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职业阶层与高等教育机会——关于一种稀缺资源分配状况的研究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5
在中国，高等教育机会历来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获得这种资源的年轻人将登上一个社会性的“台阶”，进入社会的主流阶层或集团。1）正因如此，围绕这种独特资源的分配或获得的状况，将成为衡量中国高等教育的平等性乃至社会公平问题的重要标准。
本文将从社会阶层和流动的角度来考察20世纪80年代以后高等教育机会在不同职业阶层子女间的分布状况。之所以选取职业作为衡量标准，主要是考虑到在中国特殊的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官本位、部门和行业垄断等制度环境中，不同的职业实际上涵盖了并外显为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它基本上是政治权力、经济收入和教育背景（及相应的社会声望）的聚合点，成为划分社会阶层的重要标尺。就一般情况而言，在迄今为止的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提起“干部”、“知识分子”以及“”工人“和”农民“这些主要的职业身份，我们一般总是能够想到其中的群体或个人所可能拥有或不拥有的一切。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这方面已积累了为数不少的调查研究资料，问题在于对这些相互隔离和缺少呼应的资料未能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本文将充分利用这些资料，在进行系统解读的基础上，综合出较为明晰的现状认识文本，并尽可能地展开归因分析。考虑到操作的简便以及现有资料的可利用程度，本文所说的职业阶层以高等教育机会获得者的父亲的职业为依据。
父亲职业与高等教育机会
早在高考制度恢复不久的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即有学者指出，父亲职业对子女考入高等学校有相当影响，干部和职员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女，较工人、农民子女有更多的机会。能够证明这一结论的早期资料是对在京8所高校1980年入学新生家庭背景的一项抽样调查结果，其中父亲系农民的占20.2%，系工人的占25.0%，系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分别为15.5%和39.3%.2）另外，胡建华等人1982年6月对南京大学和南京师范学院在校生的调查表明，父亲为农民的占在校生总数的22.7%，包括工人在内的“体力劳动者”的子女占40%，而当年江苏全省农业劳动力（农民）和体力劳动者分别占劳动力总数的80.3%和90%.3）由此可以算出，一个农民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只有非农阶层子女的1/14，而脑力劳动者子女的同类机会则是体力劳动者子女的13.6倍。
进入90年代以后，有多位研究者对不同高校学生的家庭背景进行了调查，表1汇集了其中的一些结果。从对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武汉大学，以及厦门大学和郑州大学的调查中可以发现，农民的子女接近或略微超过25%，而“干部”子女则均超过30%（为30.4%，32.1%和32.4%），显示出高度的一致性。与此相对，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以及军人和个体私营业主的分布情况在三次调查中显示出较大差异，其中专业技术人员最高达25.5%，最低为15.6%，相差近10个百分点，而个体私营业主的相差最高达5倍。对于这种差异，由于不了解每项调查的具体条件设定，笔者无法解释。但总起来看，作为体力劳动者的农民和工人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远较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为低。
与上述三项调查相比，孟东方和李志对重庆地区8所高校的调查结果则显示阶层差距有所缩小：工人和农民子女的比例都有上升，其中农民子女达39.2%，较前三项调查结果高出14-16个百分点，而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比例则有较大幅度下降。
考虑到重庆高校的层次普遍较低（在现有高校中仅有两所大学为“重点大学”，但不知是否列入了调查范围），而前三项调查学校除郑州大学外都是全国重点院校，可以推断，在层次较高的“重点大学”，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女占更大优势，工人、农民子女的合计份额不到一半；而在一般的地方性高校中，差距有所缩小，工农子女的比例也超过了50%.
如果引入由笔者委托调查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资料，可以更清晰地看出中国高校阶层差距所呈现的金字塔状格局。表2列出了这两所顶端高校90年代本科生的来源，虽然其中反映的只是城乡差距，但可以进行简单的置换，即假定学生的父亲都是“农民”（实际情形并非如此，因此有高估农民子女比例的倾向），那么其比例在两校中都很少超过20%，在最低的年份则只有16%左右。这不仅远远低于重庆市8所高校的39.2%，也明显低于武汉大学和厦门大学等的23%-25%.
