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江西地方货币与乡村金融转型
[摘要]近代以来，传统的货币发行和流通体系遭到破坏，江西出现的多种地方货币导致了货币的发行与流通间的严重脱节，严重影响了城乡贸易和百姓生活。江西地方货币的推广困难与传统乡村体系的势力强大和新式金融组织缺失密切相关。1930年代以来，随着江西新式金融体系的完善和渗透，在金融转型的过程中也完成了江西货币的统一。
[关键词]地方货币；金融转型
Jiangxi Local Currency and Financial Transition in latter-day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currency’s issue and circulation system in china had been badly damaged since modern time. The currency’s issue in Jiangxi’s also ungeared to it’s circulation, which played a bad effect to its trade and people’s living. The new financial system in Jiangxi gradually consummated since 1930s, then Jiangxi’s currency system got unification at the same time.
Key word:local currency；financial transition
晚清以降，货币结构开始紊乱，成为“任何一个重要国家里所仅见的最坏制度”［1］P177：货币种类繁多，发行主体不一，流通区域性强，兑换关系复杂。江西是近代以来地方货币最为泛滥的省份之一，因而江西受这种货币体系的影响更为巨大，海外的Stranley·Wright甚至将货币问题列为影响近代江西贸易的五个主要因素之一[1]。已有学者在研究近代货币史时，多侧重于描述全国货币的整体状况，较少分区域进行专门的研究[2]。以一省为范围，研究近代货币体系变迁较为代表性的应属学者朱浤源，他从、和社会三大力量的互动来考察广西1662－1937年货币的化进程[3]。江西地方货币很早就引起了钱币学界的关注，他们除从钱币学角度，研究这一时期江西各种货币的票面特征、发行时间、收藏价值等外[4]，也有部分学者注意到这些货币流通的有限性，但缺乏较全面的研究。本文除系统考察近代江西地方货币[5]的发行外，着重探讨江西各种货币的流通状况及其与乡村金融转型之间的关系。
一 近代江西地方货币结构
晚清以降，随着地方督抚势力的上升，中央的统一货币铸造政策受到挑战。为应付当时的货币紧缩和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源，各地督抚纷纷自行铸造铜元和银元，并发行银元票和钱票，造成了晚近以来中国货币体系的极度混乱，直到1933年废两改元和1935年法币改革后才得以统一。江西是当时货币体系最为混乱的地区之一，这一时期江西的地方货币发行主要有三大主体：地方官银钱局和银行、苏区政权、民间商号与团体。
咸同以来，在银两制衰落的同时，制钱面临更严重的危机。由于铜价上涨，铸钱成本上升，铸造制钱不但无利可图，反而折本。为挽救当时普遍存在的钱荒，广东地方当局仿照港澳地区流行的当十铜仙，用机器铸造当十铜元，自投放市场后，“行销无滞，军民称便”。各省当局注意到铸造铜元的丰厚利润后，争先恐后地购机铸造。受铸造铜元厚利的吸引，江西“于光绪二十八年在省城德胜门外沙窝拔购地亩建造铜币厂，自二十九年三月十六开铸起至三十二年十月底停铸，共铸当十铜币379,722,376枚，均销售无存”。［2］p880 这是江西第一次开铸铜元，据梁启超所言，当时全国各造币厂共铸铜元12,426,671千枚，［2］p 916如是，则江西铜元约占全国铸造量的3.06%，而原先铸造制钱的江西宝昌局，虽在光绪三十四年加卯开铸，但因“成本太重停铸”、，［2］p580大量铜元的开铸和流通，使铜元开始代替制钱，成为小额铸币的主体。
