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河北经济的发展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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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系指西起龙门,东达渤海湾.北自太行山东麓和燕山南麓,南竟黄河北岸之间。相当于今天河北省和北京市.以及今山东省和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
②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③ 《隋书》卷30《地理志》中。
推则对此可谓赞叹有加:“河北妇人,织纴组训之事,黼黻锦绣之工,大优于江东也。”①这并非颜之推的虚言妄语,大农学家贾思勰在其名著《齐民要术·种桑柘篇》中说:“今自河以北,大者收百石,少者尚数十斛。”这里的“百石”和“数十斛”,指的是地主们在其桑林中收获的干桑葚,它可证明《隋书·地理志》所言河北人们“务在农桑”是有根据的。河北的发展及中部和南部的初步开发,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起自曹操据有邺城,至永嘉之乱告终。第二阶段始于北魏据有河北,直到隋统一全国前夕。介于二者之间的十六国时期,它一再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周折。
一
修撰《晋书》的唐初诸公针对河北的地理特点和社会经济状况,有一个较为确切的概括:“其地有险有易,帝王所都,乱则冀安,弱则冀强,荒则冀丰。”②和河南地区比较,东汉时期,这里社会经济相对落后,地主势力远不如河南强大,所以在汉末军阀混战中,虽然同样卷进了战乱,但所受的破坏却较轻。官渡之战时,袁绍用于前线的兵力是“精卒十万,骑万匹”③。和曹操兵力的严重不足形成鲜明的对比。袁绍之能如此,关键在于河北“民户百万”④。这并非袁术一人之言,冀州刺史韩馥的谋士闵纯和李历都作如是言:“冀州虽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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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颜氏家训》卷1《治家》。
② 《晋书》卷14《地理志》。
③ 《三国志·魏书》卷6《袁绍传》。
④ 《三国志·魏书》卷6《袁术传》引注《魏书》。
带甲百万,谷支十年。”袁绍的谋士沮授也说河北“拥百万之众”①。曹操粗略估计,袁绍若全力施为,仅在冀州便可得胜兵“三十万众”②。虽然今天难以得知曹操时河北的人户数,但上述情况足可证明军阀混战期间,河北地区人户的丧亡不如河南严重。正由于此,在袁绍占有河北时,便可颐指气使,不可一世;当曹操攻占邺城后,便立即决定建霸府于邺。这样,河北便成为曹操着力经营的地区。可以肯定,凡曹操恢复社会经济的措施,都在河北实施过,有的还首先实施于河北。如重豪强兼并之法,便是最明显的例证。此外还有两项较为特殊的措施需要提一提。
一、驱逼大量人口于河北
为确保邺城周围的繁华,在经济上也取得居重驭轻的效果,曹操在东征西伐的过程中,不断逼徙人口于河北。《三国志·魏书·梁习传》载其受命为并州刺史,“时承高幹荒乱之余,胡狄在界,张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拥众,作为寇害,更相扇动,往往棋跱。习到官,诱谕招纳,皆礼招其豪右,稍稍荐举,使诣幕府;豪右已尽,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吏兵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史称曹丕称帝,定都洛阳后,为了保障京师的实力,便“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③。鉴于邺城是控制河北的军事和政治重镇,所以曹丕决没有将冀州士家全部迁到河南的意图。也就是说,在曹操统一北方的过程中,被集中到河北的士家,要远远超过十万户。众所周知,在曹魏屯田中,士家屯田是其屯田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么多的士家集中河北,对河北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所起的作用,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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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魏书》卷6《袁绍传》。
