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代的“江湖社会”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9-06
传统的“五伦”中，唯有“义”是社会交往的准则。故此处所述“江湖空间”特指社会空间，尤其是由于宋代都市制度变迁形成的公共空间。“江湖”一语自武侠小说标立“”以来，已滥用斯极。偶然在google中文版上查阅竟有80万5千条之多，但90%以上都是武侠小说及其衍生物的内容。目前论及“江湖”社会的专著虽然很多，但大都带有感情色彩，不是推崇快意恩仇，就是贬斥诡异莫测。所据也大都是清末民初的说法。
我以为必须为“江湖社会”寻找一个原点，一个价值中立的定义。还原到宋代，“江湖” 一语至少也有三种主要用法。必也正名，故须对“江湖”一语略为辨析，才能设论于後。
宋人虽然重视回归家族，敦亲睦邻，但是社会演进、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化，势必带来社会空间之扩大，也造成个人出入家族内外的灵活余地。人流物转既然自中唐已经大兴，宋代更是势如离弦之箭，欲罢不能，而且有若干新的措施在制度上助长了流动趋势。“江湖”社会的空间，亦应运而生。常言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宗族”社会和公共空间呈现出双向信道的形式，就正反映着这样的社会现实，至今亦然。只有在“平民宗法”和“结拜兄弟”之间出现了一个相当宽松的公共空间，这样的互相补充，交互依托才有可能成为现实。邓子琴言：
“尝考宗法时代与门阀时代皆为有形之社会组织，盖此两时代均有血族及经济关系，以为联系之资。至于士气时代，在经济为各个独立，互相等夷；在血族为人尽其道，不相限制。朝廷全以科举取士，苟士之有聪明才能者，咸能自奋一有所表焉。故此时代欲研社会风俗之中心，惟以士人之气节风格为重。”[1]
“在经济为各个独立，互相等夷”的现象，即是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平等关系结合体，尤其表现在宋代的城市形态上。盖缘城市作为信息、商品、文化的集散地，是社会的天然指标，既集聚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之大成，又对周边乃至全国起着示范功能和反馈作用，在以农耕文化和宗法氏族为主的中国，这种作用尤为突出。试略述之。首先使用“江湖”一语的是庄子，他的著名比喻是：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咰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2]
即用本义，但又把当时江河湖海辽阔的地貌赋予广阔、流动的内涵。在《外篇》的《天运》、《至乐》、《山木》等文中也有类似表述。尤其是当时的江南的河湖纵横，汪洋恣肆，尤成专语，如《淮南子·主术训》：“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乘干舟而浮于江湖”，《史记·三王世家》述汉武帝封广陵王刘胥的策文中说的“古人有言曰：‘在江之南，五湖之间，其人轻心’”之类。
由此引申的意义，则是与“魏阙”、“庙堂”对举，含有“隐居”、“退处”的意思，这也首见于《庄子》。《外篇·让王》中说：
“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则利轻。’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未能自胜也。’瞻子曰：‘不能自胜则从，神无恶乎！不能自胜而强不从者，此之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魏牟，万乘之公子也，其隐岩穴也，难为于布衣之士，虽未至乎道，可谓有其意矣！”
可知“隐岩穴”即是“身在江海之上，为于布衣之士”。後人反复吟咏这个对举，或者两者对立，如《旧唐书》本传述李白“尝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终日沉饮。”白居易“望风为当路者所挤，流徙江湖。四五年间，几沦蛮瘴。”崔玄亮“性雅淡，好道术，不乐趋竞，久游江湖。”《新唐书·文学传》“天宝後，诗人多为忧苦流寓之思，及寄兴于江湖僧寺，而乐曲亦多以边地为名。”以至黄庭坚《寄黄几复》诗“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之类；或者两者兼容，最为人传诵的即是范仲淹《岳阳楼记》之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江湖”之第三义则出于《史记·货殖列传》叙范蠡事：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而《史记·三王世家》传汉武帝封齐王刘闳、广陵王刘胥的策文，曾言“齐地多变诈，不习于礼义”，“夫广陵在吴越之地，其民精而轻，故诫之曰‘江湖之间，其人轻心。扬州葆疆，三代之时，迫要使从中国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无侗好佚，无迩宵人，维法是则。无长好佚乐驰骋弋猎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则无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鱼盐之利，铜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诫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财币，厚赏赐，以立声誉，为四方所归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轻以倍义也。”则知范蠡变名易姓之所在，本不习于礼义，而擅鱼盐矿冶之利，以其舟楫之便，故能“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注意力集中于抓商机，而不必看上司脸色。
宋人周淙撰《乾道临安志》卷第二言：
“吴地，古扬州之境也。……《隋志》曰：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鱼稻富饶，不忧饥馁，信鬼神，喜淫祀。又曰：吴郡余杭，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商贾并凑。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庞，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风气所尚也。《国史·地理志·总叙》：两浙路以为性敏柔而慧，尚浮屠氏之教，厚于滋味，急于进取，善于图利。” [3]
此处所指“江湖”，兼及地貌特征与治贾善生，鬼神淫祀。虽引前人之说，亦为时人自道。可知漕运及水上贸易大兴于宋代，尤其是南宋，亦有民俗方面的重要渊源。“江湖”究指何所，众口纷纭，莫衷一是。我曾提出：
