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经济的意涵

一、 政府是于1986年7月20日正式向关贸总协议秘书处提出恢复缔约方地位的申请。

1995年7月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观察员。13年的谈判中，1988年2月至 1989年5月为中国申请的审议阶段，差不多已形成共议，但因当年「六四事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谈判中止。92年2月谈判恢复，但分歧扩大。而在其后的谈判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日本除外)对中国的要求不断提高，添增新的内容，致使直至97年以后中美两国元首互访，关系改善后才稍有进展。98年4月中国总理朱閒基访美，在谈判中作巨大让步，但最后美国总统克林顿还不愿接受，再加上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谈判停顿。近月恢复谈判，中国政府的立场已从尽量让步迁就美国，一转而为坚守立场，不作过份让步。中美谈判似难得结果。而中国与欧盟的谈判正在开展，欧盟声称要求会比美国更高，11月底世贸组织召开第二轮谈判会议，中国似难以会员国身份参加。

　　但是，在上一轮乌拉圭回合谈判里，中国参加了谈判的全部过程，并签署了最后一揽子协议，中国所承担的多边贸易协议义务并不比世贸组织成员国有多大差别。中国贸易以及总体的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和自由化程度，在十多年的体制改革过程里，已经大大提高。在国内贸易方面，自1992年价格改革以来，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控制已大部分开放，市场力量处于主导地位。在对外贸易方面，中国的外贸和出口依存率经过20年的，已分别从1979年的11.3%和5.2%提升至1998年的33.8%和19.1%(在1995年更高达40.9%和21.7%)，以中国的大国经济规模，这样高的外贸依存率属于国际罕有。这也同时反映出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的结合，与及开放程度。

　　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速度极快，1983年中国的出口占世界总出口1.3%，居全球第15位，1998年便占3.4%，居全球第9位，且属全球10大贸易国中少数贸易顺差国，中国的外贸顺差规模仅居日本与德国之后。
　　这样快速的外贸增长，以及背后速度稍低、但亦达到近20年平均9%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都是在中国未能加入关贸总协议或世贸组织时期达致。关键是中国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的、与世界上大多数国签定的双边贸易协议。由于多边贸易协议并不否定双边贸易协议，其所提供的贸易条件和环境亦不会比现时中国的双边协议为佳。因此，单从国内经济发展、对外贸易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并没有绝对的必需，或任何的紧迫性。
　　一是，即使不加入，中国依然可以参加世贸组织新一轮谈判的全部过程，一如上回乌拉圭回合谈判一样。因为不是成员国，中国参与谈判的作用会受限制，但以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庞大势力，成员国与否，亦不会降低其对谈判的影向。

　　二是，即使不加入，中国依然可签署有关谈判结果的协议，并受约束，但作为非成员国，中国却多了选择权。既可选择签定全部协议，或部分协议，也可选择签定的时机，按中国内部因素来考虑何时签定接受开放市场的时间表约束。在世贸组织之外，中国可自主选择权利与义务，不会受到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世贸组织协议所强迫约制，缺乏选择。而在第二轮谈判的议程里，主要是有关于2005年后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一方面，中国可不急于参加世贸组织。另方面，在世贸组织以外，如亚太经济合作(apec)所协议的贸易自由化时间表(如2010年高收入国达成自由化，2020年其余国家跟进等)，中国作为参加者亦需遵从，但2020年为期颇远，时间的压力大为减少。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好处或作用，一是作为大国，参加世贸组织谈判，可进一步显示和发展中国近几年推行的大国外交政策。二是参加世贸组织，可利用该组织的解决争端机制来维护自身利益，避免被其它贸易伙伴滥用反倾销协议来阻碍中国产品的出口，也可以按世贸组织原则对外国进入中国市场倾销的产品开展反倾销调
查，以至进行投诉，施加合法制裁，提高保护国内产业的力度(1)。此外，乌拉圭回合里的一些协议，特别是纺织服装协议，规定于2005年前分期分批取消进口的配额限制，这对中国占出口总额达18.8%的纺织和服装出口，会有极大的帮助。据美国政府部门估算，若取消配额限制，中国服装制品在美国市场的份额可由目前的约10%至2010年增加18个百分点(2)，由此而产生的出口额和对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的作用会是十分巨大。不过，美国在配额取消的分期进程里十分取巧，95年和98所取消部分大都是进口极少的类别(3)。因此由此带来的贸易影向只会在2002年和2005年才明显表现出来，中国的加入世贸组织也因此未必需在2002年之前太早。不过，据今年中美的双边谈判内容，美国的要求是把中国排除在外，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便可能少了这个重大的利益(4)。

　　二、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最主要的后果是开放市场、降低关税。前者包括取消进口限制。

