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问题的再思考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5
这个问题，事实上在我脑中盘桓了近30年。这一思想的最初萌芽，是受到老一辈经济史学家严中平同志的启发。60年代初。当他主持中国近代经济史的集体编写时，严中平同志就在编写组内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和不发展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核心问题，应该作为贯穿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一条红线。这一思想和提法，当时在组内和组外，都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那时编写工作还没有真正开始，讨论是比较悬空的，没有能取得一致的意见，后来也就搁下了。但我自己在这个问题面前并没有停下来，30年间，有过反反复复的思考。最近两三年来，由于参加了学术界关于中国近代史中心线索问题的讨论， 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才逐渐得到明确而趋于具体化。应该感谢这个提法的先驱者和当前讨论的参加者对我进行思考的启发和推动。个人的思考是没有完结之日的，讨论的启发力量也是无穷尽的。因此，对面临未尽解决的问题，我总是抱着思考再思考的态度．对同志们的批评指教，我总是怀着感谢的心情。希望讨论能深入下去。
以下就几个主要问题，谈谈我现在的看法。
一
首先是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问题。
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上升的社会还是一个沉沦的社会，这是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的前提。关于这个问题，现在学术界实际上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走下坡路的社会，即所谓沉沦观。另一种意见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走下坡路的一面，同时又有走上坡路的一面，即沉沦与上升并存观。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这个社会是一个走上坡路的社会，这可以称之为上升观。
我的看法基本上属于第一种意见。我之所以持这种看法，主要是从的角度来理解的。当然，我也从经济的角度上考虑。但是局限于经济是不够的，必须把视野扩大到政治领域。我认为：近代中国之所以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的国家，根据是：近代中国是受入侵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而不是受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资本主义的联合统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之所以是一个向下沉沦走下坡路的国家，而不是一方面走下坡路、另一方面走上坡路的国家，更不是一个整个社会都在走上坡路的国家，原因是：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的两个主要矛盾一一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中，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个矛盾，扭转这个方向，使中国由下坡路转向上坡路，但是没有成功。
沉沦、上升并存观注意到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面，但是没有勾画出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总的发展趋向，变成了一只脚走下坡路、一只脚爬上坡路的低度可行状态。上升观虽然勾画出了一个总的发展趋向，但是它却与近代中国的实际历程，不相符合。如果从鸦片战争到全国解放的整个中国近代时期都处于上升的阶段，那么，1927年以后的，就将无法予以正确的解释。因为那时共产党领导的苏区和解放区，已经先后出现。中国境内同时存在国统区和解放区两个截然不同、然而却都处于上升阶段的社会，那么，十年革命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的历史动因，显然统统得不到正确的答案。
不同意沉沦观论者的一个主要论点，是认为沉沦观把近代中国的历史说成一片漆黑，毫无希望；是认为沉沦观无视于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无视于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力量的兴起。这显然是一个误解。①如果我们辩证地看问题，事实就与此相反。正是由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沉沦，所以才有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新兴力量在艰难中的奋起；正是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在一个沉沦的社会中诞生，所以新兴的资产阶级才面临着奋起的艰难。如果中国已经是一个上升的社会，那么，包括资产阶级和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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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注意到，最近有的学者对洋务派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作了积极的评价，但也承认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沉沦。新近有一篇文章认为李鸿章“开创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先河”，“抉择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道路”。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基础。但同时也承认李鸿章始终未能完成上封建地主阶级向资产阶级的转化，也未能阻止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沉沦”。指出这一点，也许有助于“沉沦观不可取”论者的思考。
