繁荣和和平。如果我们着眼于将、世贸、人权、宗教自由和亚洲稳定，放在两国实际利益背景下，我们会在更大范围内达成一致，我的看法是美国同中国坐下来的时候了。中国与其它国家讨论的内容是不一样的，中国认为自己是未来的一个超级大国，总的说大的问题不光是为中国提供更大发展的空间，而是给中国最高档次的发展空间。中国一旦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中国是七国集团之中的主要成员。如果没有中国来取的政策的话，那亚洲就不会那么容易呈现稳定。中国也应该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成员，中国已经能够在这些领域发挥作用。如果中国愿意这样做的话，其他国家应该向中国让步，我觉得西欧、美国应作出这一步，这样的话会改变波动的两国关系，不只在几个领域里两国实现合作，而是要为两国关系提供全球的基础，这是问题的关键。

格林伯格：以前常说要围堵中国，什么叫围堵中国?那么，好像中国也没有表现得要超越他自己的国界，现在已经有十二亿人口的他们，才不要再增添新的人口，那么他旁边的邻国有不太稳定的俄罗斯，另一边有日本和印度，所以说谁要围堵中国好像是胡说人道。从经济方面考虑，中国的兴趣是要发展自己的经济。他不会考虑跨越国界，而且看着亚洲金融危机，我觉得有许多文章可写。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悲剧，有些人就说，在泰铢贬值前，日圆亦贬值。当时日本没有负责任采取适当的行动，现在还没有做它该做的事情，日本的复苏，也是没有力气的，现在看来，也是很薄弱的，所以，应该采取措施，发展它的经济，它却危胁着亚洲的经济稳定。

坎特：我的问题是针对前面一个问题的，《财富》的那位先生提出来中国能不能面对它的挑战，我想，前面几位已做了补充，中国的决策程序和决策制度几十年来已有了很大变化，而我要补充的是，中国已经开始私有化，有20年了，20年以前，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几乎等于零。而现在达到了74．5％，也就是说，将近3／4，随着私有制的进程，我相信，将会使中国的更多人口迎接她的挑战，我这儿的问题提问，根据我的研究和预测，中国未来的50年将是可以有经济大为发展的半个世纪，你们是否对此看好?不知道我、格林伯格50年后还会不会在这儿，是，我看好中国，在冷战时期，我们伯苏联强，伯中国强，现在，冷战结束了，如果他们弱我们才伯呢，这符合我们国家安全第一，来建
造一个强的中国，一个发展的、自信的、富裕的中国，一个提高生活水平，一个有中产阶级，一个加入世贸组织的中国，我们要这样的中国，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一点，我是大力提倡这事情的，因为我觉得，中国变得强的话，是造成稳定发展的依据，我完全同意，我知道你们也是一定支持中国发展的。科克伦：这儿有人提了一个书面的问题给我，问你觉得有什么展望?

考梯斯：具体的数字很难说，但是否能保持这种发展的速度呢?这就会注意到是否一步一步走的问题。过去十几年取得的进步，很大程度来自体制改革，改变整个社会的激励机制。如果不做出这些否定自我的决定，是不是还能取得同样的进步呢?所以我们应回到未来的五年，看看未来五年的展望，照我看，下一步关键的战略问题，就是能不能发展管用的、公开的、透明的资讯市场，要是能走上这一步，把这个战略的配套政策落实，那么我认为经济会飞跃前进，而且是健康的我觉得健康的发展，要看下一步的改革、可以看今后的数字，百分之七八的增长中有2％是来自库存卖不出去国营企业的发展，其中百分之一二来自政府增加负债。如果把这些去掉，实际的增长只有百分之三四，但国家需要百分之七八的增长水平，你看他有多少储蓄，只要稍加引导，引导到可以创造财富的经济领域，这样就刺激了经济活力，而且就会得到刚才那位先生讲的繁华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是比较有信心的。中国有这个潜力，现在就要看领导层有没有这种眼光，抓住这个机遇，回顾过去20年，应该说，这个国家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如果让我赌的话，我赌中国会做出正确的决定，那么就会迎来一个新的繁华的时代。

科克伦：规定之时间已到。再问最后一个问题，请答关键问题：中国的现状和未来怎么样?诸各位预测一下。

坎特：1．机制变化要有透明度，金融需监管。2．继续改革，而且要加快速度，但要小心些。3．要抓农业，的生活也到了一个需要复兴的阶段。中国这几年农业发展放慢了，
有很多问题。化肥将土地毁了，中国农业在世界上拥有这个领域最好的家，如果不制止，农村向城市移民，那么问题就会很大。

格林伯格：我的预测是会看到中国经济继续发展。法制、公司的制度等方面，有改进的余地，使国外投资者对公布的公司会计数据有更大的信心。

樊纲：首先我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是乐观的。机制改革会继续，并会加快速度。发展金融资本市场、银行，金融这些方面的发展很重要。第二，城市化会在未来十年中全速进行，包括移民、贫富差别、城市差别会加大，内地和沿海的变化，但这对中国发展的进程是好事第三，十年后中国的改革会更开放，更趋于全球化。尽管有困难，但—卜年后总会有变化。不能指望一夜间发生重大变化。

考梯斯：中国利用储蓄要充分利用好，这是个革命化的改革。未来十年，中国人的收入会翻倍，十年后，出口会占全世界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在信息技术方面，成为出口与消费的国家。未来十年，挑战会很大，但机会会超过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