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中国的产业革命精神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5
中国没有产业革命，但是近代中国充满着产业革命的精神，这也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激发了中国独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激发了几代人为这个目标而进行的艰苦奋斗，激发了中国人民为实现祖国的化而进行的奋勇拼搏。一句话，激发了中国的产业革命精神。
产业革命的精髓，是先进的机器生产对落后的手工生产的取代。是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大解放。产业革命代表整个一个变革时期，“一个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必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工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尤其使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即运输工具的革命成为必要。”①中国没有经历产业革命，没有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但是产业革命的精神，却有广泛的波及面。它不但表现在工业各部门之内，也表现在交通运输以及农业垦殖等一系列部门之中。
在资本主义世界。产业革命是继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发生的。17—18世纪，英、法、美等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给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从18世纪中叶起，在欧美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发生了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业劳动、以机器大工业代替工场手工业的重大变革。以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而开端的近代中国，情形与此不同。如果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胜利，那么近代中国的产业革命精神，在此之前早已引发。这就是说．在封建中国的大门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叩击而被迫开放的条件下，随着资本主义新生产力的引进，直接激发了中国的产业革命精神。具体地说，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由封建政权内部的洋务派所发动的现代的活动中，人们已经开始感到中国的产业革命的气氛之迎面而至。尽管洋务派官僚并不能承担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任务，但这并不能抹煞这些企业中为争取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而献身的人的动人事迹，不能抹煞这些先进人物的身上所葆有的产业革命精神。
这种精神。可以上溯到洋务派最先创立的官办军用工业中。在中国最早而规模较大的一家军工企业一一福州船政局中，中国人自制轮船的情况，就是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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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1页。
福建船政局建厂之初，就在聘用外国技术人员的同时，通过设置学堂和派遣留学生两重途径培养自己的技术力量。而中国人自制轮船的试探。在开办不及十载的1875年便已开始发动。1874年船厂辞退了合同期满的洋匠，1875年，前此派遣出国的留学生吴德章等就“献所自绘五十匹马力船身机器图，禀请试造”①。当时福州的一位洋税务司曾断言：“欲学全功者，非数十年难知奧妙，欲使中国素不识外国语言文字之幼童人等，期于5年中能造机器，能驶轮船，本税司深知徒靡巨款，终无成功。”②然而，由吴德章等“独出心裁”试制之艺新号轮船，不但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就制成下水，而且检验结果，证实“船身坚固，轮机灵捷”③。同时，应该指出：这艘被称为“船政学生学成放手自制之始”的轮船。船身图式虽为吴德章等所测算，但测算船内轮机、水缸等图，则出自一个并未出国的船政局学生汪乔年之手。他之所以成功，得力于“当其肄业之时，半日在堂研习功课，半日赴厂习制船机。曾经七年之久”④。
过了不到8年，中国人自制的第一艘巡洋舰，又在吴德章等人设计制造之下获得成功。当时督办船政的黎兆棠说：这艘命名为开济的巡海快船， “机件之繁重，马力之猛烈，皆闽厂创设以来目所未睹”。其“制件之精良，算配之合法”悉皆吴德章等“本外洋最新最上最便捷之法而损益之，尤为各船所不可及”⑤。从1869年到1907年的38年间，福州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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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船政奏议汇编》第12卷，第16页。转见林庆元：《福建船政局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1页。
② 《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一)，第65页。转见林庆元上引书，第161页。
③ 《船政奏议汇编》第14卷，第l页。转见林庆元上引书，第162页。
④ 光绪十三年五月十五日署理船政大臣裴荫森奏，见《洋务运动》(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67页。
⑤ 《洋务运动》(五)．第267--268页。
局共造各种轮船40艘，其中有15艘是中国技术人员监督制造的。①吴德章等人的成就，当然比不上英国产业革命中一大批生产工具的创造、发明和革新者那么杰出，但是他们的进取精神，应该说是并不逊色的。
在以后洋务派官督商办的某些民用企业中，人们也能察觉到同样情景的存在。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官督商办的企业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但个别企业经营者的艰苦创业精神，的确称得上是一种要求产业革命的心态。在洋务派民用企业里面比较不为人所注意的漠河金矿中，这种精神充满了企业创建的全过程。