级在内的新兴力量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目标，也就失去了历史的根据。指出中国近代历史的沉沦，正是要说明在近代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理想是多么艰辛而难以实现，正是要人们记取几代人为资本主义前途进行艰苦奋斗而又不能如愿以偿，必须另选途径的历史必然。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正是从这一论证中得出的合理结论。中国资本主义有所发展而又不能充分发展，更不能由此而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把这一主线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我认为这是符合历史发展本身的规定的。
二
把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看来大多数学者还是能同意的。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地方，是在提法上。我同意的提法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与之相对的提法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资本主义的缓慢发展”。当然可能还有其他。
提法的不同，有一部分原因来自对中心线索的理解。在我的心目中，中心线索就像一支糖葫芦棍，是贯穿事物整体的一条主线。通过这条主线能更紧密地联结主体的各个部分，更好地认识主体。一部历史，通史也好，专史也好，有没有中心线索，形象地说，就看它是像一串糖葫芦，还是一口袋土豆。从这一点看。我们现在所讨论的中心线索，就不止是单纯中国资本主义本身发展状况的描述，如中国资本主义的缓慢发展、微弱发展、初步发展、进一步发展等等，而应该提到理论的范畴中来，提高到质的分析的水平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这个提法，我个人认为基本上符合这个要求。在我的设想中，这样一个提法，要着重解决两个问题。即提发展时要着重分析和研究它是怎样发展的；提不发展时要着重分析和研究它为什么不能发展。这两个问题比较好地解决了，我们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认识，就会有一个比较高的观察点。因此，把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作为中心线索，我们需要观察的，决不是只限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本身。我们的视野不是缩小了，而是更加开阔。
章开沅同志提出了一个主线与主体的概念，他指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与农业经济的状况具有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如果对农业经济不作深入论析，就谈不上是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而且也很难更为全面、深入地说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这是一个极为正确的见解。回答中国资本主义为什么不能发展，这是一个重要的人手之处。
鸦片战争以后一百年间，中国经济的确发生了一些变化。农产商品化的程度有所增长，租佃关系的形式和农业雇佣劳动的性质，也有所变化。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似乎在向农村渗透。但是，有两点基本事实是铁定的。那就是土地的阶级分配结构和地租的剥削率，在鸦片战争前后的二百年间，基本上没有变化。保存至今的18世纪前期直隶获鹿县91甲的土地占有资料，表明当时当地的地权分配结构，和20世纪30年代农村不少地方的地权分配结构，有惊人的一致性。这一点，已经受到中外许多专家学者的注意。地租剥削量虽然没有全面的数字，但“绅士田产，率皆佃户分种，岁取其半”；“耕力所取偿，或勿与输于人者钧”①。这两句有代表性的话，一则泛指清代初期，一则见之于清朝覆亡之际。这就是说，中国农村封建经济的根基，二百年间，丝毫未动。在这种条件之下，企图近代中国也像日本明治时期那样，从农业产出中吸取资金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起飞的动力，那只是一个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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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运甓(黄侃)：《哀贫民》，载《民报》第17期。着重点为引者所加。
以现代产业的原始积累求之植根于封建土地制度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等于缘木求鱼。
由此可见，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正是要求把视线投向“长期滞留于封建结构的农业经济”，这不仅因为广大农村是工业品的市场，是工业所需原料和劳动力的供给者，而且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着，农业生产是原始积累的最终来源。
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这条主线的提出，不仅要求我们把目光投向广泛的经济基础，而且要投向各种层次的上层建筑。在这一点上，中国和日本也是不相同的。在日本，正如章开沅同志引述张謇所发的感慨：那里殖产兴业，“国家以全力图之，何所不可”。中国则反过来，中国的近代产业，如果有一个殖兴的机会，那往往是国家无力图之或无全力图之之后。举一例以明之：以前人们常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民初之所以获得一个发展的机会，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暂时撤退。这当然不失为一个原因。但是现在根据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1895—1927年中央政府的控制削弱，私人资本主义倒有一定的发展”①。而当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统治的后期、官僚资本极度膨胀之时，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相对国民党统治前期的30年代而言，可以说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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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是杜恂诚同志研究的结论。国外学者中，美国的小柯拜尔(Coble．Parks M．，Jr)在1980年和李达文(Edmond Lee)在1987年都提出了类似的意见。参阅小柯拜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 (Thc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C NationalistGovermolt，1927—1937)，1980年版，第20页；李达文：《条约口岸的政治、投资与经济发展》，见章开沅、朱英主编：《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92页。
