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营经济目前所处的环境

我国民营的所需要的环境，是指要有正确的理论、一视同仁的政策、良好的社会环境。
　　民营经济是与官营经济相对应，而不是与国有经济相对应，因为国有经济大于官营经济，官营经济是表明政府赋予官员有特权和官衔，既享受高薪收入，又享受政府级别待遇，所以讲国营经济与民营经济相对应是不确切的。
　　目前在理论上对民营经济有种蔑视。现在我国民营经济与官营经济如同一张八卦图，二者在GDP的比重上旗鼓相当，这一八卦图是当前我国国民经济结构的写照。可是现在有人不承认这一现实，只强调“国有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我党执政的重要基础”，而占GDP的65%、占新增就业岗位80%、占税收总额56%的民营经济(见《民(私)营经济内参》2009年8月28日)，已占半壁河山，难道就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就不是我党执政的重要基础？这是不顾事实的一种偏见，意识形态在作怪，在理论上是对民营经济的一种歧视。
　　这一国民经济结构的八卦图，两者是此长彼消的关系，在官营经济一统天下的情况下，就不会有民营经济的存在，只有官退才有民进。因此官营经济的定位，就决定着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决定》，对国有经济有一个明确定位，即：“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垄断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这一定位，将国有经济锁定在“三个行业两类重要骨干企业”。虽然这一定位还不十分，但它表明了国有经济的作用，回答了要国有经济干什么的问题。从这里可看出，这一定位排除了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这一定位排除了国有经济是为了谋取盈利、要保值増值，而是为社会安全和提供公共产品；这一定位排除了国有经济是宏观调控的物质保证。这样国有经济所占据的行业和领域大大缩小，为民营经济发展开拓了空间，这就是国退民进。正因为进行了这样的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位经济大国，其中民营经济的贡献功不可没。可是有些人在旧观念的支配下，将公有经济占主导地位，修改为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认为国有企业数量减少，是改革方位有问题。在这一舆论的威慑下，国资委修改了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将“自然垄断行业”改为“重大基础设施和重要矿产资源”，扩大了国有经济占有的行业和领域。为了做大国有企业，提出“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我党执政的重要基础”；为了与世界上大企业抗衡，増强我国的竞争力，必须做大国有企业；为了强化宏观调控，扩大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目前正在煤矿业、钢铁业对私营企业进行兼并和公私合营，扩大国有企业。所有这些措施都是在提高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挤压民营企业，从而国有资产快速增长。1999年国有资产总量为9万亿人民币，到2005年5月己经突破16万亿元，7年间增长7万亿元，一年增长1万亿元。近几年增长更快，目前已达40多万亿。在这一总体思想支配下，我国改革开放虽然取得巨大成就，但出现了两个副产品，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一个是三位一体的黑恶社会——重庆现象。在这样的理论、政策和社会环境下，民营经济发展是很困难的。
　　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指一些人占居社会优势资源(如、外贸、电力、电信、石油、石化、房地产、烟草等)不许民营企业进入，以央企名义进行垄断经营，他们不是靠经营而是靠垄断获取高额利润。实行高工资、高福利，一些高职人员待遇向国外看齐。全国七个垄断行业共有职工2 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达1.07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见《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 。
　　这些垄断企业可以从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得到大量的投资和贷款。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透露，我国社会总投资2007年13万亿，2008年可能超过17万亿，2009年预计超过20万亿，其中大部分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投资(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10期)。这些天文数字的投资大部分投向国有企业。银行贷款80%用于国有企业，但仍然不能解决国有企业的困难和提高效率。他们从计划经济体制获得特权(如投资贷款)，而企业经营差、效率低，不承担责任，仍拿高薪。他们从市场经济获得利益，企业亏损他们不承担风险，由国家负担。在国有企业做强做大的指导思想下，社会优势资源被他们垄断，国家投资和银行贷款大部分被他们占有，其中不少钱落入私人的腰包。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合法经营的空间非常狭窄。
