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江西农业经济转型的制约因素

[内容提要]江西近代农业转型极不顺利，近代化的进程十分缓慢。它既落后于广东、福建、江苏、浙江等沿海邻省，也落后于湖南、安徽、湖北等内陆邻省。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江西近代农业经济转型遭到了一系列因素的阻碍，从而导致其实现近代化的条件不充分。这些阻碍因素，有些是江西特有的，正是这种因素造成了江西农业经济顺利实现近代化的特殊困难；而有些则是江西和其他省份都具有的，这些普遍具有的阻碍近代化的因素同江西近代的特殊因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江西经济近代化的反作用力。正是这种反作用力严重阻碍了江西农业经济近代化的进程。

    [关键词]近代江西；经济转型；制约因素

列宁曾经指出：在近代各国农业经济的过程中有二个重要关键，一是直接生产者的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一是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农业经济。笔者在分析近代江西农业经济转型时，依据列宁的这一论断，从纵向上把近代江西农业经济的发展划分为三个发展层次，即农业自然经济、农业商品经济和农业资本主义经济，以把握江西近代农业经济转型特点。从这一视角看，近代江西农业经济的转型主要表现为传统的自然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因此，本文在分析近代江西农业经济转型制约因素时，着重分析近代江西农业商品经济发展的阻碍因素。

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

    纵观江西，江西社会经济，在唐宋以后直到清前期，在全国各省中一直处于较领先地位，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江西商人凭借着江西本地商品如大米、茶、夏布、纸产、瓷器等活跃在全国各地，甚至出现了“无江西商人不成商场的局面”。①据史料记载：“江西商人，遍布于长江上游各省……且恒操之枢”，“西邦之

名，震耀一时，江西在全国内商业之盛与同时之山西相颉颃”，②从事商业经营者人“数何止数十万人”，每年为江西积累资金“殆将近千万元”。③然而进入近代以后，江西的这种优势却逐渐丧失了，变得相对落后，到民国年间，“江西在外之商人，几全归破产”，省内“各种产业均呈急速衰弱与崩溃之势”。④从此江西的经济一蹶不振，解放后变成了华东地区经济发展最落后的省份。

    江西社会经济发展，之所以出现这种由盛转衰的局面，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打断了江西自古以来呈优势发展的经济发展进程。

    1858年《天津条约》规定，开放九江为通商口岸，从此江西的门户正式被外国列强打开。1860年，英国轮船首驶长江，强行划定九江城外的龙开河东段为其租界，继之，法、俄、日等国也纷至沓来，在九江设立租界，取得了在九江通商，在江西内地贸易的特权。不久他们又控制了九江海关，“海关的人员全部为欧洲人”，并且“完全不受省政府管辖”。⑤在税率上推行有害于本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值百抽二点五的子口税，并严格规定纳税之后“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则”。⑥而江西本地商品则要交纳为数几倍的数额，如茶叶出口仅厘金一项就达“每百两约抽二十五两”，⑦这就大大便利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帝国主义还直接在江西设厂制造，1862年美国“旗昌洋行”在九江开办航运公司，其后英国在九江的太古，怡和两洋行也分别建立了九江码头，俄国人在九江先后建立了“新太”和“顺丰”两个砖茶厂。⑧就这样，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对江西开始了以掠夺农产原料、开辟商品市场为目的的经济侵略活动。由于他们手中掌握了、经济特权，加上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技术，在这场商品经济的竞争中击败江西的商品经济是注定的。不久江西各地市场就“洋货充斥”，江西本地商品的销售市场受到了严重的排挤。在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商品竞争中，江西原有工商业生产者和经营者纷纷破产。

    别的不说，仅就古代以来江西一向负有盛名，销路广大的三个名牌产品：夏布、茶叶和纸张的命运就可以略见一斑。由于外货入侵，这些商品日益变得滞销，商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纷纷破产失业。

    铅山和石城是近代江西造纸业的两个中心地区，但到了光绪年间，铅山“纸张一项，从前洋纸未行时，每年可售银四、五十万两……近年洋纸盛行，不免滞销亏折……近因洋纸盛行，售价不满十万。”⑨石城县乡村居民：“向以造纸为业，纸料尚称洁白，未停科以前广销，出口不下百万元，近来洋纸盛行，销路既滞，歇业者十居八、九。”⑩以此推算近代江西造纸业，由于受到外国纸张竞争的打击，商品成交额比过去减少了至少是3／4，纸厂关门者占十分之八九，这是造纸业的情况。义宁州是江西著名的产茶区，据《江西农工商矿记略》记载，进入近代以后，由于茶叶价格、市场都被俄国人控制，义宁州茶业“任其抑勒，亏折不少，行销既滞，山户自益疲弊”。⑾以至“宁州茶实本六十两，今只售三十四、五两”。⑿正是由于茶农破产，茶商亏折，使近代江西茶业生产十分萧条。九江是著名的三大茶市之一，往日茶业生产十分兴隆，但是由于茶业的市场和价格都被外国资本主义所垄断，对生产者和茶商来说，经营是极不利的，他们每个季度的损失“估计有一百万两”。⒀以至光绪十九年出现了“刻下九江街市已无一人从苦茗中求生计者，茶市之衰大可知也”⒁的荒凉景象。夏布的产销也现出了同样的情况，据宣统3年正月28日《时报》记载“江西布业分大布、夏布两种，销售国内各行省，权利甚厚，亦赣省出产之大宗，乃自洋布、洋纱盛行，非但各省销路顿窒，即赣省本地人，亦竞购外货。布业一落千丈，纷纷亏蚀收歇，而染织坊亦受此影响，去岁秋冬两季即停，因之失业工人，不知凡几”。

    稻谷历来是江西的大宗商品，素有“鱼米之乡”美称的江西，唐宋以来就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但近代以来，由于洋米、洋麦的倾销，粮食价格被外国资本主义垄断，造成了“谷贱伤农”的结果，大大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加上太平天国革命的冲击，近代江西的粮食仓库“缺谷自数百石至一万余石不等。”⒂同治年间“南昌所属丰城及饶州鄱阳诸县储粮仓库，仓舍荡然”。⒃光绪年间江西“各属米价骤贵至四、五两有奇，饶、广以东并无米可购”。⒄到民国年间甚至出现了大量地从国外进口粮食的情况。⒅

