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缩政策后的中国经济走势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5
2004年一季度，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实现GDP27106亿元，同比增长9.7%.考虑到2003年四个季度中GDP 增长率分别为9.9%，6.7%，9.6%和9.9%，这一连串数据应该可以说明，除了SARS冲击的那个季度外，中国经济实际上一直在以接近10％的速度狂奔。
显然，中国自身的资源势难以支持经济的快速增长，环境的恶化亦更难以支撑过去“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益”的扩张方式。因此，必须通过宏观调控来让狂奔的中国增长列车放慢速度。
但是目前的宏观调控是不知应该踩刹车还是踩油门。其实，当前调控中最大的危险在于，我们行走在一片复杂的沼泽地中，并且我们也许根本不知道这台新车的刹车和油门在哪里。
聚焦新一轮宏观调控调控转向应该说，去年，除了对物价最为敏感的央行在强调调控外，政府并未形成宏观调控的一致声音。但是，随着前述一季度指标所昭示的过热情景，中央开始形成宏观调控的共识，进行一系列部署，并予以重拳出击。试回顾一下当前宏观调控的行程。
4月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分析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和走势。据官方公布的消息，会议认为，当前国民经济形势总体上是好的，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进一步显现，有些问题还在。集中表现在投资增长过快、新开工项目过多、在建规模过大，投资结构不合理，某些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相当严重。由此带来煤、电、油、运和重要原材料供求紧张状况进一步加剧，货币信贷增长再度加快，物价总水平继续上升。
因此，必须继续加强宏观调控，坚决控制投资过快增长，防止通货膨胀，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宏观调控的重点是控制投资过快增长、缓解煤、电、油、运和重要原材料供应紧张的矛盾、加强农业和粮食生产等薄弱环节。
在政策执行上，要分类指导，做到松紧适度，不急刹车，不“一刀切”。在做法上，主要运用经济、手段，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会议提出，根据形势发展，必须进一步采取有针对性的调控措施：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适度控制货币信贷增长，严格土地管理。整体上看，未来宏观调控政策的基调是从严、偏紧。
政府部门的声音之后，接紧着是媒体的吹风。国内《望》周刊发表文章，呼吁对经济形势的判断，要统一到中央政策之下来。
国务院则发出具有法规效力的通知，决定适当提高钢铁、电解铝、水泥、房地产开发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钢铁由25%及以上提高到40%及以上；水泥、电解铝、房地产开发（不含经济适用房项目）均由20%及以上提高到35%及以上。
4月26日，中共中央局召开会议，会议指出，在充分看到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就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目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特别是一些行业投资增长过快，导致信贷投放增幅过大，造成煤电油运供应趋紧。这些虽然都是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但必须引起高度关注，并采取积极措施，切实、有效、妥善地加以解决。
这是继4月9日温家宝总理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经济形势后，不到1个月时间，中央又召开有关会议，而且级别更高。两次会议的基本精神和要求是一致的。而两次会议都强调“统一思想”，恰恰表明了当前各地对于经济形势的认识可能仍不统一，做法上也不一致。