“中国自周以来‘以农立国’，‘以农为本’，长期还以井田制为社会理想范式，并以此为中心设计出一整套和管理制度来。‘离土离乡’意味着逸出传统的范式制度之外，其流动隐秘，生计无常的特性，又使这些游民往往具有破坏力。也是古代法制最难管理的一类阶层。从农本社会的观念出发，这些离土离乡，游踪不定，或者以交通流通为业的江湖角色，都是行事乖张，所为可疑，坑蒙拐骗之辈。常言道：‘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其此之谓也。这类角色恰合庄子‘不如相忘于江湖’中‘江湖’二字的本意，构成传统中国社会丰富的人物谱系。”[4]
从概念贯通的意义上说，本文所论“江湖”亦包容以上三义。因为第一是两宋主要取赋东南，故两京端赖舟楫交通，属于“浮在水面上”的繁华都市；第二是朝臣赋闲，或者文士转徙调动，每叹不得其志用，都是以“江湖”自况，正显示着他们此刻的平民立场（限于篇幅，本文从略）；第三是航运交通贸易及其延伸到都市中的商业、服务业、娱乐业，构成了两宋“民间社会”的新基础，这正是本文论述的重点。惟这些内容非数部专著不能容纳，所以须用化繁为简的方式，梳理出一个能够令人信服的角度。本文拟标举唐宋之际的漕运—城市水系—商业布局变迁为线索，以此贯通“江湖”一语的本义、引申义、转借义和隐喻义，进而论及宋代社会的公共空间及其信仰。
有同事曾以“江湖——游民生活的空间”为题先有论列，理或然实不尽然。[5]本文仅及“江湖”之中立意义，不予辨论，姑执一端可也。
[1] 《中国风俗史》（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页175。
[2] 《庄子·内篇·大宗师第六》。
[3]《丛书集成初编》本，页20。按《乾道临安志》十五卷早为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载录，且明言撰者为“府帅周淙
彦广”。今存三卷，为最早之南宋方志。
[4] 《显性和隐性：金庸笔下的两个社会》，载《‘1998台北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远流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
[5] 参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及李慎之序《发现另一个中国》。学苑出版社1999年出版。
日人桑原骘藏《上所见南北中国》[1]释文中引用的史料，提供了一部概括的中国漕运史。大致而言，中国历代京师一向依靠漕运供给，起初端赖秦汉时代的关中水利建设，供给长安用度，而中唐以後关中水利淤塞，中央财赋愈来愈须仰仗东南。故水路运输的通畅状况，直接决定着都城的设置和续後命运。欧阳修《新唐书》感慨于此，故特别夸赞张巡、许远在“安史之乱”中坚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市睢阳区）力战之功：
“张巡、许远可谓烈丈夫矣！以疲卒数万，婴孤墉，抗方张不制之虏，鲠其喉牙，使不得搏食东南，牵掣首尾，豗溃梁、宋间。大小数百战，虽力尽而死，而唐全得江、淮财用，以济中兴。以利偿害，以百易万，可矣！”[2]
张巡等力战保全的江淮，其实就是赵宋王朝起家的本钱。据《太平御览·水经》，汴河之开凿缘于“大禹塞荥阳泽，开渠以通淮泗，名浪宕渠，即汴渠”的传说。後隋炀帝下江都，“更令开导名通济渠，引河水入汴口，自大梁之东引入泗，达于淮，至江都宫入于海，亦谓之御河。”这样就形成了全国漕运的骨干网，“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公私漕运商旅轴轳连接。”自从关中“八水绕长安”的景观不复再现，黄河漕运一度成为迁都洛阳的主要原因。随着五代黄河改道，朱梁被迫再次东迁至黄河与运河的交叉地汴梁，以就食淮南。宋代的前三个君主都有过在长安重建京师的宏愿，宋真宗还借祀汾阴、封西岳的名义亲往考察，但终因漕运问题不能解决，永远放弃了追摹汉唐的雄心。元明清以北京为都城，也是在南北大运河贯通以後才能实现。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也说：“宋以後的运河中心时代，中国社会沿运河线移动，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由各种其它社会情势在彼此相关、互为因果的情况下，所形成的近世社会的特性。大运河的机能是交通运输，所谓运河时代就是商业时代。”[3]可谓一语中的。
话说周世宗柴荣显德二年（955年）和显德四年（957年）先後颁布过两个著名的诏令，第一是修筑汴梁外城，预先规划出大批空闲之地，“其标识内，候宫中劈画，定军营、街巷、仓场、诸司公廨院务了，即任百姓营造。”以网罗天下客商，建成商业都会，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招商引资，官民共建”；[4]第二是疏浚汴河，显德四年四月“诏疏汴水北入五丈河，由是齐、鲁舟楫皆达于大梁。”。五年三月“浚汴口，导河流达于淮，于是江、淮舟楫始通。”[5]“汴口既浚，舟楫无壅，将有淮浙巨商、贸粮斛贾，万货临汴，无委泊之地。（周景）讽世宗乞令许京城民环汴栽榆柳，起台榭，以为都会之壮。世宗许之。”[6]今语谓之“预留城市发展空地”，实际上主要作了沿河街市。北宋还特别设立了“汴河堤岸司”和“京师修完所”，作为河道运输和市政管理的常设机构，推动这项政策的持续进展。
以今日视线观之，周世宗的谕令不啻都市“重商主义”宣言，倘非如此，宋代经济就不可能出现黄仁宇所谓“前现代化”问题。论者咸以为这从根本改变了中国都市的发展格局，梁思成对此特别推重，认为“显德二年增修汴河两诏，富于市政设计观念，极堪注目。”而柴荣“实为帝王建都之具有远大目光者，其所注意之点……皆近代都市设计之主要问题，其街道有定阔两边五步内种树掘井、修盖凉棚，皆为近代之方法。”[7]
宋代以东京为代表的大都市所以异常繁荣，论者多言其坊里制度的演变。其实更重要的前因在于宋廷继续执行後周的中央集权制度和“强干弱枝”方略。赵匡胤不仅“杯酒释兵权”，大力削弱地方武力，而且实施了一系列制度，有效的抑制了地方势力膨胀的任何可能性。《宋史》说：
“太祖起兵间，有天下，惩唐季五代藩镇之祸，蓄兵京师，以成强干弱枝之势，故于兵食为重。”[8]
宋朝分置“禁军”、“厢兵”、“乡兵”和“藩兵”，“凡其材力伎艺有过者，皆收补禁兵，聚之京师，以备宿卫”，为天子自将之军，而且主要职责是卫戍京师，[9]当然也由中央实行财政大包干。《水浒传》曾言林冲为“八十万禁军教头”，初读者每惑“禁军”数量何其多也，其实并非虚言。宋太宗视察汴河决口处时曾说“东京兵甲数十万，居人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至道元年（995年）参知政事张洎奏议汴河重要时，亦称开封之繁盛：“今天下甲卒数十万众，战马数十万匹，并萃京师，悉集七亡国之士民于辇下，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10]
