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合成与调节是政府的天职——对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政府职能与作用的一些初探
【摘 要】政府是文明社会的核心，它与文明社会的一切活动和问题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本文通过对几种政府观的评述，并对上政府与兴衰的关系的考察，指出政府最重要、最核心的职能是信息合成与调节。
【关键词】经济 政府 职能 信息
在人类社会历史上，曾出现多种组织形态，如氏族公社、家庭、家族、宗族、部落、部落联盟、行会、公司、政府等等，有数十种之多，但职能最多、影响最大的组织形态是政府。特别是在人类摆脱野蛮蒙昧状态、进入文明社会之后，政府的作用越来越大，几乎任何人、任何事情都受政府的影响和干预。胡鞍钢先生指出：
90年代以来，各国在讨论的核心问题时，最关心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作用，这也是最有争议的理论命题和最有意义的现实问题。[[1]]
从更长远的历史来看，文明社会的一切活动和问题都与政府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政府实为文明社会的核心。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典型。所以，观察研究中国经济史，必须时刻关注政府问题。
一、政府职能的几种理论见解与缺陷
与人类数百万年的历史相比，政府出现很晚，只有几千年的历史。但与非常发达、无国无有、并且似乎是无所不能的政府相比，其起源和演变的历史已经颇为悠久了。在亚当·斯密之前，学者们早就开始探讨政府及其职能问题，如孔子的“苛政猛于虎”之说、韩非的法制理论、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洛克《政府论》、卢梭《社会契约论》等，但多为层面，缺乏经济学的支撑。1949年至1978年，中国人对政府的认识实际上陷入一种迷信、崇拜状态，把政府视为万能的上帝。改革开放之后，否定计划经济、发展市场经济的浪潮日益高涨，有少数学者因此而彻底否定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上述思想见解，与的政府观相距较远，在此暂时略而不谈。下面对几种价值较高的政府观做一简评。
（一）亚当·斯密的见解
第一个科学地研究探讨政府职能问题的人，是英国18世纪的著名学者亚当·斯密（Adom·smith）。有中国学者解读，亚当斯密认为：提供基础设施、国防、治安，是政府的“三大天职”。[[2]]根据美国学者高得·斯密（ArthurA·Goldsmith）对亚当·斯密《国富论》（《论国民财富的起源和性质》）的解读，斯密认为政府的经济职能很多：建立基本与秩序、保护产权、强化合同制、促进技术创新等；斯密也认为政府有很多弊病，应该尽量通过市场机制来行使职能，但政府的经济职能是巨大而需要加强的。[[3]]该学派的最大缺陷，从后世学者的不同解读即可反映出，它具有模糊性。
（二）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
亚当·斯密等人的观点，是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新古典经济学主张尽量地限制政府的职能范围。他们认为，政府职能主要应该限制于下面五种：
（1）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
（2）制定和实施法律，维持社会基本秩序；
（3）界定产权，保护产权；
（4）监督合同的执行；
（5）维系本国货币的价值。
这五种职能以外的事情，统统应该交由市场自行调节，不需要政府介入。
王绍光、胡鞍钢先生指出：该理论存在三大缺陷。[[4]]我们认为，该理论的最大缺陷在于，对政府职能估价过低、对市场作用估价过高。政府职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一个从低到高、从蛮横到理性的发展演变过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影响，有时是直接的、显著的，有时则是间接的、隐晦的，文明社会里能够完全彻底摆脱政府干顾和影响的领域是不存在的。市场本身不是无所不包、不是万能的，这是常识。因此，出现弥补其缺陷的“市场失灵派”。
（三）市场失灵派的观点
市场失灵派认为，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但政府应该对市场失灵的领域进行干预，发挥六大职能：
（1）提供公共物品（如国防、防止污染、道路、桥梁等）；
（2）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3）使经济外部性内在化；
（4）限制垄断；
（5）调节收入和财富的分配；
（6）弥补市场的不完全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
王绍光、胡鞍钢先生指出：市场失灵派的理论有两个缺陷。[[5]]我们认为，该学派理论的最大缺陷，在于只盯住市场，实际上是把市场等同于经济。而经济的历史和现状则是，市场是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仅仅是一个组成部分，并非全部。
（四）结构主义学派的观点
以胡鞍钢、王绍光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派和市场失灵学派提出的11种政府职能，对世界各国具有普遍性，也适用于中国。“但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具有特殊国情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大国来说，还不足以发挥国家的作用，因此还需要具有另外9种特殊职能”。
（1）促进市场发育，建立公平竞争的统一市场；
（2）注重公共投资，促进基础设施建设；
（3）实施正确的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4）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发展；
（5）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大力开发人力资源；
（6）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
