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中国海与近代东南地区社会经济变迁——以闽南地区为中心

①The Chinese Customs：Decenm'a／Reports．1882-1 89 1，Amoy，Swatow and Kiungchow．寒潭：《华侨民倌局小史》，载《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1947年，第60页．杨建成主编《侨汇流通之研究》，第96-132页．②台湾总督府外事部印行：《华侨经济事情》，(台湾总督府外事部调查第百三十三)，昭和十八年(1943)出版．译文见杨建成主编《三十年代南洋华侨侨汇投资调查报告书》(南洋研究史料丛刊第七集)．台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3年，第99页．林真；《福建批信局述论》，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第2l页。中国银行泉州分行行史编委会编《闽南侨批史纪述，第20、26页。

    正是这样一张庞大的侨批局组织网络，承载着源源不断的侨汇的流动．而当我们把关注点投向侨批局产生的途径及其经营者的出身时，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现象：现有资料表明，侨批局的产生大致经由两个途径：一是由水客或客头投资创办；一是由客栈、商号等经济组织兼营或转业。因此，早期侨批业经营者的出身便大致包括两大类：一是水客或客头，一是客栈、商号等经济组织的业主．而且，这些经营者所经办的侨批局又大多同时从事多种经营．这构成侨批局的一大经营特色。这一特点一直伴随着侨批局的发展。据吴承禧1936年2—3月在厦门所作的调查，“信局(笔者注：即侨批局)除寄信款外，尚多兼营其他业务。如兼营客栈生意，代赴南洋的华侨垫付船票之信局约有四五十家，兼营纸箔、粉丝、布疋、及其他华侨需用杂货之出口生意之信局约有一二十家’。①郑林宽根据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调查也指出：“目前闽南各地的分馆(笔者注：即经营二、三盘的侨批局)还多半是商店附设代理，甚至没有专门的牌号”。②由此可见，作为侨批业运作核心组织的侨批局，从一开始就是内生于环南中国海华人跨国移民网络和商业网络，并藉此嵌入环南中国海的华人跨国社会网络的．

    至此，一张环南中国海的华人跨国网络的形态与概貌就逐渐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张由贸易、移民和侨汇构成的复合网络．华商所经营的客栈、商号、侨批局等各种经济组织是支撑其运行的支柱。这些经济组织的客户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东南亚华人移民。19世纪中叶后，随着中国东南沿海，尤其是福建、广东两省居民持续不断地大批迁居东南亚，这一数量庞大、散居在东南亚各地的华人移民群体在迁入地建立了一个个新的华人社区。这些社区与中国迁出地的原社区间保持着多种密切联系，由此建构起一个环南中国海的华人跨国社会网络。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维系这一跨国社会网络的是一种起源于迁出地的血缘和地缘交织的社会纽带。这些经济组织就是借助同样的社会纽带，将自身网络化，并使其商业活动结构性地嵌入于华人跨国社会。这种嵌入，属于格兰诺维特所定义的“结构性嵌入”，而且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嵌入，因为它是以一种网络形态，整体性地嵌入华人跨国社会的。③而福建南部地区作为这张复合网络的一个重要结点，其经历的社会经济变迁就和这张网络息息相关。

二  闽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近代闽南地区社会经济变迁中与南海华人跨国关系最为密切的当数以华人跨国空间为基础的一个极其特殊的消费市场的出现。这一消费市场包括：(1)海外移民在侨居地的消费市场，(2)海外移民及其家属亲戚在国内家乡的消费市场。这个消费市场对近代闽南地区社会经济影响甚大。

    我们先看海外移民的侨居地消费市场。这一移民消费市场的形成，是因为海外移民对来自家乡的某些商品(主要是食品和日用品)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嗜好。对此，前引厦门海关税务司休士关于厦门是中国市场与南方市场的沟通点的描述已说得极其明白．确实，正是由于海外移民侨居地消费市场的存在，使闽南地区与东南亚的贸易在该地区对外贸易中一直占着极重要的一席。尤其在出口贸易方面．据厦门海关贸易统计，在19世纪后期，闽南地区经由厦门对东南亚的出口贸易一直占其出口贸易总额的15％一50％．20世纪以降，由于茶糖两项出口欧美产品贸易的衰落，闽南地区出口贸易几乎靠对东南亚的出口贸易维持，其所占比重常年保持在70％一80％，至30年代更攀升到90％以上。④