这一推论为1998年4月实施的一项大规模调查结果所证实。该项受到世界银行和中国教育部资助的调查涉及不同层次的高校（大专除外）37所、1994和1997级学生近7万人。从表3所示的结果可知，农民子女的比例随着院校层次的升高而降低（在第一类院校中的比例低于总体比例近10个百分点）；干部、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女则逐步升高。调查分析还表明，与1994年级学生相比，在1997级学生中，这种下降和上升的趋势更加明显。
接下来让我们对上述调查数据进行还原，给出阶层差距的量化结果。要说明的是，由于缺少与学生“父亲”的年龄段（推定为40—60岁）和调查设定的各种职业完全对应的人口基数统计资料，难以对阶层差距给出精确的。不过，在对相近的资料加以甄别后进行尝试还是必要的，尽管由此得出的结论可能与实际情形稍有出入，但有助于对看似漠然的数据赋予为较确定的社会内涵。
在此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从业人员”资料来取代学生父亲的职业分布状况。1980年全国从业人员为42361万人，其中乡村31836万人，城镇10525万人。在前者中，除去640万党政干部和科教文卫人员，假定余者皆为职业身份上的“农民”。后者包括科教文卫部门1649万人，假定为“专业技术人员”；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部门527万人，假定为“党政干部”。这里不清楚“企事业单位干部”的数量，假定其与党政机关干部相当，那么广义的“干部”数量将达到1054万人。扣除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的人数视为“工人”，总数为7822万人。这样，四个主要的职业阶层在总从业人员中的比例分别是75.2%、18.5%、2.5%和3.9%.由此可以得出其子女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可能性之比是：1：5：25.1：37.5.也就是说，在1980年，工人、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升入前述北京8所高校的机会将分别是农民子女的5倍、25倍和37倍以上。
按照同样的方法可以推算出，1990年，农民与另外三个主要职业阶层子女进入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的可能性之比分别是1：3：26.8：22.5；1995年进入武汉大学的比例分别是1：3.7：32.7：21.1；进入厦门大学和郑州大学的比例是：1：2.9：30.3：14.4；1995年进入重庆8所高校的比例则是1：2.3：13.9：6.4.4）
而根据前述对37所高校的系统调查资料推算（结果见表4），在90年代中期（以1995年为基准年度），在除却了“大专”的高校中，农民子女与工人、干部、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进入高等学校的可能性之比为1：2.5：17.8：12.8：9.4，其中在第一层次高校中是1：4：31.7：22.6：17.4.而农民阶层与非农阶层的整体差距是5.6倍，在第一层次高校中则是9.2倍，其中与党政干部子女的差距竟分别达到17.9倍和31.7倍。“农”与“非农”之间高等机会的差距要大于城乡之间上的差距。进而，我们还可以算出，作为体力劳动者的工人和农民子女，与作为脑力劳动者的党政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女的机会之差也非常之大：在高校总体中为9.6倍，在全国重点院校中接近15倍。
要交待的是，由于表1所列的各项调查中个体工商业者、私营企业主的子女所占比例相差太大而不具有可比性，因此笔者省略了与其它阶层的比较。但对前述37所高校的大规模调查结果应该具有可信性，它显示，这一新兴阶层（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例1995年为3.4%）的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优势虽然不如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那么明显，但高于农民和工人的子女，分别为其3.4倍和1.4倍。关于军人子女的情况，由于不了解军人（军官）的具体数量，无法给出较确定的指标，但肯定远远高于工农子女，可能接近另外三个主要阶层中的一个。