（7）防灾、减灾和救灾；
（8）管理国有资产和监督国有资产经营；
（9）实施城乡反贫困计划。[[6]]
该学派观点的最大缺陷是支离破碎，博而寡要。
上述四种学派的观点，都是各国社会经济起飞阶段的产物，都有不可忽略的合理性。然而，它们各有重大缺陷。那么，有没有一种吸收以往理论优点、克服其重大缺陷的新理论呢？任何理论，都来源于历史和现实。能否从中国历史和现实中（并结合外国情况）探索出一种相对科学的新理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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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鞍钢、王绍光编：《政府与市场》序言，中国计划出版社2000年版。
[[2]] 毛寿龙、李梅：《有限政府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95－96页。
[[3]] 高得斯密：《政府、市场及经济发展——对亚当·斯密思想的再思考》。此据《政府与市场》第57－78页。
[[4]]《政府与市场》第3页。
[[5]]《政府与市场》第6页。
[[6]]《政府与市场》第7－19页。
二、中国历史上的政府与经济兴衰
政府与国家是同时出现的。学术界通常把中国的国家出现时间，定在夏朝，约在公元前21世纪。下面我们分三个时期，对中国历史上政府与经济兴衰的关系做些简要考察。
（一）古代（约公元前21世纪——1840年）
中国古代历史，时间长，情况复杂，内容丰富，举世罕见。因此，拟按时间顺序分6个阶段做些考察。
1、夏、商、西周
这一阶段，政府处于初级状态，机构不多，能力不大。经济虽在逐渐发展，但总体上还很落后。据古代记载，夏朝已经制定出法律，用以规范臣民的行动，说明政府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已经开始了。殷商和西周，法律更多。[[1]]夏朝政府出现之前，人们的经济活动主要出自生存的本能，普遍处于自发状态。夏朝建立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不太明显。到商代，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明显增多。盘庚迁殷之前，以游牧经济为主。因生存条件的恶化，盘庚率臣民从旧都迁到殷地。“往哉，生生。今予将试以汝迁，永建乃家”。[[2]]此后，商人以农耕经济、定居生活为主。这次强行迁都，产生重大积极影响。到西周时，政治上封邦建国，制礼作乐，经济上周天子亲自“籍田”，行“亲耕之礼”，推动农业生产。有的诸侯国也很注重促进经济发展，如齐国，“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3]]后来诸侯国势力坐大，独立倾向日增，而周天子的权威日渐衰落。
2、春秋战国
这一阶段，王纲解纽，礼崩乐坏，以周天子为代表的中央政府已无什么影响。各国为了争霸，竞搞变法改革，富国强兵。各国的改革，各具特色，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多多少少地对经济施加干预，有的干预甚为强烈。春秋首霸齐国，在管仲主持领导下，对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展开一系列变革，对经济的改革和干预非常有力而成功。首先采取“相地而衰征”[[4]]和“九惠之教”[[5]]政策，促进农业生产，使国民安居乐业。同时“官山海”、“正盐策”，竭力推动工商业发展。政府通过对进出口贸易的直接操纵，展开商战，使经济实力变成打击敌国的武器。战国时期最著名的改革是秦国商鞅变法。在建立严刑峻法、使国家高度法制化的基础上，以耕战为中心，重点发展农业生产，以农业生产来促进军事扩张。后来修建郑国渠，反映出秦国政府对农业生产具有强大的组织干预能力。秦国能够扫灭六国、实现统一、建立起空前规模的大帝国，显然得利于秦国中央政府这种高度法制化的巨大组织干预能力。春秋战国时期，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夏商周时期，与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为代表的各国政府的法制改革和强烈干预直接相关。[[6]]尽管各国的变法改革和政府干预，多出于政治和军事需要，但客观上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3、秦汉魏晋南北朝
在春秋战国经济不断进步的良好基础上，秦汉社会经济又有新的巨大发展，形成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是当时世界上昌盛发达国家之一（另一个是罗马帝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除南方经济有所发展外，整体经济形势处于衰败、迟缓状态。北方地区倒退多于进步，商品经济甚至从此前的货币交换跌落到以物易物的低谷。
秦汉时期，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干预颇为巨大，促进作用和阻碍作用都很突出，但总的看来是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秦朝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深远的积极影响。但秦朝政府过度的劳役征调，使民众不堪忍受。中央政府对地方民众的反叛情绪毫不知晓，终于导致一夫大呼、全盘瓦解的恶果。西汉前期，中央政府采取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政策，有利于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工商业采取自由放任政策，私营工商业急剧发展兴旺起来。同时，一些诸侯王也因此暴富，试图对抗中央。到汉武帝时，改自由放任政策为盐铁官营专卖，限制私营工商业者的发展。又通过算缗、告缗，剥夺私营工商业主的大量财富。王莽执政时，推行“五均六筦”，政府全面干预、管制工商业经营活动。结果是民怨沸腾，国破人亡。东汉时期，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很少，导致地方豪强大族势力逐渐坐大。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豪强大族演变成为世族门阀地主，他们掌握大量土地和人口，又有政治特权。政府对他们的干预能力很弱，妥协、退让多于限制、干预。战乱不休，政局动荡。政府本身软弱无力，对经济的影响是很小的。当然，象屯田制、占田制、均田制等政策，对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远远不能扭转经济衰敝的大局。