由此可见，不但在中国资本为什么不能发展的问题上，而且在资本主义怎样才能得到一些发展的问题上，都有同样的因素在起作用，需要一个同样的广角镜。
这里顺便谈一下对发展和不发展的理解问题。我的确这样认为：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和不发展的过程中，不发展是主导的一面。许多学者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许多研究证明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在本世纪20年代有较明显的发展，在抗日战争前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些都是事实，这些研究都如实地反映了客观实际。然而，所有这些，都不足以改变我的原有看法。且不说发展与不发展的交替情况如何，将近百年的发展最后所达到的水平如何，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判断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同样不能局限于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发展本身，它同样需要一个正对全国经济的广角镜。在这方面，现有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期待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三
一部具有比较理想的中心线索的，不但是一部正确的历史，而且是一部丰富的历史。它不仅像一串糖葫芦，而且更像一根藤上的葡萄串。说它像葡萄串，指的是：葡萄串上的葡萄，大小不同，色泽各异，疏密有间，错落有致。如果说糖葫芦串上的葫芦，是机械的排列，那么葡萄串上的葡萄，就是有机的构架。
以资本主义的和不发展为中心线索，有希望为近代史提供一个像葡萄串似的构架。这是因为：这个中心线索不但有内在的逻辑联系，而且可以带动一系列问题的重新研究，在研究中，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观点，对于一部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撰写，有充分发挥论断、研证的广阔场地，至少在目前阶段是如此。
所谓内在的逻辑联系，指的是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存在的时代环境对它的发展和不发展的历史规定性。
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来自封建社会内部新生力量对旧的生产关系的突破，不是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熟的直接临盆，而是来自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的冲击，是出自中国原来的正常发展过程的中断。这是现在多数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中国的资本主义，主要不是中国封建社会原有手工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和直接转化，而是新的生产力从外国的移植。中国的资本主义商业和业的产生，主要也都不是出自中国产业资本自身发展的要求，都不是从属于中国的产业资本、以中国产业资本的运动为基础。(这一点下面还要专门谈到)即使是“所谓新式农垦”，根据有的学者的研究．也“不是从内部生长出来的，并非农村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从外部移植或嫁接到农村机体上的”①。所有这些，概括地说，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先天不足。
至于中国资本主义存在的时代环境，根据我的认识：出现在近代中国土地上的资本主义所面临的环境，是已经进入垄断阶段的外国资本主义在整个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优势和统治，是以封建皇帝、军阀官僚集团为首的封建主义势力在中国城乡的继续统治，其后又是官僚资本主义、亦即“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本国的优势和统治。在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经常承受着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力。概括地说，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后天失调。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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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80页。
② 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存在的时代环境，当然互有联系，但时间上有先后，有的同志把产生的历史条件当作存在的时代环境，并且认为是我的看法，这当然是误解。
由此可见，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不但有主线与主体间的内在联系，而且有发展前途与历史条件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就是说，有历史的规定性。
其次，这条中心线索，还可以带动许多问题的重新研究，势必引起更广泛的辩论和思考。它会使许多问题的讨论，提到理论的高度，从而有助于丰富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涵量和内容。形象地说，就是在这株葡萄串上，有比较悦目赏心的葡萄。
现在只就几个已经成为学术界争论焦点的问题，作为例示，略加解析。
第一是上面提到的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产生问题。在那里，我们提出了一种论点，但是，也有另外一种意见，它认为中国近代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是中国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的转化，有手工业一工场手工业+大机器工业三阶段的存在，不能一概而言中断论。
