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民族工业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民族情况的考察，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分析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和这个阶级与其他各阶级的阶级关系的变化。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革命的低潮时期。毛主席及时扭转了这个局势，他不仅在革命的困难时期，坚持了战斗，而且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具体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关系的变化，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找出了中国革命的，把中国革命引导到正确的和胜利的方向。就在中国托洛茨基派机会主义者叫嚷“革命业已死亡”的论调的时候，毛主席指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毛主席从当时“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按指民族资产阶级——作者)，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上上的解放”这一具体情况出发，规定革命的具体任务，正确地组织革命的阵线。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毛主席一方面指出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妥协性，一方面则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并没有得到解放，因而预见它在不同程度上还有重新参加革命的可能。以后在各个革命阶段上，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统一战线的形成，主要就是根据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并没有得到解放的事实出发的。
十年内战期间民族工业的情况，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事实。
一
首先，就整个民族工业来说，这一个时期中民族工业的总的情况是破产或半破产的境遇，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察。
第一，从工厂设立和变动的情况来看，根据国民党实业部发表的材料，1928—1934年历年注册工厂的数目和资本额，有如下表①(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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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转见《申报年鉴》，1936年，第806—807页。原统计还包括农林、矿业、、贸易、等方面。属于工业方面的，有机械器具、化学、染织、土石、公用、饮食品七项，包括在本表之内。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从1928年起，历年注册工厂，无论是厂数(除少数一两年外)或资本额，都在逐年下降，而资本额下降的趋势，更加明显。这就是说，一方面新设工厂的数目减少了，另一方面，数目日趋减少的新设工厂的规模，也更加缩小了。
其次，新工厂的设立必须与原有工厂的改组和闭歇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然后才能判定整个民族工业是了还是衰落，下表就是1934—1936年间中国工业中心上海一地新设、改组和闭歇的工厂数目的统计①(表2)。
从这里可以看出，闭歇的工厂，无论在绝对的数量上和增长的趋势上，都超过了新设的工厂，这说明在新设工厂有某些增加的场合下，也不能得出民族工业有了一些发展的结论。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分析一下工厂闭歇和改组的原因。根据另一统计资料，上海工商业由于“市面萧条、发生亏蚀”而引起闭歇者，在1934年占闭歇总户数35％，而1935年则上升为49％；由“财政周转不灵”引起闭歇者，在1934年占总数13％，而1935年则上升为25％。同样，在改组的场合下，属于前一原因的由5％上升至17％；属于后一原因的由0．3％上升至2％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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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上海市年鉴》，1936年，第N，第17页；1937年，第N，第4—7页。
② 《申报年鉴》，1936年，第796页。