海外移民的消费市场不仅影响着闽南地区的对外贸易，而且也影响着闽南地区近代外向型的发展，尤其是食品工业。如成立于1893年的厦门“瑞记栈”罐头厂，其产品“在本地及海峡殖民地很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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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承禧：《厦门的华侨汇款与组织》，载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主办《社会科学杂志》，第8卷．第2期，1936年，第223—224页。

②郑林宽：《福建华侨汇款》(福建调查统计丛书之一)，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1940年，第67页。

③格兰诺维特关于两种不同嵌入形式的讨论见Mark Granovertter，“The Old and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A History and an Agenda”，in Beyond Marketplace：Rethnking   Economy and Society，edited by Aldine de Gruyter，1990．pp．95-96．

④Trade Reports，Amoy，1864—1940．

销’。①而近代厦门最大的食品加工——厦门淘化大同公司的创设与发展，更是与移民消费市场息息相关。据调查报告说：“该公司的制品主要销售国外，消费者绝大部分是华侨．”其销路遍及东南亚各地，而以新加坡为转销站。②以海外移民消费市场为依托，该公司发展颇为顺畅．至1935年，公司资本增至100万元，公积金30万元。除原鼓浪屿、厦门两个厂外，还在温州和九龙设立分厂，成了厦门最大工业企业之一。③

  再看海外移民及其家属、亲戚在国内家乡形成的消费市场，这包括回国移民在国内的消费和其亲属在家乡的消费。若以平均每人次携带150元计，海外移民回国消费数额分别为1841—1890年平均每年约130余万元，1891—1930年平均每年约870余万元，1931—1949年平均每年约750余万元。至于移民亲属的消费则基本上仰赖于海外移民的汇款。其数额为1870—1900年每年约600—700万元。1901—1920年每年约1800—2000万元；1921—1940年每年约4500—4700万元；1941—1949年每年约1300万元．④显而易见，这是一个高于闽南地区一般居民消费水平的消费市场，因而对近代闽南地区城市商业的兴衰具有较大影响力．正如一位当年在厦门作田野考察的学者所指出：“厦门的商业情形，可以从汇款方面得以解释，而且只有从汇款方面加以解释。”⑤如近代厦门主要商业之一的棉布业，据经营这一行业的人士披露，其兴衰很大程度受侨汇多寡的影响。当侨汇增加时，营业额随之上升；侨汇减少时，营业额随之下降。两者间存在荣枯与共的关系。⑥棉布业的兴衰还受移民回国人数多寡的影响。据调查，海外移民回国后的棉布消费量，约占厦门全市棉布营业总额的三分之一。201仕纪20年代后期，移民回国人数猛增，厦门棉布业有了较大发展。据1930年的调查，全市棉布商店共63家，其中批发商15家，零售商48家，资本总额106万元，营业额超过1000万元。⑦

  正是在上述特殊市场的刺激下，近代闽南地区形成了与海外贸易相链接的内外贸市场网络．据厦门海关税务司在1881年的报告，厦门已有183家中国商人经营的批发商行以及“大量商店”。其中有11家从事与新加坡等海峡殖民地的贸易，运去货物为茶、瓷器、铁锅和锡箔等，运回的是锡、棉花和藤条等。有15家从事与马加撒、巴达维亚、三宝垄和泅水间的贸易。运去茶、瓷器、纸和砖瓦等，运回燕窝、牛骨、花生饼、牛皮和藤条等。有15家从事与菲律宾群岛的贸易，运去瓷器和纸等，运回果油和牛骨等。有9家从事与暹罗及交趾支那间的贸易，运去茶、瓷器和砖瓦等，运回大米、腌制鱼干和对虾等。有42家从事与上海、牛庄，烟台、天津、宁波等厦门以北口岸的贸易，运去糖、麻布包、桂圓干等，运回大米、豆饼、豆、棉花、丝织品、酒和药材等。有6家从事与福州间的贸易。有40家从事与间的贸易，运去鸦片、洋布、土布、烟丝等，运回茶叶、糖、大麻、花生油、花生饼和大米等。⑧

