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外来人口与近代汉口经济发展与变迁
摘要：在近代社会巨变的大背景下，外来人口向汉口的迁移和流动，对汉口的产生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存在负面影响。本文试图探讨外来人口与近代汉口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并力图对其作出深层次、多角度，具有新意的分析和解读，以期对当代城市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关键词：外来人口；近代汉口；经济发展与变迁
人口迁移作为人们的一种理性行为，主要受到迁出地与迁入地经济、文化和社会诸方面发展水平与差距的影响，同时也会对迁出地和迁入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近代以来，外来人口向汉口的大规模的迁移和流动，加速了汉口的城市化进程，对汉口的经济发展、文化交融和社会整合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将外来人口与近代汉口经济发展与变迁的互动研究作为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由此深入了解近代汉口外来人口的迁徙动因、构成特点和经济行为等，全面分析外来人口对近代汉口经济发展与变迁的积极作用和负面影响，并力图对两者的互动关系作出具有新意的解读。
一、汉口社会的移民性特征
近代以来，由于城市的发展，商贸的繁盛，就业的增加，汉口的城市人口不断增长。其中有本地区人口的增长，但却不是主流，主流来自于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美国学者罗威廉早在他1989年的著作《汉口：一个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796－1895》（Ｗｉｌｌｉａｍ Ｔ．Ｒｏｗｅ，Ｈａｎｋｏｗ：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ｙ，1796－1895，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1989）中，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其中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他从汉口人口构成的研究中证明了汉口社会的移民性特征。《海关十年报告》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汉口的人口不是纯粹的本地人，由于该港的诱惑，他们来自远近各地，居民成分复杂。”大批的外来人口进入汉口，使上的汉口就已经成为了一个移民城市。
1． 汉水改道带来了移民开垦潮
汉口，顾名思义为汉水入江之口。但明初的汉口还不过是个人迹罕至、杂草丛生的荒芜小河滩。直到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由龟山北麓入江，才给汉口的兴盛带来了机会。一方面，由于地质构造运动导致了汉水下游水文形势的变迁，形成了汉水下游冲击层，肥沃的土地即招致大批移民前往开垦；另一方面，移民人口的增加和垦荒速度的加快，加速了汉水下游具有商业和航运价值的主航道的形成，由此形成了水运繁忙、商民往来的状况。沿汉水进入汉口的外来人口大多为周边的农民和手者，他们大多是到汉口当劳工或做生意。
2． 九省通衢的地理环境便于人口流动
倚水而兴、依商而盛的汉口，能成为近代历史著名的市镇，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它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在武汉三镇中，汉口作为集镇，形成最晚，但是发展最快。汉口因为便利的水陆，而享有“九省通衢”的美誉。从陆路来看，驿路通达，可抵皖西、豫南等地；商路繁多，可达赣北、湖南等地。从水路来看，占据长江、汉水之便，清初便已成为一个“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的繁忙港口，从这里出发，沿长江、汉水及其众多支流可达上海、江苏、陕西、河南、江西、湖南等地。同时，汉口更得湖北省内成百上千的河流、湖泊之利，成为水运交通的枢纽。近代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铁路、轮船也相继开通，汉口成为南来北往的货中转站和名副其实的商品集散地。汉水两岸，“载货码头则有二十余处，所有船舶俱泊于港内，舟由舻相衔，殆无隙地，仅籴水中一线，以为船舶往来之所也”。① 据《交通志》的粗略估计，停泊在汉水两岸的船舶大约有两万多只。② 能拥有如此规模的便利交通和商港，必然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向汉口的迅速流动。
