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市场问题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5
一 春秋战国时期的生活市场
1、问题的提出
本文之所以提出生活市场这样一概念，就是要把中国古代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关的市场交换，与其他一切以国家财政为目的的市场交换区分开来。这样的区分，与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实际情况是符合的。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生活市场总体上来说是极不发达的。这是中国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是，在许多熟悉中国经济史的专家们看来，这样提出问题，也许有违中国历史的“常识”。然而，从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角度提出生活市场问题，恰恰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那些“常识”，从而认识它的对立面——国家财政市场，并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中，找出一些严重影响中国古代经济的因素。
2、生活市场的形成——乡村与城市
（1）早期社会对市场交换的限制
在中国的早期社会中，最初的交换，通常不是在个人之间进行的。那时候，交换可能发生在部落之间，也可能发生在邻近的村社之间。这种社会共同体之间的交换，一般不过是互通有无，并没有谋利的目的在里面；而因社会生产力之低下，可用于交换的剩余产品也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市场是唯一的市场，而且非常之狭小。此外，社会的一些习俗，似乎也在限制这种生活市场的展开。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认为，《春秋》襄公三十年，宋国遇到火灾，诸候会于澶渊，决定补偿宋国的损失，一定是自古相沿的成法，并举出商汤使民为葛伯耕种、齐桓公合诸侯为杞国筑城的事例作为佐证。（注：《吕著中国通史》75页。）社会的各个共同体内部实行原始共产制度，而各共同体之间又有许多道义的举动，必然会限制生活市场的发展。但是，对市场交换的限制，是符合当时社会的要求的。盖当日社会的组织、习俗、观念，以及实际的生产能力，都还需要将市场的存在，限制在共同体生活的最简单的需要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交易通常仅限于十分有限的剩余产品，限于“以其所有易其所无”的生活需要，而并不以牟利为目的。所以，一旦收成不好，即便是这样的交易，也会受到限制。《礼记•郊特牲》说：“四方年不顺成，八蜡不通。”即每年收获完毕时，照例要举行蜡祭，届时总要进行一些交易活动；但如果年成不好，这种交易就要被禁止了。
（2）乡村生活市场之兴起与贩夫贩妇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市场有了迅速的扩展。其时，由于履亩而税制度的逐渐推行，原来的村社共同体土地所有制瓦解了，与之俱来的是共同体内部互通有无的生活方式的结束，以及共同体本身的解体。从此，在以家庭生产为单位的小农和小手者之间，必须通过经常性的小商品交换，才能弥补各自在经济上的自给自足能力的不足。这种经常性的、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小商品交换，推动了中国先秦时期生活市场的迅速扩展。但是，像这样的小商品交换，一般都只须采取物物交换的形式。所谓“以粟易械器”，“以其械器易粟”（注：《孟子•滕文公上》。）。交易地点则非常分散，每一次的交易量也非常有限。在这样的市场上，要进行稍微大一点规模的商业经营，交易的费用都足以高到让交换难以进行下去的程度，绝难容商人插足；其中活跃的，不过是些贩夫贩妇；市场本身的性质，仍不过是“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注：《孟子•公孙丑下》。）的。
（3）贵族领主与商人及城市生活市场之关系
在城市的生活市场上，交换一般总是以货币和商人为媒介，交换地点也十分集中，商业才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像这样的商业，在春秋和春秋以前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属于贵族领主的；而经营这种商业的人，许多都曾经是贵族领主的臣仆。这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恐怕就是他们占有着绝大多数农业劳动的剩余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资源掌握在他们手中，那么利用臣仆为自己经商牟利，就是顺理成章的事。至少在春秋早期，情况就是这样。但是到了后来，贵族领主制度崩溃了，商人从而获得了独立的地位。然就当时而言，城市的商业和商人，都是从属于贵族的。只有城市，才是牟取商业利润的场所。
商人最初既为贵族之臣仆，古时贱商当与此有很大的关系。孟子称那些垄断市利的商人为“贱丈夫”，说他们做生意“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注：《孟子•公孙丑下》。）这固然是对这些人的贪利行为的不屑，却又何尝不是在表示对他们本来身份的不屑呢！而商人之出于贵族领主的臣仆，还有更早的史料证明。据《左佐》昭公十六年：“（韩）宣子有环，其一在郑商。宣子谒诸郑伯。子产弗与，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韩子买诸贾人。既成贾也，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韩子请诸子产曰：‘日起请夫环，执政弗义，弗敢复也。今买诸商人，商人曰：‘必以闻；敢以为请。’子产对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藋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市利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强夺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从子产所述郑国国君与郑国商人的关系，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确曾为主仆。故韩宣子想要从郑国的商人那里买回自己所喜欢的玉环，价钱都谈好了，郑国的商人却还说要征得子产的同意才能卖；而子产拒绝韩宣子要买回那只玉环的理由，则是郑国国君与商人“世有盟誓”，商人必须对郑国国君保持绝对的忠诚，而郑国国君必须尊重、保护商人的利益和财产。子产还说到，郑国的商人当初是跟随郑桓公一起离开周朝王畿的。可见他们那时都是郑桓公领地中的人。也许，他们那时已经是商人了，但也许还不曾是，可都有过为郑桓公“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藋，而共处之”的经历。郑桓公东迁，在公元前773年。而子产说这番话，在公元前523年。前后两个半世纪，无论国君，还是商人，不知几代，而能信守盟誓如此，足见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非常稳定的主从关系和利益关系。
（4）城市生活市场与乡村生活市场之关系
这种城市生活市场的存在，对乡村生活市场的发展有具很大的制约作用。惟城市生活市场的存在，基本是以贵族领主对农民的剥削为前提的，贵族领主对农民的剥削越重，农民在乡村生活市场上可用于交换的东西就越少；而相对来说，城市生活市场就比较繁荣；反之亦然。
然而，就是从西周末年和春秋开始，农民所受的剥削在不断地加重。由于“不藉千亩”，公田共耕制最初在周朝的千里王畿之内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公田分耕制。这种制度上的变化，使西周的各级贵族领主的剥削能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从此，他们的土地剥削，实际上不再为公田所囿，也再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履亩而税”的实行。所谓“周人百亩而彻”，讲的就是这件事。（注：《孟子•滕文公上》。）而“什一”的税率，也因此不再有土地制度上的保障；对力役的剥削，也不再有过去的那种限制。而后，在各个诸侯国内，也都陆陆续续地实行了这样的制度。所谓“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注：《孟子•滕文公上》。），所谓“初税亩”（注：《左传》昭公十五年。），也都是同样性质的东西。于是，就有了诸如“民三其力，二入于公”（注：《左传》昭公三年。）或“租赋岁倍”（注：《新序•杂说》。）这样的极端情况，其一般也就可想而知。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生活市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