漠河金矿坐落在中国极北的黑龙江边陲，“地处荒僻，人迹罕通”，但因盛产金砂，成为强邻沙俄长期觊觎、久欲“设厂挖金”之处。中国兴办漠河金矿，固然是“内以立百年富庶之基”，同时也是“外以折强邻窥伺之渐”。“兴利”、“实边”，二者并举。然而“建置之难，则平地赤立；购运之远，则千里孤悬”。而“取金之硐，夏则积水，冬则层冰，凿险缒幽，艰难万状”②。主持这个金矿的李金镛，以一江南人士而远役遐荒，其备尝难苦之状，是可以想象的。他在漠河金矿虽然只有两年时间(1888—1890)，但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漠河金矿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他却因此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他始终一贯的自力更生精神。他考虑到漠河地处边陲，生产和运输同等重要，两者都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关于运输，他说：黑龙江的轮运对金厂特别重要，但是这条江上的运输已为俄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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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风报》第1年第14期，1909年5月21日。转见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44—145页。
② 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李鸿章奏，转见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出版社1957年版，第738页。
独占。全厂“频年租用俄轮，种种受其挟制”，“终非久计”，应“赶即自备，庶几有恃无恐”①。他具体提出：“商请吉林机器局代造小轮船两只，一上一下，专以拖带驳船为主。”②他主张采金机器必须购自外洋，“但定购之时，宜加详考，须求其至精至坚可适久用者，以免停工待修，虚靡贻误”③。考虑到运输困难，他甚至有开矿所用机器由吉林机器局就近制造的主张。④而这种主张，似乎得到实现。因为当时上海一家外国报纸说道：漠河金矿“所用机器非自外洋购来，而系矿厂附近之机器厂所制”⑤。他也主张聘用外国矿师，但考虑到金矿“僻在荒漠，须耐艰苦”，因此“宜择用西国矿师之肯耐劳者”，并要求“延订合同内，声明到厂后如无明效，不拘年限，即行辞换”⑥。他的所有这些措施，主要是根据漠河金矿的具体情况着眼，从自力更生的原则出发，不能视为守旧。他是极端热忱于新事物的汲取的，一直到“病殁差次”之时，他还在为修通电报、加速金矿同外界的信息传递而殚精竭虑，还在咨调电报学生在沪购置有关机器，加紧筹务。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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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准直隶总督咨据漠河矿务李金镛禀造轮船札机器局遵照由》，转见曲从规、赵矢元《漠河金矿与李金镛》，1982年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
② 《黑龙江金厂公司章程》，转见《洋务运动》(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23页。
③ 同上。
④ 曲从规、赵矢元上引文。
⑤ 《北华捷报》(NorthChinaHerald)1890年8月22日，第227页。
⑥ 《黑龙江金厂公司章程》，转见《洋务运动》(七)，第322页。
⑦ 曲从规、赵矢元上引文。
从20世纪开始，当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高潮之际，中国大地上的产业革命精神也展现出新的场面，突出地表现在铁道、航运等交通运输业和信息传递的电讯业中。被称为中国“铁路之父”的詹天佑和他所设计监修的第一条中国自建、“与他国无关”的京张铁路，就是这种精神的一个代表。
詹天佑为中国铁路事业的开拓而付出的心血和取得的成就，现在是世所公认的。35年前大陆出版的一部詹天佑传记中。在描写詹天佑勘测铁道线路的情景时写道：1905年詹天佑接任京张铁路总工程师以后，不但亲历初测之路线，而且“在复测当中，詹天佑又亲自率领工程人员，背着标杆、经纬仪在峭壁上定点制图。塞外常有狂风怒号，满天灰沙，一不小心，就有被卷入深谷的危险。但詹天佑不管在任何恶劣的条件下，始终坚持工作，并鼓励大家一起坚持工作。他为寻找一条好的线路，不仅多方搜求资料，而且亲自访问当地的农民征求意见。他常常骑着毛驴在小路上奔驰。白天翻山越岭，晚上还要伏在油灯下绘图。他在工作中总是想到：这是中国人自筑的第一条铁路，如果线路选不好，不只那些外国人必然讥笑，还要使中国工程师今后失掉信心。必须选好线路，认真完成它”①。
詹天佑“骑着毛驴在小路上奔驰”的情景，不但被中国人看到，也曾被外国人看到。当时住在北京的英国伦敦《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就亲眼看到过这一幅情景。但是这位记者是怎样观察的呢?他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呢?同30年前那位洋税务司之于吴德章等人制造轮船一样，这位洋记者在1905年5月25日写的一篇通讯中说道：
“我已和金达③同赴张家口对计划中的铁路线作了一次走马看花式的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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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徐盈、李希泌、徐启恒：《詹天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第32页。
② 莫理循(G．E．Morrison) (1862—1920)，澳大利亚人。1895—1912年任泰晤士报驻远东记者，1897年以后常驻北京。1912—1917年任袁世凯顾问。
③ 金达(C．w．Kinder)(1852—1936)，英国人。1880—1881年为开干矿务局修建唐胥铁路，后任京山铁路总工程师。
“中国仅有的一位工程师是一个名叫詹[天佑]的广东人。他已被任命为这条铁路的总工程师。他从未做过独立的工作。而前此他在外国监督之下所进行的华北铁路工程，现在必须从头再来。我们在山口碰上了他和他的同伴。詹骑着一头骡子，两个助手骑着毛驴，苦力们则背着经纬仪和水平仪行进。他们显然不打算测量。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让大批满载的货车免税通过厘卡，以便运销张家口，获取暴利。”①在莫理循眼中，詹天佑不是在测量铁路，而是在走私!
“中国会修这条铁路的工程师还没有诞生呢。”这是包括金达在内的外国工程师对詹天佑的嘲笑。他们也认为：“这是一条最有希望的铁路”，但是，“如果把这一项那么有价值的财产托付给中国人，那真是一件万分遗憾的事”②。然而，不过四年，他们的话便成了笑柄。还是那个莫理循，在1909年12月6日写的通讯报道中，就掌起自己的嘴巴来。他说道：
“所有的工程师都告诉我，这项工程是不错的。这是金达无意于着手的一项工程。因为它需要在崎岖的山峡中修建大量的涵洞。金达在他经手的铁路中，不曾修过一条隧道。所有的铁路，都是在平原上修建的。他以前一直认为中国人匆促上马是决不可能干好的。现在如果要在我的报告中有意地去抹煞对这条铁路的任何赞美之辞，我以为是不公正的。”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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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05年5月25日莫理循致濮兰德(J．O．P．Bland)，见骆惠敏(Lo Hui— min)编：《莫理循通讯集》(The Correspondence of G．E．Morrison)第1辑，1976年版，第306—307页。
