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世纪拜占庭帝国对中国的丝绸贸易活动及其历史见证

【内容提要】6-7世纪是拜占庭帝国的强盛时期，帝国内部存在着对丝绸的强烈需求。为了获取丝织业所必需的生丝，打破波斯在生丝供应上的垄断，拜占庭帝国在传统丝绸之路、南海之路和欧亚大陆南俄草原之路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拜占庭商人的商贸活动促进了中国丝绸的西传，同时也使大量拜占庭金币流入中国境内。拜占庭民间传说随商贸活动播向东方，在中国典籍中留下了斑斑陈迹。

【关键词】拜占庭帝国（拂菻） 中国 丝绸 商贸活动 
 

   公元3世纪以后，以罗马为中心的帝国西部逐渐衰落，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则日显重要。公元330年，君士坦丁皇帝将帝国首都迁移到希腊旧城拜占庭，改名为君士坦丁堡，从此一个不同于原罗马帝国的新帝国逐渐形成。这个东部帝国借助于其固有的地理、社会优势，经过数代皇帝的励精图治，从6世纪初期进入了文治武功的鼎盛时期。查士丁尼（527-565）皇帝发动一系列的征服战争，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环地中海帝国；就其东部领土规模而言，并不亚于极盛时期的罗马帝国。为其政治和商业利益，它同东部的强大邻国波斯萨珊王朝展开了激烈的角逐；试图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进行直接的商贸活动，成为这种角逐的一个组成部分。7世纪中叶以后，新兴起的阿拉伯伊斯兰教势力夺取了拜占庭帝国在地中海东部和北非的领土，从东、南两方面形成了对拜占庭帝国的包围。受到沉重打击的拜占庭帝国同东方的商贸活动基本被切断。拜占庭帝国与中国以丝绸贸易为主的商贸交流以6-7世纪最为繁荣。
    在中国古代史籍中，罗马帝国，特别是它统治下的东部地区即地中海东岸，被称为“大秦”；由罗马帝国东部疆域演化而来的拜占庭帝国则更多地被称为“拂菻”，但在许多情况下仍继续沿用旧称“大秦”，或“大秦”“拂菻”并用。“拂菻”用指拜占庭帝国，在隋唐时期的典籍中最为明确，也最为频繁。这个名称可能源自“罗马”一词，经波斯和中亚语言进入汉语。330年以后兴起的以拜占庭为中心的东部帝国在对外关系中仍以“罗马”（Róm，Rüm）相称。Róm一词进入亚美尼亚语演变为Hróm（Hórum），进入波斯语系后h转为f，故中亚的呼拉子密语和粟特语中又转为Fróm（Furum），Fróm在汉语中转读为“拂菻”。[1]从拜占庭史料和汉文典籍中有关“大秦”“拂菻”的记载以及相关考古资料，我们大致可以看清楚6-7世纪拜占庭帝国对中国的丝绸贸易活动的轮廓。
一
    4世纪以后兴起的拜占庭帝国同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一样，随着国力的逐渐壮大，特别是疆域上与东方的接近，追求东方奢侈品，尤其是中国丝绸的兴趣愈益浓厚。据4世纪后期罗马作家马赛利努斯（330-？）记载，曾经仅限于贵族阶级使用的丝绸，在他生活的时代已经“毫无差别的遍及所有阶级，甚至社会最下层。”这是夸张的描述。下层社会不可能购买丝绸这样的价格极为昂贵的奢侈品。拜占庭帝国是一个等级意识很强的社会，作为身份地位象征的丝绸的大量消费主要限于王公贵族等上流社会。但社会各阶层对东方奢侈品怀有浓厚而强烈的兴趣，确为无可争议的事实。与此同时，基督教会在成为罗马帝国国教以后，势力逐渐强大。教会盛行以丝绸装饰教堂、制作教士法衣，以丝绸裹尸体下葬，成为丝绸、香料等东方奢侈品的重要消费者。各蛮族涌入罗马帝国以后，为罗马贵族的豪奢之风所熏染，也开始追求东方奢侈品。408年，阿拉里克率领西哥特军队围攻罗马，向帝国政府勒索大量财物，除金、银财宝外，还有丝绸外衣4000件，皮革3000皮和胡椒3000磅；[2]448年拜占庭帝国与匈奴首领阿提拉的谈判中，为羁縻严重威胁帝国边境的匈奴人，向阿提拉赠送了包括丝绸在内的大量东方奢侈品。[3]拜占庭帝国将大量奢侈品送与蛮族首领，虽然满足他们的贪欲，阻止蛮族的入侵，但拜占庭帝国的丝绸消耗量也大为增加。作为拜占庭政府的主要收入渠道之一，丝织业的使社会各阶层受益，丝织业在拜占庭社会经济中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性。[4]拥有50-100万人口的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以其横跨欧亚大陆的独特的商业地理位置，推动着拜占庭帝国的东方贸易活动，将商业利益扩展到东方的中国和印度。6世纪地中海沿岸居民对远东奢侈品所形成的嗜好，远甚于罗马时代流行的风尚，这成为拜占庭社会内部进行东方贸易的强大动力。[5]
