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之后—中国的人口、食物、知识与制度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5
1、 悲观主义神话的破产：二十世纪中国的食物与人口增长
自古至今，悲观主义论调颇有市场。清朝乾隆年间的洪亮吉可谓是中国悲观主义的代表 人物。洪亮吉的人口思想集中体现在1793年写的《治平篇》和《生计篇》中。他认为，“治平”之世人口的增长是十分迅速的，而人口必须的生产、生活资料的增长则比较缓慢。人口过多与生产、生活资料不足的矛盾只能调节、缓和，不能根本解决。缓和之法有二：一是自然的“田地调剂之法”，即“水旱、疾疫”等自然灾害，它会造成大量的死亡。二是人为的“君相调剂之法”。根据洪亮吉的分析，人口过多必定会产生两个恶果：一，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二，容易造成社会动乱。
在西方，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于1798年发表了他的著名的《人口原理》（第一版）一书，该书被称为西方悲观主义的代表作。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有一种可能的超过食物供给的趋势，人口被罪恶和苦难—战争、疾病和饥饿所抑制。在第二版中，他承认除了罪恶和苦难以外，还有第三种因素影响人口增长，即自我改善的愿望。例如，家庭愿意并能够通过改变结婚年龄影响孩子数。当然，马尔萨斯并不是声称人口增长为人类播下灾难的种子的第一位和最后一位预言家。
马尔萨斯的追随者似乎走得更远。美国学者威廉•福格特（Willian Vogt）在《生存之路》一书中强调，世界人口增长已经超出了土地和自然资源的负载能力，人类面临灭绝的危险。保罗•埃利奇（Paul Ehrlich）在1970年出版的《人口•资源•环境》一书指出，“••••••大量的人口现在正威胁着甚至要毁灭地球绝大多数生命。”罗马俱乐部把悲观主义论调推向极至，其代表作《增长的极限》耸人听闻地说：由于世界人口急剧增加，粮食短缺，资源耗竭，环境污染，这样，世界人口和生产能力最终将会发生非常突然的和无法控制的崩溃。
新中国成立之际，美国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艾奇逊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土地受到了不堪负重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艾奇逊暗示，共产党政府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只有靠美国的面粉才有出路。
那么，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果真象悲观主义预言家们所预料的那样吗？不幸的是，1949年之后中国的经历没有实现悲观主义者的预言。中国政府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是什么使中国人民避免陷入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呢？答案很简单：一靠知识与技术的发明和传播。几千年来，中国人通过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知识，尤其是过去两个世纪在世界范围发生的“知识爆炸”，技术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新科学新技术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为1949年以后的中国农业进步提供了很好的知识基础。二是靠制度的创新。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正确的农业政策、果断的实施措施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的保障。
考虑以下三个方面：
1、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人口有5亿4千万，1980年人口为9亿8千万，1999年人口为12亿5千9百万。1980年—1999年人口增加了2亿7千9百万，几乎是1949年人口的一半。
2、 根据1952年人均GDP为119元推算，1949年人均GDP 大约为100元多点。1980年人均GDP为460元，1999年人均GDP为6534元，这二十年人均GDP增加了6074元，平均每年增加近320元，大约是1949年人均GDP的3倍。
3、 1980年以后中国的物质资源—土地、水、空气、太阳—基本上与建国前或者与100
年前、1000年前相同。有人甚至认为比起过去物质资源的价值变小了。
1980年—1999年人均GDP增长了6000多元，大约是1949年的600倍。1999年的总
产出大约是1949年的70倍。如此巨变是怎样产生的呢？之所以产生是以为我们已经发现了许多办法抵消了过去自然资源强加于中国实际产出的限制。同时，我们极大地提高了人力资本总量和劳动生产率。我门没有找到如何去否定编辑收益递减的办法，但我们的确已经发现了非常重要的在生产过程中对自然资源的低成本和充足的替代物。
正如本文在后面将要指出的，中国人民福利水平的提高远远超出了中国实际产出的增长。这种进步表现为：更少饥荒的发生，日益增加的人均卡路里摄取量，儿童和婴儿死亡率的快速下降，预期寿命的延长，工作时间的缩短，人口中识字率的提高等等。
本文按以下方式论述。我们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历史的大多数阶段，生命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既短暂又艰难。食物供给是影响人口规模的主要因素，非食物消费品与食物一样非常有限。然后我们将转向论述1949年以后中国是如何避开“马尔萨斯陷阱”的。