② 骆惠敏编，上引书，第307页。
③ 1909年12月6日莫理循致吉尔乐(V．I．Chirol)，见骆惠敏编，上引书，第534页。
外国人看来是气馁了。詹天佑却早就自豪地说：“中国已渐觉醒。”“现在全国各地都征求中国工程师，中国要用自己的资金来建筑自己的铁路。”①“我们已有很多要学习工程的人，这些人互相帮助，互相依靠，就什么都可以做得到。我们相信这条新路一定能够如期完成。”②
詹天佑的这段话，决非大言不惭。这条原来计划需时6年才能完工的铁路，在詹天佑和铁路工人的努力下，只用4年的时间(1905—1909)，就提前大功告成，而且还节省了28万余两银子的工程费用。③这在中国筑路史上是罕见的。
詹天佑的行动，代表着一个潮流。几乎与此同时，一位并非工程师出身的华侨陈宜禧，凭着他“旅美操路矿业者垂四十余年”、“谙熟路工”的经验，怀着“叹祖国实业不兴”、“愤尔时吾国路权多握外人之手”的激情，立志要在他的故乡广东台山兴办第一条民营铁路。他打出“不收洋服、不借洋款、不雇洋工”的鲜明旗帜④，一身兼任“股款之招集、工程之建设、路线之展筑、公司之管理”的重任。⑤以60岁的高龄，“亲自带领勘测队进行选路工作”，“不仅亲临工地指导建筑工作，还常常拿着镐头和工人们一起干活”⑥。经历了14年(1906—1920)的艰苦奋斗。并且克服了各种保守势力的阻挠，终于建成了一条全长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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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06年l0月24日詹天佑致诺索布夫人(Mrs.M.D.Northrop)．见吴相湘：《詹天佑是国人自筑铁路的先导>，载刘绍唐编：《传记文学》第43卷第5期，1983年11月。
② 徐盈、李希沁、徐启恒．上引书，第33页。
③ 徐盈、李希泌、徐启恒，上引书，第43页；凌鸿勋：《詹天佑先生年谱》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版，第62—65页。
④ 《新宁铁路股份簿》，转见林金枝、庄为玑编《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广东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30页。
⑤ 《陈宜禧敬告新宁铁路股东及各界书》，转见林金枝、庄为玑，上引书。第435页。
⑥ 莫秀萍：《陈宜禧传略》，转见林金枝、庄为玑，上引书，第472页。
公里、有桥梁215座、涵洞236个的新宁铁路。①
建成以后的新宁铁路，曾经有一度的营业景气，对台山的社会经济产生了显著的影响。②但是好景不长，抗日战争期间，这条铁路受到严重的破坏。等到战争结束，这里的铁路已荡然无存，只剩下残缺的路基。但是，曾经屹立在台城火车站前的陈宜禧铜像，和现在仍然站在青龙桥车站前的詹天佑铜像一样，同为今天中国人民心中的一座丰碑。和詹天佑一样，他们的奋斗目标，都是要使中国跻身于世界现代化国家的行列，具有浓厚产业革命的精神。
轮船航运业中出现了同样的情景，突出地表现在长江上游的川江航运中。几乎与京张铁路落成的同时，川江上出现了第一艘中国人自己经营的轮船——象征着四川对外开通的“蜀通”号。这是一艘吃水三呎的浅水轮船。它购自英国，组装完毕却是在上海的江南船坞。③它的载重虽然不超过百吨④，却要在中国人的手中试一试三峡中的急流恶浪。它于1909年9月6日由宜昌开出，经过8天的航程，安全到达重庆，顺利地完成了穿过三峡的处女航。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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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莫秀萍：《陈宜禧传略》，参阅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概论》，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73页。
② 刘玉遵等：《华侨、新宁铁路与台山》，载《中山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③ 《支那经济报告书》第47期，第24—25页，转见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0页。
④ “蜀通”号载重，一说为80吨，一说为30吨，均不超过百吨。参阅樊百川．上引书，第410页；聂宝璋：《川江航权是怎样丧失的》，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5期，第144页。
⑤ 《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年，第1卷，宜昌，第261页．参见聂宝璋上引文．第144页。
首航川江的这条小轮船，是属于一家由四川士绅和商人组成的川江轮船公司的。这是一家在四川收回路矿权利的运动中诞生的华商公司。它打着官商合办的招牌，但在经营的过程中，却受到官府的阻挠。它虽然在草创时期得到四川总督赵尔丰的赞成。但却遭到湖广总督陈夔龙在营运过程中的反对，以至后来竟一度闹到“蜀通”轮船不准进入湖北的境地。①创业艰难是可想而知的。尽管如此，“蜀通”号还是出了川江。不仅如此，通过“蜀通”的影响，此后数年，川江之上还陆续出现了众多的小轮船公司。当然它们的寿命，大都是短暂的。但川江轮船公司却顶住困难，存在了一段相当长的岁月。1919年4月我国著名的科学家任鸿隽从海外回到故乡，坐的就是“蜀通”号轮船。他在船上还对这条陌生的小轮作过一番描写，抒发了自己对这条船的感情。在4月16日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这船是航川江商船的始祖。他的造法甚为稀奇。全船分为两只，一只单装汽机，一只单装客货。两只合并起来用绳缚住成一个‘狼狈’形势。但是若在河中遇着大风，风水鼓荡，两只船一上一下，所生的剪力(Shearing force)可了不得，就有一寸来粗的麻绳，也可以震断。”“因为蜀通轮船是四川人办的，坐船的也大半是四川人，所以我一上蜀通船，就有身人川境的感想。”②这位科学家的见闻和感情都是真实的。“蜀通”号在订购之时，就附有一只拖船，它的载重，甚至超过了轮船本身。其所以如此，显然是为了减轻轮船的吃水，以适应峡江的航行。③这说明当年川江航行的原始状态，反映了航行条件的极端困难。就在任鸿隽乘坐的这趟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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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交通史航政编》第3册，第1253页，转见樊百川，上引书，第410页。
② 民国8年4月16日，任鸿隽致胡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7—38页。
③ 樊百川．上引书．第410页。
上，根据他的亲身体会：“那船的簸动，比在海船上遇风还要利害。”①尽管这样，它却引发了这位爱国科学家的怀乡情感。
