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首发精神障碍222例临床分析

【关键词】  农民工；精神障碍；特点

　　【摘要】 目的  探讨农民工精神障碍发生的和特点。 方法  对222例精神障碍农民工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整理分析。 结果  农民工首发精神障碍年轻（≤30a85.13%）、文化程度低（≤初中文化92.79%）、未婚居多（64.41%），多数病前有精神刺激，起病急、住院时间短、疗效好。 结论  预防和降低农民工精神障碍的发生刻不容缓。

　　【关键词】 农民工；精神障碍；特点

　　由于我国体制改革，社会经济迅猛发展，机械化程度明显提高，剩余劳动力聚增，而城市各种体制的对劳动力不断增长的需求使亿万农民纷纷涌向大中城市，打工潮应运而生。由于生活和劳动环境、劳动纪律、人际关系的诸多不同，农民工精神障碍时有发生。作者通过探讨农民工精神障碍发生发展的规律和临床特点，为农民工精神障碍的预防和提供临床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1994年1月～2002年12月我院住院的222例农民工首发精神障碍的临床资料为调查对象，既往均无精神失常史。

　　1.2 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对临床资料进行整理分析。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性别:男129例（58.11%），女93例（41.89%）；年龄:≤20a54例（24.32%），21～30a135例（60.81%），31～40a24例（10.81%），≥41a9例（4.05%）；婚姻状况：已婚70例（31.53%）,未婚143例（64.41%）,离婚9例（4.05%）；文化程度:文盲15例（6.76%），小学69例（31.08%），初中122例（54.95%），高中16例（7.21%）；病前性格:内向134例（60.36%）,外向67例（30.18%），中性21例（9.46%）；家族史:阳性61例（27.48%）,阴性156例（70.27%）；不详5例（2.25%）。

　　2.2 打工城市  沿海开放大城市164例（73.87%），中等城市50例（22.52%）,小城镇8例（3.60%）。

　　2.3 打工距发病时间  2d～17a；其中61例（27.48%）≤1mo，48例（21.62%）1～3mo，37例（16.67%）3～6mo，32例（14.41%）6mo～1a，44例（19.82%）＞1a；

　　2.4 诱发因素  病前有明显精神因素105例（47.30%），与周围人发生矛盾34例（15.32%），受惊吓36例（16.22%），工作压力大13例（5.86%）， 失恋12例（5.41%），找不到工作8例（3.60%），亲人去世2例（0.09%）；无明显诱因83例(37.39%)；不详34例（15.32%）。

　　2.5 病程与起病形式  病程:3d～7a；90例（40.54%）＜1mo，67例（30.18%）1～3mo，30例（13.51%）3～6mo，35例（15.77%）＞6mo。起病形式：急性106例（47.75%），亚急性80例（36.4%），缓慢发病31例（13.96%），不详5例（2.25%）。

　　2.6 诊断  依据《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进行诊断。其中精神分裂症122例（54.95%），分裂样精神病53例（23.87%），心境障碍22例（9.90%），应激障碍13例（5.86%），神经症12例（5.34%）。

　　2.7 住院时间  184例（82.88%）≤30d，32例（14.41%）31～60d，6例（2.70%）＞60d。

　　2.8 疗效  痊愈50例（22.52%），显著进步122例（54.95%），好转49例（22.07%），自动出院1例。

　　3 讨论
　　
　　本调查显示，农民工精神障碍患者年轻（≤30a85.13%）、文化程度低（≤初中文化92.79%）、未婚居多（64.41%），多数病前有精神刺激，起病急、住院时间短、疗效好。笔者认为本组打工农民首发精神障碍，少部分是由生活事件诱发或加速了原有疾病的，多数是由生活事件直接导致了精神障碍的发生。农民工普遍年轻、文化程度低、无专业技能、缺乏社会经验，从无拘无束、自由劳动的，到生活节奏快、人生地不熟的大中城市从事低收入、长时间的强体力劳动，生活的不适应，人际交往的困难，对顾主严格管理的困惑，特别是以家族管理为主体的中小私营，居住拥挤，饮食单调，超时工作使员工体力透支，精神疲惫等，种种心理冲突产生。众所周知，生活事件作用于机体，使机体的机能状态发生改变，在一定的条件下导致精神障碍。有调查显示，生活事件引起精神障碍的患病率，工薪阶层明显高于中产阶层。地位、家庭、人际关系、社会结构、、习惯、价值观对精神紧张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此外，健全的性格、个体对生活事件的理解及应对能力等因素对精神紧张的程度也有显著的影响，汤氏［1］认为生活事件对精神分裂症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扳机作用。总之，社会心理因素是诱发或导致精神障碍的重要因素。
　　
　　随着我国城市迅速发展，农民工已是工厂企业和服务行业的主要体力劳动者，成为我国经济建设中不可缺少的力量。因此预防和降低农民工精神障碍的发生刻不容缓。为此，笔者建议一方面加强社会支持，对私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和餐饮业加强有关法规的宣传、监督和检查，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卫生部门要加强对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精神卫生的教育和宣传，积极开展农民工精神卫生问题的服务对预防和减少精神障碍的发生也是非常必要的。随着竞争的日益激烈，心理问题日趋严重，尽可能的在有条件的工厂企业引入员工援助计划（EAP），以提高员工的生活质量和改善心理状态，降低工作压力，减轻员工焦虑、抑郁程度［2］。

　　
 
　　［1］ 沈渔.精神病学［M］.第4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68～69

　　［2］ 谷向东，邓日昌.员工援助计划、解决组织中心卫生健康的途径［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4，18：398

　　作者单位：234000（安徽・宿州）宿州市第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