（5）商人地位的上升
在春秋战国时期土地和赋税制度逐渐变化的数百年间，上也是“礼崩乐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或“自大夫出”，甚而至于“陪臣执国命”（注：《论语•季氏》。）。故至战国之世，齐、楚、燕、赵、韩、魏、秦七雄，终于形成了各自的一套相当完整的君主专制集权制度。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贵族领主被逐渐消灭了。随之而逐渐形成的，则是君主和军功贵族对农民的控制权。而传统的贵族领主之被消灭，使得原来从属于他们的那些商人们，也越来越多地获得了独立的地位。这些人有世代积累的财富和经商的经验，一旦独立，更是长袖善舞，积累了更多的财富。与此同时，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国语•晋语八》记叔向语：“夫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而无寻尺之禄，无大绩于民也。”此言商人虽富，却也只能乘坐皮木做成的车子过朝；尽管他们拥有的财力，足可以用金玉装饰车子，用丝帛制作衣服，甚至可以用财贿结交诸侯。
叔向说这番话，大约是在公元前541年。但是到了春秋末年， 孔子的弟子子贡，居然弃仕从商，而且还“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注：《史记•货殖列传》。）子贡曾在卫国做官，地位不低。但作为一个商人，可以跟国君分庭抗礼，却不见得全是沾了曾经做过官的光。商人有了自己的独立的地位，又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再贱视他们本已不符合当时的潮流。
那时，商人们对自己所从事的这番生业，也是非常自豪的。曾为魏相的商人白圭，就声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注：《史记•货殖列传》。）从这一段话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商人的自信，一种与政治家比肩而立的良好的自我感觉。可见，说子贡到了哪个国家，“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也决不会是戏语。然而像他这样，做生意还要“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不会就是想要炫耀一下，一定还有别的什么实际的目的。这个问题，容后再谈。（6）战国乡村生活市场蠡测
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以及商人本身对财富的积累，至少在战国时期，经营一般商品已经不算是什么难事了。但经营一般商品，在当时要想发大财，却又非常不容易。盖当时的农民，所受剥削之程度，已非常之深，可用于交换的农产品十分有限。魏相李悝曾经谈到当时农民的生活状况：“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卒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钱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石。不幸疾病死伤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注：《汉书•食货志》。）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农户，如果按正常的年成和消费，余粮一般为四十五石。这四十五石粮，除去种子和饲料，究竟还有多少可以拿到市场上去销售？这是个疑问。可以肯定的是，李悝所说的“十一之税”，仅仅是所谓田税，别的“赋敛”尚不在其中。如果要都算上，农民实际的剩余劳动产品，恐怕要接近于零，甚至还可能是个负数。所以，当时乡村生活市场上的交换，相当多的，可能必须动用我们通常所谓的那个“必要劳动产品”了。农民的家庭，为了盐、布和铁农具等必需品，不得不拿出一部分口粮，甚至是种子，到市场上去交换；有的则必须去借高利贷。在这种情况下，乡村生活市场上的交换，随着人口的增加，或许较从前要略微集中一些，总量或许也会大一些，但仍是相当分散的，每一次的交易量也仍然很有限。
另外，就李悝以钱币来农民的市场消费需求而言，恐怕当时乡村生活市场上的交换，也有相当一部分要通过货币进行来进行。又据《史记•滑稽列传》记西门豹治邺事，谓：“邺三老、廷掾常岁赋敛百姓，收取其钱，得数百万……”此亦为当时乡村中货币之明证。但在这样的生活市场上，要从事稍大规模的商业活动，仍会面临交易费用过高的问题。活跃其中的，绝大部分仍为贩夫贩妇。
（7）战国城市生活市场所受之限制
战国时期一般商人的活动，仍是在城市生活市场上。城市在战国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战国策•赵策》记赵奢答田单语，谓：“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此亦不是虚语。如当时韩国的宜阳县城，居然“城方八里，材士十万”（注：《战国策•东周策》。），规模有如一郡城；而齐国的国都“临淄之中七万户”（注：《战国策•齐策》。）。杨宽先生指出：“战国时代各国已普遍设置郡县，小郡有十多县，大郡有三十多县。县筑有城，城中有市。”（注：《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7页。）从城市的规模之大，数量之多，或可以想见当时城市生活市场的繁荣。然而在这些个城市中，“千钟之藏”“万钟之藏”（注：《管子•轻重丁》。）者比比皆是。如宜阳县城，《战国策•东周策》上说它“粟支数年”。《史记•张仪列传》说“秦地半天下，积粟如丘山”。同书《苏秦列传》则说燕、赵二国“粟支数年”，齐国“粟如丘山”，楚国“粟支十年”。毫无疑问，储备如此大量的粮食，无非是要用于日常的军事消费、官吏俸禄（注：参见王惠贤、陈锋主编《俸禄制度史》第一章20～21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和备战。而当时政府所需之手品，也同样取自于官府手工业。据《周礼•冬官•考工记》，当时的官府手工业有：“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抟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轮。舆。弓。庐。匠。车。梓。攻金之工。筑。冶。凫。栗。段。桃。攻皮之工。函。鲍。韗。韦。裘。设色之工。画。缋。钟。筐。变。刮摩之工。玉。楖。雕。矢。磐。抟埴之工。陶。瓬。”除此之外，当时主要的官府手工业还有纺织。《左传》成公二年载：“楚侵及阳桥。孟孙请往赂之。以执斲执针织纴。皆百人。”显然，其中的执执针和织纴之工种，即与纺织有关。可见，城市作为当时的、军事中心，其主要人员（军政人员及其家属）的消费，是来自于政府的实物支付，而不是来自于市场。这必然会使当时城市生活市场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所以，城市在当时，未必就是可以让一般商人们做大生意的地方。
（8）盐铁特许权与盐铁巨商的出现
战国时代的商人，真正发大财的，主要还是那些盐铁商。《史记•货殖列传》上所记的战国时代的大商人，如：白圭、猗顿、郭纵、乌倮氏、寡妇清之先世、蜀之卓氏、梁之宛孔氏等，凡七人。其中，除了白圭和乌倮氏，其他五人皆以经营盐铁致富。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盐铁为人民的生活和生产所不可或缺，经营这两种商品的人最能致富。然当时能经营此两种商品之人，必定要得到国家的某种特许权。其如盐的生产和运销，就不是随便哪个人都可以从事的。《说苑•臣术》上说：“秦穆公使贾人载盐，征诸贾人。”此为春秋时事。秦地本不产盐，由商人从邻国贩运，应该由来已久。如今生出秦穆公指定商人贩运食盐事，只能说明秦国大约于此时建立了经营食盐的特许制度。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特许权的授予，不仅会给获得它的商人们带来丰厚的盐利，秦国的国君也肯定可以从中分肥。秦在商鞅变法时，这种特许制度可能有了进一步的强化。后来董仲舒论及秦用商鞅之法，就谈到“盐铁之利”倍增（注：《汉书•食货志上》。）的情况。