    除此之外，其他行业的情况也差不多，比如史料记载说：“江西近年洋糖、洋油盛行内地，致油、糖各行诸多亏本歇业……油糖二宗、因此大为减色。”⒆

    从江西近代对外贸易来看⒇：江西近代进出口贸易都有发展，中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商品化程度也有很大的提高，表面看来江西近代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从实质上来看，这种发展是畸形的和注定要短命的。因为第一，这种发展完全是殖民性质的发展。从进出口商品的结构来看，出口商品几乎全是农产初级商品，进口的大都是制品。真正发达的商品经济产品应该是高层次、多加工的商品，而不是初级原料。这种发展完全是因为帝国主义掠夺原料、倾销商品所引起的，而且完全服从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需要的，和国内市场的关系不大，不是以国内工业发展和发达的社会分工为基础的，因而其发展是畸形的。作为一种经济走向了这样一条道路，其破产是必然的。第二，帝国主义利用特权和经济上的优势，操纵农产商品的价格，垄断商品市场，采用不等价交换的方式，高价出售工业品，低价收购农产品，造成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并且不断扩大这种剪刀差。如以1913年为基期，进口和出口的物价指数都为100，那么到了1921年至1925年，进口物价指数上升为153，增加了1／2以上，出口物价上升为133，只增加了1／3。[21]从近代江西商品市场的来看，也完全受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支配，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景气与否，直接影响着江西农产商品贸易的增减，从而直接影响江西近代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固有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世界市场有时一定会出现不景气，在这种情况下丧失国内市场，缺乏社会分工基础的单纯以出卖原料为主的近代江西商品经济就只有破产了。江西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正是走着这样一条由畸形发展到彻底破产的道路。经过同治、光绪年间的畸形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江西商品经济全面崩溃。其表现主要有三：首先，到民国年间江西农村各种产业都出现了急速衰落与崩溃的趋势。如纸业生产就有不但“绝迹于省外市场，即在本省市场亦不能立足”[22]的趋势。其次，是出口数量飞速下降，江西近代十几种主要出口的商品数量全都减少半数以上。比如稻谷出口，光绪年间是100多万担，至民国二十九年降为29万担。[23]同时“洋米、洋麦输入激增”。第三，是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商品生产者纷纷破产。所以从发展的全过程看，外资入侵最终导致了江西近代商品经济的破产。

综上所述，明清以来呈优势发展的江西工商业的发展，是在外资入侵前面碰了壁，而且碰得焦头烂额，临近破产的边缘，此后一直处于严重落后的状态。

二、封建制度的严重束缚

    外国资本主义侵入江西后，封建势力虽然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各国侵入江西的目的只是为了攫取利润，他们并不是来解放中国人民，也不是来改良江西的经济、发展江西经济，他们不但没有帮助中国肃清封建余孽，而是利用、通过中国的封建势力来剥削中国人民。因此，鸦片战争后，江西虽然进入了近代资本主义的殖民体系，但是社会内部仍然完整地保留了封建制度，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丝毫没有受到触动。江西近代农村土地占有情况，依然是地主占有土地。据史料记载，大约占农户总数3％的地主占有50％以上的江西耕地，而占70％以上的贫雇农没有土地或少有土地，[24]不得不去接受地主的地租剥削。就是农民仅有的一点土地，地主也想方设法加以兼并。据民国年间的调查，[25]全省平均100户自耕农即有21．3％户要出典土地。这一时期江的地租剥削率也是很重的，“平均每县为百分之五十”。[26]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由于近代江西作为封建统治基础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变，因此近代江西工商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首先，本来工商业经济的发展，要求集中使用土地，进行大规模的专业化生产，但是近代江西的地主，在兼并了大量的土地以后，不是进行大规模生产和进行专业化的农业经营，而是把集中的土地全部或绝大部分分割成小块，分散地租给农民耕种，只管收取苛重的地租。[27]从农民这一方面来说，由于地租剥削是高额的，使得农民生活十分困难，无力多租土地，也使农民怕高额地租剥削，不敢多租土地。至于江西的富农，在近代除少数外，大多数经营方法是雇少量的短工，来经营他们自己不多的土地。[28]他们主要利用自己的土地和使用自己的劳动力进行生产，并不去向地主租进更多的土地，有时甚至把自己的土地出租一部分租给佃农耕种。所以无论从地主、富农、还是农民三方面来说都不可能扩大农业商品生产的经营规模，造成了近代江西农业经营规模极其狭小的局面。据《申报年鉴》记载，江西近代农场面积98％在30亩以下。[29]在这种情况下，农村中的地主、富农经济就不可能发展起来，相反小农经营却占据着绝对的优势，这跟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所要求大规模的农业经营，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其次，中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一向允许土地可以自由买卖，长期以来土地兼并的情况十分严重。土地越集中，失去土地的农民也就越多，对于佃租的要求也就越强烈，结果造成了高额的地租剥削，加上繁重的赋税，使农民的生活贫困化。据民国年间的调查：“江西农民，平均起来，每年的收入总共是三十六元五角，其中主要支出有三项，一项是赋税共二元零四分，二是保持衣、食、住、行最低标准生活费用共二十八元，三是农田耕作成本费包括田租共十八元，加起来每年支出是四十八元零四分”，那么其年终结算是：36．5－48．04=－11．54(元)。调查者的结论是：近代江西农民连“最低之生活费都不能保持”，不要说婚丧嫁娶、天灾人祸，就是正常年份“亦势非求之负债，不足以苟延残喘也”。[30]上述资料说明近代江西农民，如果单靠租种一点土地，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补求的办法是同时经营家庭手工业，因而家庭手工业便成了近代江西农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了。所以近代江西农村“农副结合”特别是“耕织结合”特别紧密。诸多的史料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如《同治·新喻县志》记载说：“布……女工之羡，亦所补农之不足也。”[31]又有史料记载说：“夏布为江西最普遍之家庭手工业……一般农户视为重要副业，农夫植麻，女织为缕。”[32]地主剥削愈残酷，农民生活愈贫困，这种小农业与小手工业的结合就愈紧密。我们知道，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以打破自然关系为前提的。由于江西近代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引起的自然经济出奇的坚固，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很难有所突破。

