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作家科斯马斯中国闻纪释证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科斯马斯著作中的“秦尼扎”（“秦尼斯达”）名称的考证，廓清了六世纪上半叶拜占庭人的地理概念，说明这一名称虽指向中国云南-缅甸-印度交接地带，但同时涵盖了中国内陆更广阔的版图；同时以较全面的考古资料和中国资料参证科斯马斯关于丝绸贸易的记载，缕述了中国丝绸沿陆、海两路西传的情况。作为东西交流史的珍贵资料，拜占庭关于东方的记载有待进一步发掘。
拜占庭帝国是四至十五世纪欧洲上的重要国家，是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主要传承者。六世纪初至七世纪中叶拜占庭帝国处于鼎盛时期，版图横跨欧、亚、非三洲，与外部世界保持着广泛的联系，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对远东地区特别是中国的认识，代表了上自罗马帝国盛期，下至马可·波罗时代欧洲人对远东地区认识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有几位拜占庭作家在著作中涉及到中国和中国事物，科斯马斯·印第科普莱特斯是其中之一。他的《基督教世界风土志》（Universal Christian Topography）一书对中国地理和丝绸贸易的记载，不仅展示了当时拜占庭人中国知识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也是研究这一时期中西交流的宝贵资料。本文拟就其相关内容加以释证，讹误不切当之处，敬祈博雅通识诸同仁教正。
一、科斯马斯和《基督教世界风土志》
科斯马斯·印第科普莱特斯（Cosmas Indicopleustes）出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其父母可能是希腊人。对于他早年的生活经历，我们所知甚少。只有少量间接材料说明他生活在拜占庭皇帝查士丁（Justin, 518-527）时代。不过，他的名字为人所知时，显然已在功成名就的成年，即他的活动在当时的社会已有相当影响之时，换言之，他的少年时代应在五世纪末的最后二十年，而其一生的主要活动则是在六世纪的上半叶。
科斯马斯生活的这个时代正是罗马帝国历史上的大变动时代。一方面，罗马帝国西部已覆亡于蛮族入侵的洪流中，进入文化上的混乱和黑暗时期；另一方面，帝国东部（即拜占庭帝国）经受了蛮族入侵的冲击后，经过几代统治者的励精图治，逐渐恢复元气，进入一个相对繁荣、强盛的时期。阿纳斯塔修斯（491-518）皇帝执政二十七年，为国库留下了一大笔财富,[1]使著名的查士丁尼（527-565）有足够的财力辅佐其叔父查士丁（518-527）皇帝推行国政改革，并在践位后满怀恢复罗马帝国昔日光辉的梦想对占领罗马帝国领土的蛮族进行一系列征服战争，将拜占庭帝国的版图扩展到历史上最大规模，囊括了巴尔干半岛、西亚、地中海东岸、北非，意大利半岛和西班牙半岛的东南地区，将整个地中海世界置于帝国控制之下。
拜占庭帝国的复兴，上流社会特别是教会阶层对奢华生活的追求，使帝国在地中海东部的贸易活动重新活跃起来。拥有近百万人口的君士坦丁堡，以其独特的商业地理位置，推动着拜占庭帝国的贸易活动，它“不仅是黑海沿岸和爱琴海岛屿的市场，而且利凡特是它的属地；叙利亚和埃及缴纳贡赋；它的商业利益远布到中国和印度。”[2]但当时的国际形势是，复兴的拜占庭帝国还没有达到鼎盛时期罗马帝国的雄壮国力，而3世纪初兴起的波斯萨珊王朝却比此前的安息王朝更为强大，因此，在传统的丝绸之路贸易上，拜占庭帝国无法打破萨珊王朝的绝对垄断地位。对东方奢侈品的需求迫使拜占庭帝国更加重视红海水道的作用，不过它无力像鼎盛期的罗马帝国一样，独立开辟通达印度乃至中国南部的道路。[3]四、五世纪拜占庭钱币大量出现在印度南部和锡兰，主要是居间商人如阿比西尼亚人、阿拉伯人（主要是阿克苏姆人），尤其是波斯人活动的结果。[4]但拜占庭商人，尤其是红海北部水域埃及地区的拜占庭商人，并未放弃直接前往东方经营的努力。科斯马斯以及在他之前的一位名叫索巴特鲁斯（Sopatrus）的希腊人，就是少数到达锡兰而偶然在历史上留下姓名的人。[5]
据科斯马斯自述，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四方漂泊经商，航行过地中海、红海、波斯湾和阿拉伯海，遍访西奈半岛以及从埃及到赤道以北的红海西岸的广大地区, 包括现在的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科斯马斯没有受过很多正规的学校，可能从自学中获得有关航海和经商知识；他如此早地投身商务，显然与拜占庭帝国繁荣的东方贸易有关。他晚年嘲笑“有些人为可鄙之利不惮千难万险到大地的尽头去寻找丝绸”，大概正是他对自己所处时代拜占庭帝国社会时尚和繁荣的商业活动所作的写真，更可能是他本人早年从商经历的自况。科斯马斯天资聪慧，对经商所到之地的事物敏于观察，并乐于向当地人进行实地调查，为后来的地著述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他对印度动植物以及锡兰岛地理详细而生动的描述表明，他游历过印度西部海岸和锡兰，[6]也因为这种航海经历，他又被称作“印第科普莱特斯”，意思是“航行过印度的水手”。
从整个欧洲的精神文化氛围上，科斯马斯所处的时代已经是古代文明衰落、基督教一统天下初步建立的中世纪初期。在西欧，法兰克人首领克洛维（465-511）于496年率领族人皈依基督教；在拜占庭帝国，529年查士丁尼皇帝封闭古希腊家柏拉图创立的雅典学院，其原因“一半是要毁灭异教哲学学说的最后残余，一半是要防止官方基督教学校遇到竞争。”[7]基督教精神统治的纱幕笼罩了欧洲上空。这种精神文化环境不能不对晚年的科斯马斯有所影响，而长期浪迹天涯的艰苦商旅生活可能也使他产生了厌倦感，所以，他可能在访问过耶路撒冷之后，回到亚历山大里亚定居，[8]在那里放弃尘俗生活，出家成为修士，将晚年的全部精力用于对《圣经》的理论诠释和地理学、世界志的写作。
拜占庭帝国是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最大继承者，这份遗产使它“在西欧蛮族最猖獗的时代，维持了一个文明的背景。……从古典时代经过拜占庭遗留下来的知识，即令在衰落的时候，也如火炬一样照耀于欧洲的黑暗中，照亮了走向西方学术复兴的道路。”[9]著名拜占庭史研究家布里（J. Bury）说：“西欧的上流社会，除了教会人员，通常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在拜占庭世界的上流社会中接受教育是通例，接受教育不仅仅意味着阅读、写作和演算，而且还包括研读古代作家的作品。古希腊的教育传统从未消亡。…… 在西欧，读书是属于一个特殊阶级的事情，而在东部，每一个男女儿童在其父母有能力供应的情况下就要接受教育，因此，二者的思想水准有天壤之别。拜占庭社会理解和教育训练的好处。”[10]科斯马斯的故乡亚历山大里亚自公元前四世纪末、三世纪初以后一直是希腊-罗马世界最活跃的学术中心，希腊传统的学术活动在这里一脉相承、绵延不断，四、五世纪时仍与基督教神学并存。[11]他晚年的精神活动中神学和世俗学问并存的特点，显然受到其早年生活经历和拜占庭传统文化的影响。
科斯马斯的著作只有一部《基督教世界风土志》留存于世，其他著作均已佚失。这部著作大约完成于535年至547年之间，[12]主要经两个版本流传下来：一个属于十世纪，藏于佛罗伦萨的劳伦斯图书馆，一个属于八、九世纪，藏于梵蒂冈图书馆。另外，维也纳的帝国图书馆也藏有一部分，但数量很小。1706年本尼迪克派修士孟特福康（Montfaucon）进行综合编辑，出版一个完整的版本，内容包括正文十二卷和一个附录。[13]就目前人们见到的这个综合版本而论，这是一部神学和地理学搀在一起的大杂烩。其中心议题是反驳异端哲学关于地球为圆体的观点，以《圣经》和教父们的理论为依据，证明地球是一个长方形的平面，长度为宽度的两倍。苍穹从四面垂到地球上，犹如房屋的四壁；在北壁和南壁的某个高度上，一个半圆的马车拱顶状扁平顶篷，在起拱点水平线上形成，苍穹就位于拱点水平线上。苍穹之下是人间世界，其上则为天堂，即未来世界。在这个长方形的世界的中央，是由海洋包围的人类居住的大地。在海洋彼岸靠近宇宙边缘的，是人类未到访过的陆地，极乐园位于这块陆地的远东处。从南向北、西方向的这个世界逐渐升高，达到一个庞大的锥形山的顶点，山背后即是日落处。太阳并不象异端哲学所说的那样比地球大，而是比地球小。整个著作显示着一位修士的神学偏见，同时包含着一个商人应有的实际知识，如对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和中国的知识。有人推测，这方面的论述可能来自已经佚失的另外的地理著作。[14]我们对科斯马斯本人的认识主要得自这部著作，他对中国的记载也全部集中于此。
