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驱动中国经济增长 ：1952~2002
关键词： 经济增长 资本投资驱动 AK模型
一、引言
经济增长理论大致可以分为四种：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结构主义理论及制度变迁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索洛（R.Solow，1956）在仔细研究哈罗得经济增长理论之后，放松了资本与劳动不可替代的假设之后创立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完全竞争均衡、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资本边际收益递减、技术是外生的。因此，资本积累、劳动力增加和技术进步的长期作用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从长期看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惟一动力。但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却没有对这种外生技术进步产生的原因做出满意的解释。以美国经济学家罗默(P.Romer，1986)和卢卡斯（R.Lucas，1988）为代表的一群增长理论家，为了克服增长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局限性，研究以内生技术进步为核心的“新”增长理论，通过建立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技术进步方程，成功地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发现人力资本的规模、生产效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R. Barro and Xavier Sala—I—Martin,1995)。结构主义发展理论针对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所忽略的结构因素，将需求结构变量及劳动力结构变量引入多部门模型，发现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处于相互牵制、相互关联与相互作用的反馈系统中（周振华，1996）。制度学派对经济增长则提出了全新的观点，认为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经济增长的本身；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产权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不难看出无论经济增长理论的假设如何，都企图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及机制进行解释。
中国经济从1978年以来经历了长达20余年高速增长，尽管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这样或哪样的问题，但经济增长率仍然很高。因此，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的动力源泉及机制进行解释就成为一个热点问题。由于研究的思路及解释的理论模型不同，得到的结论差异较大。
持有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学者，主要采用索洛——斯旺模型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建立中国经济增长模型，进而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收敛性特征。在新古典框架下，人们主要是分析各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及全要素贡献率（如沈坤荣，1999；程惠芳，2002；张军，2002等等）。对收敛性的研究，一方面是验证新古典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另一方面是解释中国区域间经济增长的差异性，研究得到了基本一致的结论：中国各地区经济不存在绝对收敛，只存在条件收敛（如蔡昉、都阳，2000；刘强，2001；申海，1999；沈坤荣、马俊，2002；刘木平、舒元，2000；宋学明，1996；魏后凯，1992等）。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些研究并非是先对中国经济增长特征进行分析建立数理经济模型，再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假设检验，而是先有一个模型框架，再用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这样，由于模型不同，得到的结果就大为不同。
以制度变迁理论为分析框架的学者，认为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源泉。在建立模型时，由于制度的不可度量性，一般都寻找代理变量，但代理变量的采用则是五花八门。如王文博等（2002）用产权制度变迁、市场化程度、分配格局、对外开放程度等四个因素对制度进行量化描述。刘伟等（2001）认为，我国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国有制比重下降而非国有制比重上升。还有人认为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于制度对直接推动经济增长的技术、人力、资本等要素有重要影响（如韩晶与朱洪泉，2000）。李萍（2001）认为制度变迁就是体制改革和转变。这类研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制度在模型中的定位问题，有的进行的是相关分析（如王文博等，2002），而有的则建立的是生产函数（如舒元等，2002）。但是制度因素能否作为一个解释变量进入生产函数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制度如何量化更是一个难以克服的技术问题。就制度的量化问题，许多人在寻找代理变量时，不得不不断地进行“概念”转换，或“概念”简化（外延减少或内涵贫乏化）。就制度进入生产函数作为解释变量而言，舒元和徐现祥（2002）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但是，这里同样存在制度的量化问题（我们且不论制度能否作为解释变量进入生产函数），所以在他们的文章中对其他模型都进行了假设检验，就是未能对自己建立的以“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建设道路”为解释变量的“AK模型”进行检验。