    波斯萨珊王朝如同先前的安息王朝一样，在贯穿其境的丝绸之路上对生丝贸易享有绝对的垄断地位。公元前2世纪末张骞两通西域以后，西传的中国丝绸成为欧亚大陆商贸活动中利润最为丰厚的商品之一。作为西方最大的消费者，罗马帝国“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后汉书·西域传》）为了从波斯得到中国丝绸，罗马帝国于298年与波斯达成协议，将尼西比（Nisibis）开辟为两国丝绸贸易口岸。拜占庭帝国的东方贸易尤其是丝绸贸易，也像罗马帝国一样受制于波斯。408-409年，为扩大贸易规模，拜占庭帝国又与波斯商定，增加幼发拉底河左岸的拜占庭城市卡里尼库姆（Kallinicum）和波斯-亚美尼亚地区的波斯城市阿尔达沙特（Artashat）作为通商口岸。此后两大帝国在这三个通商口岸的丝绸贸易进行了大约两个世纪。[6]5世纪末6世纪初，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人科斯马斯（Cosmas Indicopleustes），曾在印度洋游历、经商，到过锡兰（今斯里兰卡）和印度，他在晚年（6世纪40-50年代）所写的《基督教世界风土志》（Universal Christian Topography）中，记载当年在锡兰所做的观察：“产丝之国位于印度诸邦中最遥远的地方，当人们进入印度洋时，它位于左侧……这个国家叫秦尼扎（Tzinitza，即中国——笔者），其左侧为海洋所环绕，正如同巴巴利的右侧被同一海洋所环绕一样。被称为婆罗门的印度家们说，[7]如果从秦尼扎扯一条绳子，经波斯到罗马领土，那么大地恰好被分成两半。他们也许是对的。秦尼扎国向左方偏斜相当严重，所以丝绸商队从陆地上经过各国辗转到达波斯，所需要的时间比较短，而由海路到达波斯，其距离却大得多。……这可以解释波斯何以总是积储大量丝绸。”[8]6世纪上半叶，波斯-亚美尼亚地区的第温（Dvin）成为两国通商的重要地点。[9]这一时期的拜占庭作家普罗可比（500-565年）写道：“人们习惯上用来制作衣服的衣料是丝绸，先前希腊人称之为‘米底布’（μηδικήν εσθήτα），现时称之为赛里斯布（σηρικήν）。” [10]可见波斯西北境的米底亚（Media）地区曾长期向拜占庭帝国供应丝绸。
    6世纪上半叶，锡兰（今斯里兰卡）成为印度洋商贸活动的重要中介站和丝绸市场。科斯马斯当年观察到的以锡兰为中心的贸易形势是：“该岛（锡兰岛）地处中心位置，从印度、波斯和埃塞俄比亚各地很多船只经常访问该岛，同样它自己的很多船只也远航他方。从遥远的地区——我指的是秦尼斯达（Tzinista）和其他输出地——它接受的是丝绸、沉香、丁香、檀香和其他产品。这些产品又从该岛运往这一边的其他市场，如没来、卡利安那、信德（Sindu,即印度河口的Diul Sindh）、波斯、希米雅提(即也门)和阿杜里（红海非洲之滨的Zula）。……该岛也输入上述各地的物产，转而输往更遥远的港市；同时该岛向两个方面输出自己的物产。”[11]就中国典籍记载而论，锡兰在印度洋贸易中的地位的提高，更在此前时期。411年我国高僧法显游历印度和锡兰（师子国）后乘“商人大船”回国，至耶婆提（今爪哇）后再换乘商船赴广州，这时的商人已经熟知“常行时正可五十日便到广州”。5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南部已与印度、锡兰乃至更远的波斯建立起固定的商贸联系。《宋书》卷97记载当时中国南部与西方交流的情况：“若夫大秦、天竺，迥出西溟，二汉衔役，特艰斯路。而商货所资，或出交部，泛海陵波，因风远至。又重峻参差，氏众非一，殊名诡号，种别类殊。山琛水宝，由兹自出，通犀翠玉之珍，蛇珠火布之异，千名万品，并世主之虚心，故舟船继路，商使交属。”作为商品交换，南朝各代通过东南亚人（中国古代称之为“昆仑”）接受西方物产的同时，也向南海和印度、锡兰乃至更远地区输出丝绸等中国特产。《南齐书》卷31《荀伯玉传》：“世祖（萧赜）在东宫，专断用事，颇不如法，任左右张景真，……（张景真）又度丝锦与昆仑舶营货，辄使传令防送过南州津。”南州津是建康南朱雀门外秦淮河的大港，可见南齐时东南亚的商船已进至长江下游进行贸易。“昆仑舶”是中国丝绸进入锡兰、印度市场的主要媒介。
    锡兰丝绸市场的出现，似乎向长期受制于波斯生丝供应的拜占庭帝国展现出一缕希望之光，使之萌生了从海上通达东方丝源，打破波斯垄断的念头。528年两国爆发战争，波斯中断丝绸贸易，拜占庭丝织业陷于危机。531年前后，查士丁尼皇帝利用控制红海北部的有利条件，劝诱其在红海地区的盟友埃塞俄比亚人前往锡兰购买丝绸，他向后者指出合作的大好前景：“（你们）这样做可以赚取很多钱，而罗马人也可以在一个方面受益，即不再把钱送给它的敌人波斯”。埃塞俄比亚人接受了请求，却未能实现诺言。当时的拜占庭史家普罗可比解释失败的原因是：“波斯人总是占据印度（锡兰）船开进的每一个港口（因为他们是邻国），通常收购了所有货物，埃塞俄比亚人不能进港购得丝绸。”[12]但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埃塞俄比亚人已与波斯人在东方贸易上达成默契，即埃塞俄比亚人垄断香料贸易，而由波斯垄断丝绸贸易，双方都不愿为拜占庭帝国的利益卷入两败俱伤的竞争；锡兰人可能也不愿损坏已与波斯建立起来商业关系[13]。
