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日解放区战场的军事经济工作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5
关 键 词：抗日；解放区；军事经济工作；方针；内容；地位
毛泽东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分成两个战场：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1]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积极领导抗日武装深入敌后，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武装斗争，抗击了半数以上的日军和90%以上的伪军。为了克服各种经济困难、有效地削弱日军的军事经济实力、更好地供给和保障人民自卫战争，中国共产党因时制宜地制定军事经济工作方针和政策，积极领导抗日武装开展灵活有效的军事经济工作，为夺取抗战的全面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一、解放区战场军事经济工作方针的发展阶段
解放区战场，大都地处穷乡僻壤的广大，经济十分落后，人民生活贫困。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些地区普遍遭到日本侵略军的蹂躏和经济封锁。为了保障根据地群众的生活需要和满足我军对各种作战物资的需求，中国共产党根据敌后根据地的实际和抗日战场军事格局变化，制定和实施了指导军事经济工作的方针和政策。总的来说，解放区战场军事经济工作方针的发展变化大体上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全国性抗战开始。为了适应全面抗战的需要，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战场开展军事经济工作的方针，即“财政政策放在有钱出钱和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汉奸的财产的原则上，经济政策放在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的原则上，一切为了抗日”。[2]同年8月25日，毛泽东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文中，进一步完善了我党的军事经济工作方针，提出“财政政策以有钱出钱和没收汉奸财产作抗日经费为原则，经济政策是：整顿和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生产品的自给。提倡国货，改良土产。禁绝日货，取缔奸商，反对投机操纵。” [3]并明确了改良人民生活的方针。1937年8月22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10月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在敌后根据地，八路军和新四军根据共产党在这一阶段确立的军事经济工作方针，积极组织和灵活地开展了各项军事经济工作。
第二阶段，从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到1942年。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日军加强对解放区敌后根据地的进攻，敌后根据地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1938年10月到1940年，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大发展时期，我军从抗战初始的5万多人发展到50余万人，根据地发展到约1亿人口的广大地区，并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194l—1942年，抗战则进入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根据地出现了退缩的趋势。战争形势的曲折变化，迫使要求解放区的军事经济工作方针必须与之相适应。1939年毛泽东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中指出，“由军队自身参加生产运动，这是八路军在新阶段中应该加重注意的重要问题。” [4]并就此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即：在比较巩固的根据地上，战斗部队担任作战，后方机关人员担任生产；在战斗许可的情况下，发动战斗部队的士兵群众做衣服、做鞋袜、打手套等；在巩固的根据地上，可以发动非战斗部队种菜、喂猪、打柴、开办合作社等。根据我党制定的这一军事经济工作方针，解放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军民大生产运动，使解放区军民克服和度过了极其艰苦的经济困难时期，增强了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勇气和信心。
