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三种现代化模式

纵观近代以来化和变革的，可以从社会道路的角度将现代化划分为三种模式或三条可能的发展道路，即：一、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二、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分为旧民主主义现代化及作为其继承和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现代化的这三种模式或三条可能的发展道路，①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相互之间为争夺主导地位而进行着斗争，时而这条道路占据优势地位，时而那条道路占据优势地位。它们之间的斗争及优势地位的转换，以及最终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道路发展而来的新民主主义现代化道路取得主导地位的历史，构成了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化史。从三种现代化模式之间的主导地位的转换中，可以看出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脉络及发展趋势，看到近代中国最终走上新民主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所谓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就是由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半封建性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②所推动的现代化，他们力图在不触动封建半封建制度的范围内，推行经济上的化和实行政治上的轻微改革，以期将近代工业生产力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成为维护他们的封建半封建独裁统治的经济基础。这种模式的现代化肇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洋务运动，经历了清末、民初北洋政府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虽然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各自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以建立国家垄断资本和以国家政权或官僚特权为依托的官僚私人资本为目标。在本文中，我们把国家垄断资本和以国家政权或官僚特权为依托的官僚私人资本合称之为官僚垄断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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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这里所谓的“现代化模式”，并不一定就是一种成熟的、已经付诸实施的现代化方案，它有可能就是一种纲领，一种期待实施的设想。但是，只要能够得到实施，就会形成一种具有其独特特征的现代工业社会。同时，用“模式”这一概念，还在于考虑到各种现代化方案之间是可以选择的．选择不同的方案必然产生不同的现代化模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文中所谓的“现代化模式”，实际上就是一种可能的发展道路。

  ②  所谓大资产阶级，意指依靠国家政权而发展起来的国家垄断资本和官僚私人资本的代表。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主要是从一部分地主、官僚和买办商人投资近代工业而来，同时还有一些中小商人和手工业主投资的中小资本，它们构成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他们的代表则构成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本主义中的上层部分，曾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国家政权的支持，但主要还是遵从资本积累的一般发展而来，属于民间私人资本的范畴。而主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而不是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积累资本的国家垄断资本和官僚私人资本的代表则构成中国的大资产阶级，也叫官僚资产阶级。由于近代中国的国家政权具有半殖民地性质，近代中国的大资产阶级也总是与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共同统治中国人民，因而大资产阶级或官僚资产阶级具有买办性质，大资产阶级或官僚资产阶级同时也可称作买办阶级或买办资产阶级。所谓买办阶级就是大资产阶级或官僚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的买办或买办资本．买办资本并不是一种独立的资本形态，它必定要向其他资本形式转化，不是向官僚资本转化，就是向民族资本转化。与此相应，买办也不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它既可以向大资产阶级转化，也可以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在近代中国，买办大部分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这里需要强调说明的是，学术界常把江浙资产阶级说成是大资产阶级，这是不正确的。江浙金融资产阶级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中的上层，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与四大家族大资产阶级最接近、联系最为紧密的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最右翼，与大资产阶级既相互勾结又相互矛盾。

国家垄断资本首先是一种国家资本形态，即由国家的资金投入而形成的资本，其所有权属于国家。但是，近代中国的国家资本并不是一种一般的国家资本形态，而是一种半封建性质的国家垄断资本。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资本首先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家资本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产物，是应垄断资本的发展而产生的。它的活动主要是促进私人垄断资本的运动，保证私人垄断资本获得高额利润。它以低价向私人资本组织供应商品和劳务，以高价从私人资本组织购买商品和劳务。它促进国民经济技术水平的提高和部门结构地区结构的改造，为私人资本的再生产创造有利的条件。国家资本是一种比私人垄断资本更高、更集中的资本社会化形式。而近代中国的国家资本则不同于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近代中国的国家资本不是伴随着私人资本的发展而形成的，而是在限制、利用、与私人资本争利甚至是在打击、吞并私人资本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不是私人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不是应私人资本发展的需求而产生的。近代中国的国家资本是与民间私人资本(也即民族资本)相对立的资本形态，是一种国家垄断资本。当然，国家垄断资本与作为民间私人资本的民族资本的对立，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排斥，而是在对立中又有利用的关系。因为国家垄断资本的自身积累能力是很差的，国家的财政拨款也是很有限的，在民间私人资本的发展中不断地侵蚀和吞并它们，是国家垄断资本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近代中国的国家资本既不同于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也不同于孙中山所倡导的国家资本形态。孙中山所倡导的国家资本是为防止因私人资本的过度发展而导致社会革命的局面而存在和发展的，其目的是节制私人资本，而不是侵蚀私人资本。