我们强调四个主要因素对1949年以后由于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突破了食物供给强加的限制这段非凡的历史阶段所起的重要作用。第一个因素是从1949开始农业生产率的迅速提高，这种提高为城市作为经济进一步增长和发展的聚集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第二个因素是过去几千年尤其是近代世界工业革命以来知识的积累和传播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允许将一部分资源用于知识创新和传播。与这种资源的再分配相联系的是两种科研机构的迅猛发展——大学和研究院（包括县级农业科技推广站）。第三个因素，与通常看法相反，是人口增长不是由于生育率的提高引起的，人口增长主要是由于死亡率的快速下降引起的。进一步说，人口增长不受食物供给限制而是受到家庭决策限制。有限的食物供给强加给家庭的限制消除后，家庭对其反应并不是要显著提高生育水平。第四个因素是制度创新的作用。新政府，新政策对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经济增长，人口福利水平的改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1949年之前中国的农业和食物
从人类自然演化的历史来看，农业是相对较近的发明。从采集和狩猎的生产方式过度到种植业和畜牧业大约发生在一万至八千年前，估计那时中国人口约100万，可利用的资源大部分用于获取食物，并且可利用的资源非常有限。中国人口最早的数字据说出自治水的大禹，历代专家引用晋人皇甫谧所著的《帝王世纪》记载禹清点全国人口数合计为13 553 923人，其大约在公元钱200年左右，可算是世界最古老的人口数字之一。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战争、疾病、饥荒、自然灾害频繁，中国人口增长十分缓慢，到了清朝初年人口只有一亿左右。后清政府采取稳定的农业政策，同时改进了人口统计的办法，全国人口从乾隆元年（公元1757年）的190 348 328人猛增到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391 102 486人。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由于政府腐败，外强入侵，战乱连绵，自然灾害等等原因，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人口增长速度再次放慢，到1900年全国人口约为4.3亿，1947年人口为461 006 285人。总之。直到1949年之前，中国的人口增长率是很低的，中国人口增长与世界人口增长保持大体相同的趋势。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约89%的人口生活在。遗憾的是笔者没有证据指出1949年以前中国人可得到的食物数量。但根据解放前肖富德、陈达等人的，解放前中国城市和农村人口的平均寿命在35岁以下（蒋正华、张羚广1997）。据此推测，1949年以前中国人人均可得到的食物是非常有限的。美国学者Fogel估计，1725年英国人口预期寿命为32岁，法国1750年为26岁；十八世纪初英国人均卡路里摄取量为2095，法国为1657。1800年英国人口预期寿命为36岁，法国为32岁；英国人均卡路里摄取量为2237，法国为1846。M.K.Bennett估计在1934—1938年之间，印度、菲律宾、墨西哥、秘鲁等国人均卡路里摄入量为1800—2000。(D.Gale Johnson 2000)由此推算，解放前中国人均卡路里摄取量基本上在1800——2000之间，不会超过2000。按每日所需最低限度的2200卡路里来看，1949年以前的中国人的营养状况是很差的。
更重要的是直到1949年，中国农业生产率低下，人力耕作的状况几乎没有改变，在城市化道路上几乎裹足不前。尽管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都城临淄就已有30万人，公元7世纪，盛唐的京城长安人口超过50万，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人口数量达到50万等级的大城市。但中国城市化进程十分缓慢，据美国学者斯金纳尔的研究，1843年中国（不包括东北、新疆、西藏、青海和）城镇人口2072万人占总人口40500万的5.1%（张呈琮 1998）到1949年底，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0.64%。而英国在1800年城市化比率就达到了12.1%。一般来讲，只有在农业生产率提高以后，农民的农产品消费出现剩余，城市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加才成为可能。
1949年以前中国农业生产力厂低下的进一步证据是1949年以前中国人口增长率缓慢。据记载，1912年中国人口为40581万人，到1947年的26101万人，年人口增长率为0.37%。与欧洲十八世纪的年增长率0.415%大致相同。可以认为，从1949年的5.4亿人口增长到1999年的12.6亿，这种人口急剧增长与食物生产的迅速提高相伴随的。
3、食物增长的贡献
农业对1949年以后化、城市化进程以及人口运行有什么样的贡献呢？通常来说，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是从1949年起步的。前文已经说明，1949年以前城市人口所占的比例是很低的，这意味着食物供给比起人口并没有更快的增加。同样重要的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到足以允许相当一部分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去的程度。可以说1949年是中国人口和农业史一个重要的分水岭。1949年以前中国人口增长缓慢，有些时期甚至出现减少的现象。从最早有人口总量记载的公元前2205年至公元1949年，年平均人口增长率为0.89%，人口预期寿命不超过35岁。1949年至1997年总人口从54000万人增加到123626万人，增长了124%，年平均增长率为2.7%，接近世界人口2.8%的增长速度。1999年城市人口的比例上升到30%以上。