  由上述近200家批发商行和大量商店一起在闽南地区形成一个商品流通网络．这一商业网是由5条稳定的贸易通道联结起来的．这5条贸易路线首先连接着泉州、同安、浦南、漳州和白水营5个城市．它们是与厦门贸易的次一级货物集散地。前两者与厦门东北面和北面的乡村相联系，即包括泉州府和更远的府；后三者则与厦门的西北面、西面和西南面的乡村相联系，即包括漳州及更远的府。1880年，在泉州线路上，运去4000—5000担的棉布和一些毛织品及杂货，运回8000担红糖和一些铁器．在同安线路上，运去10000多担棉布和一些毛纺织品及杂货，运回5000担糖，800担铁器和84担靛青。在浦南线路上，运去1200担棉制品和200担鸟粪，运回2300担红糖。同时从靠近北溪口的东尾和东江桥，运回5000担冰糖，1300担白糖和5900担红糖。在漳州线路上，运去46000担棉布，900担毛织品，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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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ecennial  Reports，Amoy，1902-1911。

②厦门市工商联档案。1958年．

③《华侨日报》，1935年8月2日．

④郑林宽：《福建华侨汇款》，第97页，林金枝：《略论近代福建华侨汇款》，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⑤雷麦：《外人在华投资》，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40页。

⑥《厦门市私营棉布业资料》(未刊本)。第17-22页。

⑦《厦门文史资料》第4期，第112页．⑧Trade Report，Amoy，1881．

金属及杂货，运回10000担冰糖、10000担白糖和红糖，一些水仙花球茎、铁器和麻布包、麻布袋等．在白水营线路上，运去一些棉布和棉花，运回600担红糖。①

    与此同时，新式商人组织——商会登上了历史舞台．厦门总商会成立于1904年。置有会长1名，副会长1名，庶务会董2名，商会会董2名，保商会董2名，贡燕会董2名。另有坐办，理事、通译、、庶务、书记各1名。总商会成立后，便有各种所属之行业公会相继成立。据厦门总商会章程所载，其宗旨在于：(1)联络同行，研究商学，启发商智，(2)维护公益，纠正行规，调解纠纷，(3)调查商情；(4)研究改良农工商业之办法与措施。(5)征集对农工商业的意见，以资发展。厦门总商会的成立，标志着近代厦门城市商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此后，新式商人组织发展甚快。到20世纪30年代，总商会所属的各种同业公会已有40余个。②

    环南中国海华人跨国网络的存在，带动了闽南地区持续不断的流动人口。由于厦门是这些流动人口出入的口岸。因此，大量流动人口促发了近代厦门的海上客运业。早在1881年，厦门海关税务司就在其报告中指出：“在过去10年里，本口岸的客运业有了引入注目的发展”，因而“客运已成了本口岸一个非常重要的经营项目”。③另一位海关税务司则指出：“厦门作为一个港口，依靠年年增长的，大批量的海上客运业维持。”④据载，自19世纪80年代后，厦门与东南亚各地间的轮船客运业不断兴盛，形成了厦门一马尼拉、厦门一海峡殖民地、厦门一荷属东印度等几条固定的远洋客运航线．在20世纪20—30年代，有6—7家大轮船公司的近50艘大型轮船投入上述各航线的客运业中，定期往返。⑤

    客运业的发展带动了闽南地区近代航运业的发展。据厦门海关的统计，出入厦门口岸的船舶吨位数从1876—1880年的平均每年约82万吨，增长到1926—1930年的平均每年约470万吨，增幅达5．7倍。⑥正是在厦门近代航运业的发展中，轮船航运业迅速取代了传统的帆船航运业。19世纪60年代初期，帆船航运无论在船只数量或吨位总数上均占优势．以t863年为例，当年出入厦门口岸的船舶总数为1358艘，总吨位数为416460吨。其中帆船954艘，占70．3％；吨位总数247816吨，占59．5％。但60年代后期，情况迅速改变．1867年，轮船吨位数首次超过帆船，占56％．至1874年，则轮船无论在数量或吨位数上均超过帆船。到了1886年，轮船吨位总数已占93％，基本上取代了帆船。这标志着闽南地区航运业的近代化．⑦

    环南中国海华人跨国网络的发展，还有力促进了闽南地区，尤其是对作为闽南地区金融中心的厦门金融业的发展。厦门海关税务司卓尔敦就曾指出：“厦门(金融)市场受每年海外华侨汇款多寡的影响。侨汇是本地金融业的支柱。”⑧这是很有见地的观察。厦门近代银行的发育，与侨汇的日渐增多密切相关。19世纪70年代率先在厦门设立代理处的汇丰银行，就是以解付侨汇作为其主要业务之一的。⑨而20世纪20年代以降，厦门银行更是以侨汇为依托。1921年，厦门侨汇突破4000万元，比1920年增长了1．3倍。1926年更上升到6600万元，1931年则达7200万元的最高点，此后也保持在5000万元左右。⑩在此刺激下，从1921—1930年，厦门新增6家银行，1931—1936年则有10家银行开张，⑾以至海关税务司报告说：“大量银行的存在是本口岸突出特点。这是每年从南洋汇来的大量汇款的产物。”⑿