3． 商品集散地的城市功能吸纳了外来客商和苦力
明朝末年，汉口就已十分繁华，与江西景德镇、河南朱仙镇、广东佛山镇并称为天下“四大名镇”。自清雍、乾以来，汉口更是“往来要道，居民填溢，商贾辐辏，为楚中第一繁盛处”。③ 并以独特的商贸地位著称于世：“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焉转输，虽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④ 清代汉口商品市场的规模已十分可观，是粮食、盐、茶叶、木材、桐油、布匹、棉花等商品的重要集散地。市镇商贸功能的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人口流向汉口，其中以客商和苦力居多。客商主要从事商品贸易，他们在经商中逐渐形成了带有浓厚地域特色的商帮。汉口港埠作为货运、客运中心，其物资集散和中转业务的繁荣和发展不仅吸引着外来客商，同时也十分需要从事搬运工、船夫、码头夫和挑夫等苦力工作的下层劳动者。他们大多是来自周边的失去土地的破产农民，为了讨生活，他们背井离乡，来到汉口。城市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同时也需要他们的参与和贡献。
4． 汉口成为外来商业人口剧增的商业移民社会
自明代以来，汉口居民就形成了“不事田业，惟贸易是视”的习惯，商业的繁盛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谋生机遇，因此在汉口城市化和近代化的过程中，其人口构成中出现了大量外来人口。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商业利润所带来的诱惑和城市繁荣所产生的吸引力，因此地方志书大都这样描述当时的汉口，“四方商贾，辐辏于斯”、“汉口一镇，五方杂处，俱据以贸易为业”等。汉口依靠江、汉水利之便而发展和兴盛，逐渐成为享誉全国的商业重镇，也为外来客商提供了更多的商机。他们不仅在汉口经商多年，有的甚至愿意一直客居汉口，其中以徽商和赣商居多。“徽之富民尽家于仪、扬、苏、松、淮安、芜湖、杭、湖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亦复挈其家属而去”，⑤ “南昌之民客于武、汉而长子孙者十室居九”。⑥ 来自四面八方的商民云集汉口，形成了“九分商贾一分民”、“本乡人少异乡多”的地域特色，使汉口成为一个商业人口渐多、外来人口剧增的典型的商业移民社会。大量外来人口的迁入，使汉口的人口总数在嘉庆年间突破了十万大关。
5． 近代汉口外来人口剧增的原因分析
近代汉口外来人口的剧增是多方面综合因素合力互动的结果。主要因素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天灾人祸。主要是指自然和人为因素。近代湖北多灾害，加上盘剥严重，导致大批农民破产后为谋生计不得不进入城市。二是汉口开埠。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了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转变。鸦片战争对汉口社会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汉口开埠，这一事件加速了外来人口进入汉口的步伐，也成为近代汉口社会变迁的一个关键点。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的设立，使各国列强纷纷到汉口设银行、洋行、办工厂、开航运，有需要、也有能力吸纳大批外来人口成为廉价劳动力。三是商路变化。在水陆方面，汉口作为沿江“船码头”，具有优越的交通位置，长江航运发展很快，上至宜昌，下到上海，南至长沙，北到汉水沿河的仙桃等镇，汉口成为四通八达的转口港；在陆路方面，汉口成为鄂、湘、赣、皖等省的商品中转站，许多商品从这里运往全国各地，甚至转输内蒙、新疆，销往俄国。由此导致外来人口，尤其是流动人口的大量涌入。四是农村劳动力过剩。“土狭人满”、“田不足耕”的人地矛盾在近代农村十分突出，过剩的农村劳动力进入汉口，寻找就业机会。五是社会运动。19 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改革运动风起云涌，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传播了民主自由思想，促进了生活方式与社会风尚的演变，比如重商思想、向往城市生活、妇女走上社会等等。社会开放程度的提高，也不断推进了人口的迁移与流动。