第三阶段，1943年到1945年8月。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重大变化，欧洲战场进入全面反攻的历史性阶段。与此同时，我抗日根据地也得到了不断的巩固和发展，严重困难已被克服，为1944年开始局部反攻准备了条件。为适应抗战进入战略大反攻和为全面胜利做准备，我党对解放区战场军事经济工作及时进行调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中，根据这一阶段作战性质和特点明确提出，“废除一切妨碍公私生产积极性的现行财政经济政策”，“为着发展生产，而实行一个调节各阶级经济利益的民主集中的经济政策。”[5] 主要包括：继续减租减息，以争取基本群众；扩大农业和手生产，“耕三余一”，备战备荒；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部队、机关、学校的合作社等。党在这一时期军事经济工作方针的贯彻和实施，不仅最大限度地团结了解放区的一切抗日力量，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保障，而且进一步增强了解放区的军事经济实力，为后面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经济基础。 二、解放区战场军事工作的相关内容
在抗日解放区战场，共产党根据抗战不同阶段制定的军事经济工作方针和政策，积极领导抗日武装，并通过广泛发动群众，有组织地和积极灵活有效地开展了一系列军事经济工作。概括起来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努力加强财政建设，积极筹措军费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各根据地极力避免走单纯从财政收支上打圈子和只顾向人民要粮要款的两个极端，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取之于民，用之得当”为原则，以增加税收和金融事业为主要手段，广开军费来源。
在增加税收方面，各根据地依据自身情况主要采取以下措施四点：一是恢复田赋。1938年到1941年间，晋察冀根据地为满足财政急需，恢复征收田赋，同时清除历年来田赋征收中各种积弊陋规，采取直接由人民向政府税征处缴纳办法，受到根据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1938年，仅冀中区就征收了599,954万元，占全区财政收入的20%，扭转了根据地军费紧张的局面。[6]二是征收统一累进税。统一累进税制的实施改变了过去税目庞杂、手续苛刻税制状况，消除了可以转嫁他人的间接税弊端，规定了免征点和最高累进率，使最贫困农民生活得到保证，也照顾了富有者利益，真正符合“钱多多出”原则，使得抗日军费有了可靠来源。三是整顿税收，废除苛捐杂税。各根据地针对国民党统治时期各种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状况，废除了牲畜附加税、契约附加税、头发税、骡马尾税等数十种杂税，仅保留了人口税、屠宰税等少数几种。四是征收救国公粮。随着战事愈加频繁，解放区出现了市场通货增加、运输因难等问题，仅依赖现金购粮支付军需困难很大。于是，一些根据地开始征收救国公粮。由于救国公粮征收采取了人民就近缴粮的形式，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农民交纳比较踊跃。
在发展金融事业方面，最早采取行动的是陕甘宁根据地，该区于1937年成立了陕甘宁根据地银行。此后，晋察冀根据地银行、北海银行、冀南银行等根据地银行纷纷成立。在筹措军费方面，银行采取的措施主要是透支军政费用和发行救国公债。此外，在军费的使用上，各根据地坚持“用之得当，保障供给”的原则，不断加强经费管理，努力提高经费使用效益，努力使军费使用走上了有计划、节约的轨道。
（二）大力发展生产，努力增强军需物资的自我保障能力
在根据地经济基础非常薄弱情况下，发展经济不仅仅是供给抗日军需的需要，而且直接关系到根据地的巩固。在党和根据地政府领导下，各根据地工业得到迅速发展。陕甘宁边区在抗战前，只有几个为红军服务的印刷、修械、被服等几个小工厂，工人总数不过300人。从1938年到1939年，该区先后创办了卫生、器材、纺织、制革、农具、石油、肥皂、造纸等7个公营工厂。到1941年，该区便拥有纺纱厂36个、造纸厂12个、木工厂10个、化工厂11个、机械修理广6个、印刷厂3个以及其他各类工厂共计97个，职工达7千余人。[7]各根据地除了建立军民兼顾普通工厂外，还建立了一大批直接生产武器弹药兵工厂，大力发展军事工业。例如，抗战开始不久，我党便在晋冀鲁豫边区和太行、太岳各区都设立了被服、手榴弹、枪械等兵工厂，其中以太行山的梁沟和黄岩洞两处规模稍大一些。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军队对军用品需要不断增多，军事工业也得到不断扩大。到抗战胜利时，仅太行区就有十余个军工。
根据地发展军事工业的手段有四种：一是缴获敌人设备，武装自己。新四军第五师创建的兵工厂，组建时仅5名工人，后来在缴获伪军8部机床基础上，发展到600多名工人，下设修枪、装弹、翻砂3个分厂，成为湘鄂根据地最大兵工厂。[8]二是白手起家，因陋就简。1939年春，皖南云岭修械所既无厂房也无设备，工人积极发挥聪明才智，不到一个月，便自力更生地盖起了制造、修枪、枪托、锻工等几个车间，并逐渐研究和制造出了我军自主生产第一批步枪。三是自力更生，攻克技术难关。陕甘宁边区的温家沟兵工厂，为了造出子弹，在“劳动模范”孙云龙带领下，将回收旧弹壳复装火药和弹头，解决了弹壳原料问题；用铜元冲成底火冒，解决了引爆底火问题。四是根据发展需要，适时调整规模和组织结构。1937年到1939年，兵工事业发展很快，中央和各根据地先后建立了兵工领导机构，统一规划和管理兵工生产；1941年至1943年是兵工生产最困难的时期，为了防止敌人破坏，保存实力，将规模较大、过于集中的兵工厂缩小规模，分散设厂。1943年以后，我军逐渐进入反攻阶段，各地军工部门重新将分散的兵工厂进行了集中，使兵工生产得到了快速发展，适应了战局需要。
