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孜克里克石窟寺始建年代及相关史事研究

【内容提要】柏孜克里克石窟寺本名“崇福寺”，始建于555年，是麴氏家族的王家寺庙，亦是麴氏高昌用以维系与突厥的“交好”关系、实现“永固邦疆”愿望的纪念性宗教建筑。因地处宁戎谷，又有“宁戎窟寺”等俗称。智通、进惠、法惠，是精通突厥语的汉僧，生活在7世纪末至8世纪上半叶。自790年秋开始，该寺又转为回鹘统治者的王家寺庙。第32窟所绘回鹘男女供养人像，是颉于迦斯·骨咄禄（即怀信可汗）家族的画像。

【关键词】麴氏高昌；崇福寺；宁戎窟寺；回鹘

座落在火焰山中木头沟河谷西岸绝壁上的柏孜克里克石窟寺（Bezɛklik Miŋ øj）（见图1），也便是敦煌写本《西州图经》[1]所载“在前庭县界山北二十二里宁戎谷中。峭巘三成，临危而结极。曾峦四绝，架回而开轩。既庇之以崇岩，亦王畏之以清濑。云蒸霞郁，草木蒙笼”的“宁戎窟寺”，又称“宁戎寺”。麴氏高昌时期，该地以北地区归宁戎县领辖；西州时期属宁戎乡，归高昌县领辖。“宁戎”二字表明，该寺所在地及其以北地区是兼通突厥语的粟特人和突厥乌古斯人的聚居之地。
1980年冬，文物工作者曾在千佛洞遗址发现一批木结构建筑物构件。经C14测定距今约1500年，意味着该洞窟寺院当开凿建造于5～6世纪。此外，还从第10、60号窟和最底层新发现的洞窟内出土一批古。其中有一件回鹘文摩尼教文献与高昌建昌五年（559年）的汉文残卷《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卷在一起[2]，同样表明千佛洞至晚在6世纪中叶便已存在。该石窟群究竟始凿于何时，至今不详。柳洪亮先生推断：“约在麴氏高昌（499～640）时期。”[3]笔者赞同此说，但其时间跨度毕竟过于宽泛，故而拟结合高昌和出土文献作进一步探讨，并对相关史事试加考稽。
一
柏孜克里克石窟群现存洞窟编号83个。在40多个有壁画的洞窟中，至少有20多窟绘有回鹘供养人像，属于回鹘洞窟[2]。除佛教洞窟外，另还有许多摩尼教洞窟[4]。该石窟群所具有的这一特点，既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相关，亦更与麴氏高昌与突厥语族群及印欧语族群间的文化交往密不可分。
从西汉以降，高昌地区一直是汉语族群、突厥语族群和印欧语族群聚居的地区。乌古斯（Oʁuz）居民为当地的土著。《汉书·西域传》载：“至宣帝时，遣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数国。及破姑师，未尽殄，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姑师、车师为Oʁuz的不同音译，东汉至南北朝时又以“八滑”之名见诸于《后汉书·西域传》、《梁书·裴子野传》、《梁书·诸夷传上》、《南史·裴子野传》、《南史·夷貊列传》等汉文史籍。直到8世纪时还见于《磨延啜碑》，作Sɛkiz Oʁuz（八姓乌古斯）。车师前国为乌古斯部族之一部，亦即《突厥语大词典》（以下简称《词典》）中的Alqa Bølyk部落[5]。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年），前部王车伊洛率军随魏师西征焉耆，留其子歇驻守交河。沮渠无讳弟沮渠安周[6]乘机攻陷交河，其地并入高昌。约一千余家车师民众随车歇投奔车伊洛，寄居焉耆[7]；而留在高昌境内的仍为数不少。仅见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车姓便有14次之多，这些车姓居民均是其后裔。钤有西州都督府印鉴的唐开元廿二年（734年）《致葛腊啜下游奕首领骨逻拂斯关》，可证当地居住有突厥部落；而66TAM50号墓出土麴氏王朝时期的“族谱三”中的“夫人车氏”及阿斯塔那4号墓出土的“妻何端身”妇女雕像（“何端”是突厥语词χatun的音译，意为“可敦”、“夫人”），亦是突厥人与汉人通婚的具体例证。
高昌地区的印欧语族群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吐鲁番出土的十六国到唐代的名籍、户籍和其他文书中，就有鄯、龙、帛（白）、曹、何、史、康、安、石、米等诸多胡蕃姓氏。从钤有高昌县印的高昌县崇化乡《神龙三年（707年）点籍样》上残存的定乐里40余户居民的姓名看，其中2/3以上为胡蕃居民。开元廿年（732年）《石染典过所》中的石染典，自署的身份为“西州百姓、游击将军”。同一时期的《高昌县申修堤堰料功状》中，还提到要“夷胡户”居民一同参加兴修水利工程[8]。宝应元年（762年）建未月《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卷》中，被告康失芬自称是“处密部落百姓”[9]。他和东家靳嗔奴，原告史拂那、曹设冒以及保人何伏昏等，也都是印欧语居民。
据统计，麴氏高昌王国时期，汉人占总人口数的70%至75%[10]，其余25%至30%的人口为突厥语居民和印欧语居民。这些胡蕃居民同汉族居民一样为编户百姓。蕃汉聚居一地，互相通婚，必然导致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胡蕃居民多通汉语，取汉式姓名；汉族居民也在相当程度上突厥化了。《北史·高昌传》称：“其国……服饰，丈夫从胡法，妇人裙襦，头上作髻。其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据研究，就连麴氏家族亦出自卢水胡之沮渠氏[11]。在《延昌廿三年张阿恱用碓契约》中，同时还出现了“辰岁六[月]卅日”的纪年形式[12]，即为突厥人所习用的“十二兽历纪年法”。
6世纪中叶，乌古斯部族的一支以突厥为号，崛起于“金山之阳”。随着其“西破嚈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等一系列征伐战争的胜利，而最终成为“威服塞外诸国”的强大草原帝国。“其地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至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13]。其时，就连北齐和北周亦向突厥纳贡。《周书·突厥传》曰：“齐人惧其寇掠，亦倾府藏以给之。他钵弥复骄傲，至乃率其徒属曰：‘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孝顺，何忧无物邪。’”麴氏高昌王国自555年开始，便沦为前突厥汗国的属国。出土于吐鲁番三堡的《宁朔将军麴斌造寺碑》（以下简称《造寺碑》）阳面铭文记载了高昌与突厥间休战“交好”、“同盟结姻”之事。铭文云：