任鸿隽把“蜀通”号说成是航行川江商船的始祖，从一个角度看是事实，即它是中国自办商轮航行川江之始。从另一个角度看，则并非事实，因为在它第一次航行川江之前10年，英国的“利川”号轮船已经到过重庆②，而德国的轮船“瑞生”号，则在其后二年准备继“利川”而进入川江之时，沉没在宜昌上游之崆岭。③“利川”号航行的成功，在英国人的眼中，是“以文明的方式进入川江之始”④，可以提到“名垂史册”的高度。⑤而“瑞生”号的沉没，在德国人的眼中，则是“一个挺有希望的事业的可悲结局”⑥，是“一场明白无误”然而又是“极其伟大”的悲剧。⑦事情是实际存在的，看法却颠倒着。任鸿隽的提法，有把颠倒过去的看法再颠倒过来之效。人们从这里所感受到的，是弘扬中国企业的精神，也就是弘扬中国的产业革命精神。
在航运业中，还值得一提的是，海外华侨对祖国远洋航运的开辟。1915年旅美华侨创立的中国邮船公司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这一年日本以侮辱的2l条对中国进行要挟，旅美华侨纷纷奋起，以抵制日货表示反对。为了打破日本对太平洋航运的垄断，在同年1O月集资创立了这家公司，先后购置万吨级轮船三艘，并以金煌的名字“中国”命名第一艘轮船。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取得了显著的业绩。虽然战后因剧烈的竞争和日本的破坏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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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民国8年4月16日，任鸿隽致胡适函。
② 《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1898年4月11日，第612—614页。
③ 《北华捷报》1901年1月2日，第3—4页。
④ 《北华捷报》1898年4月11日．第613页。
⑤ 同上。
⑥ 《北华捷报》1901年1月9日，第63页。
⑦ 同上。
迫停业，但它的短暂生命，在中国的航运史上，仍不失为可歌可泣的辉煌一页。①
在讯息传递的电报业中，中国人所表现的进取精神也异常突出。早在中国电报局正式成立之前的1872年，据说一个在法国研究电报技术多年的华侨，就从那里带回自制的汉字电报机器．准备在上海开办。②这个计划虽然没有下文，但是在后来的中国电报局中，中国的留学生在电报技术的更新和标准化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留美学生周万鹏就是其中比较出色的一位。1907年邮传部成立之际，周万鹏被派出席在葡萄牙举行的万国电约公会。会议期间他了解到西方各国的电报政策和技术规范，深感我国治理电政未谙约章，动辄为外人所牵制，于是在回国以后，着手编纂(万国电报通例)，使我国电政“底于统一”。1909年．周万鹏任职电报总局兼上海分局总办时，发现各局仍用旧莫尔斯机收发电报，易于阻滞，乃全部改换成新创的韦斯敦机，从而使上海电报局趋向当时世界先进水平，推动了电报业的全面革新。③
电话业中，传出了同样的讯息。20世纪之初，据说有人制留声筒，“以玻璃为盖，有钥司启闭，向管发声，闭之以钥，传诸千里，开筒侧耳，宛如晤对一堂”。还有人造德律风，“较西人所制，可远三倍”④。这些虽属传闻，缺乏具体依据，但从中可以察觉到：社会风尚，已不同于往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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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心澂：《中国现代交通史》，1931年版，第289页。
② 《海防档》丁，电线(一)，1975年版，第100、105页；(二)，第306--307页。
③ 《宝山县再续志》第14卷，人物事略。转见沈其新《洋务运动时期留学生与中国近代实业》，载《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10)，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
④ 张通煜辑译：<世界进化史)下卷，1903年版．第68页．
资本主义工业中焕发出来的产业革命精神也引人注目。作为例证，我们选取人们所熟知的三个企业——张謇的大生纱厂、简照南与简玉阶兄弟的南洋烟草公司和范旭东的久大与水利盐碱工业系统。它们都有艰难的创业历程，都有高度发挥生产力的业绩。久大开辟了中国制碱工业的新时代，获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这是人所共知的。南洋大生的早期奋斗业绩，也为人所知晓。它们的历史，共同表现了中国近代产业革命的精神。没有必要描述它们的全部历史。表现他们之间的共同精神，只须各举一例。
创办久大、永利的范旭东，被人们公认有“一颗炎黄子孙的心”。如今保留在天津碱厂的档案中，有这样一段记载：1922年，当永利正在建厂的过程中，英国卜内门洋碱公司的经理李特立①曾当着范旭东的面说：“碱对贵国确是重要，只可惜办早了一点，就条件来说，再候30年不晚。”面对这种奚落，范旭东的回答是：“恨不早办30年，好在事在人为，今日急起直追，还不算晚。”②范旭东的话是有道理的：在此以前将近20年，创立于东北的长春天惠造碱实业公司就曾吃过卜内门碱料“早已畅销我国”造成公司“绝大阻碍”的苦头。③范旭东的话也是算数的：三年以后，当永利建成并成功出碱之时，卜内门的首脑又反过来要求“合作”，这时的范旭东则坚持公司章程：“股东以享有中国国籍者为限”，将卜内门拒之于永利大门之外。④最终打破卜内门独霸中国市场之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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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卜内门公司(Brunner，Mond and Co．Ld．)为E．S．Little所经办。李特立亦作李德立。
② 《永利厂史资料》(1)，第48--53、110--126页；转见《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3--4页。
③ 《长春天惠造碱实业公司概略》，见《劝业丛报》第2卷第2期。
④ 《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2辑，第4页。
这种精神，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简玉阶身上，同样可以找到。
南洋烟草公司成立于1905年。它的成立，本身就有着抵制洋货、收回利权的烙印。①成立以后，中经多次挫折，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才慢慢立定脚跟。正当南洋蒸蒸日上之时，曾经企图多方遏制南洋于襁褓之中的英美烟公司，此时却变换手法，进一步妄图以“合办”的方式，兼并南洋。这一外来压力，在简照南、简玉阶兄弟之间，引起了尖锐的意见分歧。哥哥简照南认为英美烟草公司“势力之大，若与为敌，则我日日要左顾右盼，无异与恶虎争斗，稍一疏忽，即为吞噬。若与合并，则变为通家，如孩童之得有保姆护卫，时时可处于安乐地位也”②。弟弟简玉阶则坚决表示拒绝，一再表示：“纵有若何好条件，亦不甘同外人合伙。倘大兄不以为然，弟惟退隐，无面目见人而已。”③简玉阶的意见占了上风，南洋免遭兼并，获得了一段空前的营业鼎盛时期。
这种精神，同样也见之于张謇在大生纱厂的创业阶段。张謇在封建文士耻于言商的清王朝治下，以“文章魁首”的状元之尊，为创办通州的第一个资本主义而全力奔走，这本身就具有明显的为振兴实业而献身的精神。《马关条约》开外国在内地设厂之禁，使他的这种精神受到极大的推动。他大声呼号：“向来洋商不准于内地开机器厂，制造土货，设立行栈，此小民一线生机，历年总署及各省疆臣所力争勿予者。今通商新约一旦尽撤藩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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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原：《简玉阶先生和他的事业》，转见陈真、姚洛合编《中国近代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89页。