严格意义上用内生增长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还不多见。舒元和徐现祥建立的“AK”模型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种尝试，但是就作者的思想看这里的“K”是一种制度变量，而非内生技术，也非人力资本。所以把K——“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建设道路”作为经济建设的引擎。与其他人不同，舒元等排除了技术进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所以在其建立的AK模型中，经济增长的引擎就只有制度变迁了。而李文斌和赵大立（2001）则是利用已有的内生增长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分析，得到了人力资本的贡献率、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其结果与中国经济的事实不尽一致，也与舒元等的结果完全不同。梁昭（2000）的结果也大致如此。用内生增长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难处在于，人力资本与内生技术难以度量，人们一般不得不用中国的科技投入及投入作为代理变量，这样，其结果的可靠性就受到影响。
重视经济结构的学者，主要是从要素结构及产出结构两方面来探讨结构变动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而提出政策性建议。从供给结构上看，中国的供给或产业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具有增长效应，以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为标准，认为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还不合理，因此，调整产业结构有利于经济增长（张旭华，2000）。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我国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适应是影响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原因（王裕国，1999；贺力平，1999；刘金全，2002）。毫无疑问，结构调整具有增长效应。但是就经济结构而言，包括三种，即要素结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这三种结构之间具有内在关联性，这种内在关联性所引起的结构变化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经济增长的源泉。
基于以上研究现状，本文试图通过对1952~2002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进一步考察，以期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从而提出假设，再建立数理经济模型，进而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源泉，或揭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驱动力。二、增长的基本特征分析
（一）1952~2002年间中国经济总量的基本情况
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大多将注意力集中在改革开放以后，也有少数文献是从1952年开始考察的（沈坤荣，1999；舒元、徐现祥，2002）。本文认为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特别是长期增长注意力只集中在改革开发以后，具有局限性，不能揭示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因此，本文所用的经济数据是从1952到2002年。就中国经济总量而言，本文主要分析了GDP（Y）、资本存量（K）、劳动力数量（L），及劳均GDP（y）、劳均资本存量(k)等变量。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统计五十年》，有关资本存量的核算采用了永续盘存法，并与对照了沈坤荣等人（1999）的成果。按照1952年的价格核算，我们得到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到2002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另外，我们又将中国经济分为1952~1977改革开放前、1978~2002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
表1指出1952~2002的50年间，中国的GDP产出能力扩大了40.3倍，劳均GDP产出能力扩大了11.4倍；资本存量增长为74.9倍，劳均资本存量增长为21.3倍。这就是说从总体上看中国经济的增长不是技术进步型 ，而是资本扩张型、化型经济增长。但是如果我们将1952~2002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阶段，就会发现，1952~1977的25年间，劳均GDP产出能力提高为2.24倍，劳均资本存量提高为4.52倍；1977~2002的25年间，劳均产出能力提高为5.1倍，劳均资本存量提高为4.7倍。这说明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的经济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即从无技术进步转变为有技术进步。从表1还可以看出，如果将改革开放以后分为两个阶段：1977~1992和1992~2002，就会发现，前15年技术进步是明显的，而后10年则出现下降的趋势（劳均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快于劳均GDP的增长速度）。
（二）资本-产出比率特征分析