② 《三国志·魏书》卷6《袁绍传》注引《世语》。
③ 《三国志·魏书》卷25《辛毗传》。
除了士家外,被逼迁到河北的民户也不少。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平定乌丸,班师时虏获胡汉人民“二十余万口”①。此时曹操定霸府于邺城不久,当然不可能将这部分劳动力送出自己控制的腹心地区。因此基本上可以断定由乌丸掳回的人口是被安置在河北的。建安二十四年(218年),曹操撤离汉中,又逼迁关中人“以充河北”②,影响所及,陇右一带为之骚动不安,可见规模并不算小,等等。即便北方基本上安定下来后,仍有为数不少的民户被逼徙河北。《晋书·宣帝纪》记载,司马懿平定辽东后,“收户四万,口三十余万……班师,天子遣使劳军于蓟”。其时,魏明帝病危,曹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间的权势之争白热化,为夺取中央权力,司马懿舍弃大军,乘追锋车以昼夜四百里的速度赶回洛阳,这批被逼徙的民户除了就地安置外,不大可能再进一步逼徙他方。总之,魏晋之际,河北地区的人口是有变动的,尽管比东汉要少,但在整个北方来说,这里还是人户较为密集的地区。
二、以邺城为中心.修筑人工运河和较多的水利工程
建安九年(204年),为覆灭袁氏,曹操发动了攻占邺城之役。出于确保粮运的需要,事先“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③。《水经注疏·淇水注》的记载略许详细一点。原先淇水是黄河的支流,在黎阳南境入河。曹操在淇水入河口用大木枋筑堰,逼淇水东北流而入白沟,“故时人号其处为枋头”④。这样白沟有了充足的水量,保障了曹军的漕运。也就保障了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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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魏书》卷1《武帝纪》。该纪前文说“三郡乌丸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佘万户”。该书《乌丸传》又说,曹操平定乌丸后,是将乌丸和汉民全数掳回的,那么实际掳掠的人口不止20余万。
② 《三国志.魏书》卷15《张既传》。
③ 《三国志.魏书》卷1《武帝纪》。
④ 《水经注疏》卷9《淇水注》,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本文有关《水经注》引文,皆出自该书。
操的胜利。这是迄今记载上河北地区的第一条人工运河。曹操攻占邺城前后,乌丸活跃在幽燕一带,经常抢掠幽州,又收容袁氏残余势力,对曹操构成威胁。建安十一年,“公将征之,自呼沲入泒水,名平虏渠;又从泃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这两条渠道是董昭建议开凿的,目的也是为了漕运军粮。建安十八年,曹操又“凿渠引漳水入白沟以通河”①,沟通了洹水、漳水和黄河,名为利漕渠。这四条人工运河都不算长,动用的人力也不算多,白沟关键是筑堰,平虏渠在今河北饶阳境内,泉州渠在天津的宝坻和武清间,利漕渠在今河北的大名和曲周间,却沟通了黄河、淇水、清水、洹水、滹沱水、泒水、漯水和潞水,基本上把河北地区的主要河流贯通起来了。隋代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北段永济渠,虽非完全依照这几条渠道开凿,但说它们是永济渠的前身,并不算为过。
曹操开凿这几条渠道,最初是基于和军事目的,军事目的尤为显著。可是一旦贯通,实际效果远远超出他的意料。首先,往昔河北与中原的只有西部的陆路,而今变成水陆兼有,且以邺城为中心。邺城一跃而为河北的交通枢纽。河北各地间的联系也借此加强了。其次,《尚书·禹贡》说冀州“厥土惟白壤”。“白壤”指的是盐碱过重,土壤表面出现碱霜,不宜农稼,农业大受制约。这是河北大平原腹地平坦,河流落差小,地下水位浅,湖泊和沼泽排水不畅等特征造成的结果。上述渠道几乎贯穿了华北平原的中部,打通了其河流的入海口,有利于盐碱和沼泽的宣泄,在的冲刷下盐碱度可逐步减少,向利于农稼转化。再次,促进了渠道两岸及所贯通河流的农田水利。总之,是为华北平原腹地的垦辟创造了有利条件。可以这样说,上述渠道的开凿,是河北地区日后得以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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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魏书》卷1《武帝纪》。
