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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金元时期北方经济(3)

来源：岁月联盟作者：程民生时间：2010-06-25

5.陕西等西北地区

金代陕西与河南一样，恢复的较慢。海陵王天德二年（1150年），陕西转运使毛硕报告说：“陕右边荒，种艺不过麻、粟、荞麦，赋入甚薄。市井交易惟川绢、干薑，商贾不通，酒税之入耗减”。[i]农业相当落后，商业萧条，赋税收入很少。至大定年间，仍与河南一样，还是“人稀地广，藁菜满野”。如与西夏交界的保安州（今陕西志丹）“无所产，而且税少。”[ii]再经四五十年的恢复，情况有了改观。如凤翔府郿县（今陕西眉县）“山水明秀，土地肥腴”，泰和年间引南山之水，建渠50余里通到县城，解决了长期困扰的缺水问题：“公室赖之，刍粟无忧……汲引灌溉，塗墍洗濯，无复嚮时之艰虞。”不久，“绿槐夹路，细柳交岸。龙鬚蘸碧，给万宇之焚膏；鹦粒翻红，被千门之饛簋。鬰薁益渭南之珍味，桑麻增陕右之上腴。碾硙区计，仅有数千；园田畦计，不啻几万。有粟者，易为之粒；有麦者，易为之屑；有食者，易为之蔬。其利益不足缕白”。[iii]水利事业的，使当地一跃而成为富饶之地。金朝后期，陕西农业已有较强的实力，史料中显示的主要是向东部地区输送粮食。如金宣宗贞祐四年（1216年），河东官员胥鼎言陕西常向河东“通购物斛”。[iv]兴定四年（1220年），陕西行省把胡鲁言：“陕西岁运粮以助关东”；李复亨同时也指出：“河南驻骅，兵不可阙，粮不厌多。比年少有匮乏，即仰给陕西。陕西地腴岁丰，十万石之助不难，但以车运之费先去其半。”因建议漕运，“自夏抵秋，可漕三千（十？）余万斛。”[v]既有民间贩运，更有官方赋税调拨，一时间成了京师军粮的主要外援之地。这显然依赖于“地腴岁丰”，是恢复开发的结果。有史料言金末的镇戎州（今宁夏固原）“土壤肥沃，又且平衍”[vi]，可谓一例。不过，从整体上看，金代陕西经济始终未能恢复到北宋时的水平。

蒙元统治陕西以后，即着手整治战火之后残破的陕西经济。窝阔台汗五年（1233年）陕西长官田雄披荆棘，招流民，“教民力田，京兆大治。”[vii]尤注重水利工程的修复。三白渠“自元代金以来，渠堰缺坏，土地荒芜，陕西之人虽欲种莳，不获水利，赋税不足，军兴乏用。”窝阔台汗十二年（1240年），朝廷设宣差规措三白渠使和副使，调拨大批劳力与物资予以修缮。[viii]蒙哥汗二年（1253年）大封同姓，因忽必烈为同母弟中最年长且贤者，特意让他在南京路（今河南开封）和关中任选一地。由于南京路“河徙无常，土薄水浅，舄卤生之，不若关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陆海”，遂选关中为封地。[ix]“天府陆海”自是古时名声，与当时不可同日而语，但看来关中已有所恢复，胜过当时的河南。又经忽必烈治理，“关陇大治。”[x]至元初，又在京兆府（今陕西西安）以西募民垦荒屯田数千顷，经三年努力，“屯成，果获其利。”[xi]西边的凤翔府（今陕西凤翔）也很快恢复发展。至元中，在地方官的倡导下，修建了一条50里长渠，引汧水灌溉农田3000亩，并带动起水渠沿线一串菜圃药园。“岐人惠之”，以知府高良弼的姓氏命名为高渠。[xii]

这样，到马可波罗游历陕西时，所见到的已是日臻繁荣的状况了。从山西进入关中至今西安的路途中，“沿途所见城村皆有墙垣。工商发达，树木园林既美且众，田野桑树遍布……土产种种禽鸟不少，可供猎捕畜养之用”；京兆府“城甚壮丽……此城工商繁盛，产丝多，居民以制种种金锦丝绢，城中且制一切武装。凡人生必需之物，城中皆有，价值甚贱”；城外有忽必烈之子的秦王宫，“在一大平原中，周围有川湖泉水不少，高大墙垣环之，周围约5里。……其壮丽之甚，布置之佳，罕有与比”；从京兆府南下至今汉中途中“皆见有不少环墙之乡村，及美丽平原，居民以工商为业，有丝甚饶。”[xiii]所经之地郁郁葱葱，生态和谐，农桑旺盛，城市繁荣。另外一些地方如邠州（今陕西彬县），“纯俭素约，野无惰农，岁有高禀。”[xiv]可谓勤俭致富的一个例子。凤翔府（今陕西凤翔）于至元中开挖50里的长渠，灌溉农田3000亩，“民之圃蔬园药者，又井井乎其滨”。[xv]尤为突出的是，其时的小麦空前发达，并领先全国，王恽言关中小麦“今盛于天下”[xvi]即可证明。