集结重兵的同时，宋廷又建立起一个空前庞大的中央集权制官僚政府，并颁诏“令自今诸州岁收税租及筦榷货利、上供物帛，悉官给舟车，输送京师。”也就是说为了加强中央财政控制，天下的供赋物资都要不惮烦难，先运至京师汴梁，然後再“回纲转输外州”。[11]因此继续後周工程，建成了以开封为中心、以汴河为枢纽，进而连接西北与东南江河之水运纲，河北、陕西、河东三路局部地区之可通水运者，亦有相应设施，并注意水陆联运之利，以向开封漕运粮食。汴京漕运盛时，诸州岁造运船三千多艘，岁运粮食六百万石。四方特产珍异，纷至沓来。京师经济之繁盛，文化之发达，与水上交通之便利关系至为密切，这无疑构成了北宋都市繁荣的坚实基础。如此庞大的漕运体系，造成了人流物转的空前繁盛，足以造成一个广阔的“江湖”空间。後世隐性社会由“漕帮”而起，绝非偶然。[12]
范镇《东斋记事·补遗》说：
“钱俶进宝犀带，太祖顾谓曰：‘朕有三带，与此盖不同。’俶请宣示。上曰：‘汴河一条，惠民河一条，五丈河一条。’俶大愧服。”
可见赵匡胤对于经营汴梁运河的得意。“工商外至，络绎无穷”的确为汴梁带来了巨大的商机，首先是邸店住宿、货物存放问题。释文莹《玉壶清话》卷三言，负责浚汴的北周大将周景理解柴荣意图，首先“踞汴流中要，起巨楼十二间。方运斤，世宗辇辂过，因问之，知景所造，颇喜赐酒，犒其工，不悟其规利也。景後邀钜货于楼，山积波委，岁入数万计。今楼尚存。”[13]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九也明说周景威起楼有假公济私之嫌，“实所以规利也”。[14] 不仅如此，还有以供房出租，私人获利者。“景德中(998～1007年)有司言京师民僦官舍，居人获利多而输官少，乞增所输，许夺赁。若人重迁，必自增其数。上曰：岂不太刻耶？先帝屡常止绝，其申戒之。” 蔡襄曾有《乞罢晏殊宰相奏》言：
“臣窃见宰臣晏殊，自登枢府，及为宰相，首尾数年，不合奇谋异略，以了国事，唯务私家，营置资产。见於蔡河岸上，托借名目，射占官地，盖屋僦赁。以宣借兵匠外，多占外州军人，日夕苦役，怨讟之言，闻於道路。”[15]
可见京师的大官僚也参与了这种“射利”的勾当。正是这种优惠政策，使汴梁迅速繁华起来。同时都市的市集和最繁华的商业区域，也作为漕运向都市内部的延伸而沿河散布，彻底打破了坊里制度的封闭格局，深刻影响了汴梁城市续後的演进。沿汴设市的好处，是在商业之外还连带加的繁荣。比如饮茶已是北宋普遍习俗，尤其末茶为百姓日需，《宋史·食货志下六》云：
“元丰中，宋用臣都提举汴河堤岸，创奏修置水磨。凡在京茶户擅磨末茶者有禁，并许赴官请买。而茶铺入米豆杂物揉和者募人告，一两赏三千，及一斤十千，至五十千止。商贾贩茶应往府界及在京师，须令产茶山场州军给引，并赴京场中卖，犯者依私贩腊茶法。……崇宁二年，提举京城茶场所奏：‘绍圣初，兴复水磨，岁收二十六万余缗。四年，于长葛等处京、索、潩水河增修磨二百六十余所，自辅郡榷法罢，遂失其利，请复举行。’从之。……四年，收息四百万贯有奇，比旧三倍，遂创月进。”
仅此一端，即知漕河两岸加工业之发达，以及榷税利于国用之便。《东轩笔录》还描述了另一个细节：
“汴渠旧例十月闭口，则舟楫不行。王荆公当国，欲通冬运，遂不令闭口。水既浅涩，舟不可行，而流冰颇损舟楫。于是以脚船数十，前设巨碓，以捣流冰。而役夫苦寒，死者甚众。京师有谚语曰：‘昔有磨磨浆水，今见碓捣冬凌。’”
可知汴河漕运作为都市的支持供应体系，已经到了须臾不可脱离的程度。随着的人员幅集，城市扩大，原先在外城的十三间房、大相国寺和州桥一带，反而成为汴京中心最繁华的地带。[16]这样汴河不但成为漕运向都市水系的延伸，而且成为都市交通运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是北宋城市建设的又一项重大突破，并且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坊里制的商业布局，造成汴梁异常繁华的又一直接原因。讨论汴京突破坊里制度的中外论文很多，但大都是从城市制度的改变立论，却没有充分考虑到发生这种改变的经济因素。《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情景所以沿汴河展开，不仅是绘画构图的需要，更反映着汴梁城市商业格局水陆并行的生动现实。[17]
[1] 载《日本学者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
[2] 《新唐书·忠义·张巡许远传》评赞。
[3] 同上，170-171页。
[4] 《五代会要》卷二六《城郭》。《册府元龟》卷一四〈帝王部·都邑〉亦有记载，文字稍有不同。
[5] 《资治通鉴》卷二九三，二九四。
[6] 释文莹《玉壶清话》卷三。
[7]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高等院校内部交流讲义，转自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页275页注释⑤）。
[8] 《宋史·食货志·漕运》。
[9] 《宋史·兵志一》：“禁兵者……皆以守京师，备征伐。”陈师道《上曾枢密书》：“开封无丘山川泽之阻，为四战之地，故太祖以兵为卫，畿内常用十四万人。”（《宋文鉴》卷一百一十九）以此观之，开封为首都的选择，忽略了‘四战之地’的战略劣势，正是宋代重商主义建国方略的产物。
[10] 《宋史·志·河渠三》。
[11] 《宋史·食货志上·漕运》：“两浙既献地，岁运米四百万石。所在雇民挽舟，吏并缘为奸，运舟或附载钱帛、杂物输京师，又回纲转输外州，主藏吏给纳邀滞，于是擅贸易官物者有之。”是官僚体制运转不灵，故转输者须以官船挟带私货规利的证据。
[12] 李世瑜、吕宗力、栾保群为提倡“社会历史学（Social History）”，曾编选了一套《民间秘密结社与宗教》丛书（河北人
民出版社出版，1990年。），辑入20世纪30-40年代著作多种。其中关于青帮的起源说法不一，孙悦民《家理宝鉴》以为起于安徽安庆，後讹为“安清帮”；朱琳《洪门志》以为源于乾隆时“漕运不靖，粮运不行”；生可《青红帮黑幕》言青帮源于乾隆时“运粮船只屡遭寇劫”；陈国屏《清门考源》则以为是由康熙年间“漕河各岸夫役结合一团体曰粮米帮”转化而来；李子峰《海底》说哥老会起于同治间湘勇撤营，在湘水袭劫两广总督李某之弟的财务百余船。而以天津社科院李世瑜之《青帮早期组织考略》最为明晰。（载《会党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87年出版，286-303页。）这些说法大都基于民间秘密会社“不立文字”的口头传说，但都不约而同地归结到漕运问题。我以为固然渊源有自，但都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宋代以来中国庞大的漕运，仅仅依赖官僚体制，是不能满足其贡赋以外民间商贸千差万别需要的，必然会产生相应的非政治性支持体系和协调机制，以及由此而至的更大公共社会空间。
[13] 如何处理“十三间楼”规模“逾制”的问题，是周世宗推行“重商主义”的一个证明。这处所在後来成为“大东京地区”的
中心。《宋会要·舆服、臣庶服》规定“天下士庶之家，凡屋宇非邸店临街市之处，毋得为四铺作、闹斗八”，对临街铺面房的
建筑规制实行了特别优惠的政策。杨宽对此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参该书283-284页。
[14] 曾巩《隆平集》卷三。
[15] 《全宋文》第23册，672页。
[16] 参《东京梦华录》卷二“宣德楼前省府宮宇”、“州桥夜市”、“大内前州桥东街巷”、“相国寺内万姓交易”诸条，此凡谈汴京繁华者例皆引之，故不赘。
[17] 研究《清明上河图》与汴梁城市面貌的专著有多种，杨宽综合其说，以为“先描绘东水门外虹桥以东的田园景色，有些是墙