父亲职业与学生所在专业
已有的调查表明，父亲的职业不仅影响着子女获得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机会的大小，而且还进一步与其所能够进入的学科密切相关。考虑到不同专业的学生毕业后有不同的职业选择、面临不同的就业难易度（在国家不“包分配”而较多受“市场”调节的条件下尤其如此），并形成经济和社会地位的若干差异，这种调查结果所蕴含的意义值得深思。
表5所列刘宏元对武汉大学的调查显示，在该校的“热线学科”专业中，农民和工人子女的比例进一步低于其在总体中的比例，而在“基础学科”专业中情况则相反。与此相对，党政干部、企事业单位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女则更多地进入了“热线学科”，三者相加在“机”中达59.4%，在容易与“国际接轨”的“国际贸易”和“国际”专业中更高达80%左右，几乎形成垄断地位。
这一特点在孟东方和李志对重庆8所高校的调查结论中也较为明显。二人研究了父亲职业对子女进入“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5）机会的影响。在被调查的785名“热门专业”的学生中，党政干部、企事业单位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女合计占47.1%，高出总体比例（33.9%）13.2个百分点；农民子女则只有24.8%，低于总体比例14.4个百分点。而对449名“冷门专业”学生的分析则发现，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女较少，农民子女则占54.8%，高出总体15.6个百分点，其中在农学、农业化学、铸造三个专业中，竟分别占到72%、73.1%和80%.关于工人子女的情况，尽管在热门专业中并无明显优势，但就读冷门专业的比例也较低，比总体低9.5个百分点。
父亲职业与学生的录取分数
众所周知，1978年以后中国的高考制度遵循的是一种看似“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普遍性原则。这似乎让人们有理由相信：它能够确保一种形式上的平等，也即取得了相同考分的年轻人进入高等学校的机会均等。但余小波的调查结果则证明了这一推论难以成立。
余对某电力学院2000级学生入学时填写的“学生情况登记卡”中的录取分数进行了统计分析，其结果见于表6.它显示，学生父亲的职业不同，其录取分数也存在着较大差异，农民子女的平均分数要高出干部子女22分，高出工人子女18分。其中工科类高出干部子女26分，财经类高出30分。而在表6-2所列的16个专业中，就农民子女与干部子女相比，只有两个专业低于后者，其他皆以农民子女为高，其中财务管理高50分，电算高60分。再将其与工人子女相比，4大类专业也全都高于后者，16个专业中只有3个略低于工人子女，而其他皆高于后者，其中有7个专业相差20分以上，2个专业相差40分以上。
工人子女与干部子女分数的差距不像农民子女与其相比那样明显，但平均分也高出后者4分，在4大类专业中只有文科类低于干部子女，理科类与之相等，而其他两大类都高于干部子女。在进一步细化的16个专业中，有11个专业高出干部子女，其中有6个专业高出10分以上，两个专业高出40—50分以上。
那些经历过中国的高考制度洗礼的读者能够领悟，22分之差意味着不同层次大学之间“门槛”的高低之别，可能是“一流与二流”或者“重点与非重点”的分界线。也就是说，这种差距意味着农民子女本来可能进入比调查学校更高层次的学校。但是他们不仅未能如此，反而在已录取学校的专业分布中处于劣势。
通过余小波提供的学生父亲职业与入选专业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出，干部子女入选专业排在前5位的是：经济学、电气工程和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会计学（表5第三列），均为该校热门或强势专业；工人子女入读专业排在前5位的是：数学与应用数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热能动力工程、电气工程及自动化、自动化，多数为一般专业；而农民子女入选专业排在前5位的是：供用电技术、物、热能动力工程、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化学，基本上为冷门专业，特别是面向服务的供用电技术所占比例高达61%.
