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惠芳神话”——社会转型与当代“市民剧”
关键词： 社会转型 性反思 世俗神话
[摘要]：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市场的兴起，“市民”成为了一个引人瞩目的社会阶层，当代最重要的“说书人”电视剧也迅速把眼光对准了“市民阶层”，本文探讨当代市民剧“世俗神话”的建构与瓦解历程，并考察当代市民剧“世俗叙述”变迁背后的深层社会背景。
一、社会转型与“市民剧”的兴起
18世纪随着城市资产阶级的兴起，西方出现了大量反映中、底层市民生活的戏剧，这些戏剧被狄德罗、莱辛等人称为“市民剧”，莎士比亚的戏剧是资产阶级“市民剧”的典范，剧中的主要人物多不再是英雄，而是小市民。借用18世纪“市民剧”的概念，我们讨论的是《渴望》、《牵手》、《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和《金婚》这些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类电视剧，这些电视剧擅长描绘城市中下阶层的日常生活，讲述小市民的价值观念、道德情操和生活理想，可以称为当代的“市民剧”。
“市民剧”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可以说是我国社会变迁的一种产物，同时也是对“现代化”宏大叙事的一种反思。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以“现代化”的名义将中国带入了一个“新世界”，改革和是社会的主题，在“现代化”大叙事的前提之下，整个80年代显示出了一股理想主义的色彩，仿佛随着“现代化”，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人民会越来越幸福。事实上，改革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社会迅速发展，但改革也引发了一些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物价飞涨，各种社会问题开始暴露，城市底层市民的生活日益困顿，1988年甚至成为1950年以来中国物价上涨幅度最大，通货膨胀最明显的一年，这一年上海、贵州和云南等地都出现了“抢购潮”。[1]“现代化”没有带来一切，让所有人都得到幸福，相反，“现代化”把大部分人抛入到一个拜物的欲望世界中，于是繁华的城市风景和丰富的物质文明，倒成为“烦恼人生”的根源。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目标开始发生了深刻变化，许多民众，甚至连精英阶层也开始对“现代化”的宏大叙事失去了兴趣，甚至产生了怀疑，转而关注日常生活和小人物的命运，日常和底层生活成了社会关注的中心话题。例如代表着精英阶层的一份文学杂志《上海文学》在1987年第6期就发表了这样的“编者的话”：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作者关心自己周围的日常生活：工厂班组会上的争论，乡镇里穿梭往来的经济联系……[2]
编者号召作家们更多地关注城市的“日常生活”，实际上说明了先前的大部分作家对于底层和日常生活的忽视。于是，以《钟山》、《上海文学》为代表的文学杂志上，出现了《不谈爱情》、《风景》、《机关轶事》和《一地鸡毛》等反映城市底层生活的“市民故事”，这批作品后来被称为“新写实主义”。
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化的热潮，市民阶层迅速扩张。1995年的《上海文学》连续好几期都刊登了“城市化与转型期文学”的专题讨论，学者邹平、张同安、杨杨、杨文虎热烈地讨论了新兴的“市民阶层”，第12期的《上海文学》提出了“让文学吸引市民”的口号，这份杂志的“编者”敏锐地感受到了“市民阶层”的迅速扩张：“或先或后更新了自己的生存状态与价值观念的那一个社会群体；这个社会群体正在逐步覆盖我国的城乡，从东南沿海扩展到中西部内陆地区。”[3]新写实主义的代表池莉则在《我坦率说》一文中，把一切劳动者都看作是“小市民”，足见这个阶层的壮大：
……“印家厚”是小市民，知识分子“庄建非”也是小市民，我也是小市民。在如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家全都是普通劳动者。我自称为小市民，丝毫没自嘲的意思，更没有自贬的意思。今天这个“小市民”不是从前概念中的“市井小民”之流，而是普通一市民，就像我许多小说中的人物一样。[4]