二、《基督教世界风土志》中的中国地理
正如几乎所有古希腊罗马作家的著作一样，《基督教世界风土志》注意到的中国，是西方世界向往的“丝绸之国”。不过科斯马斯对这个“丝绸之国”的称呼并不是希腊-罗马世界所熟悉的传统的“赛里斯”或“秦奈”，而是一个陌生的“秦尼扎”（Tzίnitza，作Tzinitza，第2卷）和一个稍有差异的“秦尼斯达”(Tzίnista，英文作Tzinista，第11卷)。对于这两个形式稍异的称呼，法国东方学家、梵文专家戈岱司（George Coedes, 1886-1969）认为，它们都是梵文Cinasthāna的希腊文译法；[15]英国东方学家亨利·裕尔在肯定两个名称均指中国的同时，似乎倾向于其起源的两种可能性：“科斯马斯称呼中国的名字是一个引人注目的Tzinitza，……它又表现为更确切的形式Tzinista，代表古印度语Chinasthána，波斯语中的Chinistan。所有这些名称都与西安发现的叙利亚文石碑中对中国的称呼Tzinisthan是一致的。”[16]《基督教世界风土志》最新的法文版译者则将两个不同的写法合而为一，均作 Tzinista。[17]那么，Tzinitza和Tzinista是否为同一来源呢？
我们知道，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呼是“支那”（Cina，Cini），“支那”是古代印度对中国的唯一名称。[18]梵文Cinasthāna用以称中国，乃转自中亚语言。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从中亚发现的公元初期的一封粟特文书中，有Cynstn一词，意指中国。Cynstn是Činastān（即Cina国）的一种写法；粟特文中stan中不带“a”，西安景教碑叙利亚文部分作Tzinista。[19]粟特语属于波斯语方言之一。由粟特语到波斯语（Pahlevi），“中国”为Čin、Činistan 或Cinastān。很显然，从对音上，波斯文或叙利亚文（Činistan，Tzinista）与Tzinista极相符合，而以梵文Cinasthāna 比对Tzinista，尾音部分则较前者勉强得多。
科斯马斯是聂斯托利派（Nestorianism）教徒。[20]这一派属于基督教的异端，其创立者聂斯托利 (Nestorius 约380-451 )，原是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因主张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分离说，并拒绝承认圣母玛利亚为“神之母”，于431年被以弗所宗教会议判为异端，驱出教会，451年死于埃及。聂斯托利派教徒向东逃亡，在叙利亚和两河流域得到；在拜占庭帝国境内受到迫害后，逃亡到波斯境内活动。六世纪初，聂斯托利派教徒的活动由波斯大本营扩展到印度和锡兰，并沿丝绸之路向东发展，进入中亚地区，635年进入中国，得到唐朝廷的承认；638年唐太宗颁布诏书，支持新来教义，命于长安建寺一所。781年建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确认景教来自大秦帝国。《基督教世界风土志》的记载显示，科斯马斯对各地基督教徒的存在极为关注，明确提到锡兰岛、印度西海岸、索科特拉岛、巴克特里人和匈奴人统治地区以及整个波斯等众多地区拥有无数基督徒，并且强调他们是来自波斯。[21]聂斯托利派教徒的传教和经商活动[22]多以波斯语和叙利亚语为工具。由于共同的信仰，科斯马斯与来自波斯的基督教徒一定有过很多接触和交往；科斯马斯早年经商，遍游地中海、红海、波斯湾和阿拉伯海，丝绸贸易为其经营的重要内容，他对波斯丝绸市场的准确认识说明，他与波斯人有过商贸交往，并有可能从波斯商人或聂斯托利派教徒那里得闻“丝绸之国”的名称。这一时期的丝绸贸易无论海路或陆路均为波斯人所控制，粟特人作为丝绸之路上主要的丝绸经营者，会将Cynstn一名传输于波斯人；波斯语Činistan 或Činastān进入科斯马斯的记载，即转为Tzinista。
以对音论，Tzinitza似不可能转自Cinasthāna。但是，如果从科斯马斯写作使用的希腊语这一角度加以考虑，问题则似乎不难解决。科斯马斯承认自己早年从商，长期漂泊在外，只受过初步教育，只能以一种拙朴的口语化的希腊语写下他的著作；[23]因此，Tzίnitza的转写过程很可能是Tzίni（Cini或 Cina的希腊语转写法）加上一个口语化的tza，即Tzίni + tza = Tzίnitza；其结尾的tza相当于希腊语中的-tsa，表示熟悉的事物。[24]值得注意的是，梵蒂冈所藏《基督教世界风土志》（p.137）中，Tzίnitza一词写作Tzίnη（Tzini），并没有结尾的-tza。[25]可知结尾的-tza并非主词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秦尼扎”和“秦尼斯达”二名写法虽小有不同，但差异仅在词尾，词根为相同的Tzίni，可知两个名称同指一个国家。在“秦尼扎”的名称下（第2卷），科斯马斯从印度和锡兰方向指出中国的相对位置：
“我们看到，有些人为可鄙之利不惮千难万险到大地的尽头去寻找丝绸，……我可以提一下，产丝之国位于印度诸邦中最遥远的地方，当人们进入印度洋时，它位于左侧，但远在波斯湾和印度人称为赛勒第巴（Selediba）、希腊人称为塔普罗巴奈（Taprobane）的岛屿以远的地区。这个国家叫秦尼扎（Tzinitza），其左侧为海洋所环绕，正如同巴巴利的右侧被同一海洋所环绕一样。被称为婆罗门的印度哲学家们说，如果从秦尼扎扯一条绳子，经波斯到罗马领土，那么大地恰好被分成两半。他们也许是对的。”
他又对中国和波斯的相对位置加以比较：
“秦尼扎国向左方偏斜相当严重，所以丝绸商队从陆地上经过各国辗转到达波斯，所需要的时间比较短，而由海路到达波斯，其距离却大得多。首先，从海上去秦尼扎的人，从塔普罗巴奈及以远地区驰向其目的地，需要穿越很长的路程，其距离犹如波斯湾进入波斯，甚至更大些；其次，从波斯湾到塔普罗巴奈及其以远地区（从那里人们左转往到秦尼扎），需要穿越整个印度洋，其距离也是非常大的。所以，经陆路从秦尼扎到波斯的人就会大大缩短其旅程。这可以解释波斯何以总是积储大量丝绸。秦尼扎以远既不能航行也没人居住。”
科斯马斯在这些文字中以“秦尼扎”（或“秦尼斯达”）所表达的中国地理应是什么？早期的研究者比资雷（Beazley）认为，秦尼扎“大概只是含糊地指马来亚或交趾支那；科斯马斯所说的向北转弯的地方可能指暹罗湾；这段朦胧暧昧的文字绝不意味着，马可·波罗为欧洲、阿拉伯人为伊斯兰世界发现这些地区之前，已经有人真正发现了这些地区。”[26]张星烺对此表示赞同，认为“若由麻剌甲（马六甲）东岸，锡兰岛之同纬线，航至广州，所行之程，约四五倍波斯之长。故比资雷著《近代地理学史》谓科斯马斯之秦尼策（扎）国，或指交趾支那而言。彼所言之海程，或指暹罗湾也。南北朝时，交趾、九真、日南、林邑诸地，皆属南朝，为中国之一部。故海外印度人等，亦称该地为秦尼斯坦。比资雷所言有理。”[27]
我认为，上述观点与科斯马斯记载的事实相悖：首先，科斯马斯赞同印度哲学家（婆罗门）的说法，认为从秦尼扎扯一条绳子经波斯到罗马领土，可以将大地分成两半。这一方面说明，在科斯马斯看来，秦尼扎（秦尼斯达）在重要性上是可与罗马帝国相提并论的国家，另一方面则说明他将秦尼扎置于与波斯、罗马相同的纬度。从历史地位上看，马来亚或交趾支那虽在中国与西方交往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未有此种可能，此前此后的中西史料中亦未见相关例证。
其次，科斯马斯解释波斯总是积储大量丝绸的原因是，“秦尼扎国向左方偏斜相当严重，所以丝绸商队从陆地上经过各国辗转到达波斯，所需要的时间比较短”。到达波斯的丝绸从来不是来自马来亚或交趾支那。科斯马斯的说法显然是对传统丝绸之路与海上线进行比较。在唐中叶海上交通线成为东西主干线之前，跨越波斯的丝绸之路是中国丝绸西传的主要动脉。因此，科斯马斯的记载不可能不涉及到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也不可能不涉及丝路东端的中国内地。
第三，科斯马斯数列从东方到西方的各国家和地区，顺序如下：
“如果有人用一条直线来测量从秦尼扎到西方之间大地的距离，那么他将发现大约有400站，每站以30英里计。其测计方法是：从秦尼扎到波斯边境，包括翁尼亚（Unnia），印度和巴克特里亚国，约为150站；波斯全境为80站；从尼西比（Nisibi）到塞琉西亚为13站；从塞琉西亚经罗马、高卢和伊比利亚（Iberia）（其居民现称西班牙人），到位于大洋边的外伽第斯（Outer Gades），计150余站。全部距离共计400站左右。”