二、近代汉口外来人口的基本状况分析
人口的迁移和流动，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对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影响和作用，而要深入了解这种影响和作用，首先必须对外来人口的基本状况作出较为详尽的分析。
1． 外来人口的界定
概念的界定是研究的前提。大多数研究都将外来人口归于移民的概念之中，本文没有使用移民的概念，而是使用外来人口的概念，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外来人口的概念更宽泛。它是相对于本地人口而言的，而传统意义上的移民是指迁移到外地或外国永久定居的人，严格说来还有法定上的身份和在迁移地居住的时间等方面的限定。而本文中的外来人口没有这样的限定，因为它所包含的应当是两种情况：永久移民和流动人口，前者是相对长久的，后者则是暂时性的。二是明确外来人口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意义。将外来人口作为一个社会性的概念而非上的身份标志，使用外来人口这个概念，是希望更多地关注这个群体的人和他们的身份、行为、活动等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变迁的影响和作用。总之，这里的外来人口是个社会性概念，因此其身份的认定并不在于他们在一个地区居住的时间有多长，而是在于他们对该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影响有多大，以及他们接受、认同所在城市经济生活方式的转变过程和融合程度。
2． 外来人口的籍贯构成分析
对外来人口籍贯构成的分析，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外来人口对形成汉口经济发展的多元性和开放性特征的影响。从籍贯构成上，本文将所涉及到的外来人口粗略地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自汉口开埠后大量迁入的外国移民。自1861年汉口开埠以后，英国最先与汉口通商并建立租界。随后美国、法国和德国等国也相继到汉口通商。之后的20余年时间里，来汉口通商的国家进一步增多，共有20多个国家。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外国侨民涌入汉口，使得当时的汉口出现了“商贾辐辏，白皙人种联翩并集”⑦ 的状况。从外国侨民的国籍构成来看，1905年，在汉的外国人中日本人最多，达到528人，占在汉外国人总数（2142人）的40．6％。二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商贾。他们为寻求发展机遇和追逐商业利润而聚集汉口，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形成商帮，造就了汉口自古有之的内涵丰富的商业文化。三是来自于汉口周边农村的农民、小商贩和手工业者等，尤以临近的黄陂、孝感、汉川、新洲、黄冈等地人口居多，形成了至今仍影响深远的包容、豁达与平实的大众文化，或称码头文化。
3． 外来人口的职业构成分析
职业是人们所从事的社会工作，是社会分工程度的具体体现。因此，不可忽视对外来人口职业构成的分析，因为它将直接影响和作用于近代汉口经济的发展与变迁。
外国侨民大多为社会上层，只有很少一部分是普通民众，这从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上可以了解。一是各国领事馆官员。1861年4月，英国单方面公布《长江各口通商暂行章程》，宣布“汉口、九江辟为商埠，设置领事。”此后，英国领事金执尔、美国领事威廉士等到汉就职。二是江汉关官员。1862年1月1日，为适应开埠和通商需要的江汉关正式建立。从此直到1913年之前，江汉关的税务司、副税务司、帮办、高级职员、外勤等，全都是英、美、法国人。到20世纪20年代，江汉关及其所属的各分支关卡的职工人数已达一千多人，其中外籍人占三分之一以上，他们享有高于中国职员很多的地位和待遇。三是洋行、商行、工厂的所有者。西方列强在汉口建立了许多洋行、银行和，到辛亥革命前，汉口已有外国银行10多家、工厂40多家、洋行130多家。四是受雇于中国官方或其他外国人的外国侨民。他们或从事管理工作，或从事需要一定技艺的职业，如医药、钟表、船舶制造等。
20世纪初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水野幸吉在《汉口》一书中谈到：“如汉口等之大商业地，其有力之商人，大概为广东、宁波人，而湖北产之土人，却不过营小规模之商业，工业颇幼稚。煅冶、染业、木工、石匠、织物业、家具制造业等，犹不免于用手工。”⑧ 由于汉口作为商业市镇的经济地位的决定性作用，外来人口大多从事商业及与商业相关的职业。一是从事贸易的商贾，他们有资金，有商号店铺，并在商业竞争中组成商帮、行会或会馆等。二是从事手工业生产和经营的工匠和商贩，他们有少量资金，有一定技术，在汉口一带逐渐形成手工业者集中的专业性街道，手工作坊林立。三是提供商业服务的劳动力，包括店员、学徒、杂工等，也包括挑夫、码头夫、苦力等下层劳工。