除银元与铜元外，当时货币结构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各种纸币。清末在江西发行官票的机构除大清银行（原户部银行）外，主要为本省的官银钱号。大清银行南昌分行自宣统元年至三年在江西共发行兑换券23,390,558厘，［2］p1056约合银23,390两，数量不多。而本省的江西官银钱总号共发行银两票123,524两，银元票195,300元，钱票（有十足钱票和九五官票两种）6,667,385串。［2］p1013-1023
民国建立后，江西的货币发行更为混乱。1920年前，江西主要的地方货币发行机构是江西民国银行。它是民国时期江西第一家省办银行，由前清官银钱号改组而成，其发行纸币开民国时期江西地方银行发行地方货币之先河。该行发钞之数，至民国四年十月，流通市面者，约计钞票887,900元，铜元票902,000串，九五票7,267,100余串，至1916年10月，流通在外者，尚有银元票540,400余元，铜元票484,000串，九五钱票430余万串。［3］p22 因发行过多，纸币信用无法维持，到1914年夏天，“价格一般跌至七折以下”,［4］p205 加之各分行号纷纷告亏，江西民国银行被迫于1916年4月停止营业。20年代以后，江西的货币发行最为复杂，这一时期陆续成立的一系列地方银行都各自发行了大量纸币，详见表1：
资料来源：吴宗慈：(民国)《江西通志稿》，江西省图书馆1984年油印本，第22册，第263-264页；戴建兵：《中国近代纸币》，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第276-283页。
从1927年底开始，江西各地陆续爆发了武装起义，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几大根据地，各根据地都建立了自己的银行或造币厂，发行了多种苏区货币。江西的红色货币最早出现于1928年井冈山上井造币厂铸造的“工”字银元，这种银元是仿照当时通行的袁大头制造的，发行总量为近万元。此外，湘鄂赣省工农银行也仿造过银元，起初所造银元为斧头镰刀，因不能在白区流通而改为仿照全国通行的袁大头和孙小头银元，铸造数量在约2600余元，［5］p113 此外，一些根据地也曾造过铜元，但数量均不大。除银元外，各根据地主要发行的是纸币，发行数量以中央苏区苏维埃国家银行的纸币发行数量最多，1932至1934年总计高达805余万元[6]。湘鄂赣苏区1931.11湘鄂赣省工农银行成立后即发行纸币10万元，到1932年发行量达30万元。［5］p67 闽浙赣苏区 ，1931年成立的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先后仅发行4万元”，［6］p46 1931年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建立后，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改建为赣东北省苏维埃银行，为支付省苏维埃政府的各项费用，当年9－12月之间就发行了3万元纸币。到1932年初为止，该地苏币发行总量为7万元，1933年至1935年间，该区苏币发行量猛增至100万元。［6］p119 湘赣苏区纸币发行量最少，1932年1.15湘赣省工农银行成立于永新县城东门，该行发行的银币券为1角和1元两种，币上印有“美”、“欧”、“澳”、“非”等字，发行数量为3万元。［7］p37
除了地方银行和苏区发行的纸币外，还有民间私票。江西民间私票虽长期以来就存在，但在咸同以前，“江西各属钱铺均以现钱交易，间有铺户出钱票者，一经持票向取，即付现钱，并无票注外兑及换外票辗转磨兑情事”。[ 2 ] p141 清末私票的泛滥源于同光以后的钱荒，为解决钱荒问题，各地均有一些商号发行各种代币券之类的私票。如萍乡、安源一些商号发行了许多私票[7]，再如万载县，尽管“市面行用钱票，时有倒骗情事”，仍然“市面行用花票最滥”[ 8 ] 。宜春“地方商民亦发行花票（分一百、二百、一千数种，面抹油称油纸票）乘机攫利”[ 9 ]。吉安“在满清时，本城钱庄各出花票，每张计十足典钱一千文，名铜板票，又因买卖习惯纯用九七钱，临时书立白条，每张计九七钱一千文，名九七票”[ 10 ]。