按：翁尼亚（希腊文作Ούνια），即匈奴国，科斯马斯同书第11卷又称之为“白匈奴”，并明言其为印度北部的强权，向当地人横征暴敛。[28]白匈奴在我国史书作嚈哒、挹怛、挹阗等，《梁书》称其为滑国。五世纪中叶居于阿姆河地区，势力逐渐强大，以吐火罗斯坦为根据地与波斯展开领土争夺战。六世纪初即科斯马斯从事商业活动的时代，嚈哒疆域扩展到印度，西部与波斯接壤，北接高车，并控制葱岭以东部分地区，势力达于鼎盛。所以科斯马斯听到白匈奴的消息是很自然的。[29]巴克特里亚国即中国史书记载中的“大夏”，位于现今阿富汗北部，是公元前四世纪末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以后希腊人建立的国家；科斯马斯时代这个国家早已不存在。科斯马斯之所以提到它，是因为希腊人熟悉它的缘故。波斯是与拜占庭帝国同时振兴起来的东方大国，又是拜占庭帝国的丝绸供应者，拜占庭人对它的了解多于其他国家。尼西比和塞琉西亚位于底格里斯河右岸，两个地点都是闻名于希腊-罗马世界的丝绸贸易地。至于罗马、高卢、伊比利亚和外伽第斯这些地方，在科斯马斯生活的时代，是和查士丁尼皇帝发动的对地中海西部的征服战争密切相关的。无论如何，马来亚或者交趾支那是无法与这些国家和地区联系在一起的。
“秦尼扎” 和“秦尼斯达”二个名称有一个相同的词根“秦尼”。“秦尼”同“秦奈”，均由秦国之“秦”而来，[30]是希腊-罗马人从海路方向上对中国的称呼。[31]公元一世纪下半叶，一位佚名的亚历山大里亚商人在航行印度洋、到达印度后，留下了一部《厄立特里亚周航记》，第一次记载印度次大陆东岸以远地区：
“经过印度东海岸之后，如果直向东驶，那么右边就是大洋。若再沿着以下地区前进，并让这些地区始终在自己左方，那就可以到达恒河及位于其附近的一片地区——金国，这是沿途所经各地中最东端的地方。恒河是印度所有江河中最大的一条……恒河之滨也有一个同样称为‘恒伽’的市场。香叶、恒河甘松茅、固着丝以及号称恒河麻布的优良麻织品等，都在那里转口。”
又说：
“在该地（金国）的后面，大海止于在秦奈的某处，在秦奈内地颇近北方处有一称为秦奈的大城，从那里生丝、丝线和丝料沿陆路通过巴克特里亚被运到婆卢羯车（Barygaza，今印度西海岸之布罗奇），另一方面，这些货物由恒河水路被运至利穆里斯（位于印度西南海岸）。[32]但是，要进入秦奈国并非易事，从秦奈国来的人也很稀少。”
《厄立特里亚周航记》的作者还记载了秦奈边境上的一些身材矮小、脸庞宽大、与野兽相似的塞萨德人（Sesadae）。他们每年都携妇将雏到本国与秦奈边界的某个地方进行贸易活动。塞萨德人居地可能位于中国云南与印度阿萨姆地区之间。[33]金国，梵文作 Suvarna bhumi，相当于孟加拉湾东部沿岸地区一部（或缅甸勃固及其周围地区），因此，金国背后的秦奈指中国西南地区或中国-印度-缅甸三国交接地区。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提到秦奈国内地北方的秦奈大城，以及丝绸从那里经塔里木盆地边缘和大夏沿印度河运往婆卢羯车，同时也提到有一条道路通向恒河并（通过海路）延伸到印度南部。这一事实表明作者注意到中国西南部地区与印度和锡兰的联系，也注意到中国内地及其通过丝绸之路与中亚的联系。
公元二世纪，另一位希腊地理家托勒密利用从海上和陆路上到达东方的罗马商人获得的资料，对中国做了新的记述。他认为，位于恒河以远的印度呈一个半岛状，恒河海湾流经它的西部，大海湾流经它的东部。大海湾在东部流经秦奈地区的海滨，而秦奈地区最后一个可进入的地方是卡提喀拉（Kattigara）港口。托勒密根据一些航海家们的资料，知道于此以远的地区是一片沼泽，而且布满泥泞，但那里有一条从卡提喀拉通往秦奈首府的道路，秦奈首府位于卡提喀拉的东北部和赛里斯首府以南。研究者们认为，托勒密所记载的秦奈地区相当于交州（东京湾）和中国南部，位于卡提喀拉东北部的秦奈是东汉的都城洛阳。[34]托勒密还知道存在着一条经由中亚到达印度西岸的道路。[35]托勒密所认定的秦奈是指交州和中国南部，这一点不同于《厄立特里亚周航记》的作者，但同样注意到中国的内陆腹地。
上述事例说明，公元初两个世纪中希腊-罗马世界虽以“秦奈”一名称呼中国南部某一地区，但作为一个国家名称时，显然涵盖了中国内地广大地区。我认为，科斯马斯的“秦尼扎”一名与此大致相似。最近有学者认为，“秦尼扎”一名所指乃是印度恒河以东的阿萨姆（Assam）地区，不无道理。[36]不过，所指地域范围似应更广泛，具体言之，应包括印度恒河以东地区（阿萨姆是其中一部）、中国的云南省西部和缅甸北部。其根据是，科斯马斯将秦尼扎（秦尼斯达）与印度联系在一起，称它“位于印度诸邦中最遥远的地方”；从公元时代起，希腊-罗马世界就称恒河以东地区为“外印度”（India extra），印度居民分布于恒河以东地区以至云南西境。晋常璩《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永昌郡（现云南腾冲及缅甸北部八莫一带）：“明帝（司马昭）乃置郡，以蜀郡郑纯为太守。属县八，户六万，去洛六千七百里，宁州之极西南也。有闽濮、鸠獠、僄越、躶濮、身毒之民。”这里的“身毒之民”即印度人。[37]缅甸不仅在人种上可划入印度范畴，而且在文化上也是如此。大约在公元300年，印度文字随印度人的海外拓殖自南印度传入缅甸。缅甸最古的碑铭，均为迦檀婆（Kadamba）字母，这种文字当时通用于孟买海岸的果阿附近。[38]显然，这一地区都与科斯马斯所说“印度诸邦中最遥远的地方”吻合。此其一。其二，以科斯马斯的说法，人们进入印度洋时，它位于左侧，从锡兰岛前往秦尼扎的距离，“犹如波斯湾进入波斯，甚至更大些”。以这样的方向和距离（波斯湾长约650英里）航行，显然应排除经马六甲海峡去中国的可能，与此相应的地区只能是孟加拉湾沿岸地区。
其三，这一地区是中国西南地区与印度和缅甸联系的孔道，著名的“滇印缅交通线”即通过这一地区。[39]历史上，希腊-罗马世界和中国内地的联系在许多情况下是通过印度恒河以东地区建立起来的。公元二世纪初，罗马人由海上进一步向东扩展，到达孟加拉湾东岸，由缅甸经永昌郡（郡治今云南保山县境）进入中国境内。《后汉书·西南夷传》载，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即缅甸）国王雍由调向汉庭遣使贡献掸国乐器和幻人。这些幻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汉庭由此知道“掸国西南通大秦”。《三国志·魏志》引《魏略·西戎传》：“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道，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通。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科斯马斯既然到锡兰经商，自然应如同从前到达此地的前辈一样，[40]注意到恒河以东地区印度-缅甸-云南地区的存在；同时，也应像他的前辈们一样意识到，这一地区只是“秦尼扎”国的边缘部分，其余部分延伸到中国内地广大地区。
科斯马斯对于中国的东境也有粗略的认识。他在说明中国内地通往波斯的丝绸之路后，称“秦尼扎以远既不能航行也没人居住”。又说：
“……从印度大陆（西岸）前往该岛（塔普罗巴奈岛，即锡兰）须航行五天五夜；然后又是印度大陆，再往后行便是马拉洛（Marallo），该市场输出贝壳；卡伯尔（Kaber），输出alabandinum；更远处便是丁香国；此后是秦尼斯达，此国出产丝绸。秦尼斯达以远再没有其他国家，因为大洋从东方环绕秦尼斯达国。”
马拉洛可能就是锡兰对面的马拉瓦（Marava，或作Marawar），[41]卡伯尔可能是托勒密记载中的Chaberis (Kaâvêrîpattam)，位于特兰克巴尔(Tranquebar)稍北处，普杜-高韦里（Podu-kaveri,即新高韦里）河口。[42]丁香国大概指印度尼西亚的马鲁古群岛（见后）。因此，秦尼斯达显然指更远方的中国。有学者对于科斯马斯是否真正知道中国东部为大洋环绕，表示怀疑；认为其所谓“东接大洋”之说，可能只是理论推导的结果，即：科斯马斯相信基督教关于人类居住世界由大洋环绕的说法，推想世界最东方的中国东临大海洋。[43]我认为宜作反解，即科斯马斯从早年商旅经历中获得中国东部为大样所环绕的事实，故在晚年皈依基督教时更加坚信人类居住世界由大洋环绕的信念。否则，他应如早期的希腊-罗马作家一样，称秦尼国以远为“未知地”（Terra Incognita）。[44]此其一。其二，如前所述，科斯马斯的秦尼扎（秦尼斯达）虽从印度-缅甸-云南地区开始，但并非限于这一地区，也包括中国腹地。当时正是中国南部与印度、锡兰交往的频繁时期，获知中国的一些消息并不困难。不过，在整个希腊-罗马世界，知道中国东部为大洋所环绕，科斯马斯还是第一人。[45]
科斯马斯是否正确地意识马来半岛的存在？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否正确认识其真实的地理面貌，则是另一个问题。瓦明顿认为，科斯马斯是“第一个知道前往中国须绕过马来半岛然后向北航行的作家。”[46]这种见解的前提是认为科斯马斯记载中的秦尼扎（秦尼斯达）是交趾支那及其以北的中国大陆。如前所述，这自然是错误的。另外，如果考虑到科斯马斯接受基督教关于大地形状的信念：即有人居住的世界是长方形，长度为宽度的两倍，那么，我们就更难相信科斯马斯对马来半岛已有正确的了解。不过，从整体上说，可以认为，科斯马斯对于中国在世界的位置已经具有大致准确的认识，他不再把中国说成是半神秘状态的国家，基本上了解中国的真实轮廓。科斯马斯是第一位做到这一点的希腊或罗马作家。[47]