元朝中期陕西经济达到兴盛期，正如苏天爵的那样：“关、陇、陕、洛之郊，号称沃土，国家承平百载，年谷丰衍，民庶乐康”；盛极而衰的转折是元泰定帝致和元年（1328年），“然自致和之秋，军旅数起，饥馑荐臻，民之流亡，十室而九。”[xvii]战乱又一次打断了经济发展势头。但随即采取措施发展生产。次年即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便兴修洪口渠，引泾水入白渠，灌溉泾阳、临潼（今陕西泾阳、临潼）等5县农田7万余顷。[xviii]元顺帝至正二十年（1360年）又一次修建泾渠，灌溉面积达到45000余顷。[xix]照此数字，已经超过北宋，即使数字夸大，也表明元代陕西经济又一次有所恢复并顽强发展。

西夏等西北地区，金元时有不同程度的开发与发展。两宋之际，西夏乘宋金战争之机，用武力等手段扩大了领土，实力更增强。其地“土宜三种，善水草，宜畜牧，所谓凉州畜牧甲天下者是也。土坚腴，水清洌，风气广莫……自汉唐以水利积谷食边兵，兴州有汉唐二渠，甘、凉亦各有灌溉，土境虽小，能以富强，地势然也。”[xx]在农牧业皆宜的优良环境中，经近200年的苦心经营，西夏地区获得很大发展，以富强著称于当时，屹立于西北。

西夏中心地区农业主要依靠汉唐时建造的古渠，一名汉延渠，一名唐来渠，受益面积9万余顷，但在战争期间废坏淤浅。[xxi]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西夏中兴等路行省予以修复，“溉田十数万顷，人蒙其利”，[xxii]灌溉面积有所扩大。随即又在中兴（今宁夏银川）、西凉、甘、肃、瓜、沙（今甘肃武威、张掖、酒泉、安西南、敦煌西）等地兴修农田水利，开发水田，吸引来归业人民四五万户。[xxiii]当地经济再次走向发展道路。如西凉即“出产小麦甚饶。”[xxiv]元世祖至元末年，“宁夏户口繁多，而土田半艺红花”，朝廷恐怕粮食不能自给，令改种谷麦。[xxv]红花既是染料，又是中药，果实还可榨油，是一种有很高价值的经济作物。宁夏人民因地制宜，广泛种植，显然是因为能获取更多的收入。“土田半艺红花”或许有夸张，但已成为一个专业化很强的经济作物区则是无疑的。至于口粮问题，元政府片面重农观念大概是多虑的，农民不会饿着肚子经营经济作物。要么是另一半土地可提供足够的口粮，要么是可向附近地区购买。总之，“半艺红花”是当地经济发展到新高度的体现。

地域辽阔的西北高寒地区，条件大部分不佳，经济发展不平衡。以甘肃行省农业而论，既有前文提到的盛产小麦的凉州，也有“气寒地瘠，少稔岁”的甘州。[xxvi]至元二十二年，甘州每顷地仅征收税粮三石[xxvii]，亩均三升而已，产量之低可想而知。但至元二十六年曾“移八八部曲饥者就食甘州”，[xxviii]证明此地已有较多的余粮。地方官又通过赈贷以保护生产力，发展生产，元仁宗延祐年间，“兵馕既足，民食亦给”，甘肃也“诸仓俱充溢”。[xxix]贫困状况得到较大的改善。

在现今的新疆，元朝史料表明一些地区境况良好。如耶律楚材在今霍城县克干山南麓的阿里马城看到：“附郭皆林檎园囿……附庸城邑八九。多蒲桃、梨果。播种五谷，一如中原。”[xxx]今喀什一带，“居民为工匠、商贾。有甚美之园林，有葡萄园，有大产业，出产棉花甚饶。有不少商人由此地出发，经行世界贸易商货。居民甚吝啬窘苦，饮食甚劣。”果品业、棉花业和商业都很发达，只是这些成果都被剥削，劳动人民生活仍贫困不堪；现莎车一带“居民百物丰饶”；现和田同样“百物丰饶，产棉甚富，居民植有葡萄园及林园。”[xxxi]可以说新疆和内地同步发展，有的地方农业不亚于内地，有的方面如棉花生产领先于内地。

