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人性自利观的“因导”消费思想--司马迁消费思想考察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5
论文摘要:消费问题是我国商品研究的重要内容.史学家司马迁不仅在学方面成为了那个时代无人比拟的大家,而且在消费经济思想方面也实现了 ＂成一家之言＂的目标.他的人性自利论学说与斯密学说不谋而合且似乎存在着渊源联系的影子,基于此所形成的＂因导＂消费思想更是形成了其经济思想独特的理论体系,这种与传统贵义贱利论和黜奢崇俭论格格不入的消费思想也为后世提供了极具意义的理论来源.
“历史一不一定是线性的一是人类对那些稍纵即逝事物的意义化回应”(保罗-利科)。司马迁是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正是这位被誉为“史学之父”的汉代良师，不但在历史学中“究天人之际，通占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且他在经济思想方面对社会经济问题进行的论证说明也是经济思想史中容忽视的篇章和系统的经济学说，其中他的消费思想可以说是其思想理沦中的特色之说。
一、司马迁消费思想的产生背景
司马迁1O岁诵古文经书，20岁南游长江、淮水，北渡汶水、泗水，访会稽、游齐鲁，经彭城、梁、楚而归。少时师从孔安国、董仲舒，出仕为郎中，后继父职为太史令。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虽遭李陵之祸，但终忍辱完成其不朽之作《太史公集》。就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而言，主要体现在《平准书》和《货殖列传》这两篇文章中。其中所体现出的关于人性自利学说及由此形成的“因导”消费思想可以说是司马迁经济思想中的精要之处。
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正值西汉政权建立六七十年，汉皇朝已达鼎盛时期，但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他却以自己独特的敏锐目光看到汉武帝时代因军费、封禅而形成的挥霍，看到盐铁专卖、均输平准中的与民争利。正是因为当时蓬勃向上发展的社会商品经济，促使司马迁凭借一种进步的历史观来抒发自己反对与民争利的豪气，来抒发自己对社会经济活动发展的认识，从而形成了自己具有鲜明特色的经济理论。
一、司马迁的基本思想是主义。
他宗法孔孟，掺之以道家学说并企图用黄老之学融合各家。崇信：“春夏[人]死，秋冬旺相，非能为之也；日朝出而暮人，非求之也，天道自然。”这种动态的自然观体现在经济思想中，就是一种经济自由主义。司马迁的自由经济崽想，是基于他的法自然思想，既要尽物之性，还要尽人之性。而基本的人性是以自利为基础的，正所谓“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这种基于自利思想的经济自由主义体现在消费观，也就必然会带有某些与传统的黜奢崇俭思想格格不入的理论特征。
二、司马迁的自利观与斯密的人性学说
司马迁认为人的性情是求财益富，追求功利，“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卜，无所不入”。人的本性就是满足自己的欲望，自占及今无有例外。《史记·货殖列传》对此曾有过精彩的描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沦，终不能化。”自古以来，人们的耳朵和服睛都总是尽量享受最美妙的声音和色彩，嘴里都总是想尝遍牛羊猪狗等各种美味，身体安于舒适快乐，而心里则夸耀自己的权势本领，引以为荣，这种习俗对人民的浸染已经很久了，即使用最美妙的言辞逐户去劝说，最终也是无济于事的。司马迁告诉人们，关于人的自利自荣说决不是一己之见，上古的典籍记载充分地体现出这一事实。人的本质是一样的，但各有专长，人们为满足自己的欲望，各扬所长，以为互补，并制约着经济活动的不良现象，使各行业健康的发展下去而不必人为的指令或号召。“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为证明此观点，司马迁还分别列数了1O种有着不同自利动机的社会现象。总之，人们无不为谋一己之利而奔波，即所谓“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全力而让财矣”。