1920年代以来，由于各省自清末以来长期滥铸铜元，铜元对银元兑换价一再贬值，铜元铸利日趋下落。1903年铜元兴起时，铸造当十铜元每银一两可获利铜元132枚，到1910年时只可获利87枚，1923年时降为30枚，1925年为4枚，到1926年时反而亏本140枚。[ 11 ]p750因此进入20年代后，各地基本停止了大规模铸造铜元。铜元需求量大供应减少，纸币又发生信用危机，导致市面上银根紧张，造成了当时普遍存在的钱荒。以至于“社会上之找零，乃大感困难，有以铜元几枚之记条，盖章找零者，有将元票撕为数橛找零者。黄包车夫有时二人合得元票一张，因无钱可找，乃合购香烟一包，共同消费；乞丐亦以无铜元之故，终日沿门托缽，亦不名一文”》[ 12 ]，可见当时的钱荒到了何种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各地花票（主要为铜元票、钱票）纷纷出笼。根据30年代江西省财政厅调查，江西各地发行花票数额较大的县共有30县，合计发行银元票180,750元，铜元票204,586,600枚，以每串铜元票换大洋三角，合银元613,759元，元票、铜元票合计达794,509元，[ 13 ] p325 1933年江西三家地方银行(江西裕民银行、建设银行、南昌市立银行)发行的辅币券流通范围仅见于南昌、九江、吉安几城镇，绝大多数县没有普及。而各县私自印发的铜元票和代币券之类的花票，价值近80万元之多，不下于三家地方银行的发行总额，甚至连“卖浆理发之店，俱出花票”。[ 14] p4
[1] Stranley Wright.KIANGSI NATIVE TRADE AND ITS TAXATION，1920 SHANGHAI。
[2] 这类著作非常之多，代表性的有：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魏建猷的《中国近代货币史》，（台）文海出版社1983年版；千家驹、郭彦岗的《中国货币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等。
[3] 朱浤源：《近代广西货币的变革（1662-1937）》，（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9期。
[4] 如吴筹中：《中国纸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戴建兵：《中国近代纸币》，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徐安民：《再谈清末至北伐前的江西纸币》，《钱币研究》1993年第2期，《三谈清末至北伐前的江西纸币》，《钱币研究》1994年第1期；诸锦瀛：《江西银两概述》，《钱币研究》1990年第1期；《江西裕民银行纸币发行简述》，《钱币研究》1993年第2期等等。
[5] 本文所称的地方货币，不是由中央政府统一铸造与发行，而是由地方银行、机构团体、民间商号等发行的各种铸币与纸币、兑换券等。
[6] 据《钱币研究》1991年第1期，第79页表格，无作者。
[7] 详见何章生：《萍乡地方货币史话》，《萍乡文史资料》第8辑；吴正祥：《旧时安源的银钱业》，《钱币研究》2000.1。
二、江西货币之流通
民国以来，江西的地方货币（基本上为纸币）发行数量可谓巨大，但其流通状况却很不理想。1933年废两改元前，银两理论上虽仍可使用，但主要用于大额商业结算单位，日常流通中已经罕见。银元是当时最为通行的银通货，江西各地使用银元的比例和种类有很大的差异。1914年袁币铸行前，各地使用的银元主要为外国银元(即洋银)。据民国初年日本东亚同文学会学员的调查，江西银元流通最多的地区是抚州和建昌，其银元流通数约占全部通货的六七成；其次为广信府(上饶)，约占五成；赣西袁州府(宜春)最多只有四成，吉安、赣州在三四成之间。[ 15 ] p902具体至各地银元流通的种类，九江、景德镇、广信等地(上饶)以英洋为主，日洋在九江则极为少见；丰城流通最多的是龙洋，次之则为花洋（即烂洋），樟树最多的是烂洋，次之为香洋、龙洋等，而抚州和建昌最多的是湖北龙洋，次之为英洋、日洋，江南、安徽银元最少。新干、新余、峡江比较的多日本银元。但赣州银元流通小，小银元（毫洋）是当地的标准通货，其流通额在各种货币中最多。[ 15 ] p847-984 1914年袁币(俗称袁大头)开铸后，逐渐在市场上流通，但到1919年时，九江市场仍“以墨洋为主，每日有行市，市上最为通用”。[ 16 ] 直到1919年上海取消英洋行市，改为袁币后，其流通额才迅速增加，最终占据各地流通银元之首位。