② 1917年3月16日简照南致简玉阶，见《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3页。
③ 简玉阶致简孔昭，见《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第111页。
喧宾夺主，西洋各国，援例尽沾。”①日本“今更以我剥肤之痛，益彼富强之资，逐渐吞噬，计日可待”②。张謇之全力创办大生纱厂，即使还有其他种种原因，也不能抹煞这个基本的因素。
如所周知，张謇的实业活动，初期遇上了严重的困难，从大生筹办(1895)到开工(1899)的五年中，多次陷入筹措资金的困境，几乎到了“百计俱穷”、“一筹莫展”的境地。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也曾用招洋股的办法，来威胁曾经支持他的两江总督刘坤一。然而他究竟没有这样做，终于挺了过来，作困兽之斗。这还是难能可贵的。把它归结为产业革命的精神，应该说：“当之无愧。”
“产业革命今也其时”的气氛，也弥漫到相对沉寂的手工业中来。中国封建社会中手工业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来得及为中国的机器大工业提供产生的条件，没有为大工业的产生提供适宜的土壤。但是在大工业已经产生的土壤上，却不妨出现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化。尽管它不是作为产业革命的一个阶段而存在，但它仍体现中国产业革命的要求。这种情形，在辛亥革命前后的20世纪初，尤其明显。这里只选取中国的传统两大著名手工业——以四川为中心的井盐和以苏南为主体的丝织，让它们来印证这种气氛的弥漫景象。
四川井盐采用蒸汽动力和机械开采的酝酿，在19世纪的90年代，就已经有人提到。③实际着手，是在义和团运动至辛亥革命的10年间。而正式生效推广，则在辛亥革命之后，大约又经历了10年的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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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条陈立国自强疏》，见《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参见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8页。
② 《张謇致沈敬夫函札》(稿本)，转见章开沅，上引书，第60页。
③ 《海关贸易报告册》(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重庆口，1891年，第68页。
作为四川井盐重镇的自贡盐场，是蒸汽采卤机车诞生之地。走第一步的，却是一个经营花纱等生意的商人。他的名字叫欧阳显荣，从1884年起，就在内江经营花纱生意，并在重庆设有庄号。①大约与此同时，他又曾在自流井办过盐井，深感“纯用牛力”汲卤的困难。1894年，据说他曾经去过一趟武汉，在汉阳看见长江码头的货轮用起重机装卸货物，便产生了把起重机升降货物的原理，用于盐井汲卤的设想。随后通过同他人的合作，设计出一张汲卤机的草图，由汉阳周恒顺五金工厂试制。经过一年的时间，终于制成第一部汲卤机车。随后运到自流井试行运作，这时已是1902年前后。此后两年，对机器不断进行改进。据他自己说：“此井推水较前用牛力推水者加强10倍。”但因机件易于损坏，经常发生故障， “终难获永久之利用”②。一直到1904年以后，才基本上解决了汲卤中的各种问题，机器应用于井盐生产才逐渐得到推广。到1919年止，整个自贡地区盐场中，使用蒸汽机车的盐井，共达37眼之多。③
手工丝织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化，在时间上比井盐业要晚一些。而且既有一个落后的手工工具→改良的手工工具→机器的完整过程，又有未经手工工场生产而直接进入机器生产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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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学君：《四川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初步发展》，参阅《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4期，第97页。
② 自贡市档案馆475号案卷：《欧阳显荣呈文》，转见《四川井盐史论丛》，四川省社会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335—336页。
③ 钟长永据林振翰：《川盐纪要》订正。见《四川井盐史论丛》，第340页。
改良手工工具的引用，最先是日本式的手拉提花丝织机的引进。大约从1912年开始，这种织机先后出现在苏州、杭州、湖州、盛泽。而电机的引用，则首先见之于1915年的上海。①至于苏杭等地手工丝织业中由改良工具向机器的过渡，则迟至20世纪的20年代以后。苏州手工丝织业在正式引用改良手工工具之后7年，就进而引进电力织机。②杭州的手工丝织业。在1919—1926年之间，也“由旧式木机，一变而为手拉铁木合制机，再变而为电机”③。稍后更扩大到湖州、宁波等处。④
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手工业，在20世纪之初，再现了18世纪世界资本主义产生时期手工与机器的对抗。四川井盐中第一部汲卤机车的出现，多数井户持反对的态度。最先试办机车推卤的欧阳显荣，甚至碰到“没有井户把盐井出租给他推汲”的尴尬处境。⑤苏州第一家引用电力织机的苏经绸厂，也引起了传统手工业者的恐惧和反对，经常受到他们的“来厂滋扰”，以至厂主不得不请求地方当局的“保护”⑥。
正由于此， 由手工向机器的转变，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仍然是一个艰难的进程。欧阳显荣为了向手工井户证明机器生产的优势，不惜将他长期从事的花纱生意停下来，把营业权和房产加以变卖，三赴汉阳，聘请翻砂工，制造车盘、车床、车钻、车挂和双牙轮等部件，反复试验，通过同各种阻力和困难的斗争，终于成功地安装起第一部汲卤机车，为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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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翔：《中国传统丝织业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过程》，参阅《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86—87页。
② 苏州档案馆藏档案资料，见王翔上引文，第88页。
③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三卷，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73页。
④ 王翔上引文，第88页。