4、隋唐五代时期
这一阶段，社会经济文化都有显著发展，但起伏波动很大。隋文帝统一全国后，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又通过“大索貌阅”和括户等举措，增加政府的“编户齐民”。到隋炀帝时，国家能力空前增强，建成规模空前的著名水利工程——大运河，对南北方经济文化交流贡献巨大。隋炀帝后来穷兵黩武，骄侈奢华，浪费国家能力，使国民难以安居，纷纷反叛，经济发展又陷入混乱、颓废状态。唐初吸取隋亡教训，劝课农桑，不夺农时，推动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到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形成“公私仓廪俱丰实”（杜甫诗）的鼎盛局面。因为军事上内轻外重，天宝十四年（755）爆发“安史之乱”。从此，北方长期战乱，经济遭到很大破坏。唐朝政府的干预能力大为削弱，难有作为，已不能促进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南方经济仍在缓慢发展，但中央政府也无多少贡献。相反，因北方财政收入锐减，政府加大了对南方的财赋剥削，实际上产生一些阻碍作用。755年之后，中央政府曾进行不少政治、军事和经济改革，均以恢复中央政府权威、增加财政收入为核心。像盐政改革、推行“两税法”的税制改革，敛财作用远大于促进生产的作用。由于经济形势持续恶化，终于爆发黄巢大起义。五代十国时期，战争更加惨烈频繁，政局更加混乱不稳，对经济造成进一步的破坏和阻碍。某些政权虽曾兴利除弊，促进经济好转，但作用不大。钱氏吴越政权重视兴修水利，对局部经济发展大有益处。军事问题处置不当，严重阻碍经济发展，是本阶段的突出特点。
5、宋辽夏金元。
在隋唐五代的基础上，宋朝的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都有巨大发展，整体上达到中国古代的最高峰，并且是当时全球最发达国家。但军事上比较弱，在对外关系中经常处于被动挨打地位，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北宋前期，政府虽然采取很多措施促进经济状况好转，但因战争干扰较多，政治保守势力较强，经济恢复和发展速度比较缓慢，一些毁坏的旧水利设施没有及时修复，河南地区大片宜粮荒地没有及时复垦，政府财政也比较拮据。到北宋中叶，尤其是王安石变法期间，政府对经济领域进行大量改革和干预。其中“农田水利法”的实施，得到广泛支持和响应，在全国范围掀起一场古代罕见的兴修水利热潮。经过卓有成效的开源节流，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万里耕桑富，中原气象豪”。[[7]]北宋后期特别是宋徽宗朝，政府也不乏变革与干预措施，但促进生产的功能趋弱，财政增收的功能趋强，经济开始恶化。南宋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的总形势比北宋末期更加恶化，且越来越糟。政府为解决庞大的军费开支，一方面竭力加强苛捐杂税征收，另一方面通过组织水利兴修、鼓励海外贸易等措施推动经济发展。这些举措后来也不奏效，便采用饮鸩止渴式的通货膨胀政策，导致财政经济陷入严重的危机状态。总体来看，宋代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范围和影响，都超过汉唐。宋代的变法改革非常频繁，次数特别多，是个多变时代。从经济史来看，其实是政府干预方法的不断变化和调整。由此也说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往往是科学与错误互见、利与害并存。[[8]]
辽夏金元社会经济水平比宋代落后，政府官员水平也比宋朝落后。政府虽然也有不少促进经济发展的举措，但制度和政策中的落后因素毕竟比较多。辽夏金政府对汉族先进文明吸收较多，对北方开发和民族融合交流贡献较大。元朝政府吸收较少，对经济发展阻碍较多。
6、明清。
通过鼓励垦荒、兴修水利、强制移民等措施，到明中叶，经济恢复到宋代水平。长期凋弊的北方经济，再度焕发生机。之后，经济继续发展，东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最快，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明末期的政府没有顺应并推动这一发展趋势，主要精力放在增加财政收入上，使国内政治经济日趋混乱，导致民众大造反。偏处东北的（女真）满族发展壮大，趁明朝内乱攻入关内。内乱外患，使明后期商品经济大发展的势头遭到严重挫折。明末清初数十年的战乱，使经济形势再度恶化。后经康熙、雍正两朝的恢复，到清中叶乾隆时，经济发展到又一个也是中国传统经济史上最后一个高峰。与宋代相比，清代经济多为量性扩张，殊乏质的进步，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并无重大突破。由于人口急剧膨胀，猛增至3－4亿，劳动生产率反而大大下降。
明清时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划时代的巨变。唐宋时期，外部威胁主要是军事性的，他们虽然能够从军事上屡败唐宋、甚至两度灭宋，但经济文化明显落后，征服者最终被所征服民族的先进文明所征服。17世纪以来，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极为迅猛，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走到世界前列，并向全球各地渗透扩张。面对这一顺者昌逆者亡的浩荡大潮，明清政府几乎毫无觉察，不闻不问，更没有主动采取措施去积极妥善应对，反而采取汉唐宋元都不曾采取的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严重阻碍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本阶段的政府对经济不乏干预，但干预措施多是传统的陈旧方式，殊无新意；干预的重点仍是传统的农业和手；干预的目的主要是增加财政收入而非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对海内外贸易的干预，不是进步而是倒退，是违背世界发展潮流的最大失误。