司马迁的认识集管子、韩非之大成是有一定现实基础的，虽然也有其偏颇之处，但这种肯定谋利是人的本性，势必会要求人的谋利行为应当得到尊重，在经济政策上也就必然要求经济的自由主义，这种要求的提出在传统社会几千年的集权统治思想中是难能可贵的。司马迁的思想是宣扬自利合理和经商致富光荣的经济思想，自汉代以来，国家政权在上对商贾…直是打击或抑制的，在士大夫的心目中始终是不齿的群体。所以司马迁的这种与时政对立的反潮流作法，在当时足具有重大开创意义的。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表明：“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自出之。”这种自利的观点和亚当·斯密的理论有类似之处，斯密在《国富论》中说：“我们并不从屠户、酿酒家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从他们对他们自己利益的关心中，期望我们的饮食。我们不诉诸于他们的利他心，而诉诸于他们的利己心。……每一个人，只要他不触犯司法规章，便可完全自由自主追逐他自己的利益，把他的勤劳和资本，来同他人或其他阶层的勤劳和资本相竞争。”亚当·斯密的社会观是人性论。他研究经济现象的出发点是自然秩序的思想，而这种自然秩序是建立在人的本性的基础之上的。在斯密看来，人的本性是利己主义即个人主义，追求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惟一动力，而交换就是由于“人类本性”所决定的，人类的利己心促使他们相互交换。他说：“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们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的多了。……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
因此，斯密认为，每个人虽然追求的是个人利益，不会顾及到社会的利益，但是他为了个人利益的活动，其结果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利益。在“一切都听其自由”的社会里，人们就是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达到一个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虽然亚当·斯密和司马迁的自利观点受着不同的历史条件的影响，但二者的结论却是极为相似的，只不过司马迁比斯密要早约2000年认识到人性自利的一面。正如歌德所说，“在审美标准上，当欧洲人还在丛林中奔跑时，中国人已有优美的传奇故事了”。
同时，司马迁还认为求利致富的欲望人人都有，并且人人都想通过各种手段得到满足，但他赞许的是那种有着较高道德标准的求利行为。这一点要比斯密似乎更有向上的人生意义。他认为，“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先王恶其，故制礼义以分之。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持而长。”然而，从根本上说，思想的形成总是要受到人们有限理性的限制而不可避免的沾染上那个历史时期某些正统道德的气息，司马迁也不例外，他在揭示人类各种自利行为的同时，也不忘用礼义：道德的约束来规整人民的各类欲求，以不致损害上的统治。但是，总体来说，司马迁的人性自利学说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的确是一股新鲜的气息，这种承认自利、重视消费的思想与传统的贵义贱利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说到司马迁与斯密的渊源问题，目前理论学界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其中杨格认为足司马迁最先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等价隐喻，人们逐利的行为就像水自然流淌一样无需刻意地把握，这种人类的经济活动是“道之所符”、“自然之验”。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中心思想很可能就是来源于中国，其依据是在《国富论》出版前的1O年，斯密曾经到巴黎访问了著名的重农主义学派创始人杜尔阁，而此时正值杜尔阁接待两位来自中国的学者高丽殊与杨德旺。那么斯密很有可能直接从这两位中国学者或者杜尔阁那里了解到司马迁的思想从而受到启发，这一点从二者的理论观点和自然态度的不谋而合似乎可以窥见其中渊源联系的影子。当然，对这一观点持反对意见的学者也不在少数，然而不论其渊源一说是否属实，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距斯密理论的几千年的东方世界里，司马迁已经开始关注人性自然、循势因导的经济活动了。
三、司马迁基于自利论的“因导”消费思想
消费思想是指人们对待可支配财富的观念和态度，是对消费活动过程的消费对象、消费方式和消费趋势的认识评价和价值判断。而黜奢祟俭思想在中国的古代一直作为正统的消费理论存在，这一点西方也不例外，西方人直到十七八世纪还在强调黜奢崇俭，把奢侈看作“难以制服的野兽”和“最大的灾祸”。但是，司马迁在对人性自利行为的精彩论述过后，基于这种自利论的思想，他又提出了一种与封建正统黜奢崇俭思想格格不入的消费观即“因导”消费思想。由此，秦汉社会一直以来的“尚俭”思想逐渐产生了向“崇奢”思想演变的趋势。