我们知道，在旧中国的工业结构中，轻工业是占绝对优势的。整个民族工业的情况，实际上就是纺纱、缫丝、卷烟、面粉、火柴几项主要轻工业的情况。因此，我们还可以拿这几项轻工业部门的变动情况作个别的考察。下面一表(表3)我们选出其中三项最主要的轻工业——纺纱、缫丝、卷烟——从厂数和设备两方面考察它们在这一段时期中的变化情况①。这三项民族工业的资本，在1933年占整个民族工业资本的44％②。
从上表中，首先可以看出，卷烟业在这十年中表现了极度的萧条，缫丝业在1932年前是上升的，以后才开始下降，而纺纱业则有了一些增长。如果再深入地加以考察，我们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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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来源，纺纱：《中国纱厂一览表》。缫丝：《上海市年鉴》，1937年第N，第32页。卷烟：1927—1932年《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412—421页；1933年《上海市工厂名录》；1935年《上海市年鉴》，1937年第N，第45页。缫丝、卷烟系上海一市数字。
② 《中国工业调查报告》，中册，第2表，原统计包括一部分国民党官僚资本，已剔除。
发现，这三个工业部门的变动，表现在统计数字上，虽然有了一些差别，但实际的情况，却是完全相同的。例如：从缫丝业看，在统计表上，1930年还是向上发展的，然而，就在这一年，国民党官方所作的一个调查中，发现上海被调查的97家丝厂中，停工的达65家，失业工人达31500人①。纺纱业的情形，也是这样。虽然纱锭的数目有了一些增加，但纱锭的开工率，却并没有随着增长，实际上在1931—1936年这一段时期中，纱锭的开工率指数和纱锭指数却呈现了反方向的变动，这从下面的统计表中(表4)，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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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际贸易导报》，第1卷第8期。
② 根据华商纱厂联合会1931—1936年历年年会报告书，转见严中平：《中国棉业之发展》，第176页。原为半年平均数字，现改为全年平均数字。
必须指出：统计表中的纱锭开工率，是包括外厂在内的平均开工率。我们缺乏华厂和外厂纱锭开工率的分类统计，但是由以下的事实，可以证明，华厂纱锭的实际开工率，是被夸大了的。因为从中外纱厂每年停工的时间上看，华厂停工时间大大超过了外厂。如在1934年内，华厂停工的时间有7．55周，日厂则仅为0．32周；1935年华厂停工达12．3l周，日厂则仅为0．36周①。根据另外的一个比较概括的估计，1934年华商纱厂的开工率是75％②。也就是说，华厂开工率比上表所列的平均开工率要低50％左右。
表现在纺纱和缫丝工业部门中停工减产的情况，实际上是这一时期民族工业的普遍现象。根据上面所引用的同一资料。1934年16个部门的民族工业中，停工率达到15％的，有洋伞、化妆品两种；达到25％的，有纺纱、橡胶两种；达到30％的，有洋灰、制帽两种；达到35％的，有榨油一种；达到40％的，有涂料、染色、罐头3种；达到45％的，有电气、印刷、制药3种；达到50％的，有牙刷、热水瓶两种；而缫丝的停工率，则达到80％③。
总起来看，在国民党统治的前十年中，中国民族工业并没有兴盛起来。工厂设立的数目减少了，或者停工的数目增加了。在这种情形下，民族工业生产的萎缩，就是一个很的现象。国民党的中国银行在1933年就纺纱等16个民族工业部门营业额的变动，作了一个调查，根据这个调查，在1930—1933年的四年中，16个部门的民族工业的营业额，下降的有11种，上升的只有四种(参阅表5)④。很显然，个别工业部门的某些上升，不能改变整个民族工业萧条的情况。
在民族工业普遍萧条的情况下，不仅中小民族资本家遭到了破产，就是较大的民族资本家，除了极少数因与官僚资本有较多的联系因而其能够获得一些发展以外，一般的也都是处在破产和半破产的状态中。这里可以举出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破产————————
① 《华商纱厂联合会年会报告书》，1936年，第9页。
② 《中华日报》载，转见《东方杂志》，第32卷第5号，第9页。
③ 《中华日报》载，转见《东方杂志》，第32卷第5号，第9页。
④ 《中国银行报告》，1933年，第47—48页。
或半破产，一种是表面上没有破产而实际上是破产或半破产。前一种可以举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大生纺织公司和华新纺织公司为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成立于1906年，最初资本不过10万元，欧战期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资本由100万元增为500万元，最后增加到1500万元(1919年)，每年盈余最高达到480余万元(1920年)；然而从1928年起，就开始发生亏损，最高一年达到320万元(1929年)，以至于停止营业。1932年资本由1500万元减为1125万元，最后被宋子文的中国银行楔入，为国民党官僚资本所侵占①。其次，我们再看大生各纱厂，它是早期中国棉纱业中规模较大的一家，以士绅出身的张謇为创办人而开始的，其第一厂成立于1899年。从开办到欧战期中，历年获利，最高一年达到53万元(1913年)，相当于资本额的27％。资本的迅速积累，使大生纱厂在创办以后的20年中，得以在颇大的规模下进行扩大再生产，因此，从1907年起，陆续成立了第二厂(1907年)、第三厂(19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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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根据《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停业之原因》，见《工商半月刊》，第2卷第8期，第43—44页；《全国中日实业家兴信录(上海の部)》，第824页。