对比其它各地,魏晋期间河北地区的水利工程也相当出色,其代表性的工程有天井堰、戾陵堰及其配套工程车箱渠等。天井堰在邺城地区,是曹操时修筑的。“魏武王又堨漳水,回流东注,号天井堰。二十里作十二墱(按:墱即堰),墱相去三百步,令互相灌注。一源分为十二流,皆悬水门。”①灌溉的范围比战国以来在此修筑的水利工程有所扩大。曹魏中后期,刘靖出任镇北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在嘉平二年(250年)“修广戾陵大堨,水溉灌蓟南北,三更种稻,边民利之”②。《水经注疏·鲍邱水注》引《刘靖碑》说其动机是“嘉武安之通渠,羡秦民之殷富”,看来是为了造福一方。为此亲自登上梁山,观察地形,了解漯水的水势水量,然后命令帐下督丁鸿带一千士兵,建造了高一丈、东西长30丈、南北广70步的戾陵主堰,又在河北岸建4丈宽的水门和10丈长的拦水堰,将高梁河水逼入戾陵堰的配套工程车箱渠:“山洪暴发,则乘堨东下,平流守常,则自北门入。灌田岁二千顷,凡所封地百余万亩。”所谓“岁二千顷”,估计应是刘靖所部军屯的亩积,即前引《刘馥传》所说“三更种稻”。“百余万亩”当指免遭山洪侵害和受益的土地。景元三年(262年),因“民食转广,陆费又赡”,朝廷派遣谒者樊晨“更制水门”,进一步修整了戾陵堰和车箱渠,“水流乘车箱渠,自蓟西北径昌平,东尽渔阳潞县,凡所润食四五百里,所灌田万有余顷”。其灌溉效益进一步扩大了。如此巨大的水利工程,在当时是比较少见的。西晋初年,这一工程因山洪过猛,主堰受损四分之三,当地一度受害非浅。元康四年(294年),刘靖少子刘弘为幽州监军,效法其父,命逢恽带二千士兵,重修了主堰和水门,用功四万有余。当地百姓和少数民族人民闻讯赶来相助的,也有数千人之多,使这个工程又恢复了昔日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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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水经注疏》卷10《浊漳水注》。
② 《三国志·魏书》卷15《刘馥注》。
随着水利条件的改善,地方官吏又乘机推广较为高产的水稻,刘靖之“三更种稻”固如是,他如郑浑过去在徐州为太守时,曾“兴陂遏,开稻田……民赖其利”,转任魏郡太守后,“其治放此”,“民得财足用饶”①。也即说他在魏郡同样提倡和推广种植水稻。
在上述情况下,魏晋时期,河北地区粮食产量有所增加当在情理之中。太和年间(227—233年),杜恕奏议论及曹魏府库收入时说:“其所持内充府库,外制四夷者,惟兖、豫、司、冀而已。”在这四州中,“冀州户口最多,田多垦辟,又有桑枣之饶,国家征求之府”。此时的河北,特别是其中的冀州,和兖、豫、司三州一样,已经上升到“天下之腹心”②的地位了。永嘉之乱时,北方遍地粮荒,割据河北的王浚却“积粟五十万斛”③。这些都证明河北地区在魏晋之际,农业生产确实是有所的。正因如此,邺城一跃而成为魏晋之际北方的三大粮站和兵站之一。终魏晋南北朝之世,邺城在北方始终是堪与洛阳、长安相匹敌的、军事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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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魏书》卷16《郑浑传》。
② 《三国志·魏书》卷16《杜畿附恕传》。
③ 《普书》卷39《王沈附浚传》。《晋书·石勒载记》又说“百万斛”。
二
北朝时期,河北的发展进入第二个阶段,是由劳动人手的增加,推行均田制度、修复魏晋以来的水利工程,以及推行军屯等组成的。
北魏始占河北,曾将近50万人掠往平城一带①。天兴元年(398年),道武帝拓跋珪又“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于代都”③,所谓“六州二十二郡”,实际上主要是指河北地区。泰常三年(418年),明元帝拓拔嗣再“徙冀、定、幽三州徒何(鲜卑慕容部)于京师”③。导致河北地区人口的一度下降。其时,拓跋部正处在由游牧向农业定居转化中,畜牧业在其生活中所占比重甚大。即便在其农业定居后,魏孝文帝迁都时,出于战争的需要,还在黄河南北划出大片土地放牧战马。这些对河北的社会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无疑是有影响的。但河北毕竟是北魏占有中原,进而统一北方的根据地,当其统治者省悟其重大的战略意义和经济价值时,便又不断掠徙人口充实这一战略要地。粗略统计,仅《魏书》帝纪所见,较大规模并且明确掠到河北的便不下八次之多,从明元帝时开始,直到魏孝文帝时才告终止。永兴五年(413年,)奚斤等攻破越勤倍泥部落,“获马五万匹,牛二十万头,徙二万余家于大宁(今河北张家口一带),计口授田”。同年,河西胡曹龙等部被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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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此次掠徙人口,史籍记载差异甚大。