三、外来人口与近代汉口经济的繁盛
明中叶后，汉口从汉阳分化而出，成为著名商业重镇。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汉口单独建制为夏口厅，属汉阳府。此后，汉口迅速发展成为重要的区域性中心城市。汉口商镇的崛起，带来了人口的剧增。从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到清嘉庆十八年（1813）不到三百年间，汉口镇人口由6975增加到129183人，增加了17倍。⑨ 随着人口的增长，社会分工的扩大，社会分化的加剧，经济结构的变迁，尤其是商贸的迅速发展，使得汉口商贾云集，经济繁荣，由此形成了近代汉口以商贸为主，农、工、商并举的多元经济结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外来人口的因素不能不说是一种重要的催化剂。
1． 外侨与租界对汉口近代化进程的影响
19世纪60年代，西方列强深入内地，逐步控制武汉。1861年3月，汉口正式开埠。4月，英国首任驻汉领事金扎尔到汉口就任，设置领事馆。此后不久，俄国、美国等西方列强相继来汉通商。清末时，汉口先后建立了英、法、俄、德、日五国租界；英、美、德、意等12个国家在汉建立了领事馆；英国、法国、美国、丹麦、意大利、比利时、秘鲁、刚果等17个国家来汉通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进一步侵入长江流域，对汉口的经营成为其重要的战略目标之一。外国工厂、洋行和银行等遍布汉口，如怡和洋行、美最时洋行、横滨正金银行、东方汇理银行、和记蛋厂、英商汉口电灯公司等。随着西方列强在汉口进行军事、、经济侵略的同时，外侨也随之进入汉口。据统计，1905年，在汉的外国人，共有2142人。⑩他们中间除了从事政治、军事、宗教等活动人员之外，绝大部分是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人员。“汉口地方，侨居之外国人，多营商业”。{11} 据《最近汉口工商业一斑》记载，1910年，在汉的外商人数共723人，占当年在汉外籍总人数的25．77％，其中英商最多，有309人，其次是日商、德商等。外国移民的进入及其商贸活动，加剧了汉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同时也促进了汉口近代化、城市化的进程，为汉口成为开放性的近代都市创造了有利的经济条件。
租界是鸦片战争后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饱受外国列强欺侮的产物和标志。但它所展示的西方发达的近代科技和先进的城市管理，又对当时中国的城市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示范性作用。租界所体现出的两面性对所在城市的影响是不应忽视的。“这些城市（指通商口岸）由于有外国租界而成为西方和日本影响的焦点，从而为国内的各项改革提供一种模式和挑战，尤其是在卫生、公共工程和警察等方面。可是与此同时，这些城市主权的不完整也带来了城市综合规划的困难和难以调动整个城市的资源。主权的分裂也使得诸如卖淫、赌博和吸毒等应受到限制或禁止的活动可以从一个管辖区逃避到另一个管辖区。”{12}作为通商口岸的汉口，也大抵符合这样的情况，同时也有自身的特点。汉口租界区上至江汉关、下至麻阳街，在沿江长3600米、面积2．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持续了80多年。汉口设立租界的国别之多居全国第二，其面积居全国第三，与上海、天津并称三大租界。汉口租界设立后，西方列强大兴土木，建造领事馆、开洋行、办工厂、兴航运，在汉口以及华中地区谋取超额的商业利润。在租界区内实行独立的市政、税收、警务等综合管理，脱离、排斥中国政府的行政管辖，号称“国中之国”。但事物又往往具有两面性，租界也为汉口提供了一扇通往近代化、通向世界的窗口，这里经历了封建经济的逐步解体和商品经济的活跃，带来了先进的西方经济和城市管理经验等，并产生了一系列成果：汉口的进出口贸易额在42年中仅次于上海，当时被称为“东方芝加哥”；这里展示了与近代商业、工业发展相适应的城市建筑与市政设施，成为旧中国城市建设的榜样；这里发生了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交融，西风东渐，中西文化融会贯通，以致“亚欧杂处，外交烦重，尺地寸天，阛阓日密，中西肆厂，角胜争奇”。{13}
2． 外来商人对近代汉口经济发展的贡献