其后，属突厥雄强，威振朔方，治兵练卆（卒），侵我北鄙。□□□□军之委，承庴胜之荣，鹰扬阃外，虎步敌境。兵锋暂交，应机退散，生（主?）□□□敷（数?）之期，深知□□□□，□（居？）安虑危，见机而作，乃欲与之交好，永固邦疆。以专对之才，非人莫□，□□君厂邦庭，远和□□。□□□之以机辨，陈之以禑（祸）福。厂邦主钦其英规，土（士？）众畏其雄略，遂同盟结姻，□□而归。自是边□□□，□□无虞，干戈载戢，弓矢斯鞱，皆君之力也。以功进爵，乃迁振武将军□□□史。寔乃柱石□□□□，□□社稷之器。苞罒止刂柔于胸衿（襟），备文武于怀抱。名不虚称，斯其膺矣。[14]
麴斌既是统军与突厥交战的将领，又是与突厥谈判的使臣。战事最终以双方王室缔结婚姻（麴宝茂娶佗钵可汗之女）、麴宝茂接受突厥所授之官称（希堇、时多浮跌、无亥、希利发[15]）而告结束。也就是说，麴宝茂是于执政当年即高昌建昌元年（555年），娶佗钵可汗之女为妻的。碑铭所记，既可正《北史》、《隋书》之误，又使其成婚时间得到了落实。
另据该碑阴面铭文可知，与突厥“交好”、“结姻”的当年，麴斌曾“于新兴县城西造立一寺”（碑阳铭文中亦有“于所领城西显望之处磬捨珍财建兹灵刹”之语），并施舍了潢泽六处及“城中里舍”一区“永充斋供”。为避免日后“有不消（肖）子孙、内姓外族依倚势力，□侵寺物及寺主不良费用”而刻碑记其地界四至及建寺经过。该寺环境幽雅，景色怡人，建筑恢宏，“薗流雅水，林扇香风”，“因形定□，□□构宇。银槃切汉，□□□□□□；金钟振响，似香山之美乐。房廊周迊，势方祇恒。禅室连扃，祕如□卛。薗树含烟，百卉□□。□□□□，竞日争鲜。碧水遄波而弘响，青风?里树而氛氲。信圣者之神居，荵□□妙所矣”。阳面铭文称麴斌为“河州金城郡□□□之从叔也”，所缺三字当为“麴宝茂”。可见该寺为麴氏家族的王家寺庙。正为此，建昌元年（555年）十二月廿三日，上自麴氏政权的最高统治者麴宝茂，下至身居要职的麴乾固等麴氏家族成员、异姓官员及诸僧官均莅临其落成之礼。
新兴县治的地望在胜金堡（“胜金”也便是“新兴”音译别写），柏孜克里克石窟寺恰位于胜金堡（今胜金）正西，与碑文所记“新兴县城西”、“所领城西显望之处”相合。宁戎县治的地望位于该寺之北，约在今胜金台。从石窟寺所处的地理方位及环境来看，也正与碑文所记相一致[16]。之所以俗称该寺为宁戎窟寺（宁戎寺），正是因为毗邻宁戎县且与突厥相关之故。该寺出土的《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抄写于高昌建昌五年（559年）。时间在建寺后的第四年，而与该佛经卷在一起的回鹘文摩尼教文献亦同样表明该石窟寺与粟特人、突厥人密切相关。此外，在德国探险队从该寺盗走的文物中，也有若干回鹘文摩尼教文献。柳洪亮先生曾指出：“高昌地区出土的摩尼教文献，主要有回鹘文和粟特文，很少见到汉文的摩尼教文献，这与大量汉文佛教文献的出土形成显明的对照，从一个方面表明高昌地区摩尼教的传播和信教，在汉文系统之外。”[17]这一现象正说明摩尼教为东来高昌地区的中亚胡人及当地的突厥人所尊奉。同时也是对该寺的性质、功用的间接证明。
此后，麴氏家族曾多次扩建、修葺该寺。延昌十五年（575年），麴斌嗣子——时任虎威将军、新兴县令的麴亮，又于原碑背面（阳面）铭刻麴斌生平事迹，并于上方铭题麴氏家族成员姓名、刻画诸人造像。黄文弼先生以为：该寺“未完工而麴斌死；其弟麴暄续成之。至其嗣子亮，乃竖碑，时在延昌十五年，距开始建寺之岁，已二十年矣”。并称“《新疆图志·金石志》分作两碑（按：指该碑阴、阳两面）……显与事实不合”。细读该碑两面铭文，可知此说有误。阴面铭文刻写于建昌元年（555年），而阳面铭文刻写于延昌十五年（575年）。这也是“惟碑阳作麴斌，碑阴施产契作麴斌芝”[18]，即同一人称名不同的原因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在女性成员的造像题刻中有一“使氏”。“使”姓也便是常见于史籍的“史”姓，为阿史那氏突厥（乌古斯）的汉化姓氏[19]。此人也便是麴宝茂所娶佗钵可汗之女，亦即回鹘文《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又译作《弥勒三弥底经》，以下简称《会见记》）的女施主——ʧy Taʃ-J(i)gɛn Tutuq之妻Tyzyn。《会见记》抄写于延昌十五年（乙未年，575年）三月二十二日。男施主ʧy Taʃ-J(i)gɛn Tutuq是时任“高昌王”的麴乾固。麴乾固夫妇“令人塑一尊弥勒塑像，并让人书写《弥勒会见记》一部”，是其扩建、修葺该寺等诸项敬佛善举之一[20]。此后，麴伯雅曾为突厥所迫妻其祖母（即Tyzyn），亦曾将女儿嫁给突厥可汗之子（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麴氏高昌供食文书中，就曾出现“外生儿提懃珂都虔”之名）。令人抄写回鹘文的《会见记》，智通、进惠、法惠等三位高僧分别以汉文和回鹘文书写榜题（详后），以及该寺出土的回鹘文摩尼教文献与汉文佛经残卷“卷在一起”的情况，均表明该寺的性质、功用与突厥（包括后来的回鹘）人密切相关。
东西突厥分裂后，高昌为西突厥属国。隋大业八年（612年），麴伯雅曾令国人“解辫削衽”，变夷从夏，但迫于西突厥的压力，最终也未能改风易俗[21]。统叶护可汗统治期间（619～628年），“西域诸国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税”[22]。阿斯塔那307、329、517号墓出土的9件麴氏高昌供食文书中，有6件的内容都与突厥有关。表明上自可汗使团、达官贵人，下至工匠，均是麴氏政权的常客。不仅如此，麴氏政权中还有突厥人担任高级军职。高昌与西突厥联合攻掠伊吾后，“太宗以其反覆，下书切让，征其大臣冠军阿史那矩入朝，将与议事”。阿史那矩显系突厥王族，但却是高昌王国的“大臣”，拥有高昌军职等级中仅次于高昌王和“卫将军”的“冠军”职位。麹文泰最终也没让阿史那矩入朝，只是“遣其长史麹雍来谢罪”。这期间，麹文泰甚至还拘留由突厥处逃至高昌的汉人，抗旨不遣。“又寻与西突厥乙毗设击破焉耆三城，虏其男女而去”[23]。当太宗遣虞部郎中李道裕调查此事时，也只是遣使谢罪，实质上并未予理会。“帝复下玺书示文泰祸福，促使入朝，文泰遂称疾不至”[24]。
此前，麴文泰就曾“以金厚饷西突厥欲谷设，约有急为表里；使叶护屯可汗浮图城”，欲共同抵抗唐朝西进。由麴文泰对待唐朝的态度可看出，麴氏政权与西突厥的关系，并非是被动的受其控制，而是主动依附，并凭借这种关系谋取利益。史籍中就有很多有关麴氏高昌与西突厥联合遣使朝贡的记载。例如：
[武德二年（619年）七月]，西突厥叶护可汗及高昌并遣使朝贡。（《旧唐书·高祖本纪》）
[武德三年（620年）]三月癸酉，西突厥叶护可汗、高昌王麴伯雅遣使朝贡。（同上）
[贞观三年（629年）]冬十一月丙午，西突厥、高昌遣使朝贡。（《旧唐书·太宗本纪上》）