    在农民生活贫穷化和自然经济关系异常坚固的情况下，近代广大江西农村商品购买力很低。1881年一个外国人描写了江西一个普通农户的情况，他写说：“一个普通农民的生产工具……全都是些很粗糙的东西，他和他的家庭成员就用这些东西耕种着一英亩或半英亩的土地，他们就靠这些东西过生活，没有其他。他们几乎没有见过银元，年关节余时就买一点很可怜的奢侈品一一一点猪肉、一点海带或咸鱼作为下饭的珍品，这就是他们最大奢望了……家庭妇女，把棉花纺织成布，他们的衣服要穿到破烂为止，而这种家织的布又非常耐穿，一件衣服，经过补缀。可以穿上三、四年”。[33]史料表明，

作为消费者，农民无力向市场购买自己需要的商品，处于“耕织结合”的自给自足经济关系中的农民，也没有必要向市场购买商品，结果是市场萎缩，在市场萎缩了的情况下，商品经济自然就发展不起来。

    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农民，长期不和商品市场发生关系，与广宽的外界没有任何联系，这不仅使商品经济很难打进农村，而且反过来会造成抵触商品经济，轻视信息的价值观念，最终导致全省性的闭关自守。近代江西农村存在着严重的抵触商品经济的情况。如赣州府一般农民以“不事商贾”为光荣，[34]九江府“民风、尚农业，罕事工商……无见异迁物之民”，[35]饶州府“俗重农”，[36]广信府“粟、麦、耕畜之产足以自给，出境商贩……殊少”。[37]虽然这里有传统“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却也明显是封建土地关系造成的必然结果。这样由于江西广大农村的生活必需品“不仰给于外，亦不能灌输于外”，[38]造成了封闭式的经济环境。当时几个邻近的自然村就形成了一个自产自足的生产、流通单位，每个农户就是这个单位中的一个细胞，他们除了通过狭隘的农村集市进行互通有无的使用价值交换外，与外界完全隔绝，村与村之间形成隔阻，导致地区间的自给自足，最终导致了全省性的闭关，这是十分不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

    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所引起的“男耕女织”的紧密结合，以及农民生活的贫穷化，严重阻碍了社会分工发展。农民的贫穷使农村商品主要生产者缺乏改进生产技术的能力，又使农村商品生产内部进一步的社会分工成为不可能，因为贫困的农民只能进行简单的再生产。另一方面“耕织结合”使手工业作为家庭副业而存在，影响了近代手工业的独立发展，使手工业不易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也影响了手工业内部的再分工，使江西的手工业发展错过了手工工场这一发展阶段，影响了手工业向大工业方向发展。而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社会分工持续扩大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发达的社会分工，也就没有不同行业之间的繁荣发达的商品交换。

    其三，封建土地所有制严重地阻碍了江西农村的商业资本的积累。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下，高额地租不仅可以给地主增殖财富，而且以土地偷不走、抢不走，不要冒任何风险，这远比经营工商业可靠。加以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在社会上形成了“以本保末”的价值观念，集中于地主、官僚、商人手中的大量资金，最终又流向了土地，用于“求田问舍”了，不仅地租收入没有转向工商业，就是工商业本身的利润也几乎全部被购买土地、房产吸收去了，完全脱离了商业的范围。

近代江西地主、商人利用手中的资金兼并土地的重要方式是将资金和粮食转化为高利贷，用更有效的手段取得土地。高利贷的利息一般都很高，地主、商人往往向自耕农或小块土地持有者放高利贷，然后“指田为质”，“以田为当”、“最后乘借债人一时还不起本息之际，把土地据为已有”。高利贷在江西农村十分盛行，商人们“必不欲将其资本于时局阽危之秋，作此等冒险之贸易”，[39]他们想方设法“坫天时雨阳之不及，即拥其所有，冀一岁获二岁之值”。[40]因此近代“江西所属，向有殷实之户，于青黄不接之时，将余谷听农民质押”，[41]结果商业方面“富于资本者既不欲冒险，而愿意冒险者或窘于资本”。[42]大量的资金流向土地和转化为高利贷是导致近代江西农村商业资本奇缺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田赋、厘金特重

    还在元末农民起义之时陈友谅在江西建立了“汉”政权，因为军饷需要，曾经临时“加南昌、瑞州、袁州民赋三倍”。[43]明统一全国后，为了讨好明王朝，瑞州人黎伯安等以陈友谅征赋税之册献给明政府，明朝以此为据，确定了江西每年上交国家的田赋税额，并且以后“遂为常额，终明世未有改焉”。清初沿用明制，以后仍然“至今相沿”。[44]据光绪《江西通志》记载的数目推算，赋额总数比以前增加了83．3％。[45]由于这样一个的错误，使江西一走向近代就背上了一个沉重的田赋包袱，地丁银和漕粮的负担比任何省都繁重。加上严重的违例浮征，到同治年间据刘坤一奏报，江西的丁漕数额“倍于湖南、湖北”。[46]清政府在光绪年间也不得不承认江西的田赋征收“远出他省……民生之困，由于征收丁漕浮数太甚也”。由于农业税太重，远远超出了江西广大所能承受的能力，所以近代江西出现了长年累月拖欠丁漕的现象，据统计平均每年都有“四、五十万两”。[47]为了完成这些拖欠之数，只好采取下列二个办法，一是加重对农民的剥削。据同治七年户部对江西违例加征丁漕的揭露，江西额征地丁银一两，收银一两五、六钱至一两七、八钱不等，[48]远远高出其他省份。办法之二是动用省县各级库藏。“有由各上司派捐应用者，有各属自行分年捐摊归款者”。每年每县“官为暗赔，或需银万余两，或需数千两”。[49]其结果造成近代江西，不仅民间“民力拮据”，[50]而且官府库藏也是“异常支绌”，[51]官民俱无分文。