国家垄断资本的资本形成主要来自政府的财政拨款。而在近代中国，政府财政破落，其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发行公债和银行垫款。而这些负担又要通过税收和通货膨胀最终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所以，国家垄断资本越发展，人民便越贫穷。国内人民越贫穷，就越无力购买工业消费品，工业化的国内市场就越缩小，工业化的发展就越困难，最终使近代工业化走人死胡同。

在近代中国，国家垄断资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清末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和国民党政权时期。在清末时期，完全的官办当然属于国家垄断资本，而作为洋务运动时期企业的主要形式的官督商办企业则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国家垄断资本，而是在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官权压倒商权之后才演变成国家垄断资本的。之后，国家垄断企业有的为外国侵略势力所吞并，如开平煤矿；有的陷于停顿，如漠河金矿；有的被强制改为官办，如电报局；有的则转入洋务官僚私人之手，成为官僚集团的私产，如轮船招商局、华盛纺织总厂、汉阳铁厂等。在北洋政府时期的初期，国家垄断资本得到了初步的发展，形成所谓的“系”周学熙资本集团，袁世凯死后，由于国家政权趋于衰弱，国家垄断资本渐趋瓦解，导致了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中断”①。直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国家垄断资本才得以逐步形成，并在抗战结束后达到了畸形膨胀的程度。

官僚垄断资本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官僚私人资本。官僚私人资本的发展也经历了清末、北洋政府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三个阶段。官僚私人资本不同于一般的私人资本，而是一种以国家政权和官僚特权为依托的私人垄断资本，是一种半封建性质的资本形态。如果说国家垄断资本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半封建政权的独裁统治，那么，官僚私人资本(包括官僚私人从事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主要还不在于追求个人的经济利益，而在于维护官僚私人在封建半封建政权中的地位。“像宋子文这样的官员不仅只是追求点个人的私利而已，他还热切地希望扩张他个人的政治势力。政府官员取得了对机关公司和银行的控制权以后，就有了力量基础，可以相互竞争并与南京政府其他分子相竞争。”②在近代中国，官僚私人资本同国家垄断资本一样，也是在限制、利用一般私人资本，与一般私人资本争利甚至是打击、吞并一般私人资本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官僚私人资本越发展，一般私人资本就越萎缩，民族资本的发展就越受到限制。

有学者对近代中国的官僚私人资本做了比较详细的研究。③他们将近代中国的官僚私人资本按产权主体特征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称之为权力支配型资本。这种资本类型中的官僚是官僚体系中的上层人物，官僚本身是既掌握重要行政决策权，同时又是国家资本所有权的实际代表者，私人资本的运用与行政权及国家资本的运用有相同的目的、趋向、手段和结果。官僚私人资本同国家资本长期紧密结合，官僚以两种所有者的身份出现。代表人物有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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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上海社会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89页。当然，所谓的“中断”不可能是完全消失，只不过是规模有所缩小而已。(参见黄逸平、虞宝棠主编：《北洋政府时期的经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页．)

    ②  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08页。

③  陈自芳：《中国近代官僚私人密本的比较分析》，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

宣怀、张作霖、阎锡山、孔祥熙、宋子文等。在这种企业中，国家资本与官僚私人资本界限不分，“故意将公私之间的作用搅混在一起”①以达到化公为私、损公肥私的目的。第二类称之为一般特权型资本’特征是官僚以私人投资者的身份出现，不兼有国家资本代表者的身份，官私界线分明，但私人资本的经营得到行政权力的支持，代表人物如周学熙、黎元洪、聂缉规等。第三类为普通民营型资本，主办者大都为权力不大或较开明的官僚，以及退职官吏和绅商等。这类企业在总体上与一般私人资本没有大的区别，但难免也具有某些官僚私人资本的特点，如原始积累过程中得到某些官方支持，经营中的减免税等，代表人物如张謇、严信厚、庞元济、汤寿潜等。学者还进一步分析了三类资本的投资目的，指出第一类资本的根本目的在于强化自己的政治权力和地位；第二类资本在力图强化自己的政治地位时，有时也会考虑单纯的经济利益，特别是在政治上失意时尤其如此；第三类资本与一般私人资本无大差别，以振兴实业、创造经济效益为中心。在特权运用上，第一类资本可以运用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以及政府行政、经济、司法等方面的权力；第二类资本可以运用社会生产要素的优先支配权；而第三类资本则只能获得优先对国有资产的有偿使用及一定时期的减免税等轻微特权。

