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现代性与经济史研究

　　关键词：性　史研究　理性　个人主义　资源配置
　　论文摘要：到目前为止，有关现代性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以及比较文学领域。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现代性理论引入经济领域，认为现代性在个体观念及行为模式方面，体现在理性和个人主义上；现代性在资源配置问题上，体现在社会治安、秩序、财产保护和产权界定等方面。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会通过影响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生产要素投入，进而作用于该社会的经济产出，使该社会经济体可能持续处于变化之中，使不同的社会经济体可能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实现不同的增长速度。将现代性理论引入社会经济领域，这为分析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变化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为理解经济现象、进行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分析框架。
　　一、现代性研究概述
　　现代性(modernity)／现代化(modernization)是由modern引申而来，而modern源自拉丁文modernus，这在五世纪的欧洲已经开始流行，意思是与古代互别，用于描述自己所处时代，与此同时将罗马及其他非基督教的早期社会归为古代。在十八世纪后，文艺复兴以后的文化被称为现代文化，现代化和现代性也随之被赋予了特殊的内容。在近几个世纪的西方学界，modem主要是用于与中世纪(Medieval  Age)进行区分。
　　在安东尼·吉登斯看来，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现代社会理论属于现代性的理论范畴，代表了古典现代性理论的基本范式。通过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著作进行反思，吉登斯系统出古典现代性理论的三个明显主线，即资本主义、主义和理性化，在此基础上重建现代性理论范式。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行为制度和模式”，“现代性大略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前提是我们认识到工业主义并非仅仅是在其制度维度上”。“在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详细描述的话，涉及“(1)对世界的一系列态度、关于实现世界向人类干预所造成的转变开放的想法；(2)复杂的经济制度，特别是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3)一系列制度，包括民族国家和民主”。
　　达尼洛·马尔图切利认为现代性是指当代社会和目前时代，“现代性始终是一种充满不安，面对现实的关系方式，是寻求一种对不安的回答”。马泰·卡林内斯库认为，现代性“既是一种心智结构，也是对知识的一种特定态度”，即“知识是通过假设和验证取得的，求知的过程理想地说应该摆脱任何外在权威与体制的专断，同时也应该摆脱个人信仰与偏见的固执”。S．N．艾森斯塔特认为现代性在本质上应当“被视为一种独特文明，具有独特的制度和文化特征，现代性的核心是对世界的一种或多种阐释方式的成形和发展，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想象的成形和发展，空前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是核中之核”。安德鲁·芬伯格认为现代性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一方面，它是指现代技术、各种民主政体和城市化等事物的普遍完成。另一方面，现代性是建立在一种独特的技术系统扩展基础之上，它与传统是相对立的，并且处处用一种合理的技术文化取而代之。齐格蒙·鲍曼认为现代性的本质要素是科学的理性精神、技术中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尼格尔·多德认为现代性作为一般术语来使用，属于规范工程，而规范工程可被定义为一个思想和信念系统，它以某种方式涉及改善社会的作用。沃格林认为西方现代性的本质是“灵知主义”，其核心因素是，把世界体验为一个人迷失在其中的异乡，人们必须找到回到他所从来的那个世界的道路。史华慈认为现代性的核心是一种“浮士德冲力(FaustianSpirit)”。一种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知识的无限欲望，它影响了现代文化的每个方面。
　　对于现代性的理解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从起源来分析现代性，有人认为现代性是科学革命或经济技术的合理化，有人强调社会伦理方面的变化，个人从人类或超的权威中解放出来，有人认为现代性的核心是推进人类的平等，也有人认为是民族主义的兴起占主导地位。还有人这样描述现代性：从历史上说，现代性通常是指西方的历史，更具体地说，是指欧洲的历史，而从某个时候起也指北美的历史。“在那些明确拥抱现代性的人——现代性对他们来说意味着理性、民主、相信开放社会和政治多元化的优点、高度尊重个体价值、竞争的市场体系等”。也有学者在与“现代化”的对照中来理解现代性，“现代性与现代化不同。现代化是指变革的过程，是动态的过程，结果不能预料；而现代性是指由现代化及其成果所唤起的相应的精神状态和思想面貌”。“韦伯把合理化作为现代性的中心，很有说服力”。现代社会的现代性在于其合理化发展，吴承明对此的看法是，“我以为，在更好的理论出现之前，这个看法是可以接受的”。