资本—产出比率（K/Y）的变化，表达的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过程 ，资本—产出比率越大，工业化程度越高。但是，资本—产出比率的持续提高，则从另一方面反映了“粗放的”经济增长过程。当资本—产出比率开始下降时，则表明开始出现“资本深化” 。 当资本—产出比率相对不变时，在生产函数中就蕴含了一个正的索洛余值（布兰查德和费希尔，1998）。中国资本—产出比率的变化如图1所示。
图1中可以看出，中国的资本-产出比率有如下变化特点：
其一、从1952年到1960年，资本—产出比率相对较低，最大值不到2.5，平均值只有2.067，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说明在这个阶段，中国工业化水平很低，且工业化在稳步进行之中，资本的增长速度大于产出的增长速度，中国经济处于快速积累之中。
其二、从1961年~1977年，资本—产出比率相对波动性较大，其平均值为3.343，从趋势线看再现上升趋势。说明在这个阶段，经济产出的波动较大，资本处于快速积累时期。从图中可以看出资本—产出比率在有些年份突然增大，如1961~1963，1968，1976~1977，以及1990。这种现象并非因为资本突然增大引起的，而是因为产出受经济系统之外力量的影响急剧下降所造成，如三年灾害、文化革命、“四人邦”时期等。如果，我们观察趋势线的变化特征，就会发现，资本—产出比率从1952年~1977年都处于增长阶段，这一阶段正好对应于中国改革开放前的时期。这说明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前一直处于快速资本积累时期，这个时期主要是“粗放的”经济增长阶段。从趋势线上还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后的10年，即1978~1988年，资本产出比率，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而这一期间，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时期，这说明，在这期间中国经济中的资本效率在逐年提高，张军（2002）认为这是“通过将新的积累向受抑制的部门配置，即通过在边际上矫正扭曲的经济结构和方式来推动产出增长的”，并称之为“增量改革”。但是这种“增量改革”最终在1988年以后达到了资本效率的极大，因而，从趋势线上我们看到1989年以后，中国经济的资本-产出比率就出现新的波动，并有下降趋势 ，但是这种波动与改革前相比已十分小了，从这一段看可以认为，资本—产出比率是不变的。
其三、从1977年~2002年，资本—产出比率波动性减小，其平均值达到3.480，似乎呈现略微下降趋势，但我们进行了回归分析及检验，发现这种下降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所以可以认为处于相对不变。
（三）资本的边际产量分析 对于资本的边际产量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其原因是资料的缺乏、核算的不一致。本文在这里所使用的资料是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统计五十年》，并参考沈坤荣（1999）的结果，中国经济总量（GDP单位：亿元）、资本存量（K单位：亿元）以及劳动力存量（L单位：万人）。
为了计算资本的边际产量，本文用数学的方法对劳动力变量进行控制（这种控制是一种虚拟控制） 称之为“方法1”。从而计算出在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自1952至2002年每一年排除了劳动力因素以后的净产出量、以及净资本量。进而计算出每一年的净产出增长量、年净资本增长量。然后用年净产出增长量除以年净资本增长量得到1952~2002年50年中每一年的资本边际产量。
为了保证计算的可靠性，本文还用了另一种方法计算资本的边际产量：在生产函数中假定规模报酬不变（罗伯特 J.巴罗、哈维尔.萨位伊马丁1995），称之为“方法2”。
不变规模报酬条件意味着产出可被写成：
从图2我们可以看出，两种方法所得到的结果是一致的，即新中国成立以来，资本的边际产量趋势几乎是不变的，尽管从趋势曲线上看略有上升的趋势，但用资本边际产量与时间进行回归分析，不推翻参数为常数的假设，即资本边际产量不显著地随时间增大。我们用“方法2”计算出1952~2002年间资本的平均边际产量为0.289255。即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投资可以带来0.289255单位的“净”产出。
资本边际产量不变说明：其一、中国的生产函数不满足新古典经济模型的基本条件（边际产量递减条件），因此，中国经济增长模型不可能是新古典形式的；其二、中国经济的速度空间很大，假如在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仍会与以前有同样的平均增长速度；其三、其它资源还未得到充分的利用，资本与劳动之间并不存在替代关系；其四、也是最主要的，说明中国经济增长是资本投入驱动型。
（四）中国的劳动力变化趋势及劳动边际产量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到2002年底人口总量达到128453万人，劳动就业人口达到73740万人。比2001年末增长715万人的就业人口。如此大规模的劳动力资源，目前并未达到充分就业，最新公布的资料表明，城镇有1400万劳动力等待就业，而则有15000万的剩余劳动力。
图3说明中国劳动力的总趋势呈现指数增长，但进入90年代以后劳动力的增长就是一条略微上升的直线趋势。如此巨大的劳动力数量，有50%左右是在从事农业，而这些劳动力只产出了总GDP的15.5%。说明农业的生产率很低，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工业领域。
我们用计算资本边际产量同样的两种方法，计算了中国1952~2002年间的劳动边际产量，结果如图4所示。
从图4可以看出中国劳动的边际产量呈现逐年略微递减的趋势，但对这种趋势进行线性假设检验不具有显著性。所以，可以认为劳动具有不变的平均边际产出，这个边际产出约为0.004125万元/人年（按1990年的价格），是一个不变的量。
三、增长模型及计量经济模型
（一）中国经济增长模型的选择