    查士丁尼皇帝计划的失败，使拜占庭在叙利亚（提尔和贝鲁特）的丝织业受到严重影响。为了防止波斯丝商提高丝价，查士丁尼命令加强对生丝的垄断，由政府商务官（commerkiarioi）在固定边界交易点上从波斯人手中购买生丝，以保证政府优先得到生丝，同时避免丝商争购造成波斯人抬价；他还禁止私人丝织者以每磅8个金币以上的价格出售丝织品。这个价格低于私商从波斯人手中的购买价，大量私商因这一规定而破产。540年，第二次波斯战争爆发，生丝贸易停止，政府所存生丝又不敷用，为了保证政府作坊的供应，查士丁尼宣布接受私人丝织场为国有，将生丝和丝织品的买卖全部变为国家垄断。拜占庭丝织业陷于萧条。
    十余年之后（约552年左右），由于一个偶然事件，拜占庭丝织业出现转机。拜占庭史料中，以普罗可比对这个事件的记载最为详细：
    大约在同一个时候，几位来自印度人（居住区）的教士到达这里，获悉查士丁尼皇帝心中很渴望使罗马人此后不再从波斯人手中购买丝绸，便前来拜见皇帝，许诺说他们可设法弄到丝绸，使罗马人不再受制于波斯人或其它民族，被迫从他们那里购买丝货；他们自称曾长期居住在一个有很多印度人、名叫赛林达（Serinda）的地区。在此期间他们完全弄懂了用何种方法可使罗马国土上生产出丝绸。查士丁尼皇帝细加追寻，问他们如何保证办成此事。教士们告诉皇帝，产丝者是一种虫子，天性教它们工作，不断地促使它们产丝。从那个国家（赛林达）将活虫带来是不可能的，但可以很容易很迅捷地设法孵化出活虫，因为一个丝蚕一次可产下无数蚕卵；蚕卵产出后很长时期，以厩粪覆盖，使之孵化——厩粪产生足够热量，促成孵化。教士们做如是解释后，皇帝向他们承诺，如果他们以行动证明其言不妄，必将酬以重赏。于是，教士们返回印度，将蚕卵带回了拜占庭。他们以上述方法培植蚕卵，成功地孵化出蚕虫，并以桑叶加以饲养。从此以后，养蚕制丝业在罗马领土上建立起来。[14]
    另一位拜占庭作家赛奥凡尼斯（Theophanes）在6世纪末也记载同一事件，但内容稍有差异。在他的记载中，将蚕种带到拜占庭的是一位生活在塞里斯（Seres）的波斯人。[15]学者们对赛林达（或塞里斯）地望的考订虽还存在分歧，但大多数人认为可能是新疆地区，更具体一点，即和阗；[16]记载中的印度教士（或波斯人）则是中亚的景教徒。[17]不管带给拜占庭人蚕子的教士是何方人士，也不管他们从何处得到了蚕子，育蚕业在拜占庭帝国安家落户毕竟是无可怀疑的事实，是欧洲丝织业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就拜占庭帝国而言，养蚕法的获得为丝织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波斯的影响力；但基业初创的拜占庭养蚕业，在数量和质量上还不能满足丝织业的需求，生丝供应仍需要从波斯进口。562年，拜占庭与波斯达成五十年和平协议，内容之一就是双方在既定的通商地点进行包括丝绸在内的商品贸易。[18]拜占庭帝国仍然无法彻底打破波斯在丝绸贸易上的统治地位。
    不过，这一时期突厥在中亚的崛起使欧亚大陆的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拜占庭帝国的变化。突厥最初居于准噶尔盆地之北，叶尼塞河上游，后迁至高昌的北山（今博格多山）。6世纪中叶，突厥击灭奴役它的柔然，建立了自己的国家，[19]随后又与波斯联合消灭伊犁河（即所谓乌孙故地）以西部的嚈哒（Ephthalites），将其领土扩展到阿母河以北，以阿母河为界与波斯为邻，[20]完全控制了传统丝绸之路中亚段的贸易权。同时，在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中突厥也处于有利地位。《周书·突厥传》记载：“自俟斤以来，其（突厥）国渐强，有凌轹中夏志。朝廷既与之和亲，岁给缯锦彩十万段。…… 齐人惧其寇掠，亦倾其府库以给之。”突厥在长安的人数常在千人以上，衣锦食肉，俨然上流特权人物。佗钵可汗（572-581）更加骄横，谓其下曰：“但使我在南两儿（指北齐、北周）常孝，何忧于贫！”隋朝初年这种状况仍未改变。《隋书·突厥传》记载，隋高祖开皇八年（588年）：“突厥部落大人，相率遣使贡马万皮，羊二万口，驼、牛五百头，寻遣使请缘边置市，与中国贸易。诏许之。”所谓“贡献”实即以贡品换取中原王朝的回赠，进行传统的“朝贡贸易”。突厥利用南北朝末期和隋初中国北部的政治不稳定，干预中原事务，攫取大量丝绢财宝。