相信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对盐铁的经营，都会逐渐实行类似的特许制度。《管子•海王》谓管仲与桓公论富国之术。管仲曰：“唯官山海为可耳。”桓公问管仲：“然则国无山海不王乎？”管子答道：“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国售盐于吾国，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我未与其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此用人之数也。”此谓无山海之利的国家，可以通过控制对盐铁的进口来富国。至于有山海之利的国家，更可以通过对资源之垄断，在当时的国际贸易中取利。如《管子•地数》就声称，有盐的国家，可以“煮沸水以籍於天下”。
以国家对盐铁资源的垄断来攫取利益，在当时被认为是有效的办法，就是实行盐铁特许制度。问题是，这样的特许权，是决不会白给的。商人们为了获得这种特许权，必须去交结权势。《史记•货殖列传》谓刀闲用奴虏“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起富数千万”。此虽是西汉时事，然亦可以想见盐商与官府之，在战国乃至更早的时代都已经产生。可以想见，如子贡之“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大概也就是为了这类特许权的缘故。
从《管子》的记载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特许制度的立意与大概的做法。其《海王篇》记齐桓公与管仲语，曰：“请以令，断山木，鼓山铁，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对曰：“不可。今发徒隶而作之，则逃亡而不守。发民，则下疾怨上，边境有兵，则怀宿怨而不战。未见山铁之利，而内败矣。故善者不如与民量其赢，民得其十，君得其三。”这就是说，如果国家以直接经营的方式对治铁进行垄断，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得不偿失的；应该采取的方式是“与民量其赢”，从而与民（商）分利。可知此项关于冶铁特许制度的立意，与前面所说的食盐特许制度，原是一样的。
春秋战国时期，惟此种盐铁特许制度的建立，才使得盐铁经营中逐渐形成了某种排他性产权，由此形成了盐铁经营的规模效益，造就出以上所说的这些大商人。否则，要么是国家彻底垄断盐铁，要么就是盐铁的完全分散化经营。在完全分散经营的情况下，以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不可能有什么人具有这样的实力，能够逐渐独立地对盐铁进行垄断性经营。
（9）白圭之“二十取一”
其他的交换领域里，商人虽然也可以通过贱买贵卖发财，但总是极不容易的。像范蠡那样，因为在“天下之中，诸侯四通”之地做生意，以至十九年中“三致千斤”（注：《史记•货殖列传》。），实属凤毛麟角。如白圭，司马迁转述了他讲的经商发财的道理，转述了他对经商的道理并非泛泛之辈能够掌握的感叹，却并没有讲他究意发了多么大的财。另一个乌氏倮，按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上所说，他先是畜牧牛马“及众”；卖掉之后，又去“求奇绘物”，献给“戎王”；“戎王”接受了他的馈赠，只知道是好东西，却不知倒底价值几何；及回赠牛马，竟“什倍其偿”。显然，这个乌氏倮并不是什么商人。
《孟子•告子下》记孟子与白圭论什一税。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白圭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孟子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廓、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餐，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白圭身为魏相，且为“天下言治生者祖”，像孟子讲的那些道理，他是不会不懂的。也许他是太想实行二十税一，才忍不住把话讲了出来，结果被孟子用极普通的道理抢白了一顿。《孟子》上没有记载白圭的反驳。但这样的一个精明而且颇有地位的人，讲出这样的话，或亦有它自己的道理。
也许，白圭所考虑的，就是以降低农业税的办法，来促进市场的交换。他是商人出身，这样想是完全有可能的。何况他的生意经就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熟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欲长钱，取下谷。”（注：《史记•货殖列传》。）而所有这些，都必须是在低税率的情况下才能做到的。盖在高赋税（实物税）的情况下，农民能投放上市的谷物决不会多；而那些军功贵族，尽管拥有大量的地租，但因为谷价看涨，也不肯轻易将粮食上市，甚者至于“腐朽五谷而不散”（注：《管子•轻重丁》。）。如此，即使是收获季节，正是商人准备“人弃我取”的时候，可谷价还是掉不下来，以至于越来越贵。商人手上没有粮食，粮食越贵对商人越不利。就谷价贵贱对农商所造成的伤害，范蠡曾谓“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注：《史记•货殖列传》。）白圭与范蠡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想来也不会不懂得这个道理。
可是，在战国时代，以控制谷物来最大限度地控制市场，提高谷物价格，似乎已成为国家财政的一项主要目标。《管子•国蓄》曰：“凡五谷者，万物之主也。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两者为敌，则不俱平。故人君御谷物之秩相胜，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间，故万民无籍，而国利必归於君也。”又曰：“人君挟其食，守其用，据有余而制不足。”国家财政因战争的需要，不能不以实物为主，赋税也因此不能不重；而控制了粮食，在当时也等于最有效地控制了社会的经济命脉。必须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对于粮食的控制，必须造成市场对粮食的需求有一个较大的缺口。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据有余而制不足”。商人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怕他就是白圭，把“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生意经吃得很透了，也一样莫可奈何。 3、盐铁商人与乡村生活市场
业已指出，战国时期国家对手品的消费，大都来自于官府手工业。国家如果需要什么，也尽可以从人民那里征取。总而言之，当时是不存在什么国家定货市场的。由此可以推论，当时盐铁的销售，主要是在乡村生活市场上。且由于受国家之横征暴敛，农民实际能够用于市场交换的东西非常有限，这决定了他们在乡村生活市场上要得到的，主要就是盐铁。如果此言不谬，那么，在当时的商人中，真正与乡村市场之交换有密切关系的，应主要是盐铁商人。
《史记•货殖列传》说刀闲利用奴虏，为自己“逐渔盐商贾之利”。据此“渔盐商贾”四字，可知刀闲经营的项目，除了食盐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商品。估计刀闲是利用这些奴虏，在各处设立货栈，把盐批售给那些活跃于乡村市场上的贩夫贩妇，任其销往别处。然而在这后一种交易中，总会有相当大比例的物物交换。这些货物，或被贩夫贩妇们自己屯积起来，以乘时牟利；如果市场前景看好，货栈也会同意以此类货物充抵买盐的货款。实际上，由盐商来兼营乡村市场上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贸易，是最的。盖食盐的运销，不仅范围广大，销售量也大而稳定。盐商因此有能力在一个相当大的地界之内，于各处建立固定的销售点，并通过贩夫贩妇把盐销售到乡村的角角落落，由此周知其销盐地界内的各种货物的行情，利用销盐兼营其他贸易，降低交易成本。在这一方面，铁商与盐商也有同样的优势。《史记•货殖列传》上说：“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彼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此“因通商贾之利”数字，即为铁商通过其经营冶铁之便利，兼营其他货物之交易。
以上两事，或汉或秦，但可以想见战国时的盐铁工商之家就是这样做的。司马迁说“齐俗贱奴虏”，而刀闲用他们“逐渔盐商贾之利”。这突出了刀闲之与众不同，也突出了“齐俗”与其他地方之不同。战国时，用奴隶经商，应该是很普遍的事。《货殖列传》谓白圭“与用事僮仆同苦乐”。此所谓“用事僮仆”，想必就是为他经营商业，并且能独当一面的人物。