  值得一提的是，海外移民汇款中有一部分流入闽南地区工商业、金融业、运输业、服务业和房地产业等各经济部门，形成了海外移民投资，这对闽南地区经济的近代化产生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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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Trade Report，Amoy，1881。

②东亚同文会编《支那省别全志》(福建省)．第969-971页。

④Trade Reports ancl Retur-ns，Amoy，1885．

⑤厦门工商广告社编印《厦门工商业大观》．第4章，第6一10页，1932年。

⑥jPTrade Returns，Amoy，1875-1940．

⑦Trade Returns，Amoy，1863—1886．

⑧Decennial  Reports，Amoy，1932-1941。

⑨《厦门文史资料》第14期，第63页．

⑩郑林宽：《福建华侨汇款》，第97页，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1940年．

⑾《厦门金融志》编委会编《厦门金融志》，鹭江出版社，1989年，第261-270页，Decentua／Reports,Amoy，1932-1941。⑿ Decennial  Reports,Amoy．1932—1941。

  工业方面，海外移民资本是闽南近代工业资本的一个主要来源。据估算，在近代闽南民族工业资本中，海外移民资本约占80％一90％。近代闽南地区最大的企业：厦门自来水公司、厦门电灯公司和厦门电话公司，以及厦门最大的食品工业——厦门淘化大同公司，均为海外移民投资创办经营。①金融业方面，由海外移民投资创办或参与经营的有中南银行厦门分行、华侨银行厦门分行、中兴银行厦门分行、厦门商业银行、厦门集友银行、中国工矿银行厦门分行、香港集友银行厦门分行等7家，约占厦门银行总数的44％。交通运输业方面，海外移民投资于航运、铁路和公路运输的20世纪初兴建的漳厦铁路、20世纪20年代创设的漳嵩汽车公司以及新加坡侨商创办的和丰轮船公司，都是较突出的事例。商业贸易方面，海外移民投资开设的商号，资本较雄厚者便有300余家，经营范围涉及进出口贸易，以茶叶、棉布、五金、化工、医药、粮油等20多种为主。②

  相比之下，海外移民对近代闽南地区市政建设的投资数额最多，影响也最大。近代厦门市政建设起动甚迟，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厦门还是一个市区狭小、街道狭窄、市容脏乱不堪的小城。20年代起，地方有识之士发起改造市容，成立“厦门市政会”。至1938年的10余年间，市政建设飞速发展，开拓了市区范围，开辟了50多条马路，兴建了中山公园，填筑了沿海堤岸，市容焕然一新，厦门因而成为福建南部第一座具有风貌的城市。而这项大工程的完成，很大程度上依赖海外移民的投资。据统计，整个城市建设工程耗资约1330余万元，其中海外移民的投资占60％一70％。③

  总之，海外移民的汇款及其投资，对近代闽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是闽南地区近代社会经济变迁最突出的特点。

  当然，环南中国海华人跨国网络的存在，也给近代闽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若干消极影响。这首先表现闽南地区城市化进程的缓慢和规模的狭小。以闽南地区中心城市厦门为例。近代厦门人口增长缓慢，有时甚至是负增长。据载，1832年的厦门人口为148092人。④开埠初期(即1845年前后)，市内与市郊人口合计约20万，全岛人口则约30万。⑤但到民国初年(1913)，人口仅u0460人，比开埠初期大大减少了。⑥此后人口缓慢上升，至1927年为127441人，至1937年达265631人，是近代厦门人口的最高数字。⑦此后人口数再度锐减，至1944年仅88692人，1949年亦仅上升到203324人。⑧从城市人口这一城市化发展程度的指标上，可以看出闽南城市近代化的局限性。

  海外移民还将近代闽南城镇塑造成典型的商业消费城市。以厦门为例。近代厦门城市商业之发展，在中国沿海通商口岸中可谓首屈一指。据1932年的统计，全市从业人员计46965人，其中商人、店伙和小贩合计26354人，占总数的56．1％。⑨至抗战前夕，厦门有商店5202家，按当时人口，平均每40人就有一家商店，其比例高居全国之首。而商业方面的从业人员计28454人，占市内从业人员总数的57．3％(此数不包括金融界的从业人数和肩挑小贩人数)，足见商业之兴旺。⑩此外，近代厦门的对外贸易总额虽不大，但其人均贸易额却相当可观。如1912年人均贸易额为295元，1927年为553元，远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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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戴一峰：《近代厦门城市工业发展述论》，载《厦门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②《厦门文史资料》，第14期，第38页。林金枝、庄为玑编《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福建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38—339、351—362页。