    从嚈哒人转归突厥统治的河中地区的古老民族粟特人具有悠久的经商传统，以善于经商而闻名遐迩。早在公元前4-3世纪，粟特人就已开始向中国内地迁入。[21]公元前2世纪末张骞西域探险、丝绸之路开通后，粟特人沿丝绸之路东进，建立许多侨居地和商业据点。至南北朝时期，粟特人在中国内地的活动范围已扩展到长江流域。《高僧传》二集，卷34：“释道仙一名僧仙，本康居人。以游贾为业，梁周之际往来吴蜀、江海上下，集积珠宝，故其所获赀货，乃满两船……直钱数十万贯。”在突厥人的支持下，粟特人的商业活动发展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中原人看到的粟特人是“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傍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旧唐书·西域传》）粟特人通过在中亚和中国腹地间建立起来的广泛的商业网，源源不断地将大量丝绸运往西域。
    积聚了大量丝绢的突厥-粟特人清楚地认识到，敲开波斯丝绸市场后就能获得丰厚的利润。巨大的利益诱惑使突厥-粟特人迅速采取行动。根据拜占庭史家弥南德（Menander）的记述，[22]作为职业商贾的粟特人首先采取了行动，他们先是请求突厥可汗遣使至波斯，要求波斯王准许粟特人在其境内贩卖丝货。突厥可汗室点密答应其请求，派遣马尼亚赫（Maniakh）为首的粟特使团前往波斯。但波斯王对于突厥-粟特人的如意算盘，从一开始波斯就给予坚决抵制。为了显示不需要来自突厥的生丝，波斯王收购突厥使团带来的全部生丝，当其面全部焚毁。突厥-粟特使者扫兴而归，毫无所获。突厥可汗并不甘心，派出第二个使团。这次波斯将突厥-粟特使团成员大部鸠杀。两次行动未果后，粟特人建议突厥可汗直接与拜占庭进行交易。568年末突厥-粟特人派遣使团通过沿南俄草原和高加索山区到达了君士坦丁堡，受到查士丁二世（565-578）的接见。查士丁二世特意向突厥使团展示了拜占庭已获知的育蚕法和新生产的丝绸，突厥-粟特人吃惊不小，他们未曾料到拜占庭已有如此巨大成就。[23]查士丁二世这样做显然是出于对丝绸贸易的兴趣，不过他巧妙地实施了娴熟的欲擒故纵的外交手腕：表面上向突厥-粟特人显示拜占庭可以不依靠突厥传送的丝绢，从而为拜占庭在双方关系中争取更有利的条件。[24]二者经过谈判后结成反波斯的联盟。为了回应西突厥的通使，拜占庭皇帝派遣西里西亚人蔡马库斯于569年8月随马尼亚赫回访西突厥。突厥可汗在丝绸装饰的气派非凡的汗帐内接见拜占庭使者，盛情款待。拜占庭使团于571年秋返回君士坦丁堡，与之同行的还有另一突厥使团。此后拜占庭和突厥间又互派过多次使节。576年拜占庭的最后一次使节受到突厥极不友好的对待，随后突厥人进攻拜占庭在克里米亚东部的重要据点博斯普鲁斯城，两国友好关系中断。568-576年联盟期间，突厥-粟特商人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君士坦丁堡的街头，而在长安到中亚的商路上忙碌的是粟特人的骆驼商队。[25]拜占庭帝国与突厥的联盟取得了重要成果：经济上得到了所需求的丝绢，政治上利用突厥攻击波斯，减轻了波斯对拜占庭帝国边境的军事压力。
    6世纪末7世纪初，锡尔河以西至黑海沿岸的南俄草原走廊均处于西突厥控制之下。《隋书》卷84《铁勒传》：“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种类最多，自西海之东，依据山谷，往往不绝。……拂菻（拜占庭帝国）东则有恩屈（Ugurs），阿兰（Alans），北褥九离（Baskirs），伏嗢昏（Bulgars）等，[26]近二万人。……并无君长，分属东西两突厥……”《旧唐书》卷221《西域传·天竺国》：“隋炀帝（605-617）时，遣裴矩通西域诸国，独天竺拂菻不至，为恨。” 《隋书》对拜占庭帝国以东各民族相对位置的了解和隋炀帝欲与拂菻通聘的企图，显然与当时拜占庭借助于西突厥进行的东方贸易有关。626-628年拜占庭帝国皇帝希拉可略（Heraclius,610-641）对波斯的战争得到西突厥可萨部（Khasars）的援助，[27]说明在576年以后仍然与西突厥存在一定程度的合作关系，拜占庭从它与西突厥联盟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并未完全丧失。[28] 
二
    7世纪初，裴矩秉承炀帝旨意经营西域，诱使到张掖经商的西域商人，述说其国山川地理及通达路线，写成《西域图记》三卷上奏，称：
    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硃俱波、喝槃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忛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隋书》卷67《裴矩传》）
    《西域图记》所记三道大致上即拜占庭对中国的商贸活动所遵循的道路。从中国方面，北道的行程大致是：到达中亚后，度过锡尔河（北流河水），下行阿姆河到达里海北岸，由里海北岸进至黑海北岸和地中海（西海）。这段路程也是拜占庭与突厥使节所经过的道路。中道则是经过伊朗高原通达波斯湾头并进至地中海的道路，即狭义的“丝绸之路”；南道则是经印度北部、沿印度河而下进至印度西海岸的道路。三道所通达的“西海”并非同一地点，但它们都可以到达拜占庭帝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君士坦丁堡。