身很矮的草屋，有些是以草屋和瓦屋相结合而构成的一组房屋。接着描绘的是汴河上的‘市桥’及其周围的街市。再进一步又
描绘到城门口街市以及十字街头街市的情景。其中还用三分之一篇幅描绘了这一段汴河的航运。”“画中的市桥……多数研究者认为这是东水门外七里的虹桥，这是可信的。”（参该书316-317页）古代都市建设规划本有“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後市”的说法。《考工记·三礼图》还绘有周王城的示意图。[1][1]城市水源除了饮用之外，另一个重要功能便是防御，甃池以为险，即孟子所谓“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俗称“护城河”。第三个用途才是帝王苑囿的铺排点缀。从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附图看来，把漕运水系引入城市作商业之需，恐怕始于亟需就食淮米的中唐洛阳。洛阳郭城由洛水中分，而北、南、西三个主要市场，则分别临近漕渠、运渠和通济渠。窃以为中国古代城市格局的突破，正是由此开始的。而真正的变革则来自漕运的起点扬州。
中唐扬州所以能够异军突起，成为全国乃至世界最大的商业都会，完全得益于它居于漕运骨干水系的黄金位置。唐人张祜《月明桥》“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李绅《宿扬州》“夜桥灯火连星汉，水郭帆樯近斗牛。今日市朝风俗变，不须开口问迷楼。”都是从水陆商道交会的景观，来描摹扬州的商业繁华。当时的漕运水系也深入到了都市内部的交易场所，并且留下了後人艳羡的繁荣神话：“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2][2]
曾经盛极一时的扬州，或许正是柴荣改建汴梁的“粉本”。理由有四：
一是柴荣的两项诏令，都与征南唐事相踵接。亲征扬州正横亘在他两道诏令的中间。据《资治通鉴》，他下令扩城的第二天，就诏求《开边策》，王朴上书即言先攻南唐的战略。在进攻的准备阶段，他已经盘算过投入产出的效益，
“汴水自唐末溃决，自埇桥东南悉为污泽。上谋击唐，先命武宁节度使武行德发民夫，因故堤疏导之，东至泗上。议者皆以为难成，上曰：‘数年之後，必获其利。’……大梁城中民侵街衢为舍，通大车者盖寡，上悉命直而广之，广者至三十步。又迁坟墓于标外。上曰：‘近广京城，于存殁扰动诚多。怨谤之语，朕自当之，他日终为人利。’”
第二是柴荣很注意保护扬州，显德三年亲征扬州时，先“诇知扬州无备”，才“命韩令坤等将兵袭之，戒以毋得残民；其李氏陵寝，遣人与李氏人共守护之。”又于显德五年两次“至扬州，命韩令坤发丁夫万馀，筑故城之东南隅为小城以治之。”[3][3]著名的“浚汴口”诏令，正是在扬州发出的。显德六年二月，又“命王朴如河阴按行河堤，立斗门于汴口。壬午，命侍卫都指挥使韩通、宣徽南院使吴廷祚，发徐、宿、宋、单等州丁夫数万浚汴水。甲申，命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自大梁城东导汴水入于蔡水，以通陈、颍之漕，命步军都指挥使袁彦浚五丈渠东过曹、济、梁山泊，以通青、郓之漕，发畿内及滑、亳丁夫数千以供其役。”如果不是他此年病逝，漕运工程和扬州建设不知还会有多大的动静。
第三，柴荣根底上就是个精明的商人，他的重商思想或者与其曾经身为估客的经历有关。《旧五代史·世宗纪》言郭威尝以“庶事委之。帝悉心经度，资用获济。”陶岳《五代史补》则言：“世宗在民间，尝与邺中大商颉跌氏，忘其名，往江陵贩卖茶货。”司马光也说他“应机决策，出人意表。又勤于为治，百司簿籍，过目无所忘。发奸擿伏，聪察如神。”
第四是柴荣早有快速“致太平”的设想，陶岳《五代史补》：
“世宗志在四方，常恐运祚速而功业不就，以王朴精究术数，一旦从容问之曰：‘朕当得几年？’对曰‘陛下用心，以苍生为念，天高听卑，自当蒙福。臣固陋，辄以所学推之，三十年後非所知也。’世宗喜曰：‘若如卿言，寡人当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足矣。’其後自瓦桥关回戈，未到关而晏驾，计在位止及五年余六个月，五六乃三十之成数也，盖朴婉而言之。”
三个“十年”之说，也符合他锐意进取的一贯作为。套用今日之“深圳模式”一语，那么依赖水利漕运之便，迅速实现商业化大都会的“扬州模式”，当能予後人以启示，这应该是周世宗革除旧制，创立新规的动力。于是才会出现新型的“汴梁模式”，即以京师为中心，以商业带动、军事、文化一体的新型大都市。[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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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考工记》。参刘敦桢《中国建筑史》第二版，36页。
[2][2] 陶宗仪《说郛》引《殷芸小说》“有客相从，各言其志：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资财，或愿骑鹤飞开。其一人曰：“腰缠
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欲兼三者。”咸淳《古尊宿语录》卷四十七《东林颂》：“快骑骏马上高楼。南北东西得自由。最好腰缠十万贯。更来骑鹤下扬州。”拙文《李晟与「关公斩蚩尤」传说》（待发表）曾略论及中唐以来乐府诗题“估客乐”吟咏内容的变化及有关扬州的繁华传说，说明新兴的商业城市和漕运贸易的关系非常密切。权德舆（759－818）为宪宗朝名相，以立朝端正而在贞元、元和间称“缙绅羽仪”，但在扬州感官却受到极大刺激，吟诗从“广陵实佳丽，隋季此为京。八方称辐辏，五达如砥平”的繁华，描绘到“交驰流水毂，迥按浮云甍。青楼旭日映，绿野春风晴。喷玉光照地，颦蛾价倾城。灯前互巧笑，陌上相逢迎。飘摇翠竹薄，掩映红襦明。兰麝远不散，管弦闲自清”的绮丽，最後竟然发出了“且申今日欢，莫务身後名。肯学诸儒辈，书窗误一生” 的感慨。（《全唐诗》卷十二）。可见“扬州模式”对京城大员的冲击。以今证古，谁曰不然？
[3][3] 《宋史·范质传》：“世宗初征淮南，驻寿、濠，锐意攻取，且议行幸扬州。质以师老，与王溥泣谏乃止。”可见柴荣对于扬州兴趣之浓。北宋扬州有所恢复，但已成为汴梁的附庸。沈括曾言‘自淮南之西，大江之东，南至五岭蜀汉，十一路百州之迁徙、贸易之人，往还皆出扬州之下。舟车日夜，灌输京师者，居天下之七。’”（《舆地纪胜》卷三十七）南宋时由于地处宋金前线，又受到李全破坏，遂不复旧观。故《容斋随笔》卷九《扬州之盛》感慨说：唐末以後“自毕师铎、孙儒之乱荡为丘墟，杨行密复葺之，稍成壮藩，又毁于显德。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尚不能及唐之什一，今日真可酸鼻也。”可知扬州在五代时期亦有再生恢复能力。元代疏通南北大运河，扬州又再现繁荣，优势俱在漕运。值得强调的是扩汴城是令赵匡胤跑马圈地，征扬州亦是赵奋勇争先。作为柴荣的亲信权臣，也许他更多了解柴荣的权谋机变和治国方略，所以能把建汴方针坚持下去。