利用上述类型划分，我们认为本文中作为官僚垄断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官僚私人资本包括第一种类型的资本，也包括第二种类型的资本，但不包括第三种类型的资本。第三种类型资本中的官僚，没有什么实际的权力，实际上已基本成为资本主义企业家。他们经营企业，主要不是依靠特权，而是像其他一般私人资本一样，依靠自己的经营才能。他们所享受的轻微特权，实际上是政府应当给予所有一般民间私人资本的权利，只不过是国家政权为了维护官僚垄断资本的利益而拒绝给予其他民间私人资本，而这类官僚则由于与政府及官僚体系的关系不同于一般民间私人资本而享受到这些应当享受的权利。这种类型的官僚私人资本实际上属于民族资本的范畴，是民族资本的上层，而这些资本主义企业家化的官僚则属于民族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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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第285页。

产阶级的上层。第二种类型资本中的官僚，权力不如第一种类型资本中的官僚大，政治地位也不如第一种类型资本中的官僚那么巩固，他们从事经济活动主要出于政治目的，但也有经济目的。他们在政治上常常不免失意，甚至丢掉官职。他们在失意或离职以后，就不能继续在经济活动中享受如原来的特权。如袁世凯死后的周学熙和下台以后的黎元洪就是这样。此后他们的资本就转化为民间私人资本，成了民族资本的上层部分了。因此，本文中作为官僚垄断资本一部分的官僚私人资本也包括在第二种类型资本中，官僚私人尚保留在国家官僚体系之中时的资本形态，而不包括他们在脱离官僚体系之后的资本形态。①

国家垄断资本和官僚私人资本构成了近代中国的官僚垄断资本。封建半封建国家政权试图通过发展官僚垄断资本，将现代生产力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以维护他们的独裁统治。以发展官僚垄断资本为目的的现代化，是一种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这种模式的现代化具有垄断性、买办性和封建性，是一种“在帝国主义允许范围内的现代化”，特点是“不要根本改变封建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及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而只是在某些方面在极有限的程度内进行向资本主义制度靠拢的改变”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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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又有学者对北洋政府时期官僚私人资本的投资活动进行了分析，指出北洋官僚私人资本并不是一种独立的资本，而往往与其他资本形式相结合，主要是与民族资本、买办人物资本、外国资本和国家资本相结合。由于国家资本企业“一般都享受了国家赋予的某些特权”，官僚私人资本在与国家资本相结合时，“也分享了特殊利益”。(魏明：“论北洋军阀官僚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按照这种划分，与国家资本相结合的官僚私人资本当属官僚垄断资本的范畴，而与民族资本相结合的官僚私人资本则属于民族资本的范畴，与买办人物资本和外圍资本相结合的官僚私人资本可能具有不同程度的买办性，但不属于官僚垄断资本。