　　应该明白，在政企分开下的国有，与原来的国有企业不一样，已经不是百分之百的国有，有的已是股份制，甚至还有外国股份。原来国有企业的工资，全国是统一的，差距很小，基本上是平均分配，厂长的工资不能超过工人平均工资的5倍，企业无有自主分配权。企业的利润全部是国家的，企业无有支配权。政企分开后，企业是自治法人，具有分配的自主权，利润不再全部上交国家，可以自主分配，才会出现垄断行业的工资高于全国平均工资的55倍，高职者年薪几百万，甚至数千万，但企业亏损是国家的，不影响他们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做大国企业，实际上是加强既得利益的垄断企业，排挤民营企业。
　　这些垄断企业的领导者也发生变化，在、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位的，有85%～90%是高干子女。广东省12家大地产商都是高干子弟。上海10家大地产商有9家是高干子弟是老板，15家工程建筑承包商，除2家为外企外，13家均为高干子弟。江苏22家大地产商、15家工程承包商，清一色干部子弟操控。这么多的高干亲属控制这些优势企业，难免引起人们质疑，他们都是经营里手吗？的亿万富翁，九成以上是高干子女，其中2 900名高干子女，共拥有资产2万亿，这与操纵垄断行业有直接关系，他们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主要组成者，已经不是原来的国有企业(见《官方研究机构的调查报告》)。
　　可是有些人用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念，以捍卫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名，实际上维护的是权贵阶层的利益，为他们进行辩护，成为他们的保护伞。
　　这一既得利益集团还包括党政机构高度膨胀，用了近1/4的财政总收入，供养这一高消费阶层。我国公务员消费从1978年到2005年，28年间增长了140倍，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从1978年的4%，达到2005年的24%，将近1/4的财政总收入用于公务消费，每一个中国人负担的行政管理费平均从20.5元增加到498元。每100万美元的GDP负担的公务员人数同外国比较，中国为39人，美国为2.31人，日本为1.38人，中国相当美国约17倍，日本的28倍(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10期)。全国地厅级以上党政干部的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口收入的8～25倍，是工农的25～85倍，已是官僚特权阶层。其中不少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强制民营企业家行赌。
　　另一个副产品是黑恶势力，是由贪官、不法商人、黑社会三股势力组成，他们是官、商、匪，由权、财、势的结合，贪官是他们的保护伞，不法商人有钱可使鬼推磨，黑社会是这一黑恶势力的打手，这是新的三座大山，他们势力很大，横行霸道，鱼肉乡里，无法无天，压榨百姓，无人敢惹。如最近重庆严打黑恶势力，对贪官的双规，使不法民营企业家(其中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落马，一些黑社会的头目(有的还戴着红帽子)被法办。这种黑势力在全国大中城市、具有普遍性，重庆的揭发只是冰山的一角，其他城市有无魄力进行揭发打击，全国人们正拭目以待。目前打击黑恶势力对民营很有必要。重庆大渝网目前调查，有1/4网友讲：“做生意时不再担心黑恶势力来骚扰。”但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铲除黑恶势力产生的土壤，这才是治本。彻底解决黑恶势力，对民营经济发展是大有益处。
　　这两个副产品相互作用，也有内在因果联系。它们产生腐败，败坏了社会风气，破坏了党风，损害了市场经济形象，阻碍了改革开放，增加社会矛盾，破坏了社会安定，使人们对党、对政府产生不满情绪，其危害无穷。在这种环境下，民营经济是无法正常发展。然而我国的实践证明，没有民营经济的发展，就没有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振兴；没有民营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富国强；没有民营经济的发展，很难出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阶层结构，构建和谐社会。而目前不少民营企业家把资本从生产领域抽出投向股市、住宅，有的甚至转移到境外。最近内地不少人在香港购买高级住宅，引起香港很大反响，其中不少人是民营企业家。如果民营企业家把资本从生产领域抽走，不使其增值，而采取保值或他用，这是一种不祥的兆头，不能掉以轻心，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这些弊端的出现不是市场体制的结果，而是体制改革滞后的原因，改革使经济放开，而政治改革滞后，必然会产生腐败，如不赶快纠正，有葬送改革开放成果的危险，这决不是危言耸听，是属于防患于未然，居安思危，赶快将政治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邓小平1986年6月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上海陈良宇的问题揭发后，人们拍手称快。但人们叹息道：“中央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中纪委监督太晚，群众监督太难。” 这表明只用党组织来监督很难收到成效，只有发扬民主，进行社会监督，才能做到反腐倡廉；只有摆脱斯大林的理念束缚，才能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改进前进，取消垄断、取消特权，为民营经济提供一个良好环境，这应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