三、《基督教世界风土志》中的丝绸贸易
从中、西交流的角度，科斯马斯中国闻纪的最大价值之一，是它证实了中国丝绸在拜占庭帝国社会生活和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丝绸贸易的巨大诱惑力使“有些人为可鄙之利不惮千难万险到大地的尽头去寻找丝绸”；同时也证明，在他生活的时代（五世纪末至六世纪上半叶），传统的丝绸之路在丝绸西传方面仍居于主导地位，而波斯境内“总是积储大量丝绸”，适足以表明其关键地位。
我们知道，著名的“丝绸之路”东起洛阳和长安，穿越河西走廊和塔里木盆地两缘，跨越帕米尔高原，经伊朗高原到达地中海东岸，是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中国丝绸沿这条东西交通线向西输出，可以追溯到很久远的时代，但丝绸向西方大量输出，成为希腊-罗马世界上流社会追求的奢侈品，是在张骞两通西域、西汉经营西域获得成功之后。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曾“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以充作馈赠西域各王的礼物（《史记》卷123《大宛列传》）；至东汉时期，丝绸贸易已具有相当规模。波斯安息王朝利用扼守丝绸之路的天然地理优势，从中介贸易中获利甚大，极力阻挠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建立直接的商贸联系。罗马帝国（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甘英奉班超之命出使大秦，被波斯人阻于波斯湾头而不得渡。（《后汉书》，卷88，《西域传》）三世纪初叶萨珊王朝建立以后，波斯作为丝绸西传不可逾越的中介人的地位更显昭彰。大量波斯银币随着波斯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流入中国境内。至1975年我国境内已发现萨珊朝银币34批，共1178枚（其中包括阿拉伯时代铸造的萨珊朝银币）。[48]发现地点是：新疆乌恰947枚，吐鲁番63枚，库车1枚，青海西宁76枚，陕西西安12枚，耀县3枚，河南陕县2枚，洛阳16枚，山西太原1枚，河北定县41枚，内蒙古呼和浩特4枚，广东英德3枚，曲江9枚。铸造年代包括沙卜尔一世（310-379）、阿尔达希尔二世（379-383）、沙卜尔三世（383-388）、伊斯提泽德二世（438-457）、卑路斯（459-484）、卡瓦德（488-531）、詹马斯波（496-498）、库思老一世（531-579）、荷米斯德四世（579-590）、库思老二世（590-628）、布伦女王（630-631）和伊斯提泽德三世（632-651）各朝，以及阿拉伯“仿萨珊朝式银币。
作为丝绸西传不可逾越的中介，波斯对于拜占庭帝国的垄断地位，是由其对丝绸之路伊朗高原一段的牢固控制所决定的。298年罗马帝国和波斯萨珊朝达成协议，以底格里斯河上游的尼西比（Nisibis）为两国丝绸贸易点，408-409年两国又增加幼发拉底河上游左岸的卡利尼古姆（Callinicum）和波斯-亚美尼亚地区的阿尔塔哈塔（Artaxata）两个贸易点。六世纪上半叶，波斯-亚美尼亚地区的第温（Dvin）成为两国的重要贸易地，波斯境内西北部的米底人（Medians）成为丝绸的重要经营者，所以这时的拜占庭人称丝绸为“米底布”。[49]拜占庭帝国无时不想打破波斯的垄断，但在六世纪中叶获得育蚕术以前，拜占庭帝国的生丝供应不得不仰给于波斯。
这一时期波斯和中原地区的贸易在很大程度上由中亚其他民族代劳，其中以粟特人和嚈哒人最为突出。作为中亚地区的古老民族，粟特人先后经历了塞琉西亚帝国和贵霜帝国的统治，但它作为出色商人的作用从未因统治者的更迭而稍减。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内地经济虽因战乱受到较大影响，不过，由于丝绸贸易的高额利润，中原内地和西域的贸易关系并未中断，西域商人特别是粟特人不断向中原腹地渗透，沿丝绸之路建立起许多侨居地和商业点。本世纪初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敦煌发现粟特古文书，经研究，是到达中国内地的粟特商人写给故乡人的书信，写作时间是公元312-313年间；当时仅敦煌一地就有近千名粟特人；[50]六世纪初，粟特人在中亚和中国腹地间建立起广泛的商业网，依靠这种商业网从中国内地获得大量丝绸和财富。《高僧传》二集，卷34：“释道仙，原在本国（康国）以游贾为业，梁周之际往来吴蜀、江海上下，集积珠宝，故其所获赀材，乃满两船，直钱数十万贯。”《旧唐书·西域传》说，粟特人“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傍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
五世纪末至六世纪中叶嚈哒人占领犍陀罗、粟特、大夏、和阗、喀什噶尔、布哈拉和呼罗珊，成为中亚地区的主人。科斯马斯注意到他们在印度北部的活动。嚈哒人分别于456、507、516、517、520、524、527、547、553和558年遣使中国，与粟特人一起成为波斯和拜占庭物品东传的媒介。《梁书》卷54记载，520年滑国（即嚈哒）以“波斯锦”进贡武帝。1964年河北定县北魏塔墓中发现波斯伊斯提泽德二世银币4枚，卑路斯银币37枚，其中1枚伊斯提泽德铸币边缘上压印一行“大夏语”（Bactrian）文字的铭文。[51]阿富汗哈达（Hadda）地区发现拜占庭皇帝狄奥多西（Theodosius, 408-450）、马尔西安（Marcian, 450-457）和列奥一世（Leo I, 457-474）时期铸造的几枚拜占庭金币，打有嚈哒戳记和大夏铭文。[52]很显然，一部分波斯银币和拜占庭金币是随商贸活动在当地进入流通领域，与当地货币一起充当交换媒介；有一些则会继续东流，输入中国境内。六世纪中叶以后西突厥取代嚈哒成为中亚强权。粟特人试图协助并利用西突厥威势打开波斯的丝绸市场，遭到波斯严厉拒绝后，转而敦促西突厥将丝绸直接销往君士坦丁堡。西突厥和拜占庭帝国由此展开近十年（568-576）的密切交往并形成共同对付波斯萨珊朝的军事联盟。[53]这也直接有助于拜占庭金币的东传。根据我们的初步统计，自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末的一个世纪内中国境内发现拜占庭金币30起，计42枚。列表如下：[54]
序号 发现年代 发现地点 数量 铸币年代
1 1897年 新疆 和田 1 君士坦丁五世（741-775）
2 1905年 新疆 和田 3 查士丁尼（527-565）仿制品1 枚，
其他2枚年代不清
3 1907年 新疆 叶城县 2 君士坦丁二世（337-340）1枚
君士坦斯（337-450）1枚
4 1915年 新疆 阿斯塔那 3 均为查士丁尼一世， 仿制品2枚
5 1931年 河南 洛阳 1 仿制品，年代不祥
6 1945年 甘肃 武威 1 年代不祥
7 1953年 陕西 咸阳底张湾 1 查士丁二世（565-578）
8 1956年 陕西 西安土门村 1 希拉克略一世（610-641）仿制品
9 1959年 内蒙古 毕克齐镇 1 列奥一世（457-474）
10 1966-69年 新疆 吐鲁番阿斯
塔那-哈拉和卓 2 未作鉴定。1枚似毛利斯（582-602）仿制品
11 1966年 陕西 西安南郊
何家村 1 似为阿那斯塔修斯一世（491-518）
12 1969 陕西 西安何家村 1 希拉克略一世（610-641）
13 1972年 新疆 阿斯塔那 1 年代不详
14 1975年 新疆 吐鲁番
雅尔和屯 1 金币仿制品，铸造年代不详
15 1975-76年 河北 赞皇县 3 狄奥多西二世（408-450）1枚
查士丁一世（518-527）2枚
16 1978年 河北 磁县 1 查士丁一世
17 1978-79年 河北 磁县 2 阿那斯塔修斯一世1枚
查士丁一士1枚
18 1979年 陕西 西安西郊 1 未作鉴定。似阿那斯塔修斯一世
19 1979年 陕西 西安东郊 1 未作鉴定。似阿那斯塔修斯一世
20 1981年 河南 洛阳 1 福卡斯（602-610）
21 1982年 宁夏 固原 1 金币仿制品，年代不详
22 1984年 内蒙古 武川县 1 列奥一世（457-473）
23 1985年 宁夏 固原 1 金币仿制品，年代不详
24 1986年 宁夏 固原 1 金币仿制品，年代不详
25 1986年 宁夏 固原 1 金币仿制品，年代不详