（二）近现代（1840年－1949年）
这一时期与漫长的古代相比，时间不算长，只有110年，但内容非常多，教训更多更惨痛，出现大量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兹分两个阶段做些考察。
1、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清朝灭亡（1840年－1911年）。
发生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英国一批具有资产阶级背景的惟利是图的毒品贩子挑起的罪恶战争。但是，它的背景并不只是毒品贸易问题，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影响也是非常深刻而广泛的。
资本主义发展最为迅猛的英国，早就垂涎中国这一古老而无比广阔的市场，亟欲扩大对华贸易。其他欧美列强，也日益关注开拓中国市场。乾隆五十七年（1792），英国政府派出以马戛尔尼为首的数百人的访华使团，成员有物家、化学家、数学家、医生、家、画家等，并带来英国先进的科技和工业产品、图书等，希望从此建立友好的经济文化交流关系，迅速扩大对华贸易。但政治专制、思想僵化、科技落后的清朝政府，以天朝大国自居，自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9]]，长期奉行闭目塞听、闭关锁国政策，蛮横地拒绝了英国的要求。当时，中国政局比较稳定，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很有竞争力，在外贸中处于出超地位，很有条件与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友好而平等的经济文化交流关系，主动扩大对外开放，推动社会经济的变革和发展。遗憾的是，颟顸昏聩的清政府错失良机，放弃了主动权。“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10]]清帝国自己不想变，不想开放，但外部势力绝不容忍。因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11]]鸦片战争本身，对英国资产阶级来说是一场保护并扩大对华毒品贸易的可耻战争，但在客观后果上，又把清政府长期奉行、顽固不化的闭关锁国大门强行推开了一些。
然而，在清帝国内部，除极少数睁眼看世界的地方政府开明官员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仍然没有从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和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中惊醒，没有看到空前的危难已经临头，更没有采取积极主动的应对措施。直到太平天国的攻克南京、屡败清军、并挥师北伐、兵锋直指北京，直到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打进北京城、火烧圆明圆，朝野上下才初步感受到危机的沉重，才初步认识到学习西方的必要，才初步被迫采取一些具体的制器练兵的军事改革和振兴商务的经济改革——洋务运动，建设成一批中国最早的近代机器工业。洋务运动的主持者和推动者，主要是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人为代表的部分地方政府官员，而以满族贵族为主导的中央政府并没有给予积极主动的支持与配合，而是公开或暗中加以猜忌、限制甚至破坏。
甲午战争的惨败，偌大的帝国竟败于东邻小国日本，一方面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只学习引进西方军事、经济成果不行，是治标未治本；另一方面，使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再度加深，中华民族的灭亡绝种危险再度逼近。巨大的存亡压力，惨痛的经验教训，使越来越多的朝野人士深感政治改革和文教改革的必要性，于是有了“戊戌变法”。百日维新，三月即败，改革派惨遭屠杀和迫害，说明觉醒、知变、图强的进步势力依然很弱，以慈禧为代表的冥顽不化的保守势力仍很强大，中央政府没有大力推动而是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的近代化。
但是，国内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新兴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国外的帝国主义列强，对清朝中央政府的保守昏庸越来越难容忍。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进攻中国期间，清朝中央政府中的顽固保守派与列强的矛盾激化。联军占领北京后，这批保守派遭到沉重打击，许多人被清除。为缓和来自国内外的巨大压力，以慈禧为首的清朝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推行“新政”，内容涉及行政制度、法律制度、军事制度、经济制度、文教制度等诸多方面，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民族工商业得到较快发展。与此同时，民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革命派，地主阶级改革派，地方实力派，在原有基础上获得更加迅速的发展壮大，要求分权、要求清朝中央政府进行民主改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保守狭隘的满族皇族掌握了中央政权，极尽敷衍拖延之能事，拒绝民主、分权改革，导致人心离散，鱼烂瓦解，终于在武昌起义的枪炮声中被推翻下台。
2．中华民国成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12年—1949年）
袁世凯利用北洋军阀的实力，一方面迫使清帝退位，一方面攫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又“正式”当上大总统。以袁世凯当时的实力和威望，他既可能成为中国的华盛顿，为中国制订出一套资本主义性质的法制，全面推动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进程，也可能复古倒退，做个新皇帝。遗憾的是，他选择了后者，成为千古罪人，众叛亲离，举国声讨，身败名裂。