清康熙年间的诗人潘耒行至汉口，写下了这样的诗篇：“汉口通江水势斜，兵尘过后转繁华。朱甍十里山光掩，画益鸟千樯水道遮，北货南珍藏作窟，吴商蜀客到如家。笑余物外无营者，也泊空滩宿浪花”{14}外来商人在汉口展开了激烈的商业竞争，逐渐形成了地域特色鲜明的商帮，如湖南帮、宁波帮、四川帮、广东帮、徽州帮、河南帮、云贵帮等，外地在汉商人起初是以浙江和安徽商人的实力最为雄厚，而宁波商人和广东商人后来居上。至今汉口还有许多仍保留当时地域特点的地名，如新安街、宝庆街、安徽巷、江苏巷、广东巷等。各地商人在汉人数的剧增，从他们在汉口组建的大量以地域为纽带而形成的会馆、公所就可略见一斑。据粗略估计，各地在汉商人在这一时期共成立会馆、公所38个，其中本地有2个，地域不明的有8个，其他的28个都是外地在汉商人组建的。
随着外来商人的大量进入，汉口形成了一个数量庞大的商人阶层和许多拥有雄厚经济实力并以地域为纽带的商业集团，其财产数量和经营规模都很可观。如“项尔斐，安徽太平人，年十三来汉贸易，以匹头营业致富。年四十屏去俗务，而致力于善举，糜金计十余万”。“丹徒包云舫，以业客汉……手致数万金，亦时得时失”。“姚小山，原籍皖江……父与兄相继业淮……每岁额运逾楚省之半”。{15} 浙江乌程人范锴在汉经营盐业，久居汉口达30余年，对汉口的山水风物、民俗掌故了如指掌。外来商人的经济活动促进了汉口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促进了汉口商业资本和资本的逐渐形成，但同时也是以下层劳动人民的血汗为代价的。同时，外来商人对汉口社会的稳定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有的商人将钱财用于宗族中的赈济与，以维系宗族关系；有的商人积极参与赈灾活动的捐助，以平息饥民暴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阶级矛盾。
3． 小商贩和手工业者对汉口城市生活的影响
鸦片战争之前，汉口的商业贸易就已获得极大发展，商业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手工业的发展，如《汉口竹枝词》第7首中说：“街名一半店名呼”，原注中说：“纬子、衣服、袜子、剪子、芦席、草纸、打扣巷等街巷，皆以店名”。有以经营纺织业有关的棉花街、打扣巷等，有以经营建筑业为主的砖瓦巷、芦席街等，有以经营五金业有关的打铜街、剪子街等。《汉口竹枝词》中所说：“手艺作坊为下八行头，齐行敬神在三义殿”，“八行头”是指银钱、典当、铜铅、油脂、绸缎、布匹、杂货、药材、纸张等八大行业，手工业种类如此繁多，经营手工业的店铺林立，以致当时汉口市场上流通量大的商品更有18大类，230多种。汉口镇内由袁公堤发展而来的长堤街就是手工业作坊最为集中的地段，据《汉口竹枝词》第50首：“湖堤中段最繁荣，列市金工与木工。锯屑霜飞撕板料，椎声雷震打烟筒。”作者在原注中还说：“堤之上下，民居店面不齐。惟由体仁巷至福建庵一带悉是木货、铜烟袋等店，椎斧之声日夜不息”。汉口的手工业大多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以商店和手工作坊相结合的前店后作坊的经营模式，以满足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需求为经营目的。为了维护自身权益，手工业同业组织也出现了，如从事铜器生产的手工业作坊同业组织江南、京南公所；从事木材加工业的手工业作坊同业组织鲁班阁等。仅铁器业就成立了13个同业行会组织。
4． 外来劳工对汉口工商业发展的作用
汉口劳动力资源丰富且廉价，是吸引西方列强和外来商人纷纷到汉口兴建工厂的主要原因之一。最早进入汉口的首推俄国商人，“约在1850年俄商开始在汉口购茶”{16}1863年，俄商进入湖北市场，建立砖茶厂。到19世纪90年代，俄商在汉建立的四大砖茶厂拥有资金100万元，雇佣工人数千人。1908年，外商在汉设立蛋品制造厂6家，雇佣职工300多人。1908年，在汉口正式投产的英美烟草公司，是当时最大的外资，雇佣工人6000余人。此外，外商还建立了制革厂、面粉厂、打包厂等，容纳了大量外来劳工。随着洋务运动的兴办和汉口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劳工队伍也进一步扩大。辛亥革命前，汉口民族资本投资兴办的工厂和企业发展到了120多家。如1897年由浙江商人宋炜臣创办的汉口燮昌火柴厂，常雇工人1400多人。在这些工人中，包含了许多外来人口，他们以自己的劳动促进了汉口工商业的发展。