银元之外，尚有毫洋(也称小洋、银角等)，江西各县通用毫洋的有“赣南之赣县、南康、上犹、崇义、定南、安远、寻邬、龙南等县及赣东玉山、浮梁诸县”，“赣南各县流通之辅币，均为广东双毫，次为福建、湖北等省之银角”。南昌、九江、景德镇、浮梁等地则使用极少。银元兑换银角并不是按1：10的比例，各地市价依市场行情有所不同。民初“大率赣江上流，每元约兑十一角，下流则较多三仙乃至四仙”。[ 17 ]
对普通百姓而言，他们日常使用的最多的并不是银元，“一枚银元在每年恐怕难得转手一次”，[ 18 ] p889下层民众使用最多的还是铜元等小额货币，南昌市面上用钱之地方，“一切交易除大宗者外，皆以铜元媒介，是故铜元之在南昌，不仅为辅币，实占有一种本位币之地位”，[ 13 ] p346南昌如此，下属各地更亦如是。传统的制钱虽数量不断减少，但在一些偏远地区仍在使用，如龙南“制钱的需要大，价格高，九文兑铜元一仙”。[ 15 ] p980虽然我们无法确切出这一时期江西流通的铜元总数，但其在民间占主导地位却是毫无疑问的。
银元因有重量与成色的差异，因而与铜元的比价因各类和地区各异。宣统三年以前，银元折钱每元市价约1200文内外，银元纳税少制钱百余文或数十文，光复后市价约为1300文内外。[ 11 ] p682 而据东亚同文学会学员的调查，民国初年江西各地银元与铜元的比价如表2：
资料来源：(日)《支那省别全志》(卷11·江西省)，第850-948页相关资料整理。
除硬币外，当时货币构成中的数量最多的是纸币。但是由于民间习惯信任银铜等金属货币，纸币的推行很不理想。民初的江西民国银行由于在省内有21处分支机构，其纸币的推行情况较20年代的几家银行好得多，纸币信誉也较后来几家银行高，但仍集中于几大都市，偏远乡村仍流通有限，如新城县“官票流通少，盖离发行地省城太远的缘故”。[ 15 ]p941 20年代的几家地方银行极少在各地设立分行，基本上集中于南昌一地，其纸币多为大额的元票，根本不顾民间的实际需求，导致“一二城市币券充斥，而多数县乡镇筹码缺乏”[ 13 ] p328之矛盾现象，继而为20年代末30年代初各地花票的泛滥滋生了温床。
苏币的流通也面临类似障碍。如赣东北的葛源有的商贩说，“我的东西是用银元买来的，你用纸币来买，我不要”。针对这一普遍情况，红色政权采用各种手段，推行苏币的流通。在禁止各种杂钞和白区纸币流通的同时，苏维埃政府还下令苏区内部禁止用现金交易，群众手中的现金都要兑换成为苏区纸币，而苏区政府将集中的现金用于对外贸易或作为银行发行苏区纸币的准备金。[ 5] p150 苏币发行初期，由于基金较足，红军对各地控制力较强，纸币的流通与信用状况较好，但到后期，因财政匮乏，各根据地银行纷纷走上了滥发钞票之路，各根据地纸币发行总量高达近千万元。苏币的大量发行，一方面加剧了当时货币市场的混乱局面，但同时又打破了各地传统的货币体系，对后来的法币改革意义莫大。由于苏区政府动用各种权力资源促进苏区纸币的流通，强化了纸币在民间的接受程度，客观上为后来国民政府废除银元本位制奠定了心理基础。以苏区革命的中心瑞金为例，该地“旧日在市面上流通之筹码，皆属硬币”，红军入境后，大量发行钞票，“而民间存银则在查田查阶级虐政之下搜括一空，国军收复本县后（1934年10月）为时无几，中央即实行新货币政策，当时各省边县人民颇有以不习用纸币为苦者，而本县则使用纸币之习惯早已养成，接受新货币政策不感困难”。[ 19 ] p123
三 乡村转型与地方货币的统一
从上文可以看出，近代以来，江西地方货币的发行与其实际流通之间严重脱节，尽管地方的官银钱局及银行等发行了大量的纸币，但这些纸币的流通范围非常之狭窄，纸币远未能渗透到乡村及偏远地区。个中原因，主要受制于金融组织的不健全。开埠以来，的银行业逐渐兴起，民国肇建，银行业得以迅速，但仍远未能深入内地与乡村。即使到了1930年代银行业几达鼎盛之时，多数地区与乡村社会关系最为密切的金融组织仍是典当和钱庄，江西因银行业较为落后尤为如此。这从各地农民借款的来源最能说明问题，据1934年中央农业实验所的调查，江西农民借款来源中，现代金融组织只占极小之地位，详见表3：