    科斯马斯晚年曾嘲笑“有些人为可鄙之利不惮千难万险到大地的尽头去寻找丝绸”。这种情况是他本人早年从商经历的自况，更是当时拜占庭帝国繁荣的商贸活动的写真。与之相应的记载也见于中国史籍。北魏末年（6世纪初），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3记载西域人到达洛阳经商的情况：“西夷来附者，处之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矣。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这里的“大秦”指拜占庭帝国统治下地中海东部地区。此外，裴矩经略西域时，“访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译众口，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为《西域图记》，共三卷合四十四国，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可知《西域图记》配有图像。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载，隋大臣杨素藏有拂菻人物器样两卷。这些拂菻人物器样像很可能就是裴矩所存拜占庭人物器样图像，或是当时丹青妙手根据到达中国的拜占庭人物器样所作。杨素乃隋文帝创基功臣，并于文帝死后拥立杨广践祚，权势遮天，有可能得此宝物。8世纪活跃在唐朝画坛上的周昉与张萱都曾画过《拂菻图》，周昉作品收藏目录上有“《拂菻图》二”，张萱有“《拂菻图》一”。由此推断，在这一时期拜占庭对中国的商贸活动中，可能有拜占庭人到达中国境内。
    拜占庭帝国与东方贸易所使用的金制货币，在其东方贸易中具有明显的流通优势。科斯马斯不无自豪地指出：“罗马帝国（这里指拜占庭帝国—笔者）还有许多安全保障：它是最强大的国家，它最早皈依基督教，在各个方面都为基督教各国的经济提供服务。上帝赋予罗马人特权的另一标志是，从世界的一端到另一端，所有国家都用他们的货币进行商贸交易，所有人都以羡慕之情接受这一事实，因为他们国家没有类似的货币。” [29]科斯马斯的说法并非虚言，但长期并引起学者们足够的重视。与此相对应的是，《隋书·食货志》提到，后周（557-580）之初“河西诸郡，或用金银之钱，而官不禁。”对于这里的“金银之钱”，人们也长期不知其为何所指。夏鼐先生以其卓越的考古家的敏锐和洞察力，在四十年前我国境内仅仅发现少量拜占庭金币的时候就已然指出，西域所用金钱即拜占庭金币，银钱则是波斯萨珊朝银币。[30]20世纪我国境内发现的大量波斯银币[31]和拜占庭金币，已经完全证实了他的见解。根据我们的初步统计，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的一个世纪内中国境内至少发现拜占庭金币30起，数量逾42枚，[32]是迄今为止我国境内发现的数量上仅次于波斯银币的外国货币。这些金币从发现的地点看，均分布于中国北部，毫无例外地集中于丝绸之路沿线各省，以新疆地区为最多（13枚，其中和田4枚、阿斯塔那6枚、雅尔和屯1枚、叶城县2枚），宁夏次之（9枚，全部位于固原附近）、然后是陕西（8枚，其中咸阳底张湾2枚、西安附近地区6枚）、河北（6枚，其中赞皇县3枚、磁县3枚）、甘肃（2枚，其中武威1枚、天水1枚）、河南（2枚，全部位于洛阳附近）和内蒙古（2枚，其中毕克齐镇1枚、武川县1枚）。长江以南地区迄今尚未有发现。[33]这种分布状况形成的原因可能是，拜占庭商人在海路上的活动范围大致以印度和锡兰为限，不太可能将金币带到远东。拜占庭金币到达印度和锡兰后，会加入当地通货流通，因其数量较当地钱币为少，且价值高于其他钱币，可能在流通一段时间后，被当地上流社会的一些人收藏，退出流通领域，用于与“昆仑人”交易的拜占庭钱币会更少；而且，印支半岛和南海地区为金产量丰富的地区，东流的拜占庭金币也可能被熔铸于当地金货中。此外，还有一种可能：唐中叶以前中国经济中心位于长江以北，此前中国和印度的交流主要以西域交通线为主，流入印度的拜占庭金币也有可能通过印度北部流入中国北部，即经大夏，越葱岭，沿塔里木盆地南缘进入中国内地，换言之，即沿裴矩《西域图志》中的南道做逆向流动。4世纪末叶以后中印关系的繁荣，可能使拜占庭金币不经海路东传，而是经新疆流入中国北部。