唐贞观年间，玄奘离开高昌时，麹文泰曾遣郎中侍御史欢信送至叶护可汗牙。又作二十四封书，通屈支等二十四国，每一封书附大绫一匹为信。又以绫绢五百匹、果味两车献叶护可汗，并书称：“法师者是奴弟，欲求法于婆罗门国，愿可汗怜师如怜奴，仍请敕以西诸国给邬落马递送出境。”[25]“邬落马”为突厥语、汉语合璧词。“邬落”为ulaʁ的音译。《词典》释为：“ulaʁ——乘骑。遵匐（伯克）之命，在驿站供快递信使换乘的马匹。”[26]其书信能使玄奘在西突厥境内畅通无阻，足以说明双方关系的密切程度；而“邬落马”一词的使用，亦可证高昌汉人对突厥语的熟悉程度。在一份回鹘文木刻本中曾出现分别以汉文和回鹘文书写的僧人法号——“胜光法师”和Sïŋqu Sɛli Tutuŋ[27]；回鹘文《阿烂弥王本生故事》写经施主的名号亦作Sïŋʦï Aʧarï（僧慈阿阇梨），写经人为Alp Toŋa[28]。同样表明高昌地区的汉僧兼通突厥语文。
二
正因为柏孜克里克石窟寺是麴氏家族的王家寺庙，是麴氏高昌与突厥汗国“交好”、“结姻”的纪念性建筑，且建造于与粟特人和乌古斯人聚居之地毗邻的木头沟河谷，所以该寺的僧侣亦多通突厥语文。勒柯克编号第9窟是早期的洞窟之一，全部使用土坯在崖前券砌而成。主室平面呈方形，中间是穹庐顶式中堂，两侧和后面有甬道和隧道连成的回廊，前部是平顶的前室。甬道和隧道两侧壁绘有15幅大型供养画。因被流沙填埋，整窟的壁画色彩鲜艳如初，大多都完好无损。中堂壁画以大悲观音为中心，左右上方配毗沙门天，下方为供奉的胡人及负载货物的驴、驼等动物（见图2）。回鹘男女供养像分别绘在门两侧内壁上，各分上下三排。最下一排的画像约有半人体大。一边绘有一位男供养人（见图3），另一边绘有一位女供养人。中排分别为两男两女，最上一排分别为三男三女。甬道入口两侧各绘有三位比真人还大的僧人画像。左侧画像为三位身着黄衣的“印度和尚”，用婆罗迷文书写着他们的法号；右侧画像为三位身着紫衣、双手持花的“东亚和尚”（见图4），分别用汉文和回鹘文写着他们的法号[29]。该石窟寺壁画的内容，绝大多数都属于大乘系统，具有典型的汉传佛教的特点；而该窟壁画却具有小乘佛教的特点[30]，意味着供养人崇信的是流行于当地非汉语族群中的小乘佛教。整窟壁画几乎全部被德国探险家勒柯克于20世纪初劫掠而去，后毁于在二次大战的炮火，现只有照片传世。
关于该窟的开凿年代，勒柯克推断为9世纪[31]，哈密顿推断为10世纪下半叶或11世纪初叶[32]，柳洪亮推断为10世纪[2]。鉴于甬道入口右侧三位紫衣僧人画像的榜题中有回鹘文字，学术界多认为这三位高僧为回鹘人[33]。榜题的文字分别为：
ʤituŋTutuŋ Bɛgniŋïduq kørki bu ɛryr（此为智通都统匐之圣像）
智通都统之像
Singui Tutuŋ Bɛgniŋïduq kørki bu ɛryr（此为进惠都统匐之圣像）
进惠都统之像
Vapgui Tutuŋ Bɛgniŋïduq kørki bu ɛryr（此为法惠都统匐之圣像）
法惠都统之像
智通之名曾见于阿斯塔那193号墓出土的《武周智通拟判为康随风诈病避军役等事》（约写于698～705年）。该文书的文字为：
1.康随风一介庸一生（人），名霑蕳點之色，而乃避其军役。
2.于是妄作患由，臂肘蹉跌，遂非真病，挛攣拳手腕，
3.乃是诈为，使一生将谓非虚，遂乃放从丁例。此□
4.□知匪独一一生□事。推穷状情□露，将为□□
5.推索氏之能为。诘问其一生，□答 知无谬，两家皆成
6.矫妄，彼此并合入军。宜牒府知收领讫上。又斩啜猖
7.狂，蚁居玄塞，拥数千之戎卒，劳万乘之徒
8.师。奉  敕伊、西二州，占募强兵五百，官赐未期至
9.日，私家借便资装。凭虚藏帛万余，既相知于
10.百里，虚无事  上之意，今乘一忠（臣）子心，彼此二一生，罪
11.非轻小，齐楚之失，厶在⊗⊗两家。更细推寻，
12.        断。谘，智通白。[34]
法惠之名曾见于同墓出土的《武周证圣元年（公元六九五年）五月西州高昌县崇福寺转经历》（共出现5次）[25]（P485～491）和《武周法惠思惠与阿伯、伯母等书稿》[25]（P496～497）。后一文书的文字为：
1.法惠思       参阿伯、厶母、大姊、二
2.姊、肆姊等，别面己久，眷恋实
3.深，仲秋渐凉，未审阿伯、厶母、阿
4.姊?等体内如何！但法惠已下
5.等其得平安。其法惠
6.到长安，□愿阿伯、厶母、姊
7.阿?□□更忧汝下寄
8.崇福。其（月）拾叁日书。
9.昔日法门前惠
10.马□今岁若朝
—崇—崇—崇—崇—崇—崇—崇—崇—崇—
11.思惠恭曹主、法空、阿姊、贰姊、肆姊○○○
12.已下千万问讯，时气渐凉，未审尊[已下]尊体如阿（何）！
13.但此闻福福尊如何，但思惠且得依众
智通、法惠之名共见于同一墓出土文书，年代均在武周时期。进惠之名虽不见于汉文出土文书，却见于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文书（编号为Ramstedte 2）中（见图5）。该文书的文字为：
1.taqïʁu jïl yʧyniʧ aj iki jaŋïqa m(ɛ)n
2.Køni Quz aʁïr igkɛ tɛgip ølyp ïdïp
3.barʁaj-m(ɛ)n tip Singui tutuŋ bɛg-kɛ
4.kydɛgym Likɛkɛ keŋɛʃip ajïtïʃïp
5.Keŋɛʃi-tɛtuʁmïʃBuqa Qulï atl(ï)ʁ
6.oʁul-ïnqa øgkɛ q(a)ŋqa bujan-ï
7.t(ɛ)gzyn tip boʃ bitig bɛrtim.
8.bu kyntɛ mïnʧa Buqa Qulïnïŋ
9.øry taʁ-qa quðï quum-qa barsar
10.øz køŋyl-inʧɛbujan berip jorïz-un
11.m(ɛ)niŋ qaðïn-larïm tirigɛ-ltmiʃ-ɛ baʃlap
12.ɛw-tɛki qaðïn-larïm m(ɛ)niŋ tuʁmïʃ-larïm
13.kim j(ɛ)mɛʧ(a)mlam(a)z-un-lar.ʧ(a)mlasar-lar
14.iʧgɛry aʁïlïq-qa bir altun j(a)stuq
15.Qoʧu bɛgiŋɛ bir at balïq bɛgiŋɛ bir
16.ud berip aʁïr qïïnqa tɛgz-yn tanuq
17.tørt m(a)χaraʧ t(ɛ)ŋri-lɛr tanuq jiti ɛkɛ baldïz
18.t(ɛ)ŋrim-lɛr joŋquqï(?).tanuq Ikiʧi tanuq ɛr toŋa
19.bu bitig-ni aqasï Buʁs(a)ŋ toj(ï)n yskintɛ
20.qaðïn-larïm-qa ajðïp bɛrtim.bu tamʁa m(ɛ)n
21.Likɛ-niŋ ol.m(ɛ)n qajsïn tu ajïðïp bitidim.
