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心的经济学思考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5
论文摘要:当今世界各国的纸币发行无一例地均是依靠“国家信用”作为后盾进行保障支持的，而国家信用的背后支撑因素就是市场（居民）信心。如同“效用”这一“个人感受”成为微观学研究出发点一样，国际金融危机的暴发使人们认识到，“信心”这一个人的“主观心理感受”，在现代金融制度安排之下，日益成为影响各国金融稳定乃至整个经济运行的最基本因素之一，成为政策制订与实施时必需认真考虑的因素。就金融市场而言，市场信心包含未来预期与币值稳定两个层次，在国际金融危机蔓延之际，如何在树立起市场各微观主体对政府“救市”信心的同时，又能在长期保持投资者对货币币值相对稳定的信心，将是摆在各国政府面前的、考验各国智慧的一道难题。
金融危机暴发之后，政府以及世界各国政府都在各种场合宣示对自身经济抵御风险以及“自我救助”的信心，中国总理温家宝曾形象将“信心”称作“比黄金更重要”的经济稳定与经济复苏的决定性支撑因素。信心，这一人们的“主观心理感受”，在经济动荡时期被如此看重与关注，其越来越成为人们观察宏观经济可能走向的一个重要窗口。
将“信心”与“黄金”进行类比，这当然首先是一句激励士气的话，而认真思考起来，这个比喻本身恰好切中了现代经济、尤其是现代金融体制与运行的本质。就货币发行而言，在当今世界，各国货币主流是纸币，其发行无一例外地完全脱离了贵金属依托（如金、银等），仅是以“国家信用”作为“最终担保”且永续不再进行贵金属兑现。而“国家信用”代表与体现的，是百姓（居民）的“信心集合”，人们笼统地称之为“市场信心”；换言之，在纸币发行与天然的黄金脱钩之后，“国家信用”在本质上就成了与黄金、白银等贵金属等价的最终承载物。
简而言之，可以这样认为，在现实金融、经济体系中，“信心”就是“购买力”，就是“有效需求”，是经济的支撑与依归，这应该不是夸张与虚言。因为在虚拟的资本市场中，“预期”是市场波动以及资产配置的决定因素，预期的背后体现的就是投资者信心的消长；在实体经济中，“价格”是市场均衡与资源配置的决定因素，价格涨跌的决定因素，从主观上来说，也是信心的消长。
由此观察，我们发现，与“效用”这一基本心理定率作为微观经济学研究出发点一样，信心问题正在成为一个观察宏观经济走向的重要心理指标。而推究起来，实际上，作为现代宏观经济学鼻祖的约翰·凯恩斯发现的三大心理定率——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与流动性偏好，都是建立在市场微观主体（居民、家庭与）的“心理倾向”分析基础之上的，作为主观感受的心与一贯秉承客观统计计量传统的宏观经济学这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从一开始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如同偏好与效用理论创立并被引入经济学之后，心理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嫁接一样。
对货币与信心问题进行直接论述的是另一个重要经济学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作为一开始就与凯恩斯有着诸多争论的货币学派的创始人，弗里德曼一贯倡导必需对货币发行严加管束，反对因各种原因滥发货币的政策主张，与凯恩斯的注重财政政策剌激有效需求，不太重视货币政策的理论主张背道而驰。在《货币的祸害》这本书中，弗氏回顾了货币由贝壳、羊、石币，金、银单一或复本位制，可兑现纸币以及不可兑现纸币的历程及其趋势，指出是单维地、但常常是曲折地向前演进，虽然我们不能说这一演进历程总是意味着进步，但是货币的获取、运输与储存的更多便捷，是交易扩张与生活便利的需要，纸币最终与黄金脱钩变成“不兑现货币”，属于货币演进的一种历史必然。不可兑现纸币所仰赖的唯一因素，也就是国家信用，这更是1973布雷顿森林体系因无法解决特里芬难题而终结之后，国际贸易与世界货币历史上所出现的现实——可能很无耐，但却是现实。国家信用的背后折射的，是个体与社会对国家的信心取向，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认定，如果没有对国家的信心——的、经济的、政策的、未来发展的稳定预期，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经济的稳定以及投资与消费信心。
当然，从上述角度对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进行理解只是“初级阶段”的，弗氏揭示的货币运动的历程、走向及其本质，其所贯穿的思想如果归结为一点，就是反对不尊重运行而盲目滥用货币发行的行为。——唯因纸币的不需兑现，鉴于温和通胀对经济周期初期增长所起到的剌激作用，出于的与现实利益的各种考虑，政府常常会因货币不兑现的“管束”，而滥发纸币，继而引发通胀，扭曲价格信号，扭曲资源配置效率，给经济与社会的长期增长与健康造成损害。因此弗氏担心的是国家对信任的滥用问题，终其一生都在对这一现象猛烈挞伐，并以此为武器，坚决反对凯恩斯以货币扩张方式扩张总需求的短期政策行为。
通货膨胀从来是、而且永远都是一个货币问题，这是弗氏一贯强调的基本结论。这就推演出信心理论蕴含的另一个深层次含义：货币的币值稳定问题。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资产价格每隔数年总会经历一次剧烈的波动，似乎是弗氏担心的多次应验。结合本次危机及其各国应对策略的现实来看，从货币主义观点出发，人们有足够的理由担忧，也许不太久远，由各国猛烈的货币投放所引发的又一次资产价格的涨升结局，将可能再一次显现。
由此，引发出来一个重要而必需认真思索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将两种信心结合起来的问题：在短期，树立起市场各微观主体对政府“救市”的信心与期待，同时从长期来看，又保持投资者对货币币值相对稳定的信心（这一问题，我以为可以称为“凯恩斯与弗里德曼悖论”）。在世界各国都在以猛烈增发货币方式抒缓困局、扩大投资、剌激经济的背景之下，这一问题如何能够有效地得以解决或平衡，需要各国在全球协作中的“智慧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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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韵声译．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1
[2]安佳译．米尔顿·弗里德曼：《货币的祸害——货币史片断》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5
[3]张凤林校，杨玉生，张凤林等译．小罗伯特·B埃克伦德 ，罗伯特·F赫伯特：《经济理论和方法史》．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6
[4]王小明等译．威廉姆·M，斯卡斯：《高级宏观经济学导论一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综合》．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