所谓“因导”消费思想得名于他对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指导方针：“故善者凶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也就是说最好的调控经济的方法就是顺应其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次是因势利导，再次是劝说、约束管理，最下策才是与民争利。基于这种理论基础，建立于此之上的消费思想也同样带有浓厚的“因导”色彩。 《史记·礼书》中曾经生动精彩地写到：“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人体安驾乘，为之金舆错衡以繁其饰；目好五色，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乐钟磬，为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口甘五味，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美；情好珍善，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司马迁认为消费者一般都是具有奢侈攀比风气心理的，但这种放纵消费在集权王朝是不适于平民百姓的，而具有此种消费心理且具备此种消费能力的人是上层阶级和富有的商贾阶层。而等级消费制只确保了王权统治阶级较高的消费标准，却限制了商贾阶层的消费要求，这是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司马迁列举当时各地名品特产认为此皆人民所喜好，他认为农虞工商是消费资料的总源泉，EffJ越发达，消费品供给越充裕，社会经济也就会越繁荣。在这里他虽然模糊了必需品和奢侈品的界限，但是这种将消费的基础由农业生产扩大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思想，完全摆脱传统重农唯农主义的偏见，向传统黜奢崇俭思想发起了挑战。但由于司马迁的这种“因导”消费思想并没有意识到在当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工商业的优先过度发展也许会有害于作为当时经济基础的小农经济的稳步发展。所以，他的这种超现实思想并未得到统治阶层的重视和支持。然而，司马迁的“因导”消费思想毕竟是传统消费经济发展中的一种逆思潮，他的思想为后世商品经济要求商人资本独屯发展的消费意识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司马迁的“因导”消费思想明确地表达了当时商人阶层的消费意识，这个阶层具备足够的消费能力，却受到爵禄等级消费制的约束和封建特权阶级的不齿。而只有在消费政策上实施“因导”消费思想，统治阶级和商贾阶层的适时消费才会有政治依据。他认为这种消费思想于已于国都是有利的，尤其是依靠制作、出售奢侈品为业的富商臣贾可以使自己的经济活动师出有名，并以此尽可能多的分割封地主的地租和赋税收入，对于国家而言“因导”消费思想会由于鼓励消费活跃经济使得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普遍提高，仁义道德才会因此而广泛渗入人们的心中。做到“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
司马迁消费思想的属性决定了它的反传统特点。他认为正是在财货的种类较少而人的物质欲望受到限制的时代，才会形成“小国寡民论”和否定商业的论调。但是，一旦消费生活的水准提高和习惯于富裕生活之后，要想人为的限制和压抑人的欲望就非常困难了。所以不如通过使农业、林业、手等行业的产品符合消费者的欲望并满足他们，最终使国家和人民走向富裕之路。
司马迁肯定消费生活中的人的本能欲求，并以满足这种欲望作为经济生活的目标。这种消费观存舌定传统贵义贱利论和黜奢崇俭论的同时，也肯定了人的欲求重视消费活动对社会经济的重大影响作用，指出了致富途径的“富无经业”，表达了要求提高商业社会地位和要求经济自由运行的超时代的思想，为后世留下了从欲求以及消费角度“得以观择”的理论参照。
四、结语
人类的求利动机是一种天性，这种“天性很可能以这种方式来欺骗我们。正是这种蒙骗不断地唤起和保持人类劳动的动机。正是这种蒙骗最初促使人类耕种土地，建筑房屋，创立城市和国家，在所有的和领域中有所发现、有所前进。这些科学和艺术，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使之更加丰富多彩；完全改变了世界面貌，使界的原始森林变成适于耕种的平原，把沉睡荒凉的海洋变成新的粮库，变成通达大陆上各个国家的行车大道。”经济是一种文明，更是一种文化、一种思想，它不仅仅是只包有物质的内容，同时它还包含着浓厚的精神层面的意义。司马迁的人性自利论学说以及基于此产生的“因导”消费观思想作为我国经济思想长河中的一份珍贵遗产，正是这样的一种思想和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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