值得玩味的是，在干部子女排在前五位的专业中，其平均分都低于农民和工人子女，其中“电子信息与通讯技术”专业低于农民子女32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低41分。而从其他11个专业中农民子女的平均分来看，都高于热门专业中干部子女的最低分和次低分，有7个专业高于最高分，其中“财务管理”专业竟高出44分。这表明，从分数上看，农民子女完全有足够的优势更多地进入这些“强势专业”，而干部子女更多的进入热门专业并不是出于高考成绩竞争的结果。它甚至还会让我们生发出一种必然要生发的联想：那些考分比已录取的农家子女低、但却高于干部子女的农民出身的考生，是否被更多地淘汰了呢？
关于高等阶层差距的归因分析
关于导致高等教育阶层差距的原因，可以从家庭背景和制度因素两方面加以探讨。6）家庭背景的“天然”影响是直接而深刻的，那些拥有较强势的职业以及与之相应的较高文化程度和收入的社会成员，在引导子女朝向“精英”化努力方面无疑更具优势。但是，家庭背景并非孤立地发挥作用，它必然在特定的教育和社会制度环境中被有意无意地放大或缩小。进而，就的情况而言，高等教育始终是计划体制的一部分。虽然20世纪90年代之后各高校逐渐拥有了一定的“自主权”，民办高等教育也在兴起，但“计划”的色彩依然浓厚，政府特别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在招生计划的制定和分配上具有初始的或最终决定权。因此，我们的分析就不能不集中于制度的因素，围绕制度与“家庭职业背景”的互动如何影响着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而展开。
1，它是基础教育阶段机会不平等累积的结果
在中国庞大的金字塔型教育体系中，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并不是一种自生的孤立现象。它是整个教育体系结构性不平等的一部分，在相当程度上是基础教育阶段机会不平等累积的结果。
众所周知，城乡分割的义务教育办学制度，使的少年儿童——95%以上为“农民”子女——在通向学业成功的竞争中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在公共教育经费不足、靠农民自身的力量又无法承受义务教育之重的情况下，农家子女往往在初中甚至小学阶段就被淘汰出局，从而无缘参加高等教育机会的竞争。根据笔者的，自1986年颁布《义务教育法》到2000年的15年间，中国大约有1.5亿少年儿童没能完成初中教育，其中的绝大部分为农民子女。而义务教育阶段城乡机会的差距，到了高中阶段又进一步扩大。从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普通高中）的比例来看，城市的升学率从1985年的40%提高到了1999年的55.4%，而同期农村则从22.3%下降到18.6%，两者间的倍数差从1.8倍扩大到3倍，绝对差则从17.7个百分点扩大到36.8个百分点。7）这就使得80%左右的农村初中毕业生无缘参加高考。一连串的淘汰机制，决定了农民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大降低。而高中阶段城乡教育质量的差距，又进一步导致农村的学生处于不利地位。
而在城市内部，重点小学、中学与普通小学、中学的划分和相应的资源分配，也使不同学校的学生所接受的教育在质量上有着很大差别。近十多年来愈演愈烈的“择校风”实质上表现为各社会阶层围绕着不公正分配后的教育资源的争夺。但经验事实告诉我们，真正有实力“择校”的，可能主要是政府官员、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以及界的中上层，就一般职工和市民而言，除非有相当的“关系”背景和经济实力，否则在麻烦的户口迁移手续和高额的“赞助费”面前，可能也难以如愿。从结果来看，在那些获得了更多资源的重点学校就读的学生，多数是强势阶层或上层、上中层阶层人员的子女。方长春近年对马鞍山市的抽样调查显示，在该市的初中毕业生中，出身于上层家庭者有69.1%进入了该市“最好的高中”，而在中上层、中层和中下层分别为20.2%、12.0%和14.7%，下层则只有5.1%.方的研究还证实，学生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其所就读的小学和初中学校也越好。8）这无疑为这些阶层的子女在高等教育机会的竞争中占居优势打下了基础。
2，倾斜的招生名额与录取分数线：高等教育机会初次分配的不平等
教育资源分配的制度性不平等不仅表现在大学之前的基础教育阶段，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分配中也非常突出。概而言之，由教育主管部门掌控的全国高校在各地区招生名额的分配，以及与之相关的录取分数线的划分，打破了高考制度实行“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神话，导致了农民子女在“被选拔”的过程中处于劣势，而客观上有利于居于城市的各社会阶层的子女。