一方面，在一定的地界内，建立起自己的销售网络；另一方面，又利用这一网络，周知这一地界内各处的市场行情，兼营其他货物。于是，战国时期的盐铁商人，不仅成为当时社会中财力最富厚的一个商人阶层，而且他们的活动也在一定的地界内，使当时的城乡生活市场有了某种统一性。这种统一性，表现为商人势力及其牟利行为，对原来的“以其所有，易其所无”的乡村生活市场的改变。
二 大一统之后的国家财政市场
所谓财政市场，是因政府之财政施为而形成的市场。在一个农业社会里，这种财政市场，一般是挤占生活市场为自身存在的前提的。财政市场越是膨胀，生活市场就越是萎缩。在古代，政府建立财政市场的手段，或是借助其赋税政策，或是借助其专利政策。而市场交换的普遍化，以及相当程度的货币经济，则是财政市场形成的必要条件。问题在于无论是市场交换之程度，还是货币经济之程度，往往都是政府选择的结果；而强大的政府力量，以及在当时压倒一切的政府财政需求，使得政府在作出这种选择时，所受的制约是非常有限的。
1、汉代的货币财政与财政市场
（1）战国、秦朝的赋税征实政策及原因
根据《汉书•食货志》，可知李悝以钱币来农户的市场消费需求。根据《史记•滑稽列传》，亦可知邺县三老、廷掾赋百姓以钱币。故可断言，在战国时期，乡村生活市场上的货币交换关系，已有了一定程度的。乡村生活市场上的货币交换关系的发，与盐铁之消费关系最为密切。但尽管如此，在当时通常的赋税征收中，征收货币的情况不会很普遍。因为当时各国所厉行的，是一种战时体制，通行的是实物财政。实物与货币二者，政府选择的主要是实物。《管子•山至数》谓管仲曰：“王者藏于民，霸者藏于大夫，残国亡家藏于箧。”桓公问管仲：“何谓藏于民？”管仲答道：“请散：栈台之钱，散诸城阳；鹿台之布，散诸济阴。下令于百姓曰：‘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与富。故赋无钱布，府无藏财。’赀藏于民。岁丰，五谷登，五谷大轻，谷贾去上岁之分。以币据之，谷为君，币为下。国币尽在下，币轻，谷重上分。上岁之二分在下，下岁之二分在上，则二岁者四分在上。则国谷之一分在下，谷三倍重。邦布之籍，终岁十钱。人家受食，十亩加十，是一家十户也。以国币之分复布百姓，四减国谷，三在上，一在下，复箧也。”要详解此段文字，殊属不易。为不至于引出歧义，不如抓住关键的“赋无钱布，府无藏财”一句。盖国家实行赋税征实的政策，而不向农民征取货币，买贱鬻贵之权就不会落入商人手里。而所谓藏富于民，亦即藏币于民。此则为国家通过对谷物的控制，来控制人民的生计。吕思勉先生指出：“然则藏富于民，乃谓散币以聚谷，非谓上于人民之生计，一无所知，徒以寡取为仁”。对此，先生所作《〈管子•轻重〉三》已论之甚确。（注：见《吕思勉读史札记》。）显然，赋税征实是战国时期各国财政赋税政策的基本特点。征实的主要内容是谷物和布帛。除此之外，各国还对人民征取沉重的力役。“力役之征”与“粟米之征”和“布缕之征”，（注：《孟子•尽心下》。）是战国时期各国财政的三个主要来源。
秦统一之后，一方面为修长城、筑道路、建宫殿、造陵墓等，征用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另一方面为保持一支强大的军队和一个庞大的官吏系统，也不得不征用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故其时国家之赋税征收，亦不得不以实物和力役为主。秦一直有所谓“口赋”。《汉书•食货志》引董仲舒语，曰：“秦用商鞅之法，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可知口赋创自秦统一六国之前。《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引武臣语，谓秦朝“头会箕敛”。所谓“头会”，就是按人头征收谷物；而“箕敛”则是征收时以箕量谷的样子。可见，统一之后，口赋制度仍被沿用，征取的一般也还是实物。
（2）西汉赋税大量征收征收货币
入西汉之后，赋税征收实物和力役的政策被改变了。其时，国家因“轻徭”而始能“薄赋”。但此所谓“轻徭”，并非就是减省力役之征，而是将其转化为国家的货币收入。如西汉的“更赋”，《汉书•昭帝纪》注曰：“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古者正卒无常人，皆当迭为之。一月一更，是为卒更也。贫者欲得雇更钱者，次值者出钱雇之，月二千，是为践更也。天下人皆直边戍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徭戍也。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当自戍三日，不可往便还，因便住一岁一更。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是谓过更也。”可知其时男性年二十三至五十六者，凡不具备免役特权的，每年都必须在郡县服役一月，叫作“卒更”。而不愿服“卒更”之役者，则可以出钱二千代役，叫作“践更”。此外，无论何人，每人每年还必须戍边三日，或出钱三百充役，是为“过更”。盖此卒、践更及过更，并不属“正卒”之役。按《汉书•食货志》注：“师古曰：‘正卒，谓给中都官者也。’”又《通考•户口考》一，谓“戍中都官者一年”。可知正卒之征与更赋无关。估计这种为期一年的卒役，一般民户是免不起的。践更一月为二千，过更三日为三百。以此类推，正卒之役又当几何？惟在武帝之前，国家真正征用的力役有限，百姓凡未被征用者，就必须缴纳更赋钱。后来王莽特别拎出汉朝“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这一点，以示汉朝之弊政。（注：《汉书•食货志上》。）可见，更赋是为流朝财政的一项重要的货币收入。
除更赋之外，西汉征取钱币的大的税项，还有口赋和算赋。《汉书•昭帝纪》注曰：“如淳曰：‘汉仪注：民年七岁至十四出口钱，人二十三；二十钱以食天子，其三钱者，武帝加口钱以补车马也。’”同书《高帝纪》曰：“（四年）八月，初为算赋。”注曰：“如淳曰：‘汉仪注：民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一算，为治库兵车马。’”同书《惠帝纪》曰：“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注曰：“应劭曰：‘汉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钱。唯贾人与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谪之也。’”汉朝的田税之轻，是众所周知的。高祖时，“轻田租，什伍税一”。至景帝时，又行“三十而税一”。（注：《汉书•食货志上》。）用孟子的话来说，这算是“貉道”了。但无论口赋、算赋，还是更赋，最终都是出自田亩。它们实际上所反映的是同一个主题，即汉朝财政在很大程度上的货币化，以及因这种货币化而形成的一种非常态的财政市场。所以，经过文景之治，一方面固然是“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而不可食”。而另一个方面则是“京师之钱累钜万，贯朽而不可校”。（注：《史记•平准书》。）（3）乡村生活市场萎缩
将实物和力役之征转化为货币之征，是需要一定的市场基础的。毫无疑问，就像前面所分析过的那样，这样的市场基础，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但是，这样的转化，并不能使原来的生活市场进一步扩大，而只能是造成财政市场对生活市场的挤占。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粮食价格过低。《史记•律书》谓孝文帝即位时，“粟至十余钱”一石。《太平御览•时序部•丰稔》引《桓子新论》语：“世俗咸曰，汉文帝躬俭节约，修道德，以先天下，天下化之，故致充实殷富，泽加黎庶，谷至石数十钱。”《风俗通》则谓：“文帝盛时，谷升一钱（合一百钱一石）。”针对后两个数字，彭信威先生指出：“这些价格同上其它低物价比起来，似乎并不低。但要知道，当时用的是四铢半两，而且还有许多私钱。考虑到这些因素之后，就晓得当时物价确是很低。所谓文景之治就是建立在这种低物价上的。”（注：彭信威：《中国货币史》163页。）
至于造成这种低物价的原因，则是财政市场上的货币紧缺。盖国家把大量的实物和力役之征转化为货币之征，货币紧缺就是当时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正因为如此，农民必须以更多的土地产品去换取所需交纳的货币；而商人们则可以以较少的货币收购更多的土地产品。这就是国家财政市场对乡村生活市场的挤占。其后果则如晁错所说：“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注：《汉书•食货志上》引晁错语。）这种财政市场对乡村生活市场的挤占，对盐铁商人是最有利的。这是由于在国家财政市场上，他们可以出更低的价格，收购到比原来更多的土地产品和赚取更多的货币。这也就使我们不难理解，汉初那些发大财的，主要还是盐铁商。如《史记•货殖列传》所例举之蜀卓氏、程郑、宛孔氏、曹邴氏、刀闲等。