    税收中的另一大头是厘金。史料记载“江西厘金之重，尤甲于天下”。[52]江西厘金征收时间早，在1853年就已开始征收；税率重，按清政府规定是逢百抽一，而江西一开始就征收10％的厘金税。从征收对象来说，一切东西只要进入流通领域，在江西都要征税。从厘卡的处数看，即使在几次裁减后的1880年江西仍存大卡64处，小卡94处，远远多过其他邻省。江西厘金款额收数很大，但没有一文用在本省的建设上，江西厘金收数每年平均在100万两左右，占全国各省厘税收入的10％以上，但是厘税所得用于军费的占去了30万两以上，上交中央户部等款占35万左右，其他用费占30多万两，用于本省的包括行政费用在内不到1％。[53]

    由于江西近代田赋、厘税征收特别繁重，使得江西近代在商品经济的时候，既不能从民间收集资本，也不可能得到地方库藏官款的支持，近代商品经济、新式工商业经济发展的两个主要资金来源乏缺，导致近代江西工商业资本奇缺。

    江西近代各县，几乎找不到“富商大贾”，都是一些小商小贩。这类史料到处可见，如分宜县：“该县惟宜种麻，出产以夏布为大宗，获利亦厚，惟无富商大贾，往彼收买，其零星小贩，运往各处销售者，尚觉往来不绝。”[54]再如萍乡县：“城乡小贸居多，间有资本稍饶者，并非本地商民。”[55]赣州府“郡邑列肄而居者皆远乡大贾，乡人业微业，利微利，以役手足供口腹而已……异乡作客赣人绝少。”[56]吉水县也是“邑内并无大商巨贾”。[57]可见商业资本是何等的缺乏，这反过来又严重阻碍着近代江西商品经济的发展。

  首先，资金的缺乏，使江西工商业生产的技术不能得到改进，生产成本高，丧失竞争能力。比如制茶业由于资金缺乏不能集资办茶业公司，使产、供、销配套，而零星的生产“此处一二株，披处二三株，及摘者卖于制者，制者变卖于转运者，转运者复卖于洋商，故其费多，而其价自亦较昂”。[58]制糖业也是这样，由于资金不足，不能更新技术和设备，只能“株守成法，出糖既少，费蔗又多，制法不精，售价更贱，因循不改，转使洋糖充斥内地”。[59]没有发达的商品生产和较强竞争能力的商品，商品经济当然也就发展不起来。第二，由于缺乏资金，生产和经营的主动权只好让给别人。比如茶业的生产和经营，江西占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江西本地“茶盖中华，价甲天下”，[60]在国内外名气不小。每年都有大量的江西名茶运销海内外，九江因此成为我国近代著名的三大茶市之一。但是由于资金短缺，九江商界经常出现“银根吃紧”的局面。每当此时，九江茶业生产就会出现“茶庄收闭者不少”的现象。[61]这样外国、外省商人就可以利用他们手中雄厚的资本，喧宾夺主，垄断江西的茶业生意。仅俄国人在九江通商后就先后开办了三个砖茶厂，1882年上海、广东等地商人也在九江组成了“宁茶振植公司”。[62]不久外国和外省的商人，不仅控制了江西的茶业生产，而且逐渐控制了江西的茶市，剥削江西广大的茶农，牟取暴利。第三，资金的缺乏，严重地阻碍了农业新式经营和专业化生产的进程。在光绪年间，清政府曾倡导发展新式的农业经营，进行经济作物的专业化生产。全国很多地方都办得卓有成效，如张蹇在江苏兴办的“通海垦牧公司”。[63]江西这时也花了很大精和财力，在各县兴办农牧公司，试种经济作物，数量在100个以上，但是大部分都是由于集不齐股或者是后期缺乏资金支撑而关闭。[64]比如光绪二十九年清江县兴办“种植畜牧公司”的情况就是这样，当地有官荒地约300亩，由禀生邹钦爵作为公司的组建人，准备集股3000元，每股以30元计。从正月到六月，虽然政府不厌其烦地劝励，给予种种的优惠政策，但六个月集股总共“才一百二十元”。用这仅有的几个钱，公司开垦了一半面积的荒地，种上桑、麻等经济作物，但不久就由于“集股不多，资金不敷”，到十二月公司只得以“股少难以推广”而关门。[65]第四，资金严重缺乏，也影响了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事业的建设。南浔铁路是江西境内第一条铁路，按筹建人之一蒋家骏的初衷是不想借外债的，甚至设想力争在国内由江西本地人购得半数以上的股票。为此他“力劝殷富绅商，分认股分，务期有巨款”，[66]但是结果没有达到目的，最后由于“江西近年库藏异常支绌，能否由官代筹，事关巨款”，使他着实感到在资金方面，江西省本地官民承担不起，只好在全国各省中分别招股，并不得不先后三次向日本借巨额贷款。铁路主权就这样被迫操纵于日本人之手。也正是由于资金缺乏，不能一下子买齐材料，南浔铁路只好建建停停，前后10年才完成施工任务。

诚然，近代其他省份同样缺乏资金，但其田赋、厘税征收没有江西那么重，上交的比例也没有江西大，在兴办近代工商业的时候多少能从地方财政或民间得到一些资金，而江西则官民俱五分文，工商业资本特别缺乏。没有资金，发展商品经济当然就寸步难行。