[4][4] 1853年6月10日，马克思在一篇给《纽约每日报》（6月25日3804号发表）写的时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提出了了一个远非深思熟虑的观点：“在亚洲，从很古的时候起一般来说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军事部门，或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兰德斯和意大利，曾使私人家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版，145-146页）以常识而言，这段话的论据和论证都经不起检验。比如东方政府制度相当繁杂，远非三个只负“掠夺”之责的部门；比如撒哈拉到青藏高原不是同一气候地质季风带，形成沙漠的原因也不同；比如东方的文明发展程度并不“太低”，尤其是和农耕时代的“西方”相比，等等。百余年后德裔美籍学者卡尔·魏特夫（Karl A.Wittfogel）摭拾此说，加以引申发挥，在所著《东方专制主义——对集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1989年版）中断言“东方专制主义”源自“水文化”，在90年代初中国史学界引起兴趣、应合和讨论。（参李祖德、陈启能著《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近年韩国宋荣培博士有《儒家思想、儒家式的社会结构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an/songrujia.htm）中对上述说法进行了全面质疑。，但中国的水资源及其管理体制不仅要考虑到“全流域治理”的管理需要，即中央集权和“大一统”，亦应包含续後的“内陆及海运漕运支持体制”，即中国社会的商业化规模及进程。这是一个相关而内容更加庞杂的专门问题。前辈学者如史念海《中国的运河》，許辉《唐宋运河论述》、何荣昌《唐宋运河與江南社会经济的發展》、朱瑞熙的《大运河和唐宋帝国的统一》等专著专论亦对运河漕运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关系论述详瞻，自可。略带一笔，以示关注。汴京商业网如何沿城市水系演变，鉴于资料不够完备，是一个微妙而难以证实的问题，而杨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由相关法令记述入手的思路颇可称道。其中元丰年间有好几条材料涉及到开封的街市问题，例如元丰二年（1079年）由修完京城所申请批准租官地与民创屋而为“面市”，明确官地民商的分利原则；入京商货先运至泗州，“官置场堆垛”再用官船运达京师，私船不许入汴，实行官船垄断；元丰八年（1085年）颁诏令修完京城所管属的“万木场、天汉桥及四壁果市、京城猪羊圈、东西面市、牛圈、垛麻场、肉行、西塌场俱罢。”停止若干官办商业机构；御史黄洚上奏请求罢免新兴行市地税，谈到“沿汴河堤岸空地，先有朝旨许人断赁”的问题，明确沿汴空地允许租赁；废止征收各行商人的“免行钱”（既免除行役的钱），并把汴河提岸司和修完京城所的房廊和岁收课利，拨给户部左曹掌管征收。中书省决定“除代还免行钱外，余充本曹年计”，据称受惠的各行商人多达6400多行，免除总额4万3千多缗，目的是减少中间环节，惠商利民，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变“地税”为“国税”。[1]这些措施的本意无论是奖励还是抑制民商，都反映出利用沿汴闲置官地谋利的思路。宋神宗逝于元丰八年三月，随即高太后用司马光尽变王安石新法，考虑到上述事件横亘在新旧两“党”政策交替的关键时刻，围绕汴河两岸的法令变化就更有意味了。
南宋都城临安地处水乡泽国，本是古越“乘干舟而浮于江湖”之旧地，东南财赋输入京师愈加方便，漕运则直接连接闽广海外，也更加发达。故宋室南迁之後承袭“商业立市”的“祖宗家法”，很快就从连年战祸中恢复发展起来，繁华程度甚至超越汴梁。[2]临水建市的特点也更加充分地体现出来，今观宋人记载的临安各市多设在桥头，就因为桥头正是水陆交会之处，最易满足运输和交易的双重方便。在城市空地和桥头上做买卖的习俗一直延续到今天，如果资金规模达不到相当程度，即便城市管理部门缉拿追捕，有意驱街头集市之“行商”变为赁屋经商的“坐贾”，成效也是有限的。[3]
又如平江府是南宋第二大都市，白居易诗言“霅川（今湖州）殊冷僻，茂苑（今苏州）太繁雄。惟有钱塘郡（今杭州），闲忙正适中。”“曾赞钱塘兼茂苑，今来未敢苦夸张。”可知中唐苏州也依仗水运之便，略胜钱塘而追摹扬州。五代时地方藩镇孙儒曾攻陷苏州造成破坏，更大灾难是建炎四年（1130年）二月“金人入平江，纵兵焚掠”，“劫掠官府民居、子女金帛、廪库积聚。纵火延烧，烟焰见二百里，凡五昼夜”，士民“迁避不及遭杀者十之六七……死者甚众，一城殆空”。但由今存南宋碑刻《平江图》（绍定二年，1229年）看，重建之苏州城市井然有序，注明名称的桥梁就有304座，规划亦展示出重商特色：“方面的特点是安排了水道和陆道两套系统，除了街道外，城墙各有河一道，城内的河道又有干线和弥补的分渠。大部分分渠采取东西方向，构成与街道相辅助的交通网，使住宅、商店和作坊都是前街後河。”[4]分渠就像毛细血管分布到城市的每一单元。故黄仁宇以为：
“从各种迹象看来，传统中国的物质文明至宋朝已达到极高峰。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作于北宋覆亡之前夕。从图上看来，当日汴京商业发展的情形和中等以上人户的生活程度，以至房舍建筑舟车桥梁较之２０世纪之中国任何内地的都会，并无逊色。即以船舶之来往，货物之上卸，各种匠铺之作业情形，至少也可能与当日西欧之任何城市相埒。而一个半世纪之後马可波罗在南宋覆亡之後３２年内抵达当日之临安，今日之杭州（宋人称为‘行在’，马可波罗则译为Quinsai）他曾说：‘毫无疑问的，Quinsai是世界上最优美和最高贵的城市。’杭州的街道宽敞，有运河交通，又有石砌的沟渠排水，已经给这威尼斯（也是当日世界上第一流城市）的观光者以良好的印象。而他赞不离口的则是中国的富庶表现于数量之庞大。不仅都会里市廛栉经，而且乡间里也有无数的市镇，为欧洲所无。”[5]
如果进一步分析，还可以发现宋代新兴城市大多是沿江河湖海和漕运干线分布的。这和宋代管理制度的沿革颇有关系，赵匡胤分全国行政区为十三道，设置诸道转运使以总财赋；赵匡义又分全国为十五路，并强化职责，“挂帅”，以边防、盗贼、刑讼、金谷、按廉之任，悉皆委于转运使。随着经济区域性功能的发展演变，真宗时再分为十八路，神宗时二十三路，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增加到二十四路。所设衙门转运司亦称“漕司”，此即见出漕运职司之重。行政区域细化的目的，主要是为增加对于中央的贡赋，但也反映出处于漕运水系交叉处的商品集散地，已经作为城市中心地位也在不断提升的事实。[6]此亦专门性课题，南宋方志多详载地方经济管理官吏的数量及分布状况，幸望研究者注意。
[1] 分别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五八、三五九、三六八。
[2] 这种风习延续到元大都的城市规划，最重要的表征是郭守敬设计北京的水系，使什刹海既是漕运终点，又是元大都最大的集
市和娱乐场所。明朝重申“重本抑末”的国策，建都时亦遵从《周礼》“挂帅”，城市水系设计和整体规划布局因此作过调和处理。清承明制，内城复由八旗分驻，则又形成新的典制。