（4）晁错贵粟疏释读
乡村生活市场因盐铁商人的卷入，而产生了以牟利为目的，以货币和商人为媒介的交换关系。然而财政市场的建立，却并非是由乡村生活市场市场中的这些既有的市场因素所决定的。导致财政市场建立的原因，不在于市场，而在于政府的财政需要。财政市场的建立，与政府采取某些财政措施来推动的，是毫不相干的。实际上，有时候政府为自身财政利益而制定的某项财政政策，确实会对当时的经济产生积极的作用。如盐铁经营的特许制度就是这样。但是，如果把市场作为增加国家财政的工具，把生活市场利用为国家财政市场，作用就完全相反了。对于这个问题，当时人也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汉文帝时，晁错曾上疏，其中说道：
今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之兵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注：《汉书•食货志上》。）
这段为人所熟知的文字，着重讲了通过“贵粟之道”，可以使“富人有爵，农民有钱”，“贫民之赋可损”的道理。值得引起重视的是，晁错这段话的中心思想就是“贵粟”，并因此请求汉文帝减轻对“赋”的征收。所谓“赋可损”，“民赋少”，都是他对汉文帝直接提出的要求。《汉书•食货志上》所载晁错之言，还讲到“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讲到汉朝的“急政暴赋”。联系到以上所引晁错讲到的“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等语，可知他实际上是在强调“赋”在商业侵害农民时所起的作用。而他所讲的商业，实际上指的正是由国家之“赋”而形成的财政市场。
（5）西汉建立全面的财政市场的努力
西汉至武帝统治时期，由于出现了财政危机，国家遂企图独享财政市场之利益。其具体的做法，就是取消行之已久的盐铁特许制度，由政府自行经营盐铁。其时，王国的问题已经解决，山海资源的垄断权也已全部收归朝廷。这些都为国家垄断财政市场之利益创造了条件。于是，在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值得注意的是，孔仅和东郭咸阳，一个是当时的“南阳大治”，一个是“齐之大鬻盐”；而后来厉行这一盐铁官营政策的桑弘羊，也是“贾人子”；至于各级盐铁官吏，通常也都选用“盐铁家富者”（注：《汉书•食货志上》。）担任。这种用原来的盐铁商为国家经营盐铁办法，显然是为了争取盐铁商的合作，并利用他们经营盐铁的现成经验和销售，最大限度地减少盐铁官营的成本。
以盐铁官营来垄断盐铁之利，国家不仅可以吃掉盐铁商经营盐铁所获的利润，还可以吃掉他们借助国家财政市场所获得的那一部分利润。而更重要的还在于，通过对盐铁的垄断，国家可以充份地发挥财政市场的敛财效应。盐铁“贾贵，或强令民买之”（注：《汉书•食货志上》。），这是西汉实行盐铁官营之后很普遍的做法。把农民对盐铁的消费纳入了国家的财政市场；盐铁的价钱又往往比过去贵了很多；而本来在生活市场上通过物物交换就可以得到的东西，现在却必须支付了货币才能得到；于是，在汉武帝治下的农民，他们的生活和生产几乎全都被控制在国家的财政市场上了。
必须指出，从总体而言，秦汉以至明清，像西汉这样实行全面盐铁官营的，毕竟是少数。官盐铁，因其成本是最高的，所以不可能长久地施行。《盐铁论•刺权》曰：“自利官之设，三业（盐铁、均输、酒榷）之起，贵人之家云行于涂，毂击于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非特巨海鱼盐也；执国家之柄以行海内，非特田常之势、陪臣之权也；威重于六卿，富累于陶卫，舆服僭于王公，宫室溢于制度，并兼列宅，隔绝闾巷；阁道错连足以游观，凿池曲道足以骋鹜；临渊钓鱼，放犬走兔，隆豺鼎力，蹋鞠斗鸡；中山素女扶流微于堂上，鸣鼓巴、俞作于堂下；妇女被罗纨，婢妾曳絺紵；子孙连车列骑，田猎出入，毕弋捷健。”商人（主要是盐铁商）摇身一变而为朝廷“利官”，即专权擅利、穷奢极欲的到如此地步，以至于把盐铁之官营，变为朝廷内部对盐铁高额垄断利润的分脏。惟此，要满足国家之财政需求，盐铁的价格自不能不一涨再涨。像这样的状况，虽然在某些场合下可以稍得改善，但其败坏的趋势则不可避免。最终，所谓盐铁之官营，不过是似有还无的一种东西了。后来王莽实行“五均六筦”，其“六筦”之中，有盐铁之官营（注：《汉书•食货志下》。）。可见，在此之前，这制度基本上已是形同虚设了。
2、国家财政市场之重建
（1）中唐以前国家财政以实物和力役为主
自西汉而后，历代对盐铁，一般都不再实行全面的官营，而是实行“专利”。如东汉，虽曾仿效西汉，实行盐铁官营，却终因“吏多不良，动失其便”（注：《后汉书•和帝纪》。）而放弃。此后，历三国、两晋、南北朝，国家对盐铁的控制则趋于松弛。此固由国家分裂、战事连绵、动荡、政权更迭所致，但也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如这一时期的北方，由于战争所造成的极大破坏，人口大量死亡，生产奄奄一息；其地之所产，人力之所出，尚不足供国家之实物与力役之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乡村市场的交换，恐怕基本只能是以物易物了。《三国志•魏志•文帝纪》上说，其时“以谷贵，罢五铢钱”《通典•食货八》亦记此事，谓当时“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买。”至于其他各朝，除了西晋，情况也大致如此。《魏书•食货志》就说，北魏一直到太和年间，都还是“钱货无所周流”。既然在乡村生活市场上是物物交换，既然国家对实物与力役的榨取都嫌不足，那么与其对盐铁抽税或实行官营，间接地榨取农民，倒不如直接从租调力役中榨取来得更方便些。东汉之后，中国北方之各政权，之所以对盐铁之利不甚重视，关键就在于此。
至于当时的南方，因战乱较少，又得大批北方人口南下，生产力有很大的提高，商业也远比当时的北方要繁荣得多，于是又出现了一些将实行和力役折钱征收的情况。刘宋时，曾经“田进一亩，度以为钱”（注：《宋书•周朗传》。）。至南齐，田租、户调、口税和徭役征钱，则开始形成制度。永明四年（486年），诏令“扬、南徐二州， 今年户租三分现布，一分取钱。来岁以后，远近诸州输钱外，并减布直，匹准四百，依旧折半，以为永制”。（注：《南齐书•武帝纪》。）其后，徭役亦折钱。如会稽的“塘役钱”。（注：《南齐书•王敬则传》。）扬、南徐二州的桥桁、塘埭丁，也都“敛取现钱”（注：《南齐书•东昏纪》。）。据此，可知当时的乡村生活市场，也有被国家利用为财政市场之可能。但是，这种对实物与力役折征货币的情况，从来都不曾成为南朝财政重要方面。此外，在南朝，即使是经营盐铁，也与经营一般商品并没有什么两样，都只不过是私人经营而国家课税。总而言之，国家既不在赋税中征收大量货币，也不对盐铁实行垄断，南朝的市场形态就比较正常，一般不存在财政市场挤占生活市场的问题。
入隋而唐，一直到安史之乱以前，国家之赋税征取，主要仍为实物与力役。值得深思的是，此时南方赋税征收中原有的货币之征，当国家统一之后，反而在租、庸、调的征取中消失了。此赋税制度之取法于北朝，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一种制度上的“倒退”。然究其原因，则纯粹是由当时的政治和军事的形势所决定的。盖隋朝的政治、军事中心立于西北。而以当时西、北地方之物产，殊不足供西北之用。惟其如此，国家必须从各地征收大量实物，通漕设仓，以给西北。隋文帝在河置黎阳仓、常平仓，在陕西置广通仓；三仓逐次转运长安。其后隋炀帝迁都洛阳，又置洛口仓、回洛仓。此外，隋之各州也都置仓积粮。而为了运输上的便利，隋文帝又开广通渠，隋炀帝则开了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凡此置仓积谷，开河运输，都表明了隋朝的财政，因充实西北的需要，不得不主要依赖实物和劳役之征。及唐朝建立，亦一意经营西北，规模则有甚于隋，同样需要调运天下物产，以济西北之用及储备。《新唐书•食货志》上就说：“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一直到中唐之前，唐朝的财政都是以实物和力役为主的。
从隋朝统一到唐朝安史之乱，大约一百六七十年间，国家对盐利也不甚注意。《隋书•食货志》谓隋时“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远近大悦”。估计此所谓“与百姓共之”，即任民贩运，国家不过课税而已。问题在于隋朝对人口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国家掌握了大量的人口，可以直接从他们那里征取了租、庸、调。且其时，赋税之征取以实物与力役为本，所以也就不必在乎盐铁之利。而唐朝在安史之乱前，对人口的控制亦基本不失规矩，租、庸、调之征取亦足，故也只对食盐采取征税的政策。在第五琦改革盐法之前，唐朝盐价低得惊人，每斗才十文钱。可知当时国家之盐税也是非常低的。