（三）深入开展军民大生产运动，充分发挥人民军队的生产队职能
1941到1942年，日军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封锁，加上干旱、水涝和蝗虫等灾害影响，各根据地财政普遍困难，粮油、被服和经费等严重不足，根据地军民不得不经常食草籽、树皮、野菜等度日。面对上述严重困难，毛泽东和党中央果断号召根据地军民广泛开展军民大生产运动，进行生产自救。在当时的条件下，由于军队是农民之外数量最大、最有组织的劳动集团，因此部队既是战斗的主体，也是生产的主体。陕甘宁根据地部队叫响了“背枪上战场，锄禾到田庄”的口号，广泛开展南泥湾、槐树庄、大风川等地屯田运动。全军上下，艰苦奋斗，在短短几年中连续取得生产上的重大突破。1939－1941年分别开荒25,136亩、20,680亩、14,794亩，粮食等农产品产量逐渐提高，部队实现了蔬菜全部自给，粮食、办公费大部分自给。[9]在陕甘宁根据地部队生产中，其中以359旅取得的成绩最为突出，在他们的辛勤努力下，使得荆棘遍野、豺狼出没的南泥湾变成了美丽的“陕北江南”。
此外，敌后其它各根据地部队大生产运动也取得很大成绩。晋绥边区军队仅1943年便开荒20余万亩，相当于群众开荒总数的1/3，收细粮3万余石，养猪1万余头，养羊1.5万余只，做到了每人每月食肉3斤、日食蔬菜0.5-1斤。[10]新四军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广泛开展了种地、捕鱼、熬盐、挖药等生产节约运动，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1942年合计种地3千多亩，加上压缩的办公支出等各类费用，共计生产节约达500万元之多。[11]广大根据地部队除了进行生产自给和掩护农民生产外，还大力帮助群众开展生产。晋察冀根据地部队，每在农忙季节，都以1／2的劳动力帮助农民生产，帮助贫苦农民解决了不少困难。除军队外，民兵也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劳动力和武力相结合，战斗和生产相结合”的方针，—手拿钢枪，—手拿锄头，创造了许多既便于生产又便于对敌斗争的组织形式。
（四）积极发展根据地对外贸易，努力增强军需物资的供应能力
皖南事变以前，各根据地对外贸易部门大都是采办性质，主要从根据地外面采购物品，保障军民物资需要。1937年8月下旬，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八路军总部在西安七贤庄4号院专门设立了“采办委员会”，主要负责对外物资的采购和运输。1937年11月，晋察冀军区在河北省建立的行唐、唐县、平山物资采购办事处和灵寿陈庄物资转运站，他们克服种种困难，战胜敌人的严密封锁，从敌占区和边缘区采购了大量物资，每年采购布匹数十万匹、棉花10余万斤。后来，晋察冀根据地政府还在和顺县成立了太行合作总社，在太谷、榆次、评定等县分别设立了分社，主要负责经营货物，筹集抗日经费和物资。1939年以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陕甘宁等各根据地实行封锁禁运。尤其是1941年，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并加紧了对我敌后根据地的进攻。外援的断绝，一度导致了根据地财政不能统筹统支，物价的急剧波动。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根据地除了加强工农业生产外，也加强了物资管制和对外贸易。中共中央北方局还专门下发了《关于合作与贸易的决定》，指出目前根据地贸易政策的重心“是力求打破敌伪对我之封锁，保证军民必须品的供给，发展根据地内的商品流通，繁荣与活跃市场。”[12]
在具体操作上，各根据地商业部门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成立对外贸易统制机构，统制物资进出口。湘鄂根据地为了对付敌人对军民急需物资的垄断高价，专门成立了物资统制总局，并在邵东、鄂中、盛南、豫南等地设立物资统制分局，对敌人实行反封锁，禁止根据地重要物资出口。晋冀鲁豫和晋察冀根据地还分别专门颁布了《禁止粮食出口办法》和《严禁粮食资敌》通令。二是通过地下党、有关秘密组织从敌占区秘密购运军需用品，或采用低税或者免税的方式鼓励民众。晋西北和八路军第二办事处，于1941年3月共同建立了两条从晋西北通往晋察冀根据地的秘密网，专门承担物资的秘密运输工作。三是在边缘区设立“灰色”商店，以双重身份开展业务。此外，还组织敌占区为我控制的商人来根据地做买卖；组织根据地商人化整为零，到敌占区采购物资等。根据地对外贸易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对解放区战场军需物资的供应能力，为我敌后根据地度过抗日最困难、最艰苦的时期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积极开展对敌货币斗争，努力保护和夺取军需物资
日伪以及国民党顽固派为了削弱根据地的军事经济基础，将大批伪币、法币渗透到我敌后根据地，企图掠夺根据地的军需物资，破坏我军敌后抗战的物质基础。为此，各根据地在展开对敌和军事斗争的同时，对敌展开了激烈的货币斗争。敌后根据地货币斗争采取的主要方法是：利用行政手段建立本币市场；压低法币比价，提高本币币值；掌握重要物资，用以调节物价；掌控对外贸易，打击法币和伪币。晋察冀根据地，在伪币发行10天后，开始发行边币。一开始，日伪以大批伪币向根据地发起进攻，企图用这种毫无准备金和根本不打算兑换的纸币来掠夺我根据地的物资。对此，根据地政府采取了果断措施，制定了“绝对禁止敌伪币流入”的政策。后来，敌伪又改推销伪币的政策为吸收我境内法币的政策，企图用法币在伦敦或纽约套取外汇。针对这一企图，根据地实行了“绝对禁止法币外流、停止法币在境内流通”的政策，有效地破坏了敌人的经济企图。在山东解放区，日伪将大量法币挤入该区以掠夺物资，一度造成该区物资外流、物价飞涨。1943年，山东解放区果断地停用了法币，逐渐稳定了根据地的经济形势。