是什么使农业生产率如此快速提高呢？具体原因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这几个方面：一方面是生物技术的改进，包括农作物新品种的培育和传播，改良种子并结合使用化肥和杀虫剂，消除休耕地、采用轮作制，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修筑水坝、水库、灌渠，扩大灌溉面积，充分利用人畜粪肥，提高复种指数等等。以水稻为例，中国的杂交水稻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每公顷比常规稻可增产稻谷1500公斤。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1999年8月获“国际杂交先驱家”奖。（程漱兰 1999）还有，中国在1949年后修建了淠史沆灌渠、红旗渠等水利工程。另一方面是机械技术的推广包括：除了使用犁耕地，镰刀收割等传统人力耕作方式以外，积极引进机械化作业方式，收割机、脱谷机、插秧机、打捆机、手扶拖拉机、抽水机在田间村头随处可见。一般来说，耕种期相对长些，收获期则较为短暂，机械化手段的引入保证庄稼成熟时被及时收割，免遭风雨雾的侵害。据统计，1999年中国拖拉机1293.5万台，联合收割机22.7万台，农用运输车和农用机动三轮车达647万辆。全国乡（镇）农机管理服务站40356个。再者是资金的保障，政府建立的农业银行、信用合作社，为农村的发展提供足够的财政支持（见表1）。人均食物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是工业化和迅速的人口增长的必要条件。食物产量的增加是维持人口迅速增长必需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减少了用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份额并允许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入城市。
表1 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 单位：亿元
年份 农业总支出 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 农业基本建设支出 农业科技三项费用
1957 7．9
1965 17．25
1971-1975 401．22 161．00 174．75 0．43
1981-1985 658．48 437．19 158．57 8．25
1991 347．57 243．55 75．49 2．93
1997 766．39 560．77 159．78 5．48
时至今日，仍有人强调高质量土地的有限供给阻碍了食物生产的进一步增长。综观人类，土地并不是限制食物生产的重要因素。假定已存在直到最近的知识状况，首要的限制因素是劳动力。在历史的大多数阶段，劳动力限制了家庭可以生产的食物数量。西汉年间人均土地达30多亩，在当时的生产方式下，一个人是耕种不了那么多土地的。传统上中国农村家庭仅能生产足够自家消费的食物，很少有剩余用于交换。直到最近，中国农村家庭才出现卖粮难的情况。西方有学者正确地指出，发达国家依靠提高单位产出来提高总产量，而可耕种的面积基本保持不变。发展中国家过去依靠扩大农用土地增加产量，但在最近几十年，提高单产越来越成为主导的因素。（UN,1973）中国政府已确认中国耕地总面积为20亿亩，按现有人口算，人均不到2亩。1949年中国粮食总产量为1132亿公斤，1999年50838.6万吨，50年增加4.49倍，与此同时人口增加了2.4倍。粮食的增加超过了人口的增长。总土地面积没变，人口增加了，人均土地减少了，而人均粮食却提高了，这说明土地不是稀缺资源。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是新知识的结果，而新知识主要来源于农民的生产经验（走精耕细作的道路）以及对不断增长的人口的一种反映，即必须扩大食物生产。
4、知识进步与传播的作用
比起遥远的过去，我们并没有更多的资源，但我们的产出却增加了许多倍。1949年至今中国产出的巨大增长首先归因于与人力资源在数量和质量上增长相伴随的知识进步和传播。知识进步从何处而来呢？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个仅仅是人口的增长；另一个是人均收入的提高使得知识生产的专业化以及我们把相当一部分资源用于知识创造成为可能。（Johnson,D.Gale 2000）Michael Keremer（1993）用令人信服的证据（其中使用了中国人口数据）做出结论：人口规模越大，越能导致更多的知识创新。首先，人口越多从由新知识推动的生产率的提高获得的收益也越多。第二，伴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有更多的人能够从事重大意义的发现或添加新知识。今天的中国人并不比50年前、200年前或1000年前的中国人更聪明、更伶俐，可以说今天中国人的智力和才能与以前任何时候的分布是一样的，但尽管如此，却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推动知识进步和传播。而且，在过去50年里，伴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城市的扩展，人均收入的增加，政府建立了大量的研究机构，专门用于创造和传播知识。本文指的是大学、研究所和农业科技推广站。
在1949年以前，9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从事非农业生产，如衣服、道路、住房和制造工具，更不用说搞科学研究了。1946年普通高校在校人数为15.5万，1949年为11.7万。1949年以后高等学校在校人数迅速增加。（见表2）与此同时，研究生规模也迅速扩大。1952年研究生在校人数为2763，1980年为21604，1990年为93018，2000年年为30.1万人。1999年在校博士生54038人，其中农学博士生2277人。培养研究生单位数1962年为173个，1986年增加到755个，2000年增加到738个。1990年高校理工农医学科研究与开发机构有1666个，其中农科有253个；人员35397人，其中农学2663人。1999年高校科技活动人员有341910人，机构由3124个。1999年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科技人员为21430140人，其中农业技术人员为654138人。（1952年分别为42.5万人、1.5万人）1990年集体所有制单位自然科技人员胃44840人。其中农业科技人员未31515人。1999年全国县级以上政府部门属机构有5573个，人员有27035。1999年全国科技活动机构有22223个，人员有290.6万人。