由于汉口所处的两江交汇的地理位置，因此其贸易以商业和运输业为主导。港口业务的繁盛，使得码头搬运装卸十分重要，因此对搬运工人的需求量也极大。“在武汉三镇，被使役于诸工场之工，其数当不下三万。特如汉口百货辐辏之地，运搬夫更为多数。到处各工场及仓库之前，居然成列，无非从事货物之运搬，仅汉口一地，其数可统称十万。”{17}以码头工人为代表的搬运行业容纳了大量外地劳工，因为当时这个职业既没有机械操作，又不需要专业技能，没有接受过任何的身体健壮者均可承担。因此，汉口周边的大量破产农民涌入汉口劳动力市场，不得不接受极低的劳动报酬，过着贫困的生活。他们“落寓偏僻小饭店及沿江、沿河蓬厂”，“力趁糊口”，没有资金、没有文化，靠出卖劳动力求生存。他们被清政府讽刺为“不耕、不织、不商、不贾之民”，其实这是苦力们最无奈的选择。这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不仅工作条件恶劣，劳动强度极大，如码头工们“杂货扛抬到晚休，我班气力大如牛，横冲直撞途人避，第一难行大码头”。还须忍受码头组织的严格限制和约束，而且工钱十分低廉，甚至难以养活妻儿老小。但他们的劳动对汉口经济的发展是极有价值的，不仅通过货物转运实现了汉口作为货物中转站和商品集散地的功能，同时以其极低的劳动报酬提高了商业利润，间接地促进了商业资本的形成。
四、外来人口对近代汉口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和负面影响
城市为流动的人群提供了共同生活的场所，城市也需要越来越多的人不断来来往往，进入或退出，并因此而不断变化和发展。汉口，作为近代的一个重要的商贸都市，对于外来的人们，它或者给予梦想成真的机会，或带给走投无路的结局……人与城市经济发展的交融和互动，我们就有了一个理解近代汉口经济社会变迁的基本角度。
明末清初，汉口由“寥落荒洲”发展成为“九省通衢”的中国四大名镇之一。近代以来，汉口迅速崛起，“汉口贸易额一亿三千万两，夙超天津、广州。今直位于中国要港之第二，将进而摩上海之垒，使外人艳羡东洋芝加哥不置也。”水野幸吉在《汉口》一书中这样描述武汉。近代的汉口一度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工商业中心，号称“东方芝加哥”和“东方曼彻斯特”。汉口优越的商业地位自1861年开埠后更显突出，商业贸易潮流的汇集，丰厚利润的吸引，使得大批商人纷至沓来。他们积极的商业活动，使之成为近代汉口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他们既从中获取了丰润的利益，也在客观上推动了汉口经济的快速发展，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负面影响。正如罗威廉所说：“19世纪下半叶，当我们拥有大量的新闻资料可供分析时，我们可以发现众多证据都说明了移民在汉口社会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伴随着城市化进程而引发的社会混乱。”{18
1． 中外贸易的扩展刺激了汉口经济的发展，同时也造成了近代汉口经济中存在着畸形和扭曲的部分
鸦片战争失败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促进了西方列强对华贸易的极大发展，但他们并未满足于既得的利益，而是“要求开放更多的口岸，并把长江领域开放至汉口的呼声是一致而又响亮的。”{19}结果，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签定了《天津条约》，确定开放汉口以下的长江各口岸。1861年3月，汉口被迫对外开放，划定了英租界，建立了英国领事馆。其后，德、俄、法、日等国租界和十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领事馆相继在汉口建立。列强蜂拥而至，他们希望以汉口为基地，进一步入侵广大的内陆地区。也是受经济利益的驱使，想要从中国市场上获取更加丰厚的利润。其实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利益。随着洋人、洋货的涌入，洋行、洋厂的开办，汉口被裹挟着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从一个封闭性的内陆市镇转化成为一个开放型的近代都市，并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色彩。
外国人不断涌入汉口，促进了中外贸易的迅速发展。茶叶、生丝、棉花、桐油、牛羊皮、猪鬃、蛋品、五倍子等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大量输出，洋纱、洋布、洋油、洋糖、洋钉、洋皂、火柴、鸦片等洋货不断输入，并以汉口为中心，向周边地区倾销。为了商业贸易的需要，西方列强在汉口建立了洋行和商号。据统计，1905年，汉口的洋行和商号最多时达250家，其中日商最多。{20}洋行和商号凭借着自身的资金和优势，一方面廉价采购原材料、半成品，廉价使用劳动力；另一方面，大量倾销洋货，逐步占领中国市场，获取高额利润。西方列强在汉口进行的经济渗透在客观上刺激了汉口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封建经济体制的解体。