到底以何种形式的模型更能客观地刻画中国的经济增长，这是许多学者都在研究的问题。舒元和徐现祥（2002）曾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索洛模型）、AK类型增长模型、R&D型增长模型进行了假设检验。其结果认为“Solow模型并不能很好地刻画我国的经济增长”；“我国1952~1998年间的经济增长引擎不是技术进步”，所以R&D型增长模型也不适合中国；“我国的生产技术是AK类型的，储蓄率的变动具有增长效应”。并认为“AK类型增长模型能够刻画我国1952~1998年的经济增长。”在此基础上舒元等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AK类型增长模型能够刻画我国1952年~1998年间的经济增长？舒元等（2002）认为AK类型增长模型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与新古典增长模型比，它强调资本边际生产率非递减；另一个是，与R&D类型增长模型相比，它忽略了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这类看法与我们是一致的，因此，我们不再重复进行类似的假设检验了。但是，舒元等未能对中国经济增长事实进行更为深入的考察，因此，在建立AK模型时，引入了一个制度变量“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建设道路”，试图从“边干边学”的角度将制度变量纳入经济增长模型。“而强调，‘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建设道路’是资本的副产品”。我们认为，作为制度是不能作为投入变量进入生产函数的。另一方面，舒元等在对AK模型进行假设检验时，“k”代表劳均资本存量，而在建立经济增长模型时则是从C-D生产函数出发，定义了一个B—“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建设道路”变量，推导出AK型生产函数。本人根据舒元等的定义根本推不出这个结果 。所以我们认为，舒元等的AK模型是值得商榷的。
周海春（1999）在研究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时，提出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 ，可能是根据“稻田条件”（这是我的猜想，原作者并未这样表述），他进一步假定劳动的边际产出接近于0。并在此基础上也提出了一个类似AK的经济增长模型。由于他的目的是研究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因而并未对中国经济增长中劳动的边际产出及资本的边际产出进行考察。所以，劳动力无限供给这个假设可能是对，但其边际产量为零的推论，则未用事实进行分析。
（二）中国生产函数基本假设及经济增长模型的建立
根据上面对中国经济增长事实的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1：中国1952~2002生产函数是非技术进步的；
假设H2：中国1952~2002年资本的边际产出不变；
假设H5：劳动力无限供给。
在以上5个假设中，H5与H3放在一起，显然基本符合“稻田条件”。由H1，即非技术进步的生产函数我们可以得
（三）中国经济增长的计量经济模型及其检验
通过以上的推导证明，我们得到的结论是，中国1952~2002年经济增长的模型是由式（13）或式（14）表达的。我们根据经济数据，以式（14）作为数理经济模型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如下：
Yi=AKi+ui （15）
如果我们以（13）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数理经济模型，则可以建立如下的计量经济模型：
yi=Aki+ui （16）
在式（15）及式（16）中下标i代表年份，ui是一个随机误差项，具有如下性质：E(ui)=0 。
用1952~2002年中国的经济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并对1952~1977，及1978~2002所对应的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进行分别研究。进而对改革开放以后也分了两个阶段进行分析，即1978~1992及1993~2002。针对每一个时间段，我们分别使用了式（15）和式（16）所表示的总量模型与劳均模型进行分析，其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无论是由M11及M12表达总体的生产数，还是由M21、M22及M31、M32所表达的改革开放前后的生产函数都相当接近。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生产函数是AK型的，生产函数的估计方程为：
比较式（17）与式（18）就会发现这两个结果非常一致，一个系数为A=0.286217，一个系数为A=0.287893，理论上讲这两个方程表达同一个经济思想，应该是一样的。另外，从理论上讲资本的边际产出值是与式（17）、式（18）系数相等的，现在由于的误差，稍有一点差距（其值为0.001676）。计算表明资本的边际产出能力几乎解释了式（17）与式（18）中系数98%。这个，结果是惊人地一致。这就给我们一种坚定的信念：本文所建立的经济增长模型是经得起推敲的， 1952~2002年中国经济是资本驱动型的。尽管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生产效率有所提高，但基本生产函数并未有根本性改变。
（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分析及经济增长的推断
一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是与储蓄率、增长率及资本折旧率有关的。如果设gk为劳均资本的增长率，s为储蓄率，n为劳动力自然增长率，d为折旧率，则有：
在式（22）中用kt、kt-1、f(kt)及n的1952~200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回归方法就可以对s和d作出估计。我们根据已有资料进行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表3的数据说明，D-W接近2，可通过a=0.05水平的检验。
这个回归分析结果是令人吃惊的，平均而言中国的储蓄率高达42.5%。由这个结果及表2中模型M12关于A的估计结果 =0.287893，根据
四、结束语