1.鸡年三月初二，我
2.Køni Quz因得了重病将要死
3.去，与Singui Tutuŋ Bɛg和
4.我的女婿Likɛ商谈，我给了
5.出生于Keŋɛʃi的名叫Buqa Qulï的
6.男孩儿为我父母祈
7.福的解放文书。
8.今后Buqa Qulï
9.无论是向上登山、向下去沙漠，
10.均随其心愿而为。
11.我的姻亲，以tirigɛltmiʃ为首的
12.我家的姻亲、我的子孙，
13.无论是谁也不得有争议。设若谁有争议，
14.将受到向内府丝库缴纳一锭金子、
15.向高昌首领缴纳一匹马、向城长
16.缴纳一头牛的重罚。证人：
17.四大天王。证人：七姊妹
18.殿下joŋquqï(?)。证人：Ikiʧi。证人：ɛr toŋa。
19.此文书，我是当着其兄Buʁs(a)ŋ僧人的面，
20.向我的亲属讲述的。这个印章是我
21.Likɛ的。我qajsïn tu写就。
其中，进惠之名正写作Singui Tutuŋ Bɛg，与榜题中的名号完全相同。此外，文书中还出现了Qoʧu bɛgi（高昌首领）、balïq bɛgi（城长）等官称以及iʧgɛry aʁïlïq（内府丝库）的官府机构名称。立文书者Køni Quz的女婿Likɛ之名也是典型的汉人姓名。
该文书的书写特点是q/ʁ、s/ʃ不分，t/d混用；语言具有“d音化”特点，如kydɛgy（女婿）、ïd-（派，送）、ud（牛）和“ð音化”特点，如quðï（朝下，向下）、qaðïn（姻亲）、ajïð-（问）；动词第三人称条件式为古老的-sar/-sɛr，如barsar（如果去）、ʧ(a)mlasar-lar（如果争执）；向格助词除-ʁa/-qa/-gɛ/-kɛ等形式外，还使用了-ʁaru/-qaru/-gɛry/-kɛry等古老的形式，如iʧgɛry（向里）；某些词为长音形式，如quum（沙）、qïïn（金）。这些特点都表明，文书属于早期的突厥语文献。
“都统”（Tutuŋ）之称曾见于敦煌文献S.6551号讲经文，为唐代高昌的最高僧官。根据此文书的内容以及与之相对称的另一侧的粟特僧人画像，我们有理由推断：这三位高僧是精通突厥语的汉僧，生活在7世纪末至8世纪上半叶。以汉文和回鹘文书写榜题，正是高昌汉人“兼用胡书”、“皆为胡语”的体现。
另一值得注意的情况是，据《武周证圣元年（公元六九五年）五月西州高昌县崇福寺转经历》记载，法惠为西州高昌县崇福寺僧。《武周法惠思惠与阿伯、伯母等书稿》第10、11行之间的“崇”字“为正面《转读经业牒》之押署”，亦即出自崇福寺。如前所述，“宁戎窟寺”（宁戎寺）系因地处“前庭县界山北二十二里宁戎谷中”而得的俗称；石窟寺所在地及其以北地区是兼通突厥语的粟特人和突厥乌古斯（＝车师）人的聚居之地。《元和郡县图志》称高昌县于天宝元年（742年）改为前庭县。阿斯塔那230号墓出土《唐西州高昌县残籍》（该墓出土文书起文明元年止开元九年，即684～721年）有“东崇福寺”[25]（P171）四字，当是指高昌县城东（实为东北）而言。笔者推断，崇福寺也便是宁戎窟寺（宁戎寺）：前者为其正式名称——“崇福”二字点明了麴氏高昌通过与突厥汗国“交好”、“结姻”而实现“永固邦疆”的愿望；后者则是因地处宁戎县而得的民间俗称。这也是作为崇福寺僧的智通、进惠、法惠等三人的画像之所以出现在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原因所在。而三位高僧之所以分别用汉文和回鹘文书写榜题，壁画之所以具有小乘佛教的特点，作为佛教寺庙之所以同时又有许多摩尼教洞窟，均与该寺的性质、功用密切相关。
三
自贞元六年（790年）秋回鹘据有高昌[35]后，该石窟寺也就成为回鹘统治者的王家寺庙。这也是在该寺40多个有壁画的洞窟中有20多窟都绘有回鹘供养人像的原因所在。第32窟两侧内壁的三排回鹘男女供养像，当就是于这期间绘制的。上排三身回鹘男供养人像身着红色圆领长袍，腰间系带，佩打火石、磨刀石、解结锥、刀、绳、巾、针筒等韦占     韘七事；头冠为金色，形如竖起的荷花瓣，前低后高，上尖下圆，有冠带系至颈下（下排男供养人的头冠亦同）；榜题已漫漶不清，大意为：“此为勇猛之狮、治国的九姓之主、全民苍鹰侯回鹘特勤之像”（见图6）。中排女供养人像身着桔红色窄袖通裾大襦，领口刺绣着卷草纹图案，颈下圆领内衣外露；两鬓包面，上面插满凤钗金簪；头冠前指上翘（见图7）。正与《旧唐书·回纥传》记太和公主出嫁回纥登罗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时“解前所服而披可敦服，通裾大襦，皆茜色，金饰冠如角前指”相同；脑后垂一条长红绢，中间挽花结；右上方的回鹘文榜题清晰可辨，大意为：此是高贵的王后之像。男供养人像“与敦煌莫高窟属于11世纪的409窟男供养人的服装完全相同”，而女供养人像与莫高窟第409窟女供养人像显著不同的一点是后者为桃形冠[2]。莫高窟61窟的宋代女供养人像也同样为桃形冠（见图8）。
值得注意的是，在该石窟群开凿年代较晚的石窟（如第26、47、56、76窟）中，女供养人像亦是头戴桃形冠。另在北庭大佛寺遗址壁画中的一对供养人像，亦是男戴桃形高冠，女戴桃形凤冠（见图9）。头侧回鹘文榜题分别为：
Kyn Aj T(æ)ŋri-lar-tɛg ɛl tutmïʃø… arslan Bilgɛ……（T(æ)ŋri）dɛm ïduq kørki bu ɛryr.
译文：此为日月之神一般的、镇国于（伽？）阿厮兰(狮子)毗伽(睿智的)神圣亦都护之像
Bu itiŋʧ qïz T(æ)ŋrim kørki ol.
译文：此为依婷赤公主之像
回鹘文榜题中男供养人的名号，表明应属于高昌回鹘王国时期；而女供养人的头饰，可证此类桃形冠女供养人像的绘制年代要晚于第32窟。
纵观回鹘女供养人像的头冠，按年代先后，可分为“如角前指”的金饰冠、桃形冠、两立柱红缨穗饰冠、凸凹形饰物花冠等4类。结合智通、进惠、法惠等三位高僧的生活年代、北庭大佛寺回鹘文榜题的内容以及女供养人头饰的时代特点推断，第32窟的回鹘男女供养人像，当是回鹘于贞元六年（790年）秋据有高昌后不久绘制的。T.Ⅲ号回鹘文木杵文书和IB4672号回鹘文木杵文书分别是颉于迦斯·骨咄禄（ɛl øgæsi Qutluʁ，即后来继位的怀信可汗）家族于贞元七年（791年）二月初三和贞元八年（792年）九月二十四修建寺庙的奠基文，其中IB4672号回鹘文木杵文书就曾言及Tærkæn（封号名）公主和沙州将军在颉于迦斯·骨咄禄就位于阙毗伽天王之位的第二年（792年）九月二十四建造“洞窟式的寺庙”（qa-ïnʧɛvrχar）洞窟之事[36]。20世纪初，德国探险队曾从高昌故城盗走一尊高5.7cm的彩绘礼佛者半身木雕，身着红色外衣，围巾及冠冕均是镀金的（MIKⅢ4772）。红色正是回鹘统治者的服色，镀金冠冕亦是其标志。史称颉于迦斯·骨咄禄为?夹跌氏[37]。“?夹跌”也便是“嚈哒”，为Abdal的音译。希腊、罗马史籍称之为Ephtolits或Ephtarit，阿拉伯语称为Haital、Hagatila，波斯语称为Heftal、Hetal。“?夹跌”属印欧人种，而该窟下排男供养人像的络腮胡亦是印欧人种最显著的特征。
