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群体性外迁与企业集群发展
内容摘要：本文在阐述浙商群体性外迁现象的基础上，揭示了家群体性外迁的原因，剖析了企业家与企业集群的相互关系，提出了基于企业家的企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环境构建对策。本文认为必须正确认识和估价企业家对地方与地方企业集群发展的影响，高度重视企业家群体性外迁现象，构筑良好的企业集群发展环境。
关键词：企业家 群体性外迁 企业集群
企业家在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重要性早已为理论界所认识，亦被实践所证明。熊彼特最早揭示了企业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强调企业家对推动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将企业家精神及其与动态不确定性的联系置于经济学推理的中心地位，企业家被认为是创新的主体。迈克尔·波特认为企业家是国家优势的核心之一。实践也证明了企业家对区域发展具有的重要作用。尽管如此，目前关于企业家与区域发展，尤其是企业家与企业集群发展的关联问题方面研究并不太多。企业家在区域发展（尤其是企业集群发展）中的作用地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这对企业家才能发挥和区域及企业集群发展来讲都是不利的。因此，加强该领域问题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鉴于此，本文拟着眼于近些年出现的浙商群体性外迁现象，分析企业家群体性外迁对地方经济与地方企业集群发展的影响，揭示企业家群体性外迁的原因，剖析企业家与企业集群发展的相互关系，提出基于企业家的企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环境构建对策。
企业家群体性外迁问题分析
在企业成长和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企业家的合理流动是一种正常的、积极的现象，这种流动对企业家成长、企业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都具有良好的正效应。所以，企业家的合理流动是应该鼓励和支持的。近年来，在一些地区出现了企业家群体性外迁现象，这种被称为“富豪衣锦离乡”的流动是一种不正常的异动现象，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和思考并采取相应对策。这种现象在许多地方都存在，尤以浙江温州、宁波等地富豪群体性大规模迁移为典型。没有详细的资料统计浙商群体性外迁情况，但这种现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开始出现，而且近几年来更为明显。最具代表性的是温州柳市电器企业的群体性外迁。柳市是温州模式的发源地之一，是著名的低压电器企业集群所在地，以电器闻名中外，每年创造数以百亿计的产值。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批企业外迁，其主要目的地为近邻的上海市。知名慈善家屠昌忠就是其中一位代表，他于20世纪90年代初将企业搬出温州，先是与嘉兴一家国营电器厂合作，后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上海收购一批集体企业并创办一个投资集团。另一位代表是以鞋业为主的企业家张忠青，尽管他在上海早就拥有数套住宅，2006年8月他将家业、产业全部搬到上海。同样的外迁现象在宁波也比较常见，如新生代宁波在沪商人代表、保集集团负责人裘东方就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从宁波到上海的。又如1999年1月曾长期稳坐西服第一品牌的杉杉集团老总郑永刚将总部迁到上海。
没有人去全面评估企业家群体性外迁的影响，企业家多从自身企业发展的角度认识和分析其外迁活动；地方政府往往对这种外迁现象的出现并无太多治理方略。不过这种现象还是引起了相关行业协会的注意，如2004年浙江个私协会专门就此进行了调查分析，并完成了《从浙企外迁看我省个私民营企业生态环境》的报告。无疑，企业家群体性外迁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员流动和企业厂址的变化，它对企业、企业家、迁出地和迁入地的产业发展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企业家群体性外迁是一个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
影响企业家群体性外迁的原因
（一）地方声誉受损和信用危机
温州柳市低压电器企业集群是我国政府和学者及企业广为关注的一个典型，它的发展壮大不是一帆风顺的。始于1969年的柳市工业电器生产到1979年就已初具规模，如当时的柳市通用电器厂产值就已过亿。改革开放的头十年，柳市工业电器的发展迎来第一次高潮，得到飞速发展。但同时，基于恶性竞争的偷工减料现象出现，“小、乱、差”的局面开始形成。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柳市电器遭遇严重的信用危机。公安、工商部门查处一大批违法违纪的商人和企业，产值达10亿元的柳市电器产业陷于瘫痪。柳市电器工业只是温州的一个缩影，其他行业情况也大体如此。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温州成了造假、制假、售假的代名词，成了偷工减料、假冒伪劣产品的同义语。地方声誉严重受损、企业信用不复存在。作为温州的企业家是灾难的制造者，也是灾难的直接受害者。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温州企业家认为外迁是解决信用危机的有效捷径。这正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外迁而不是其他时间外迁的原因之一，部分企业家把外迁作为规避信用危机的手段。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对责任的群体逃避。从更为深层次的角度来看，地方声誉和企业信用是企业集群发展的必要前提，也是企业家应该共同维护的公共产品。这种公共产品具有易损性和重构的长期性。虽然我们没有必要指责企业家把外迁作为一种规避手段，但对破坏地方声誉和造成信用危机的企业家不良行为是应该予以制止和纠正的。