各根据地货币斗争为保证根据地经济顺利发展，保护和争取大量军需和民用物资起了重要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稳定了根据地物价。以山东解放区为例，该区在停用法币之后，市场流通的货币量逐渐减少，滨海区物价平均下降一半，鲁中和鲁南的物价也逐渐趋向稳定。二是提高了边币的币值。以北海币币值为例，1元北海币在1938年刚开始发行的时候只相当于1元法币，到1943年底l元北海币可兑换5元法币，1945年8月 1元北海币已经相当于伪币33元3角3分。[13]三是保护和夺取了大量物资。随着货币斗争的胜利，大量法币、伪币被排挤出根据地，这不仅保护了根据地物资免遭大量劫夺，而且扩大了边币的信用和流通范围，边币完全占领了根据地市场，许多游击区也变成了边币市场，就连某些敌占区的民众也开始乐于接受边币。
（六）开展“反清乡”经济斗争，粉碎敌伪的“经济清乡”阴谋
1941－1945年间，日本侵略军及其傀儡汪精卫集团，在华中、华南占领区进行了一次罪恶的“清乡”活动，企图彻底肃清沦陷区我抗日军民武装，强化汪伪政权，实现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侵略目的，进而支持其在太平洋地区更大的军事冒险。在“经济清乡”方面，日伪采取了抢劫、封锁、捐税、统制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赤裸裸的搜刮和抢劫；对重要战略物资实行严格的封锁禁运；通过“督征旧欠”、“积赋并征”、“改订赋率”等手段，榨取高额赋税；建立各种统制委员会，对粮食、棉花、棉布、油料、矿产等战略物资进行统制。
为了从经济上削弱日伪统治，保护我军经济实力，华中局党委和新四军总部制订了 “依靠民众，动员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力量，将武装和非武装的、公开的与秘密的、合法的与非合法的斗争形式相结合”的反“清乡”斗争方针，并且组织各沦陷区军民灵活有效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反“清乡”斗争。首先，“坚壁清野”。日伪下乡抢劫时，我沦陷区军民将物资收藏起来，或者声东击西，使日伪军首尾不应，或伏击日伪军，夺回被劫物资。其次，开展反捐税斗争。为对付日伪在沦陷区催征税赋，组织了 “拖捐会”、“齐心会”、“反捐会” 等各种抗捐税组织，或采用组织群众示威，伏击、阻击日伪军等方式进行“硬反”；或以各种借口，与敌人周旋，进行“软拖”，最终不交。再次，军事夺取物资。例如，我苏北军民针对日伪对棉布、粮食、食盐等重要战略物资实行“封锁禁运”和“统制收买”，1943年6月以优势兵力对滨海地区发动猛烈攻势，攻克了敌伪控制的大兴镇、合顺公司、通洋港等地，缴获了食盐、棉花等大批战略物资，粉碎了日伪的统制阴谋。最后，发动军民开展生产自救活动，努力打破日伪对棉布、粮食等产品的禁运。例如，晋察冀根据地的许多游击区内的部队，在碉堡林立、环境十分恶劣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开展生产，改善军队生活。通过经济上的反“清乡”斗争，加之军事、政治和思想上的斗争，我沦陷区军民最终彻底粉碎了日伪的“清乡”阴谋。三、解放区战场军事工作的地位和作用
共产党制定的抗日解放区战场军事经济工作方针，以及发动群众和领导抗日武装开展的各项军事经济工作，不仅对保障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且对提升自强自立的民族精神和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积累经验等方面也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一）为持久抗战在物质上的支撑作出了贡献
毛泽东指出：“战争不仅是军事和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14]从中日两国军力、政治组织力和经济力的情况来看，中国的抗日战争必然是持久战，而且最后的胜利的一方必定是中国。然而，中国对日的持久抗战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经济支撑是不可能的。解放区抗日战场所处的经济条件和环境极其艰苦，特别是1940年至1942年的三年间，日军对我敌后根据地实行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加之国民党反动势力的严密封锁和灾害的影响，我敌后军民经济与生活状况陷入极为恶劣的境地。一些根据地出现了某种退缩的趋势，全国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总入口也由原来的l亿左右下降到5千万，八路军总人数由40万人锐减至34万，新四军也由原来的13.5万人减少到11万。在这种情况下，我军敌后战场军事经济工作的作用和地位被凸现出来。农业方面，各解放区在党中央号召下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军民大生产运动，为我敌后军民度过抗日战争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作出了卓越贡献。