⑤ 《四川井盐史论丛》，第337页。
⑥ 《苏经绸厂请求保护电机案卷》，见王翔上引文，第88页。
的推广打下了基础。①而苏州丝织业中采用机器生产的厂家，在变木机为拉机、电机，变土丝为厂丝、人造丝，变分散织造为集中生产三个方面，也作出了艰巨和富有成效的努力。“进行之神速，出品之精良，实有一日千里之势。”②不能不承认，这也是一种产业革命的精神。
在变化最小、最少的农业中，人们也能察觉到这种精神的存在。因为和机器、蒸汽动力、电力的发明一样，新果实和新种子的发现和传播也是一种“惊人的创造”。
应该承认，在近代中国，农业中的“最陈旧和最不合理的经营”。并没有“被科学在工艺上的自觉应用”所代替，农业和手工业的“原始的家庭纽带”，也没有“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撕断”③。但是在资本主义企业向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扩散的影响下，这个内里保持不变的最大经济部门的表层上，也出现了若干新的斑点。出现了新的生产力的躁动，在中国国土上第一次举行的全国规模的博览会——1910年南洋劝业会的展览厅中，人们第一次看到了中国人自制的一种将点穴、撒种、施肥和覆土一次完成的播种机。④从全国范围看，最引入注目的。还是20世纪初开始出现的新式垦殖企业。从1901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从东北到西南，掀起了一个设立垦殖公司的小高潮。到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止，全国各地设立的各种类型的农垦企业，在170家以上，申报的资本达600多万元。⑤这些农垦企业，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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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四川井盐史论丛》，第336—337页。
② 《铁机丝织业同业公会呈请立案》，见王翔上引文，第92页。
③ 参阅《资本论》第1卷，第551—552页。
④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南洋劝业会游记》，1910年版，第20页。
⑤ 《农商部第一次农商统计表》，转见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98页。
大部分是徒具形式，既少自营，更少更新生产工具和技术。同资本主义农场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是，这些农场的出现，究竟是前所未有的，其中不能说没有一点资本主义的影响。这些企业的创办者，不少是接触过西方资本主义的人物。如1906年在海南岛创办中国第一家橡胶垦殖公司的何麟书，是一个曾经在英国殖民地马来亚橡胶园里做过工人、对橡胶树的培植管理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华侨。①1907年在黑龙江成立的兴东公司，它的创办者也是一名久居海外的华侨。②1916年在江苏宝山创设一家万只养鸡场的何拯华，则是一位曾经“留学毕业返国”的洋学生。③有的农场的经营管理，也能吸收一点资本主义的经验。如1905年成立的浙江严州垦牧公司，其种植技术“悉仿日本新法”④。1906年在广东嘉应成立的自西公司，也声称“参用西法试种橙、橘、松、杉、梅、竹各种木植”⑤。而上述的兴东公司和张謇在1901年首创的通海垦牧公司，一个声称引进外国火犁，进行开垦⑥；一个更具体提出怎样“采用美国大农法”于棉麦的种植⑦。这些事实，客观上可能都有夸大之处，但它至少表现出创办者的主观意图，这是无可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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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概论》，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78页。
② 李文治．上引书。第696页。
③ 《宝山县续志》第6卷，实业志，转见毛德鸣《中国近代新式农垦企业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94页。
④ 《东方杂志》2年7期，转见毛德鸣上引文，第94页。
⑤ 《东方杂志》3年3期，转见李文治，上引书，第878页。
⑥ 李文治，上引书，第696页。
⑦ 《张季子九录》第2卷，实业录，29—30页；参见毛德鸣上引文，第94页。
同在手工业中一样，在农垦业中，也存在着新旧势力的冲突。张謇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受到许多人的排抑和疑谤，这是众所周知的。同何麟书齐名的另一华侨梁炳农，1911年在南京后湖创立了一个江宁富饶垦牧场，还没有正式开办，就受到了“湖民全体”的“聚集”反对，原因是农场成立以后，他们会“陡失生机”①。
这种先进同落后的冲突，甚至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福建华侨之投资农垦企业，集中在30年代的后期。然而蓬勃一时，又迅速衰落。其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遭受反对统治机构和地方封建势力的摧残”②。在遗留下来的旧时代官府档案中，如今还保留着大量的华侨为举办农场而请求地方官府给予保护的文件。这些只是“层层转呈”而没有下文的文件，就是这些农垦企业的命运的最好证明。
同在其他行业中一样，新式农垦业的兴起，也包含着创业者的艰苦努力和革新精神。被称为海南橡胶鼻祖的何麟书，在森林莽苍、蔓藤纠葛、荆棘丛生、山岚瘴气的海南岛上，开发这块沉睡的土地。的确饱含了无限辛酸。他胼手胝足，身体力行，不顾不服水土，吃住在山林，不顾身患重病，仍然坚持工作，艰苦备尝，终于垦出了200多亩胶园，为农场奠定了基础。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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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时报》宣统三年三月卅日，转见小岛淑男《清朝末期南洋华侨在祖国的企业经营》(油印稿)。
② 林金枝、庄为玑：《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福建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9页。
③林金枝、庄为玑：《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广东卷)，第314页。
他又是一个勇于探索、百折不回的革新者。他在海南岛引进橡胶，最初的方法是播种橡胶种子，但是一连三年，几次播种，全都失败，集来的股本付诸东流。在股东纷纷要求退股的情况下，何麟书毫不动摇。他变卖自己的产业，清偿旧股，重招新股，继续进行试验，精心培育，终于探索出一条从播种树种到移植树苗的成功办法。①不到10年功夫，乳白色的胶汁，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从橡胶树上流了下来。②售价竟高于南洋产品之上。③应该说，这种努力，不能不代表一种产业革命的精神。
的确，中国没有经历过资产阶级的产业革命。但是，新生的中国资产阶级，的确充满了产业革命的精神，充满了几代人为资本主义前途而进行的艰苦奋斗。
