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翻译的标准
摘要: 翻译标准是个古老而热门的论题。翻译的标准不仅是我们衡量译文质量的尺度,也是我们从事翻译时要努力达到的目标。本文通过对历代翻译标准争论的分析，说明翻译标准不是永恒的．而是在争论中的。译者应树立正确的翻译观，广泛涉猎不同文化间的差异,还要注意语言环境的影响,把“忠实”放在第一位,同时要通顺、易懂。
关键词:翻译标准;语言环境;文化差异
一、引言
翻译是人类上最悠久的文化交流活动。在世界趋于一体化的今天，追求多元的精神与文化价值已成为一种必然。无论在人类的物质生活，还是在人类的精神活动中，翻译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语言工作。鲁迅先生说过: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是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从实质上来讲,就是要使原文的内容、风格、笔锋、韵味在译文中得以再现。翻译涉及原语(source language)与译语(target language) 两种语言及其文化背景等各方面的知识,有时非常复杂。所以,译者要想收到理想的翻译效果,常常需要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仅仅懂得一些基本技巧知识是不够的,必须广泛涉猎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必须在两种语言上下工夫,乃至独具匠心。
在翻译教学的实践中,我们会遇到各种题材的内容,而大多数为文学方面的。我们知道文学作品之类的翻译,在内容和韵味上往往难以把握。近代最伟大的翻译家严复曾经说过:“一名之立,旬月踌躇。”鲁迅先生也曾说:“创作时可以回避,翻译却不然,也还得想,一直弄到头昏眼花,好像在脑子里摸一个急于要开箱子的钥匙,却没有。”由此可知,翻译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二、针对翻译的标准的争论
1、我国近代对翻译标准的争论
谈到近代对翻译标准的争论，我们不得不谈严复和严复的“信达雅”。严复是我国清末新兴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鲁迅曾在《二心集》里说过，严复“曾经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严复参照古代翻译佛经的经验，根据自己翻译的实践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严复曾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严复最初提出三难，并不是作为翻译标准提出来的，但在这之后的一百年间，严复的“信达雅”说渐渐引起了许多翻译家的共鸣，对翻译实践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但对其“雅”宇从一开始便有争议。他所谓的“雅”，是指脱离原文而片面追求译文本身的古雅。他认为只有译文本身采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实际上即所谓上等的文言文，才算登大雅之堂。所以在白话文兴起之后，激进派群起而攻之，大有将其批倒批臭而后快之势。甚至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掀起了一场关于“信达雅”的争论。有人甚至认为严复的“信达雅”说，严重限制了翻译研究的视野，长期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有些观点相当激烈。如黄雨石就说：“严复在开一代翻译之风，在着意介绍外国新思想等方面的确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的这一套翻译理论，无可讳言，却显然是完全错误的。(沈苏儒著《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07页) 周笃宝说：“‘雅’字是唯心的，或者说是‘违心’的，都是不的。他翻译的是当时格物致知 的书，代表先进的学术思想，却为了使顽固保守的士大夫阶级乐于接受西方先进学理‘刻意摹仿先秦文体’去翻译显然不妥。如果说严复的翻译思想有不妥之处，皆失于‘雅’’’。(《中国翻译))2000(2)，29)由此可见，在对严复的“信达雅”说百年来的争论中，“信达”二字已是人们公认的标准，而对“雅”字却争论很大。 20世纪20年代我国出现了关于“神韵”的讨论。对此我国著名作家茅盾曾发表过见解。他本人始终如一是不妥协的“直译”论者，连后来出现的介乎“直译”和“意译”之间的所谓“顺译”他都反对，理由是“顺译”容易导致“歪译”。(1984a：351～354)茅盾早期发表过许多关于文学翻译的见解，针对五四运动以前“歪译”的泛滥，提出一系列的“直译”理论，以纠正前人的偏差。行文当中，他使用了传统文艺理论的语言，谈到“神韵”时说：“就我的私见下个判断，觉得与其失‘神韵’而留‘形貌’，还不如‘形貌’上有些差异而保留‘神韵’。文学的功用在感人，而感人的力量恐怕还是寓于‘神韵’的多而寄在‘形貌’的少，译本如不能保留原文的‘神韵’，难免要失了许多的感人的力量。”(1984b：337)这段话强调“神韵”，和后来的“神似”没有大的差别。所以有人说20世纪50年代傅雷提出关于“神似”的讨论是20年代“神韵”讨论的继续。