表2：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
年份 普通高校数 在校学生数 农科学生数 林科学生数
1952 201 191000 13262 2209
1980 675 1143712 70494 11681
1986 1016 1879994 93218 10171
1990 1075 2063000 87615 19042
1999 1071 4134000 142415
1949年以后，有更多的经费可用于科学研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用于研究的支出大幅度增加。1990年高校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为143151万元，1999年为1029460万元；1999年全国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为1460.6亿元，政府资金为473亿元；（1995年分别为962.5亿元、248.7亿元）1999年全国县级以上政府部门研究经费收入总额为5376117万元，其中政府拨款为3386335万元。（农业方面的经费见表1）1999年国家科技进步奖农业领域共获71项，农业部科技进步奖 151个。这在1949年以前是无法想象的。
如果政府的政策是支持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话，知识的的传播将会更迅速、更广泛。中国是一个善于吸收和传播新技术的国家。中国在县级建立的农业科技推广服务站，据统计，全国累计推广了6000多项农业科技成果，全国有上百万人的农业技术推广队伍和大批的农民科技人员，乡镇以上推广机构22万多个，村级农技服务组织34万个。中国的农业研究和推广工作对提高农业生产率作出了重大贡献。国内农业研究投资回报率估计为94.4%。（程漱兰 1999）政府组织开展的送科技下乡活动受到农民的普遍赞誉。
用营养、婴儿死亡率、预期寿命三个指标表示生活状况的改善，中国过去50年改善的步伐显然比十九世纪的发达国家快得多。这种改善发生在人口最多、人口稠密的国家。从19949年到1999年，中国人口增加了233%，十九世纪的欧洲人口增加了85%。不仅在相似的经济发展时期，中国的福利水平提高得更加迅速，而且，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几项重要的变量的差距显著缩小。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在婴儿死亡率和预期寿命上取得的成绩明显超过了十九世纪末发达国家的所达到的水平。
1949年以前中国的婴儿死亡率在20%左右，1999年为2.668%。1900年九个欧洲国家的婴儿死亡率大致在12.1%（荷兰）——21.6%（奥地利），美国是16%。20世纪初发达国家城市婴儿死亡率高于农村地区，例如纽约的婴儿死亡率为26.4%。遗憾的是我们没有1949年中国城市婴儿死亡率的确切统计数字，但根据已有的资料推算，可以肯定得说1949年中国城市的婴儿死亡率是高于农村的，大约不会低于30%。1999年中国城市婴儿死亡率为0.827%，县为3.205%。1999年美国的婴儿死亡率已经低于1%，中国城市婴儿死亡率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实际上中国从二十世纪初人口的预期寿命就已经开始延长，但迅速延长则发生在1949年以后。1949年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不到35岁，2000年达到71.8岁。50年里翻了一番，高出发展中国家10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印度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预期寿命是32岁（与中国差不多），1996年是62岁，（中国在1982年为67.77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是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情况下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特别关心人民的健康，花大力气改善饮用水的质量，投资兴建公共卫生设施和（赤脚医生运动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誉），并大力宣传和开展（尤其在农村）“爱国卫生”活动。
自从1949年以后，中国人人均食物日益增加，饮食结构也大为改观，1965年中国人均卡路里为1929，印度为2021。1989年中国为2639，印度为2229。1994—1996发展中国家人均卡路里为2580。显然中国人的营养水平大大超出了发展中国家水平。我们没有最近中国人均卡路里的数据，但可以相信，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食物产量的增加，中国人的营养水平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亚当•斯密告诉我们，政策是决定一个国家如何很好使用其资源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大多数营养不良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而他们中的大多数生活在政策上歧视农业和农村人口国家里。消除这种营养不良最有效的办法是增加这些国家农民的收入，如果有恰当的政策，这种情况将会发生。(Johnson,2000)中国作到了这一点。