高昌回鹘王国时期直到元代，当地流行的是由中原汉地西传的大乘佛教。回鹘文佛经多译自汉文，甚至连内地汉僧伪撰的《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也有回鹘文译本，且是迄今所知回鹘文佛经残卷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一种经典。结合第32窟壁画所具有的小乘佛教的特点，笔者推断：该窟当就是IB4672号回鹘文木杵文书中谈到的洞窟，下排的男女供养人像就是颉于迦斯·骨咄禄（即怀信可汗）夫妇的画像，中排和上排的男女供养人像是其家族的画像；而高昌出土的彩绘礼佛者半身木雕，极可能也就是怀信可汗。

【内容提要】柏孜克里克石窟寺本名“崇福寺”，始建于555年，是麴氏家族的王家寺庙，亦是麴氏高昌用以维系与突厥的“交好”关系、实现“永固邦疆”愿望的纪念性宗教建筑。因地处宁戎谷，又有“宁戎窟寺”等俗称。智通、进惠、法惠，是精通突厥语的汉僧，生活在7世纪末至8世纪上半叶。自790年秋开始，该寺又转为回鹘统治者的王家寺庙。第32窟所绘回鹘男女供养人像，是颉于迦斯·骨咄禄（即怀信可汗）家族的画像。

【关键词】麴氏高昌；崇福寺；宁戎窟寺；回鹘

座落在火焰山中木头沟河谷西岸绝壁上的柏孜克里克石窟寺（Bezɛklik Miŋ øj）（见图1），也便是敦煌写本《西州图经》[1]所载“在前庭县界山北二十二里宁戎谷中。峭巘三成，临危而结极。曾峦四绝，架回而开轩。既庇之以崇岩，亦王畏之以清濑。云蒸霞郁，草木蒙笼”的“宁戎窟寺”，又称“宁戎寺”。麴氏高昌时期，该地以北地区归宁戎县领辖；西州时期属宁戎乡，归高昌县领辖。“宁戎”二字表明，该寺所在地及其以北地区是兼通突厥语的粟特人和突厥乌古斯人的聚居之地。
1980年冬，文物工作者曾在千佛洞遗址发现一批木结构建筑物构件。经C14测定距今约1500年，意味着该洞窟寺院当开凿建造于5～6世纪。此外，还从第10、60号窟和最底层新发现的洞窟内出土一批古。其中有一件回鹘文摩尼教文献与高昌建昌五年（559年）的汉文残卷《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卷在一起[2]，同样表明千佛洞至晚在6世纪中叶便已存在。该石窟群究竟始凿于何时，至今不详。柳洪亮先生推断：“约在麴氏高昌（499～640）时期。”[3]笔者赞同此说，但其时间跨度毕竟过于宽泛，故而拟结合高昌和出土文献作进一步探讨，并对相关史事试加考稽。
一
柏孜克里克石窟群现存洞窟编号83个。在40多个有壁画的洞窟中，至少有20多窟绘有回鹘供养人像，属于回鹘洞窟[2]。除佛教洞窟外，另还有许多摩尼教洞窟[4]。该石窟群所具有的这一特点，既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相关，亦更与麴氏高昌与突厥语族群及印欧语族群间的文化交往密不可分。
从西汉以降，高昌地区一直是汉语族群、突厥语族群和印欧语族群聚居的地区。乌古斯（Oʁuz）居民为当地的土著。《汉书·西域传》载：“至宣帝时，遣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数国。及破姑师，未尽殄，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姑师、车师为Oʁuz的不同音译，东汉至南北朝时又以“八滑”之名见诸于《后汉书·西域传》、《梁书·裴子野传》、《梁书·诸夷传上》、《南史·裴子野传》、《南史·夷貊列传》等汉文史籍。直到8世纪时还见于《磨延啜碑》，作Sɛkiz Oʁuz（八姓乌古斯）。车师前国为乌古斯部族之一部，亦即《突厥语大词典》（以下简称《词典》）中的Alqa Bølyk部落[5]。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年），前部王车伊洛率军随魏师西征焉耆，留其子歇驻守交河。沮渠无讳弟沮渠安周[6]乘机攻陷交河，其地并入高昌。约一千余家车师民众随车歇投奔车伊洛，寄居焉耆[7]；而留在高昌境内的仍为数不少。仅见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车姓便有14次之多，这些车姓居民均是其后裔。钤有西州都督府印鉴的唐开元廿二年（734年）《致葛腊啜下游奕首领骨逻拂斯关》，可证当地居住有突厥部落；而66TAM50号墓出土麴氏王朝时期的“族谱三”中的“夫人车氏”及阿斯塔那4号墓出土的“妻何端身”妇女雕像（“何端”是突厥语词χatun的音译，意为“可敦”、“夫人”），亦是突厥人与汉人通婚的具体例证。
高昌地区的印欧语族群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吐鲁番出土的十六国到唐代的名籍、户籍和其他文书中，就有鄯、龙、帛（白）、曹、何、史、康、安、石、米等诸多胡蕃姓氏。从钤有高昌县印的高昌县崇化乡《神龙三年（707年）点籍样》上残存的定乐里40余户居民的姓名看，其中2/3以上为胡蕃居民。开元廿年（732年）《石染典过所》中的石染典，自署的身份为“西州百姓、游击将军”。同一时期的《高昌县申修堤堰料功状》中，还提到要“夷胡户”居民一同参加兴修水利工程[8]。宝应元年（762年）建未月《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卷》中，被告康失芬自称是“处密部落百姓”[9]。他和东家靳嗔奴，原告史拂那、曹设冒以及保人何伏昏等，也都是印欧语居民。
据统计，麴氏高昌王国时期，汉人占总人口数的70%至75%[10]，其余25%至30%的人口为突厥语居民和印欧语居民。这些胡蕃居民同汉族居民一样为编户百姓。蕃汉聚居一地，互相通婚，必然导致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胡蕃居民多通汉语，取汉式姓名；汉族居民也在相当程度上突厥化了。《北史·高昌传》称：“其国……服饰，丈夫从胡法，妇人裙襦，头上作髻。其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据研究，就连麴氏家族亦出自卢水胡之沮渠氏[11]。在《延昌廿三年张阿恱用碓契约》中，同时还出现了“辰岁六[月]卅日”的纪年形式[12]，即为突厥人所习用的“十二兽历纪年法”。
6世纪中叶，乌古斯部族的一支以突厥为号，崛起于“金山之阳”。随着其“西破嚈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等一系列征伐战争的胜利，而最终成为“威服塞外诸国”的强大草原帝国。“其地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至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13]。其时，就连北齐和北周亦向突厥纳贡。《周书·突厥传》曰：“齐人惧其寇掠，亦倾府藏以给之。他钵弥复骄傲，至乃率其徒属曰：‘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孝顺，何忧无物邪。’”麴氏高昌王国自555年开始，便沦为前突厥汗国的属国。出土于吐鲁番三堡的《宁朔将军麴斌造寺碑》（以下简称《造寺碑》）阳面铭文记载了高昌与突厥间休战“交好”、“同盟结姻”之事。铭文云：