26 1988年 陕西 咸阳 1 查士丁二世（565-578）
27 1989年 陕西 西安东郊 1 金币仿制品，年代不详
28 1992年 甘肃 天水 1 福卡斯
29 1995年 宁夏 固原 1 尚未鉴定。年代不详
30 1996年 宁夏 固原 4 列奥一世1枚，查士丁与查士丁尼
共治1枚，其他两枚不详
上表42枚金币中，不可辨认者8枚，仿制品12枚，拜占庭金币真品22枚。在中国境内发现这些的这些拜占庭金币表现出几个特点：第一，发现地点毫无例外地集中于丝绸之路沿线各省，即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河北和河南各省。以新疆地区为最多（13枚，其中和田4枚、阿斯塔那6枚、雅尔和屯1枚、叶城县2枚），宁夏次之（9枚，全部位于固原附近）、然后依次是陕西（8枚，其中咸阳底张湾2枚、西安附近地区6枚）、河北（6枚，其中赞皇县3枚、磁县3枚）、甘肃（2枚，其中武威1枚、天水1枚）、河南（2枚，全部位于洛阳附近）和内蒙古（2枚，其中毕克齐镇1枚、武川县1枚）。拜占庭金币与波斯银币的发现不仅在大范围上相同，即均为华北地区，而且在发现地点上亦多相合之处，可知传播路线和媒介大致相同。当然，这只是迄今为止的发现情况，将来如何，未可预料。
第二，从铸币的年代上看，四至七世纪中叶的金币表现出很大的连续性，即：君士坦丁二世（337-340）1枚、君士坦斯（337-350）1枚、狄奥多西二世（408-450）1枚、列奥一世（457-474）3枚、阿那斯塔修斯一世（491-518）5枚、查士丁一世（518-527）5枚、查士丁尼（527-565）4枚（其中仿制品3枚）、查士丁二世（565-578）2枚、毛利斯（582-602）1枚（仿制品）、福卡斯（602-610）2枚、希拉克略一世（610-641）2枚（其中仿制品1枚）。七世纪中叶以后的金币只有君士坦丁五世（741-775）时期所铸一枚，与其他金币在时间上没有连续性。这种情况说明，随着七世纪中叶伊斯兰阿拉伯势力的兴起，对拜占庭帝国地中海东岸和北非领土的占领，及其对波斯萨珊朝的征服，拜占庭帝国通过丝绸之路与中国的经济联系被切断了。
第三，就数量论，阿那斯塔修斯一世、查士丁一士和查士丁尼三朝为最多。这也正是科斯马斯生活的时代，虽然他本人没有明确提到拜占庭金币流入中国的事实，但似乎指出了这种可能性，他说：
“罗马帝国（这里指拜占庭帝国——笔者）还有许多安全保障：它是最强大的国家，它最早皈依基督教，在各个方面都为基督教各国的经济提供服务。上帝赋予罗马人特权的另一标志是，从世界的一端到另一端，所有国家都用他们的货币进行商贸交易，所有人都以羡慕之情接受这一事实，因为他们国家没有类似的货币。”[55]
与此相对应的是，《隋书·食货志》记载：后周（557-580）之初，“河西诸郡，或用金银之钱，而官不禁。”夏鼐先生认为，西域所用金钱即拜占庭金币，银钱则为波斯萨珊朝银币。[56]这一结论不仅有考古发现上的证据，而且与科斯马斯的记载完全相符，是完全正确的。
中国丝绸沿海路大量西运，大约与陆路为同时。《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时代中国人从日南、徐闻、合浦出发，绕过印支半岛，“齐黄金杂缯而往”印度东海岸的黄支国，“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后汉书·西域传》称：中天竺“其西与大秦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大秦的丝绸贸易利润丰厚：“与安息、天竺交市海中，利有十倍。” 公元二世纪罗马商人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印支半岛和中国南部，可知大秦与印度进行交易的“海”包括波斯湾、印度洋、孟加拉湾，甚至南洋等水域。[57]但三世纪以后罗马帝国国力衰退，罗马商人的活动退到印度以西。东汉末年以后，北方饱受战乱之苦，而南方相对稳定，北方民众大量南迁，长江以南至珠江流域的中国南方得到全面开发。“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逾六纪，民户繁育，……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宋书》卷54）但南北方互相敌对，南朝上流社会难以得到西方自陆路输入中国的奢侈品，所以极力向海外发展，输入外国宝货。这种情况，南朝历代记载斑斑可稽：（1），《宋书》卷97：“若夫大秦、天竺，迥出西溟，二汉衔役，特艰斯路。而商货所资，或出交部，泛海陵波，因风远至。……山琛水宝，由兹自出，通犀翠玉之珍，蛇珠火布之异，千名万品，并世主之虚心，故舟船继路，商使交属。”（2），《南齐书·蛮夷传》：“至于南夷杂种，分屿建国，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海，环宝溢目。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牣积王府。”（3），《梁书·王僧儒传》：“天监（502-520）初，……出为南海太守，郡常有高凉生口，及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旧时州郡，以半价就市，又买而即卖，其利数倍，历政以为常。”官府参与同外国商人的交易，且“历政以为常”，可知贸易已达到相当规模。
外夷船既带来宝货，作为商品交换，南朝各代也必向南海和西方输出中国特产，如丝绸等。《南齐书·荀伯玉传》记载：“世祖（萧赜）在东宫，专断用事，颇不如法，任左右张景真，……又度丝锦与昆仑舶营货，辄使传令防送过南州津。” “昆仑”是中国古代文献对东南亚人的称呼；昆仑舶即东南亚的商船。南州津是建康南朱雀门外秦淮河的大港，可见南齐时东南亚的商船已进至长江下游进行贸易，并运走丝绸产品。《梁书·诸夷传》记南海顿逊国（今丹那沙林）[58]与扶南、交州、天竺和安息“往还交易，……其市东西交会，日有万余人，珍宝货物，无所不有”，起到了东西传介的作用。411年我国高僧法显游历印度和锡兰（师子国）后乘“商人大船”回国，至耶婆提（即今爪哇）后在换乘商船赴广州，这时的商人已经熟知“常行时正可五十日便到广州”。可见，中国南部与印度、锡兰及更远的波斯（安息）间建立了固定的商贸交流。科斯马斯描述锡兰岛：[59]
“该岛（锡兰岛）地处中心位置，从印度、波斯和埃塞俄比亚各地很多船只经常访问该岛，同样它自己的很多船只也远航他方。从遥远的地区——我指的是秦尼斯达（Tzinista）和其他输出地——它接受的是丝绸、沉香、丁香、檀香和其他产品。这些产品又从该岛运往这一边的其他市场，如没来、卡利安那、信德（Sindu, 即印度河口的Diul Sindh）、波斯、希米雅提(即也门)和阿杜里（红海非洲之滨的Zula）。没来出产胡椒；卡利安那出口黄铜、胡麻木和布匹，亦为一大贸易市场；信德出产麝香、海狸皮及甘松香。该岛也输入上述各地的物产，转而输往更遥远的港市；同时该岛向两个方面输出自己的物产。”
中国（秦尼斯达）和锡兰岛之间的中间国家输往锡兰的主要物产是沉香、丁香、檀香。按：沉香（aloes），亦称“沉水香”，其产地在东南亚各国，包括柬埔寨、丹那沙林、马来半岛、婆罗洲（加里曼丹）、菲律宾各岛和马六甲一带。[60]丁香(clove) 的主要产地为印度尼西亚的马鲁古群岛（Moluccas）。[61]檀香（Sandalwood）产地有三，从爪哇到帝汶的印度尼西亚东部各岛，澳大利亚北部和东部以及印度南部，但以印度尼西亚各岛所产为最好。[62]以科斯马斯的记载论，输往锡兰的沉香，其出产地应在柬埔寨至苏门答腊岛之间；丁香以印度尼西亚各岛为主；而檀香以印度尼西亚东部诸岛为最重要产地，但从小巽他群岛东部至苏门答腊、马拉巴儿海岸都有出产。亨利·裕尔说：“科斯马斯承认自己不了解锡兰到中国之间的详细地理，但是他知道丁香国位于二者之间。就六世纪的地理学而言，这一知识本身就是相当重要的进步。”[63]
科斯马斯对中国丝绸的记载，为丝绸沿海路的西传提供了直接的重要的证据。法显游历锡兰时曾注意到当地商人在寺庙中“以晋地白绢扇供养”在佛像前，但毕竟没有从商业交流的角度提到丝绸贸易。从商贸史的角度，科斯马斯的记载弥足珍贵；它证明当时锡兰已成为东西方海上重要的丝绸贸易中心。[64]科斯马斯同时代的另一位拜占庭作家普罗可比的记载为此提供了进一步的有力佐证：531年左右，查士丁尼皇帝不堪忍受波斯萨珊朝对生丝的垄断，要求其盟友埃塞俄比亚人和希米亚提人前往锡兰购买丝绸，然后转卖给罗马人，向后者指出：“这样做可以赚取很多钱，而罗马人也可以在一个方面受益，即不再把钱送给它的敌人波斯”。埃塞俄比亚人和希米亚提人接受了请求，但却未能实现诺言。拜占庭史家普罗可比解释失败的原因：“波斯人总是占据印度（锡兰）船开进的每一个港口（因为他们是邻国），通常收购了所有货物，埃塞俄比亚人不能进港购得丝绸；而希米亚提人则无法渡过如此广阔的沙漠，与如此好战的民族（波斯）对抗。”[65]但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埃塞俄比亚人与波斯人已在东方贸易上达成默契，即埃塞俄比亚人垄断香料贸易，而波斯垄断丝绸贸易，不愿为拜占庭卷入两败俱伤的竞争；抑或锡兰人不愿损坏已与波斯建立起来商业关系。[66]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拜占庭帝国计划的受挫，说明波斯不仅垄断了中部丝绸之路，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海上贸易。