资料来源：《农情报告》第二卷第11期，1934年11月。
从表3来看，银行与合作社二者合计仅占借款来源的4.8%，尚不如典当一业所占之比重，这其中还必须考虑到江西长年大范围的战争对典当和钱庄等传统金融组织的巨大破坏。而据民国初年农商部的统计，时江西全省共有钱庄计285家、连同七家金店，合计资本额为2,142,770元，各户存款额达661,630元，纸币发行额81850元。[ 20 ] p255民初江西全省计有典当168家，资本总额2,422,380元，一年间当出总额达3,322,020元，赎取总额2,738,809元，另有各户存款总额达727,168元。[ 20 ] p273与钱庄主要经营工商业放款相比，典当业的营业对象多为农民，因而对与农民而言，典当业的发达与否意义更为重大。民初江西典当业资本额甚至超过钱庄，也凸显了它在农村金融中所处的地位。相比之下，民初江西银行业无论是在资本额、营业额还是在经营网点上均无法与传统的钱庄和典当相提并论，银行甚至还受到钱庄的制约。当时的江西民国银行实收资本仅87万元，仅约占全省典业资本的三分之一，而且民初的银行主要业务是发钞和经理省库，对乡村社会作用甚微。甚至于钞票信用尚好的中国银行在发钞时也遭遇到很大的阻力，如1916年景德镇中国银行发行钞票，当地钱庄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对银行群起而攻,使银行在市面上无法发行钞票，业务难以开展，一直陷于停顿。[ 21 ]不仅如此，民国初期，银行业在江西的网点非常有限，民初江西除民国银行有十多个分支行外，银行于只在九江设立分行，中国银行也只在南昌、九江、吉安、赣县和景德镇设立分行,其他地区则无银行，只有钱庄和典当。江西民间历来有崇信金属货币的传统，地方银行发行的纸币信用无法保证，又缺乏推行纸币的分支机构，纸币的流通只能局限于发行地一二城市亦很。而各地的钱庄和典当也趁通货不足之机发行纸币，反而在当地信用卓著。据时人调查，江西官票“虽票面书明一串，有时市价下落，仅值六百三十。而巨商大贾，以个人之信用，散给市票，反无丝毫折扣，较之官票，信用转著”。[ 17 ] 赣县惠和公典发行毫洋券和花票甚至到1938年才停止流通。
从1926年开始，江西各地先后经历北伐战争和苏区暴动，战争所到之处，钱庄和典当等传统金融机构或因分摊巨额军费而闭歇，或被作为剥削机关而消灭，江西的钱庄和典当业受到巨大冲击。据金陵大学农学院调查，1930年代初，江西仅剩九江惠农典、樟树惠黎公典、临川永兴典和寿和典和一些代当，与民初县县有典当落差千里。虽然典当数量遭重创，但它在乡村中信用仍非常之高，当时江西典当、代当到期取赎率平均为86%，到期转票8%，逾期死票（即死当）的只有6%，取赎率甚至比江南发达地区的典当还高。[ 22 ] p83 因传统金融机构受巨大破坏，尤其是作为“穷人的后门”的典当业的缺失，使民间借贷来源日窄。农民为应付日常生活和突发事件的急需资金，只好将安身立命之本的土地拿去典当，典地之农户数大增，农民的生存也因此受更大威胁。参见表4：
资料来源：赵宗煦：《江西省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台北成文出版社、美国中文资料中心1977年版，第45392页。
江西乡村金融的转型在于1930年代以后。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了《银行法》，1933年国民政府通过废两改元令，剥夺了钱庄主宰金融行市的能力。1935年又借白银外流之机实行法币改革。国民政府这一系列的政策导向为银行业取代钱庄业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30年代的江西银行业也开始改变以往倚重政府、脱离工商业的经营方略，积极从事于工商事业。1933年以后，江西银行业不论是在营业额上还是在网点的设立上都有长足进展，与钱庄业和典当的日渐衰落形成鲜明对比。以江西最主要的地方银行江西裕民银行为例，该行1928年成立时除在南昌设总行外，仅在吉安和九江设有分行，之后五年均未在各地设分行。但从1934年到1937年短短三年间，就在省内外增加到61个分支行。[ 23 ] p431在业务上，1932年，裕行存款总额1,369,000元，放款总额1,137,000元。到1935年，“各种存款达700余万元，放款共260余万元，往来透支共160余万元，拆出款约20余万元，分行透支共160余万元，汇款共2200万元，领用券70万元，总分行盈利共283392元7角7分”。[ 24 ]