在五口通商、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中国以后，新兴的资本主义工业的某些部门中，的确可以看到由手工工场向大机器工业转化的现象。但是，撇开量的问题不论，在这些转化中，人们同样可以看这样三种现象：首先。直接转化为大机器工厂的手工工场，它所用的生产工具乃至原材料，在相当多的工业部门中，也是来自国外的引进。火柴制造厂的最初产生。就是以手工工场的形式而出现的。这些手工工场，不但有的生产工具来自外国，而且化学药剂乃至柴梗盒片，也由国外输入。在手工烛皂、卷烟、轧花、织布以及针织等行业中，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形。有的行业(如织布)这种情形，还极为普遍。存在于手工工场的这种情形，与机器生产工具向工厂的引进，实际上具有同样的性质。其次，作为向现代工厂转化的另一种手工工场，是伴随着对外贸易以及与之相关的沿海、内河航运的需要而产生的。这类手工工场，多半出现在出口加工和船舶修造之中。应该说，这里存在的转化，体现了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间接影响．与中国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同样没有关系。第三，当然还有一些转化，不属于上述两种类型。但不管哪一种，都有一个共同现象。那就是，所有这些转化，几乎都是在大机器工业早已产生的19世纪末乃至20世纪初出现的。按照一位经济史学者的意见：作为小商品生产同大机器工业之间的中间环节一一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不是发生在大机器工业之前，而是产生在大机器工业之后，这是一个错乱离奇的倒挂。①把这三点总起来，就可以看出：这种转化和正常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业三阶段进程，存在着不同的性质。正如另一位经济史学者所说：企图从中国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中寻找近代工厂的雏形，那“是个对象错误的努力”②。
由于正常发展过程的中断，所以在中国整个近代时期，尽管出现了大机器工业，尽管它有一定的发展，但中国原有的手工业，却大面积地处于落后的状态，而在整个工业生产中，它又依然占有压倒的比重。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当大机器工业已经达到它的高峰时，手工业的总产值，仍占工业总产值的70％以上。很多工业部门甚至达到90％以上，这在正常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可想象的。弥漫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经济版图中，的确是这样“一片凄凉”的景象。
第二是外国在华资本的作用问题。有一种意见认为：既然承认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是西方资本主义新生产力引进的结果，那就理所当然地应该承认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对中国资本主义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或者说，至少在前期以促进为主，后期才是以阻碍为主。许多学者还引用了马克思关于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所起的作用。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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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
② 费维恺：《论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社会危机》，载《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复巳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2页。
一个社会的变化，归根结底，由社会内部的因素所决定。先进的资本主义对落后国家的入侵，的确体现了“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但对被入侵的国家来说，这究竟是一个外加的面貌。英国之于印度，的确提供了一个改造的样本。大英帝国在印度不但引进了“开发着社会化的机器生产”，而且引进了革新印度城市面貌的公用事业，引进了使印度摆脱孤立闭塞的海陆运输，引进了加强信息传播的自由报刊，引进了培养人材的现代，甚至训练了印度的自卫军队，瓦解了印度古老的种姓制度，创立了印度迫切需要的土地私有制度。总之，的确是一场最大的“社会变革”。但是。印度得到了什么?印度并没有得到自己的资本主义真正发展的机会。也就是说，新的经济力量并没有给印度带动整个社会生产基础的更新。与此相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进入日本，并没有能像英国在印度实行的那一套最大的“社会革命”，然而， 日本人却较早地有了自己的资本主义的长足发展。在经济结构变革的过程中，真正起作用的，是本国社会中崛起的新的经济力量。这就证明了马克思下面这句话的真理性：一个被侵略国家人民的社会状况的根本改善，“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①。中国人民，正如马克思所指的印度人民一样，是不能指望从西方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那只是一枚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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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3页。
至于说到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时期，外国资本主义的促进作用是主要的，而在中国资本主义初步发展以后，阻碍作用就日益严重地显现出来。这个提法，也许是要突出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给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所造成的客观条件。但是外国资本主义给中国资本主义提供的条件和施加的压力，又是同步进行的。近代中国数得过来的三个最大的资本主义企业，一一运输业中的轮船招商局、矿业中的开平煤矿和钢铁冶炼业中的汉冶萍公司都吃过外国资本的苦头。其中开平和汉冶萍的厄运固然发生在20世纪初年中国资本初步发展以后，而轮船招商局从一开始就受到英美在华航业资本的排挤。洋商倾挤跌价，并力相敌，希图扼杀招商局于襁褓之中，“遂其垄断之心”，这是李鸿章亲口说的，人所共知。①o可见，即使就西方资本主义的客观作用而言，也没有必要作这样的区分。这不是绝对化，而是要求理论上的一贯。
马克思是伟大的。他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不是寄希望于大英帝国对印度社会的促进，而是寄希望于印度自己的复兴。他毫不犹豫地说：“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在多少是遥远的未来，这个巨大而诱人的国家将复兴起来。”马克思当年的期待是遥远的未来。它在中国的今天，已经成为眼前的现实。我们今天总要比当年马克思看得更清楚些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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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7卷．第26页。