到达锡兰的丝绸是否由中国商船运来？换言之，中国航海活动在这一时期的印度洋商贸中扮演何种角色？我国古代船舶远海航行问题，迄今仍聚讼纷纭。[67]无论如何，认为五世纪末六世纪初中国船只已经参与了印度洋丝绸贸易是有道理的。首先，中国古代船舶具备远海航行的能力和可能性。[68]其次，从文献方面，《汉书·地理志》所载汉武帝时中国使节前往印度，“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道致之，亦利交易”云。学界对此数语理解分歧颇大，但似可理解为：所到国家都提供食物，派人随行，由当地土著商船转送上来，以便交易。[69]果然，则中国使节所乘之船乃为中国船。《梁书·海南诸国传》云：“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其徼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朝贡。后汉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郎中康泰通焉，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晋代通中国者盖少，故不载史官。及宋、齐，至者有十余国，始为之传。自梁革运，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宋、齐时来中国朝贡（贸易）的十余国中，有中天竺（在今印度恒河流域）和师子国（锡兰），以中外交流的历史看，外国到中国朝贡（贸易），往往导致中国采取相同的行动作为回应。吴时朱应、康泰南宣国化，其活动范围似未越出马六甲海峡，[70]但这只是官方活动范围，并不意味着中国商船也以此为限。五世纪初，法显从锡兰乘“商人大船”回国，未言明大船属于何国。法显记载所乘大船后有小船随行，大船遭风受损后旋即修复，苏继庼先生根据这些事实断定商船乃中国船，“盖我国大海船每有小船相伴，大船遭风失事时，小船可充救生船。无风时，小船乃前行，藉摇橹以拖大船前进。再我国大船，其底舱有隔槽设备。受损处如有水漏入，亦不致漫延他处，因而修复亦易。此制为我国人所创，迟至近代，西方船只始采用之。”[71]因此，断言科斯马斯时代中国商船已参与印度洋丝绸贸易，是有根据的。吉本认为，向锡兰输送丝绸的船只是中国商船，中国商人在驶向锡兰途中购得沉香、丁香、豆蔻和檀香，到锡兰岛上与波斯商人交易，大获其利。[72]这个论断有道理。不过，从地理上，东南亚的商船（即昆仑船）占有地利之便，远非中国商船可比，他们在中国到锡兰之间的丝绸贸易中扮演主要角色，应是情理中的事。
四、简短的结语
科斯马斯是古代向中世纪过度时期的拜占庭人，他的著作非常明显地体现着那个过渡时代的特点：神学知识和世俗实用知识的混杂。作为曾有过广泛商旅经历的商人，他获得的世俗知识，尤其是他的东方闻纪，是非常宝贵的历史资料。七世纪中叶阿拉伯伊斯兰势力兴起后，封锁了地中海水域，形成了对欧洲的包围，阻断了它由传统丝绸之路和红海-印度洋海路与东方的联系，整个欧洲——包括文明程度最高的拜占庭帝国——的地理知识严重衰退；直到十三世纪蒙古势力横扫欧亚大陆，对欧洲形成重大冲击以前，欧洲对东方世界的认识一直处于黑暗状态。六至七世纪拜占庭人对东方特别是中国的知识，犹如黑暗中照亮欧洲上空的火炬，虽倏然而逝，但仍留下一时难得的光明。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对于东方史料显然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参照和补充作用，国内外中西交流史的研究者应给予充分的注意。
[1]以普罗可比《秘史》的记载，阿纳斯塔修斯皇帝留下了3200百元金（kentenaria）。据瓦西里耶夫1952年的估算，约为6500-7000万美元。（A.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Madison: Wisconsin University Press, 1952, p.141）；据巴克尔1966年的，约相当于32万镑黄金。（J. W. Barker, Justinian and the Later Roman Empire, Madison: Wisconsi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57）
[2]汤普逊：《中世纪社会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 第197-198页。
[3]罗马帝国沿海路向东方的扩展在中斑斑可稽。《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即缅甸）国王雍由调向东汉朝庭遣使贡献掸国乐器和幻人。这些幻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 同书《西域传》记载：“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梁书·诸夷传》记载：“其（大秦）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其南徼诸国人，少有到大秦者。”同时又记载罗马帝国商人与东吴的一次交往：“孙权黄武五年（226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论方土风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歙短人。论见之日：‘大秦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乃径还本国也。”又，《晋书·四夷传》有简短的记载：“武帝太康中，其（大秦）王遣使贡献。”此次遣使可能发生在太康五年（284年）。关于罗马帝国与中国的交流，参见张绪山：“罗马帝国沿海路向东方的探索”，《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第 87-92页。
[4]瓦明顿：《罗马帝国与印度的商业》（E. Warmington, The Commerce between the Roman Empire and India, London 1974），第123-124页；沃尔特：《印度尼西亚早期商业》（O. W. Wolter, Early Indonesian Commerc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7），第80页。
[5]科斯马斯：《基督教世界风土志》，麦克林德尔译（J. W. McCrindle tr., The Christian Topography of Cosmas, an Egyptian Monk, New York: The Hukluyt Society, 1897），第368-370页；科尔道希斯：〈拜占庭早期希腊人在印度洋的活动〉，《地理》（Μ.Κορδώσης, “H Ελλνική παρουσία στον Ινδικό κατά την Πρωτοβυζαντινή Εποχή,” Ιστορικογεωγραφικά），第3卷 (Θεσσαλονίκη 1989-1990)），第263-270页。
[6]麦克林德尔序言，见科斯马斯，上揭书，第7页。
[7] W. C. 丹皮尔：《史》，李珩译，张今校，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7年，第118页。
[8]阿纳斯托斯：《科斯马斯〈基督教世界风土志〉的亚历山大里亚起源》《敦巴顿橡胶园》（M. A. Anastos, “The Alexandrian Origin of the Christian Topography of Cosmas Indicopleustes,” Dumbarton Oaks Papers），卷3 （1946），第75-77页。
[9]丹皮尔，上揭书，第118页。
[10]《剑桥中古史》（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 Cambridge 1966），第4卷，第17页。
[11]布里：《晚期罗马帝国史》（J. Bury,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Arcadius to Irene, Amsterdam 1966），第1卷，第317页。