赋税的征收，基本以实物和力役为主，对食盐之课税又非常之轻，可知隋唐两代，在安史之乱以前的将近两个世纪里，一直没有建立起国家的财政市场。但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因西北政治、军事重心之倾覆，这种情况则随之改变。 （2）中唐以后国家财政市场之重建
公元758年，这是安史叛乱的第四年。由于安史的叛乱， 唐朝原来在西北所采取的积极进取的政策，此时已经放弃。惟此，它原来所执行的财政政策，也相应地开始改变。而其时国家支出浩繁，赋税之地以及可赋税之人口却锐减，急需采取新的财政对策。正是在这这种情况下，唐朝开始改革盐法。
据《新唐书•食货志》：“乾元元年，盐铁铸钱使第五琦，初变盐法，就山海井灶近利之地，置监院；游民业盐者为亭户，免杂徭；盗鬻者论以法。”及第五琦为诸州榷盐铁使，尽榷天下盐，计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即此，可知第五琦已将食盐的生产与运销都改为官营。其具体的做法是：一、凡从事食盐生产者，必须经国家登记，成为专门生产食盐的亭户；二、一律于产盐地设“监院”收购；三、采取“节级相输”的运送方式；（注：殷亮《来鲁公行状》。）四、“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很显然，第五琦的盐法改革，就是把食盐的生产和运销都改为官营。由此，唐朝始建立起国家的财政市场。但是，这种由食盐官营而建立起来的财政市场，并没有唐朝的财政带来很大的利益。其时，商贾固无所牟利，但国家一年的盐利之入，也不过四十万缗。其中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官营成本太高；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官营食盐只能在较小的范围内销售，有相当一部分食盐必须转卖给商人，才能销往比较边远的乡村。于是在四年之后，刘晏对第五琦的食盐官营做了很大的改变。其基本精神，就是在食盐产地，将所收官盐高价批发给盐商运销，所谓“收盐户所煮之盐鬻于商人，任其所之，其余州县不复置官”（注：《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大历十四年。）。这一改变，不仅大量减省了原来必须由国家支付的食盐的运输和销售成本，也使官盐的销售范围扩大了许多。于是，仅十年左右，唐朝的盐利就猛增到了六百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注：《新唐书•食货志》。）。
显然，第五琦搞的盐法，与汉武帝时的盐法基本如出一辙。我们把这种由国家直接经营食盐的做法，叫作食盐官营。而刘晏搞的盐法，虽与上通行的食盐特许制度，在立法的用意方面有所一致，但就其攫其盐利的方式而言，又与特许制度有很大的不同，具有很大的掠夺性，充份地反映出国家之暴力。刘晏之后，唐朝屡次大幅度地提高食盐批发价，每斗盐从原来的一百十钱，进至二百钱、三百钱，甚至三百七十钱。而那些贩卖官盐的商人，在提高食盐的售价上，也是胆大包天。“豪贾射利，时或倍之”（注：《新唐书•食货志》。），这同样是国家暴力的一种延伸。此即所谓国家“专利”。
“官营”的特点在于它是“经理型”的，而“专利”的特点在于它是“税收型”的。由刘晏所建立的这种食盐专利制度，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国家财政市场，同时也成为历代食盐专利制度之蓝本。唐以后，历代对食盐专利制度的设置越来越严密，却不失刘晏之本意。而随着社会生活的，另外一些人民生活的必需品，诸如酒、茶之类，也逐渐成为国家的专利品。但这些所谓的必需品，与食盐之“必需”有本质上的不同，国家不可能对它们实行像食盐那样的专利，故不能与食盐之专利相提并论。
虽然安史之乱终于在公元763年结束， 但当时唐朝的西北和北部地区，已经是藩镇遍布。朝廷既然不能控制这些藩镇，其传统的以西北为、军事重心的政策，当然也就无法继续下去。随之而来的，则是传统的以实物和力役为主的赋税政策的放弃。据《旧唐书•食货地上》：“大历四年正月十八日，敕有司完天下百姓及王公以下，每年税钱分为九等：上上户四千文，上中户三千五百文，上下户三千文，中上户二千五百文，中中户二千文，中下户一千五百文，下上户一千文，下中户七百文，下下户五百文。”又据《通典•食货六》记载：“按天宝中天下计帐，户约有八百九十余万，其税钱约得二百余万贯。”
户税在唐朝武德年间（618～626年）就有了。然当时征取，并不一定用钱，可以折纳实物，也可以征收货币。至开元时（713～741年），则征收货币，年平均税额约为77万贯。而自开元十年始，唐朝又征“别税”80万贯（注：以上参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第二卷，第一章，第二节。）。可见当时平均每户要负担的货币税是很轻的。按上引《通典》的记载，天宝时八百九十余万户，税钱约二百余万，平均每户也不只不过负担二百二十余文。而根据大历四年（769年）的户税交纳规定，连第九等户所必须交纳的户税（钱），都要大大超出开元年间之平均数。不过，由于当时国家控制的人户锐减，国家真正收到的户税总数，可能还不及天宝年间。
除户税之外，安史之乱以后，唐朝还创增“青苗钱”。《旧唐书•食货志上》说：“诸道税地钱使、殿中侍御史韦光裔等，自诸道使还，得钱四百九十万贯”。此事在代宗永泰二年，即公元766年。 而这一年，亦即大历元年。据《新唐书•食货志一》谓这一年皇帝诏“天下苗一亩，税钱十五……又有地头钱，每亩二十。通名为青苗钱。”《旧唐书•食货志上》还记载了大历八年之朝廷敕令：“青苗地头钱，天下每亩率十五文。以京师烦剧，先加至三十文。自今已后，宜准诸州每亩十五文。”看来，在当时税制极其紊乱，而国家财政又十分吃紧的情况下，青苗钱的税率并没有严格规定，不过是根据国家需要而随时增减。
在杨炎实行两税法改革之前一年，唐朝的货币总收入为一千二百万缗，其来源主要是盐利、青苗钱和户税，另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杂税。但是，也就在实行两税的当年，唐朝的货币收入，不计盐利，就高达一千三百余万缗（注：《旧唐书•德宗纪》。）。必须指出的是，两税法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以“计钱”为体，以“折钱”为用，所谓“定税计钱，折钱纳物”。其大致的做法，就是国家财政以货币来预算赋税总收入，征收的时候则按需要部分地进行实物“折纳”。通过“计钱”与“折纳”，国家财政的总的预算能力增强了，而农业赋税的征收也与市场（财政市场）价格的起落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两税法实行之后，因国家征取大量的货币，造成了市场上严重的“钱重货轻”。在这种情况下，即便“计钱”的税额不变，“折纳”仍会使剥削量加大。两税施行之后，“物价渐贱，所纳渐多”，甚至达到“往者输其一，今过于二矣，虽官非增赋而私已倍输”（注：《陆宣公集》卷二十二。）的程度。
两税法之“定税计钱，折钱纳物”，使唐朝的财政市场极大地膨胀起来。两税法实行之后，数年之间，唐朝财政的货币收入就高达三千万缗。（注：《通典•食货六》。）可以肯定地说，其中很大部分，是因两税“计钱”而来的。《资治通鉴》卷249大中7年条，云：“每岁天下所纳钱九百二十五万余缗，内五百五十余万缗租税，八十二万余缗榷酤，二百七十八万余缗盐利。”唐朝后期，国家财政分为上供、送使、留州三个部分。故此九百二十五万余缗，当为上供部分。按此上供部分中货币租税所占的59％的比例外例推算，唐朝三千万缗的货币总收入中，由赋税征收而来的，应该有一千七百余万缗。在钱重物轻的情况下，赋税征收如此之多的货币，上市的货物必然倍增。于此，我们则不难想象当时国家财政市场上“商品经济繁荣景”的景象了。然而不应该忘记的是，因为“折钱纳物”，农民还不得不以国家财政市场上的价格标准，向官府缴纳更多的实物。这种“折钱纳物”，往往是“惟计求得之利宜，靡论供办之难易。所征非所业，所业非所征，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注：《陆宣公集》卷二十二。）。毫无疑问，其结果肯定是使国家财政市场上的商品经济更加“繁荣”。 3、唐以后历朝的国家财政市场
（1）食盐专利制度的深化
刘晏的盐法和杨炎的两税法，为唐以后历朝之财政市场奠定了基本的制度基础。但就食盐专利本身而言，其垄断利润不可能长期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因为，盐价如果高到难以忍受的程度，一方面会造成人民减少其正常的食盐消费的情况；而另一方面则会引起大规模的食盐走私。在前一种情况下，政府基于对可能造成的社会动荡的优虑，会以降低盐价来缓解社会紧张。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政府如果不采取行动，官盐的销售量就会大量下降；而一旦采取行动，就会（1 ）增加大量的财政开支，甚至抵消政府在此项专利上的收入；进而（2 ）还可能引起某种军事上的抵抗，甚至有目的的进攻。如唐末造反的王仙芝、黄巢，都曾是私盐贩子。