1916年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长期内战。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趁中国内战、落后之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被迫投入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共双方又展开激烈内战，直至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值得回顾的是，早在1902年至1908年，资产阶级保皇派与革命派之间，曾有一场大论战。保皇派的主要代表康有为和梁启超，坚决反对以暴力革命推翻清帝清朝，主张仿效日本，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搞开明专制。根据之一是，暴力革命会引发内乱、招致列强瓜分。康有为说：中国“公理未明，旧俗俱在。革命以后，必将日寻干戈，偷生不暇”。[[12]]梁启超说：如果进行推翻君权的革命，就会出现“社会险象层见迭出、民无宁岁”的局面。[[13]]不幸的是，康、梁的预见，后来变成了事实。严重的内战——不得已的抗战——空前的内战，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与古代相比，这一时期（1840年—1949年）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不算太慢，是个快速发展期。
1840年之前，中国没有一台机器，没有一家近代工厂，是个典型的封闭保守的传统封建社会。至1911年前夕，中国经济发生巨大变化，建立起上千家中资、外资和中外合资的近代化工矿，产业工人从零增长到五十万人[[14]]，有了一万公里的铁路，有了十几家中外轮船公司，有了数万公里的电报线，有了数十家外资和中资银行，中外商人在八十多个通商口岸进行贸易，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由四千万两增加到三亿两。[[15]]推动本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组织形态，一是外国资产阶级政府，二是清朝国内的地方政府和民间组织团体，三是清朝中央政府。清朝中央政府的推动作用最小，在清末“新政”期间亦即清王朝覆灭前夕，其推动作用倒一度比较突出。
1912年至1949年，中国经济仍有很大发展。
第一，民族工业：
1903－1908年，平均每年注册21家。
1913－1915年，平均每年注册41家。
1916－1919年，平均每年注册124家。
1930年，仅钞厂、丝厂、卷烟厂、面纱厂就有216家。
1936年，登记在册工厂总数有2441家。
1942年，西南、西北大后方共有官营和民营工厂3758家。
1947年，接收日伪工厂总数2665家（另外还有矿场104个、电厂80个、公司406个）。
第二，工人人数：
产业工人，1911年之前约有50万人。
1919年增至200万人（另有交通运输和邮电工人100万人、手工业工人和店员1000万人）。
第三，银行、铁路、电话等行业，也有显著发展。
第四，列强（美、日、英、俄、法、德六国）在华投资总额：
1902年：523.2（百万美元）
1914年：1084.5（百万美元）
1931年：2474.5（百万美元）。即24.745亿美元。
这一阶段（1912－1949），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组织形态仍是前述之三种，但其作用和次序却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位的是地方政府和民间组织团体。第二位的是中央政府。第三位的是外国列强政府。
中央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之所以仍然不够突出，主要表现在：对内没有完成统一，没有妥善解决分裂与内战问题，军费开支奇高，征税苛猛；对外丧权辱国。所以，中央政府没有为经济发展提供最基本的秩序和环境。
外国列强政府的推动作用已空前下落，阻碍作用却急剧上升。英法俄德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华关注空前减少。日本、美国却空前规模地进入中国，但阻碍作用更多更大于推动作用。尤其是日本政府，并不想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而是想挤跨中国企业，变中国为殖民地，直接占领中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武装占领东北三省，使中国损失三千万人口、30％的煤产量、71％的铁产量、93％的石油产量、23％的发电量、37％的森林面积、41％的铁路长度、30％多的对外贸易。1937年全面侵华，中国损失更是成倍增加。美国政府在抗日战争中对中国提供了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积极作用。但战后，美国几乎垄断、控制了中国商品市场和外贸、对华投资，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严重阻碍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又纵容、支持蒋介石政权发动内战，严重破坏了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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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晋藩等著：《中国法制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66页。
[[2]]《尚书·盘庚中》。
[[3]]《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4]]《国语·齐语》、《管子·大臣》。
[[5]]《管子·入国》、《史记》卷六三《管晏列传》（正义）。
[[6]] 参阅《中国改革通史·先秦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7]] 韦骧：《钱塘集》卷七《过金陵上仆射王舒公（己未冬）》。
[[8]] 参阅《中国改革通史·两宋卷》和李晓《宋代工商业经济与政府干预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出版）。