  ②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杜1997年第2版，“再版序言”。

贯穿于近代的第三种化模式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它是作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对立物出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由孙中山开创、由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实际上是以资产阶级中下层和农民阶级为基础的现代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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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方面的研究，请参阅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与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根本的对立。首先，在制度上，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要求维护封建半封建性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实行重君轻民的君主立宪制或虚假的共和制，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则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其次，在制度上，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主张国家垄断资本以及以国家政权和官僚特权为依托的官僚私人资本，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则主张发展民间私人资本，以及为防止民间私人资本过度发展的国家资本。孙中山主张发展民间私人资本，但在目睹了西方私人资本过度发展而产生尖锐的社会矛盾之后，又提出用发达国家资本的方法限制私人资本在中国的过度发展，以防止在中国出现如西方国家那样因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产生尖锐的社会矛盾的现象。孙中山所主张的国家资本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国家资本，也不同于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中的国家资本。前面说过，西方国家的国家资本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产物，是资产阶级国家政府为更有利于私人资本获取高额利润而进行的投资，是为私人资本服务的。而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中的国家资本，是建立在侵蚀私人资本的基础之上，是压制私人资本发展的国家垄断资本。而孙中山所主张的国家资本虽不是为私人资本服务的，但也不是侵蚀和压制私人资本的。孙中山的国家资本是用来节制私人资本而不是侵蚀私人资本的。特别是孙中山认为，在中国，资本家还没有出世，所以孙中山的发达国家资本绝不可能通过对只取得微弱发展的中国民间私人资本进行渗透、侵蚀和吞并而发展。在孙中山那里，形成国家资本的途径有两个，一是核定地价后涨价归公的部分，再一是借用外资。孙中山认为革命胜利后不出十年，国家就因地价上涨而使地租一项即可达80亿元的收入，“以从事于铁道、矿山、邮电、电信、自来水等一切事业，而不虞其不足”①。孙中山所主张的国家资本是为防止私人资本过度发展的，其目的是实现社会公平，防止社会革命，因而具有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第三，在土地制度上，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坚持维护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则主张变革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以平均地权。孙中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又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的上述内容均体现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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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民竟：“告非难民生主义者”，《民报》第十二号。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与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也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分歧。首先，在对待封建半封建国家政权的问题上，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主张对封建半封建国家政权进行改良，促使其自身向资产阶级政权转化，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则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封建半封建国家政权，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孙中山在1894年上书李鸿章失败后，就认识到清政府是一个没有任何改造希望的发动政府，坚信“不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那么，实现任何改进就完全不可能”①。自此时起，孙中山成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②其次，在对待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问题上，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与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一样，主张维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而资戶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则主张改革封建的土地所有制，通过“平均地权”使土地国有化。孙中山认识到封建土地所有制对农业生产的阻碍作用。他说道：“今之耕者，率贡其所获之半于租主而未有已，农之所困也。土地国有后，必能耕者然后授之田，直纳若干租税于国，而无复有一层地主从駿削之，则民可以大苏。”③他还说：“夫不稼者不得有尺寸耕土，故贡彻不设，不劳收受而田自均。”④在孙中山那里，“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是紧密相连、相辅相成、不可缺其一的两个概念，前者是国有化的手段，后者是国有化之后的举措一一将土地分配给农民使用。第三、在对待民间私人资本的问题上，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基于“私有制度虽为现社会一切文明之源泉可也”⑤的认识，主张民间私人资本的自由发展，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则主张用“发达国家资本”的方式将私人资本的发展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使其不能操纵国计民生，以避免因私人资本的过度发展所带来的尖锐社会矛盾。孙中山在同盟会成立之前，就把节制私人资本作为与“平均地权”相对应的解决民生问题的方法之一提出过，但由于节制资本的思想没有平均地权思想明确，故没有列入同盟会的纲领之中。⑥明确提出节制资本的思想，是在辛亥革命以后。节制资本的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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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卷，第88页。

   ②  孙中山在其遗嘱中指出：“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639页）。其革命生涯应当从1885年就开始了。但在1894年以前，应当是反满革命，1894年以后才真正成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

    ③  转见梁启超：“杂答某报”，《新民丛报》1906年14号。

   ④  转见章太炎：“定版籍”，引自张楠、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一卷上册，第313页。

    ⑤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八，第22页。

⑥  参见何香凝：“我的回忆”，《人民日报》1961年10月6日。

在于反对私人垄断资本，而非反对一般私人资本。一般私人资本是不仅允许甚至是鼓励其发展的。孙中山明确说道：“夫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反对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耳。”①而取代私人垄断资本的，便是国家资本。孙中山力图通过发达国家避免“贫富悬绝”的现象，以避免社会主义革命。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比较符合近代中国的国情。首先，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主张变革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这就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口得以摆脱封建剥削，提高收入和消费水平，从而启动化所需的国内市场。其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限制私人资本的过度发展，从而防止了因两极分化导致国内市场缩小和产生尖锐社会矛盾的可能性。第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封建半封建国家政权，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用近代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推动工业化的发展。只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具备了自上而下的发展和自下而上的发展相结合的特征。”

从上述论述来看，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的阶级基础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中下层和农民阶级。因为它代表的是资产阶级中下层和农民阶级的利益，只有资产阶级中下层和农民阶级才会支持这种现代化模式，而资产阶级的上层是不会支持这种现代化模式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中的反满主义者在早期可能会加入到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来，但这并不等于他们支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而只不过是为了排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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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38页。