和第一厂的副厂(1924年)。然而，就在大生纱厂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同时，帝国主义资本即开始渗入这个企业。早在1922年，大生即已负汇丰银行的债务180万两，其第一厂在1924年即开始由银行团监管，到进入国民党的统治时期以后，大生纱厂的境遇，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更加恶化，负债数额到1936年止，达到500万元，工厂产权抵押得干干净净，而一个35000纱锭的大生第二厂，在1935年被债权人中国、交通两银行拍卖三次，价格由200万元一直减到130万元，始终无人投标，最后将机器以45万元的价格，出卖给一家铁厂，等于作废铁标卖①。在纺纱业中，北方的华新系统，也和南方的大生系统有同样的遭遇。华新系的四个纱厂，都是在1918—1922年民族工业的繁荣末期由官僚出身的周学熙首创而先后成立的(天津华新成立于1918年，青岛华新成立于1919年，唐山及河南汲县华新均成立于1922年)。在最初的几年间，华新各纱厂曾经获得高额的利润，如天津华新在1920年获利137万余元，股息达到34％，然而在国民党统治期间，华新立刻遭受到帝国主义资本的侵袭，唐山华新在1932年就被东洋纺织株式会社楔入，以投资300万元的方式，改为中日合办，实际上变为日资工厂。天津华新则在1936年干脆被日本钟渊纺织株式会社收买，改为公大七厂。而青岛、汲县两厂，也都处于苟延残喘的状态中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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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根据严中平：《中国棉业之发展》，第119页；《中国纱厂沿革表》1890一1937；(未发表)日本大使馆档案，日本对支投资类，第四函(中国院经济研究所藏)。
② 以上根据《H．E．Hsuehsi Chih-chi Chow》，第39页；严中平：《中国纱厂沿革表》》1890—1937。
属于另外一种情况的，也就是说，有一些企业，表面上并没有破产，或者还有一些发展，但实际却是陷于破产和半破产的状态中，这可以拿较大的一个民族资本家荣宗敬系统下的申新纱厂和茂新、福新面粉厂为例。荣宗敬和他的弟弟荣德生从1902年投资面粉业开始，资本的积累非常迅速，1906年又开始插足于纺纱业。欧战给这两种企业带来了很大的繁荣，到欧战结束后的1920年止，荣氏兄弟在面粉业方面发展了11家厂，拥有39个粉磨，在纺纱业方面发展了两个厂，拥有64000纱锭。在欧战结束以后的萧条期中一直到国民党统治时期，荣氏系统下的企业，特别是纺纱业，尚能继续发展着，到1934年止，纱厂由两个发展到9家，纱锭由64000枚发展到553000枚。然而，所有这些，都不能充分说明荣氏系统下民族工业的发展。我们必须考虑到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与工厂数目和设备增加的同时，工厂的负债也在迅速增加。事实上，早在其繁荣时期(欧战后期)，申新和福新就已开始接受外国资本的“援助”了①，到1933年，在9家纱厂、10家面粉厂中，除了3家面粉厂以外，其余各厂都有抵押借款，而资本2200万元的9家纱厂所积欠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的债务，在1934年就达到2100多万元，其中二、五两厂，在1936年竟不得不交给债权团接管。这说明了一个事实：就申新本身而言，也谈不上什么资本积累②。
不但工厂数目和设备的增加，不足以充分说明其本身的发展．而且无论是申新或者茂新、福新，它们的成长过程，正是整个民族工业衰败过程的反映。这是因为在新增的工厂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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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1917年申新一厂向中日实业公司借款40万元，1918年福新一厂向中日实业公司借款25万元，1922年申新各厂共向日本东亚兴业株式会社借款350万元，参阅《中日实业公司30年史》及日本大使馆档案。
② 以上根据《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30周年纪念册》；严中平：《中国棉业之发展》，第168页；《纺织时报》，1934—1935年各期；《申报》，1934年7月20日，1936年10月19日。