[[9]]《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5页。
[[12]]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13]]《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
[[14]]《中国改革通史》近代卷，第584页。
[[15]]《中国改革通史》近代卷，第486页。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0.1－今）
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经济史上发展速度最快、发展质量最好的时期。具体表现如下：
1、1949－1987年工业产量增加迅速，农业也有较大发展。
在三年恢复期，“按可比价格，1950年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36.4％，1951年比1950年增长38.2%，1952年又比1951年增长29.9％，平均每年递增34.8%。1952年的工业总产值与1936年相比，也增长了22.5%。主要工业产品产量，1952年比1949年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均超过了历史最高年产量。”[[1]]
兹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册的有关研究成果摘录如下，从中可见1952－1986年的大致发展情况。[[2]]
《剑桥史》第556页
1979－1986年工业增长率
《剑桥史》第573页
1979年 8.5
1980年 8.7
1981年 4.1
1982年 7.8
1983年 11.2
1984年 16.3
1985年 21.7
1986年 11.4
《剑桥史》第584页
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不包括副业产值）
1953－1957年 5.2
1958－1965年 0.9
1966－1978年 3.1
1979－1982年 6.4
1983－1986年 5.8
《剑桥史》第549页
1966－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6％。
《剑桥史》第609页
1977－1987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8％，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
2、1952－1986年消费增长也比较快。
1957－1978年，“国民消费水平年增长率为4.5 %。考虑到2％的人口增长率，实际人均消费增长率为2.5％”。（P560－561）。
3、1987－2004年，又是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其中，1991年－1998年，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年均增长率为22.7%，利润增长率为3.9%。同期，非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年均增长率为31.3％，利润增长率为39.8%。同期，居民储蓄余额的年均增长率为28.6%。[[3]]
4、1978年至1997年，全国贫困人口从2.5亿减至0.5亿。[[4]]
5、经过54年的努力，中国已建立起重工业、轻工业、商业、农业、军事工业、科学技术、货币、保险业基本完备的经济体系，成为全球仅次于美、日、德的第四大经济强国，经济地位和影响日益提高，倍受世界注目。
这54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原因固然很多，但中国政府的推动作用最为突出。第一，实现中国大陆的统一和领土主权完整，避免了外敌军事入侵和掠夺。第二，虽有两次内乱（“文革”、89年政治风波），但避免了内战。第三，政府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并不保守僵化，而是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不断进行改革调整。
同时，中国政府在54年中也有很多弊端，也有很多失误，甚至是很大的失误，特别是环境污染，空前严重，遗害无穷，阻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是，推动作用远远大于阻碍作用。这是有目共睹、毫无疑问的事实。
[[1]]《中国经济发展史》第五册，第2598页。
[[2]]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金光耀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 易纲、林明：《理解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4]] 宁可主编：《中国经济发展史》第五册，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3141页。
三、的启示
通过探讨中国数千年曲折复杂的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上政府与的关系，可以得到很多启示。最重要、最核心的启示是：信息合成与调节是政府的天职。当政府很好地履行这一天职时，经济就快一些。当政府失职时，经济发展就慢一些。政府，也只有政府，必须对上下左右内外大小的诸多信息进行搜集、综合、判断，并据此调节国民的活动。军事、、科技等领域是这样，经济领域也是如此。
价值通过价格的上下波动表现出来，在人们违犯时表现得最明显，政府的天职在失职时得到充分体现。
（一）政府失职时的教训反证
秦朝能够打败东方六国，是因为秦政府知已知彼，正确调整军力的数量、分布、主攻点。空前统一的大帝国，东亚超级军事强国，却迅速瓦解，二世即亡，原因何在？隋朝历史，悲剧重演。多数学者将其败因归之徭役繁多，民不堪负，官逼民反。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愿意国民造反，推翻自己。问题在于，秦隋政府并不知道徭役剥削已经过度了，百姓难以承受了，并不知道自己已把百姓逼上绝路。很显然，秦隋政府没有搜集全面而真实的信息，没有综合分析判断，更没有及时做出调整。秦二世时出现赵高“指鹿为马”这样真实而荒唐的事件，说明政府的信息判断工作已经瘫痪。这样的政府，非但不能促进经济发展，反而严重阻碍、破坏经济发展，不亡何待。