   ②  关于自上而下的发展和自下而上的发展的概念及其涵义，请参阅拙著《中国和日本的早期工业化与国内市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需要强调的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的阶级基础并不完全等同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基础。二者之间既有重合的地方，也有不重合的地方。革命派的阶级基础要比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的阶级基础更加复杂一些，它除了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的阶级基础之外，还有一些反满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代表小生产者利益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同样，革命派的领导力量也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模式的领导力量。革命派当中既有三民主义者，也有二民主义者和一民主义者。只有三民主义者才能成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模式的领导力量。①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具有明确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外国资本侵略中国的性质。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前要打倒受帝国主义支持的清王朝的统治，实际上是要革帝国主义的命。五四运动以后，孙中山明确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孙中山在经济结构上也试图摆脱外国资本的控制，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与民族资本主义在资本积累和市场开拓上都依赖于外国资本不同，孙中山在资本积累和市场开拓上都要摆脱外国资本。孙中山主张的积累国家资本的两个手段中，有一个是借用外资，或委由外国资本投资。但孙中山的借用外资和委由外国资本投资，是以“不失国家主权”为条件的．委由的投资必须在40年后归还中国。②孙中山还要通过实行“耕者有其田”使广大农民的生活富裕起来，使广大农村成为广阔的国内市场。孙中山谆谆告诫人们：“惟发展主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③。孙中山要通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建立一个政治上独立、经济上自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是帝国主义所不允许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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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同时，还要把革命派的阶级基础同革命运动的参加者区分开来。一场政治运动一旦展开，除了少数具有明确的纲领和思想的人物能够明确判定其性质并决定是否参与外，其余部分总是从众的。不能因为革命运动和立宪运动中都有资产阶级各个阶层的人物参加，就说革命派和立宪派的阶级基础是共同的，都是整个资产阶级。认为革命派和立宪派的阶级基础都是整个资产阶级的观点参见侯宜杰：《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②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1页。

③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86页。

但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也存在着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这种缺陷使得其在近代中国一直难以获得充分展开的机会，一直未能占据现代化运动的主导地位。首先，孙中山在1919年以前，一直没有认识到农．民阶级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的阶级基础之一，甚至可以说是主要的阶级基础。孙中山没有认识到发动农民阶级的重要性，更没有提出发动农民阶级的具体措施。平均地权中的“涨价归公”只是一种半国有化，实际上并未触及地主的土地所有权；“照价购买”有否定地主土地所有权的因素，但孙中山自己也承认，目前“由国家收买全国土地，恐无此等力量”①，其结果是农民长期得不到土地，“耕者有其田”长期成为一种空话。“耕者有其田”得不到实现，农村经济何以得以复兴?农村经济不复兴．工业化的资金和市场从何而来?国家资本如何得以形成?其次，孙中山把国家资本的来源主要寄托在“涨价归公”后的地租上，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地价的上涨是工商业发展的结果，而孙中山却把它当作工商业发展的前提。第三、由于孙中山没有认识到发动农民阶级的重要性，没有找到解决土地问题的有效办法，因而也就找不到他的现代化模式的主要依靠力量，只有依靠华侨、会党、新军甚至军阀的力量来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孙中山不得不经历一次次的失败。孙中山所提倡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之所以会有这种缺陷，根本原因在于其观的非性。孙中山坚持民生史观，反对唯物史观，幻想调和对立社会阶级之间的矛盾。孙中山作为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中国的国情，提出了一种比较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模式，但是，由于他没有掌握唯物史观，所提出的纲领具有许多空想的因素，难以在中国有活动推广实行的机会。

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化模式的缺陷在作为它的继承和的现代化模式一一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那里，得到了有效的克服。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也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但是一种以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一一共产党为领导的，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基础的现代化模式，是一种新型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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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1页。

