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
关键词：中小城市；特色；城市化道路
论文摘要：一个国家的化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向化、城市化转变的过程，我国在向现代化转变过程中，既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的道路，也不能重蹈“拉美陷阱”的覆辙，把主要精力放到大城市的上，而是要正确分析本国国情，立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面对国內存在的重大问题，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优先发展中小城市，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从世界各国发展的进程看，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实质上就是由传统的农业国演变为现代工业化国家的过程。就是变农业人口、人口为主体为非农业人口为主体、城镇人口为主体的过程。一个国家城镇化的程度体现着该国家的发达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鉴于各国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笔者认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实现向工业化、城镇化转变，应坚持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基础上，需优先发展中小城市，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一、优先发展中小城市，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
1 从历史角度看，我国农业长期占主导地位，自给自足的经济占据绝对优势，农村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主阵地，城市只是作为和文化中心而存在，其经济功能的主导地位没有显现出来。直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城市人口比重仍不到20％，广大农村仍处于相对落后状态，80％农民仍处于靠手工劳动挣饭吃的较为原始的农业状态，同时，这时的城市大多为生产型城市，城市功能不够健全，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起不到很好的引领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制定了“两个大局”的发展战略，通过改革开放，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沿海地区迅速崛起，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地方工业、乡镇、民营企业异军突起，城乡界限被逐步打破。在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地区一批中小城市迅速崛起，这种转变不仅大大提高了该地区的工业化、城镇化水平，而且有力地促进了该地区中心城市迅速发展和农村现代化水平的提升。
2 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水平和程度的高低背后必然与资金、资源、人口素质等因素息息相关。高度的现代化，发达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必须有雄厚的资金实力、丰富的资源投入和高素质的人才作为支撑。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看，优先发展大城市，这些条件都不具备，无论是从资金实力、资源消耗和人才素质方面，都不能满足全面发展大城市的需求，也就像大学虽然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地方，但必须由上过中学的人进来才能适应，小学生上大学不仅不能培养出高素质人才，反而会砸大学的牌子。我们只有走优先发展中小城市的道路，通过中小城市的发展，筹集资金、培养人才、积累经验，打下牢固而坚实的客观物质基础，才能使这种发展具有可持续性，否则的话，就会重蹈“拉美陷阱”的覆辙。
3 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起点低，基础差，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面对这一现实我们只有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充分利用各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和区域性特色经济，形成诸多区域性中心城市和中小城镇，不断提升它们的综合实力，并引导它们逐步融入全国性的市场体系，确立不同的市场分工定位，逐步形成以广大农村为基础、以中小城市为支撑、以大城市为引领的大中小城市发展相互协调、以城乡发展相互支持的现代化进程新格局。
二、优先发展中小城市是全面落实发展观的客观要求，也是由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所决定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工业化程度已进人中期阶段，城镇化水平已超过40％，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从整体上进人小康阶段，但是，这一阶段的发展是在“两个大局”第一步思想指导下采取不平衡发展战略。以外延扩大再生产的粗放型发展为主要方式的前提下实现的。在当时条件下采取这种战略和发展方式是必要的，有一定的合理性。
可如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样，在我们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带来负面影响，当前我国基尼系数已超过世界公认的0.4的临界值，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就是典型表现。通过大力发展中小城市，一是可以分流相当一部分进城人口。减轻大城市的人口和就业压力，降低城市人均居住成本(因为大城市的人均居住成本要远远高于中小城市)，优化城市居住环境。二是可以缩小大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巨大落差，在二者之间形成一个缓冲带，起到承上启下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奠定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形成城乡统筹规划、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三是在我国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大力发展中小城市。更有着特殊意义。
三、大力发展中小城市，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
1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是农业增产，是发展农业经济，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实现农业经济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投入，三靠人才。首先从政策方面，就目前情况看，党中央统揽全局，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制定了一整套惠农政策，提出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业反哺农业”的大政方针和“多争、少取”的总的指导原则，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扫除了政策性障碍，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政治氛围，其次，在“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工业反哺农业”整体框架内，中小城市无论从社会关系、产业结构、文化传统、心理倾向等各方面都比大城市对农村有更大的亲和力，在带动和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方面具有更大的比较优势。中小城市人员之间关系往来更加密切，产业结构之间更容易协调，各地资源优势更容易发挥与共享，更容易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链条，文化传统更容易融合，心理素质更容易适应，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的模式更容易构建，更容易形成较为牢固的利益共同体。这种利益共同体的形成，有力地促进了城市资金、人才、科技等生产要素向农村转移，从而对农村经济和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从目前全国近两亿农民工的流向来看，有大约60％流向中小城市和乡镇，只有不足40％的流向大城市。其中能在此找到稳定的工作并能置业落户者更是少之又少，大多数只能寄居于城市，从事一些高强度、高风险、重体力、无保障的临时性工作，并长期像候鸟一样游离于城乡之间，形成特有的春节期间一年一度的民工潮和春运奇观。这里面固然有政策和体制方面的因素，但是高昂的进入成本和文化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及大城市对人才素质的较高要求，使他们不能在城市安家落户。然而，由于受城市文明的熏陶和诱惑，一些人的进城冲动并没有泯灭，退而求其次，把目标定格在与自己各方面条件比较适应的靠近家乡中小城市。部分人开始在县城置产兴业、安家落户：有的把父母子女安排在这里上学、守院，自己仍外出务工经商；有的干脆扎根创业。笔者在豫东几个农民工输出大县调查，目前已有10％左右的农民工在县城置有房地产，而且这个数量还在不断增加，约有15％ 20％的外出务工人员把子女安排到县城上学。5％～8％的人开始回乡创业。对照以上两种进城方式我们不难看出，前一种转移是暂时性的，可逆的，转移出来的大多是农村青壮年，是农村劳动力的主体，他们在从城市取得一定工资性收入的同时，却把老人孩子等巨大包袱甩给了农村，形成许多空巢家庭和留守儿童，引发了老人赡养和儿童教育这一巨大的社会问题。家中的责任田大多采取自我粗放耕种而不作转包，传统的家庭饲养等副业也被搁置。这些问题的存在。对农业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一定的消极作用。同时，这部分人在城市无固定居所，流动性强。也给城市管理增加了一定难度。后一种转移，是稳定的长期的，一般是不可逆的，转移大多是举家迁入城市，其子女上学多以此为跳板向更大城市转移，至少也会以不同方式在迁入地就业。责任田大多采取转租承包的方式，由他人集中耕种，有利于土地规模经营。且老人的赡养和子女教育问题也都能得到较好的解决，给农村带来的包袱较少，由于在城市有固定居所，更有利于城市管理。这一现象，如果当地政府制定正确的优惠政策加以正确引导和扶持，必将对地方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从而开辟新的能产生实实在在效果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有效途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就我国目前情况而言。在向化、城市化过渡的进程中，需优先发展中小城市，努力壮大经济实力，才能最终形成以农村为基础，以中小城市为支撑，以大城市为引领的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格局，从而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为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