　　在降低关税方面，依美国政府的要求，是要中国把1997年的平均24.6%的水平降至9.44%。这样相等于把1998年应用的关税率减少56%，或1994年开始谈判时的水平削减71%(5)。
　　但是，中国1997年的24.6%关税率平均水平，并不是实际有效的关税水平。中国政府方面透露，有效的水平只是不足5%，而若简单地从中国关税收入来看其与进口总额的比较，实际收到关税比率在90年代以来是逐步下降，不足3%。只有在1999年开始，因为打击反私进口，堵塞各种逃避关税的渠道，这个比率才上升至5.46%，按这样的情况，即使扣除加工贸易的免税进口因素，中国进口的实际有效关税比率，相信仍然低于9.44%的水平。因此，美国政府对中国降低关税的要求，从总体平均情况看，对中国的进口影向不大。以1999年上半年的趋势看，大致还是与中国现行有效的关税水平相差不远。
　　按照美国政府条件加入世贸组织，中国面对最大的冲击是开放市场。不过，冲击对不同的产业、产品市场的程度不同。
　　从经济的总体来看，中国正处于生产能力过剩、市场供应过剩、通缩严重的阶段。生产资料价格自1996年开始进入负增长，随之于次年农产品收购价格亦开始下降。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自97年10月以来持续下降，99年年中已回落至95年末的水平。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自98年3月以来连续负增长，99年年中亦恢复至96年2、3月间的水平(6)。通缩的现象反映着市场上供过于求。据国内贸易局的调查，96年供过于求或供求平衡的商品占93.8%，97年下半年扩大至98.4%，98年则达到 100%，市场上全属供过于求(7)，因而物价不停地下跌。99年上半年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比上年同期减7.8%，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则降3.2%(8)。中国经济全面通货收缩的情况极其明显，即使经济增长还有7%的较高水平，通缩并不导致经济衰退，但亦足以反映出生产能力过剩和市场供过于求、竞争剧烈的现象。
　　在这样市场供过于求的情况下，中国开放市场，进口产品会受到国内需求不足，和国产制品低价竞争的压力。因此，从总体而言，由开放市场带来的进口急增的机会有限。99年上半年中国进口猛增，比上年增长16.6%，主要的原因是去年底有效打击走私，今年以来原本走私进口改为缴纳关税进口，并不代表实际的进口增加。
在普遍生产能力利用不足，就连农产品亦供过于求，除了燃油外，中国实际需要进口的主要是高新产业的设备、零部件。但这方面，如信息产业、中国企业的进口替代进度亦十分迅速，部分则受到美国以国防安全理由阻止对华出口，中国整体进口在这方面的规模不可能扩张太快。而事实上，中国在这些产业方面的进口在近年已是成倍增长，占进口的比重亦急剧上升。因而即使在这方面，因中国市场开放，关税降低。如按1996年的信息技术产品协议，在2000年时推行零关税，或引用印尼、等的例子，部分零关税延至2005年推行(9)，中国进口的增加还是有限。

　　不过，在不同的产业或产品市场里，中国的关税保护程度不同，国内企业的产品竞争能力有所差异，因而在关税降低、市场开放之后面对的冲击，部分可能颇大。其中主要是粮食、汽车(特别是轿车)、钢铁、石油化工产品、医药等。部分是因为国内保护(高关税或进口限制、或两者并具)程度高，部分则属传统产业，中国企业的生产效率、技术水平低，而在国际上同属供过于求产品。但如日本、韩国，以至欧美或俄罗斯等传统重的生产效率高、成本低、本土市场需求不足，因此若中国放开市场，降低关税，中国的市场很容易被进口产品抢夺。然而由此而增加的进口规模亦不会太大，主因中国国内需求在这些产业、产品方面已经增长缓慢，甚至停滞不前。另方面，如粮食、石油产品涉及中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比价关系，若国际粮食和石油产品摆脱近10多年的价格下降趋势，如石油价格在今年已大幅上扬，而农产品价格主因欧美政府巨额补贴因素而生产过剩，补贴出口，若补贴取消，国际市场的供求和价格亦会转变，因而进口产品价格上升则对中国市场的冲击亦会有所变化。