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和物质文明的输入，对汉口的市场开拓和经济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但其巨额的资本输入和商品输入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获取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最终获取高额的商业利润，外国商贸企业对汉口经济的攫取无疑多于给予。因此，孕育于封建体制之中的近代汉口经济，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的钳制与压抑，其资本主义的特征虽有显现，但没有也不可能发展成熟。
2． 商贸活动的繁荣促进了汉口经济的商业化和市场化，但尚未形成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
汉口的商业十分悠久，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近代以来，更以商业兴盛而闻名全国。因而从事商贸的人员也占总人口的比例较大。据宣统元年清廷民政部的统计资料显示，当年汉口从事商业贸易的人数在5万人以上。{21} 到民国初期，尽管人口锐减，但人口结构仍没有变化，从商人数极大地超过其他人口。据《汉口小志》记载，民国二年，汉口在册总人口是198050人，其中商界人数为30990人，政军学界人数为3750，两者比例接近10∶1。{22} 汉口聚集众多商人，但一个显著的特点便是本地商人较少，外来商人占绝大多数。罗威廉指出：“19世纪晚期汉口两个最重要的人口统计数据的变化可能与这一进程（指移民进入汉口）有着直接关系。第一是来自汉口之亚区与大区腹地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整个19世纪，在汉口社会与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直是本地区之外的商人。但是，广为人知的商业精英的转换——新来的宁波和广东商人取代了原来的山西和徽州商人——不应当遮蔽另一个更为普遍的认识：实际上，长江中游地区各社会阶层的人口数量都在不断增加。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因为湖北的农产品（茶、棉花、稻谷、豆类）一直持续地向本地区外输出，而且这种输出在19世纪后期得以加速发展，并持续到20世纪。尽管汉口的首要功能是作为重要的运输中心，它参与地区经济的程度十分低，但汉口与其直接经济腹地的分离，越到后来越明显地减弱了。第二个相关的变化是城市贫民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在增长。尽管来自汉口直接腹地的人包括一些社会经济地位相对提升的人，但他们的绝大部分仍然是工匠、劳动者、小贩、船夫和长期失业者。”{23} 罗威廉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首先，外来商人是近代汉口经济社会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的一个群体，其中财力雄厚的巨商富贾大多是宁波人和广东人，他们对近代汉口经济的崛起到了直接的、重要的作用；其次，来自于汉口周边地区的外来人口主要为下层贫民，和一些手工业者、小商贩等。
外来商贾在汉口经商致富，形成了雄厚的商业资本，还出现了资本的雏形。一些在汉口经商的山西、江西客商，在汉口设立银号、票号等，如《竹枝词》第32首原注说：“钱店百有余家，惟江西人最得法。”外来商人的经营活动，极大地促进了汉口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发展，推动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他们所获得的商业利润相当一部分都停留在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范围之内，限制了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妨碍了汉口资本主义的萌芽。当时汉口的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占民族资本总量的90％以上，产业资本力量薄弱，其发展举步维艰。同时，富商们所具有的传统的“衣锦还乡”、“叶落归根”思想根深蒂固，使他们没有将所获得的财富再投入汉口的经济建设，而是携带赚取的大量钱财离开汉口回到家乡，颐养天年。如汉口巨商巴莲舫、包山山、范锴等人在晚年都回到了他们所眷念的故乡，他们的离开也必将带走大量资金，这种情况所造成的资本流向十分不利于汉口产业资本的形成。