1941年－1942年，仅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便耕地305,182亩、产粮食7,103石、蔬菜4,395,000斤，基本满足了解放区军民的生活需求。方面，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我军领导下的各兵工厂共生产刺刀123,842把、枪支11,046支、机枪33挺、枪榴弹筒2,196个、50毫米掷弹筒4,155门、迫击炮908门、子弹7,795,459发、手榴弹4,474,514枚、地雷192,466个、枪榴弹319,970发、50毫米掷弹377,263发、炮弹284,621发、无烟药和炸药38,980.5斤。[15]基本满足了我抗日军民对军需物资和武器弹药的迫切需求。我军在敌后战场开展的军事经济工作，有效地支持了前线军民的持久抗战争，大大缩短了抗日战争的进程。
（二）增强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最终胜利的信心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军事经济的，特别是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不仅使人民从中得到了许多实惠，争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而且使广大民众通过解放区战场的军事经济工作，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卓越的领导才能，看到了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军队本质，更看到了军民团结一心所能够产生的巨大力量。根据地广大民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不仅与我党我军结成了“鱼水深情”，而且增强了坚持抗战到底、夺取最终胜利的信心和决心。广大翻身农民为了保卫国土和劳动果实，踊跃要求参军参战，表现出极大的抗日热情。在敌后根据地，经常可以见到“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情景。特别是大反攻阶段，广大民兵响应党的号召，掀起参军热潮，使主力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其中八路军由1944年底的507,620人猛增到1945年的1,028,893人，增幅达103%。广大工人、农民和学生广泛开展拥军优属运动，加紧生产支援前线。晋绥解放区各军械厂工人提出了“后方多流汗，前方少流血”的口号，自动停领工资和津贴，加班加点突击生产，完成了大量军工生产任务。妇女昼夜操劳为前线官兵赶制棉衣、棉鞋和棉被。据统计，在1937—1945年的八年抗战期间，全国广大民兵和游击健儿直接参战和配合作战达296,500次，歼敌达166,000多名。[16]此外，广大人民群众还担负了运粮草、运弹药、运伤员等许多繁重的战勤工作。可以说，八年抗战的最终胜利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拼搏努力的结果。
（三）提升了全国人民自强自立的民族精神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和疯狂掠夺，给中国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华民族几近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我解放区战场开展的军事经济工作，不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经济支撑，而且进一步提升了全体中华儿女自强自立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经历和承受了难以想象的艰辛与痛苦，毛泽东对此作过这样的描述：我们“曾经弄到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夏天每人只有一条裤子，许多同志没裤子穿，洗裤子时，蹲在河里，等晒干了才爬上岸来重新穿上”。[17]正是在这种极端恶劣的情况下，抗日根据地广大民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部队一道，开始了敌后军事经济工作艰难的创业历程。军民大生产运动就是中华民族在特殊困难时刻奏响的一曲自力更生、自强自立的壮美乐章。1941年3月，奉中共中央的命令，王震率八路军第359旅开进荒芜人烟的南泥湾，他们在缺乏生产资金和生产工具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发扬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战斗精神，经过3年的艰苦奋战，实现了粮食、蔬菜等全部白给，而且做到了“耕一余一”。全体战士在冬天均能够穿上棉衣、毛背心、毛围巾、毛袜，用上了黄呢军毯等。359旅的情况，是我军敌后战场军事经济工作的一个缩影。在我军敌后战场的军事经济工作中，类似359旅的模范事迹还有很多。这些事迹将永远激励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发有为。
（四）为建国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历史经验