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和密切涉及政策制定者的直接利益的结果，我们知道，教育主管部门在以地区为单位的招生名额分配上，一贯采取倾斜的政策，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全国范围内向北京和上海倾斜，在省区范围内则向省会城市倾斜。出自2000年2月14日《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报道指责说，（1999年？）“河南、山东人口均接近1亿，但招生总量仅有8万人左右。而北京人口仅1000多万，招生总量却达2.5万之多。”这种倾斜导致各地不同的“录取比例”，也即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同。以1998年的情况为例，当年全国普通高校的平均录取率为36.3%，最高的上海市为60.3%，而低于30%的有河南、安徽等8个省区，最低的甘肃省只有21.9%，最高和最低之差是3∶1.9）1999年北京市的录取比例高达72.6%，其中理科考生更达78.9%，与此同时，仍有多个省区不到30%.当年北京市理科最低录取分数线仅为327分，它意味着，在这座拥有数不清的特权的城市，考生只要获得平均相当于百分制的43.6分就可以上大学，各门功课平均不及格也可以上本科。10）
招生名额分配的倾斜在那些居于金字塔顶端的高校中更加显著。表7列出了1993年之前清华大学在部分省市的招生人数，它显示，苏、皖、鄂、川4省合计得到的名额始终低于首都北京，在高考制度恢复之初的几年间甚至不足其二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由此可以推算，在1990年，主要由强势阶层子女构成的北京市的考生考取这所精英学校的概率，要比主要由农民子女构成的4省考生高出14.5倍。11）
名额分配的严重失衡自然导致实际录取分数存在着令人惊诧的差异。“同一张试卷，同一次高考，不同省市的录取线动辄相差100余分。”“在同一所高校，各地同
学的高考分数差可超过200分“，”在北京能上清华的分数，在一些地方上不了重点大学；在北京能上重点的，在一些省则无学可上。“北京、上海比一般省区低，省会城市比当地落后地区低。（表8）无怪乎有人公开指斥：”这是社会主流阶层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其子女搞普遍特权。“12）
要指出的是，录取分数线的倾斜虽然主要表现在省、市、自治区之间，乃至一省内部的地区之间，但就全国来看，由于处于不利地位的省区往往是农业人口占绝对多数，因此最终也就意味着这种分数线更多地对农民子女不利，他（她）们将在无形中被更多地淘汰，而机会更多地流向了其他社会阶层的子女。
3，“保送生”与“机动指标”：“腐败”参与的再分配
如果说招生名额的初次分配已经明显地有利于居住在首都、省会等大中城市——高层的权力、文化和经济精英的居住地——的社会成员的子女，那么录取过程中的再分配，则进一步偏向于能够对录取过程直接或间接施加影响的权势阶层的子女，而背离包括无关系背景的工人在内的低社会阶层子女。干扰再分配之公正性的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
第一为录取过程中的“灵活性”。众所周知，虽然各高校都会根据志愿填报情况划分明确的录取线，但“线上生”的人数与最终录取数总是保持一定的差距，通常为1：1.2左右，也即大约有20%的“线上生”会被淘汰。一般说来，各高校会遵循按分数“从高到低”录取的原则，但权力和接近权力的“关系”总是有施加影响的空间。对于有特殊背景的考生，超过当该学校的录取线，甚至只要达到所在省、市、区的“控制线”即会被保证录取。这种优惠措施的集中性获益者有两类，一是各高校教职工的子女，他（她）们报考父母所在的学校总是会得到这种“职业特权”或“行业性福利”；二是那些掌握各种资源分配的权力、对高校乃至高校负责人个人的有重要影响的个人，以及一些“协作单位”的负责人。对后一类社会成员的关照近年来已经演化成制度性保障，名为“机动指标”。颇负名望的上海大学2001年夏天不慎泄漏的这方面的“招生黑幕”不过是冰山之一角。有报道指出，“机动指标”的数量在有些高校可能在三位数，占招生总数的比例最高时曾达到8%.13）而各种力量角逐的结果，被挡在高校大门之外的20%的考生，自然主要是那些远离权力的社会成员的子女，甚至会包括一些高分考生。
第二种表现形式是已经受到社会舆论广泛指斥的“保送生”和“特招生”。自1984年开始实行的“保送生制度”，据说在初期较为规范，后来则“变味了”：被保送的“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大多是干部和教师子弟。2000年夏天由多家媒体披露的湖南省隆回一中的“保送生舞弊”案证明了这种指斥的正确。在该校送出的14名“保送生”中，13名系作假，其中两人分别是该校正副校长的儿子，另外11名均为县及县属单位的干部子弟。“14）而关于因为某方面的”专长“可以降分录取的特招生中的腐败问题，也早已是一种公开的秘密，最近则由于西安市围绕”特长生“的大面积舞弊事件的败露而成为舆论的焦点。所有这些公开的和没有公开的舞弊，无疑使强势社会阶层的子女更多地获得了高等教育机会，拉大了高等教育的阶层差距。
结语
居于较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阶层成员的子女具有更多的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几乎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在有些国家则形成几近垄断的现象。15）由于缺少连贯的和高度整合的调查统计资料，我们难以将中国的状况与一些具有可比性的国家进行具体比较，以衡量其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程度的国际水平。但本文的考察已充分说明，中国的高等教育机会分配和获得确实存在着系统的和结构性的严重不平等状况，各主要社会阶层对这种稀缺资源占有的不平等程度，在许多层面可能高于经济收入的差距。