　三、 1999年是的一个转折阶段。从改革开放以来，90年代的中国经济处于一个特长的经济周期。

90年代上一个周期的谷底，到92及93年很快便达到增长的最高峰，其后却是逐年缓减，至99年里大致跌至7%的年增长率，可是还未有降至89年、90年那样4%左右的低增长率。一方面，从92年以来，迄今长达7年的经济增长下降期，在中国经济的里极其罕见，或许可反映出中国政府自93年中推行的宏观调控政策收发自如，操控有度。另方面，通缩在96年逐步呈现，从生产资料至农产品、至消费品，却表示出周期性经济增长下跌的基础似在加强。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的最终消费，当年价格的年增长率在97年开始大跌，比上年减了近10百分点(由18.9%至9.1%)，假若不是当年货物及服务净出口增长大增15个百分点，当年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不会只是由上年的16.8%跌至9.7%，可能跌得更大。从94年开始，资本形成的增长也是逐年减少，且减幅加快，反映着前期(80年下半期至90年代初)投资过多带来生产能力过剩的影向，这部分可算是结构性因素。但最终消费的增长在97年跌幅扩大，脱离了94年以来的稳定跌幅，且在物价下降、进入通缩之期，其中既有周期性因素，也同时可能包含了非周期性的因素，如朱閒基改革国有经济带来的广泛职工下岗和由此而产生的消费者收入预期下降、消费信心失落的作用。98年的情况与97年有所差异，虽然结构资料缺乏，但还可相信当年最终消费与货物及服务净出口的增长俱降，9.7%的当年价格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暴升的资本形成增长来支持，且力量不足，当年价格计算的经济增长便降至 6.4%。99年上半年亦大致相同，只是在二季度里资本形成的增长率放慢，但在年中至三季度，消费需求与净出口增长有所回转，其中当以消费需求为主要经济增长推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便已回复至96年65.4%相近的高水平。
　　98至99年的情况显示，假若不是98年下半年政府进行庞大的公共投资，98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会是大幅下滑，以至到7%以下的水平。但是在这个水平，也不一定是到达谷底，经济增长可以自动回升。关键是即使政府公共投资扩张，通缩依旧，也即使是说市场上的供求还是不平衡。部分原因是朱閒基的政策主要是扩大下岗职工数目，打击消费需求，可是生产能力并没有通过倒闭等大量削减，反而是因消费需求受挫，相对的生产能力过剩，市场的供过于求有增无已。通缩部分地维持了收入下跌昦社会群体的一定消费。不然，消费需求的增长减缩可能更大。而由于通缩的因素，除非消费需求的增长趋势有所逆转，否则的话，在生产能力削减有限，中国经济增长很难从下降轨回转过来，达到谷底，结束当前这个经济周期。