作为当代最重要的大众媒体电视，其实也已把镜头对准了“市民阶层”，1987年江苏电视台就不失时机地拍摄了一部百集电视系列剧《秦淮人家》，这部电视剧不再把目光仅盯着乔光朴之类雄才大略的“改革家”，而是把镜头对准江南传统民居中的普通小市民，描绘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情感故事，并通过小市民的“日常故事”，展现社会的深刻变化，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的“市民剧”。
而1990年由鲁晓威、赵宝刚导演的《渴望》，更是引发了“市民剧”的热潮，据说“许多城市在该剧播出时间内，街上行人稀少，影院门可罗雀；有的工厂因为职工要回家看《渴望》，厂方竟改变了作息时间”，[5]可见这部电视剧反响之大。《渴望》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它改变了影视剧一贯的“宏大叙事”思维，将目光投射到“小市民”，尽管它也涉及到和改革大主题，但真正关注的是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批评知识分子，强调小市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合理性是这个连续剧的核心主题。随着《渴望》的热播，“市民剧”在我国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深受城市观众喜爱的电视剧类型，《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国式离婚》、《金婚》更是引发了一股又一股电视剧收播热潮。
二、“刘惠芳神话”
满怀革命理想、政治情怀和启蒙精神的绝大部分作品对市民世界、日常生活持否定态度，在那里，小市民的“日常生活”被认为是一个需要批判和超越的对象。但是，当代“市民剧”就是要摆脱“改革开放”初期以民族政治、英雄人物为主要内容的“宏大叙事”，转而描绘以市民阶层为主的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尤其是《渴望》（1990）这部早期的“市民剧”塑造了刘惠芳这样一个“完美市民”，从而建构了一个“世俗神话”：普通的小市民虽然社会地位卑微，但他们忠孝仁义，纯朴善良，维护着社会的道德秩序，而与之相反的是，尽管知识分子拥有较高的文化资本，在个人操守和道德品质上还比不上“小市民”。
刘惠芳这位出身胡同的小市民，虽没有多少文化知识，但她勤劳善良，并以此赢得了知识分子王沪生的心，他们终于走到一起，成立了一个美满家庭。但王沪生的姐姐亚茹却认为自己家庭知识分子阶层，高于小市民阶层，她处处看不起“小市民”刘惠芳，批评自己的同事朋友“天天混在小市民堆里”，还想尽种种办法让弟弟王沪生离开这个“小市民”，最终导致了刘惠芳与王沪生离了婚。与刘惠芳一样，故事中另一位男主人公宋大成，同样勤劳朴实，是一个“好市民”。他与知识分子王沪生形成了鲜明对照，尽管他与青梅竹马的刘惠芳没能结合，但他毫无怨言，始终如一地照顾惠芳全家，惠芳全家对他的感激就是让孩子称他为“大舅”。
“世俗神话”于是在一种符合传统的道德体系中建构起来，“好人”要善良、勤劳、衣着朴实，宋大成即使后来做了公司老板，西装革履，他还要向惠芳表白，这一切变化都是表面的，他和工厂的本质都没有变，宋大成还是那个朴实的宋大成，不会腐化堕落；相反，知识分子则自私、傲慢和西装革履，他们的道德令人担忧。刘惠芳更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好人”，她是模范女性，具有完美的道德。她可以为捡来的孩子，牺牲家庭、工作，甚至生命，可他的丈夫却不理解，于是他们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冲突结果是“小市民”完全获得了胜利，事实真相暴露后，那些曾经瞧不起她的知识分子王亚茹，最终都被其善良所感动，纷纷良心发现，并通过实际行动向善良的小市民刘惠芳道歉。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同样塑造了一位“好市民”张大民，“他”曾在《渴望》中也露过脸。只不过张大民并不像刘惠芳那样沉默寡言，相反，他是一个很会耍嘴皮子的小市民，但他本质上却与宋大成一样，善良厚道，“四合院”中的脏活堆里经常可以看到他的身影。颇具戏剧的是，他也像宋大成一样爱上了青梅竹马的邻居云芳，云芳虽然喜欢他，却还是带了一个西装革履的“上海”男朋友进了家门，而电视剧借助于张大民的“目光”，嘲笑了这个不适应四合院的“西装男人”。正如张大民所料，云芳还是被这个外表光鲜，行为丑陋的上海男人抛弃，于是张大民又得到了云芳，过上了小市民的“幸福生活”。