[3] 日人斯波义雄《宋代商业史研究》（1968年出版）和《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1988年出版）向为宋史研究者重视。笔者草完此节之後才读到《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颇有“先得我心”的欣喜，且论述重点恰好弥补了本文所略，如临安的商业布局特点，请参该书“城市化的局面和事例”一节。他的“400年周期说”笔者也深有同感。
[4] 刘敦桢《中国建筑师》第六章第三节。中国建筑出版社1984年第二版，图181-182页，文183页。
[5] 《赫逊河畔谈中国》之《贾似道买公田》。
[6] 王巩《闻见近录》：“南京去汴河、五里河次，谓之‘河市’。五代、国初，官府罕至，舟车所聚，四方商贾孔道也，其盛非宋州比。凡群有宴设，必招‘河市乐人’者，由此也。”可知“河市”兴盛缘由概貌。案王巩为王旦之孙，书法家，苏轼友人，曾因乌台诗案“除名勒停，全州编管”。宋代的社会性质是一个聚讼已久的问题。史学界一般都认为属于“封建社会”，而国外学者则有以为是“近代社会”的发端者。[1]因为两种说法不在同一理论坐标体系上，因而没有发生正面的争论和碰撞。但是将中国传统社会一律视为马克思“五阶段论”中的“封建社会”的说法已经受到了挑战，这也许提醒我们重新审视中国的分期和不同时代社会性质的问题。本文称宋代为“重商主义”，就是在争论明晰之前一个替代性的说法。
司马迁就是一个重商主义者，他在《货殖列传》缕述先秦西汉的“牟利冲动”以後，道：
“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之验邪？”
恰好也是以“水”为喻，用“水之趋下”，来表征後世市场论者以“看不见的手”改变社会的巨大能量的。[2]邵雍总结宋朝建国有五件事是“唐虞而下所未及者”，首先标举的就是“革命之日，市不易肆。”[3]把不干扰商业当作和平换代的第一指标。而两宋漕运的繁荣，正是窥知当时市场经济的主要指标之一。
随着漕运的浸润，首先是都市通衢内河网交错，接着是水路或水陆交会点出现新兴的商业市镇，再次是沿岸圩墟市集依次铺排，那些“与时逐而不责于人”的商贩估客亦如水之流转，昼夜不休，穿梭其间，无孔不入。就像血脉运行于周身，必定会灌注于四肢百骸。他们既已逸出农本社会和家族宗亲，故需自成体系。传统官僚体制除了征税及官司以外，亦难以介入。商业从来不会是孤立的个人行为，任何一笔远程交易的背后，必然都有一个供应和消纳体系给予支持，中外古今亦然。这是一个日渐增长的社会空间，就成为传统体制管理最为薄弱甚至空白所在，所以能生长出新的价值观念、信仰系统、社交需求、礼仪形式和“自组织”（autopoietic organization）、“自治性组织”（self-management），或“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宋代城市中的各种组织，包括“行”、“肆”、“会”、“团”等，意义功能都和大不相同。日人加藤繁对唐宋商业组织曾有深入研究，故不具论。[4]明清时期盛行的以地域或者行业形式建立起来的“会馆制度”，即是宋代类似社团的某种延续。新兴民间组织除了商业型社团外，还包括娱乐型、互济型、军事型、宗教型和文人结社型等多种形态，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有所罗列，可以参看。[5]型的秘密社团，应当是这一连串组织中最後才出现的。
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指出：“北宋十万户以上的州、府，宋神宋元丰年间为四十多个，宋徽宗崇宁年间为五十多个，而唐代仅有十多个。”但我据《宋史·地理志》统计，北宋五万户以上的府州军达到122个，十万户以上的53个，超过50万人以上的9个，其中太原124万，潭州96万，吉州95万，赣州70万，还有成都、汉州、洪州、大名、京兆。[6]奇怪的是连《东京梦华录》极力描摹的汴梁，和柳永“参差十万人家”形容的杭州都还未达到这个程度，以今方古，可以想象流动人口在繁荣中心都市所起的巨大作用。
宋代航运技术的不断，也证实着这方面的巨大需求。商业贸易性海运的发展，促使宋人在使用指南针和海图之外，船匠也不断创新。中国的远洋巨型海船已有四层舱室和水密隔舱。且造船数量庞大，每年造船3000艘，运粮船竟多达6000余艘。制造了楼船、斗舰、走轲、河鹘、蒙冲、桨船等，船型多达数百种，标志着中国的造船技术趋于鼎盛时期。乾道五年（1169年）水军编制官冯湛打造的多桨船长8.3丈，阔2丈，用桨42支，属于综合型的新式桨船。淳熙六年(1179年)马定远在江西造马船100只，这是一种战渡两用船。平时作渡船，战时作战船，体现了船舶设计思想的灵活性。嘉泰三年（1203年）池州秦世辅创造铁壁铧觜海鹘战船，能载150人，是一种特别坚固、具有冲角的新型战船。都科匠高宣造的车船能载千余人，船长36丈，宽4.1丈。[7]
世有所谓“李约瑟难题”，此即制度答案之其一乎？
[1] 参内藤湖南（1966-1934）《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其中从货币供应的情况分析了唐宋的时代差别，结论是“总而言之，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是读史者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第一册，中华书局1992年版，18页。）法人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著《中国社会史（Le Moude Chinois）》(Armand Colin,Paris, 1990.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译本)，则迳对宋代冠以“新社会”、“商业帝国”等名目，并称宋为“一个流动性更大的社会”，因此“人们可以理解一些新型关系的发展：重新集聚和结社的倾向与自我隔离的威胁同样大，故互助行为更显得必要了。”“这种互助的必要性不会与文人阶级大家族的巩固风马牛不相及，这些家族以其组成、道德准则和伦理形成了宋代的新鲜事物之一。”（275-276页）这些与本文相关的重要论点，都是在以欧洲中世纪作为参照系得出的。
[2]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年）《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曾指出，人们盘算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5—27页） 形象地表述出动机与效果在经济活动中的错位，或者说纯经济动机会引出非经济性的社会效果，这也正是柴荣和汴梁城故事的主题。
[3]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第十八，196页。
[4]加藤繁《宋代都市的发展》、《唐宋时代的市》、《论唐宋时代的经济组织》等，氏著《中国经济史考证》（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5] 《中国的社与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惜其未分证唐宋转型对民间社会的影响。