（二）技术与人才瓶颈
产业和企业集群的发展要以技术与人才为支撑，尤其是企业集群发展的重要特征是创新，创新的重要源泉就是技术进步和人才作用。所以，技术和人才对产业发展和企业家迁移是非常重要的。考察温州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企业家群体性迁移和企业外迁的原因，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技术和人才的“瓶颈”。以柳市电器工业为例，从1969年到20世纪80年代的时间里，其电器工业发展速度很快，在地方经济社会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来看，在80年代中后期应该进入一个新的创业和腾飞周期。实际情况却相反，企业之间不是去创新产品、提高质量，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恶性竞争、制造伪劣产品的现象层出不穷。其结果是使产品进入衰退期，企业集群走向没落。究其原因，一是缺乏管理人才，没有人从更高更长远的战略角度去分析和把握柳市电器工业的发展，企业更多地只顾眼前利益，这是高素质管理人才缺乏造成的直接后果；二是缺乏专门技术人才，国外企业集群的发展与大学、科研机构是密切相关的，技术是企业集群发展的前提。但在温州遇到的情况是大城市的工程师、技术人员不愿意到这些地方工作，国营大厂和科研院所不愿意和温州企业进行技术合作，而自己技术力量又不够。这与温州信用受损和地方文化环境有密切关系。作为解决技术和人才“瓶颈”的手段，一些企业家同样选择了外迁。同理，笔者认为企业家可以把外迁作为一种解决技术和人才制约的手段。但对地方来讲，发展文化事业更为重要。
（三）政府行为不规范致使投资环境恶化
政府行为不规范、投资环境欠佳仍然是影响投资者的关键因素。过去，我们把更多的精力关注在外来投资者身上，忽视了本地企业家生存发展环境，最终导致本地企业家的群体性迁移。浙江省个私协会在《从浙企外迁看我省个私民营企业生态环境》的报告中指出：浙江一些政府部门的职能转换和服务改进措施不如沪苏到位。少数把持行政大权的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思想观念和服务意识仍需提高。有的把个私民营企业当作自己的“摇钱树”；有的在企业审批过程中拖着不办变相设卡；有的部门片面强调法规的规定，使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打着规范的旗号，使本已降低的准入门槛重新抬高；还有一些政府主管部门总想把“好事”都留给关系户，个私民营企业稍有“非分之想”，不是当头棒喝就是“不批不阅”。这是典型的政府缺位行为。有的温州企业家说：自己在温州已很难得到地方政府扶持，很难有更进一步发展了，所以只好外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的正是政府行为不当与投资环境欠佳问题。与这些地方相反，上海却对来自浙江的企业持欢迎态度。外迁来沪的浙商指出：上海对他们投资的政策是“三免二减半”，而继续在柳市投资则没有这些政策；而且在上海奉贤的土地成本只有温州柳市的三分之一。在温州投资环境的斥力作用和上海投资环境的引力作用下，温州企业家群体性外迁上海的现象就容易理解了。所以，投资环境是否优化和政府行为是否规范是影响区域产业发展和企业家行为的重要因素。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如果说温州企业家群体性外迁，属于非完全自愿的外力型迁移外，宁波企业家的外迁则更多地包含市场拓展需要和社会网络因素，这也是影响企业家群体性外迁的原因，当然这种迁移更多地是一种主动行为。除此之外，文化、血缘、子女求学等都可以影响企业家的群体性迁移。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正常的迁移活动政府应加以引导，而非正常或外力型的企业家外迁是应该引起地方政府高度重视的。
发展离不开众多的企业家，这里所说的企业家是一个不同的团体，并没有一个单一的企业家轮廓，它是一个群体的概念。在企业家理论研究方面，过去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领导的特质，而忽视了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事实上作为变革代理人的每个企业家的作用及企业家之间的相互活动。在企业集群研究中，企业家作用同样常常被忽视。事实上，企业家既是推动企业集群形成并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又是企业集群发展的结果。