[12]麦克林德尔序言，见科斯马斯，上揭书，第10-11页；裕尔：《东域纪程录丛》（H.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London: The Hukluyt Society,1915），第1卷，第25页。
[13] D. B. Montfaucon, Collectio nova Patrum et Scriptorum Graecorum, Eusebii Caesariensis, Athanasii, & Cosmae Aegyptii, Parisiis 1706。
[14]麦克林德尔序言，见科斯马斯，上揭书，第8页；布里：《晚期罗马帝国史》（J. Bury,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the Death of Theodosius I to the Death of Justinian, Dover 1959）第2卷，第320页。
[15]戈岱司：《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耿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0页。考迪埃持有相同见解：“Tzinista是梵文Cinasthāna的希腊文转写。”见裕尔，前揭书，第1卷，第28页。
[16]裕尔，上揭书，第28页。
[17]沃尔斯卡—克奴斯译：《基督教世界风土志》（W.Wolska-Conus, Topographie Chrétienne, I-III, Paris 1968-1973），第1卷，第353-355页；第3卷，第345-347页。
[18]伯希和：〈支那名称之起源〉，《通报》1912年，见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一卷，第一编，第42-43页。
[19]伯希和：上引文，第48页；B.劳费尔：《中国伊朗编》，林筠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4年，第403-404页。
[20]麦克林德尔序言，见科斯马斯，上揭书，第9页；卡日丹主编：《牛津拜占庭辞典》（A.Kazhdan 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 Oxford 1991），第2卷，第1152页。
[21]科斯马斯，上揭书，第118-121页。
[22]关于聂斯托利派教徒的经商活动，参见朱谦之：《中国景教》，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58-63页。
[23]这一点可由下述事实加以证实：856年，当选君士坦丁堡主教的弗提乌斯（Photius）在《书目》（Bibliotheka）中指责科斯马斯写作风格低劣（being below mediocrity in style）、组词毛病（faulty in syntax）层出不穷。麦克林德尔序言，见科斯马斯，上揭书，第3页。
[24] Tzinitza中的“Tz”与“s”相对应。如梵文中檀香作çandana,早期希腊文著作作σάνταλον (santalon)，而科斯马斯作 τζανδάνα，英文作 sandalwood。见米勒：《罗马帝国的香料贸易》（J. Miller, The Spice Trade of the Romam Empire, 29 BC to AD 641, Oxford 1969），第62页。
[25]见裕尔：《东域纪程录丛》，第1卷, 第214页，注3。
[26]比资雷：《近代地史》（Beazley, Dawn of Modern Geography，London 1897），第1卷，第193页；同书，第473页又说：“查士丁尼时代，科斯马斯……向我们模糊地描述了一个远东国家，可能是阿萨姆（Assam）和中国本身。” 可见他对科斯马斯文的理解上存在矛盾。
[27]张星烺：《中西史料汇编》（辅仁大学丛书），北京1930年，第3册，第10页；并见该书1977年中华书局修订本，第一册，第55页。
[28]科斯马斯，前揭书，第370-371页。
[29]科斯马斯，前揭书，第370页 注2。
[30]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1-16页；与此相关的讨论，参见陈启智〈“支那”的本义〉，载《古代礼制风俗漫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44-348页。
[31]裕尔：《东域纪程录丛》，第1卷, 第1页。
[32]科尔道希斯：〈阿萨姆：出入中国的门户〉，《希腊-阿拉伯学》（Μ.Κορδώσης, “Ασσάμ （BA Ινδία）: Η πύλη από και προς Κίνα,” Graeco-Arabica，Athens 1993），第5卷，第103页。
[33]裕尔，前揭书，第1卷，第183页，注2；戈岱司：前揭书，第18页。
[34]戈岱司，前揭书，第23页。
[35]托勒密还记载：“他们还说，从赛里斯和秦奈诸国不仅有一条道路经石塔去往巴克特里亚，还有一条道路经华氏城（Palimbothra）去印度。” 戈岱司，前揭书，第30页。
[36]科尔道希斯：〈科斯马斯记载中的东方世界的界限〉，《拜占庭》（M. Kordosis, “The Limits of the Known Land ( Ecumene ) in the East According to Cosmas Indicopleustes: Tzinista ( China ) and the Ocean,” Byzantion），第69卷（1999），第1册，第102-104页。
[37]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第290、323-328页。
[38] G. E. 哈威：《缅甸史》，姚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36-38页。
[39]这条交通线包括两个主要分支：一是自四川经中国云南、阿萨姆地区、沿布拉马普特拉河（R. Brahmaptra）到达恒河和帕特纳(Patna)。张骞在公元前128年出使西域在大夏见到中国四川地区的物产，就是沿这条路交通线运往印度后转输大夏的。二是由云南沿伊洛瓦底江到达商埠塔科拉（在仰光附近）或沿萨尔温江到达江口的毛淡棉，然后再转运恒河口市场。
[40]五世纪希腊人马尔希奴斯（Marcienus）可能重复以往的记载，写到：“在外恒河两岸的印度，有一金洲地，接着便是大海湾，外恒河两岸的印度和秦奈国领土之间的边界就位于此海湾的中间。然后就是秦奈民族，其国度叫作秦奈（Thinai），这是已知地和未知地的分界处。”见戈岱司，前揭书，第89页。
[41]裕尔，前揭书，第1卷，第228页。
[42]科斯马斯，前揭书，第367页，注6；裕尔，前揭书，第1卷，第228页。
[43]科尔道希斯：〈科斯马斯记载中的东方世界的界限〉，第104-105页。
[44]托勒密根据当时的旅行报告认为，赛里斯国位于秦奈之北，其东方是一片未知之地，完全没有提到海洋的存在。戈岱司，前揭书，第31-32页。五世纪马里阿努斯重复了托勒密所谓秦奈之东为未知地的错误。
[45]雷特涅：〈地理知识的衰败和探险的没落300-500〉（M. L. Laistner, “The Decay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and the Decline of Exploration, A. D. 300-500”），载牛顿：《中世纪的旅行和旅行者》A. P. Newton, Travel and Travelers of the Middle Ages, London 1926），第35页；科斯马斯，上揭书，第367页，注7；夏德、柔克义：《诸番志校注》（F. Hirth and W. W. Rockhill, Chau Ju-kua, 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n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y, Entitled Chu-fan-chi, Taipei 1970），第5页。
[46]瓦明顿：《罗马帝国与印度的商业》，第129页。
[47]裕尔，前揭书，第1卷，第25页。
[48] 1974年夏鼐发表〈综合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时，共发现1174枚；1975年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又发现一起，共4枚，其中1枚是卡瓦德（488-531）所铸，其他为库思老一世（531-579）所铸。见《光明日报》1975年4月9日。