中，有许多是由收买旧有工厂和设备而来的。以面粉厂而言，在11家面粉厂中。有4家是旧厂；而在9家纱厂50余万枚纱锭中，由收买旧厂而来的却占了5家，共有20余万枚纱锭，所以，就整个纺纱工业而言，全部的事实是在1923—1936年的14年中，华商纱厂停工清算者13家，出售者25家，营业破产归债权人接管者15家，改组出租改租者33家①，这和我们上面分析纺纱工业停工减产的情况，是可以对照来看的。
纺纱工业中的这种情形，是普遍地存在着的。我们在丝织工业和橡胶工业以及制药等行业中，也发现类似的情况②。这种情形，在某一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中国民族工业资本集中的过程，这就是说，尽管中国民族工业资本的积累受到阻挠，却不排斥在民族工业阵营以内，发生某种程度的互相兼并的现象。然而，对掌握中国民族工业的特质说来，重要的却不在这里，重要的是在帝国主义在华工业和民族工业之间。在帝国主义资本和中国民族资本之间，才显著地表现出大工业对小工业的兼并。这是我们考察民族工业在这一个时期的遭遇所不可忽略的重要的一面，下一节中就要专门谈到。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在某些新兴的工业部门中，也出现过明显上升的趋向。在新兴的酸碱化学工业中，就出现了以范旭东为首的永、久、黄(水利制碱厂、久大精盐厂和黄海化学厂)和吴蕴初天字系列(天厨味精厂、天原电化厂和天利氮气厂)，出现北范南吴兴旺一时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有创办者的主观努力，也有各自的客观有利条件。因此不但不能普及开来，而且它们自身，也没有发展下去。抗日战争以后，原有的发展势头，明显减弱。整个战争时期，大后方的化学工业，多系战时草创。以厂数计，较战前略有增加，“以产量计，则远逊于战前”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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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根据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30周年纪念册》；严中平：《中国棉业之发展》。
② 如大中华橡胶厂在1930—1934年间，先后收买交通利记橡胶厂、大中央橡胶厂、春华橡胶厂，改为大中华二、三、四厂。美亚织绸厂在1933年将天纶、美孚、美成、美生、南新、久伦、美成经纬、美艺、美章等厂合并。五洲药房在1920—1936年间收买太和、固本、亚林、中华、南洋等厂。以上俱见1937年上海征信所的调查报告(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未发表)。
③ 李尔康：《我国酸碱工业之概况与展望》，见《经济建设季刊》第1卷第4期。1943年4月。
从1895年屈辱的《马关条约》规定外国有权在开设工厂以后，帝国主义在华的资本，就变成压迫中国民族工业的主要武器。长期承受了这个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却退出了革命，附和了叛变革命的国民党反动派，本来是幻想把这个反动政权当作它的“保护力量”的。然而，民族工业是不是从此就受到“保护”了呢?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不是就从此消失了或者减少了一些呢?十年中铁的事实，回答了这一个问题。
首先，在这十年当中，国民党反动派丢失了十分之一的中国土地，使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并且又从东北延伸到了华北。东北，这是中国重工业的基地，丧失了东北，对当时的中国工业而言，这就是丧失了30％的煤产量，71％的铁产量，99％的石油产量，26％的发电量，47％的水泥产量①。这对民族工业，不能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关内殖民地化的程度，也一天一天地严重。许多工矿业部门中，外国资本的势力大大超过了民族资本，下表是1933年10种重要工矿产品中帝国主义资本和民族资本的对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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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煤、铁、石油、水泥四项根据《中国矿业纪要》（第五次），电力根据《中国国民所得》1933年（下册）。
应该指出，要充分理解外国资本对民族工业的压迫程度，必须考虑到以下的一个事实，那就是：外国工厂的生产，又是带有垄断性的大规模生产。如美商上海电力公司的发电量相当于全国各华商发电厂发电量的总和①；英商颐中烟草公司的产量超过所有华厂的产量②；英商中国肥皂公司的生产，占华厂生产的一半③。正是由于帝国主义在华工业资本是强大而带有垄断性，在帝国主义资本与中国民族资本之间，才显著地表现出大工业对小工业的压迫和兼并的现象。我们可以纺纱业为例说明这种情况④(见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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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上海市公用局统计年报》。
② 《统税物品销量统计》。
③ 《中华民国实业名录》，第695页。