    从铸币年代看，中国境内发现的拜占庭金币最早的铸造于君士坦丁二世（337-340）和君士坦斯二世（337-350）时代，即4世纪上半叶，最晚的铸造于君士坦丁五世（741-775）时期，即8世纪中叶。从可辨认出的金币看，4世纪中叶至7世纪中叶铸造的钱币表现出很大的连续性，即：君士坦丁二世（337-340）1枚、君士坦斯（337-350）1枚、狄奥多西二世（408-450）1枚、列奥一世（457-474）3枚、阿那斯塔修斯一世（491-518）5枚、查士丁一世（518-527）5枚、查士丁尼（527-565）4枚（其中仿制品3枚）、查士丁二世（565-578）2枚、毛利斯（582-602）1枚（仿制品）、福卡斯（602-610）2枚、希拉克略一世（610-641）2枚（其中仿制品1枚）。7世纪中叶以后的金币只有君士坦丁五世（741-775）时期所铸造的一枚，与其他金币没有时间上的连续性。[34]1964年1月西安西窑头村一座唐墓中出土三枚阿拉伯文金币，均在铭文中标明“第纳尔”，分别为702、718-719、746-747年所铸[35]。拜占庭金币在中国境内的消失和阿拉伯金币在中国的出现在时间次序上大致吻合，说明7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伊斯兰阿拉伯势力的兴起，对拜占庭帝国地中海东岸和北非领土的占领及其对波斯的征服，拜占庭帝国与中国的经济联系被阻断了。不过，北方的欧亚草原交通线在唐朝击败西突厥，将势力范围扩张到中亚咸海一带以后仍然是畅通的，这种形势在高仙芝塔拉斯之战（751年）失败，中国势力退出西域时仍未改变。拜占庭输入中国优质丝绸一直到元代仍在进行。[36]君士坦丁五世时期的铸币流入中国，可能是通过欧亚草原之路。
    在古代世界，包括各种传说在内的民间文化的传播与商贸活动息息相关；商旅贩客不仅是不同地区货流的媒介，而且也是民间文化的主要传播者。因此，作为商贸活动的伴随物的拜占庭民间传说在中国典籍中留下的斑斑陈迹，是拜占庭帝国对中国商贸活动的有力佐证。此处试举两例。其一是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卷9转录陈霆《两山墨谈》的记载：
    拂菻国当日没之处，地有水银海，周围四、五十里，国人取之，近海十里许，掘坑井数十。乃使健夫骏马皆贴金箔，行近海边。日照金光晃耀，则水银滚沸如潮而来。其势若粘裹，其人即回马疾驰，水银随赶。若行缓，则人马俱扑灭也。人马行速，则水银势远力微。遇坑堑而溜积于中。
    陈霆是明代浙江人，弘治（1488-1505）进士，除《两山墨谈》外还著有《水南稿》、《山堂琐语》等。他生活的时代，拜占庭帝国早已灭亡，所记故事显非取自同代人。明代人如李时珍等辈所记域外事物多取唐代人记载，所以这个故事传入中土，无疑应在唐代之前。有记载证明，这个故事的原形见于拜占庭帝国统治下的叙利亚，其文曰：[37]
    西方遥远处有一地产锡，其地有一泉，水银喷涌。当地人见水银喷出，达其极点，乃择一绝美少女，使之裸体于水银泉前，水银泉迷少女美色，乃趋前欲拥女；少女急走，彼时数少男执斧近少女，待水银趋近少女，乃挥斧击水银，水银流入坑堑而溜积自固。
    两处记载框架相同（水银；引出水银；掘坑取之），其渊源关系（或共同之渊源）至为明显。可以断言，这个故事是由叙利亚经伊朗高原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所不同的是，拜占庭文献中产水银的地方是西方某地，而中国文献中则转成了拂菻国。这显然是将故事的传诵地当成了水银产地。另外，水银泉变为水银海，取水银的方法则由裸体少女诱使水银走出，转为健夫骏马以金箔将水银引出。这些变化是商贾在讲述过程中的改动，还是中国士大夫记载时所做的变动，则已难以断定。
    其二是唐张说《梁四公记》中的记载：梁武帝萧衍大同年间（535-545），四川名士万杰与梁武帝的儒士谈论四方奇闻时提到：
    西至西海，海中有岛，方二百里。岛上有大林，林皆宝树。中有万余家。其人皆巧，能造宝器，所谓拂林国也。岛西北有坑，盘拗深千余尺。以肉投之，鸟衔宝出。大者重五斤，彼云是色界天王之宝藏。（《太平广记》卷八一）
    “拂林”即拂菻，乃一名异译。张说（667-730），字道济、说之，洛阳人。唐睿宗至玄宗时三度为相，封燕国公，诗文皆显名。《梁四公记》为小说体裁，但涉及中外交往的内容并非面壁虚构。有关拂菻的内容不见于《梁书》，可能是取自民间笔记。张说所记拂菻传说见于拜占庭帝国文献。塞浦路斯岛康斯坦提亚（Constantia）地方的主教艾比法纽斯（Epiphanius，约生于315-403之间）记载一个故事：[38]
    在大斯基泰（Great Scythia）沙漠中，有一高山环绕的幽谷，幽谷中烟雾弥漫，深不可测。寻宝之人为得到谷中宝石，杀羊剥皮，自山岩投诸谷中。宝石粘附在羊肉上。空中飞行的雄鹰闻到羊肉味，潜翔于谷中，将羊肉衔出吃掉，宝石留在雄鹰驻留处。寻宝者在雄鹰落地处寻得宝石。这些宝石色彩各异，均为价值连城之宝，并具有特殊效能：投诸烈火中，烈火自灭而宝石无损；还能助女人分娩，驱除妖魔。