[49]普罗可比：《战争史》(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ed. by H. B. Dewing，London 1958)，I, xx, 9-12。
[50]亨宁：〈粟特古信函的年代〉，《东方与非洲研究院学报》（W. B. Henning, “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第12卷（1948年），第608页。
[51]夏鼐：〈河北定县塔基舍利函中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1966年，第5期，又见《夏鼐文集》，下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6-50页。夏鼐认为铸币边缘上的文字为“嚈哒文”，近据林梅村介绍，1960年英国著名语言学家亨宁（W. B. Henning）对这种文字加以考订，定名为“大夏语”，是一种用草体希腊语拼写的中古伊朗语东部方言。其特点，一方面介乎伊朗方言普什图语和伊德迦·孟吉语，另一方面接近中古伊朗方言中的粟特语、花剌子模语和帕提亚语。早在嚈哒人入侵中亚之前数百年已为大夏人使用，嚈哒亡国后，仍在当地广为流行，直到九世纪全面伊斯兰化后绝迹。见林梅村：〈北魏太和五年舍利石函所出嚈哒钱币考〉，载《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33页。
[52]阿尔琴、哈门德编：《阿富汗考古》（F. R. Alchin and N. Hammend ed., The Archaeology of Afghanistan, London 1978），第25页。
[53]布劳克雷：《弥南希腊史残卷》（R.C. Blockley, 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man, Liverpool 1985），第111-127、171-179页；张绪山：《6-7世纪拜占庭帝国与西突厥汗国的交往》，《世界历史》2002年，第1期。
[54]张绪山：《我国境内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其相关问题》，《西学研究》创刊号，商务印书馆2002年。
[55]科斯马斯，前揭书，第72-73页；琼斯：《晚期罗马帝国》（A. 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 Oxford 1964），第2卷，第825页。
[56]夏鼐：〈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收入《夏鼐文集》，下册，第82-91页；又，〈赞皇李希宗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考古》1977年第6期，收入《夏鼐文集》，下册，第94-98页；费烈：《古代伊朗史》（R. Frye, The History of Ancient Iran, München 1984），第303页：“萨珊王朝与安息王朝一样只铸造银币，少数君王铸造的少量金币只用作纪念，并不用于流通。”
[57]朱龙华：《罗马文化与古典传统》，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3年，第365-366页。
[58]参见魏特雷：《黄金半岛》（P. Wheatley, The Golden Khersonese,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1），第15-21页。
[59]科斯马斯，前揭书，第365-366页；夏德、柔克义，前揭书，第3页。
[60]《南洲异物志》称：“沉水香出日南。”赵汝适《诸蕃志》云：“沉香所出非一，真腊（今柬埔寨）为上，占城（今越南中南部）次之，三佛齐（今苏门答腊东南部）、舌婆（爪哇）等为下。”西方文献中阿维森纳（Avicenna, A.D. 1000）称苏门答腊沉香为最好；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 A.D.1340）以马来半岛和柬埔寨所出沉香为最好。见米勒：《罗马帝国的香料贸易》，第34-36页。
[61]米勒，上揭书，第47-51页。丁香在我国古代典籍中又称丁子香、鸡舌香。《太平舆览》卷787引康泰《扶南土俗》：“诸薄（今爪哇岛）之东有马五洲（即五马洲，Gomode），出鸡舌香，树本，多花少实。”《东西洋考》卷5“东洋列国考”称，丁香仅产于美洛居。美洛居即今马鲁古群岛，唐代以后被称作香料群岛，其中以提多雷（Tidore）和德那地（Ternate）二岛产量最大。
[62]《诸蕃志》称：“檀香出舌婆之打纲（今加里曼丹吉打榜）、底勿（今帝汶岛）二国，三佛齐亦有之。”
[63]裕尔，前揭书，第1卷，第28页。
[64]瓦明顿：《罗马帝国与印度的商业》，第120页；侯拉尼：《阿拉伯航海》（G. F. Hourani, Arab Seafaring in the Indian Ocean in 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Tim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1），第40页。
[65]普罗可比：《战争史》，I, xx, 9-12。
[66]赫德森：《欧洲和中国》（G. F. Hudson, Europe and China, London 1931），第157页；侯拉尼，上揭书，第44页。
[67]有学者认为，公元三世纪初，中国帆船已到达非洲，进入红海水域。见沈福伟：《中国和非洲》，北京：中华书局 1990，第81-87页。比资雷和瓦明顿认为三世纪中国船舶已到达波斯湾。（比资雷，前揭书，第1卷，第490页；瓦明顿，前揭书，页31, 38）李约瑟主张：“中国船只大约在公元350年航至马来亚的槟榔屿（Peneng），4世纪末到达锡兰，大约在五世纪到达幼发拉底河口并访问亚丁湾。” （J.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79）拉库伯里认为：“五世纪初中国船只尚未到达爪哇，此后不久中国航海事业迅速展开，中国船大约在450年航行至锡兰，并远至波斯湾头的希拉（Hira）。”（T. de Lacouperie, 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London 1894, p. 261）戴闻达（J. Duyvendak）甚至认为，迄至明代以前，印度南部的奎隆是中国船只所航行的最远处（戴闻达：《中国对于非洲的发现》，胡国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年，第16页。）
[68] 1974年广州发现秦汉时代的一处造船场遗址，造船台的宽度达8·4米。研究者认为，当时常用的船的宽度不超过5米，少数特殊的大船可能宽达8米左右，常用船只的长度为20米左右，载重量约500-600斛（约25-30吨）。（见《文物》1977年第4期，《秦汉时期的船舶》和《广州秦汉造船场遗址试掘》两文。）这种规模的帆船已堪用于远海航行。《解放军报》1984年11月29日报道，广州制造的一艘长25米、宽6·8米、排水量70吨的木帆船，由十个不同国籍的26名青年驾驶，从广州出发，历时三年多时间，于1984年10月中到达法国塞讷河岸边。又，1980年11月23日至1981年7月1日，阿曼苏丹国仿中世纪阿拉伯海船制造了一艘全木质帆船，在完全不使用现代动力设备的情况下，利用季风鼓风而行，历时七个多月到达广州。中外木帆船远航实验证明中国古代可胜任印度洋航行。（马世琨、席林生：《现代辛巴达扬帆一万九千里》，《人民日报》，1981年7月7日。）
[69]章巽：《我国航海史的光辉经历》，《章巽文集》，北京：海洋出版社1986年，第16页。
[70]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7页。
[71]苏继庼：《岛夷志略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页。
[72]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E.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Modern Library），第2卷，第496-4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