《渴望》和《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这两部较早的“市民剧”，正是用一种善恶分明的传统道德准则，建构了一个理想的“世俗神话”，安于现状、琐碎普通的市民生活被美化，刘惠芳等“小市民”虽然生活卑微，但他们勤劳朴实，勇于自我牺牲，在道德上值得称赞；王亚茹等人虽然拥有知识，富有教养，衣着体面和文质彬彬，但他们的道德却普遍不高，底层的生活世界也与知识分子所生活的世界形成了鲜明对比，贫嘴张大民居住的四合院，虽然狭窄拥挤，肮脏杂乱，甚至被称为“大杂院”，但这个“大杂院”却热闹非常，富有人情味，而相比之下，知识分子王亚茹的家虽然宽敞、整洁，但显得冷冷清清。
然而，像罗兰•巴特所言神话是一种讯息，是通过文字、照片、电影、报告和表演建构起来的一种传播体系。[6]当然，这一传播体系可以建立，也可以改变。《渴望》的“世俗神话”借助于电视媒介的传播创造出来，但也可以消失。“有些物体变成暂时性神话言谈的牺牲品，然后就消失了，其他的则取而代之，并且获得神话地位。”[7]“刘惠芳神话”只是一个通过电视媒介建构的“暂时性神话”，随着现实语境的变化，刘惠芳的小市民神话便在日益加深的社会道德危机中逐渐瓦解了。
三、“市民剧”的道德危机与认同困惑
其实，如果仔细考察《渴望》这样一部经典的“世俗神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世俗神话本身就存在着内在矛盾。尽管刘惠芬、宋大成和张大民都被塑造为“模范市民”，尤其是刘惠芳，她的完美德行感动了所有人，连知识分子最终都发出了忏悔，她的前夫王沪生还用下跪的方式，表达“内心忏悔”，但刘惠芳的道德真的是毫无瑕疵吗？
让我们再仔细审视一下媒介文本，《渴望》的前面几集其实是一个常见的三角恋爱故事模式，刘惠芳在青梅竹马的宋大成和王沪生之间徘徊，最终选择了王沪生，但作为一个勤劳善良的“好市民”，刘惠芳怎么舍弃青梅竹马又勤劳善良的宋大成呢？这一舍弃是否意味着刘惠芳对市民阶层的不满，所以她不愿意再嫁给自己的阶层。其次，作为一个“道德模范”，刘惠芳为了抚养捡来的孩子不顾家庭、丈夫，亲生孩子东东在电视剧中，跟她仿佛没有关系，这样的人怎么能做“道德模范”呢？尽管电视剧也提到过刘惠芳去王沪生家看东东，但似乎电视剧很少表现刘惠芳与东东之间的那种骨肉深情。
更值得玩味地是，刘惠芳为了照顾小芳，不但失去家庭，也失去了工作，那么她照顾小芳的来源在哪里？难道要由她年迈的母亲来承担？如果是由其母亲来承担，这显然是不道德的，怎么能将全部重担，让一位并没有经济能力的老人承担。可电视剧为了表现小市民的“美好道德”，却让刘家人倔强地拒绝别人提供的钱财。但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接连遭遇这样的生活变故，哪有大量钱财来治病呢？电视剧也提到了刘惠芳要回厂子工作，但却没有说明这是家庭需要，而是出于刘惠芳对工厂生活的眷恋，我想真正促使刘惠芳回工厂的原因应该是“经济贫困”。实际上，从第四十九集中刘大妈说：“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无意识中透露了这个家庭窘迫的经济状况。
另外，电视剧所创造的“世俗神话”本身也是一种压抑机制，在这部歌颂“好人”的电视剧中，为了维护某种东西，所有人都显得很压抑，该说的话不说，想要的又不要。譬如王亚茹和罗岗后来仍然深爱对方却也不表达，宋大成喜欢刘惠芳也不表达，尤其是刘惠芳，在电视剧中她的大部分镜头都是低头沉默，或许恰恰是沉默才能更好地维护“道德模范”的光辉形象。总之，道德本身变成了一个压抑体制，结果在这部歌颂“好人”的“市民剧”中，很多时候，好人的行动与他们内心世界的真正想法并不一致。
同样，在《贫民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当张大民嘲弄了云芳的前男友“上海人”，如愿以偿地娶到了云芳，却不得不面对生活，窘迫的市民生活经常成为家庭和邻里矛盾的导火线，这部“市民剧”的开头便颇有意味，张大妈和李大妈在公共水龙头前聊天，提到了“上海”和“美国”，在她们眼里，“上海”和“美国”是不同于胡同的“新世界”，《渴望》中也提到了“美国”，尽管刘惠芳是“道德模范”，但小芳的治病还必须依赖“美国”，依赖王亚茹，东东的也依赖“美国”。正是在上海、美国这些“新世界”面前，知足常乐的“世俗神话”显得极不自信，张大民也只有在云芳被“上海人”抛弃后，才敢大胆地追求云芳。《渴望》和《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都提到了胡同即将被拆迁，这是否意味着知足常乐的“世俗神话”将要终结？