[6] 《宋史·地理志》每地之下多列崇宁时户口及人数，大约是行政区划变更的原因，夔州路、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用的是元丰
户数，而福建路仅列户数没有注明年代。以上四路均未标列人数。户数和人数的比例也极不均衡，如开封府“崇宁户二十六万一千一百一十七，口四十四万二千九百四十。”平均每户1.7人；而太原府“崇宁户一十五万五千二百六十三，口一百二十四万一千七百六十八。”平均竟达每户8人，是一疑焉。差别因素可以考虑的有兵制、家庭结构和流动人口等。又元丰、崇宁都是厉行“新政”的时期，则按户征税问题恐亦原因之一。
[7] 参郑学檬《技术进步：两宋航运业发展的动力》。《厦门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中唐开始的社会转型，主要的制度标志之一就是宰相理财。洪迈言：
“唐自贞观定制，以省台寺监理天下之务，官修其方，未之或改。明皇因时极盛，好大喜功，于财利之事尤切，故宇文融、韦坚、杨慎矜、王鉷皆以聚敛刻剥进，然其职不出户部也。杨国忠得志，乃以御史大夫判度支，权知大府卿及两京司农太府出纳，是时犹未立判使之名也。肃宗以後，兵兴费广，第五琦、刘晏始以户部侍郎判诸使，因之拜相，于是盐铁有使，度支有判。元琇、班宏、裴延龄、李巽之徒踵相蹑，遂骎骎以他官主之，权任益重。宪宗季年，皇甫镈由判度支，程异由卫尉卿盐铁使，并命为相，公论沸腾，不恤也。逮于宣宗，率由此涂大用，马植、裴休、夏侯孜以盐铁，卢商、崔元式、周墀、崔龟从、萧邺、刘豫以度支，魏扶、魏墓、崔慎由、蒋伸以户部，自是计相不可胜书矣。” [1]
北宋沿袭了这个制度，可知开国即实行“挂帅”，亦有渊源。遗憾的是，千年以後，才再次意识到政府首脑之首要职责就是理财。宋代官吏经商智术可道者甚多，《涑水纪闻》谈到著名的岳阳楼时，就称赞它的建造没有动用公款，也不糜费民财，纯粹是“赞助”修成的：
“滕宗谅知岳州，修岳阳楼，不用省库钱，不敛于民，但片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置库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案典籍。楼成，极壮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2]
《宋稗类钞》卷之三“才干”曾数事言：
“大凡临事无大小，皆贵乎智。智者何？随机应变，足以弭患济事者是也。小而文潞公幼年之浮球，司马温公幼年之击瓮，亦皆于仓卒之中，有变通之术。……赵从善尹临安，宦寺欲窘之。一日内索朱红桌子三百只，限一日办。从善命于市中取茶桌一样三百只，糊以清江纸，用朱漆涂之，咄嗟而成。两宫幸聚景园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时刻。从善命于倡家取竹帘束之，顷刻而办。辛幼安在长沙，欲于后圃造楼赏中秋，时已八月初旬矣。吏白他皆可办，惟瓦难办。幼安命于市上每家以钱一百，赁檐前瓦二十片，限两月。以瓦收钱，于是瓦不可胜用。嘉熙间，江西峒丁反，吉州万安宰黄炳鸠兵守备。一日五更探报寇且至，炳亟遣巡尉领兵迎敌。众皆曰：‘空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饭即至矣。’炳乃率吏辈携竹箩木桶，沿市民之门曰：‘知县买饭。’时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熟饭熟水。厚酬其值，负之以行。于是士卒皆饱餐。一战破寇。”[3]
以辛弃疾上马击贼，下马赋词之全才，犹能在毫不扰民的情况下，以极小的代价，几天之内经营起赏月之楼，也许是受到滕子京的启发。可见宋代官吏于公事俗务之干练，迥非腐儒之作为。
[1] 《容斋续笔》卷十四《用计臣为相》，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排印本，303页。
[2] 《涑水纪闻》卷十，196页。此页下条即言滕贬岳州的原因即是公私不明：“滕宗谅知泾州，用公使钱无数，为台谏所言。朝廷遣使者鞠之，宗谅闻之，悉焚公使历。使者至，不能案。朝廷落职，徙至岳州。”当时泾州处在西夏前线，权财比岳州大得多。这桩案件还牵动了范仲淹、欧阳修为他辩护。所以修岳阳楼，他仍以不守制度闻，“一好遮百丑”，顺带洗刷了贪贿污名，复因范仲淹一赋而名动天下。
[3] 《宋稗类钞》，226-227页。
今之论者议论“江湖社会”者缺乏中立的价值基准，例有三大误区：
第一是每用“江湖”等同游离于近世法治社会之外的“黑社会”概念，直截套接古代社会成长过程中的公共空间。古代“江湖”社会处在未经法治规范的阶段，自不能与公共法制大体完善的近世社会相提并论。宋代以“冗员”著称于史，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央集权”和“经济挂帅”两项既定方针，导致了政府管理重点的偏移，监管范围和部门增多，经济官吏数量异常庞大。[1]尽管如此，由于经济新兴领域多，经济体量不断增大，传统管理体制仍然照管不过来，难以避免产生自组织现象。[2]
第二是每好以性质的“秘密会党”，取代非官非私的公共空间。民国初自中山先生谈及洪门渊源，认为是反满复明的民族主义组织，复以武侠小说文学描述与懵恫学者论述交相扇炽，一时甚嚣尘上。民间组织的最终会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但是不一定创始于政治诉求，尤其一开始就用秘密结社的形式诉诸暴力。我曾提出古代隐性社会最大的民间组织是商帮，可以参看。[3]
第三是每以“江湖”为“流氓（游民）”麕集地带，而非商业性公共社会。论者每以“寄生性”、“依附性”等蔑称谈论宋明笔记中的城市“闲人”，且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之类结讼为据，条分缕析当时“恶棍”如何包揽词讼，如何欺压良善等情事。殊不知这可能源于对传统话语的误读，或者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据《梦梁录》卷十九分释，“闲人”即昔日豪门清客帮闲、“闲汉”即今之业，“专精陪侍涉富贵子弟郎君，游宴执役，甘为下流，及相伴外方官员财主，到都营干。”“涉儿”则是服务中介业，“厮波”亦为特色服务业。出于制度原因两宋都城实有旅游服务需求，《西湖老人繁胜录》言：
“遇补年：天下待补进士都到京赴试。各乡奇巧土物都担戴来京都货卖，买物回程，都城万物皆可为信。混补年：诸路士人比之寻常十倍、有十万人纳卷、则三贡院驻着诸多。士子权借仙林寺、明庆寺、千顷寺、净住寺、昭庆寺、报恩观、元真观。太学、武学、国子监、皆为贡院、分经入试。每士到京、须带一仆。十万人试，则有十万人仆，计二十万人。都在都州北权歇，盖欲入试近之故也，可见都城之大。”
如大体属实，则仅此一项制度，对京城服务业的需求即可知晓。国家统一的制度延续至今，每年高考及入学时考生及送考亲属一时猬集之壮观场面，以及围绕“考试经济”与旅馆饭店之“经济增长点”的评论，以今度古，不中不远。宋人“江湖”派诗集中多侈咏如“江湖伟观”等临安胜景，即此之类，亦当时“考试”延伸到“旅游业”之一的证明。[4]曾有对这些都市服务业颇多轻视责难，以致“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之类的鄙谚，若从农本经济立论可以理解。但今之论者仍旧沿袭这些观念就未免冬烘了。城市“闲人”与文化勃兴的关系，已有“休闲经济学”论述，不侈论。[5]