西汉末年，王莽利用皇亲国戚的身份代汉自立、建立新莽政权，说明王莽本人决非平庸等闲之辈。他推行的“改制”变革，是中国古代范围最广的一次改革，说明他对西汉末期弊病丛生、危机四伏的国情并非不了解。但是，有些改革措施没有抓住要害（如禁止奴婢买卖远不如东汉刘秀的解放奴婢），有些改革脱离实际，极为荒唐地倒行逆施（如货币改革）。不顾内政危机，傲慢无理地发动大规模对外战争。这些都说明，王莽及其政府对国情虽有了解，但并不全面，并不深刻，并不准确。结果，没能挽救社会危机，推动经济发展，反倒激起内战，严重损坏经济发展。
唐玄宗早年对统治集团内部的信息非常了解，因而能够在激烈复杂的权力争夺中脱颖而出，登上皇帝宝座。执政后也能体察国情，励精图治，兴利除弊，使唐朝臻于鼎盛。但是，晚年却严重失职，沉迷声色，“从此君王不早朝”。唐军已丧失战斗力，他不知道。军力部署内轻外重，他不知道。安禄山军权过重，准备反叛，他不知道。唐玄宗和唐朝政府的失职，导致“安史之乱”。后虽平定，但北方地区陷于长达200多年的混战，对经济发展造成巨大阻碍和破坏。
两宋时期，宋太宗两次大举挥师伐辽惨败，宋徽宗联金灭辽惨败并亡于金军，韩侂胄“开禧北伐”惨败。君臣们事先并非没有搜集信息，综合分析信息，但对内部信息和外部信息的搜集显然很不全面，很不确切，综合判断严重失误。每次战败，都对宋朝经济造成很大破坏。
明清时期，政府的最大失误，在于对外部信息缺乏了解。西欧正在迅速崛起，西欧技术发展突飞猛进，正在超越中国，西欧正在把世界经济带入全球化时代。然而，明清政府对此划时代的信息及其变化，既没有搜集，更谈不上合成和调节。明清政府这一极其巨大的失职，对中华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也是极其巨大的。也许有人会说，明清政府对西欧的信息并非一点不了解，明代时西方传教士就已进入朝廷，徐光启等人还积极学习介绍西方文化；清初康熙皇帝也曾学习西方文化。但是，这些了解，顶多是九牛一毛，更不是系统的政府行为。乾隆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惟一的，是明清政府长期失职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清朝前中期出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过快问题，并且日益严峻起来。从康熙皇帝到朝隆时的洪亮吉等人，都发现了这一问题。清朝政府对此也采取过一些应对措施[[1]]，但像政府这样对人口信息及其变化的高度重视、普查、控制，则是相当缺乏的。中国现代难以解决的人口难题，形成于清代。清政府这一失职，影响也是深远的。
鸦片战争之后，在外国列强的一再打击、刺激下，清政府开始被迫睁眼看世界。但是，与外国列强对华长期的有组织的情报信息的搜集相比，与日本政府对外国情报信息的搜集相比，与林则徐、魏源、康有为等人相比，清朝中央政府对外国情报信息的搜集、综合分析判断是最不重视的。因此，清朝中央政府在对外交往中，总是处于消极被动地位，没有主动权，总是挨打丧权辱国，损失愈益惨重，对中国经济的近代化发展阻碍多于促进。这一阶段，清朝政府对国内信息的搜集、综合分析判断、调节，也很不够，经常滞后，否则，就不会爆发太平天国起义、就不会有“戊戌变法”的短命与失败、就不会有“预备立宪”的骗局和皇族内阁的出现，也就不会有“辛亥革命”的爆发。
从1912年到1949年的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对国内外信息情报的合成与调节空前重视起来。但是，与空前严峻的国内外形势相比，与空前错综复杂的信息情报相比，中央政府的信息搜集工作严重滞后，否则袁世凯就不会有复古称帝这样极度愚蠢而荒唐的决策和行动；对信息的综合分析判断也一错再错，否则就不会在“九·一八”事变后采取不抵抗政策，就不会有1947年至1949年的恶性通货膨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4年多来，中央政府对信息合成的重视、信息调节能力都空前提高，但在不同阶段的情况大有差别。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的1946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就极为重视信息合成与调节工作，利用有限的财力，从国内外搜集来丰富而真实的信息，并做出科学的综合分析与判断，然后在辖区内外对有关信息做出正确调节，从而奇迹般地迅速发展壮大并推翻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的统治。新中国成立至1979年的30年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实际上是因为奇迹般的胜利而有些骄傲自满，虽然信息调节能空前提高，但是，对国内外信息的搜集、特别是对海外信息的搜集比以前削弱，对海内外信息的综合研判也出现几次较大失误，导致“大跃进”、“文革”、第三次闭关锁国这样的错误举措，阻碍了经济的更快发展。
（二）几点比较
1、有无政府，结果不大一样
在夏朝出现之前，中国尚无政府。[[2]]许多少数民族政权出现之前，也没有政府。夏朝之后，在中国一些偏远地区，在一些战乱之时，也都曾有时间长短不一的无政府状态。但是，无政府时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普遍缓慢。有政府时，发展速度普遍较快。这一点，在夏朝之前和之后表现得非常充分，对比鲜明。当然，如果政府严重腐败，严重失职，政府也就有名无实了，也就不能保障、推动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和有识之士批评它，力图改造它，甚至反对它，起来推翻它，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正义事业。众所周知，清明时，社会经济发展就快。其实，政治清明，就等于政府称职。政府是否称职，并不取决于一两个执政者的好坏善恶，取决于大多数政府机构和大多数执政者是否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取决于政府在整体上是否称职。如果政府及其主政者不务正业，不履行最重要最核心的天职，即使再忙碌、再勤奋、再辛苦也是失职，也会阻碍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所以，有了政府之后，科学地鉴别政府是否失职，警惕政府有名无实，尤为必要。