3． 外来劳工为汉口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但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农村的凋敝
行龙在《人口流动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研究述评》中指出，尽管不同学科对“城市化”给予不同的理解和界定，但“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
汉口城市功能突出地表现为其商业贸易的发达和繁荣，早在清初便被视为“天下货物聚买第一大码头”，作为这样一个水陆转运的大码头，自然需要大批的码头夫和搬运工人。罗威廉通过对晚清汉口居民职业结构的研究，得知运输人员占总人数的30％，他认为：“如果将大量的船夫、马车夫和长距离的赶牲口者等过境人口在内的话，汉口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劳动者在一定时间里受雇于运输业。”“毫无疑问，汉口船夫的数量是巨大的。1877年，一份典型的报告估计大约有10000只船同时云集汉口港；1891年，海关报告估计每年有165000名水手在到达汉口的平底帆船（即从事长途运输的船只）上工作……除了大型的平底帆船，汉口还有数量更多的、短小型的轻舟和划子，它们的主人兼操作者一家（划户），大都住在船上，主要从事地方运输。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中，上述各种类型的船夫都逐渐成为内河轮船上的船夫”。“数量更多的是成千上万的本地搬运工，包括相对特殊的群体例如车夫（推车）、轿夫、水夫、码头夫和少量特别的挑夫、扛夫、脚班。和水手一样，这些人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流动者，也是职业上的流动者；他们都试图从汉口直接腹地的某一部分挣出更多的钱来。所有的运输工人每天都在为生存而挣扎；地方报道中充满了这样的评论：‘尽管他们工作极其辛苦，但仍然朝不保夕’（原注：1912年调查发现，城里有将近8000个长途陆路运输工人和同等数量的地方运输工人和同等数量的地方运输工）”{24}。
外来劳工为汉口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降低了企业成本，提供了大量的消费对象，对汉口经济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又是双重的：一方面促进了流入地的经济发展，一方面又具有导致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大片土地荒芜、农业危机加重以及助长城市社会动荡的负面影响。
注释：
① 日本参谋部：《东亚各港口岸志》第5章，转引自皮明庥、欧阳植梁主编《武汉史稿》，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70页。
② 《汉口小志·志》。
③ 《大清一统志》卷261。
④ 刘献庭：《广阳杂记》卷4。
⑤ 康熙《徽州府志》卷2《风俗志》。
⑥ ［明］徐鼎：《楚游诗序》。
⑦{15} 皮明庥、欧阳植梁主编《武汉史稿》，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337、295页。
⑧⑩{11}{17} ［日］水野幸吉：《汉口》，光绪三十四年（1907）刊行，第9、11、12、12页。
⑨ 《续辑汉口保甲》卷8《户口保甲》。
{12} ［美］李·麦萨克、史翰波、罗芙芸：《上海之外：从圣迭戈看中国城市》，转引自《城市史研究》第13－14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08页。
{13} 民国《夏口县志》张履春序。
{14} 潘耒：《遂初堂诗集·汉口》。
{16} 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内部资料）第1辑，1984刊印，第24页。
{18}{23}{24} 汪熙：《中国化问题——一个多方位的历史探索》，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9} ［英］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0页。
{20} 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 《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第4辑，2003年刊印，第299页。
{21} 民政部：《湖北省警务公所第一次统计书》，宣统元年（1908）刊印。
{22} 《汉口小志·户口志》。