    艾比法纽斯记载的内容只是当时流行的故事形式，不是故事最初的形态。类似的传说在希腊罗马世界的流传已相当悠久。据认为，它与希罗多德（约前484-前425）的记载多有相似之处。希罗多德（III, iii）记载，在阿拉伯沙漠，一些大鸟将肉桂枝以泥土固定在人们无法企及的山岩上，搭造巢穴。阿拉伯人为了得到肉桂，杀死驮兽将肉放置在鸟穴下面，大鸟飞下将肉块衔入巢窝，因肉块大，巢穴被弄破落到地上，于是阿拉伯人得到这些肉桂。希罗多德的故事在流传过程中，加入了有关宝石的故事。如，希腊罗马世界相信鹰巢中的石头具有助产的功能。普林尼（23-79）记载，这种石头保持怀孕状态，当摇动一块石头时，就会听到其内部另一块石头响动的声音，好似包裹在子宫中。人们发现，鹰巢中总是有阴阳两块石头，没有石头，鹰子就不能蕃息。[39]不过，这个传说的更具体的演化过程似已很难说清。白鸟库吉认为，这个故事传说并非起源于希腊世界，而是起源于印度，然后传播到西方。[40]但中国和拜占庭双方记载中故事的大同点（深谷；投肉作饵；鸟将宝石衔出）和时间顺序，使人无法怀疑其联系性。[41]
    如同水银传说一样，在中国典籍中，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发生了相似的变化：在早期艾比法纽斯的记载中是大斯基泰沙漠，即中亚沙漠，而在《梁四公记》中则演化为拂菻国的西北某地。可见此类神秘故事总是与遥远而具有神秘色彩的地区相联系。对早期的艾比法纽斯和他的同胞来说，大斯基泰沙漠即中亚沙漠无疑具有神秘色彩；当这个故事传至中国时，则不能不与故事流行的那个遥远的神秘国度（拂菻）发生联系。这种变化在文化传播中屡见不鲜，几乎是一个定则。中国典籍将这个传说与拂菻联系起来，一方面表明了表明了它与拜占庭帝国的密切联系，同时也表明了当时拂菻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梁四公记》所记故事中增加的所谓“宝树”、“色界天王”诸语均为佛教术语，表明这个故事经由印度东传而来。《梁四公记》还记载，扶南大船自西天竺国来，携碧玻璃镜在梁朝境内出售，镜“广一尺五寸，重四十斤。内外皎洁，置五色物于其上，向明视之，不见其质。……其商人言：‘此色界天王，有福乐事，天澍大雨，众宝如山，纳之山藏，取之难得。以大兽肉投之藏中。肉烂粘宝，一鸟衔出，而即此宝焉。’”（《太平广记》卷81）扶南商人所述拂菻故事与万杰所说几乎完全相同。扶南商人所兜售的碧玻璃镜并非山中宝石，可能是在铜镜的背面嵌入玻璃（颇黎）作为装饰的一面大镜子。[42]罗马所产玻璃在中原各朝久负盛名，中土视之为宝货。5世纪初，罗马帝国的玻璃制造技术已传入中国北方，[43]但南方尚未掌握。扶南商人既在印度西部获知拂菻传说，在与南梁朝廷打交道时自然乐于以玻璃器皿与此传说相比附，将其说成宝石，以谋高利，此乃商贾之惯用伎俩。
    由拜占庭民间传说的向东传播及其被载入中国典籍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欧亚大陆两端的两大帝国间所存在的密切的商贸关系；反之，两帝国间所存在的密切的商贸关系，也可由中国典籍中有关拜占庭民间传说的记载得到充分的证明。

 
[1] P. Pelliot, Sur l’origine du nom de Fu-lin, Journal Asiatique，XIII (1912), pp. 497-500；K. Shiratori, A New Attempt at Solution of the Fu-lin Problem,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No. 15, Tokyo, 1956，pp. 186-195。劳费尔认为，其转化过程应为：Rum 或Rom先转为Rim，进入中亚语言后转为Frim或Frīm，转为汉语即“拂菻”。见劳费尔《伊朗编》，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62-263页。关于其他学说，见张星烺《中西史料汇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79-82页。
[2] G.F. Hudson, Europe and China：a survey of their relation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1800, London 1931, p.116.
[3] 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Arcadius Irene (395-800 A.D.), Amsterdam 1966, p. 213.
[4] R. Lopez, Silk Industry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Speculum 20 (1945), p. 2; R. Lopez, Byzantine and the World around it: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Relations, Variorum Reprints, London 1978, III.