④ 根据严中平：《中国纱厂沿革表》(1890一1937)编制(原件未发表)。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帝国主义对中国纱厂的兼并，愈来愈趋激烈，而国民党的统治，更助长了这种兼并的局面。在1936年一年中，被日本帝国主义所兼并的纱厂竟达6个之多，其纱锭数目相当于全部华商纱厂的6．3％①。而帝国主义对中国民族工业的这种宰割，从上表看来，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民族工业对帝国主义财政资本的依赖，所以这种大规模的兼并和民族工业在经济上对帝国主义的依存，又是分不开的，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大生和申新，在其繁荣期，仍不免于外国资本的楔入，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来，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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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中国纱厂一览表》，1936年。
“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的国民党政府，面对这种局势，不是设法挽救民族，相反，它以各种方式加重地摧残了民族工业，并勾结帝国主义，排挤民族工业。从它上台的一天起，国民党打出了一批三年、六年乃至十年的“建设计划”，其中，1931年8月拟订的“十年计划”，竟首先在日内瓦宣布①；这个计划从设计技术、资金到机构组织、人才训练各方面，无一不求取“国际联盟”的协助和监督。为了一个硫酸铔厂的筹划，就同时拉住英国帝国化学工业公司、德国蔼奇染料工业公司和美国氮气公司来“接洽”和“磋商”②。在和帝国主义串通一气之下，国民党的官僚资本在工业上的膨胀，到这一阶段的后期，已经达到了可观的程度，到1935年底，工业资本中官僚资本所占的比例，即使根据国民党自己的统计，已经超过了10％③。与此同时，国民党对民族工业，又借“工业救济”之名，进行了直接的侵占，如上面提到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被中国银行楔入，也就是在这种名义下进行的，虽然有些民族工业资本家对官僚资本曾经存在过幻想，企图借官僚资本扩充自己的，但是，这也只能是一种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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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ideon Chen“Chinese Government Economic Planning and Reconstruction Since1927”第13页。
② 《实业部工业施政概略》，第2章。
③ 翁文灏：《中国工商的回顾与前瞻》，见《新工商》，第1卷第1期。
从1928年起，国民党以“简化税收”为名，对卷烟、棉纱等项主要工业产品，先后开征了统税。以棉纱为例，当时统税条例上规定“凡在国内制造之棉纱已征统税者，不再重征其他一切税捐，已征统税之棉纱织成之布匹运输国内，亦免征其他税捐”。但在事实上，统税的施行，并不能取消苛捐杂税，这里可以引一段华商纱厂联合会的报告，作为说明。报告中说：“棉业本不在营业税征税范围之内，营业税法及统税条例，均已载明。然各省藐视法令，惟知苛征，最初则强令纱厂分庄及批发所纳税……其后苏省营业税局又勒征纱厂在产地所设之花庄……旋且变本加厉，即厂门收花，亦须纳税。”此外， “各省为自裕收入另征新税”的，则有产销税、特种营业税，以致堤工捐、筑路捐等等名目①。四川棉纱“从重庆运至新津彭山，要征收十九次捐税，其中所谓江防捐与印花捐，竟重复各征收四次”②。而所有这些苛捐杂税，只有帝国主义在华工厂，可以优免。
不但统税的施行，不能取消其他苛捐杂税，而且统税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苛捐杂税，这里可以举卷烟统税为例：卷烟之征收统税。在1928年即已开始，其税率最初为22．5％，以后屡次提高，到1931年增加到50％，三年间，税率增加了100％以上③。此外，如火柴统税高达成本的60％，水泥税捐占售价的53％④。国民党政府是怎样加重地摧残了民族工业，可以不必再引证其他的例子了。
和对待民族工业的态度完全相反，国民党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工业却给以种种优待和特权。这里仍以华商纱厂联合会的报告为例，在上引的同一报告中这样说道：“我国棉业对于税率之关系，视任何货物为切，以言国外，则进口物品棉类居首，以言国内，则外商纱厂占数最多，故无论对外之关税及对内之税则，其影响于棉业者，实为最巨。我国关税税率最轻……迩来倾销盛行……而我迄未有增税以应付倾销之举……实为国内棉货销路呆滞之大原因。国内纱布税则， 自实施统税，表面上以纱支分类，中外纱厂，似无轩轾，然以中外纱厂纺纱支数观之，则其有利于外厂者甚著。盖统税纱支以二十三支为粗细之分级，而税率相差，每担仅有一元，外厂纱支，前已以二十支为中心，今益移高，殆已超过二十三支，而华厂中心纱支，在昔不及十六支，今虽提高，要仍在二十支以下。……故从关税与统税言之，均为不利于华厂之税率。”⑤