企业家在企业集群形成演化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十分重要，许多企业集群的发展都表明了掌握一定技能的企业家所在的区位以及对新兴技术机会的把握极大地影响了企业集群的出现及后继发展，企业家是集群发展的原动力。企业家通过积极改变和营造有利于集群发展的社会情境因素，从而促进企业集群的萌芽；通过企业家的构建和发展而推动和保障集群的发展。企业集群的不同发展阶段，企业家作用的大小和表现方式是不相同的。在企业集群的形成初期，需要一些外部条件的刺激，企业家是在尝试和干中学过程中产生的。企业家通过学习及对环境的适应和创新为集群发展做准备。随着企业家对市场机会的发现和认识，企业家对外部环境逐渐适应，企业集群自组织围绕企业家展开，各种网络开始形成。于是，企业集群的发展进入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成熟发展时期，创业活动活跃，新一代企业家产生，企业家网络形成，企业集群发展迅速并逐步升级。在每一个过程中，企业家以其特有的创新创业精神和社会经济网络资本不断影响着企业集群的发展。具体而言，在企业集群出现阶段，机会和企业家共同作用导致最初企业的出现，奠定企业集群发展基础。在自组织阶段，企业集群内的各种组织和产业家创业创新活动共存，企业家通过其特有的适应性决定了企业集群的特质和稳定性。在系统成熟阶段，企业家知识溢出效应明显，通过企业孵化器的建立和企业家的创造力加强，企业集群得以迅速、稳步发展。在衰退或转化阶段，企业家惯性思维或群体思维会对创新产生抑制，从而不利于企业集群发展。此时，需要有新的企业家群体出现，以推进企业集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周期。
作为群体概念的企业家并不是指一个企业集群系统中的所有企业家，而是指其中的部分企业家，即集群企业家。集群企业家应该具有三个特征：企业家拥有自己的企业，企业家具有强烈的创新热情和较多的创新活动，具有健全的社会网络。吕文栋等人从企业家的视角研究了浙江企业集群的动力机制，指出企业家对企业集群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企业家行为的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基于地方企业家的地方产业网络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及对竞争和市场结构的协调作用，基于内外企业家联盟对企业集群纵深演进的推动作用。
在企业家作用于企业集群的同时，企业集群发展对企业家成长也有反作用：企业集群发展能为企业家成长提供更多的机会、更好的创业条件，有利于企业家创业和成长；企业集群中学习与交流网络的形成，有利于促进企业家创新能力的提高，获取更多、更充分的市场信息和机会。企业集群发展拓展了企业家的社会资本，增加了企业家的无形资产。
综上所述，企业家和企业集群发展是一种互动关系，企业家在一个集群系统里能得到更充分的发展，而企业家作为一种特殊要素对企业集群发展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基于这种理解，再来考察分析浙商群体性外迁现象时，不难发现，这种现象实质上是企业家与地方企业集群系统的分离现象。这种分离对企业家、对企业集群发展、对区域经济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尤其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简而言之，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企业家和企业集群发展的社会网络受损，企业家长期在当地建立起来的网络被破坏，企业家外迁后新网络的构建需要一定时间且有不确性。所以，对企业家来讲短期负面影响是明显的，预期也是不确定的。市场结构改变，市场网络受损。与企业家外迁相伴随的是工厂的外移，是产品和市场结构的改变，这种改变往往是不利的。因为群体性外迁的通常是当地具有一定份量的企业家和企业。示范效应的存在，导致更多企业家外迁并对留存企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事实上，大量非正常的企业家群体性外迁本身就是产业群衰退、地区投资环境恶化的标志之一。最终受到影响和打击的是整个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正确评估企业家在企业集群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营造有利于企业家成长的企业集群发展环境是非常必要的。
优化企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环境
为了构建可持续的企业集群发展环境，从企业家角度而言，主要做好以下工作：首先，要从理论上认识到企业家是一种稀缺资源。微观经济学通常把企业家当成是充分供给的，但实际上企业家是一种稀缺资源且分布不均，企业家是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这个理论前提是必需把握的。其次，要正确评估企业家在不同时期对企业集群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充分重视作为特殊生产力的企业家的作用和地位。地方企业集群能否健康成长，企业家作用不可低估。作为地方政府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出台相应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鼓励企业家的发展。第三，建立和完善企业家培训制度，提高企业家素质和管理能力。第四，完善学习交流网络，拓展信息渠道，构建完善的开放网络，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第五，协助企业家建立企业制度，尤其是沿海一些地方的家族企业同样需要进行制度创新。第六，建立激励和奖励机制。政府对地方经济发展有巨大贡献的企业家要给予奖励和激励，增加其在本地创业的信心和动力。第七，全方位优化投资环境，尤其是人文环境，要感情留人，事业留人。构建和谐的企业集群发展环境，遏制非正常的企业家群体性外迁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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