2、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区别
政府产生之后，仍然存在多种非政府组织，如家庭、家族、宗族、社团、行会、学校、工厂、公司等。这些非政府组织，也具有信息搜集、综合研判、调节的职能。二者主要区别在于：第一，前者具有整体性、全民性、一致性、普遍性，后者具有局部性、行业性、差异性、特殊性。第二，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先有后者，才有前者。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若无前者，后者仍然存在。但是，第三，前者是后者发展的最高阶段和必然产物，其职能和作用远远大于后者。政府也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组织形态，却是组织规模最大、职能最多、地位最高的一种组织形态。
因此，政府搜集信息，除了天文、地理等界信息外，主要是必须搜集来自这些非政府组织的信息。诚然，如果政府能够搜集每一个国民的信息，自然最好，但在规模较大、人口较多的国家几乎毫无可能性，缺乏可操作性。更重要的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是具有族群性、阶级性、集团性的。政府在信息合成后的调节，虽然是面向全体国民，但越来越多的是面向各种具体的非政府组织。
3、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区别
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地方信息有假，中央信息必然失真，综合研判必然失误，调节必然失当。地方政府对全国的信息和外部的信息，都不太了解，要靠中央政府提供。地方政府必须把本地内部各行业的信息和外部相关信息进行合成，上报中央。中央政府必须把各地信息和外部信息进行总合成，并反馈给各个地方政府。
中国历来人口众多，以前占人类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现在占五分之一。在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格外敏感，格外重要。从西周到民国，每当地方政府权势过大、中央政府权威削弱，地方政府就会出现分裂割据倾向，并因此导致内战，严重破坏和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中央政府权力高度统一而集中，地方政府权力过小，也有很多问题，甚至出现严重恶果，如秦朝和隋朝的短命而亡。北宋政府鉴于唐末五代严重的分裂割据、军阀混战等问题，再次全面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政府权力，社会经济文化确实发展很快。但是，南宋时有人反思北宋亡国教训时就认为，是由于北宋中央收军权、地方政府权力太小所致。欧洲面积与中国差不多，人口少于中国，但欧洲有几十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普遍优于中国。清末（1840－1911）中国的社会经济近代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的促进作用更突出一些。其实，深究细绎长期的历史便可看到，统一优于分裂，中央集权优于地方分权。因为，地方过度分权，必然导致分裂。分裂必然导致内战，也不利于应付外敌入侵。中国历史如此，欧洲历史也是如此。欧洲由于分裂为几十个国家，曾因此而互相混战了至少数百年，只是近五十年才停止了公开混战。现在，欧洲人也不满列国分立的现状，也在通过“欧盟”等组织形式加强一体化，加强统一、集权的步伐。因此，中国提高中央政府权威、加强集中统一的信念决不能动摇。关键是中央政府能否切实履行自己的天职，决不失职；地方政府能否把本地真实信息上报中央政府，自觉而认真地服从中央政府的调节，而不是搞地方保护主义，阳奉阴违，暗中分裂。
（三）政府有三大天职
政府（此指中央政府）是国家的代表，是一国之中枢机关，是国内最大的组织形态。它有三大天职：1、信息合成与调节。2、维护国家社会秩序。3、代表国家处理国际事务。前述学术界提出的政府具有或应该具有的十几种职能，实际上多数是政府行使职能的具体方法和表现。
第1种职能，即信息合成与调节，是政府最重要、最核心的职能。任何个人、族群、团体、组织，都会搜集、分析、调节信息，但大多数个人和组织的信息是分散而狭小的。只有政府才有能力把这些分散而狭小的信息汇总起来，做出整体性综合研判，并做出相应的调节。调节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条例、命令、宣传、教育等；既有行政手段、军事手段、外交手段，也有经济手段；既有直接干预，也有间接干预。调节的范围，既可以是局部性的，也可以是全局性的。信息来源最广，研判层次最高，调节手段最多，调节范围最大，只有政府有此能力。此其一。其二，政府的第2、第3种职能，受第1种职能支配。一个国家的社会秩序包括行政秩序、法律秩序、经济秩序、文教秩序、军事秩序、科技研究秩序等各个方面，头绪极为繁多。人有善恶好坏，既互相合作、帮助，又互相对立、损害，利害关系极为复杂多变。如何正确而良好地维护国家社会秩序，并非易事。基础条件是信息搜集必须全面而真实，信息合成必须科学而正确。代表国家处理国际事务，特别是对外宣战与交流，也必须以此作为基础。总之，政府的第2、第3项职能，都受第1项职能的严格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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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阅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2]] 但也有学者认为，夏朝之前有一个“有虞氏”朝。
四、结语
经济是历史和现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只是一个组成部分，远不是历史和现实的全部。经济的发展，决不是孤立的事情，它受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研究经济问题，决不能就经济论经济，必须具有综合视野，尤其要高度重视政府问题。
中国史上曾经有过“知行”关系的探讨，有人认为“知难行易”，有人认为“知易行难”，有人主张“知行合一”。从本文的探索来看，知难行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