  四、文化落后

    随着近代商品经济和新式的发展，市场竞争日益加剧，要求造就大批适应这一发展的人才。人才的出现，一靠教育的培养，二靠文化环境的熏陶。从文化环境来看，沿海各邻省，由于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通商口岸开辟以来，西方商人云集，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西方资产阶级文明，为沿海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先进经验，并对沿海的工商人才起了示范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沿海各省建交起了良好的公共设施，为人才施展才华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这不但对本地的人才具有凝聚作用，对全国各地工商人才也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因而全国很多地方的工商能人，荟萃沿海省份。洋备运动以后，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在引进西方科技的同时，各邻省的近代教育，也办得颇有成效。湖南、湖北的近代教育虽然没有沿海邻省兴办得那么早，但却后来居上，办得卓有成效。像湖南既有时务学堂那样以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而闻名中国的学堂，也有为适应形势，专门培养商品经济人才的“职业技术学校”。如醴陵瓷业公司所办的职业学校，[67]它的毕业生支撑着公司，把它从手工工场转变为近代化，到1906年这个公司的产品就超过了景德镇的王牌陶瓷，在南京工艺品展览会上获得头奖。湖北的近代教育发展更快，仅张之洞在武汉就先后举办了湖北方言商务学堂、湖北算术学堂、农务学堂、工艺学堂、铁路学堂等十几所有名的专业性新式学堂。[68]所有的学堂都设有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课程，既有基础科学如物理、化学、地质学、数学等，也有专业性的科学如造船、采矿、工艺制造等，还开有商业、、外交、管理等社会科学。

    通过兴办教育，邻省培养了一大批商品经济的经营者和劳动者。华衡芳、徐寿、容宏、郑观应、杨度等就是他们中间的杰出代表。由一大批这样具有强烈事业心和创新精神的人才，形成了近代江浙商团、武汉商会、广东商会，他们活跃在各邻省的工商界，大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造就了一个相对比较尊重人才，知人善用的社会文化环境。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冲破了封建儒教崇尚“义理”、“轻视末技”的传统思想束缚，开始投身于各种工商事业。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江苏的张蹇，他既是状元，又是一个大企业家和新式教育家，他的经济和教育活动，为江浙一带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反观江西，近代社会文化背景，始终还是由落后、保守的封建思想占主导地位。直到光绪年间，江西知识分子仍然视儒家经典为至上，以“不事商贾”为光荣。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诏令各省广兴新式学堂，江西护理巡抚翁曾桂曾想设“算学堂”。但是江西知识分子把西学“目为不急之务”，经过“鼓励多方”，仍很少有人愿意入学，结果学堂没有办成，翁只能发出：“江省守旧人多，开化难于他省矣”的感叹。[69]江西知识分子不仅不愿意学习西学，而且极力反对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传人。这一点从近代江西激烈的反洋斗争中就可以看到。江西并不是传教士活动最严重的省份，却成为反洋教斗争即所谓“教案”最突出的地区，教案发生的次数多，规模大，几乎每年都有发生。甚者一月之中平均一日发生六起教案，如1900年和1902年。[70]清政府的谕旨也说：“江西民情强悍，民教久不和”，[71]“教案迭出，而江西为尤甚”。[72]近代江教案最多，从反面说明了近代江西的文化思想最保守、最落后。

    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下，江西兴办近代教育的步履非常艰难，以教授西学为内容的新式学堂在江西迟迟不能出现。直到1901年8月清政府颁兴学诏书：“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堂”。[73]至此，江西才不得不设立新式学堂。

文化、教育落后，使近代江西严重缺乏商品经济人才，这必然要影响到近代江西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各个领域都大吃没有人才之亏。以瓷器生产为例，本来江西景德镇是瓷都，拥有大批技术精良的瓷工。可是由于近代江西不重视教育，以致景德镇的瓷器生产出现了“老匠良工散之殆尽，配制颜料多半失传，新匠不惟技艺远逊前人，即人数亦较前减少，凡有一技之长之匠，但已募人官窑，物以少而见珍……”。[74]而湖南的醴陵瓷业公司由于注重职业技术教育，开办了“瓷业职业学校”，靠着它的毕业生终于在竞争中击败了景德镇的王牌瓷器。由于教育跟不上，江西商品生产大都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低劣，销路不广。花大力气建立的几个公司，由于缺乏适当的经营管理人才，大都寿命不长。如袁州矿务公司“因经理不得其人，采挖亏折资本……先后停办，撤消公司”。[75]在商业方面，由于不懂经营，江西甚至出现“常虑有钱无生意可做”[76]的局面，人才的缺乏同样也影响到了江西交通事业的建设。德寿任江西巡抚期间，也曾考虑到“路矿两项，为今日要务，宜认真讲求，赶紧开办，以拓利源，而杜凯觎，未便置诸缓图，坐失良机”。他曾想筑一条“连接汉口，经江西、直达广州的铁路”，准备向朝廷奏请贷款，并委派候补知县张曾治等组织人员，勘查好了路线。但当准备动手筑路时，访遍省内人才，竟发现“江省现无熟悉此项工程之员，亦无承任集股建筑之商，拟请稍缓”。[77]这虽然说明德寿的平庸无能，但同样也反映了江西近代人才奇缺。一缓就是几十年，直到1997年这条铁路才建起来，人才的缺乏给江西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

五、基础薄弱

    从世界大形势看，早在十七八世纪，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就开始了工业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全世界范围内就已经形成了一个代表时代新潮流的资本主义体系。世界的趋势已经表明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是不可抗拒的历史。马克思说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民族……如果不想灭亡的话都必须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78]面对着旧的秩序已被冲垮，传统农业已日益破产的严峻形势，是选择新的生产方式迅速兴办近代工矿、筑铁路、发展资本主义、建立新的商品经济秩序呢?还是留连忘返于往日的“鱼米之乡”，依旧故我地搞老一套?这是决定命运的选择。考察整个近代江西，对外资入侵的反映在主观上显得十分迟缓和被动，走的是后一条道路。而邻省象广东、江苏、浙江、福建、湖北、湖南等邻省对外资入侵的反映相对比江西早，也比较积极主动。这种主动性和捷足先登，对这些省份近代及以后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我们认为正是这点才拉开了近代及以后江西与邻省经济发展的距离。

    从洋务派在各省建立近代工业，引进外国机器进行近代化生产，到两湖维新派在湖广倡导资本主义改良，到革命派在广东、湖北、江浙一带掀起资产阶级革命，充分展示了邻省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在江西周围逐渐形成了几个高技术区。邻省建立了薄弱的工业基础，培养了大批工商人才，形成了活跃的商品经济空气。而整个近代，江西一向沉寂无闻，除了不断地爆发反洋教斗争和农民起义之外，近代资本主义化好像从来没有同江西发生过关系。