自从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当前经济形势和宏观调控之后，对于宏观调控政策的认识已经从经济的角度，进一步上升到政治高度。反思2003年下半年到今年初，中央一直试图用口头警告、软指令以及货币政策的办法，希望过热行业减少新投资，但效果都不明显，反而使投资愈演愈烈，潜在风险更大。宏观调控开始由经济调控进入行政调控。
调控的核心是贷款和土地
调控的核心则是“控制两个阀门，一个是贷款，另一个是土地。”因此，预示着与贷款和土地有关的项目将进入政府整肃的视野。
铁本成为本轮宏观调控首先倒下的。作为江苏常州的一家原本只有200万吨产能，2003年仅产钢80万吨民营钢铁企业，却雄心勃勃梦想发展为2000万吨的大钢厂，近两年刚在包括长江边的地段上低价征地9400亩，预备投资106亿元，首期建设年产800万吨的钢铁项目。
然而，两周前的4月13日，由国家发改委、监察部、国土资源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工商总局、环保总局、审计署、银监会等有关部委人员组成的国务院派出的专项检查组对该项目的工商管理、项目审批、土地保护、环境保护、税收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检查，宣告了本铁世界大钢厂梦想的破灭。
疾风暴雨之下，铁本临江钢铁基地现场建设全部停工，铁本公司在江苏常州东安镇的老厂亦被有关部门派出的督察组暂时控制，铁本公司董事长戴国芳的家贴上了封条，其本人已被拘留。
铁本，正式掀开了中国新一轮宏观调控由经济调控走向行政调控的序幕。很显然。政府的目的借铁本杀一儆百，尤其是警告对地方投资极有热情的地方官员。
铁本案后，进入5月份，宏观调控继续升温。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又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当前部分行业制止低水平重复建设目录》。在该目录中，有10种行业的项目被列入了禁止类和限制类项目。根据规定，被列入禁止类和限制类的行业项目，各金融机构要停止各种形式的新增授信支持。这10种行业的项目包括：钢铁行业，有色金属行业，建材行业、石油和化工行业，机械行业，轻工行业，纺织行业，医药行业，印刷行业等。
与《目录》同时发出的还有《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协调配合，控制信贷风险有关问题的通知》。该通知指出，对属于禁止类目录的国家明令淘汰的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建设项目，一律停止建设，对已建成的项目要坚决限期淘汰、依法关闭。各金融机构要立即停止各种形式的新增授信支持，对已实施的项目授信要采取妥善措施予以收回。对于限制类目录所涉及的建设项目，各级投资主管部门要立即停止审批，拟建项目一律停止建设；在建项目暂停建设，由各级投资主管部门牵头进行清理整顿，区别对待，分类处理。在清理整顿期间，各金融机构要停止给予新的各种形式授信支持。
土地和信贷是温总理强调的控制经济过热的两大阀门。国土资源部负责人表示，今后除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公路、铁路、管线项目，以及经国家批准，确定可以分期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的建设项目外，其他建设项目用地一律不得分期办理建设用地审批，其他建设项目用地凡是分两期以上审批的，均属于违法分拆批地行为，按骗取批准、非法占地论处，分拆批地的责任将由分拆项目的审批机关承担。
调控初见成效
这一轮的宏观调控下一步会如何进行？从4月份的指标看，调控已初见成效。1～4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1104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2.8%，增幅比今年1～3月回落5个百分点。4月当月投资3989亿元，同比增长34.7%，增幅比3月份回落8.8个百分点。
其中，中央项目投资1796亿元，增长4.4%；地方项目9251亿元，增长53.7%，增幅比1～3月回落6.5个百分点。分行业看，主要过热行业投资增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1～4月，房地产开发投资、纺织、非金属矿物制品、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的投资增幅比一季度分别回落6.5个百分点、39.8个百分点、21.5个百分点、15个百分点和9.5个百分点。只有石油石化行业投资增速继续上升。