第三是洋务派官督商办企业的作用和地位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肯定的意见是占多数的意见，一个似乎很有说服力的意见是：既然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那么，“移植的任务便历史地落在封建统治阶级有识之士的肩上”，“从而在封建主义密闭的殿堂中为资本主义打开缺口”。“没有洋务派的积极倡导和经营，在古老的中国要出现近代工矿企业、近代电讯交通、近代科技教育，不知要推迟多少年。”根据这一看法，洋务派在经济领域中的活动，无疑应该得到全面的肯定。
这种看法．应该说还没有找到理论和事实上的依据。实际的情况是：最先在中国进行资本主义企业活动的人，首先是最早和入侵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发生接触的通商口岸的商人，其中主要是洋行的买办。新近的研究证明，中国商业中的资本主义企业，最初可以说是从这些人物的活动中开始出现的。在近代工业领域中，他们的企业活动，很多也早于洋务派的民用企业乃至军用企业。有些领域，他们没有插手，不是不想，而是不能，是封建政权不准。军事工业、公共工程、铁路、矿山等等，都属于这一类，最初都是民间插手不得。有的民间一直不得插手，有的虽得插手而放手不得。①事实上有些商人兴办并未明令禁止的企业，也是躲过封建政权的眼睛，才得以插手的。广东缫丝工厂最初之所以在农村中出现，躲过官府的干预，至少是一个原因。
洋务派的官督商办，是在这样一个条件下才得以出现的。由于相对新兴的商人而言，官府势力的强大，一些商人之插手资本主义，最初只有附股外国资本主义企业。而一些想脱离外国资本以发展自己的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商人，又不得不从官府势力的庇护中寻找出路。这是官督商办企业产生的历史条件，也是官督商办之所以成为中国资本主义企业所赖以出现的形式的历史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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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直到清王朝覆灭的前一年，当商办铁路公司在各地风起云涌之时，清王朝还顽固坚持铁路为“国权”所有．民间铁路公司应为“官治公司”。
洋务派在这个历史大潮中所扮演的角色，无疑地比逆潮流而动的顽固派先进。在这一点上，说他们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也是可以的。但是官督商办形式的资本主义的企业，在洋务派倡导之下，并没有取得实际的成效，这是众所公认的事实。这是洋务运动的破产在兴办实业上的反映，也带有历史的必然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说洋务派不能承担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又是符合事实的，也就是说，在整个洋务运动时期，中国资本主义内部，并没有形成共同抗击旧制度的一致力量。这至少是一个比较合乎历史实际的尺度。
洋务派的官督商办，既是中国资本主义企业所赖以产生的主要途径，洋务派本身又不能承担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重要任务。这二者都是历史的必然。恰当地评价洋务派在这里的作用和地位，二者缺一不可。
第四是官僚资本主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学术界的看法，有不同的地方，也有相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是：一方承认官僚资本主义的提法，另一方则倾向于不提官僚资本主义．而提国家资本主义。相同的地方是：双方都认为自己的提法，都适用于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全过程。
这一分歧，看上去像是纯粹名词之争，实际上包括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这就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出现官僚资本主义的认识和理解。官僚资本主义的正式提出，本来就是作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代名词。①而在经济学的范畴内，国家资本主义也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产物。既然如此，中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当初为什么不称国家资本主义而称官僚资本主义呢?原因就在于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出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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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253页。
它除了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具有垄断性以外，还具有买办性和封建性的特点。也就是说，代表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权是一个对外和帝国主义相结合、对内和国内封建主义相结合的大资产阶级掌握的政权。这种畸形的资本主义，是在国民党执政以后．确切一点说，是在它的后期、经济恶性膨胀的时刻形成的。国民党上台以后，政权的性质，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这个政权，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封建政权。它既代表封建阶级的利益，又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个时候，大、中、小资产阶级的分野，明显地表露了出来。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资本主义，发展成为与中等资产阶级的民族资本主义相对立的地步，最后发展成为压迫民族资本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而在此以前，无论是洋务派官僚还是北洋军阀，他们的政权，基本上还是一个封建政权。他们的企业活动，不管是洋务派官僚的积极兴办、或是北洋军阀的不积极兴办，都提不上官僚资本主义的日程表。
中国在资本主义不发展的条件下出现了带有垄断性质的官僚资本主义，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中国资本主义畸形发展的变态产物。这不是一般的国家资本主义所能概括它的全部内容的。