在中国近代史的最后几页中，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呈现出一副黯淡的前景。抗日战争的爆发，促使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大颠簸，抗战后期官僚资本的膨胀，又造成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大窒息。然而，即使经历这样大的磨难，面临着这样一个艰难痛苦的环境，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仍然有奋发图强的一面。激烈的动荡不安并没有阻止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积极进取。1937—1938年的民族工业大西迁，在历史的石柱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证明。它经历了人世间难以想象的艰难，也创造了历史上举世罕见的奇迹。一个亲身经历并主持民营厂矿内迁的人，在将近半个世纪以后写出那时的情景道：
“在连天炮火中，各厂职工们正在拼命抢拆机器的时候，敌机来了，伏在地上躲一躲，然后爬起来再拆，拆完马上扛走。看见前面伙伴被炸死了，喊声‘嗳唷’，洒着眼泪把死尸抬到一边，咬着牙照旧工作。冷冰冰的机器，每每涂上了热腾腾的血。”白天不能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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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金枝、庄为玑：《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广东卷)，第314页。
② 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概论》，第180页。
③ 曾蹇主编：《海南岛志》，第285页。参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经济史集》，1989年版，第498页。
只好夜间工作，在巨大的厂房里，黯淡的灯光下常有许多黑影在闪动，锤凿轰轰的声响，打破了黑夜的沉寂。”①
承担物资运输的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说：“这一年我们实在正如前线战士一样，在同敌人拼命。”②“国家对外的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③
“冷冰冰的机器，每每涂上了热腾腾的血。”这种只能出现在战场上的情景，如今出现在中国民族工业的大西迁中，这同样是可以惊天地而泣鬼神的。
内迁工厂，绝大多数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在当时一家大型钢厂——上海大鑫钢铁工厂的申请内迁报告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我国工业落后，无相当之炼钢厂。一旦大战开始，后方对于运输机件之修理补充。定有大感缺乏之虞。查商厂成立不过四年，对于火车上所需之钢铁材料，已经全国各铁路采用，坦克车配件亦经交辎学校试用。合宜即改制其他，亦能应军用上之需要。如飞机炸弹钢壳，亦曾代兵工署上海炼钢厂制造二千余枚。在此最后关头，深愿全厂已经训练之职工与齐全之设备为国家效力，担任运输机械方面钢铁材之供给。”它最后向“厂矿迁移审查委员会”呼吁道：“寇深时危，敬请钧会迅赐示导，使民间实力得以保全，长期抵抗得以达到最后胜利之的。”④
人人都可以体察到这封信中，所洋溢的爱国热忱。它所表达的，正是要把新的生产力用到最需要的地方，用到最能发展自己的用武之地。这封信所代表的民族资本家的心愿，说到底仍然是“产业革命”四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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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林继庸：《民营厂矿内迁纪略》，载《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2辑，1983年版。
② 《新世界》第11卷，第4、5期，1939年3月。
③ 卢作孚：《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1943年版(自印本)。
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战时期工厂内迁史料选辑》(一)，载《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
依靠这种精神的支持，的民族资本家，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把至少是452家工厂总计12万多吨的物资从东南沿海迁到内地。①在整个抗战时期，他们继续发挥着这种精神。上面那位工厂内迁的主持者林继庸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迁川的厂家们多来自上海，他们平素享用豪奢， 自经迁移，沿途备尝艰苦，已把原来的享受习惯改变过来，当老板的不坐汽车了，步行三五十里路算不了一回事。天原厂主吴蕴初为了安装电介槽子，七日七夜未脱工衣。建国造纸厂协理陈彭年，为了浇造纸机的水泥地脚，两日夜未曾离开他的岗位。”②而由香港内迁重庆的女化学家丰云鹤和她的丈夫“在渝创办西南化学厂，所有厂中设备，均由其夫妇胼手胝足自行设计。从肥皂的废液里提炼甘油，供制造炸药之用。她又用麻纤维制成一种类似丝绵的物料，取名“云丝”，供制衣被之用。他们的化验室，就是他们的卧室，床前床后排满试验仪器、书籍、药品、半成品等。他们的厨房里，也加装提炼药品的设备”③。
这是一种什么精神?“产业革命”的精神恐怕仍然是最好的概括。
中国的资产阶级对产业革命寄托了浓厚的希望。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初，民国政府成立之日，中国的资产阶级团体就发出了产业革命的呼声。一个名叫建设会的团体在南京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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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林继庸：上引文。
② 同上。
③ 林继庸：《民营厂矿内迁花絮》，载《工商史料丛刊》第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93年版。
政府成立不久的1912年初就曾发出“建设我新社会以竞胜争存，而所谓产业革命者，今也其时矣”的欢呼。①然而很快一切都成了泡影。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从那时起奋斗了36年，经受20多年的风雨，最后又经历了长达8年的大颠簸，在抗日战争结束之际，他们在大后方建立起来的一点工业．却被当时的政府当局看成是“现存工厂无论在资金、设备、技术各方面，都根本不算工业”，面临着“不如任其倒闭”的可悲结局。②它充分证明了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实现自己的产业革命的希望。
是不是可以把产业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统治阶级的身上呢?