    以上就是江西和邻省在接受新生产方式时所表现出来的差别，然而还不止于此，在邻省建设近代企业的过程中，江西充当了邻省“嫁衣

裳”的角色。自己拿出了很大一部分钱，给邻省发展经济，建设近代工矿、事业，这样就更把自己与邻省的距离拉大了。

    为了支持各省搞军事工业，江西每年要拨“银三十万两给中央支用”。[79]19世纪90年代修筑铁路成了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特别是早期修建一些铁路所需经费，除向外国借款外，相当一部分款项都是由各个没有建设项目的省份协济。江西大约每年要拿五万两银子“协济”各省办铁路。[80]轮船招商局成立时，江西也慷慨地拿出了一大批资金“协济”。江西的资金本来就不多，再无偿地拿出这一部分，资金就更少了，这不能不影响到江西近代工业的建设。九江是江西近代工业发展最早的地方，像样的工业建设项目，第一个是南浔铁路的修建，由于资金缺乏，十几年才建成；第二个是1920年动工兴建，到1926年才生产的“九江九兴纱厂”，生产不到两年就因缺乏资金支撑，负债累累，而面临破产倒闭。[81]

    另一方面，江西近代工业发展缓慢使江西广大市场，不仅成了外国资本主义倾销商品的市场，而且也成了邻省工业制品的销售市场。这样江西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由于工业不发达，与别人交换的商品只能是农产品原料。农产品是初级产品，价格十分低廉，工业品是高级产品，价格昂贵。往往极廉价的农产原料经过简单的加工，又运到江西来卖就要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的价值，其结果是别人发财，自己受损。商品经济本来是可以赚钱的，可是江西由于没有工业作后盾，生意越做，相对来说本省就越穷。等到江西开始意识到要办工业的时候，处境就已相当困难了，首先是资金缺乏，再加上市场已被占领，就只能落后于邻省了。

可见，江西在建立新的经济秩序之时，丧失了时机，没有及时建立起相当规模与近代社会经济转型有密切联系的工矿、交通事业，从而使江西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丧失了可靠的基础，导致近代社会发展落后。

七、地方政府保守无能

    除了上述以外，阻碍江西近代社会顺利转型主要的原因就是地方政府无能，方针政策保守。

    近代曾经有过二次经济的机会，一是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时期，二是甲午战争以后到清末的戊戌变法和新政时期。在这两个时期，清政府迫于形势，曾力倡发展城乡工商业，以求富国强兵。机会是平等的，但能否抓住机会，对各省来说，则要看地方政府的主观努力。如果这个地方政府是一个稳定有力，积极开明的地方政府，对内能积极主动，实行开明政策，推动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对外能取得必要的权力，如争得中央贷款，取得必要的原料和市场等，那么它相对地就能抓住时机，在近代整个中国普遍落后的情况下，相对地把本省的经济发展推进一步。否则既没有一个有力的地方政府，又实行保守政策，对新式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不仅不给予保护和支持，反而处处卡壳，这样只能失却发展经济的好时机。

  相对江西来说，在这二次机会中，各邻省政府较有力、较开明，当时封疆大吏李鸿章、左宗棠、刘坤一、张之洞、丁宝桢、陈宝箴等，恰在此时任职于各邻省。在洋务运动期间他们先后从中央奏请得巨额官款，在各邻省建立了一批近代化。在他们的带领下，各邻省涌现了一大批力倡导发展工商，致力于近代实业的官、商大员，如盛宣怀、张蹇、徐润、杨度等。由这些人组成的地方政府，在邻省实行了一系列发展工商业的政策。湖北张之洞认为中国商业不振的原因就在于：“但有征商之政，而少护商之法”。[93]因此他在自己的权限之内采取了一系列振兴商务的措施，如创设汉口商务公所，陈列湖北各县生产的农副产品及手工制品，邀请中外商人参观，以广其销路，开拓利源。他还设立了商务局以鼓舞联络商情，创办商报，倡导别立公司，与洋商合办企业制造土货，严禁税卡、厘卡留难勒索等，使湖北工商业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从1895年到1905年的十年间，汉口对内对外贸易总额增加了一倍，[94]成为全国性原料和农产品的集散地和转运站之一。湖南巡抚陈宝箴从1895年到1898年也推行了一系列奖励工商业的政策，提倡公私办企业、办商会及农会等，他还亲自奏请筹建了一个矿务局，一个化工公司和一间兵工厂。[95]巡抚大人的身体力行，无疑起了榜样作用。这时湖南各县、乡镇企业迅速出现，1895年仅火柴厂就在安化、益阳、桂阳三地办了三个。[96]1896年仅矿业就开办了平江黄洞金矿，新化锡矿山锑矿，益阳板溪锑矿等十几处，出产的产品“多运销外地，颇有声誉……获得了一定的发展。”[97]以致连平时极力反对未业的儒学大师王先谦也私人投资于平江金矿，并在长沙等地开设了众多的商店。[98]，其他各省也同样在大刀阔斧地办工商业。虽然他们的这些努力对整个近代中国来说影响不大，但对于发展各邻省的工商业经济，仍然起了一定的作用。到20世纪初，江浙等邻省就成为中国“商品最为发达的地区”。[99]