《魏书·太祖记》载,“天兴元年春,正月……徙山东六州民夷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余万,以充京师……计口授田”。《魏书·食货志》载,“既定中山,分徙吏民及徒何种人、工伎巧十余万家以充京师……计口授田”。《北史·魏太祖道武帝纪》载,“天兴元年春正月……徙山东六州人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署百工伎巧十余万口以充京师……计口授田”。故学术界有50万人左右、1O余万口、l0余万家及36署百工伎巧10余万口之说。愚意以为此次逼迁,有两部分,一是民夷等36万,二是百工伎巧10余万,合计50万左右。理由如次:首先,北魏对手者控制极严。他们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只是魏孝文帝改制后,才稍许放松,在此之前,不可能对他们计口授田,计口授田的对象只是民夷。其次,《魏书·张济传)载,北魏击灭后燕后,曾命张济出使襄阳,返回后向太祖汇报了他与东晋刺史陽佺期的对话:“(佺期)又曰:‘魏定中山,徙几户于北?’臣答:‘七万余家。’……太祖嘉其辞顺。”《北史·张济传》记载相同。“七万余家”和《魏书》帝纪所载数字一样。可见有关此次掠徙,应以帝纪为准,故作如是断。
② 《魏书》卷2《太祖纪》。
③ 《魏书》卷3《太宗纪》。
同样被徙“于大宁川,给农器,计口授田”①。不难看出,这些被徙者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延和元年(432年),北魏击灭北燕,徙“民三万家于幽州”。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北部民反抗被镇压,将近“五千余落”被“徙冀、相、定三州为营户”。六年,魏师“南略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实河北”。这次数字不明,估计规模不小。七年,北魏“略金乡、方与,迁其民五千家于河北”。十二年,拓跋焘兴师南下,兵锋直达长江北岸,“降者不可胜数”,“以降民五万余家分置近畿”。似乎这次没有被安置于河北者,但为时不久,便发生“南来降民五千余家于中山谋叛”②,证实被安置在河北的不少,最低限度也有“五千余家”。延兴元年(471年),沃野和统万两镇敕勒反抗,遭镇压后被徙“于冀、定、相三州为营户”③。今天,虽然难以确知北魏统一北方后,河北地区究竟有多少人户,但比后燕统治时增加,是很有可能的。这里有三个数字。其一、献文帝时,韩均受命检括青、冀、定、相和东青五州户口,得“十余万户”。而在此前,这五州早已是被称为“人户殷多”④所在,中山一带似乎更令人钦羡:“土广民殷”“实自殷广”⑤。其二,因连年旱涝,冀、定二州饥荒严重,太和七年(483年)魏孝文帝下令开仓赈济,沿路施粥,“定州上言,为粥给饥人,所活九十四万七千余口”;冀州上言,“所活七十五万一千七百余口”⑥。《魏书·张彝传》载,魏孝文帝校比天下户口,冀州“最为大州”。既然冀州人户已为天下之冠,其口数超过定州,远在百万以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其三、魏孝明帝元诩时,冀州刺史元晖“检括丁户,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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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魏书》卷3《太宗纪》。
② 《魏书》卷4《世祖纪》。
③ 《魏书》卷7《高祖纪》。
④ 《魏书》卷5l《韩茂附子均传》。
⑤ 《魏书》卷33《李先传》。
⑥ 《魏书》卷7《高祖纪》。
其归首,出调绢五万匹”①。五万匹相当于五万户的户调。“听其归首”,便得五万,冀州户口之多,由此可见。
除了掠徙之外,增殖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史称:“初,(张)彝曾祖幸,所招引河东民为州才千余家,后相依合,至于罢入冀州,积三十年,析别有数万户”②。河北其他地区的自然增殖固然不会如此,但略有增加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魏书·地形志》记录了东魏武定年间(543—550年)部分州郡的户口,其中属于河北地区的司州、定州、冀州、瀛州、殷州、沧州、幽州、东燕州和安州等共有976868户,3970319人。魏收说,此时“生民耗减,且将大半”③,温子昇为高欢拟定的文告说,“今天下户口减半”④,那么,北魏全盛时,河北大概会有二百万户,八百万人上下,在北方总人口中占有40%左右。