从新开工项目上看，1～4月份新开工项目同比增长30.5%，但4月当月新开工项目同比仅增长5.9%.从这些数据分析，国家控制宏观调控的措施已经初步显现效果，投资增速和新开工项目增速都有所回落。不过，投资高增长的惯性仍很大，不能掉以轻心。
尤其可喜的是，被认为最过热的国内钢材价格也开始稳步回落。其中，螺纹钢价格已从每吨4200元人民币下跌到现在的3800元左右，这是迅猛以来，涨了一年多的特定用钢材，首次呈现价格稳定下滑现象。
由于宏观调控的效果往往存在一定滞后期，因此可以预料，政府下一阶段将采取静观其变的态度，放缓出拳的速度和力度。国务院副总理黄菊最近的讲话已明确指出，宏观调控已初见成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则表示，对宏观调控要谨慎，他除了表示加息还没有时间表之外，还指出央行已经采取了一些调控措施，一般金融政策都有一定的时间滞后，要观察一段时间才会有结论。所有这些，表明宏观调控可能暂时告一段落。如果能够软着陆，则坚决避免硬着陆的可能性。
复杂沼泽地中的前行
宏观调控作为当前各界最为关注的焦点，可以作多方面的分析。在此，我们特别想指出的是，本轮宏观调控所面对的局面和过去相比已有很大变化，其情况之复杂，就好比是一片错综复杂的沼泽地，而宏观调控将不得不在这片异常复杂的沼泽地中前行。
复杂性之一：
中国当前经济已进入开放环境，而国家尚缺乏应对开放经济下“过热”的经验开放经济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有百样好处，但有一样坏处，那就是，你必遭遇“蒙代尔不可能三角”之尴尬选择境地，即在汇率固定、资本开放与货币政策独立这三样割舍不下的“宝器”三舍其一。
由于中国政府近几年选择了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或加速放松资本管制）的组合，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已受影响。因此，当中国外向型经济（或简单归结为所谓“美元经济”）达到今日之庞大规模时，毋需大规模的投机，只要市场主体对于币值稳定的预期出现风吹草动的变化，并在结售汇上做适当变化，即足以引发中国国家外汇储备的巨大变化，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货币当局将被迫释放出大量本币来对冲外汇，使币值暂保稳定，却必使流通中的本币放量增长，继而通货膨胀死灰复燃。
2003年，一年之中国家外汇储备暴涨1500亿美元，由此被迫释放超过万亿的人民币，经济过热与此关系十分密切。有人说，当前过热在投资，投资“过热”是地方政府具有太强的投资冲动，这话固然有其道理。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只要中国到处流淌着的低成本的货币，投资的冲动就必然无法压抑，在投资过热硬币的另一面，写的是“市面资金太多且太便宜”。
面对随处可得而且便宜的资金，政府本来可以通过升息的办法让资金变得昂贵和稀缺。但是，在开放环境下，你的利息相对于国际利息调得越高，流入的外汇就越多，从而逼着你放更多的本币，当市面上的资金越来越多，市场利率转一圈回到原先的水平，令宏观调控失败。
如果汇率和利率都不变，宏观调控的招数不出，那就只能通过“行政调控”来操刀了，这正是当前宏观调控由参数调节迅速转向行政调控，由总量调控转向“点调控”的关键所在。
宏观调控走向“行政调控”，好似剑走偏锋，真的能解决问题吗？其效果显然值得观察和思考。
复杂性之二：
投资主体的变化，使宏观调控尤其是“行政调控”带来意外的伤害和额外的成本当前经济过热最主要的证据被认为是投资增长太快。回顾前三次经济“过热”（1984～1985、1987～1988、1992～1993）中，投资增长同样扮演过重要角色。
不同之处在于，本轮投资增长加速中，非政府主导的民间投资开始成为主体。
钢铁和汽车这两个被指责为投资最为“过热”的领域，其投资主体主要是民营。
比如，年产500万吨钢的企业在国外据说只有40个，而在中国唐山市周围聚积的新老钢铁企业已达56个，大部分都是近年出现的民营钢铁企业，而且目标都是500万吨。
再就是汽车，由民营企业投资的也越来越多，仅浙江一个省据说就有40多个民营企业在进行汽车方面的投资。民营企业投资似乎真的成了当前过热的根源了。
对于民营企业的投资，如通过汇率、利率调节的办法令其自生自灭，应该说属于公平的市场调控方式，也不会有额外的伤害和代价。
但是，如果采取行政调控的办法，则有可能首先就变成一个“毁约行为”（比如说原行政府答应给的地不再给了，国有商业银行答应给的贷款不再贷了），而令“宏观调控”变味，或者只是以宏观调控的名义，骨子里却是取得“杀鸡给猴看”的效果。