正因为存在私盐的竞争，从五代十国开始，国家渐渐地把盐利打入田赋一起征收。如后晋，“计户征税，每户自一千至二百文，分五等；听商人贩盐，民自习食”。（注：《二十二史劄记•五代盐曲之禁》。）又有所谓“蚕盐”，“依夏税限纳钱”（注：《五代会要•盐》。）。而宋代则继承和完备了唐、五代的食盐专利制度，形成了更加严密的食盐专利体制。郭正忠先生把宋代官盐榷卖体制归结为四点：“一是在某些榷禁地区的城镇，官府自行批发或置场零售，令民随意选购；二是大多数地区——特别是乡村，实行蚕盐和食盐的定量赊卖；三是官府强制一部分居民定额认购食盐；四是某些地区官府强制全体城乡固定居民和流动人口，定时定量地认买官盐而纳钱，或不买官盐也纳钱。”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宋代的食盐专利制度，在很大的程度上，已被纳入国家的城乡税收体制，而主要是被纳入了农业赋税体制。其时有种种强制性的举措，如所谓“随产科敷”、“按税”买盐、“分等抑配”、“按屋”摊派、按户配卖、“计口科售”等等（注：皆参见郭正忠《宋代盐业史》第五章，第二节。）；所有这些，实际上主要是与农业赋税发生关系，它们也都是要通过国家财政市场来进行的。除此之外，宋代还实行官盐商卖。即商人向官府购买钞引，然后在限定的区域内运销食盐。据郭正忠先生统计，两宋之盐钱岁收最高者，各约为2500万贯和3100万贯（注：见同书第六章，表44、45。）；而盐钱在国家货币收入中所占的最高比值，各为36％和44％。（注：同书696页。 ）于此可见食盐专卖在当时国家财政市场上所占份额之大。
宋以后之盐法，就总的倾向而言，就是不断增加人民计口配盐的比例，然后任由已经向官府购买盐钞的商人，在规定的地域内销售。其如元朝，在产盐地行“食盐法”，让人民按户口交纳食盐税；又有“行盐法”，由商人向政府购买盐引，往盐场支盐，在规定的地区销售。但为了对付食盐走私，国家每每在私盐泛滥之地区，“比屋计口配盐，入其直以防民私”。这种情况在元代后期更加严重。而元朝的盐利之入，则为国家最重要的赋入之一。“经国之费，盐税为重”，“国家经费，盐利居之十之八”。元未的情况，差不多就是如此（注：以上引文及论点，见韩儒林主编《元朝史》354～355页。）。至于明朝，其食盐之专利，一是实行“计口给盐”，二是实行与通商专卖有关的“开中”、“票盐”等制度。（注：参见刘淼《明代盐业经济研究》第八、九、十章。）《明经世文编》卷474载李汝华《户部题行盐法十议疏》， 其谓明之“国家财赋，所称盐法居半者，盖岁计所入上四百万（银两），半属民赋，其半则取于盐筴”。此所谓“民赋”，可能是指制盐之灶户缴纳的盐课；至于“取于盐筴”，即取之于种种通商专卖之措置。如果是这样，就应该加上因“计口给盐”所征之“盐钞银（曾为盐米、盐钞）”。必须指出的是，盐在明代，其地位甚至有同于货币。其时，政府通过对盐的控制，除了实行计口给盐之外，还有纳米中盐、纳马中盐，纳秒中盐、纳布中盐和纳铁中盐等等，还把盐作为俸禄支付。这种政策最终仍是以货币交换的形式，到国家财政市场上去兑现的。及清，一直到近代之前，据《清史稿》记载，朝廷每年的盐课，从顺治时的约二百一十二万两，增至康熙的约二百七十六万两、雍正时的约五百七十四万两、乾隆时的约七百零一万两、道光时的约七百五十万两（注：至宣统时，盐课岁入约为四千二百万两。以上数字皆见于《清史稿•食货志四》。）。而同期国家所入之关税，总是要略少于国家的盐利之入。
（2）赋税征收的市场化与货币化
由杨炎两税法所开创的“计钱”为体、“折钱”为用的赋税方法，至两宋也得十分完备了。赋税征收货币，这已是当时国家财政的基本国策；而为了储备的需要，货币也是国家储备的重点。盖此两点，在货币供应不足的情况下，肯定会造成“钱重物轻”。这是唐朝中期以后的经济史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是，物有丰歉，市场对物的需求量则因时因地而有不同，国家遂亦通过“折变”来增加财政收入。以所谓“折变”，同于“折纳”。即官府因甲、乙、丙各物之不同价格，以甲折乙，再以乙折丙，反反复复，“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以绢较钱，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注：《宋史•食货志上》。）。包拯说：“以用度日广，所纳并从折变。重率暴敛，日甚一日，何穷之有！”（注：《包拯集》卷1。）及宋室南渡， “徒规折纳所获之甚丰”（注：《宋会要辑稿•食货》112。）。其中仅折帛钱一项， 竟至千万缗。
但就整体而言，整个宋、元、明、清时期，赋税征收货币，是当时国家财政的一个大势。在钱重物轻的情况下，赋税大量征收货币，无疑是迫使农民把大量的农产品拿到市场上去贱价抛售。宋人李觏曾说：
古人有言曰：“谷甚贱则伤农，贵则伤末。”谓农常粜而末常籴也。此一切之论也。愚以为贱则伤农，贵亦伤农；贱则利末，贵亦利末也。盖农不常粜，有时而籴也。末不常籴，有时而粜也。以一岁之中论之，大抵敛时多贱而种时多贵矣。夫农劳于作剧于病也，爱其谷甚于生也。不得已而粜者则有由焉。小则具服器，大则营婚丧，公有赋役之令，私有称贷之责。故一谷始熟，腰镰未解而日输于市焉。粜者既多，其价不得不贱。贱则贾人乘时而罔之，轻其币而大其量，不然则不售矣。故曰敛时多贱，贱则伤农而利末也。农人仓廪既不盈，窦窖既不实，多则数月，少则旬时而用竭矣。土将生而或无种也，耒将执而或无食也，于是乎曰取于市焉。籴者既多，其价不得不贵。贵则贾人乘时而闭之，重其币而小其量，不然则不予矣。故曰种时多贵，贵亦伤农而利末也。农之粜也或合顷而收，连车而出，不能以足用。及其籴也或倍称贱卖，毁室伐树，不能以足食。而坐贾常窥人之余，幸人之不足，所为甚逸，而所得甚饶，此农所以困穷而未所以兼恣也。（注：《李直讲先生文集•富国策第六》。）
对于“一谷始熟，腰镰未解而日输于市”的原因，李觏指出了四条。但其中真正具有关键作用的，是“公有赋役之令”一条。正是迫于此“公有赋役之令”，谷物之上市，遂总是集中于一时。其时限之迫，上市量之大，必然导致价格之跌落，所谓“岁丰收成而州县逼迫，不免贱价售之”（注：《长编》卷349。）。至于其它几项，适成雪上加霜。总而言之，如果不是国家之赋税大量征收货币，“日输于市”的情况就不会发生。而有“日输于市”，也就必然会有“日取于市”。“聚钱运本，乘粒米粮戾之时贱价以籴；翘首企足，俟青黄不接之时贵价以粜；其籴也多方折挫以取赢；其粜也杂糠粃而亏头斛。”（注：李之彦《东谷所见•牟利》。）毫无疑问，像这样的“商机”，必定会在国家财政市场的作用下，反复而有的出现。
随着国家赋税征收货币的比重越来越大，钱（银）重物轻的情况也在不断加剧，最终必然导致农民仅以自己的土地产品，尚不能供国家赋税之征。于是，为了完纳赋税，农民们不复不将自己的家庭副业的产品，也投放到市场上去。徐光启曾说：“（松江）壤地广袤不过百里之遥，农亩之人非能有加于他郡邑也。所由供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尚存视息者，全赖此一机一杼而已。非独松也，苏、杭、常、镇之布帛枲苧，嘉、湖之丝纩，皆恃此女红末业，以上从赋税，下给俯仰，若求诸田亩之收，则必不可办。”（注：《农政全书•蚕桑广类》。）竭田亩之收，而不能应付国家之赋税，以至于不得不仰赖家庭之副业，这与明朝之赋税折银有极大的关系（明朝大规模的赋税折银，始于在当时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征收“金花银”；至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赋税折银已成为一项全国性的政策；此后“三饷”之加派，也全都是征银）。盖“自里甲改为会银，均徭改为条鞭，漕粮渐议折色，则银贵谷贱，而民有征输之困矣”（注：《万历实录》卷172 。）。而“银力已竭，而赋税如故也，市易如故也……故田土之价，不当异时之什一。岂其壤瘠与？曰：‘否，不能为赋税也。’百货之价，亦不当异时之什一。岂其物阜与？曰：‘否，市易无资也。’”（注：《明夷侍访录•财计一》。）凡此，可见国家财政市场为害之深。
必须略加说明的是，明朝的粮价在总体上又是上升的（注：参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704～705页明代米价表一、二、三。）。但是粮价的这种上升，决不可能是在农民完纳赋税的时候，而只可能是在他们完纳赋税之后。换言之，这种较高的粮价，一般总是商人在市场上的卖出价，而决不可能是他们从农民那里的买入价。整个明清时期，尽管农业生产有发展，但人口的增长也很快，土地所产并非就能足用的。明人丘浚说：“宁以菽粟要钱物，使其腐于仓庾之中，不肯以钱物当菽粟，恐一旦天为之灾，地无所出，金银布帛不可以充饥，坐而待毙也。”（注：《大学衍义补•贡赋之常》。）丘浚这种贵粟之思想，其实就是当时社会生产不足的正常反映。在这样一个农业社会的市场中，既不可能有充足的粮食供应，粮价通常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乃理所当然。所以，我们也就能够理解明末徐光启所说的“银钱愈多，粟帛将愈贵”的话，究意是个什么道理。（注：《徐文定公集•屯田疏》。）盖因社会生产之不足，货币的供应量越大，物价也就不得不越贵。明中期以后有所谓“银荒”，而恰恰是从那时开始，粮价也不断上涨，白银的购买力反而下降了。