　　1999年三季度，特别是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把经济政策的目标开始转移至增加就业，而不是继续进行国有企业的「减员增效」的调整和改革，政府也大幅提高城镇居民(包括退休人士)的收入。这对增强城镇居民的信心，刺激消费有相当效果。物价降幅收窄，趋于稳定。但与此同时，朱閒基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失败和逆转，却使粮价继续下跌，农民收入和收入预期都受到打击。即使(县及县以下)的消费品销售占全国总额比重不足40%，可是在三季度里增长幅度缩减，却抵消了城镇居民收入增加带来消费扩大的积极效果。或许，三季度出口增加 (相对地上半年则属负增长)，外贸顺差扩大，这对经济增长有所帮助。但与此同时，政府公共投资增长又大减，两相抵销，三季度的经济增长可能还是与二季度的7%相差不远。因而，直至98年三季度，中国始自90年开始的长经济周期还处于争持之势，99年是否可从谷底回升，还难以预料。而若最终需求增长有限，公共投资难以再扩大，单靠占经济增长比重不大，且往往反复的净出口增长，2000年中国经济还会是处于谷底徘徊，困于转折点上。
　　生产能力过剩，在中国而言，一是收入差距巨大，牵制着大众消费规模的(消费分层化，特别偏于中上收入者则很易使消费需求流失于进口或境外消费)；二是国有企业的资产或生产能力难以快速调整，且因中国吸引外商投资能力较高，外商投资又不是海外惯见的收购与兼并，而是新建扩大现有的生产能力。以98年为例，外商投资的金额相当于当年固定资产投资的74%。结果是生产能力过剩、削减有限、新增不少。即使有结构变化，却对总体的生产能力过剩改变作用不大。
　　对于需求，中国政府可用财政力量稍作扩大，但中央财政资源有限，难以长期支寺。而在生产能力过剩的通缩时期，企业的总体收入和利润难以有改善。若前者的需求刺激作用不大，不能由企业外的资金长期支持，反过来要由企业本身支付，企业亏损只会扩大，以此来增加消费者的收入刺激消费便不容易。反过来，国有企业乃至其它企业在国内市场需求增长缓慢，竞争剧烈，利润下降，则亦难有扭转劣势败局的机会。个别企业或可在市场上争胜，整体企业，特别是生产能力过剩程度严重的行业里的企业，则应难有办法改变利润率下降的趋势。　　于是，中国经济周期在谷底徘徊，无法回升便是企业亏损、消费不振二者互为因果、互相牵制。
　　四、如前所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若按美国政府在今年4月公布的清单来看，中国的市场开放差不多是从加入的第一年便立即开始。一是按照世贸组织的原则，中国需实时取消大部分的进口限制，其余可实施进口数量限制的产品，亦要在 2002年或最后在2005年全部取消，而在全部取消之前，进口限制数量从第一年开始要每年扩大15%，以减少限制的作用。二是在一些仍可受进口数量限制的产品里，美国要求的起点限制的数量，并不是一般按起始年份之前一年的实际进口规模来作计算，如汽车进口第一年的限制规模定为60亿美元，是1994年中国的进口规模，但其后中国的进口大幅缩减，因而60亿美元的进口限制规模，及每年15%的增加，大大高于98年实际进口额，变成了极大地开放进口，抵消了进口限制的效果。在大宗农产品方面，美国要求的是主观地定出比中国实际进口还大得很多的数额，而以这个数额作为特定优惠进口的配额。因而，不仅实时取消了进口限制或进口配额，且由于优惠关税低至1-3%，比原定在2004年达到的平均14.5%水平低很多，实际便是完全放开进口，也差不多取消关税。　　在减降关税方面，农产品至2004年平均减至17%，但因优惠关税配额因素，实际的减幅更为巨大；品则减至7.1%。
　　中国的粮食收购价格，近年来一直大幅度地高于国际价格，把关税取消至近乎于零，实际是打开市场，任由冲击，即使是平均的17%配额外关税，对中国的粮食亦无保护作用。在中国粮食价下跌，供过于求之时开放市场，对国内粮食生产和销售肯定带来巨大的冲击。触及面便可能是2亿的农村粮食生产者。
　　工业制品方面，如前述，中国不同产业的价格、技术、质量等的竞争能力不同，保护少的产业，如家用电器，早已完成进口替代，且有强大出口竞争力，放开市场，减少关税，不会改变市场格局。发展迅速的信息产业一类，减少关税，特别如信息产品的零关税政策，亦可产生出如家电行业的相近情况。关键是零部件进口零关税，则中国企业凭着庞大国内市场规模经济效益的组装和销售能力，一方面可以很快促成国内企业成长、产业成长。另方面亦可通过信息产业的急速发展，促进其它产业的技术更新和发展。而传统产业中的劳动密集产业，如纺织服装一类，中国企业竞争势强大，无惧进口。但如汽车、钢铁、化工、医药等长期受政策、价格保护的行业，放开进口、减少关税，则会使到已经过剩的生产能力更为过剩。且因国内的产品技术水平低下，成本高昂，面对国外产品进口冲击，甚至很容易全面败退，市场份额大幅失掉。这些行业不属劳动密集，而是技术和资金密集，在海外早已高度垄断集中，产品技术开发速度快速，远超于国内水平。即使中国政府和企业大量增加投入，亦很难如经济规模较小的家电等行业那样，可以在开放的市场竞争中进口替代。一如国际上的经验一样，开放市场后可能便是一国的有关产业企业，不是被淘汰，便是被收购兼并，而由于国际市场亦是全面的生产能力过剩，无论那一个途径，都会是由外国企业来通过调整削减中国的生产能力，中国的企业和生产者会同时受损。
　　因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一个关键问题是上述农产品、传统产业受进口冲击带来的损失，是否可由扩大出口来弥补？然而，若依美国的要求，中国不能2005年享受纺纺及服装品配额取消的好处，其它产品出口亦不会获取较目前更佳的待遇，则绝有可能是得不偿失。
　　而在这样情况下，苦中国在2000年加入(或1999年底加入)，对中国当前经济周期的发展、国有企业及其它企业经济效益的改善，便无大帮助。

　　注 释：
　　(1)wto与中国谈判过程，国家信息中心与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wto与中国经济高级研讨会资料，北京，中国经济信息网，1999年5月，页1-24。
　　(2) 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assessment of the economic
effects on the united states of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investigation no. 332-403, august 1999.
　　(3) bhagirath lal das, the wto agreements: deficiencies, imbalance
and required changes, new york, zed books, 1998, pp.68-74.
　　(4)但98年12月当美国贸易代表处要求国际贸易委员会作研究时，包括了有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沿用纺织与服装协议利益所带来的影向。因此，美国政府亦可
能愿意在这个歧视性的要求上让步。

　　(5) 美国贸易代表署发表的，有关与中国谈判时的文件：market access and protocol commitments (8 april 1999)。中国政府认为此属美国政府单方面的要求，其中不少项目还未达成协议。
　　(6) 《经济管理文摘》1999年18期(9月21日)，页14。

　　(7) 同上，页17。

　　(8) 同(6)。

　　(9) 同(1)，页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