同样，在卷烟统税上，也表现了国民党对帝国主义的一贯态度。上海国民党官方在1930年出版的《上海工业调查》中，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民十四至十六，此三年间。华商烟厂，风起云涌，而十七年后，忽转失败，其关键全在缴税之不平等，盖是年国民政府举办卷烟统税，华制品税额比较舶来品增收2．5％，况舶来品进口，否认2．5％奢侈税，则华制品实际上增收统税5％。而同时英美烟公司闻以先垫税款之故，又得某种优越权利，华厂处此情势之下， 自必难以立足”⑥。我们在上面提到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破产情况，以致最后为官僚资本所侵占，结合这一点来看，就完全不是偶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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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华商纱厂联合会年会报告书》，1933年，第18—20页。
② 《捐税繁重与民族产业之没落》，见《东方杂志》，第31卷第14期。
③ 《财政年鉴》(第一编)，上册，第949页。
④ 《捐税繁重与民族产业之没落》，见《东方杂志》，第31卷第14期。
⑤ 《华商纱厂联合会年会报告书》，1933年，第16—18页。
⑥ 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上海之工业》。第101—102页。
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双重压迫下，民族危机的深重，使在1927年脱离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又复“败子回头”。特别是在“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根本改变了的状况。抵抗日本的侵略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任务和普遍要求，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开始转变了，他们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开始感到“绝望”，他们提出了“军事上、外交上惟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外”①。在种种惨痛的事实教训面前，纱业资本家的代言人开始提出：“究竟中国纱厂业的致命伤是甚么?”他们找到了部分的答案：“痛痛快快的说，中国纱厂业的惟一致命伤，在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他们已朦胧地觉得“中国纱厂一业的复兴与繁荣，必然在现状变化以后”②。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已开始由敌视共产党到一般的要求停止内战，而且进一步肯定了“政府的一切设施没有根本的改变，内战是废除不了的”，虽然他们中间的大部分基本上还是赞成改良，反对革命的③。
这就是毛主席所指的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之下，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可能发生的变化。毛主席从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的背景出发，深刻地分析了这个变化的程度。认为这个变化总的特点是动摇。但在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毛主席掌握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就预见只要党采取了正确的政策，还是能够将民族资产阶级争取过来而发扬其革命的一面和抑制其反动的一面的。党掌握了这一正确的政策以后，革命的形势就完全按照毛主席的预见向前。
今天，中国人民的革命已经胜利了，祖国正进入经济建设的阶段，全国人民都开始为实现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努力，我们来回顾一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民族所遭受的苦难，不是没有意义的。它将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中国工业才能健康地、迅速地建立起来，我们才能实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伟大理想，这样，我们就可有更大的决心，来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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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申报月刊》，第1卷第2期上一些民族资本家的意见。
② 《申报月刊》，第4卷第2期“我国纱厂业的致命伤在哪里?”
③ 《申报月刊》，第1卷第2期穆藕初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