    相比之下，江西省级政府则显得十分软弱无能，顽固保守。既无像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藩那样有威望的封疆大吏，能为本省的经济建设争得必要的权力，又无像陈宝箴、张之洞那样开明创新的巡抚大员，为本省的商品经济发展开辟道路。赣籍京官到同治以后“垂三十年，江西无三品京官”。[100]申请不到巨额官款，本省原本又穷，所以邻省能办洋务，江西却无条件。作为一省之长，江西巡抚近代70年替换了30人，平均任职才二年。[101]省级领导班子结构长期处于不稳定之中，新的巡抚刚熟悉情况却又被调走，不可能对江西的经济发展有长远的、一贯到底的规划。所以即使是像刘坤一、沈葆桢那样有名气的洋务官员，由于任职时间太短，他们在任江西巡抚期间也并没有任何创新。沈葆桢致力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刘坤一奔波于防旱救灾，此外的二十几位巡抚，除少数外，多是一些极端保守，碌碌无为之辈，像毓科、德寿、李兴锐、胡延干等十几位巡抚，他们要么是享乐及时的昏臣，要么是镇压人民的刽子手，要么是苛征暴敛的奴才。江西近代发展经济的二次机会就丧失在这些人手中。通查光绪年间的奏折，江西巡抚的奏事，除了有关镇压会党和如何征收税收外，几乎没有一人通盘考虑过如何适应全国的形势，发展江西工商业。光绪八年邻省工商业正在蓬勃发展，这时江西地方政府却向光绪上奏反对江西发展工商经济，认为江西的田赋漕粮“历朝重视……实为国计之根，而大小可为缓急之序……”田赋漕粮应摆在第一位，应该“合官民为之”，其他诸如办企业，发展工商业只不过是“其小而缓者”，只要“鸠民力治之”[102]就可以了。光绪皇帝接奏后“详加批阅”，认为可行，从此就定下了江西近代发展经济的基调。对江西近代社会转型来说这是一个相当有害、保守的策略方针。为了推行这个方针，以后江西各届巡抚的主要精力就放在如何更多地征收地丁漕粮上。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田地荒芜，民生凋蔽。为了巩固统治，从19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清政府在搞了一次延续了30多年的全国规模的减赋运动，目的是想使农民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在这场减赋运动中，湖南每年平均约减浮收160余万千文，湖北每年近50余万两，安徽为120到130万千文，浙江为230万千文，江苏平均每年比以前减轻26．8％。[103]而江西虽然在1856年即拟减赋，但地方官“并未真正实行”，1862年制定永久性章程时，反而比以前的税率，平均每石加征一两五钱，每年加征100多万两。[104]可见，在推行减赋这一政策时，江西农村负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许多。

    与邻省政府相反，江西的地方官员对办理近代工商业缺乏热情。即使在戊戌变法和新政高潮时期，尽管清政府一再强调地方政府要大力提倡办企业，发展工商，可是江西的地方官员仍是无动于衷，不仅较大的企业官府一个都没办，连民间私人开办的小企业也不给予任何实质性的支持，反而想方设法置之于死地，处处加以限制。例如江西矿务公司章程规定：[105]领取执照后十二个月之内“逾期限未开办者，即行注销，先开办后申请者，概不准开”。袁州郡出产土磺硝，一向无人开采，光绪二十八年易炳勋等集资开了三处磺矿，由于不合章程，先后被迫停办。[106]后来陈永龄等设立“同兴公司”开采磺矿，官局又极力排挤，以致“存贷甚多，销路不行，只得拱手让给官府”。[107]南昌商人梁基，在光绪年间想开设“生利公司”，煎熬樟脑，前后四

年四次申报执照，省政府都以“跨占数郡”为理由“批斥未准”。[108]他们的考虑是：“士民之煎熬者，势必自行销售，不特无可稽查，税务废业，且恐通贼济匪，其患不堪设想”。[109]政府明文规定“禁止商民别立公司”。[110]并在各地“稽查缉私”，[111]一发现私人开矿或办公司即“拘案查办”，可见政策是何等的保守。

    新政时期由于中央一再催促，江西在兴办近代工商业方面也不得不作些举动，兴办了一些企业、公司。但邻省办企业的目的是“富国强兵”，而江西办工厂的目的是：“多设一艺所，即地方少无数游民”。[112]而且江西兴办的都是小规模的工艺所，重点兴办的是罪犯习艺所，占这一时期兴办各种工厂、企业数的一半以上，[113]成为这一时期江西办工商的主流。实际上近代江西工商业的发展道路是朝着劳改工厂的方向发展的。别省用人才，而江西却用罪犯，用有限的资金，来兴办无助于经济发展的习艺所，是没有前途的。结果到光绪末年，各县的习艺所皆告：“经费支出”、“技艺不精”，先后一个个关门，不仅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更可惜的是错过了一次发展经济的好机会。

    地方政府软弱无能，顽固保守，既不能为近代江西工商业发展争得必要的权力，给予有力的支持和保护，又处处轻视商品经济，限制它的发展，严重地阻碍了近代江西社会经济的转型。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它是江西近代化进程发展缓慢的最主要的原因。

    综上所述：近代江西近代社会转型不顺利是上述七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打断了江西原有工商业经济的呈优势的正常发展，使它发展缓慢成为可能，为其他六个不利因素发挥作用提供了前提。但是外资入侵这只是江西近代社会缓慢的外部原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导致江西近代社会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还是近代江西社会内部的原因。

    地方政府的保守无能是导致江西近代社会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进入近代以后，江西地方政府推行保守政策，造成了江西文化、落后，没有建立新，田赋、厘金征收特别繁重等后果，也使得江西的封闭性的地理环境得不到改变，其保护封建经济的政策，当然更使江西的封建势力更加强大，从而加大了近代江西由传统到近代转型的阻力。由此可见．其他几个制约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地方政府的保守无能带来的结果。

    没有建立新式近代工业基础，文化教育落后，田赋、厘金征收繁重，既是保守政策的内容，也是保守政策造成的直接后果。反过来没有新式工业和近代化的文化教育，当然也就不能冲破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也就不能改变近代江西落后的面貌。

封建的生产关系，从众多的方面束缚了江西近代经济的发展，它限制了商品生产的规模、市场购买力，束缚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也导致了商业资本的奇缺，使得近代工业不能在江西出现。而经济带来的小农思想，也是近代教育在江西不能发展的重要原因。它导致了自然经济的坚固性，使人们不必要与外界交通，缺乏打出去的精神，因而江西的封闭性地理环境永远得不到改变。二者结合起来既保护了落后意识，又养成了懒惰陋习，反映到地方官员上，就是政策的保守和无能。