　　齐美尔和韦伯都将工具理性定义为一种经济计算形式。韦伯认为，工具理性在管理和核算工作中的应用是资本主义市场发育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现代社会中呈现出理性形式的科层组织是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首要条件。对经济、国家和文化问的关系，韦伯作了一个多侧面的分析，认为这些关系发展的动力更多来自核算程序的理性化和市场的扩张。现代资本主义的理性化在于日常生活建立理性原则之上的信念，人们理性地相信这些原则，这些原则反过来通过计算来指导人的行为。
　　在新古典经济学里，存在一种抽象的和工具性的计算方式，它是经济人推理特色的最好表达。韦伯在这一背景下将社会行动称为目的合理性，这可以被界定为计算性行动，目的是通过最有效的方式获得一个特定的目的。另一种理性形式包含具体和应用性的价值判断和政治承诺，这种形式的社会行动是价值合理性的，价值合理性行动可被定义为一种由压倒一切的理想所支配的行动。韦伯依据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表达了对理性的双重理解。形式合理性是对于达到一个预定目标的最高效率或最有效途径的极端；实质合理性要求依据价值合理性或实质目标合理性来对那些经济行动——虽然它在正确计算的意义上属形式合理性——进行测量。
　　哈贝马斯的相关论述进一步加深对理性的理解，他将理性看作是双重性的，理性有两个维度。即工具性和沟通性。这与现代社会中两个并行且各具特点的发展模式相呼应：技术进步和道德进步。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是由理性化的根本逻辑决定。理性化过程呈现出两种主要模式，每一种都有其特有的逻辑。第一种来自工具理性的增长，第二种来自于价值合理性，也称为沟通理性的增长。工具理性增长导致了现代社会中经济和技术进步，沟通理性的增长使整个社会达到更高的道德水平和政治成熟度。
　　二、现代性在经济领域的体现
　　现代性在经济领域从两个方面得以体现，一是个体观念及行为模式，二是与之相关的资源配置问题。
　　“理性在人类事务中发挥作用，自由的个人是理性的载体，这样一种观念是20世纪的社会科学家从启蒙时代哲学家中继承的最重要的思想主题”。现代性在个体观念及行为模式方面主要体现在理性和个人主义上。需要加以注意的是，这里的个人主义不能简化为对自我利益的单一追求。个人主义与个体化不尽相同，个体化使个人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感受，与社会无关，而个人主义是包含着依赖社会进行真正表达的观念。更为详细的表达是，现代性在此体现在理性、个人主义和社会化上。
　　理性通常被理解为一种以成本——收益估算为基础的思维模式，在此，成本和收益涵盖物质、精神、心理承受能力等多个方面，这也包括考虑信息不完全的情况，强调的是一种权衡思想。关于理性，有以下四点值得强调：一，理性并非与信仰不相容。从信仰带来平静、幸福、满足或信心的意义上来讲，这也是一种收益。假如有些时候坚持信仰与实现其他一些目标产生冲突，即坚持信仰存在着机会成本，这同样产生权衡的问题。因此在宽泛的意义上理解，可以认为信仰包含在理性当中——没有边界的信仰应当被称为迷信；二，理性具有有限性。一方面是由所处的时代和所处的社会带来的理性的历史局限性，另一方面是源自个体心智发展水平的理性有限性。承认有限理性，这本身就是一种理性表现，或者说，是理性的反思性。理性的有限性也为信仰提供了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三，理性并不具有唯一的衡量标准。不同当事人的成本和收益的具体内容不同，估算能力、估算方法和风险态度也各有不同。理性强调的是权衡这种思维模式，而非要求具有相同的权衡方法或结果；四，人的理性并不是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给定的或者说是可资获得的，而必须被理解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人的贡献都要受到其他人的检测和纠正。理性包含了对即时性后果的考虑，即人在自己行动前对即时性后果的预期，与经过实际过程后的结果相对照，这种实际后果包括对自己的后果和对他人的影响，已经经过了其他人的检测和纠正。这里强调理性的开放性。
　　个人主义首先是一种社会经济理论，一种旨在理解各种决定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力量的努力。一方面，个人主义者关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发现一套激励制度，以便激励人们根据自己的选择和依从那些决定着日常行为的动机而尽可能地为满足所有其他人的需要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个人主义者不仅意识到个人利益之间存在各种冲突，而且更是强调建构良好制度的必要性，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中，主张利益竞争和妥协好处的规则和原则。其次，个人主义是一套从这种观念中衍生出来的准则，即任何人或群体都无权决定另一个人所应当具有的地位，这也是个人实现自由，包括交易自由的重要条件。个人主义要求对所有的强制性权力或一切排他性权力施以严格限制，但这并不否认强制性权力的必要性。 　　所有的人类动机都来自于个人，这包括使用资源的动机，而现实资源是有限的，由此引发的资源配置问题是性在领域的另一方面的体现，即资源配置方式和资源配置的制度性问题。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资源的配置可以通过市场自由竞争实现，可以通过政府调控实现，也可以通过以降低交易成本为基础的例如等这样的组织来实现。资源配置的制度性问题包括财产安全和产权界定。财产安全不仅意味着财产的存在具有安全性，这需要良好的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也意味着财产的转移具有安全性，这需要相关、法规以及被普遍认可并实施的惯例习俗等的维护。由于一些产权在界定时具有理论上的争议，还有一些产权界定在实践中难以明确实施，因此产权界定可具体分为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对公共品的提供和对委托一代理问题的解决这样三个方面。前面所说用以解决财产安全问题的社会治安、法律秩序等正是现代社会所必需的公共品中之一类。