魏末战乱至东、西魏对峙,河北地区的人口丧亡和流散较大,流失最大的一次是河北大起义爆发后,有十余万户⑤流入青州。战乱平息后,当有回到故土的。相比流失的人口,迁入河北的人要多得多,主要有二次,第一次是北镇起义失败后,“时北镇饥民二十余万,诏(杨)昱为使,分散于冀、定、瀛三州就食”⑥。名为二十万,实际不止此数,因为他们到达河北不久,便成“众号百万”的起义大军,邺下一战,起义军失败,“数十万众一朝散尽”①,其中有二十余万被尔朱荣收编后移到晋阳《今山西太原》一带,成为日后高欢和宇文泰起家的资本。但既称“数十万众”,流落河北的应该不少。第二次在北魏分裂之时,天平元年(534年),当魏孝武帝轻骑西奔,高欢便立即拥立元善见为孝静帝,迁都邺城。“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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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史》卷15《昭成子孙·元晖传》。
② 《魏书》卷64《张彝传》。
③ 《魏书》卷106《地形志》上。
④ 《北齐书》卷2《神武纪》下。
⑤ 《魏书》卷10《孝庄帝纪》。
⑥ 《魏书》卷58《杨昱传》。
⑦ 《教书》卷74《尔朱荣传》。
下三日,车驾便发,户四十万狼狈就道”①。《魏书·孝静帝纪》说,“改相州刺史为司州牧,魏郡太守为魏尹,徙邺旧人西径百里以居新迁之人,分邺置临漳县”。证明洛阳地区的四十万户绝大部分被安置在邺城以西了。北齐统治虽然腐朽,但对户口还是十分重视的。不断掀起检括户口活动,加上流民的回归和自然增殖,到其灭亡时,达到了三百多万户。有关北齐统治时河北户口的增加,有两条材料可资佐证。其一,《魏书·地形志》说,武定年间,阳翟郡有“户一万四千八百二,口六万三千八百七十”,而《隋书·食货志》却说,北齐时“阳翟一郡,户至数万”,增加了不止一倍。其二,《魏书·地形志》说幽州有“户三万九千五百八十,口十四万五百三十六”,而《北史·卢潜传》载其在武平四年(573年)谈及该地的户口时说,“幽州于河北最小,口有五十万”。这是当时幽州人谈当时事,可信度比较大。幽州是河北人口最少的一州,尚然增加了二倍左右,其余各州也会有所增加的。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对峙时,高氏占有河南、河北和山西等地,但河南是双方拉锯鏖战之地,其真正的腹心在河北和山西一带,因此河北的人户恢复到北魏全盛的水平,大概还是可能的。
总的来看,北朝时期,河北的人户有所增加,就户而言,已超过其上最多时的西汉②,成为本时期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在北方总人口中的比重也有所攀升。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其劳动人手较为丰富。但丰富的劳动力,必须有较为适宜的制度,才能在领域中发挥积极的作用。魏孝文帝改制前,河北地区虽然受到统治者的重视,被看做北魏的粮仓,每遇灾荒,经常组织平城民众游食河北,或由河北调运粮草接济平城和边镇;对河北州牧郡守的人选也相当慎重,考核时,他们往往可以位居前列。其中个别人还在治所搞起了贫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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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齐书》卷2《神武纪》下。
② 西汉时河北大约有180万户左右。
济。如张昭在延和二年(433年)出刺幽州,“时幽州年谷不登,州廪虚罄,民多菜色……乃使富人通济贫乏,车马之家籴运外境,贫弱者劝以农桑。岁乃大熟”①。可是实际并不显著。魏孝文帝改制,特别是均田制度的推行,终于带来了河北社会经济在北朝时期的黄金时代。此时,整个北方的社会经济都有显著的恢复或稍许发展,河北当然不会例外。高欢虽然凶暴,毕竟知道汉人“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②,是其衣食来源。因此较为重视农业生产,通过盐利和粮食转运稍纾民力,解决饥馑,争来了连年丰收,“山东之民稍复苏矣”③。出于增加赋役的需要,他进行了数次括户,有些是准对河北的。其中效果最大的一次得户六十余万,所以有效,应是与均田制相结合进行的。如东魏天平年间(534—537年)就在其统治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均田。史称“时初给民田,贵势皆占良美,贫弱咸受瘠薄。(高)隆之启高祖,悉更反易,乃得均平”④。“悉更反易,乃得均平”显然做不到,推行均田制则是肯定的。天保八年(557年)“议徙冀、定、瀛无田之人,渭之乐迁,于幽州范阳以处之”⑤。河清三年(564年),又重新制定了均田制度等等。尽管东魏北齐均田制的推行差强人意,毕竟在推行着,对河北经济的恢复多少还是起有作用的。
配合均田制的推行,魏孝文帝诏令“诸州镇有水田之处,各通溉灌,遣匠者所在指授”⑥。可以肯定,自此而后,河北地区会有一些水利工程的。不过,就目前史籍所见,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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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魏书》卷33《张蒲传》。