总之，随着社会转型，市民剧的“世俗神话”渐渐瓦解，刘慧芳式的“模范市民”不复存在。张大民虽然心地善良，但已不再像宋大成、刘惠芳那样少言寡语，而是有点“贫嘴”；在《编辑部的故事》中，几位年轻编辑心地也不错，但却公开提倡城市流行的“新时尚”，他们不愿意对事物作简单地“道德评判”。
而由陈道明和蒋雯丽主演的《式离婚》（2004）等一些市民剧，虽然像《渴望》一样，关注小市民生活，但这些市民剧的“道德观念”和“市民形象”有了更大变化。《中国式离婚》故事的男女主人公本也是普通“小市民”，但女主人公林小枫不满于琐碎的“世俗生活”，大胆追求一种“世俗欲望”。显然，她不相信《渴望》那一套“世俗神话”，他们每天的争吵就是由柴米油盐引起，她逼迫丈夫宋建平离开，寻找更好的发展道路，结果林小枫如愿以偿，宋建平离开了沉闷的老医院，到私人医院工作，很快得到了重用，他的出色工作使其家庭摆脱了“小市民”世界，林小枫如愿以偿地跟小市民告别，过起了高档生活，然而，更大的道德和情感危机亦由此产生。
《双面胶》、《娘家婆家》等“市民剧”则更加赤裸地表达了“世俗欲望”，这里没有世俗神话，只有底层欲望。在这些电视剧中，大多“市民形象”很糟糕，粗俗势利，是彻底的“小市侩”，许多人毫无道德可言，她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普通的“市民家庭”因此也失去了《渴望》的那种朴实、温馨，人们被金钱、利益所诱惑，“日常家庭”变成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城市日常空间，甚至成为一个你死我活、水火不容的“战场”，背叛、逃离、偷情在这些“市民剧”中家常便饭，《渴望》所确立的“世俗神话”彻底破灭。
但2007年出品的《金婚》又回归了《渴望》的“世俗认同”，这部由郑晓龙导演，张国立、蒋雯丽主演的城市故事，电视剧用一种“叙述”的方式，讲述了一对普通市民漫长的家庭生活和情感经历。当然，这不是“宏大历史”，而是日常生活的历史，在这个历史长卷中，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个城市的中心话题是吃饭、聊天、恋爱这些日常琐事。在《乔厂长上任记》中，人物点缀着历史，但在《金婚》之中，历史却点缀着人物和他们的日常生活。漫长而短暂的五十年，“反右运动”、“文化革命”和“改革开放”，历史虽不断变化，令人眼花缭乱，但城市的本质没有改变，柴米油盐是小市民永远的生活主题。
不过，《金婚》无意重建一套《渴望》版的“世俗神话”，它不再对小市民和知识分子做简单的“道德评判”，《金婚》中的“小市民”并无完美德行，他们的身上优缺点都很明显，他们有快乐也有烦恼，他们过着平常生活直到老去。这样的城市日常风景，竟然也有了美学色彩和历史意味，而正是这种日常生活的“世俗美学”，深深打动了观众。
结语
电视剧是当代的“说书人”，当代电视剧的电视剧给我们讲述了社会剧变中各种各样的故事，而这些故事也再现了当代社会的巨变，从早期“世俗神话”的建构、到“世俗欲望”的表达，再到一种“世俗美学”的展示，《渴望》、《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编辑部的故事》、《结婚十年》、《中国式离婚》、《双面胶》和《金婚》，这些当代的“市民剧”生动再现了当代市民的日常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道德理想的变化图景，深刻地反映了我国社会的巨大变化。
[注释]
[1]吴晓波：《1978-2008中国巨变》，五洲传播出版社、中信出版社2008年7月版，第52页。
[2]《编者的话》，《上海文学》，1987年第6期。
[3]《让文学吸引市民——编者的话》，《上海文学》，1995年第12期。
[4]池莉：《我坦率说》，《池莉文集4•真实的日子》，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
[5]陶东风的博客：《启蒙的终结：〈渴望〉与中国特色的电视剧模式的确立》。
[6]（法国）罗兰•巴特：《神话——大众文化诠释》，许蔷薇、许绮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版，第168页。
[7]（法国）罗兰•巴特：《神话——大众文化诠释》，许蔷薇、许绮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版，第1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