第五是买办阶级的问题。与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相联系，最近几年来，买办阶级的问题得到较多的研究，有相当大的进展。但是，在一些理论问题上，依我看来，还有值得加以研究之处。
出现在近代中国的买办阶级，究竟是一个进步的阶级，还是一个反动的阶级，这是近几年来学术界中经常议论的一个问题。现在上出现了这样一种看法：中国近代社会中的买办阶级，并不是一个反动的阶级，而是“处于上升的阶段”的阶级，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阶级。“它对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进步作田是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的”。买办阶级中不但出现了中国第一代的“实业家”，而且出现了“先进的中国人和爱国知识分子”。他们“起到了中国近代化的生力军”的作用。
如果把买办阶级等同于洋行买办，那的确有几分像。早期的洋行买办中，的确出现了像唐廷枢、徐润那样的实业家。也出现了像容闳、郑观应那样的先进的中国人和爱国知识分子，他们的确起到了中国近代化的生力军的作用。问题在于能否这样等同起来。
关于买办阶级的理论根据，现在大家都是遵循毛泽东同志的原则分析。毛泽东同志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划分，一贯按照大、中、小的原则。而近代中国的买办阶级实际上是大资产阶级的同义语。其所以称大资产阶级为买办阶级，是因为这个阶级带有浓厚的买办性。即它“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①，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它们所豢养的阶级”②。洋行买办，作为一个整体，当然也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它们所豢养，但买办阶级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洋行买办，从理论上讲，这是明白无误的。
如所周知，一个阶级不能转化为另一个阶级，但阶级中的个别分子是可以转化的。道理很简单，“单独的个人并不‘总是’以他所从属的阶级为转移”③。即使把所有的洋行买办统统划人买办阶级，单个洋行买办，也和其他阶级的单独的个人一样．是可以转化为另一阶级的成员的。就这些单个的洋行买办而言。这都是一种进步的表现。但所有这些，并不能改变买办阶级作为反动阶级的客观现实，这又是没有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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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页。
②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9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3页。
因此．从这里引出的正确结论，决不是“买办阶级是一个进步的阶级”这个命题的成立。洋行买办投资于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向民族资本家的转化，这只能说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道路的曲折，只能说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所面临的环境的特殊。这样一种曲折的道路和特殊的环境，只能规定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规定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软弱性，却得不出买办阶级是一个进步阶级的结论。
第六是中国近代商业资本的问题。这个问题，实质上是如何对待近代中国流通领域中的资本主义问题。由于过去的研究中在这方面下的力量相对不足，因此，这里存在的分歧，不但没有很好地解决，而且甚至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
分歧集中在商业资本的买办化问题上面。近代中国的商业资本，很容易和买办化挂起钩来。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夯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①也就是说，中国近代的商业资本，有一部分在五口通商以后就纳入了外国资本运行的轨道。形象地说，是依附在外国资本的“皮”上。②
但是，中国近代商业中的资本主义又的确是从这一部分商业中开始出现的。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和近代工业中的情况相同，原来依附洋行的买办和买办商人，有的在依附的同时，又独立发展自己的商业活动。这是一种带有倾向性的转化。显然，这种转化，不能视为买办化的进一步发展，而应该被看作是商业中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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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23页。
② 这是借用杜恂诚同志的比喻。参阅《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
还应该指出：帝国主义在造就中国城乡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的过程中，还有促进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一面。作为二传手，那些卷入外国资本运行轨道的中国商业资本，既有把外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传到中国广大小生产者身上的一面，也有把商品经济由通商口岸扩大到内地广大城乡的一面。尽管在这里应该分清主次，掌握分寸，但是它不能完全受到忽视，这也是应该肯定的。
由此可见，不作具体分析，把凡是在对外贸易方面和外国洋行发生联系的行业，一律视之为买办化的行业，把某一行业在对外贸易方面和外国洋行进行的活动，一律视之为买办性的活动，这不一定是完全恰当的。