其后，属突厥雄强，威振朔方，治兵练卆（卒），侵我北鄙。□□□□军之委，承庴胜之荣，鹰扬阃外，虎步敌境。兵锋暂交，应机退散，生（主?）□□□敷（数?）之期，深知□□□□，□（居？）安虑危，见机而作，乃欲与之交好，永固邦疆。以专对之才，非人莫□，□□君厂邦庭，远和□□。□□□之以机辨，陈之以禑（祸）福。厂邦主钦其英规，土（士？）众畏其雄略，遂同盟结姻，□□而归。自是边□□□，□□无虞，干戈载戢，弓矢斯鞱，皆君之力也。以功进爵，乃迁振武将军□□□史。寔乃柱石□□□□，□□社稷之器。苞罒止刂柔于胸衿（襟），备文武于怀抱。名不虚称，斯其膺矣。[14]
麴斌既是统军与突厥交战的将领，又是与突厥谈判的使臣。战事最终以双方王室缔结婚姻（麴宝茂娶佗钵可汗之女）、麴宝茂接受突厥所授之官称（希堇、时多浮跌、无亥、希利发[15]）而告结束。也就是说，麴宝茂是于执政当年即高昌建昌元年（555年），娶佗钵可汗之女为妻的。碑铭所记，既可正《北史》、《隋书》之误，又使其成婚时间得到了落实。
另据该碑阴面铭文可知，与突厥“交好”、“结姻”的当年，麴斌曾“于新兴县城西造立一寺”（碑阳铭文中亦有“于所领城西显望之处磬捨珍财建兹灵刹”之语），并施舍了潢泽六处及“城中里舍”一区“永充斋供”。为避免日后“有不消（肖）子孙、内姓外族依倚势力，□侵寺物及寺主不良费用”而刻碑记其地界四至及建寺经过。该寺环境幽雅，景色怡人，建筑恢宏，“薗流雅水，林扇香风”，“因形定□，□□构宇。银槃切汉，□□□□□□；金钟振响，似香山之美乐。房廊周迊，势方祇恒。禅室连扃，祕如□卛。薗树含烟，百卉□□。□□□□，竞日争鲜。碧水遄波而弘响，青风?里树而氛氲。信圣者之神居，荵□□妙所矣”。阳面铭文称麴斌为“河州金城郡□□□之从叔也”，所缺三字当为“麴宝茂”。可见该寺为麴氏家族的王家寺庙。正为此，建昌元年（555年）十二月廿三日，上自麴氏政权的最高统治者麴宝茂，下至身居要职的麴乾固等麴氏家族成员、异姓官员及诸僧官均莅临其落成之礼。
新兴县治的地望在胜金堡（“胜金”也便是“新兴”音译别写），柏孜克里克石窟寺恰位于胜金堡（今胜金）正西，与碑文所记“新兴县城西”、“所领城西显望之处”相合。宁戎县治的地望位于该寺之北，约在今胜金台。从石窟寺所处的地理方位及环境来看，也正与碑文所记相一致[16]。之所以俗称该寺为宁戎窟寺（宁戎寺），正是因为毗邻宁戎县且与突厥相关之故。该寺出土的《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抄写于高昌建昌五年（559年）。时间在建寺后的第四年，而与该佛经卷在一起的回鹘文摩尼教文献亦同样表明该石窟寺与粟特人、突厥人密切相关。此外，在德国探险队从该寺盗走的文物中，也有若干回鹘文摩尼教文献。柳洪亮先生曾指出：“高昌地区出土的摩尼教文献，主要有回鹘文和粟特文，很少见到汉文的摩尼教文献，这与大量汉文佛教文献的出土形成显明的对照，从一个方面表明高昌地区摩尼教的传播和信教，在汉文系统之外。”[17]这一现象正说明摩尼教为东来高昌地区的中亚胡人及当地的突厥人所尊奉。同时也是对该寺的性质、功用的间接证明。
此后，麴氏家族曾多次扩建、修葺该寺。延昌十五年（575年），麴斌嗣子——时任虎威将军、新兴县令的麴亮，又于原碑背面（阳面）铭刻麴斌生平事迹，并于上方铭题麴氏家族成员姓名、刻画诸人造像。黄文弼先生以为：该寺“未完工而麴斌死；其弟麴暄续成之。至其嗣子亮，乃竖碑，时在延昌十五年，距开始建寺之岁，已二十年矣”。并称“《新疆图志·金石志》分作两碑（按：指该碑阴、阳两面）……显与事实不合”。细读该碑两面铭文，可知此说有误。阴面铭文刻写于建昌元年（555年），而阳面铭文刻写于延昌十五年（575年）。这也是“惟碑阳作麴斌，碑阴施产契作麴斌芝”[18]，即同一人称名不同的原因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在女性成员的造像题刻中有一“使氏”。“使”姓也便是常见于史籍的“史”姓，为阿史那氏突厥（乌古斯）的汉化姓氏[19]。此人也便是麴宝茂所娶佗钵可汗之女，亦即回鹘文《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又译作《弥勒三弥底经》，以下简称《会见记》）的女施主——ʧy Taʃ-J(i)gɛn Tutuq之妻Tyzyn。《会见记》抄写于延昌十五年（乙未年，575年）三月二十二日。男施主ʧy Taʃ-J(i)gɛn Tutuq是时任“高昌王”的麴乾固。麴乾固夫妇“令人塑一尊弥勒塑像，并让人书写《弥勒会见记》一部”，是其扩建、修葺该寺等诸项敬佛善举之一[20]。此后，麴伯雅曾为突厥所迫妻其祖母（即Tyzyn），亦曾将女儿嫁给突厥可汗之子（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麴氏高昌供食文书中，就曾出现“外生儿提懃珂都虔”之名）。令人抄写回鹘文的《会见记》，智通、进惠、法惠等三位高僧分别以汉文和回鹘文书写榜题（详后），以及该寺出土的回鹘文摩尼教文献与汉文佛经残卷“卷在一起”的情况，均表明该寺的性质、功用与突厥（包括后来的回鹘）人密切相关。
东西突厥分裂后，高昌为西突厥属国。隋大业八年（612年），麴伯雅曾令国人“解辫削衽”，变夷从夏，但迫于西突厥的压力，最终也未能改风易俗[21]。统叶护可汗统治期间（619～628年），“西域诸国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税”[22]。阿斯塔那307、329、517号墓出土的9件麴氏高昌供食文书中，有6件的内容都与突厥有关。表明上自可汗使团、达官贵人，下至工匠，均是麴氏政权的常客。不仅如此，麴氏政权中还有突厥人担任高级军职。高昌与西突厥联合攻掠伊吾后，“太宗以其反覆，下书切让，征其大臣冠军阿史那矩入朝，将与议事”。阿史那矩显系突厥王族，但却是高昌王国的“大臣”，拥有高昌军职等级中仅次于高昌王和“卫将军”的“冠军”职位。麹文泰最终也没让阿史那矩入朝，只是“遣其长史麹雍来谢罪”。这期间，麹文泰甚至还拘留由突厥处逃至高昌的汉人，抗旨不遣。“又寻与西突厥乙毗设击破焉耆三城，虏其男女而去”[23]。当太宗遣虞部郎中李道裕调查此事时，也只是遣使谢罪，实质上并未予理会。“帝复下玺书示文泰祸福，促使入朝，文泰遂称疾不至”[24]。
此前，麴文泰就曾“以金厚饷西突厥欲谷设，约有急为表里；使叶护屯可汗浮图城”，欲共同抵抗唐朝西进。由麴文泰对待唐朝的态度可看出，麴氏政权与西突厥的关系，并非是被动的受其控制，而是主动依附，并凭借这种关系谋取利益。史籍中就有很多有关麴氏高昌与西突厥联合遣使朝贡的记载。例如：
[武德二年（619年）七月]，西突厥叶护可汗及高昌并遣使朝贡。（《旧唐书·高祖本纪》）