2、我国对翻译标准的争论
傅雷和钱钟书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分别提出“神似”和“化境”的翻译标准。傅雷先生主张“重神似而不重形似”。于是我国译界出现了两大派。一是以傅雷、杨绛、杨必等译家为代表的“神似派”，一是以卞之琳先生为代表的“存形求神派”。一派重神似，一派重形似，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在近期的《中国翻译》上北大教授许渊冲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江枫先生还在该问题上继续争论不休。(见《中国翻译>>2001(3)“新世纪的新译论”点评)2001年8月份在中国译协、《中国翻译》编辑部举办的“英汉翻译高级讲习班”上，笔者有幸聆听了两位学者的唇枪舌战，双方各持一词，谁也不服气谁，谁都能找出有力的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是对的。 继20世纪50年代之后，70年代末我国翻译事业出现了第二次高潮。由于西方翻译理论开始大举进入中国翻译研究领域，不少学者力图“挽救”、“完善”严复的理论。有人干脆说：“还是信达雅好。”于是人们重新提出“直译”或“意译”的价值。新一轮翻译标准的争论又拉开了帷幕。时代不同了，人们站在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思维方式进行争论。与此同时，后人对严复的“信达雅”已经赋予了新的内容和解释。他们认为“雅”已不再是严复所指的“尔雅”和“用汉以前宇法句法”，而是指“保存原作的风格”。这期间，我国一些学者提出了“信达优论”、“信达切论”、“最佳近似度论”、“辨证统一论”、“紧身衣论”等翻译标准。精通英法两门外语的许渊冲先生把“雅”字归结为中国文艺学派翻译标准的根源。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提出了“三美论”(意美、音美、形美)。 1987年在青岛召开的“全国首届翻译理论研讨会”上，辜正坤教授发表了“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他认为具体的翻译标准应该而且必然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翻译标准可分为抽象标准和具体标准两大类，这两大标准构成一个互相制约和补充的有机系统。抽象标准具有一元性，具体标准具有多元性。一经宣读，引起轩然大波，几乎使有关翻译标准的讨论成了大会的主旋律。可见人们对翻译标准的重视。
我们认为,翻译的标准必须明确,并且切实可行,不然就无法起到应起的作用,其指导意义就无法体现。比如,严复提出的“雅”,据其解释,“用汉代之前的古典汉语”,“信达之外,译文要雅致,讲究文字之美,整洁流利,声调的和谐动听”。这一点使得译文脱离原文而片面追求译文本身的古雅,在翻译实践中,往往是行不通的。如果原文不“雅”,出自下层社会,语言粗俗,而译成高雅的语言,就会与原文的风格相抵触。译文是否雅致,要以原文为根据,而不应以译者的风格取代原作的风格。如果原作是通俗的口语体,不能译成文绉绉的书面体;原文粗犷豪放,不能译成温文尔雅;原文是富于西方色彩的,不能译成富于东方色彩的。总之,译文必须“保持原作的丰姿”,就是要完美地保留原文的韵味、风格和言外之意。
而“信”与“达”在翻译过程中也并非总是能够完美地统一起来。由于两种语言之间的千差万别,有时,要忠实于原文,译文就难以做到通顺,而要想通顺, 就难以做到忠实。有一位意大利人甚至说道:“翻译是叛逆( Translators are· 4 0 1 ·2003 年第1 期总第109 期河南管理干部学院学报JOURNAL OF HENAN COLL EGE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CADRESNo. 1 2003Serial NO. 109? 1995-2004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traitors. ) ”就是强调了要想达到“信”与“达”的和谐统一是多么不容易。同时做到“信”与“达”固然有时很难,但并非就是不可能,我们在翻译实践中不能将两者孤立地去考虑,而要在以“信”为本的前提下,采用有效的方法将两者加以协调,达成有机的统一。
翻译的标准提法很多,可说是各抒己见,百家争鸣,但这种情况不利于我们的翻译实践,无法使我们有一个统一的指导性原则,使从事翻译者无所适从。作为翻译实践的准绳和衡量译文好坏的尺度,还是现时通用的一般标准“忠实、通顺”四个字为好。
下面结合翻译的标准,着重谈几点在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语言环境的影响我们时常提及中的一个成语:“No context , no text . ”言语意义的理解必须结合上下文,离开了原文语言环境,所谓的“忠实”也就根本谈不上。
例如：
I found him out . A. 我把他找出来了;B. 我发现他出去了。?