中国是一个劳动力非常丰富的国家，建国以来由于资本的高速积累，使得劳动力所蕴藏的生产力得到了释放，所以无论中国的经济制度如何，都能保证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得到了提高，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提高。但是，最新资料表明，目前中国城镇有1400万人有待就业，有15000万剩余劳动力，在这些劳动力中蕴藏着巨大的生产力，而这种生产力的释放有待于劳动力与资本的结合，这意味着更多的资本投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资本驱动。本文通过对中国1952~2002年基本经济数据分析，发现中国经济增长数据有如下趋势性特征：资本的边际产量不变、劳动的边际产量接近于零、劳动力有大量剩余、规模经济不变。以此为出发点，建立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型的五个基本假设：假设H1：中国1952~2002生产函数是非技术进步的；假设H2：中国1952~2002年资本的边际产出不变；假设H3：中国1952~2002年劳动的边际产出不变（但较小）；假设H4：中国生产函数是规模报酬不变的（进入上世纪60年代以后，资本产出比率不变）；假设H5：劳动力无限供给。通过这些假设推导出中国经济增长的数理经济模型是AK型的。最后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并通过经济数据进行假设检验。研究结果充分证实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资本驱动，而使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根本保证是存在一个高储蓄率或投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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⑮ 梁昭：《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分析》，《世界经济》，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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⑰ 沈坤荣：《1978~1997年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实证分析》，《经济科学》，1999年第4期。
⑱ 蔡昉，都阳：《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与趋异—对西部开发战略的启示》，《经济研究》，2000年第10期。
⑲ 蔡昉，王德文，都阳：《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区域差距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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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申海：《中国区域经济差距的收敛性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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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宋学明：《中国区域经济及其收敛性》，《经济研究》，1996年第9期。
26 魏后凯：《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及其收敛性》，《中国工业经济》，1997年第3期。
27 刘金全：《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有效需求驱动特征》，《经济科学》，2002年第1期。
28 王裕国：《消费需求制约经济增长的机理及影响》，《经济学家》，199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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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Solow,R. A. 1965,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 70, pp 6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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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Lucas, R., 1988,“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 pp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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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Capital Driving-Oriente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1952~2002
Abstract
The basic economic data of 1952~2002 in china are analyzed, and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data are discovered. Based on this discovery, some basic assumption of modeling of economic growth is established. By the basic assumptions, this paper set up a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which is an AK type model, and the model is tested by economic data of china.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indicates that the head and front driver force of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is capital investment.
[Key Words] economic growth capital investment driver AK type economic growth model
s Cycles, MIT Press, Cambridge, MA/Lond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