在本文开头我们已经阐述今天中国人比1949年以前获得了更多的营养，而且在历史上以最低的成本获得食物的。我们没有办法证明这一点，但我们可以知道中国人的食物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越来越低。2000年中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50%左右，比1995年下降约8个百分点，比1954年下降19个百分点。由此推断1949年以前中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在70%或70%以上。
5、人口增长：生育率和死亡率的作用
在一般人看来，中国人口的增长是由于中国人太能生育了，其实不然。1949年以后中国人口增长几乎完全由于死亡率的下降，而不是由于生育率的上升引起的。换句话说，1949年以后中国人营养的改善，人均收入的提高，家庭并没有因此提高生育率。（见表3）
表3：中国历年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和总和生育率(TFR)
年份 1949 1952 1955 1958 1964 1968 1970 1973
出生率 36 37 32.6 29.22 39.14 35.59 33.43 29.93
死亡率 20 17 12.28 11.98 11.50 8.21 7.6 7.04
自然增长率 16 20 23.23 17.24 27.64 27.38 14.49 20.89
TFR 6.139 6.472 6.261 5.679 6.176 6.448 5.812 4.539
年份 1975 1982 1985 1990 1992 1995 1997 1999
出生率 23.01 21.09 21.04 21.06 18.24 17.12 16.57 15.23
死亡率 7.32 6.60 6.78 6.67 6.64 6.57 6.51 6.46
自然增长率 15.69 14.49 14.26 14.39 11.60 10.55 10.06 8.77
TFR 3.571 2.86 2.20 2.31 2.0 1.9 1.8
从表3可以看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以前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基本上在30‰以上，而死亡率在1955年以后就迅速降到12‰以下(1960年前后三年情况除外)，这就使得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949—1973年之间高居不下。从表3还可以看出，1952年的出生率比1949年略有提高，但对人口增长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与英国、瑞典在人口转变早期的情况相似。出生率落后于死亡率下降二十年后，在1973年以后开始下降。
1952年、1955年的总和生育率比1949年略有上升，从1973年后开始迅速下降，1992年达到2.0，低于更替水平。瑞典的总和生育率在1750年为4.21，1800年为4.68 此后持续下降，1990年降到1.90。英国总和生育率1750年为5.28，1775年为5.87，1900年降为1.96。相似的情况是：在人口转变初期，经济发展、工业化、生活环境的改善虽然中国与瑞典人口转变的经历相似，但中国转变的时间却少了很多。
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与十九世纪欧洲的人口增长率有很大的不同。十九世纪后五十年欧洲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55%；从1850至1880为0.60%，后二十年为0.80%。而中国1965—1980 为2.2%，1980—1990为1.4%，1989—2000为1.3%。显然欧洲的人口增长率较低，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很高。十九世纪的欧洲人口保持低增长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人口比例从1800年的12.1%上升到1900年的37.6%，整个十九世纪城市人口的死亡率高于农村地区，城市的婴儿死亡率高于农村地区。而中国的情况真好相反。在1949年城市人口比例是10.64%，市人口死亡率为13.48‰，县人口死亡率为20.70‰。1999年城市人口比例为30.1%，市镇人口死亡率为0.551%，县人口死亡率为0.688%。市镇婴儿死亡率为8.27‰，县为32.05‰。这也是中国人口保持高增长率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人口死亡率的迅速下降归功于知识和技术的进步与传播：饮用清洁水、改善公共卫生设施、减少传染病尤其是婴儿传染病、食用卫生的食品等等。
当问起中国人口增长率迅速下降的原因时，有人会毫不犹豫的回答说是因为计划生育的作用。的确计划生育功不可没，但是如果没有优越的社会制度、经济的发展、人均收入的提高，知识的广泛传播和利用，计划生育是坚持不下去的。另外，还有人认为美国学者贝克尔(Gary S Becker)的生育经济理论对中国生育率下降没有解释力。笔者相信，随着中国家庭人均收入的提高，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上升，孩子的经济价值下降，家庭从过去追求孩子的数量转向注重孩子的质量，父母不再追求从孩子身上获得经济效用，而是心理上的满足。当避孕知识和避孕药具的发展和传播被广泛利用时，家庭有能力在更大程度上并以最低成本决定什么时候生育，生育孩子的数量以及生育间隔。
6、制度基础
促进食物增长所需要的主要在于正确的制度基础。土地所有制的条件决定了为提高农业产量的所有努力发挥作用的环境。换言之，农业部门中作用最大的所有权是控制土地使用的权利。如果这个权利正确界定，并且是排他、有保障、可兑现和可转移的，则拥有这些权利的农民就有在土地上投资并高效工作的积极性。（吉利斯等 1998）