He lives very near. A. 他就住在附近;B. 他生活很贫苦。
究竟哪个译文是原文的含义,我们不能武断地下结论,关键是要从原文的背景中找答案。正确的理解涉及原文的各种因素。如原文作者的性别、年龄、职业、文化修养、社会地位、语言风格以及特定的时间、地点、交际场合等。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通过上下文的附加信息和逻辑意义以及借助口头语言中的语音语调,往往可以避免出现理解错误。
Tom cares nothing about his studies. He is the poorest student in the class. 汤姆对自己的学习漠不关心,他是班上成绩最差的学生(不是最穷的。)一个单词出现在一个新的上下文中可能会有不同的意思, “一词对一词”(Word - for - word) 的翻译,字面上与原文统一起来了,而逻辑意义可能相差甚远。
文化差异的影响文化的差异对翻译的“忠实”也有重大影响。有时单靠推理判断解决不了问题。比如,在传统文化中,红色给人的感觉是与鲜艳、醒目、热烈、喜庆、幸福、丰收相联系。如年终分红、送礼红包,以及某人在人气很旺时,可以说“走红、红得发紫”等。而在英语中“red”有时含有“激进、赤色”之意,有一定的色彩。此外,客观上的同一事物或现象,在两种语言中也时常会有不同的表达方法,我们还用表示色彩的词来举例。如中国人称“红茶”,英国人讲“black tea”;而“红糖”成了“brown sugar”;反过来,英语中“blue film”是指“黄色电影”,而“dark beer”是指我们所说的“黑啤酒”,诸如此类。
英语和汉语一样,都是高度的语言,都有大量的习语,而两者间的表现手法往往有差异。例如,英语中,有比喻用法as stupid as a goose. 这里goose 字面意思指鹅,同时也可指人,有“笨蛋、傻瓜”之意。而在汉语中没有这种比喻,谈起鹅使人联想的是“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的赏心悦目的画面。
像习语之类,我们要忠实的是其逻辑意义而不是其形式。当然,也有少量习语不论内容、形式和色彩在两种语言中表达方式上是一致的或基本一致的,另有一些译文是读者完全可以接受的。如:as light as feather (轻如鸿毛) ;armed to the teeth(武装到牙齿) ;All roads lead to Rome. (条条道路通罗马) 。
冠词的一些译法英语中冠词使用率很高,而汉语中没有。尽管它是虚词,但有时是必须翻译出来的。如在相关名词带有描述性定语时,或当冠词含有一定的词汇意义时。
例如：
A Mr. Smith is here to see you. 一位叫史密斯先生要见你。?
She is now a different Miss Nancy from what she was when she was my neighbor. 她现在已不是与我为邻时的那位南希小姐了。
在这种情况下,“一位”就必须译出,尽管有时省略“一”而只是保留量词“位”。定冠词除了表示特指等意义外,有时还有种“强势”含义,相当于在the 和名词之间省略了一个形容词,强调名词所指的事物是最好、最典型、最正统、最知名或是最重要的事物等,这时的定冠词要重读。
This is the word to be used here. 该词在此处是最恰当的字眼。
He is the man for the job. 干这活他最合适。
Quinine is the medicine for malaria. 奎宁是疟疾的良药。
In our university he was not only a poet , but the poet .在我们大学里,他不仅仅是个诗人,而且是最有名的诗人。
介词的一些译法英语中的介词出现频率也是很高的。虽然有时我们翻译时省略了一些介词,但是有时一些介词有着明显的词汇意义。因为汉语中缺乏和英语介词相当的成分,翻译时经常需要进行加工处理,比如不得不借助汉语的动词,这样才能将其原意确切地表达出来。For or Against Capital Punishment?《赞成还是反对死刑》The girl walked out in the rain with tears in her eyes. 那个女孩含着两眼泪冒雨出了门。
所有这些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采用中化比较的方法,让学生有意识地排除本族语及本族文化的干扰。
由此可以看出,作为翻译活动本身不应该是目的，它应该遵循某些原则或标准。一个译者,必须全面地考虑原文中上下文之间的各种因素,如因果关系及文化背景差异等,才能找出与原文内容等值的表达方式。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必须把“忠实”原作的内容放在第一位,同时还要通顺、易懂,符合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