除裕行外，30年代后，中中交农和外省银行纷纷进入江西。到1937年，中央银行已在南昌、吉安、九江、临川设立四个分行，中国银行在南昌、吉安、景德镇、上饶等处设立9个分行(含办事处)，中国农民银行随剿共军前进，设有17个分支行(含农贷所、办事处)。此外，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大陆银行等也纷纷入驻江西，使江西各地银行的数目急剧增加，到1937年，江西各地银行的分支机构数达83个，[ 25 ]p90-94基本实现县县有银行。银行网点的增加与实力的增强，极大地便利了在各地推广银行钞票，为统一地方货币奠定了强大的组织基础，为法币深入江西城乡，统一各地方货币创造了最重要的前提。
就江西而言，江西乡村金融体系的建立与地方货币的统一还与苏区革命密切相关。在“剿共”的军事斗争中，大量军队进入江西，带来了大量的中央等银行的钞票，虽然在不少地区是靠强力推行这些纸币，但客观上将国家银行的纸币渗透至江西各地。如1933年蒋介石驻赣督剿，“直接间接由行营发饷之军队，不下五六十师，每师月以十五万元计，总数在六七百万元之谱”。[ 26 ]借“剿共”之机，各个银行也随大军而进，纷纷在各地设立分行号，最为显著的是江西裕民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但是，这些大军带来的钞票多数是五元或十元大额钞票，在当时的水平下，很难找零。如大军经过的金溪、资溪等地，“五元、十元之钞票，常有无法掉换之苦”。[ 27 ]为了给这些大额钞票找零，江西裕民银行自1933年起开始增发辅币，以补大票之不足。1932年，裕行辅币券仅发行39.8万元，1933年增为78.5万元，1934年增至393.8万元，1936年因法币改革兑换之需，发行量增至1152.8万元。这些中央各银行钞票和地方银行辅币券的深入内地，取代了各地原先使用的花票和以前的纸币，军事斗争客观上为纸币深入江西内地提供的一个重要契机。
除了银行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之外，其他金融组织如信用合作社、农业仓库、农民抵押借贷所等的建立也为推行法币起了作用。民初的典当和钱庄不少自身发行纸币（私票），对推广地方银行的纸币没有兴趣。1935年，江西共有合作社2269个，每县区平均有33社，贷款总额为1,233,926元[ 28 ] p45395。这些合作社、农贷所等都是先向银行贷款，再转贷于农民，这种放款方式也为法币深入乡村起了重大作用。
四 结语
晚清以来，江西的货币发行体系出现了空前的混乱，除、银行发行的纸币外，各地方银行、苏区政权和民间商号、团体亦发行了大量的纸币。但是，由于初期的银行势力单薄，缺乏足够的分机机构和实力，纸币的推行甚不理想。而民间商号（钱庄、典当号及一些地方商会）为解决硬通货不足的问题，纷纷发行私票（花票），反而信用卓著。这一矛盾直到南京政府建立后，致力于新式货币、体系的建立才得以解决。在这一过程中，江西也完成了金融体系的转型。传统的典当、钱庄因受战乱遭受重创，以银行、信用合作社等为代表的新式金融组织趁“剿共”之机深入江西内地，建立了遍布全省的金融，为推广法币、结束各种地方货币的流通起了决定性作用。同时，这一进程也反映当时的、等形势的变化。清末民初，江西货币体系的多元混乱是与群雄争立、划地为王的政治状态及各地财政的自立及市场的分割有关，而南京政府时期江西货币体系的统一也是中央政权、财权、军权统一的结果。因此，江西地方货币体系的变迁不仅体现为货币制度的化，同时也反映了地方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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