注释：

①王士性：《广志绎》。转引自《赣文化研究》第一期第83页。

②民国二十六年江西省政府委员会编《江西经济问题》，第5—6页。

③同上书，第6页。

④同上书，第6页。

⑤《农学报》第四期，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下。

⑥本《一八八七年海关报告》，第116—117页。

⑦《益闻录》第1276页，光绪十九年五月初一日。

⑧黄长椿：《近代九江经济述略》，见《江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

⑨彭泽益：《近代手史资料》，第2卷第483页。

⑩同上。

⑾付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义宁州商务》。

⑿《农学报》第四期，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下。

⒀英文本《一八八七年海关报告》，第116—117页。

⒁《益闻录》第1276页，光绪十九年五月初一日。

⒂道光《江西通志》卷首，首光四年十月上谕。

⒃同治《南昌县志》。

⒄《皇清道威同光奏议》，第1436页。

⒅陈荣华：《江西近代贸易史资料》，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104页。

⒆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165页。

⒇《江西年鉴》，民国25年江西省政府编印，第1020—1030页。

[21]于素云：《中国近代经济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5页。

[22]民国二十六年江西省政府经济委员会编《江西经济问题》，第4页。

[23]同上书，第6页。

[24]孙兆乾：《江西农业与地权异动之关系》，美国成文出版社1936年版。

[25]同上。

[26]同上。

[27]薛暮桥：《旧中国的经济》，农业出版社1979年版，第21页。

[28]同上。

[29]《江西年鉴》，第363页。

[30]孙兆乾：《江西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美国成文出版社1936年版，第452页。

[31]吴增奎等：《新喻县志》卷二，同治十二年。

[32]民国二十六年江西省政府经济委员会编《江西经济问题》，第19页。

[33]《江西近代贸易史资料》，第349页。

[34]同治《赣州府志》卷20，第416页。

[35]同治《九江府志》卷8，第115页。

[36]同治《饶州府志》卷3，第502页。

[37]同治《广信府志》，第110页。

[38]同上。

[39]《宣统三年九江品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见《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69页。

[40]何戴仁等：《光绪于都县志》卷五，第29页。

[41]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45页。

[42]《宣统三年九江品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见《通商各关会洋贸易总册》下卷，第69页。

[43]光绪《江西通志》卷八十五，“田赋”。

[44]光绪《江西通志》卷八十五，“田赋”。

[45]光绪《江西通志》卷八十五，载瑞州元末编税12．75万余石，明初增至22。53万余石，约增83．3％

[46]《刘忠诚公遗集》首卷奏议，第401页。

[47]光绪《江西通志》卷八十六，“漕运”，“丁漕改章前后户部奏议”

[48]《皇清道咸同光奏议》卷十一，第143页。

[49]光绪《江西通志》卷八十六，“漕运”，“丁漕改章前后户部奏议”

[50]同上。

[51]《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第593页。

[52]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376页。

[53]据付志明“试论洋务运动对清末财政的影响”，文载《贵州社会》1984年第4期。全国每年征收的厘金数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为1300万两到1400万两，1869—1872年全国厘金收数为1310万两到1400万两，1891年全国九是1631万两，最高一年是1983万两，江西厘金收数，五六十年代平均每年都在100万两以上，以后逐年增加，最高一年达250多万两，总这平均起来大约每年占全国总数的13％左右，厘金用途一项，参见《中国厘金史》，江西部分。

[54]《江西农工商矿记略》，“分宜县商务”。

[55]《江西农工商矿记略》，“萍乡县商务”。

[56]同治《赣州府志》卷二十。

[57]同上。

[58]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287页。

[59]陈炽：《续富国策》卷一，第31-32页。

[60]威廉·马克思：《茶叶全书》。

[61]《申报》光绪十年三月二十八日。

[62]“九江茶业贸易”，见《江西文史资料》第二十辑。

[63]于素云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第292页。

[64]据《江西农工商矿纪略》各县农务部分统计。

[65]同上书，《清江县·农务》。

[66]方达：“南浔铁路沿革史”，见《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

[67]周锡瑞《改良与革命》，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8页。

[68]冯天瑜：“张之洞与湖北近代”《武汉师院学报》1984年第3期。

[69]佚名：《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光绪二十上年七月二十八日护理江西巡抚翁曾桂片，第297页。

[70]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江巡抚李光锐折。见《义和团档案史料》。

[71]《光绪朝东华录》，第4649页。

[72]同上。

[73]同上。

[74]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卷六，第39页。

[75]《江西农工商矿纪略》《宜春县矿务》。

[76]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285页。

[77]佚名：《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光绪二十七月十八日，江西巡抚德寿折，第436页。

[7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4页。

[79]《江西巡抚刘秉璋奏折附片》，光绪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军机处录付奏折》。

[80]同上。

[81]黄长椿：“近代九江经济发展述略”，《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82]《马克思全集》卷32，第562页。

[83]同上书，第560页。

[84]陈荣华等：《江西近代贸易史资料》，第328页。

[85]同上。

[86]同上。

[87]《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七，高晋“清海疆禾棉植疏”。

[88]同上。

[89]《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六，“论闽省务本节用疏”。

[90]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十六。

[91]转引自赵树贵、汪叔子：“近代江西经济落后的反思”，见《江西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

[92]魏禧：“救荒策”《施济备荒录》三。

[93]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第37页。

[94]陈钧：“张之洞与清末湖北商政”，见《湖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6期。[95]周锡瑞：《改良与革命》，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页。

[96]《湖南省志》第一卷，1975年版，第147页。

[97]同上书，第149—150页。

[98]见苏舆：《翼教丛编》，1889年武昌版，第387—391页。

[99]蒋建平：《简明中国近代经济史》，北大出版社1984年版。

[100]胡见敬：《国闻备录》。

[101]钱实甫：《清季重要职官表》。

[102]《光绪政要》一，第190—191页。

[103]《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七集，第315—321页。

[104]同上。

[10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编《矿务档·江西矿务》第四册。

[106]《江西农工商矿纪略，宜春县矿务》。

[107]同上。

[108]《江西农工商矿纪略，南昌府矿务》。

[109]《江西农工商矿纪略，宜春县府矿务》。[110]同上。

[111]同上。

[112]《江西农工商矿纪略，序》。[113]据《江西农工矿纪略》工务部分，统计而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