农产品生产不足，农民却必须贱价出卖自己的产品，然后甚至还要花高价去买回，这对于社会生产是极为不利的。顾炎武曾经谈到过赋税征银之恶果：“往在山东，见登、莱并海之人多次言谷贱，处山僻不得银以输官。今来关中，自鄂以西至于岐下，则岁甚登，谷甚多，而民且相卖其妻子。至征粮之日，则村民毕出，谓之人市。问其长吏，则曰一县之鬻于军营而请印者，岁近千人；其逃亡或自尽者，又不知凡几也。何以故？则有谷而无银也。”（注：《亭林文集•钱粮论上》。）而清朝在彻底完成“一条鞭”之赋税编制之后，实行“摊丁入亩”，而大体以征银为主。据《清史稿•食货二》载：“总计全国赋额，其可稽者，顺治季年，岁征银二千一百五十余万两，粮六百四十余万石；康熙中，岁征银二千四百四十余万两，粮四百三十余万石；雍正初，岁征银二千六百三十余万两，粮四百七十余万石；高宗末年，岁征银二千九百九十余万两，粮八百三十余万石。”大体而言，清朝赋税征银的总额，在近代之前，约占其货币总收入的三分之二。而其他的三分之一中，则以盐课最多，关税（商品过境税）次之。据周伯棣《中国财政史》所引，乾隆三十一年（1766），清廷财政的白银总收入，达到4854万两，分别为：地丁2991万两、盐课574万两、关税540万两、耗羡300万两、 常例捐输300万两、落地杂税85万两、契税19万两、牙当等税16万两、 芦课鱼课14万两、矿课定额8万两、茶课7万两（注：见该书420页。）。 其中，地丁银、盐课和耗羡三项，毫无疑问都来自于国家财政市场上的交换，占了清廷货币总收入的约80％。而其他的20％，也未必全都是生活市场上的征商所得。如其中的300万两“常例捐输”， 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可能就来自盐商。
《皇朝经世文编》卷46载李象鹍《平价禁囤议》，其中说道：“十年来，岁非太稔而谷甚贱。银一两得谷二石。居家用贾不减于前，以谷易银，仅得往日四分之一。于是，收租之家病。佃家终岁勤劬，竭一人之力，可种谷百石。以半纳租，少亦须十之四。……及春间力作，借银籴谷，借谷种田。谷之息，借二还三。银息不过二分。而谷贵，借银籴谷。谷贱，粜谷以偿银。转移之间，其失自倍。于是，种田之家病。租入既多，兴版筑，餍酒肉，市布帛。负其力者得其食，出所有者易所无。谷贱，则无所取资矣。于是，佣工匠作商贾亦病。”这里，李象鹍一方面提出了谷价“贱则伤农，贵亦伤农”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更深刻地提出，因为谷价太贱，“收租之家”（非身份性的中小地主）的消费遂不得不减少，而一般的手者和商人（中小商人与贩夫贩妇）亦将因此而“无所资取”。盖此二者，都说明了当时的乡村生活市场，因国家财政之挤占而萎缩。
三 余论
在中国古代，财政是国家一切经济政策的中心。自春秋战国时期“履亩而税”制度的普遍施行之后，对土地的控制和管理，大大越出了原来甚为狭小的村社共同体范围，而扩大到方圆几百里、上千里、甚至上万里的国家范围。这是一个幅员极其广大又极其分散化的小农社会，原有的社会基层组织——村社共同体，已经随着村社土地公有制的瓦解而解体了，原有的社会中间组织——贵族，也在君主专制集权形成的过程中，被逐渐消灭了。面对这样巨大而又分散的社会，国家为实现其有效的控制，遂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军事一官僚组织。这样的一种体制，其本身的费用是很高的。因此，实现“大国效益”，是国家财政的根本目标。所谓“大国效益”，即在广土众民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赋税制度，将人民十分有限的土地产品，像涓涓细流江成大海那样集中到国家手里。孟子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无政事，则财用不足”，“善政得民财”（注：《孟子•尽心》。）。其实他讲的就是一个广土众民和国家财政之大国效益的关系问题。战国如此，其后的历代王朝当然更是如此。国家规模越是巨大，体制越是复杂，就越是需要实现国家财政的大国效益。否则，就不可能维持这样一种大一统的集权制度。（注：见拙作：《封建大一统与国家财政的“大国效益”》，《探索与争鸣》，92•5。）
但是，由于土地之控制和管理需要极大的人力和物力的投入，一切有关限制土地占有、实行土地分配、界定土地产权，以及土地清查等制度措施，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履亩而税”的制度理想就被束之高阁了。起而代之的，则是“舍地税人”。中国上之户藉制度的发达，原因就在这里。但“税人”极易造成赋役负担之不均，引起大量人口逃亡；而事实也正是如此。惟食盐专和制度之建立，不仅使国家通过财政市场提高了剥削率，也大大地扩大了国家税人范围。食盐专利制度的建立，以及有关赋税征收货币的种种制度，是保证国家充份实现税人，推进了财政上之大国效益的两项根本手段。
国家财政市场，从根本上说，是由国家财政政策所诱导出来的市场，它对正常的商品生产和生活市场的进步，具有很强的阻力。正是由于这种财政市场的存在，已使（1 ）商业对农业的侵害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以至于（2）农民在生活市场上的购买率， 一般是与他们在国家财政市场上的售卖率成反比的；由此（3）在中国大多数地区的乡村中， 其生活市场几乎一直处于少量的物物交换的窘迫状态中；结果是（4 ）造成了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的牢固结合，使中国的变得越来越封闭；而（5）城市生活市场则因国家财政市场上及其严重的不等价交换，形成了畸形的繁荣；如此则（6）司马迁所谓的“用贫求富， 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不幸竟成中国经济史中之宿命。总之，财政市场上的“商品经济”越是“繁荣”和“发展”，乡村生活市场上的商品经营就越是萧条、萎缩。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商品经济、交换方式、商人资本、资本主义萌芽、货币、消费等，如果离开了对财政市场的认识，恐怕皆不得其解。
需要说明的例外是，明清时期的清南地区，出现了许多以工商业发展为基础的市镇。王家范先生指出，这些市镇的形成途径，与中国传统城市很不相同：中国传统城市形成的原因主要是政治的，而江南市镇形成的原因主要是经济的；它们不是以府县为中心向四周辐射，而往往是在离府县城较近，与邻府县交界的地区率先出现；从空间分布的角度考察，它样已深入到农村的各个角落，有相对固定的村落与之发生商业联系，其中有些还冲破了行政区划；市镇的丝织业和棉纺业，不仅以市镇手工作坊和居民家庭手工业为基地，而且还以四乡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为强大后盾。（注：《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大学报，1984•1。）而据《英宗实录》卷21载，正统元年（1436 年），明朝始在江南实行赋税折银（金花银），当年即入一百余万两，而民“甚以为便”。想来当时的江南农民，并不需要为了完纳赋税，马上就将约四百余万石粮食（当时每石折银二钱五分）同时抛向市场。明人谢肇淛曾说：“三吴赋税之重，加于天下，一县可敌江北一郡，破家亡身者往往有之。而闾阎不困者何也？盖其山海之利，所入不赀；而人之射利，无微不析。正所谓弥天之网，竟野之罘，兽尽于山，鱼穷于泽矣。”（注：《五杂俎•地部》。）按此，可知江南农民通过生产的多样化，在国家赋税征收货币的情况下，反而可以多方资取。
关于江南地区的这种例外，是尤其值得讨论的。如明朝张居正曾说过：“三尺之法不行于吴久矣。”（注：《张居正书牍》卷1。 ）江南地区是国家赋税之重地，故事关江南，朝廷总是慎之又慎，“优容”的地方不少。而江南地区之成为明清时代之全国性市场，则与国家的军政消费有关。如日人藤井宏所著《新安商人之研究》就曾指出：“明代，在华北诸省的北部，长城线带还存在着一个大消费地的军政地区；他们把全国租税所榨取来提银子到此乱花。”（注：引自《徽商研究集》，安徽人民1985年版。）惟此，则江南地区经济与当时国家军政消费之关系究竟如何，也非常值得深究。
财政市场问题，是中国经济史中的关键问题。我们过去常说“超经济强制”。中国古代的国家财政市场，就最集中地体现了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超经济强制。研究中国经济史，决不能忽视国家财政对经济的决定性作用。那种因为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生产力，就不在乎在这“最终”之前的种种问题，不再关心结构问题，而是孤立地去找有什么，肯定不是正确的方法。其结果，必然是明清时有的，战国、秦汉时找得到；城市里有的，山林里找得到；工商业中有的，农业中找得到；外国有的；中国找得到。但究竟有什么，是只有在结构中才能看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