但是，也应该看到事物的另一面。正是由于中国近代商业中资本主义的最初形成是发生在和外国资本主义有密切联系、并且纳入外国资本运行轨道的这一部商业之中，这就不能不给中国商业中的资本主义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概括地说：中国新式商业的产生，不是出自中国产业资本自身发展的要求，它不从属于中国的产业资本，不是以中国产业资本的运动为基础。相反，它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作为外国在华商业资本的补充而存在的。它从属于外国产业资本的需要，分润外国产业资本的剥削。这是只有在半殖民地的条件下才出现的一种不正常的状况。这种状况的存在，决定了中国近代的商业资本，不能不具有先天的软弱性。这和正常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业资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这种情形，既贯穿于商品经营资本的活动中，也贯穿于货币经营资本的活动中。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存在的钱庄就是一个例子。五口通商以后，适应对外贸易的需要，它介入了口岸华洋商人交易中的资金调剂，形成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金融周转中的重要一环。它和资本主义金融企业的一个根本不同的地方，也在于它不是中国产业自身发展的结果。它也是不依附于本国的产业资本。而是通过对外国在华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从属，间接从属于外国的产业资本。如果说，外国银行和洋行分食外国产业资本从中国掠夺得来的利润，那么，中国的钱庄的利润，至少有一部分也是分食外国银行和洋行吞食这一剩余以后的残羹。它和中国近代的商业资本，具有同样的个性。
包括商业资本在内的中国资本主义，就是产生在这样一个欧风美雨侵袭的土壤之上。正由于此，中国资本主义在它以后的发展中，才会结出为中国社会所独有的苦涩的果实。近代中国的产业资本，始终得不到长足的发展，而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却往往能获得畸形发展的机会。在辛亥革命之后，当第一个共和国出现之时，中国国土上的工业资本，几乎只有单纯经营商品的商业资本的l／7，甚至远远落后于单纯经营货币的钱业资本。①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个特殊的土壤上长出的苦果中的一枚。
最后是关于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的性质问题。农村经济，这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保存着封建生产关系的主体。传统的估计是：在整个近代时期，中国农村人口中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约70％至80％的土地，地租剥削率占产量的50％乃至50％以上。这个估计，现在受到挑战。许多学者提出了异议，认为夸大了实际的情况。有的学者根据自己的估算，认为地主富农占地不是70％至80％，而是50％至60％。有的学者对50％以上的地租剥削率，不能接受，认为这样地主手中就有大量可以投放市场的余粮，而这又和“封建社会是经济、自给自足”的命题发生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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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76页。
核实材料，辨明道理，这种求实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特别是旧中国没有遗留下多少可靠的普查材料，给今天的学者研究昨天的中国经济，造成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在这方面，农业经济尤其突出。且不说各地区之间的差异，有很大的悬殊，就是同一地区乃至同一乡村的调查，由于口径的不同，也会出现很大的差异。拿地权分配来说，同一地区的地权分配，包括不在地主和不包括不在地主，相差可达20％乃至70％。把不在地主的土地在内，他们占地70％一80％，在许多地区又是可能存在的。①因此在核实材料方面作出新的努力，提供坚实可靠的举证，这种努力是艰巨而有益的，它会赢得人们的欢迎和敬佩。
对待统计材料，应该有严谨的态度，同样，对待理论原则．也应该有慎重的态度。
对土地集中的程度作出实事求是的审定，是否就可以使得近代中国封建地主经济制不存在了呢?显然不能作出这样的结论。就拿立论者的那个理论为例加以分析吧。很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封建经济不等于自然经济。从封建土地所有者与农民之间的经济关系来考察，封建经济与自然经济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从封建经济单位的生产和消费的整个运行过程来考察，封建经济与商品经济也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可以说是本质的联系。②这就是说，封建地主经济制和商品经济并不是不相容的，根本没有理由根据这种假定的不相容来否定地主经济制在中国的存在。执一以否定全盘，这种论证方法，也是不能成立的。
近代中国的地主经济制，这是客观的存在。某些局部发生了变化，这正是我们需要研究的地方。研究的结果，只会使我们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趋向，有更深入的了解，只会使近代中国农业中封建生产关系的内涵，更加丰富，而决不会否定近代中国农业中的封建生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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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出版社1955年版．第270--272页。
② 魏金玉：《封建经济．自然经济．商业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4页。
以上七个问题。都是属于宏观性质的大问题。这里面涉及的理论问题，有很多是带有根本性的。要对这些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每一个答案都应该写成一部专著。我这么匆忙地交出了自己的答卷，其不自量力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份答卷若有一丝一毫之可取，那就是：我的每一个答案，都力图贯穿我心目中的中心线索。我力图使自己的观点，前后一贯。如果这一点得到读者的认可，那么，不管他是不是同意我的观点，我都将引为精神上的莫大欣慰。
四
在这篇短文的最后，我想谈一点怎样使讨论进一步深化的意见。
我国学术界关于中心线索的讨论，很早就已开始。就我个人而言，只是近两三年来，才得以亲身经历。从1986年起，我有幸与李时岳同志作了几次共同的探计，深受启发，因此也不断进行思考。我们之间的看法，的确有明显的分歧。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个人对李时岳同志执着追求真理的精神，有极深的印象。在李时岳同志的一篇大作中①，有一句话是会令所有认真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感到钦佩的，那就是他所说的：“运用自己的头脑思索”。这其实是一种的生理现象，但是偏偏在我们当中，在我们这些名正言顺地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当中，反而往往不容易做到。我们的研究者和理论工作者在经典著作和党的面前，容易养成一种不用自己的脑筋进行思索的习惯。这种惰性，以前较烈，现在也没有完全断根。远的且不论，就拿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而言，不妨试举眼前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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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