[5]汤普逊：《中世纪社会史》，上册，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97-198，207页。
[6] A. 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 Oxford, 1964，vol. II，p.827；L. Boulnois, The Silk Road, trans. by D. Chamberlin, London, 1966，p.119；I. D. Frank & D. M. Brownstone, The Silk Road: A History, New York-Oxford, 1986，p.153.
[7]科斯马斯书中的Tzinitza和稍后提到的Tzinista均指中国。有关其起源考证，见张绪山《拜占庭作家科斯马斯中国闻纪释证》，《中国学术》，2002年第1期，第68-71页。
[8] Cosmas Indicopleustes, The Christian Topography of Cosmas, an Egyptian Monk, trans. by J.W. McCrindle，New York 1897，pp.47-50.
[9] A. Vasiliev, Justin the Firs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50, p. 358.
[10]普罗可比：《战争史》(Пροκόπιος, Ιστορία τών πολέμων, Αθήνα, 1996)，I, xx, 9-12。
[11] Cosmas Indicopleustes, The Christian Topography, pp 365-366.
[12]普罗可比：《战争史》，I, xx, 11-12。
[13] G. F. Hudson, Europe and China，p.157； G. F. Hourani, Arab Seafaring in the Indian Ocean in 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Times，Princeton 1951, p.44.
[14]普罗可比：《战争史》，VII, xviii, 1-7。
[15] Theophanes Byzantios, Fragmenta，in Müller, Fragmenta Histor. Graec, IV, Paris 1868，p. 270.
[16] H. 裕尔-考迪埃：《东域纪程录丛》，张绪山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页；戈岱司：《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辑录》，耿昇译，中华书局1987年，第30页；季羡林：《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研究》1955年第4期，见《中印文化关系史集》（三联书店，1982年）第68-69页。又有学者考其为柬埔寨或交趾支那，见G. F. Hudson, Europe and China，pp.120-121；J. Bury,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Death of Theodosius to the Death of Justinian,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 1966 vol. II，p. 332 n.2.
[17] G.F. Hudson, Europe and China，p.121；L. Boulnois, The Silk Road, p.146；Frank & Brownstone, The Silk Road p.121；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第210页；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耿昇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65页。
[18] J. Bury,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Death of Theodosius to the Death of Justinian, vol. II, p.121, 332; N. Oikonomides, Silk Trade and Production in Byzantium from the Sixth to Ninth Century, Dumbarton Oaks Papers, no. 40 (1986), p.34.
[19]《周书》，卷50《突厥传》。
[20]余太山：《嚈哒史研究》，齐鲁书社1986年，第103-113页。
[21] W. B. Henning, 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XII（1948），p.608.
[22] R.C. Blockley, 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Liverpool 1985, p.111-127, 171-179.
[23] Theophanes Byzantios, Fragmenta，in Müller, Fragmenta Histor. Graec, IV, p. 270.
[24] D. Sinor, The Historical Role of the Turk Empire,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Paris 1953,vol.I, no.2,p.431.
[25]沙畹：《西突厥史料》，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58年，第208-216页；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第210页；J. B. 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vol. II, p. 63; S. N. C. Lieu, Manichaeism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and Medieval China,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86-187。
[26] K. Shiratori, A New Attempt at Solution of the Fu-lin Problem, p. 210-246；张星烺，前引书，第一册，第67-79页。
[27]沙畹：《西突厥史料》，第228-229页。
[28] D. Oblensky, The Empire and its Northern Neighbors, 565-1018, in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 vol. IV, p.487.
[29] Cosmas Indicopleustes, The Christian Topography, pp.72-73；A. 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 p 825.
[30]夏鼐：《咸阳低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第67-74页；见《夏鼐文集》下卷（社会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82-91页。
[31]夏鼐：《综合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
[32]张绪山：“我国境内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其相关问题”，《西学研究》创刊号，商务印书馆2003年。
[33]上海博物馆收有希拉克略钱币一枚，铜制，重5·2克。发现地点和时间均未有报道，估计并非出自江南。见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编：《上海博物馆藏钱币：外国钱币》（上海书画出版1995年），第628页。
[34]见张绪山，上引文。
[35]夏鼐：《西安唐墓出土的阿拉伯金币》，《考古》1965年第8期；见《夏鼐文集》下册，第102-107页。
[36] R. Lopez, China Silk in Europe in the Yuan Period,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XXII （1952），pp. 72-76.
[37] Boulnois, The Silk Road, p.162-163.
[38] B. Laufer: The Diamond, A Study in Chinese and Hellenistic Folk-lore, Chicago 1915，p. 9.
[39] Laufer，ibid, pp.9, 15.
[40] K. Shiratori, The Mu-na-chu 木难珠of Ta-chin and the Cintāmani of India,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oyo Bunko, 11 (1939), pp.15-24
[41] Laufer, ibid, p.10；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59页。
[42]宫崎市定：《中国南洋关系史概说》，《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编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91页。
[43]《魏书》卷102《大月氏传》记载，北魏太武帝（424-452）时，大月氏“商贩至京师，自云能铸热石为五色玻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平城）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中国玻璃遂贱，人不复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