对于“杀鸡给猴看”，或许我们以为，只要对宏观结果有利，管它做什么都是可以的。其实，对于以产权变革为发展动力，以诚信建设为市场根本的中国来说，已经越来越付不起“毁约”的代价。
英国人对于产权保护有一句话，好比说“我有一栋房子，风可以进来，雨可以进来，国王不可以进来。”宪法修改墨迹未干，在宏观调控中，调控者亦必须清楚，私人的工厂，风可以进来，雨可以进来，整顿小组是不可以轻易进来的。
除非如此，否则宏观调控将对最弱势的民营企业造成额外的伤害，并带来额外的不可承受的民间对于政府的巨大的信任成本。
复杂性之三：
当前的经济过热主要在于结构性过热，而非全面过热，因此宏观政策更加难以应对对于当前经济过热，政府确认是投资过热，并且集中于钢铁、水泥、房地产、电解铝等部门，正是所谓的“结构性过热，而非总体过热。
但是，总体过热用总量调控的办法治理是比较有效的，而结构性过热却很难用总量性的宏观政策来进行处理。如果改宏观政策成产业政策，一定要求银行对某些领域减少资金投入或者采取歧视性的贷款利率政策，所存在的一大危险就是，政府对于特定领域的投资是否过剩不见得具有充分信息，如此一来，政府判断的失误就有可能出现，这就容易带来比总量调控更大的政府失败的风险。
民营钢铁项目的扩张，有人认为是过热。但从单个项目投资来看却未必是这样。比如按麦肯锡等国际机构估计，长时期内中国钢材供需仍然偏紧，而投资一个100万吨的钢厂，由于地价和劳力低廉，只需10亿元左右就可完成，每吨钢的生产成本则不足1000元，以钢材价格每吨3000～4000元计，差不多是一年投资、两年达产（有的甚至当年达产）、三年就可以回收。这样好的投资项目怎么能说是盲目投资，又怎么能说是低水平重复建设呢？
政府在过去的宏观调控中，曾判断能源总体已经过剩，因此限制上大的电力项目，结果却导致了电力从2002年以来时至今日的大短缺，往训不远，犹值镜鉴。
复杂性之四：
我们不知道宏观调控的局面演变如何，其动态效应究竟会有哪些在暂时不考虑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作用的前提下，出现加速的通货膨胀至少有三种可能性。一是本期总需求的增长速度不变，总供给的增长速度等于总需求的增长速度。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率将不变，经济增长速度将维持在与上期相同的较高水平上。
二是本期总需求的增长速度不变，总供给的增长速度低于总需求的增长速度。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率将上升，经济增长速度将下降（由总供给的增长速度决定）。
三是本期总需求的增长速度下降，总供给的增长速度高于总需求的增长速度。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率下降，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由总需求的增长速度决定）。
显然，对应于上述三种情况，可分别得到：稳定增长、通货膨胀率上升但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其极端情况是滞胀）、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速度同时下降（其极端情况是通缩）等三种宏观经济状态。也就是说，当上期出现过度需求缺口、通货膨胀率上升的时候，在本期（在没有政府干预和外部冲击的情况下）经济可能出现通货膨胀率和增长速度的各种组合。
除此之外，政府亦很难对调控的效果予以控制。我们知道，如果投资决策是由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做出的，那么这种投资决策就是合理的，即使失败，市场本身也会做出有效的调整。但是，在政府的宏观调控调整过程中，经济各部门原有的比例关系势必遭到破坏，进而导致相对价格的变化。相对价格的变化反过来又会导致投资者对自己的投资计划进行调整。如此循环反复，经济的最终变化实际上是非常难以预测的。
复杂性之五：
当前的宏观调控已陷入利益博弈的汪洋大海，必须权衡宏观调控的成本与收益才知道宏观调控是否有效撇开宏观调控美丽外衣，它从来都是利益分配的一种方式。只是在过去，由于宏观调控的对象主要是中央直管的国有以及地方国有企业，因此，属一个锅里分饭吃，利益矛盾和分配效应还不是太尖锐。
但在市场日益成熟的，本轮宏观调控已经鲜明地反映出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国有、民营以及外资之间的利益博弈、国家、银行和企业之间的相互博弈以及不同产业领域之间的博弈关系来。其中，中央与地方博弈、国有与非国有的博弈是博弈的主要线索。