的确，同中国资产阶级梦想产业革命平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从慈禧到袁世凯，也摆出一副提倡产业革命的架势。亲手扼杀了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慈禧，在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之后，在中国政局日趋沉沦的时刻，为了维系这个失去生命力的王朝于不坠，发起了一场所谓推行新政的活动。从经济领域到领域，从振兴工商到刷新政事，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而围绕着振兴工商这个中心，又有一系列相当完整的配套措施。从1903年商部的设立开始到1910年清王朝终结之前夕为止，先后颁布的各项振兴工商的法令和措施，包括工农、路矿、航运、商事、等各个方面，总计将近30项之多。③而在袁世凯的统治下，北洋政府所公布的有关实业的条例法令，单在1912—1916年的5年中，就达80多项④，又超过了清王朝最后10年的新政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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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12年工业建设会发起旨趣，见《民声日报》1912年2月28日。
②齐植璐：《抗战时期工矿内迁与官僚资本的掠夺》，载《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2辑。
③ 根据作者所编：《清末新政措施表》(未发表)。
④ 根据作者所编：《民初新政措施表》(未发表)。
他们好像的确有振兴实业的要求了，他们的观念，似乎的确有些更新了。且不说袁世凯，单说慈禧吧。以前清王朝统治者一直认为：修建铁路，既妨碍坟墓庐舍，又违反祖宗成法，坚决表示禁拒。当19世纪70年代末，开平煤矿，拟建运煤铁路之时，最初就因“机车直驶、震动东陵”而被“勒令禁驶”，使得煤矿当局不得不暂以“驴马拖载，始得邀准”①。现在的确风气大变。当慈禧太后从北京出走西安，又从西安回到北京以后，她的观念大变了。不但对火车旅行赞不绝口，而且亲自下手谕，要修建一条北京至西陵的铁路，供她个人乘坐。②5年以前，内务府从节省陵寝费用出发，也曾有过修建这条铁路的念头，然而却未能实现。③现在慈禧一转念，“那些死抱着旧规不放的保守派的最后疑虑，也就烟消云散了”④。不但如此，火车不但要修到死人的宫殿，而且还要修到活人的宫殿。从北京向颐和园修上一条铁路，专供慈禧消夏之需，也同时出现在慈禧的意念中。⑤接着又有西直门到颐和园的电车计划⑥，还有摩托车的参加。为了这目的，慈禧一口气订了23部。⑦这时的颐和园，已完全按西方模式修葺一新。新建筑中完全采用外国的款式，膳房也采用西式操作，厨师都练就一手外国的烹调技术。⑧使用的餐柜，是上海的福利洋行⑨在欧洲技师亲自监督之下精心制造的。⑩“家具装饰以及生活中的许多小的享受方面的外国口味，很快地在一大批有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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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21页。
② 《北华捷报》1903年9月4日，第486页。
③ 《北华捷报》1897年10月22日，第728页。
④ 《北华捷报》1903年9月4日，第486页。
⑤ 同上。
⑥ 《北华捷报》1903年11月6日，第964页。
⑦ 《北华捷报》1903年9月25日，第634页。
⑧ 《北华捷报》1902年9月17日，第570页。
⑨ 福利洋行(Messrs．Hall and Holtz)是一家悠久的外国家具公司。1888年公司广告称：“本公司置备了最新式的木材家具制造的机器，装饰与雕嵌都由外国工程师监制。”(《北华捷报》1888年6月15日，第768页)
⑩ 《北华捷报》1903年9月4日，第482页。
官员中风行开来。”①统治阶级在这一方面几乎是全部化了。
但是，这离近代中国的国家现代化，该有多么遥远的距离啊!人们从这里看到的是：本体末用。已经到了末用的末流。西方技术的追求变成了慈禧个人享受的工具，统治阶级的走向和产业革命的要求，南辕北辙。
慈禧的王朝如此，那个复辟倒退的袁世凯王朝以及他身后一连串的军阀割据，更是把中国产业革命的希望彻底断送。
是不是可以把产业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入侵中国的外国资本主义的身上呢?
的确，入侵中国的外国资本主义，是近代中国出现的新生产力的引进者。从这一点上看，它的确似乎是中国产业革命要求的推动力量。西方国家当时在中国的活动者和后来记述他们这种活动的历史学家，从各方面肯定这一观点。他们很地把他们的一切活动都同中国的现代化直接挂起钩来，把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同文明的西方对落后的东方的帮助，直接联系起来。改变中国的落后，包括产业革命的发动，只能指望西方的帮助。
然而，这一种论点，在中国人民中间是通不过的。不但在后来中国历史的客观研究者中间通不过，就是在当时中国民族资本的创业者当中，也是通不过的。在本文前面提到的几位中国近代企业的创业者当中，陈宜僖就首先通不过，他是“愤尔时吾国路权多握外人之手”才立意修建长达137公里的新宁铁路的。他的公司，毫不含糊地打出“不收洋股、不借洋款、不雇洋工”的鲜明旗帜。詹天佑那里也通不过。他在外国人奚落嘲笑的面前，挺直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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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华捷报》1903年9月4日，第486页。
板地宣称：“中国要用自己的资金来修建自己的铁路。”，“我们已有很多要学习工程的人，这些人互相帮助互相依靠，就什么都可以做得到。”推而广之，范旭东、简玉阶兄弟、乃至绅士兼资本家的张謇，都通不过。因为他们的创业过程，也就是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压力的过程。事实上，陈宜僖的三不主义，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中，正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当时汹涌全国的收回利权运动的大潮中的一个浪花。①
“西方的帮助”，只是用来掩盖真相的一面轻纱。它是很容易揭穿的，在19—20世纪的转换期西方国家争夺中国路矿权益的高潮中，就曾经不断出现各国在自己划定的势力范围内，禁止中国民族资本企业使用机器生产。19世纪末德国在山东、20世纪初英国在山西，都先后禁止中国原有的民窑使用现代机器。他们表面上高喊中国矿业的现代化，私下都在等着看“从事开矿的本地人，不要多少时间，统统都给套住，没有活路”②。
所有这些事实，明白无误地证明：在饱受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入侵而政治主权没有保障的条件下，外国在中国的势力，不是可以用来作为中国产业革命的依靠力量。西方的帮助是不能指望的。近代中国不可能出现真正的产业革命。近代中国产生了代表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中国没有经历过产业革命，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资本主义企业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它仍是一个向下沉沦、没有发展前途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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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967、1001—1002、1014 頁；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出版社1957年版，第742—760 頁。
② 《北华捷报》，1907年7月12日，第69页。
中国的沉沦，并不等于说中国不再奋起。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沉沦，所以才有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新兴的资本主义力量在艰难中的奋起；正是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在一个沉沦的社会中诞生，所以新兴的资产阶级才面临着奋起的艰难。产业革命之不能出现于近代中国。正说明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理想是多么艰辛而难以实现，正是要人们记取几代人为资本主义的前途进行艰苦奋斗，而又不能如愿以偿，必须另觅途径的历史必然。
中国的无产阶级接受了这个时代的挑战。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人、无产阶级革命家接过了革命的火炬，领导全国人民将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取得了成功。“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①
中国仍然需要前进。完成了民主革命的新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现在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这是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实现中国资产阶级所不能实现的产业革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有力量完成中国的民主革命，也有信心实现中国的产业革命。
(原载《近代中国》，1991年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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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4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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