② 《资治通鉴》卷157。
③ 《资治通鉴》卷158。
④ 《北齐书》卷18《高隆之传》。
⑤ 《隋书》卷24《食货志》。
⑥ 《魏书》卷7《高祖纪》。
时河北主要还是修复以往的水利工程。魏宣武帝元恪时,杨椿曾受命“监修白沟堤堰”①。枋头大堰自曹操修成以后,历时已久,也废弃了一段时间,北魏熙平年间(516—518年)重新造了一个,“其堰悉铁柱,木石参用”,并开凿了新的渠道,将水流一分为二,一入清水,一入淇水,“上下灌注”,互相调节水量。“沟水南北夹道,枝流引灌,所在通溉”②。航行和灌溉的效用进一步扩大。东魏兴和三年(541年)十月,又“发夫五万人筑漳滨堰,三十五日罢”③。这是再一次大规模修整和开发这个水利工程。北魏神龟二年(519年),在幽州有修复燕国督亢渠和曹魏戾陵堰,“范阳郡有旧督亢渠,径五十里;渔阳、燕郡有故戾陵诸堰,广袤三十里。皆废毁多时,莫能修复。时水旱不调,民多饥馁,(裴)延儁谓疏通旧迹,势必可成,乃表求营造。逐躬自履行,相度水形,随力分督,未几而就,溉田百万余亩,为利十倍,百姓至今赖之”④。其实,裴延儁是接受其主簿卢文伟的建议,并委托卢文伟全权负责:“多委以文伟”,才完成这一工程的。卢文伟“既善于营理,兼展私力,家素贫俭,固此致富”⑤。尽管卢文伟借此工程成了大财主,毕竟是“百姓至今赖之”,也即到魏收时,这个工程还发挥着效益。
此外,有一点也须注意,河北地区始终是北朝军屯的重点。北魏从进入河北之日起,就实施了这一举措:皇始二年(397年),拓跋珪“以军粮未继,乃诏征东大将东平公元仪罢邺围,徙屯巨鹿,积租杨城”⑥元仪是魏初五原屯田的负责人,如今将河北屯田的事务交给他了。其后,河北军屯不断扩大,“自太祖平中山,多置军府,以相威慑。凡有八军,军各配兵五千,食禄主帅军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军之兵,渐割南戍,一军兵才干余,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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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魏书》卷58《杨播附弟椿传》。
② 《水经注疏》卷9《淇水注》。
③ 《魏出》卷12《孝静帝纪》。
④ 《魏书》卷69《裴延儁传》。
⑤ 《北齐书》表22《卢文伟传》。
⑥ 《魏书》卷2《太祖纪》。
帅如故,费禄不少。(杨)椿表罢四军,减其帅百八十四人。(定)州有宗子稻田,屯兵八百户,年常发夫三千,草三百车,修补畦堰”①。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不断兴兵南下,为确保粮食供应,“发河北数州田兵二万五千人,通缘淮戍兵合五万余人,广开屯田”②。证实河北八军四万余人,是从事军屯的,这个规模不算小了。因为曹魏最大的军屯区两淮,从事屯作的也不过是五万人,即便有二万五千人在太和年间被迁到淮河流域屯田,这里至少还有一万五千余人在屯垦。定州,也还有屯兵八百人在耕种“宗子稻田”。东魏北齐时期,河北的屯田还在时断时续地进行,《隋书·食货志》说:“孝昭皇建中(561年),平州刺吏嵇晔建议,开幽州督亢旧陂,长城左右营屯,岁收稻粟数十万石,北境得以周赡”。应该说,北朝河北军屯,对河北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同样是起有积极作用的。
总之,历经魏晋南北朝时期,河北的东部的面貌虽然还没有多大的改变,但其中部和南部,都有了较大的变化,河北在中原王朝心目中的地位提升了。以至北魏后期人说:“河北数州,国之基本……国之资储,唯藉河北。”③河北已经成为中原王朝十分重要的财赋地区之一,看看隋初的情况,就不难明白这一点:“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薄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④。这是深具意义的变化,无怪乎隋朝建立后,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必须把河北与其统治中心东都紧紧地联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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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魏书》卷58《杨播附弟椿传》。
② 《魏书》卷79《范绍传》。
③ 《北史》卷15《昭成子孙元晖传》。
④ 《隋书》卷24《食货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