这里面的博弈关系是复杂的，不能简单以“治热”而论，还要看调控的总体成本与收益。譬如，中央和地方的博弈，中央不搞宏观调控，则最终的呆坏账要由中央银行来买单；中央搞调控，则所带来的损失和成本则几乎完全由地方来承担。
中国的宏观调控究竟有效否，不仅要看调控目标是否实现，在很大程度还要看中央所承受的未来成本与地方所承受的眼前成本孰高孰低。但是，总体成本与收益如何呢？我们很能判断。
铁本及其新项目事实上已经宣判死刑。可想而知，在政府强势的过热整顿中，全国还将有陆陆续续有一大批类似的企业被宣判死刑。那么，被征的地怎么办，谁来补偿，招的工人怎么办，还有就是当地的经济势必一落千丈，这些损失都由谁来管？据当地估计，铁本的全部损失可能高达50亿人民币。显然，如此巨大的宏观调控成本被调控者轻易忽视了，也被许多断言经济过热并主张调控的人轻易地忽视了。
复杂性之六：
宏观调控必须在就业、增长、国际收支平衡以及物价稳定等不同的目标之间再次进行权衡，而这样的取舍可能是非常痛苦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世界各国的经济实践证明，在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仍然存在替代关系。与此同时，各国有经验表明，为创造同样的就业量，随经济的和人均收入的提高，所需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越来越高。如美国，已出现所谓的“无就业增长”，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可以说对应于每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的就业增长每况逾下。2003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9.1%，新创造就业机会800万人。2004年政府计划新创造就业900万，显然，没有高过2003年的增长速度将很难实现这一目标。
过分地打压经济将导致过高的失业。考虑到中国严峻的就业形势，每年新增就业人口1000万，下岗失业工人数百万，富余劳动力数千万的严峻的就业形势，政府在去年已经明确充分就业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如果突然放弃去年以来的宏观调控主要取向，将防治通货膨胀作为政策的主旨，继而带来失业的上升，是否真的是明智的选择呢？有一点可以肯定，通货膨胀是人人吃亏，失业和就业却是绝对的两极分化。
经济增长速度一旦降低还将带来其他的代价。譬如，中国的不良债权问题、财政问题等等都会迅速恶化。这同样是我们难以承受的代价。
复杂性之七：
宏观调控主要面向的是短期问题，而中国事实上出现的却是长期问题，长期问题用短期办法来解决，其命中率值得怀疑表面上看，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面临过热。往长远看，中国这一轮增长其实是要通过重化的升级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成为工业化国家的问题。这个问题后面最大的矛盾则是中国的快速增长与全球资源约束的矛盾。须知，迄今为止，全世界用了几百年的时间，所形成的全部工业化国家的人口不过区区7亿，而中国却要在几十年内让世界平增16亿工业化国家人口，让全球工业化国家人口增长两倍还不止。
中国崛起必然带来的结果就是，中国经济增长与全球资源约束的矛盾。这也将是中国化中的一个长期问题，其解决办法更多地要依赖于制度创新（建立起更加严格的环保制度、资源节约利用制度），尤其是技术革命，而不可能指望宏观调控能够根本性地解决这一尖锐的矛盾。
说到底，宏观调控适于应对短期问题。却不擅长解决长期问题。长期问题还是用长期办法去解决地好。我们不必担心中国会饿死中国，相反中国的强劲需求将成为世界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契机。
最后，笔者想再次强调的是，当前中国宏观调控的主导意识仍然是防过热和结构失调。其实，随着市场经济的转轨，资源配置或结构调整的功能实际上已经交给了市场。我们不仅应该相信市场能够消除短缺，而且应该相信市场能够消除过剩；不仅相信市场能够导致总量平衡，而且相信市场能够有效地进行结构调整。
有人说目前的宏观调控是不知应该踩刹车还是踩油门。其实，当前调控中最大的危险在于，我们行走在一片复杂的沼泽地中，并且我们也许根本不知道这台新车的刹车和油门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