不言而喻，旧资本主义的和不发展。和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中国以后，前进的中国人民力图摆脱半殖民地的锁链开辟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然而经历了将近百年的艰难奋斗，一系列的痛苦经验证明：这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中国人民除了社会主义以外，没有别的选择。中国的近代历史，注定了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惟一出路。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人民，如果不坚持社会主义而走回头路，那也只能是钻进一条死胡同。结果只能是：“用劳动人民的血汗去重新培植和养肥一个资产阶级，在我国人口众多、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只能使大多数人重新陷入极其贫困的状态。这种资本主义，只能是原始的、买办式的资本主义，只能意味着中国各族人民再度沦为外国资本和本国剥削阶级的双重奴隶。”①对这一段话的理解，离开了对昨天中国社会的分析，离开中国近代百年史的研究，是不可能达到深刻的程度的。不妨以此对照一下同时出现的另一篇文章中的一段文字：“中国今天如果搞资本主义私有制，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人口多、资源相对短缺等原因，不具有当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掠夺别国的条件，只有被人掠夺的可能，因此，只能从资本的原始积累起步，要退回到资本主义的二三百年前的‘羊吃人’的时代。”这就不可想象了。中国今天如果搞资本主义，不是回到“原始的、买办式的资本主义”，而是回到“羊吃人”的时代；中国之所以会再度沦为外国资本的奴隶，之所以只有被掠夺的可能，只是由于中国不具备当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掠夺别国的条件。这是不可理解的。应该说，即使把原始的资本主义理解为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中国也没有经历过“羊吃人”的时代。中国即使生产力水平不低，人口不多、资源相对不短缺，也得不出一定要侵略掠夺别国的结论。这种望文生义式的阐述，不但没有增强正确观点的说服力，反而令人产生迷惘。显然，在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文章作者并没有真正动脑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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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89年9月2Q日。
前一阶段，在学术研究的众多领域中，一时涌现出许多新的观念。新的取向和新的思维定势。有一种为人们所能察觉到的倾向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似乎是一种僵硬的传统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事物似乎是一种陈旧的思维定势。这种倾向的形成，自然有很多原因，但是有一点，原因是不在持有这种倾向的人一方的。那就是宣传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在马克思主义面前。并没有真正动脑筋进行思索。毫无疑问，在理论战线上，需要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历史的研究，同样应该如此。但是，要真正做到这一点，首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面前，肯动脑筋，肯用自己的头脑进行思索。要坚定不移地养成这种习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到自己的研究中来。果真做到这一点，许多遭到非难的传统理论，终有恢复光彩之一日。
李时岳同志在同一文中还说：“我们的历史学远远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原因是：“我们对‘历史定势’的‘突破’，过于迟疑，过于缓慢。”因此，“它遭到社会的冷遇是不能怨天尤人的。”追求真理，不能因受到冷遇而怨天尤人。在这一点上，我和李时岳同志是一致的。我想进一步补充的是：只要我们在这个“历史定势”面前，用自己的脑筋认真思索，不论所得的结果如何，我们都不会遭到冷遇。我们现在正进行的讨论，也不失为一个小小的证明。在我们的讨论中，显然有两种意见存在。但是双方都得到热烈的参加，讨论很有生气，并未受到冷遇。
当然，这里有一个如何使这一有生气的讨论深入下去的问题。不深入下去，不但难以取得大体一致的共识，甚至保持讨论的活力也无以为继，这是不言而喻的。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以为，一个重要的途径，是设法把我们的讨论与正面的研究结合起来。我们讨论的问题，是一个宏观的、大面积的问题。拿上面提到的有争议的七个问题来说，正如上述，每一个问题的透彻研究，都可以构成一部专著的分量。无论哪一个问题，都有非常广泛的涉及面，不但有纵向的历史分析，而且有横向的比较研究。例如，我们在上面提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的影响。在亚洲的印度、日本和中国，就产生了不同的后果。日本成为亚洲的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印度则变成了殖民地。中国和它们又都不相同，既未沦为殖民地，也没有上升为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滑坡状态。为什么有这样不同的结局，不研究这三个国家的内部历史条件，是难以得出圆满的答案的。这就要求讨论的双方站起来在大面上直来直去之外，还需要坐下去，对每一个细部进行深入的正面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不断给讨论注入新的活力，保持讨论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最终求得大体一致的共识。
正由于此，我在赞成双方继续进行大面上的、全局的、热烈而活跃的交叉对话之余，还寄希望于各方开展专门的、细部的、冷静而深入的正面研究。
我愿以自己的实践努力实现我自己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