　　个人理性在经济变化中最本质的作用可以追溯到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述中。新教教徒对于经济利益的史无前例的追求源自一种对宗教教诲的感情或说是心理反应，该反应从根本上出于——追求经济上的繁荣以荣耀上帝，支持自己成为上帝选民的内在信念——这样一种理性的考虑。新古典经济学在经济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理性和个人主义与该理论中的理性经济人假定相当一致，而理性经济人假定正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基础和逻辑起点之一。另外值得强调的是，本文所使用的理性，其含义已得以深化和相应扩展。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包括资源、资本、劳动力、技术、和技能等方面。运用基于该理论构建的模型所进行的一些定量分析表明，这些要素的确为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但是对于为什么不同经济体会投入不同量的生产要素(这里的生产要素不仅包括实物资源，也包括技术、技能等。以下同。)，为什么不同经济体所投入的生产要素对经济产出的贡献程度有所不同，为什么特定的经济体在不同时代经济增长速度存在显著的差异等此类问题，这种分析方法难以提供一种令人满意的解释。
　　一个社会通过武装力量和法律法规对其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的维护，将为该经济体内的生产要素流人、经济连续运行提供一种基本保障和必要的便利。一个经济体内资源配置方式的多样化，不仅意味着某种资源配置方式下的具体配置行为的效率问题，而且意味着不同配置方式的效率问题，比如在对比哪个私人通过市场竞争运用特定资源更高效之外，也可以对比私人与政府哪方更高效，竞争与垄断哪种方式更高效。一个社会对产权的有效界定和合理实施，将激励其经济主体不断追求当前自身利益最大化，并积极寻找潜在利益和实现方式。在正当的个人权益得以确保不受侵犯的前提下，每个个体对于这些追求的实现，将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的帕累托改进。
　　无论是个体观念及行为模式中的理性和个人主义，还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多样化、资源配置制度性问题的解决，都会通过影响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生产要素投入，进而作用于该社会的经济产出，使该社会经济体可能持续处于变化之中，使不同的社会经济体可能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实现不同的增长速度。
　　三、现代性理论与经济史研究
　　主要基于诠释学的启发，这里先谈我对经济史研究的理解。
　　一般来说，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或说已经存在的事物，我们与之存在或长或短的时间距离。在这段时间，可能相继有很多人，可能有来自不同地方、不同领域的人，对其作过思考和研究，伽达默尔所说的“效果”一直扩展和更新；从研究者方面来看，从其所处时代、背景有别，社会偏好有别，到自身生活环境、成长历程有别，到思维方式或说偏好有别，偶然事件影响等等这些，“前理解”自然多种多样。林林总总的“前理解”遭遇不断发展的“效果历史”，加上研究者自身操作能力，客观上接触“效果历史”的范围和程度，因此无论从时点上还是时段上看，“视域交融”都是缤纷多彩的。
　　动态的“效果历史”意味着更综合的，以及更多样的理解，在研究中，可认为是已有的多种视角；从研究者方面，不同的“前理解”也可认为是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视域交融”产生之后，一方面，在后来人看来，即为不同的“效果历史”，另一方面，直接或是间接地扩展着研究者的“前理解”……持续产生的不同视角，这正是我们去理解我们想要理解的事物的方式，也正是我们要理解的事物本身。
　　理论来源于现实，确切的说来源于现实的积累，那么用现有的任何理论去分析已经发生的事情，并无不可。在研究事件之前的相关理论，我们可以称之为显然的指导作用，之后的相关理论，可以认为是受到事件的某些启发。除非我们能证明它们是不相关的，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说这样的应用是不对的。对这点进行推论，即我们不回避所有的“前理解”，正视它们，甚至是主动运用它们，都是合理的。“前理解”正是为了让我们作出理解。
　　哲学诠释学的思想可以应用于所有对已有事物进行研究的社会中去。涉及到历史的研究，意义更为显著。一方面，历史时期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上都为我们提供了更广阔的“前理解”和“效果历史”，另一方面，这种研究理念的价值通过历史有所体现。具体到经济史研究，我想我们不必一定追问当时究竟是什么情况，这种追问也是没有意义的，——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来看，“效果历史”就是历史，反之亦然。当然，这并非给我们一个脱离史料进行空谈的借口，——研究要根植于“效果历史”。在分析时，我们则拥有更广阔的空间，——一方面是我们各自独特的“前理解”，另一方面是越发丰富的理论工具。运用这些，以建立我们的“效果历史”，理解我们的“效果历史”，并从中获取启示。
　　将现代性理论引入经济领域，这为分析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变化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为理解经济现象、进行经济史研究提供一个独特的分析框架。但在实证分析方面存在问题，理性、个人主义、资源配置方式以及社会治安、秩序、产权界定等因素在量化上存在一定难度，这使经济实证分析难以进行。另外，这些因素是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自变量，与实物资源并列分析，还是认为其对经济的影响体现于实物资源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系数上?假如是前者，则需要解决大量的内生性问题；假如是后者，则需要重新构建实证分析模型。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