6.东北及内蒙

建立金朝的女真族发祥于东北的黑龙江省白山黑水之间，东北地区因而进入一个新的重要的开发时期。

阿骨打定都于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辖南至吉林长白山、北至黑龙江海伦广大地区。此地率先得到开发：“土多材木，田宜麻谷，以耕凿为业，不事蚕桑。土产名马、生金、大珠、人参及蜜蜡、细布。”[xxxii]其北部的率、胡刺温之地（今黑龙江哈尔滨以北至海伦一带）“地广而腴”，金世宗大定年间迁徙三猛安至此予以开发。[xxxiii]会宁府东南、东北及北部广大地区，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已有猛安谋克户176000余，每年提供赋税205000余石，因当地官方“收多支少”，储存量多达2476000余石。[xxxiv]如此大量的储备粮，即使在中原地区也是罕见的。

咸平府（今辽宁开原北）及相邻的临潢府路（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是又一重要经济区。“其地肥沃”，“彼地肥美，异于他处”，大定年间将奚人六猛安移居于此后，“精勤农务，各安其居。”[xxxv]临潢府路中的泰州（今吉林白城南），早在金太祖时，就因土地肥沃而迁徙万余户屯田于此。[xxxvi]临潢府所属的懿州（今辽宁彰武西）已位于草原，也开垦出大面积耕地，仅两个部族争夺的一片土地就有6万顷之多。[xxxvii]临潢府路的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北）在辽代即建有行宫，“宝货多聚藏于此”，至金时仍“比他州为富庶”。[xxxviii]咸州即咸平府以北地区，金初已是“州平地壤，居民所在成聚落，新稼殆遍，地宜穄黍。”[xxxix]农业生产颇具规模。

辽宁南部地区人口稠密，垦殖率高，并不断扩大农业区。如复州（今辽宁大连一带）合厮罕关周围700余里地域内，原为官方围猎区，大定年间因“其地肥衍，令赋民开种……田收甚利。”[xl]元朝时，这里仍是“地甚肥沃，有耕稼之利。”[xli]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尚书省奏：“辽东、北京路米粟素饶，宜航海以达山东”。[xlii]辽东、北京路主要即今辽宁省南部地区，由于农业的发展，产粮丰富，已有外运的实力，开创了东北粮食南下的。

元代相关史料欠缺，我们所看到的主要是在这一地区和籴与粮食外运情况。在《元史》卷96《食货志• 市籴》中，所记载几乎全是元世祖时的事例，凡22年次，明确所在地者29地次，在本区者13地次，列述如下：

中统二年，始以钞一千二百锭，于上都（今内蒙多伦西北）、北京（今内蒙赤峰西）、西京等处籴三万石。

中统五年，谕北京等路市籴军粮。

至元二十年，以钞五千锭市于北京，六万锭市于上都，二千锭市于应昌（今内蒙锡林浩特东南）。

二十一年，以钞四千锭，于应昌市籴；发盐引七万道，钞三万锭，于上都和籴。

二十二年，以钞五万锭和籴于上都。

二十三年，发钞五千锭市籴于净州（今内蒙四王子旗西北）、沙、隆兴路。

延祐三年，中籴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粮二十三万石。五年、六年，又各和中二十万石。

和林在我国现境外暂且不论，仅在内蒙者就有10次地，证明当地及附近地区能够提供大量的余粮。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曾在辽阳路懿州（今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北）、锦州（今辽宁锦州）以钞30万锭和籴粟豆10万石，运往大都。[xliii]在金代发展基础上的东北经济，继续着北粮南下的历史贡献。至正十二年（1352年）又在辽阳和籴粟豆50万石，[9]（卷42）表明生产继续增长。

[i] 《金史》卷92《毛硕传》。

[ii] 《金史》卷50《食货志》5。

[iii] 《金文最》卷25，强造《孔公渠水利记》。

[iv] 《金史》卷108《胥鼎传》。

[v] 《金史》卷27《河渠志》。

[vi] 《金史》卷116《石盏女鲁欢传》。

[vii] 《元史》卷151《田雄传》

[viii] 《元史》卷65《河渠志》2。

[ix] 《元史》卷158《姚枢传》。

[x] 《元史》卷4《世祖纪》1。

[xi] 《元史》卷191《许楫传》。

[xii] 《牧庵集》卷23《有元……高公神道碑铭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