由于战争环境的特殊性和战场的瞬息万变，解放区战场的军事经济工作尽管还未形成比较完备和系统的体系，但是它所包含的内容却是十分丰富的，涉及到了国家经济建设的许多方面，包括财政税收、货币、工农业生产、商业和对外贸易等等。解放区战场军事经济工作的有关精神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在这一时期的重要著作、讲话、通信等。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毛泽东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必须做好经济建设工作》等，刘少奇的《关于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邓小平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陈云的《怎样做好财政工作》、张闻天的《关于公营工厂的几个问题》等著作。二是中央和各解放区（边区）政府颁布的文件和发布的有关命令、指示等。如中共中央公布的《关于土地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关于工商业政策》、《关于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等等。在解放区战场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军民在开展军事经济工作过程中，还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比如，“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力行节约、反对浪费”、“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等等。抗日解放区开展军事经济工作的基本做法和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武装斗争中积累起来的宝贵财富，不仅为抗日战争和后来的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经济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经验。[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2页。
[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8页。
[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6页。
[4]《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号），1939年1月15日。
[5] 《解放日报》，1943年7月2日。
[6]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史稿》，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41页。
[7]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六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8页。
[8] 同上，第549页。
[9]《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八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5、120、141页。
[10]《人民解放军资料丛书<后勤工作·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页。
[11]《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2卷，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376页。
[12]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后勤工作·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138页。
[13] 《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78页。
[14]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4页。
[15]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军事·根据地兵器>》，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762页。
[16] 《中国抗战军事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510页。
[17]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军事工业·根据地兵器>》，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6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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