③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73页。

④周凯：《厦门志》(道光朝)卷五。

⑤关于厦门开埠初期的人口，我们有以下三种不同的数据：(1)25万；(2)30万；(3)35-40万．参见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N期。⑥《江声报》，1948年12月27日．

⑦厦门市政府统计室编印《厦门要览》，1946年，第9页．

⑧厦门市粮食局《厦门粮食志》编委会编《厦门粮食志》，鹭江出版社，1989年，第131页。⑨厦门工商广告社编印《厦门工商业大观》，1932年，第一章，第75页。

⑩福建省政府统计处编印《福建省统计年鉴》，1938年，第16，80l页．

全国最大的贸易口岸上海而列居榜首。①其中又以洋货的进口为主。20世纪以后，厦门进出口贸易值的比例保持在11：1。故时人称厦门为“洋货倾销之尾闾”。②相比之下，近代厦门的工业不甚发达。至抗战前，符合国民政府工厂法规定的工厂仅21家，资本总额530万元(此时商业资本已达4210万元)，工人730人。而工业结构也很不平衡，不仅没有重工业，就连轻工业的发展也很单调。工业企业集中于为城市居民服务的公用事业和以海外移民消费市场为依托的食品加工业上。③近代中国沿海通商口岸或多或少具有消费性城市的特征，但厦门表现得最为突出，最为典型，很大程度上是受环南中国海华人跨国网络的影响。

进而言之，受闽南地区城市化进程缓慢、规模狭小的影响，闽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步履蹒跚。由于闽南地区城市没能形成对腹地的强劲辐射力，因而无力打破由于海外移民造成的青壮年大批离乡、腹地经济发展陷入困境的局面。20世纪初，一位厦门海关税务司就感叹说：“很奇怪，厦门是最早的开放口岸，其周围内陆地区很早以前就与国外互有联系，但福建南部地区至今仍是中国发展最慢的地区之一。”

三  结束语

    当布罗代尔以《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这一传世之作向世人显示区域史研究的特有魅力时，他同时也向学术界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区域史研究的一个基本要素是空间视角的选择，区位要素决定着既定区域长时段演化的趋势与特征。本文从环南海地区这一大区域视角切入来考察和讨论闽南地区这一小区域，以及从环南中国海华人跨国这一视角切入来考察和讨论作为这一跨国网络结点之一的闽南地区，都是出于同样的理论关照。

  本文的研究表明，近代闽南地区的历史演进和环南中国海地区的历史演进是密切相关的。就本文集中考察的闽南地区社会变迁与环南中国海华人跨国网络而言，两者显然存在着互为因果的互动关系。闽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牵动了环南中国海华人跨国网络的一系列变化，并从一张华人跨国贸易网络，演化为一个由贸易、移民、、社会等多种网络交叉构成的复合网络。华人跨国网络的变化，又影响、制约了闽南地区社会经济变迁的趋势和力度：近代闽南地区一方面出现了外向型近代、型金融业、繁荣的城市商业和航运业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组织与制度变迁；另一方面则由于城市动力后劲不足，城市化力度有限而无力进一步带动作为腹地的闽南地区的社会经济良性发展，并且使城市商业的繁荣失去坚实根基而变形。

  当然，上述互为因果的互动关系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循环反复的历史进程，并且是此前长期历史进程演化的一个延续。由此表现出环南中国海地区历史发展的内在自律性和连续性。而中国东南地区、以及作为本文个案的闽南地区已经结构化地嵌入这一地区的历史变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逐步加大进入世界市场体系的力度，闽南地区与环南中国海地区的这种结构性区位联系又再度呈现出来，引起各界的诸多关注。其结果如何，还有待于时日。但历史的经验可以提供有效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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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福建省政府统计处编印《二十八年来福建省海关贸易统计》，第25页。

②郑林宽编著《福建华侨汇款》，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1940年，第30页．

③刘大钩编著《中国工业调查报告》，资源委员会出版．1936年．第377页；《福建省统计年鉴》，第116页．

④Trade Reports,Amoy，1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