[武德三年（620年）]三月癸酉，西突厥叶护可汗、高昌王麴伯雅遣使朝贡。（同上）
[贞观三年（629年）]冬十一月丙午，西突厥、高昌遣使朝贡。（《旧唐书·太宗本纪上》）
唐贞观年间，玄奘离开高昌时，麹文泰曾遣郎中侍御史欢信送至叶护可汗牙。又作二十四封书，通屈支等二十四国，每一封书附大绫一匹为信。又以绫绢五百匹、果味两车献叶护可汗，并书称：“法师者是奴弟，欲求法于婆罗门国，愿可汗怜师如怜奴，仍请敕以西诸国给邬落马递送出境。”[25]“邬落马”为突厥语、汉语合璧词。“邬落”为ulaʁ的音译。《词典》释为：“ulaʁ——乘骑。遵匐（伯克）之命，在驿站供快递信使换乘的马匹。”[26]其书信能使玄奘在西突厥境内畅通无阻，足以说明双方关系的密切程度；而“邬落马”一词的使用，亦可证高昌汉人对突厥语的熟悉程度。在一份回鹘文木刻本中曾出现分别以汉文和回鹘文书写的僧人法号——“胜光法师”和Sïŋqu Sɛli Tutuŋ[27]；回鹘文《阿烂弥王本生故事》写经施主的名号亦作Sïŋʦï Aʧarï（僧慈阿阇梨），写经人为Alp Toŋa[28]。同样表明高昌地区的汉僧兼通突厥语文。
二
正因为柏孜克里克石窟寺是麴氏家族的王家寺庙，是麴氏高昌与突厥汗国“交好”、“结姻”的纪念性建筑，且建造于与粟特人和乌古斯人聚居之地毗邻的木头沟河谷，所以该寺的僧侣亦多通突厥语文。勒柯克编号第9窟是早期的洞窟之一，全部使用土坯在崖前券砌而成。主室平面呈方形，中间是穹庐顶式中堂，两侧和后面有甬道和隧道连成的回廊，前部是平顶的前室。甬道和隧道两侧壁绘有15幅大型供养画。因被流沙填埋，整窟的壁画色彩鲜艳如初，大多都完好无损。中堂壁画以大悲观音为中心，左右上方配毗沙门天，下方为供奉的胡人及负载货物的驴、驼等动物（见图2）。回鹘男女供养像分别绘在门两侧内壁上，各分上下三排。最下一排的画像约有半人体大。一边绘有一位男供养人（见图3），另一边绘有一位女供养人。中排分别为两男两女，最上一排分别为三男三女。甬道入口两侧各绘有三位比真人还大的僧人画像。左侧画像为三位身着黄衣的“印度和尚”，用婆罗迷文书写着他们的法号；右侧画像为三位身着紫衣、双手持花的“东亚和尚”（见图4），分别用汉文和回鹘文写着他们的法号[29]。该石窟寺壁画的内容，绝大多数都属于大乘系统，具有典型的汉传佛教的特点；而该窟壁画却具有小乘佛教的特点[30]，意味着供养人崇信的是流行于当地非汉语族群中的小乘佛教。整窟壁画几乎全部被德国探险家勒柯克于20世纪初劫掠而去，后毁于在二次大战的炮火，现只有照片传世。
关于该窟的开凿年代，勒柯克推断为9世纪[31]，哈密顿推断为10世纪下半叶或11世纪初叶[32]，柳洪亮推断为10世纪[2]。鉴于甬道入口右侧三位紫衣僧人画像的榜题中有回鹘文字，学术界多认为这三位高僧为回鹘人[33]。榜题的文字分别为：
ʤituŋTutuŋ Bɛgniŋïduq kørki bu ɛryr（此为智通都统匐之圣像）
智通都统之像
Singui Tutuŋ Bɛgniŋïduq kørki bu ɛryr（此为进惠都统匐之圣像）
进惠都统之像
Vapgui Tutuŋ Bɛgniŋïduq kørki bu ɛryr（此为法惠都统匐之圣像）
法惠都统之像
智通之名曾见于阿斯塔那193号墓出土的《武周智通拟判为康随风诈病避军役等事》（约写于698～705年）。该文书的文字为：
1.康随风一介庸一生（人），名霑蕳點之色，而乃避其军役。
2.于是妄作患由，臂肘蹉跌，遂非真病，挛攣拳手腕，
3.乃是诈为，使一生将谓非虚，遂乃放从丁例。此□
4.□知匪独一一生□事。推穷状情□露，将为□□
5.推索氏之能为。诘问其一生，□答 知无谬，两家皆成
6.矫妄，彼此并合入军。宜牒府知收领讫上。又斩啜猖
7.狂，蚁居玄塞，拥数千之戎卒，劳万乘之徒
8.师。奉  敕伊、西二州，占募强兵五百，官赐未期至
9.日，私家借便资装。凭虚藏帛万余，既相知于
10.百里，虚无事  上之意，今乘一忠（臣）子心，彼此二一生，罪
11.非轻小，齐楚之失，厶在⊗⊗两家。更细推寻，
12.        断。谘，智通白。[34]
法惠之名曾见于同墓出土的《武周证圣元年（公元六九五年）五月西州高昌县崇福寺转经历》（共出现5次）[25]（P485～491）和《武周法惠思惠与阿伯、伯母等书稿》[25]（P496～497）。后一文书的文字为：
1.法惠思       参阿伯、厶母、大姊、二
2.姊、肆姊等，别面己久，眷恋实
3.深，仲秋渐凉，未审阿伯、厶母、阿
4.姊?等体内如何！但法惠已下
5.等其得平安。其法惠
6.到长安，□愿阿伯、厶母、姊
7.阿?□□更忧汝下寄
8.崇福。其（月）拾叁日书。
9.昔日法门前惠
10.马□今岁若朝
—崇—崇—崇—崇—崇—崇—崇—崇—崇—
11.思惠恭曹主、法空、阿姊、贰姊、肆姊○○○
12.已下千万问讯，时气渐凉，未审尊[已下]尊体如阿（何）！
13.但此闻福福尊如何，但思惠且得依众
智通、法惠之名共见于同一墓出土文书，年代均在武周时期。进惠之名虽不见于汉文出土文书，却见于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文书（编号为Ramstedte 2）中（见图5）。该文书的文字为：
1.taqïʁu jïl yʧyniʧ aj iki jaŋïqa m(ɛ)n
2.Køni Quz aʁïr igkɛ tɛgip ølyp ïdïp
3.barʁaj-m(ɛ)n tip Singui tutuŋ bɛg-kɛ
4.kydɛgym Likɛkɛ keŋɛʃip ajïtïʃïp
5.Keŋɛʃi-tɛtuʁmïʃBuqa Qulï atl(ï)ʁ
6.oʁul-ïnqa øgkɛ q(a)ŋqa bujan-ï
7.t(ɛ)gzyn tip boʃ bitig bɛrtim.
8.bu kyntɛ mïnʧa Buqa Qulïnïŋ
9.øry taʁ-qa quðï quum-qa barsar
10.øz køŋyl-inʧɛbujan berip jorïz-un
11.m(ɛ)niŋ qaðïn-larïm tirigɛ-ltmiʃ-ɛ baʃlap
12.ɛw-tɛki qaðïn-larïm m(ɛ)niŋ tuʁmïʃ-larïm
13.kim j(ɛ)mɛʧ(a)mlam(a)z-un-lar.ʧ(a)mlasar-lar
14.iʧgɛry aʁïlïq-qa bir altun j(a)stuq
15.Qoʧu bɛgiŋɛ bir at balïq bɛgiŋɛ bir
16.ud berip aʁïr qïïnqa tɛgz-yn tanuq
17.tørt m(a)χaraʧ t(ɛ)ŋri-lɛr tanuq jiti ɛkɛ baldïz
18.t(ɛ)ŋrim-lɛr joŋquqï(?).tanuq Ikiʧi tanuq ɛr toŋa
19.bu bitig-ni aqasï Buʁs(a)ŋ toj(ï)n yskintɛ
20.qaðïn-larïm-qa ajðïp bɛrtim.bu tamʁa m(ɛ)n
21.Likɛ-niŋ ol.m(ɛ)n qajsïn tu ajïðïp bitidim.