至于《名公书判清明集》之类结文书判牍，所引都是指控用词，依据中国传统“有罪推定”的法理，被指控者例先被谥以“恶名”，後人对被告情况缺乏了解，只能据官方一面之词加以推论。也是一种可以理解的 “误读”。倘若对被指控者多些了解，就会发现真相或非如此。
试举一证以供类推：朱熹与唐仲友的互劾案本为南宋著名“道学”讼案，复因“二拍”演为拟话本小说《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而名闻天下。而朱熹奏章就指控过唐“违法扰民，贪污淫虐，蓄养亡命，偷盗官钱”，如果不知道唐仲友的生平史实，不也类同《名公书判清明集》中的“方阎罗”、金千二和钟炎之类“市井无赖”了吗？其实戏曲《四进士》就展示过讼师宋士杰“构讼”的措辞技巧，这也是传统社会古老的文字游戏。[6]有的学人连京剧中的常识也不具备，故易无视古人，仓促立论，令人遗憾。另一例证，则是邓广铭年轻时曾写作有关陈亮的三篇，分别是《陈龙川狱事考》、《朱唐交忤中的陈同甫》和《辩陈龙川之不得令终》[7]，以叶适等友人证言对陈亮“自以豪侠，屡遭大狱”，以及“死于非命”的宋人种种传说进行了辨证。设问当初陷陈于狱，必致死罪的判词状文，又该作何措词，以何铺张？运用法律文书典籍固然必要，信用过实也有瑕疵。
受到郭毅生《论新兴市民等级在太平天国革命中的作用》一文启发，罗尔纲在《〈水浒传〉与天地会》一文结末曾说，天地会的创立“和当时中国南方城市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萌芽，城市平民势力的发展，也有着内在的联系。关于这方面，还有待于同志们进行深入的研究。”[8]虽然还格于“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说”，但毕竟从更为广泛的背景下提出了同一问题，可惜至今未能受到充分重视。
目前虽然还不能对宋代的商业的规模，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作出准确的回答。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已突破了传统的经济结构和制度框架，呈现出与前後朝代大不相同的社会特点。在为宋代“江湖”社会正名之後，我们就容易理解当时的商业中心主义开拓出多么大的公共空间，这正是公共道德和新型人际交往需要拓展的领域。“义”之为“谊”，正在此处。《水浒传》借以建立的隐性社会及“梁山泊英雄大聚义”，也是立足于这样的社会基础，亦为继宋而至的元代社会汹涌澎湃的关羽崇拜热潮预设了条件，另文再表。
（原载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藉研究所张其凡、范立舟主编《宋代文化研究（续编）》，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
[1] 参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五《宋冗官冗费》条。中谓“王禹偁言，臣藉济州，先时只有一刺史，一司户，未尝废事。自後团练推官一人，又增置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监酒榷税又增四人，曹官之外又益司理。一州如此，天下可知。（见《禹偁传》）杨亿疏言：员外加置无有限数，今员外郎至三百余员，郎中亦百数”。按《容斋随笔》卷七：“赵韩王佐艺祖，监方镇之势，削支郡以损其强，置转运、通判使掌钱谷以夺其富，参名京官知州事以分其党，禄诸大功臣于环卫而不付以兵，收天下骁锐于殿岩而不使外重。建法立制，审官用人，一切施为，至于今是赖。”说明置官首先出于中央集权的需要；二是重商政策导致财政管理官吏增加，例如数量最多的“员外郎”之置，《宋史·职官二》：“户部，掌天下户口、税赋之籍，榷酒、工作、衣储之事，以供邦国之用。副使：以员外郎以上历三路转运及六路发运使充。判官：以朝官以上曾历诸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充。三部副使各一人，通签逐部之事。旧以员外郎以上充。”三是顺应商业空间扩大而加置的监酒榷税之类行政管理人员。宋代冗官之多还有其它原因，但经济管理官吏的增设亦为重要因素，导致宋代官制自有特色，不可一笔抹杀。
[2] “自组织”是基于“耗散结构“、“系统论”和“协同学”移植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观念。自组织系统的一个重要性质是，必须不断重新制定目标，必须不断适应新的环境。协同学创始人德人哈肯曾类比说：“在无生命界中，例如在水的液相或固相中，各个分子相互间有一定方式的排列关系，而这种关系又转而决定水或冰的宏观状态。人类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在不同的政府形式中也是不同的。”（《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P168）美国E.拉兹洛《进化——广义综合理论》认为：“细胞、器官、生物体，以及生物体组成的群体和社会都是自创生系统；它们自己更新自己，自己修复自己，并且自己复制自己或自己生产自己。”（社会文献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P45）“虽然个人的行为举止部分受到有意设立的规章制度的指导，但最终形成的秩序却是自然而然的，更象是一个有机体，而不象是一个组织。”（同上，P91）
[3] 参拙文《显性和隐性：金庸笔下的两重社会》。
[4] 四库本《咸淳临安志》卷三十二“江湖伟观”条：“在葛岭寿星寺，外江内湖，一览在目。淳佑十年赵安抚重创广厦，危栏显敞虚旷，旁又为两亭，可登山椒。”类似今日之标志性旅游观赏景点。
[5] 为了拉动内需，刺激“假日消费”，于光远等主编有《休闲研究译丛》五种（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关心“城市闲人”论题者可以参看。
[6]《四进士》一名《节义廉明》。焦菊隐曾赞誉该剧像个“九连环”，情节复杂曲折，结构严谨合理。略述明嘉靖间新科四进士毛朋、田伦、顾读、刘题四人共约赴任後不得违法渎职，以报海瑞荐举。後田伦之姐谋产杀人，复又转卖妯娌素贞。素贞鸣冤，正遇毛朋私访，乃代写状纸，嘱其控告。素贞遇难为被革书吏宋士杰所救，认为义女并代告状。田伦遣人送书贿赂顾读，差役夜寓宋店，宋偷窥其信文。顾读徇情反禁素贞。後毛朋接状，宋士杰作证，田、顾、刘均以违法失职问罪。田氏死刑，素贞雪冤。这也是文士“结义”变质之近代版本，可发一叹。
[7] 均载《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8] 罗文载《会党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87年出版）1-18页。郭文载《历史研究》杂志1956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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