上多次农民起义打出了“耕者有其田”的旗号，反映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求。1949年以前，中国社会实行地主土地所有制，占人口90%左右的农民占有20%—30%的耕地，不到农村人口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70%—80%的耕地。大多数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只能租佃地主土地，并将一半以上的收成交给地主，农民没有多少剩余用来维持生活，更不用说进行改善农业设施的投资了。这样农民生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食物产量始终上不去。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立即进行土地改革，1950年6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坚决满足农民对土地的需求。通过改革，三亿多农民分到七亿多亩土地。农民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农民对土地的投入增加了，产量迅速提高，1952年粮食产量达16390万吨，比1949年的1320万吨增长了44.8%，是土地改革后的一个大丰收年。
1978年后政府再次进行土地改革，实行并进一步完善了家庭土地承包责任制，将土地的承包期延长到30年，这确保了农户的主体地位。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政府还规定了粮食最低收购价，加大对农业的投入等政策。在新的农业制度下，农民有更多的自主权决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销售他们的产品。由于农民的劳动成果是根据时常确定的生产价值获得报酬，因此农民大大增加了他们的粮食和其他作物的产量，尽管用于生产这些作物的耕地数量显著减少，但这些作物的总产量有了增加。从1980年到1988/89年度，所有作物（不包括棉花和油料）总播种面积减少6.2%，而总产量增加22.9%，因为这些作物单产提高了29%。（克拉默，詹森1994）正是在明晰的农民家庭对土地的产权基础上，中国食物生产始终保持良好的势头。据统计，1980年粮食产量达到32055.5万吨，1999年达到50838.6万吨。平均每一农业劳动力生产的粮食1952年为947公斤，1980年为1095公斤，1996年为1562公斤。粮食增长速度超过了人口增长。中国不仅解决了人口的温饱问题，而且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正逐步向发达国家靠近。二十世纪后二十年中国出现卖粮难的问题，这在中国历史上、在发展中国家都是罕见的。
7、评论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和自身国力的提高，不仅转变为技术和更有效利用资源的新知识迅速增加，而且通过更有效传递新知识的手段，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分享了知识进步带来的福利状况的改善。
1994年美国世界观察所所长莱斯特•布朗(Lester R.Broan)先生撰文预言，21世纪前期中国人口增加将吃空世界粮食，2030年左右中国粮食的短缺将导致全球性的饥荒。对此预言，本文认为，中国过去二十年的经历已经打破了布朗的神话，未来中国的发展将继续打破布朗的神话。可以相信，在制度创新、知识进步的条件下，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一切悲观主义的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中国的未来会变得更加美好。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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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人口死亡率数据集》 黄荣清 刘琰 中国人口出版社 1994
4、《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汇编》杨子慧 改革出版社 1996
5、《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出版社 1992 1995
6、《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3 1998
7、《2000中国农业发展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2000
8、《2000年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白皮书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光明日报2000、4、10
9、《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7
10、本文5、6、8、9、1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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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英）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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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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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Kremer,Michael.“population Growth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One million B.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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