造成这种不平等的原因固然有来自家庭的理应被接受的“天然”影响，但是与政策制定者有着切身利害关系的制度性安排，以及在制度的执行过程中各种强势社会成员所施加的干扰显然也非常重要。尽管这种制度性安排和腐败现象近年来被不断地批判着，并且严重损害了教育当局和高等学校的信誉，但是由于它涉及了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们的直接利益，目前尚没有被更加平等和公正的制度所取代的迹象。这样，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基于“产业化”或延缓“就业压力”的现实需求而大大增加了绝对的机会数量，并接近了“大众化”的门槛，但这可能只是一种假象：大众化的高等教育所接纳的真正的“大众”（工农子女）多数仍然处于边缘，而位于金字塔顶端的“一流”或“重点”大学——这才真正是孵化新时代“精英”的巢穴——中的“大众”依然主要限定于强势阶层。如此，我们就难以断言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完成了它的爆炸性数量扩张的同时已经实现了质的结构性转变，因为它并没有实质性地增加“平等”和“公正”的内涵。
注释
（1）北京清华大学毕业生的去向突出地说明了这一点：在该校1982-1986年毕业的4615名学生中，分配到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属企事业单位的为2675人，高达58%.见清华大学志编辑委员会编《清华大学志/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227页。
（2）见施云华、诸子平：《我国“机会均等”建设刍议》，《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1期，原资料出处不明。
（3）转引自鲁洁：《教育社会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474页。
（4）要说明的是，由于每项调查涉及的学校不同，我们难以拿1990年代的调查结果同1980年的情况进行比较，并由此断定阶层差距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
（5）划分标准是：根据各校负责人对本校专业“冷热”状况的评估，将师范院校的心、机，医学院校的临床医学，农业院校的园林、机制，外语院校的、日语，以及其它院校的外贸、电脑软件、外贸英语、管理、视为“热门专业”，农业院校的农学、农业化学，师范院校的生物、中文，理工科院校的钢铁冶金、铸造以及其它院校的文秘、数学、物理视为“冷门专业”。见孟东方、李志：《学生父亲职业与高等学校专业选择关系的研究》，《青年研究》1996年第11期。
（6）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个人努力的重要性。但是从社会阶层的角度而言，难以证明哪一个阶层的子女更具有努力的意愿并最终获得成功，也即无法检验“自致性因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人获得高等教育机会。
（7）关于密切关联到农民—非农民阶层教育差距的城乡教育差距的考察，见张玉林《城乡教育差距》，《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
（8）方长春：《阶层差异与教育获得——一项关于教育分流的研究》，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学位论文，2004，16-23页。当然，类似现象并非20世纪末的新鲜事物，在1960年代初期的广州市，能够有70-90%的学生升入大学的当地重点中学中，只有11%是工农子弟，48%为1949年前入党的干部子弟，余者则为原居住区居民（1949年之前的富裕阶层）的子女。见刘精明《教育制度与教育获得的代际影响》，载李强等著：《生命历程——重大社会事件与中国人的生命轨迹》，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156页，原资料出处不明。
（9）《中国教育报》2001.12.5.
（10）《中国青年报》2000.2.14.
（11）当年4省高中毕业生（视为参加高考人数）为51万人，而北京市为4万人，相关数据出自《中国统计年鉴1991》，716页。
（12）《中国青年报》2000.2.24.
（13）2001年8月17日《南方周末》2001.8.17；《中国青年报》。2000.6.14.
（14）关于保送生制度的问题，见《中国青年报》2000年8月17日、8月21、22日的连续报道。
（15）参照钟宇平、陆根书：《西方学者论高等教育成本回收对公平的影响》，《西安大学学报》（社科版）第21卷第1期，2001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