1.鸡年三月初二，我
2.Køni Quz因得了重病将要死
3.去，与Singui Tutuŋ Bɛg和
4.我的女婿Likɛ商谈，我给了
5.出生于Keŋɛʃi的名叫Buqa Qulï的
6.男孩儿为我父母祈
7.福的解放文书。
8.今后Buqa Qulï
9.无论是向上登山、向下去沙漠，
10.均随其心愿而为。
11.我的姻亲，以tirigɛltmiʃ为首的
12.我家的姻亲、我的子孙，
13.无论是谁也不得有争议。设若谁有争议，
14.将受到向内府丝库缴纳一锭金子、
15.向高昌首领缴纳一匹马、向城长
16.缴纳一头牛的重罚。证人：
17.四大天王。证人：七姊妹
18.殿下joŋquqï(?)。证人：Ikiʧi。证人：ɛr toŋa。
19.此文书，我是当着其兄Buʁs(a)ŋ僧人的面，
20.向我的亲属讲述的。这个印章是我
21.Likɛ的。我qajsïn tu写就。
其中，进惠之名正写作Singui Tutuŋ Bɛg，与榜题中的名号完全相同。此外，文书中还出现了Qoʧu bɛgi（高昌首领）、balïq bɛgi（城长）等官称以及iʧgɛry aʁïlïq（内府丝库）的官府机构名称。立文书者Køni Quz的女婿Likɛ之名也是典型的汉人姓名。
该文书的书写特点是q/ʁ、s/ʃ不分，t/d混用；语言具有“d音化”特点，如kydɛgy（女婿）、ïd-（派，送）、ud（牛）和“ð音化”特点，如quðï（朝下，向下）、qaðïn（姻亲）、ajïð-（问）；动词第三人称条件式为古老的-sar/-sɛr，如barsar（如果去）、ʧ(a)mlasar-lar（如果争执）；向格助词除-ʁa/-qa/-gɛ/-kɛ等形式外，还使用了-ʁaru/-qaru/-gɛry/-kɛry等古老的形式，如iʧgɛry（向里）；某些词为长音形式，如quum（沙）、qïïn（金）。这些特点都表明，文书属于早期的突厥语文献。
“都统”（Tutuŋ）之称曾见于敦煌文献S.6551号讲经文，为唐代高昌的最高僧官。根据此文书的内容以及与之相对称的另一侧的粟特僧人画像，我们有理由推断：这三位高僧是精通突厥语的汉僧，生活在7世纪末至8世纪上半叶。以汉文和回鹘文书写榜题，正是高昌汉人“兼用胡书”、“皆为胡语”的体现。
另一值得注意的情况是，据《武周证圣元年（公元六九五年）五月西州高昌县崇福寺转经历》记载，法惠为西州高昌县崇福寺僧。《武周法惠思惠与阿伯、伯母等书稿》第10、11行之间的“崇”字“为正面《转读经业牒》之押署”，亦即出自崇福寺。如前所述，“宁戎窟寺”（宁戎寺）系因地处“前庭县界山北二十二里宁戎谷中”而得的俗称；石窟寺所在地及其以北地区是兼通突厥语的粟特人和突厥乌古斯（＝车师）人的聚居之地。《元和郡县图志》称高昌县于天宝元年（742年）改为前庭县。阿斯塔那230号墓出土《唐西州高昌县残籍》（该墓出土文书起文明元年止开元九年，即684～721年）有“东崇福寺”[25]（P171）四字，当是指高昌县城东（实为东北）而言。笔者推断，崇福寺也便是宁戎窟寺（宁戎寺）：前者为其正式名称——“崇福”二字点明了麴氏高昌通过与突厥汗国“交好”、“结姻”而实现“永固邦疆”的愿望；后者则是因地处宁戎县而得的民间俗称。这也是作为崇福寺僧的智通、进惠、法惠等三人的画像之所以出现在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原因所在。而三位高僧之所以分别用汉文和回鹘文书写榜题，壁画之所以具有小乘佛教的特点，作为佛教寺庙之所以同时又有许多摩尼教洞窟，均与该寺的性质、功用密切相关。
三
自贞元六年（790年）秋回鹘据有高昌[35]后，该石窟寺也就成为回鹘统治者的王家寺庙。这也是在该寺40多个有壁画的洞窟中有20多窟都绘有回鹘供养人像的原因所在。第32窟两侧内壁的三排回鹘男女供养像，当就是于这期间绘制的。上排三身回鹘男供养人像身着红色圆领长袍，腰间系带，佩打火石、磨刀石、解结锥、刀、绳、巾、针筒等韦占     韘七事；头冠为金色，形如竖起的荷花瓣，前低后高，上尖下圆，有冠带系至颈下（下排男供养人的头冠亦同）；榜题已漫漶不清，大意为：“此为勇猛之狮、治国的九姓之主、全民苍鹰侯回鹘特勤之像”（见图6）。中排女供养人像身着桔红色窄袖通裾大襦，领口刺绣着卷草纹图案，颈下圆领内衣外露；两鬓包面，上面插满凤钗金簪；头冠前指上翘（见图7）。正与《旧唐书·回纥传》记太和公主出嫁回纥登罗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时“解前所服而披可敦服，通裾大襦，皆茜色，金饰冠如角前指”相同；脑后垂一条长红绢，中间挽花结；右上方的回鹘文榜题清晰可辨，大意为：此是高贵的王后之像。男供养人像“与敦煌莫高窟属于11世纪的409窟男供养人的服装完全相同”，而女供养人像与莫高窟第409窟女供养人像显著不同的一点是后者为桃形冠[2]。莫高窟61窟的宋代女供养人像也同样为桃形冠（见图8）。
值得注意的是，在该石窟群开凿年代较晚的石窟（如第26、47、56、76窟）中，女供养人像亦是头戴桃形冠。另在北庭大佛寺遗址壁画中的一对供养人像，亦是男戴桃形高冠，女戴桃形凤冠（见图9）。头侧回鹘文榜题分别为：
Kyn Aj T(æ)ŋri-lar-tɛg ɛl tutmïʃø… arslan Bilgɛ……（T(æ)ŋri）dɛm ïduq kørki bu ɛryr.
译文：此为日月之神一般的、镇国于（伽？）阿厮兰(狮子)毗伽(睿智的)神圣亦都护之像
Bu itiŋʧ qïz T(æ)ŋrim kørki ol.
译文：此为依婷赤公主之像
回鹘文榜题中男供养人的名号，表明应属于高昌回鹘王国时期；而女供养人的头饰，可证此类桃形冠女供养人像的绘制年代要晚于第32窟。
纵观回鹘女供养人像的头冠，按年代先后，可分为“如角前指”的金饰冠、桃形冠、两立柱红缨穗饰冠、凸凹形饰物花冠等4类。结合智通、进惠、法惠等三位高僧的生活年代、北庭大佛寺回鹘文榜题的内容以及女供养人头饰的时代特点推断，第32窟的回鹘男女供养人像，当是回鹘于贞元六年（790年）秋据有高昌后不久绘制的。T.Ⅲ号回鹘文木杵文书和IB4672号回鹘文木杵文书分别是颉于迦斯·骨咄禄（ɛl øgæsi Qutluʁ，即后来继位的怀信可汗）家族于贞元七年（791年）二月初三和贞元八年（792年）九月二十四修建寺庙的奠基文，其中IB4672号回鹘文木杵文书就曾言及Tærkæn（封号名）公主和沙州将军在颉于迦斯·骨咄禄就位于阙毗伽天王之位的第二年（792年）九月二十四建造“洞窟式的寺庙”（qa-ïnʧɛvrχar）洞窟之事[36]。20世纪初，德国探险队曾从高昌故城盗走一尊高5.7cm的彩绘礼佛者半身木雕，身着红色外衣，围巾及冠冕均是镀金的（MIKⅢ4772）。红色正是回鹘统治者的服色，镀金冠冕亦是其标志。史称颉于迦斯·骨咄禄为?夹跌氏[37]。“?夹跌”也便是“嚈哒”，为Abdal的音译。希腊、罗马史籍称之为Ephtolits或Ephtarit，阿拉伯语称为Haital、Hagatila，波斯语称为Heftal、Hetal。“?夹跌”属印欧人种，而该窟下排男供养人像的络腮胡亦是印欧人种最显著的特征。
高昌回鹘王国时期直到元代，当地流行的是由中原汉地西传的大乘佛教。回鹘文佛经多译自汉文，甚至连内地汉僧伪撰的《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也有回鹘文译本，且是迄今所知回鹘文佛经残卷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一种经典。结合第32窟壁画所具有的小乘佛教的特点，笔者推断：该窟当就是IB4672号回鹘文木杵文书中谈到的洞窟，下排的男女供养人像就是颉于迦斯·骨咄禄（即怀信可汗）夫妇的画像，中排和上排的男女供养人像是其家族的画像；而高昌出土的彩绘礼佛者半身木雕，极可能也就是怀信可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