概括地讲，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也即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相比，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在以下几个方面有了新的发展：第一，现代化的领导力量发生了变化。新民主主义现代化不再由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来领导，而是由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来领导。第二，现代化的阶级基础获得了扩展。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的阶级基础十分狭窄，只有资产阶级中下层和农民阶级，而新民主主义现代化的阶级基础扩展到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第三，土地政策发生了本质的改变。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主张实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无偿分配给农民使用，而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只是主张国家用赎买的方法购买地主的土地，然后分配给农民使用。第四，国家资本的范围发生了变化。在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中，要求国家资本在整个国民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在新民主主义现代化中，国家资本(国营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在量上不一定要占主导地位。第五，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明确宣布，自己的目标是社会主义社会，通过社会主义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社会，而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主张通过民生主义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对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的以上几个方面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首先，软弱的资产阶级不能单独地承担起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推翻封建半封建国家政权、建立近代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任务，因而不能成为整个现代化的领导力量。其次，在旧中国，建立近代的国家政权必须发动农民阶级，一方面使农民阶级成为反帝反封建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使农民阶级卷入到现代化进程中来，使成为化的广阔市场．但是，孙中山主张的赎买方式解决不了农村土地问题，因而不能作为发动农，民阶级的有效手段。解决土地问题，只能用革命手段。第三，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主张国家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即要求国家资本在量上要占优势，而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主张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作用，即国营经济在量上不一定要占优势地位，对国民经济的领导主要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来实现，因此后者比前者为私人资本提供了更为宽大的发展空间。孙中山一方面把发达国家资本作为节制私人资本、使其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手段。他指出：“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或有独占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节制资本之要旨也。”①“要实行民生主义，把全国大矿业、大工业、大商业都由国家经营。”②另一方面，孙中山又设想了一个过于庞大的国营计划。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所列国家资本的经营范围却包括了几乎所有的产业部门。如在“之开发”中，包括铁路、公路、运河、内河治理、电话、电报、无线电等；在“商港之开辟”中，包括大洋港口、商业港、渔业港、商场船埠等；在“矿业计划”中，包括铁矿、煤矿、油矿、铜矿、特种矿以及矿业机械制造、设立冶矿厂等；在“粮食工业”中，提出要“设立农器制造厂”，主张用“机器及罐头方法”来“制造和保存”食物；在“衣服工业”中，提出要发展蚕丝工业、麻工业、棉工业、毛工业、皮工业和制衣机器工业；在“居室工业”中，提出要建立建筑材料工业、建筑业、家具制造业等；在“行动工业”中，提出要设立自动车工厂，生产各种用车；在“印刷工业”中，提出要发展纸工业，建立墨胶工厂、印模工厂、印刷机工厂等等。③其范围远远地超出了节制私人资本的要求，国家资本在国民经济中已占主体地位。而在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中，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并不占有主体地位，而只是一种领导力量。“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没收这些资本(指四大家族官僚垄断资本一一引者注)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而“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④。所谓“领导成分”，也就是在量上不一定占主体地位，这就为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因此，在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中，资产阶级只有中下层才能成为它的阶级基础，而在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中，整个民族资产阶级都是它的阶级基础。最后，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主张从民生主义社会直接通向共产主义，但是，民生主义社会从本质上来说仍然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它是不可能直接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通向共产主义社会，必须经过社会主义社会。可以看出，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根本特点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基础，同时充分考虑了半封建半殖民地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一种符合中国实际的的现代化模式。从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到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的转化，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实现了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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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20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lo卷，第23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47 页以下。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8页；第4卷，第1431页。

中国共产党克服了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的缺陷，继承和发展了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合理成分，使空想的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演变为科学的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而国民党蒋介石却恰恰相反，抛弃了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合理成分而承继了其中的缺陷，结果使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蜕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国民党蒋介石利用孙中山没有找到实行“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切实可行的办法，拒绝实行“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国民党蒋介石利用孙中山将国家资本的范围定得过于宽泛的缺陷，大肆侵蚀一般私人资本，发展国家垄断资本。由于没有实行“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农村经济越来越凋敝。在农村缺乏对工业品的消费需求的情况下，民族资本也难以得到发展。与此相反，国家垄断资本和四大家族官僚私人资本却在不断侵蚀和吞噬农民和民间私人资本的过程中，畸形地发展起来。蒋介石口口声声地说自己是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继承者，实际上恰恰是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背叛者。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继承和发展了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中的真谛，而蒋介石所推行的，是地地道道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

以上三种现代化模式，自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开始，始终贯穿于整个近代中国。它们相互交织，相互斗争。大地主资产阶级(清政府、北洋政府、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力图在中国推行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把中国引向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民族资产阶级力图在中国推行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把中国引向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派则力图在中国推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把中国引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继承了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中的合理因素，把它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并最终在中国占据了主导地位。三种现代化模式之间的交织和斗争，构成了近代中国基本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其交织和斗争的过程，就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过程。交织和斗争的结果，就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